詩詞是一種抒寫心靈的文學藝術，中國傳統(tǒng)詩歌以近體詩和格律詞為代表，詩更適合“言志”，詞更適合“抒情”，詩人、詞人多借其抒寫心靈。在創(chuàng)作詩詞的時候，詩人、詞人需要憑借成熟的藝術技巧，嚴格地按照韻律要求，用凝練的語言、綿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意象來高度集中地表現(xiàn)社會生活和人類精神世界。

第一章　中國古代詩歌概述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的歷史源遠流長。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早誕生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在中國文學中發(fā)展得最充分的文學體裁。中國古代詩歌，一般稱作舊詩，是指用文言文和傳統(tǒng)格律創(chuàng)作的詩。廣義的中國古代詩歌，包括中國古代的各種韻文如賦、詞、曲等；狹義的中國古代詩歌則僅包括古體詩和近體詩。

第一節(jié)　詩歌的起源

詩歌是最古老的文學語言。藝術起源于勞動，詩歌同樣也起源于勞動。文字產(chǎn)生之前，最原始的詩歌就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逐漸發(fā)展起來。人們在勞動中，為了協(xié)調(diào)動作、消除疲勞，便創(chuàng)作了詩歌，如魯迅先生所說：“其中一個叫‘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chuàng)作?！?/p>

從集體勞動的節(jié)奏中直接孕育降生的初民文學，就是中國最原始的詩歌?！痘茨献印芬粫?，關于詩歌起源有這樣的描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边@表明：我們祖先勞動時呼喝的有節(jié)奏的號子，在其中加入一些詞語或者有趣的話，就變成了最原始的詩歌。由此可見，詩歌是為了適應勞動節(jié)奏而產(chǎn)生的，而且與原始先民的勞動、生活、情感等密切相關?！睹姶笮颉氛f：“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痹姼枋侨藗冇脕肀磉_內(nèi)心的愿望與情感的。在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詩歌是一種輔以動作的口頭表達方式。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寫道：“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币鉃?，詩歌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產(chǎn)生而出現(xiàn)的。由于最初時我們的祖先沒有文字，原始歌謠都是口頭傳唱，所以今天所見的勞動歌謠，都是后人輯錄的。這些勞動歌謠大多保存在《禮記》、《周易》、《山海經(jīng)》、《吳越春秋》、《藝文類聚》、《風雅逸篇》、《風雅廣逸》以及《詩記·古逸》等典籍里，雖因時代久遠，其真?zhèn)我央y分辨，但仍可看出原始勞動歌謠的整體風貌。這些古老的勞動歌謠，是詩歌起源于勞動的有力證據(jù)。

詩歌在發(fā)展過程中，與宗教和娛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早期的詩歌常伴隨著歌舞，《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痹忌鐣r期，有一個部落名叫“葛天氏”，這個部落每次進行祭祀活動時，都會找三個人出來，拿著牛尾巴，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唱出八段歌詞。現(xiàn)在這八段歌詞已經(jīng)失傳，但大致的內(nèi)容是有關圖騰崇拜、神話傳說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秴窃酱呵铩芬灿涊d了一段遠古時代的歌詞：“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這段詩歌的大概意思是：把竹子砍斷，做成彈弓，再把泥丸當成子彈，射向要擒獲的獵物。

我們祖先在勞動中的這些即興創(chuàng)作，實際上就是最原始的詩歌，而它們又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在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的最初階段，或者說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詩、舞、樂三者總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種傳統(tǒng)一直貫穿于整個詩歌發(fā)展史中。后來，隨著語言文字的發(fā)展，詩歌雖然從歌舞中獨立出來，但是，詩歌的創(chuàng)作以及格律的要求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著音樂的影響。

第二節(jié)　詩歌的發(fā)展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詩歌，經(jīng)歷了多次嬗變，幾千年來一直在不斷地豐富和發(fā)展。從原始社會先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到詩歌的極盛時期——唐代，詩歌的體裁和形式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演變。這期間，詩歌從簡單到繁雜，從一體到多體，從較為自由到講求格律。至唐代，詩歌各體皆備，無調(diào)不有，風格眾多，中國詩歌呈現(xiàn)出萬紫千紅、百花齊放的壯觀景象。

一、先秦詩歌

1.第一首有文字可考的詩歌——《擊壤歌》

我國最早有文字可考的詩歌，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據(jù)《帝王世紀》記載：“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中“八九十老人”所歌的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擊壤歌》是一首淳樸的民謠，描繪了上古堯舜時代的太平盛世。彼時，人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太陽出來就開始干活，太陽落山就回家休息，開鑿井泉就有水喝，耕種田地就有飯吃……這首詩帶有農(nóng)耕文化的顯著特點，是上古先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實寫照。

2.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

春秋時期出現(xiàn)了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对娊?jīng)》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共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笙詩有目無辭，既有篇名又有文辭的有三百零五首，故稱“詩三百”。

《詩經(jīng)》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十五“國風”，雅分“大雅”、“小雅”，頌分“周頌”、“魯頌”、“商頌”?！秶L》中收錄了大量的民歌，被歷代《詩經(jīng)》研究者視為《詩經(jīng)》的精華，也是我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源頭?！对娊?jīng)》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兼用雜言，隔句用韻，但并不拘泥，富于變化；在表現(xiàn)手法上，主要采用“賦”、“比”、“興”三種手法。賦就是陳述鋪敘，“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是《詩經(jīng)》中最基本的表現(xiàn)手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興的本意是“起”，即“先言他物，再言所詠之詞”，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以引起所詠之詞。風、雅、頌與賦、比、興合稱“六義”。

《詩經(jīng)》全面展示了西周、東周、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中國歷代詩人和思想家都極為重視《詩經(jīng)》并給予其高度評價。梁啟超曾說過：“現(xiàn)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jīng)》其首也?！?/p>

3.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楚辭》

“楚辭”，即楚國人的歌詞，是戰(zhàn)國后期產(chǎn)生于楚國的一種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則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漢代以前，并沒有“楚辭”這一名稱。漢成帝時，著名學者劉向整理古文獻，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代人仿效這種體裁所寫的作品匯編成集，稱為《楚辭》。從此，楚辭作品才有了專集，“楚辭”這個名稱也固定下來，流傳至今。

《詩經(jīng)》以后，詩壇沉寂了約三百年；《楚辭》的出現(xiàn)把中國詩歌推向了第二個高峰。與《詩經(jīng)》質(zhì)樸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有所不同，“楚辭”是屬于浪漫主義的，感情奔放，想象奇特，文采華美，風格絢爛，具有濃郁的楚地特色和巫文化色彩；與《詩經(jīng)》古樸的四言體也不同，楚辭的句式較為靈活，句末常帶一個“兮”字，句中詞語多為楚國方言，且在節(jié)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更適于表現(xiàn)豐富復雜的思想感情。如果說《詩經(jīng)》代表了當時的中原文化，那么楚辭則是當時南方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產(chǎn)物。楚國詩人屈原無疑是楚辭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他的抒情詩《離騷》是現(xiàn)存楚辭中的代表作，因此后人稱楚辭為“騷體”。

二、秦漢詩歌

由于秦代嚴酷的專制統(tǒng)治，秦代的文學教育幾乎停頓，在文學上也就乏善可陳。秦代流傳下來的詩歌很少，不過幾首民謠而已。

到西漢，樂府詩歌出現(xiàn)，詩歌有了新的發(fā)展。樂府詩歌是指由朝廷樂府系統(tǒng)或相當于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搜集、保存而流傳下來的漢代詩歌。樂府本是秦代以來設立的管理音樂的機構，西漢武帝時期樂府大規(guī)模擴建，并從民間搜集大量詩歌，后人將這些詩歌統(tǒng)稱為“漢樂府”。后來，“樂府”變?yōu)橐环N詩歌體裁，被稱為“曲”、“辭”、“歌”、“行”等?？梢哉f，漢樂府民歌是繼《詩經(jīng)》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匯集，也標志著我國古代詩歌繼《詩經(jīng)》、“楚辭”之后的新發(fā)展。

漢樂府民歌無論長篇還是短制，都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最大的藝術特點是它的敘事性、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和高度的思想性。漢樂府民歌繼承并發(fā)揚了《詩經(jīng)》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而這種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又直接影響了唐代的“新樂府運動”。

到了漢末，由佚名詩人所作的《古詩十九首》出現(xiàn)，標志著五言詩體基本走向成熟?！豆旁娛攀住分幸徊糠衷姼璐砹宋逖栽姷淖罡咚囆g成就，也標志著漢代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豆旁娛攀住吩姼鑳?nèi)容較為復雜，深刻再現(xiàn)了文人在社會思想大轉(zhuǎn)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豆旁娛攀住氛Z言樸素自然，渾然天成，藝術成就較高，在我國文學發(fā)展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三、魏晉南北朝詩歌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chuàng)新期，也是五言詩發(fā)展的全盛期。繼漢樂府民歌之后，魏晉南北朝詩歌無論在思想內(nèi)容或藝術形式上都有了全面的發(fā)展，而且出現(xiàn)了多個不同風格的詩歌流派和詩體，其中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影響最大；永明體詩歌最為知名。

三國時期的詩歌以建安詩歌為代表。建安詩歌是魏晉南北朝詩歌發(fā)展史上最為光輝奪目的一章。建安詩歌吸收了樂府詩的營養(yǎng)，同時也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和風格，氣格豪邁，慷慨悲涼，被稱為“建安風骨”。而建安詩歌重氣韻、音節(jié)自然流暢的特點，為近體詩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魏末到西晉成立之初，社會現(xiàn)實黑暗險惡，對文學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玄學興起，文人高談玄理，遺落世事。詩人對黑暗政治滿懷憤恨又不敢直言，故此所作詩歌多晦澀曲折，以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為代表。

晉室南渡后，玄言詩盛行，代表詩人孫綽、許詢。玄言詩人以老莊哲學入詩，作品往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既缺乏藝術形象，又沒有真摯情感，文學價值不高，作品大多數(shù)也已失傳。

此時期有兩位重要的詩人給當時的詩壇帶來了清新自然之風，一位是陶淵明，一位是謝靈運。

陶淵明被看作是田園詩的開創(chuàng)者。他的詩歌平淡自然又極為簡練，在質(zhì)樸醇美的詩句中，蘊含著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他通過對田園生活的吟唱，表現(xiàn)了躬耕田畝的種種體驗和隱居生活中的恬淡心境，還有向當時社會的黑暗統(tǒng)治發(fā)出抗議的斗爭精神。但是陶淵明的詩歌中有時也會流露出消極避世、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

與陶淵明同時稍后的謝靈運開創(chuàng)了山水詩一派。他的詩歌一改魏晉以來晦澀曲折的玄言詩之風，充滿道法自然的精神和清新自然的韻味。謝靈運一生縱情山水，所作詩歌多刻畫山水名勝，意境新奇，辭章絢麗，而且不乏名句，但他的詩歌多數(shù)是一半寫景，一半談玄，仍帶有玄言詩的尾巴。即便如此，他的創(chuàng)作仍然極大地豐富和開拓了詩的境界，使山水描寫從玄言詩中獨立出來，不但扭轉(zhuǎn)了東晉以來的玄言詩風，更確立了山水詩的地位，使其成為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流派。而且，他對后世詩人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大家都曾取法于謝靈運。

此時期除文人詩光彩綻放外，樂府民歌也有長足發(fā)展。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國風”和漢樂府民歌后出現(xiàn)的又一批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的詩歌，是我國詩歌史上一個新的發(fā)展。南朝民歌以《清商曲辭》中“吳聲歌”和“西曲歌”為主，多為描寫男女戀情之作，體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內(nèi)容較南朝民歌豐富，除歌詠男女愛情以外，還有一些反映民間疾苦、戰(zhàn)亂苦難、邊塞風光和歌頌英雄人物的詩篇。北朝樂府民歌雖亦以五言四句為主，但同時還創(chuàng)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并發(fā)展了七言古體和雜言體。南朝民歌婉轉(zhuǎn)纏綿、華美精致；北朝民歌質(zhì)樸剛健、粗獷爽直。南朝的抒情長詩《西洲曲》和北朝的敘事長詩《木蘭詩》是這一時期民歌的最高成就。

齊梁時期，詩歌的特點是“一簡之內(nèi)，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二句一聯(lián)，四句一絕。齊梁詩回忌聲病，崇尚儷偶，但全篇不限句數(shù)，押韻不拘平仄，上、下句不相對稱，上、下聯(lián)不相粘連，不像后來的律詩那樣有嚴格的形式。梁朝“宮體詩”和齊朝“永明體”是齊梁詩的代表。齊梁詩人發(fā)現(xiàn)了漢語的“四聲”，發(fā)明了“四聲”(平上去入)學說，為近體詩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南北朝時最杰出的詩人是鮑照。他繼承和發(fā)揚了漢魏樂府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的五言和七言樂府詩。在當時，鮑照就已經(jīng)可以成熟地運用七言句法。他的詩歌多表現(xiàn)個人的不幸和對社會不平的抗議，《擬行路難》十八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

南北朝詩歌，上承漢魏，下開唐宋，在民間詩歌的基礎上，經(jīng)過許多詩人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不同風格的詩體，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

四、唐代詩歌

經(jīng)過齊朝后期的醞釀，初唐時期形成了一種新詩體——史稱“近體詩”。近體詩包括五言律絕、七言律絕、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長律。近體詩在初唐形成之后，在盛唐、中唐不斷發(fā)展和繁榮，大放異彩，進入了鼎盛時期。詩是唐代最發(fā)達的文學樣式，近體詩更是生于斯，盛于斯。后世集結成書的《全唐詩》，收入四萬多首詩，詩人兩千余位，足見唐詩之浩瀚。

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包括古體詩與近體詩在內(nèi)的各類詩歌在此時期全面成熟。三百年間，詩才輩出，作品繁多，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風格各異，此時期的詩壇真可謂萬紫千紅、百花爭艷。

1.初唐時期——準備期

初唐時期是唐代詩歌走向興盛的準備期。此時期的代表詩人是“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杰”開拓了新詩風，在內(nèi)容創(chuàng)作、審美追求和風格上都與宮廷詩人有極大的不同。此外，這一時期的重要詩人還有陳子昂。陳子昂是在理論和實際上轉(zhuǎn)變唐代詩風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齊梁詩風，主張恢復漢魏風骨和“風雅”的興寄傳統(tǒng)，并將此理論用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而“文章四友”、“沈宋”等宮廷詩人對律詩的定型和成熟也作出了不少貢獻。

2.盛唐時期——頂峰期

盛唐時期，經(jīng)濟繁榮，國力強盛，詩歌也發(fā)展到了頂峰時期，眾多才子型詩人爭奇斗妍，形成不同風格的詩人群體，所作詩歌“既多興象，復備風骨”。此時期，詩歌的題材、內(nèi)容得到了開拓，并出現(xiàn)了相應的詩歌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邊塞詩派”和“田園詩派”。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詩歌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們的詩歌，無論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古風歌行，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正如韓愈所言：“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此二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不僅是唐代詩歌的高峰，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高峰。

李白的詩歌博大精深，從多方面反映了唐代從盛到衰的轉(zhuǎn)變。理想主義、反抗精神和英雄氣概在他的詩歌中貫穿始終，奇幻的想象、詭譎的意境構成了他的詩歌獨特的藝術風格。李白極大地開闊了詩歌的美學境界，發(fā)展了詩歌浪漫主義的傳統(tǒng)和表現(xiàn)方式，他的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的頂峰。其代表作有《夢游天姥吟留別》、《將進酒》等。

杜甫在中國現(xiàn)實主義詩歌發(fā)展進程中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的詩歌忠實地記錄了國家的變亂和人民的苦難，深刻地表露了自己對時局的隱憂和對受害者的同情。杜甫的詩歌被稱為“詩史”，是唐代社會的一面鏡子，代表作有《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

盛唐時期現(xiàn)實生活無限豐富，詩人們的眼界和胸懷也大大開闊；詩歌題材內(nèi)容廣闊，其中邊塞戰(zhàn)爭和山水田園占極大比重，以高適和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人和以王維和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在此時期大放異彩。一派描寫邊塞雄奇景象，抒發(fā)愛國主義豪情，反映征戰(zhàn)戍邊生活疾苦；一派描繪山水景物、田園生活，意境幽深，色彩雅淡，表達閑適淡泊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

3.中唐與晚唐時期——發(fā)展與成熟期

中唐時期，詩歌進一步發(fā)展，詩歌開始出現(xiàn)有意識的字錘句煉，也多了不少有相近理論主張的詩歌流派。此時期詩歌有了較大變化：盛唐詩歌中強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增加了一種對人間艱辛的思慮和生活化的傾向；十年的戰(zhàn)亂使得詩人的心境發(fā)生很大變化，詩歌創(chuàng)作也從雄渾的風骨氣概轉(zhuǎn)向淡遠省凈的情致，以韋應物、劉長卿、“大歷十才子”等詩人為代表。

唐代詩歌經(jīng)過大歷中衰之后，到元和年間進入高潮。此時期名家輩出、流派分立，詩人不斷探尋新的詩歌創(chuàng)作途徑和技法，創(chuàng)作出大量極富創(chuàng)新意味的各體詩歌。中唐詩歌大變于盛唐，呈現(xiàn)了一種別樣的蓬勃景象。這一時期影響力最大的詩派是韓孟詩派和元白詩派，而最著名的詩人是韓愈和白居易。

這一時期最卓著的詩人是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進步理論主張，繼承并發(fā)展了《詩經(jīng)》和漢樂府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領導并親自參加了“新樂府運動”，在文學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上掀起了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高潮。白居易的詩明白曉暢，通俗易懂，深受群眾喜愛，代表作有《長恨歌》、《琵琶行》等。

與白居易同為“新樂府運動”領導者的元稹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十九首和新樂府十二首。元詩從內(nèi)容和形式來說都非常接近白詩，語言通俗易懂是它們共同的特色。張籍和王建是“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張籍樂府詩以同情農(nóng)民疾苦為主題，代表作為《野老歌》。

除新樂府運動之外，中唐時期還有一派詩人，就是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李賀等。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chuàng)造，自成一家。韓愈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xiàn)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峻的風氣。孟郊與賈島都以“苦吟”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煉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是一位有意創(chuàng)作民歌的詩人，他填寫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深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別具一格。柳宗元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fā)個人的悲憤和抑郁。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zhuǎn)，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代表作為《江雪》。李賀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辟了奇崛幽峭、綺麗凄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其代表作有《蘇小小墓》、《夢天》。

晚唐時期，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以七言絕句見長，代表作為《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這些詩于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表現(xiàn)出俊朗的才思。李商隱則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如《夜雨寄北》、《嫦娥》。

五、宋代詩詞

兩宋時期，詩歌得到進一步發(fā)展。詩歌的另一種重要形式——詞在宋代達到頂峰。詞是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被稱為“曲”、“曲子”，或“曲子詞”、“樂府”、“長短句”等。詞起源于民間，盛唐以后，文人雅士填詞漸成風氣。五代時，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到宋代，詞這一特殊的文學樣式，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歡迎。宋代詞人在詞中“言詩之所不能言”，表達其“動于中而不能抑”的歡愉愁怨，實現(xiàn)內(nèi)容與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詞在宋代達到了可以和唐詩并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形成了“婉約”、“豪放”兩大派，著名詞人有晏幾道、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張孝祥、辛棄疾、李清照、陸游、姜夔等。

宋代著名詩人有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楊萬里、范成大、陸游、文天祥等，其中以蘇軾和陸游成就最高。

蘇軾是北宋最著名的文學家、詩人、詞人、書法家，詩、詞、散文都寫得很好。蘇詞題材廣泛，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yǎng)，風格亦多樣，但其主體風格是豪放的。他不僅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而且也抒發(fā)愛國激情、描寫農(nóng)村生活，代表作有《水調(diào)歌頭·丙辰中秋懷子由》、《念奴嬌·赤壁懷古》。他的作品展現(xiàn)了詩人對理想的無比執(zhí)著與不懈追求，對祖國美麗河山的贊頌和熱愛以及對歷史上英雄人物的贊美與向往，感情奔放，聯(lián)想豐富，筆力豪邁，具有積極的浪漫主義色彩，成為豪放派詞家的典范作品。

陸游是一個多產(chǎn)的詩人，一生寫了九千三百多首詩。他的不少詩篇都洋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豪情，激越悲壯，雄渾豪放，在宋代詩壇上獨樹一幟。其代表作如《關山月》、《金錯刀行》、《書憤》、《示兒》等，充分表達了他對南宋王朝忍辱偷安的悲憤和對江山社稷命運的關切。他的詩不論在當時或?qū)笫?，都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六、元詩、散曲、雜劇

元代是散曲和雜劇興盛的時代。元代散曲可以認為是繼詩詞而興起的一種新詩體。

中國的詩歌同音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二者關系的發(fā)展變化經(jīng)歷了“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和“倚聲填詞”三個階段?！耙新曁钤~”是詩與樂各自經(jīng)過長期的發(fā)展演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進行的一種更為高級的形態(tài)的結合。后來的詞和散曲都是沿著“倚聲填詞”的途徑發(fā)展來的。南宋后期，一方面，詞逐漸失去了和樂的能力，另一方面，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樂曲又不斷傳進中原地區(qū)，帶來了“壯偉狠戾”(《南詞敘錄》徐渭)的粗獷格調(diào)，引起了人們新的興趣。這種“胡樂”結合北方民間的“俚曲”，配上通俗化的語言，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散曲。散曲和傳統(tǒng)詩歌的顯著區(qū)別，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間的方言俚語。散曲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通俗文學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還具有以往詩歌中所少見的詼諧和幽默，這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風氣。散曲在元代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就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興盛的體裁之一。

馬致遠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詩人之一。馬致遠的作品多抒發(fā)懷才不遇的悲憤或羈旅漂泊的痛苦，代表作有《雙調(diào)·夜行船》(秋思)、《天凈沙·秋思》等。如馬致遠的著名詩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就給人一種清冷寂寥的氣氛，又顯示出一種清新幽靜的境界。馬致遠善于攝取自然景物，融羈旅漂泊之情于蕭瑟荒蕪之景，強烈地烘托出“斷腸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緒，情調(diào)雖感傷，藝術手法卻極高，給人以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元雜劇的代表作家是關漢卿與王實甫，代表作分別為《竇娥冤》和《西廂記》。

散曲和雜劇在文壇上居于主導地位的同時，傳統(tǒng)的詩歌仍有大量優(yōu)秀作品涌現(xiàn)。作為正統(tǒng)文學樣式的古體詩和近體詩，元代詩歌與前代相比，顯然處于低谷時期。然而，這個時期是南北詩風交錯、融合的時期，詩壇上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元代的詩歌作家和作品的數(shù)量仍然相當多，而且出現(xiàn)了許多擅長詩文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為突出。耶律楚材曾隨成吉思汗西征，馳騁萬里，所以能在詩中描寫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如《過陰山和人韻》等歌行，寫得動蕩開闔、氣象萬千。楚材擅寫律詩，尤擅七律。他的律詩流暢沉穩(wěn)，風骨遒健，如《和移剌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發(fā)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云飛?！?/p>

元代中期，社會逐漸穩(wěn)定，各級矛盾有所緩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詩歌創(chuàng)作十分繁盛，出現(xiàn)了為數(shù)眾多的詩人，如“元詩四大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霸娝拇蠹摇钡脑姼璧湫偷伢w現(xiàn)出當時流行的文學觀念和風尚，所以備受時人稱譽?！霸娝拇蠹摇敝凶顑?yōu)秀的詩人當推虞集。虞集擅長律詩，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都寫得格律嚴謹，意境高遠，風格深沉。其代表作有《挽文山丞相》、《風入松》等。

元代后期朝廷政治黑暗，社會矛盾又趨激化，反元暴動此起彼伏。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影響了詩壇的風氣，寫實傾向大大增強。王冕是元末詩壇上寫實傾向的代表，他出身農(nóng)家，畢生未仕，這樣的人生經(jīng)歷使他對元末的社會現(xiàn)實有著痛切的感受。王冕以題畫詩聞名，但寫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會現(xiàn)實之作。元末社會的種種現(xiàn)狀，諸如連年的水旱災害、朝廷的急征暴斂、人民的輾轉(zhuǎn)呻吟、官吏豪富的驕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詩中得到尖銳的揭露和痛切的描寫。其代表作有《江南民》、《翼州道中》。

元末最具藝術個性的詩人是楊維楨，楊維楨的“鐵崖體”是這一時期詩風的顯著標志，他創(chuàng)作了《鹽商行》、《海鄉(xiāng)竹枝詞》等寫實佳作。楊維楨認為詩是個人性情的表現(xiàn)，強烈主張藝術創(chuàng)作個性化。他力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氣、面目雷同的詩風，追求構思的超乎尋常和意象的奇特非凡，從而創(chuàng)造了元代詩壇上獨一無二的“鐵崖體”?！拌F崖體”以雄奇飛動、充滿力度感的特征，與元代中期詩風背道而馳，所以特別引人注目。其代表作有《鴻門會》。

元末詩壇還出現(xiàn)了一批成就較高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詩人薩都剌。薩都剌以寫宮詞、樂府詩著名，擅長描寫山水景物和地方風情。他一生遍歷南北各地，從塞北風沙到江南煙雨，從氈帳乳酪到蘆芽莼菜，他都以清新格調(diào)、深情的筆觸予以描繪，代表作為《上京即事》、《過嘉興》、《滿江紅·金陵懷古》、《念奴嬌·石頭城》。

七、明代詩歌

明代無論詩人或詩歌的數(shù)量，都超過元代。但是明代詩歌發(fā)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現(xiàn)出復雜的狀況。

明代詩歌的演變和發(fā)展，大致可分為六個時期。

1.明初洪武、建文年間，詩人在模擬唐人的基礎上“各抒心得”，其中成就較大者是劉基、高啟等經(jīng)歷過元末社會大動亂的詩人，如劉基以雄渾奔放見長，高啟則以爽朗清逸取勝。高啟認為，“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做到體裁、內(nèi)容、藝術的有機統(tǒng)一。他主張“兼師眾長”，力爭“時至心融，渾然自成”。他的詩歌“學無常師”，自成一家，對扭轉(zhuǎn)元末纖弱萎靡的詩風起了良好作用。

2.永樂至天順年間，出現(xiàn)了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詩歌。三楊均是臺閣重臣，官高爵顯，備受寵信。他們的詩歌也充溢著大量應制和頌圣之作，藝術上平庸呆板，了無生氣。這種詩歌幾乎壟斷了當時整個詩壇。不為臺閣體所困而顯示自己創(chuàng)作個性的詩人只是少數(shù)，如于謙、郭登等人。他們關心國家命運，透過升平景象看到社會明顯的矛盾，對人民的悲慘命運有所同情。

3.成化至正德年間，臺閣體已為廣大詩人所不滿，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攻之于前，以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李東陽擅長樂府，筆力雄健，但其論詩更多注意的是聲調(diào)音節(jié)，未免舍本逐末。由于茶陵詩派在理論與創(chuàng)作上都存在弱點，所以并未能真正消除臺閣體詩歌的影響。待到前七子崛起，才完成了這個任務。臺閣體、茶陵詩派主要靠其首領官居極品而發(fā)生影響，前七子則主要以自己的理論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而引起人們注意，故其影響范圍較為廣泛、深入。他們重視民歌，認為“真詩乃在民間”，推崇漢魏、盛唐詩歌。在他們看來，要創(chuàng)造神意雄麗的作品，必須復古。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于與大官僚、大宦官作斗爭的人物，所以他們能夠面對現(xiàn)實，寫出如《元明官行》、《官倉行》等諷世之作。就在前七子復古運動大盛之際，江南畫家兼詩人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作詩不事雕飾、自由揮灑，雖不免失之淺露，卻顯得生趣盎然、才情爛漫。

4.嘉靖、隆慶年間，前七子復古運動中所暴露出來的模擬傾向日趨嚴重，詩人薛蕙與楊慎論詩時指出：“近日作者，模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边@時出現(xiàn)了一些不滿前七子詩風、卓然自立的詩人，如“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chuàng)為淵博靡麗之詞”的楊慎，“直舉胸情，獨妙聞雅”的高叔嗣，“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的薛蕙，“才高一時，婉麗多諷”的王廷陳。他們雖然反對前七子模擬漢魏盛唐的創(chuàng)作道路，但仍然是師法古人，在詩歌理論上沒有什么建樹，因此影響不大。待到后七子興起，詩必漢魏、盛唐的復古主義又統(tǒng)治了詩壇。李攀龍將復古理論推向極端，模擬傾向更為嚴重?！昂笃咦印敝新曂罡?、影響最大的是王世貞，他雖然也曾鼓吹復古理論，但他要求詩歌“華”與“實”相統(tǒng)一，并提倡“學古而化”，在如何擬古上他與李攀龍有所區(qū)別。因王世貞一家曾遭權相嚴嵩父子迫害，所以他對封建官僚制度內(nèi)部的矛盾斗爭有痛切的體驗，在一些詩歌里進行了揭露和抨擊，有較強現(xiàn)實感。

5.萬歷、天啟年間，已形成“剽竊成風，萬口一響”(《敘姜陸二公同適稿》袁宏道)的詩歌創(chuàng)作危機。所以在公安派、竟陵派抨擊李攀龍、王世貞文風之前，就有一批有識之士，如徐渭、湯顯祖、李贄等人，反對復古模擬傾向。徐渭主張詩歌應“出于己之所得，而不竊于人之所嘗言者也”；李贄提出的“童心說”，為公安、竟陵的主張奠定了基礎。公安“三袁”深受李贄的影響，他們在童心說的基礎上較為完整地闡明了“獨抒性靈”的詩歌理論。公安派不僅從理論上與前后七子相抗衡，而且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也以清新的詩風使人耳目一新。但公安派也有“近平近俚近俳”的缺陷，于是竟陵派應運而生。鐘惺、譚元春既吸取公安派反擬古、反傳統(tǒng)，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長處，又對他們流于輕率淺露深表不滿，想以“幽深孤峭”的風格來補弊糾偏。鐘惺、譚元春欣賞“幽情單緒”、“孤懷孤詣”、“奇理別趣”之類的意境，所以他們更多地描寫朦朧的月色、淡淡的雨絲、孤僻的玄想、冷漠的情懷，形成一種孤峭奇崛的詩風。這類詩歌固然有表現(xiàn)詩人潔身自好、耿介絕俗的成分，但畢竟是關閉了詩人應更多感受外界世事的心靈門窗，勢必引起明末一些面對現(xiàn)實的詩人的不滿。

6.崇禎及南明諸王年間最為著名的是陳子龍和夏完淳。陳子龍反對公安派和竟陵派，立意與之抗衡。他與李雯、宋征輿等合作編選了一部《明詩選》，雖與前七子一樣倡言復古，但并不一味盲從。更可貴的是，陳子龍強調(diào)詩歌反映現(xiàn)實的戰(zhàn)斗作用，認為“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連類而見其志，則是《風》不必到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而余不好也”。加之他處在社會變動異常激烈的時代，很快就扭轉(zhuǎn)了“以形似為工”的模擬傾向，為面對慘痛現(xiàn)實、憂憤時亂的詩歌傾注了沉重的感情，他的詩歌有的對災民流離失所的慘景給予了深切同情，有的對時事唱出慷慨的悲歌，顯得悲勁蒼涼。

明朝詩歌創(chuàng)作流派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國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還有許多地域性的小流派。這種現(xiàn)象顯然與明代文士喜結詩社的風氣有關。面對正統(tǒng)詩文的衰微，明代詩人提出了不少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理論主張。比如，高啟認為要“兼師眾長”；李東陽認為要分辨詩體的聲調(diào)音節(jié)；前后七子主張要學習漢魏盛唐，提倡復古；公安派則主張要“獨抒性靈”等，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詩歌創(chuàng)作如何學習前人、如何掌握詩體特點、如何表現(xiàn)詩人主體感情等問題。但是，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提出的理論主張有如下共同弱點：一是過分強調(diào)他們認識到的部分真理，缺乏應有的辯證態(tài)度；二是不能正確總結漢魏盛唐以至宋元以來詩歌發(fā)展的經(jīng)驗與教訓；三是沒有找到提高詩歌創(chuàng)作水平的關鍵因素，即應到現(xiàn)實生活中尋求詩情。所以，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挽救正統(tǒng)詩文的衰微，反而將詩歌創(chuàng)作引向更深的危機。明代詩歌在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于宋詩。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chuàng)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后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仄，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

八、清代詩歌

清代詩人善于借鑒前代，揚長補短，對于古典詩歌有所發(fā)展。清代詩人不滿于元詩的綺弱，明詩的復古、輕淺、狹仄等毛病，在技巧上兼學唐宋詩的長處，不斷追求創(chuàng)新，流派紛呈，風格多樣。清代詩歌的成就超過元明兩代，足以下啟近代而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總結。但是，清代的文字獄，使有些詩人畏懼政治的迫害，同時又迷惑于表面的承平，沖淡了對社會矛盾的深入觀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詩獲得更高的成就。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在當時漢族人民和清代統(tǒng)治者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的情況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遺民”詩人，有的直接參加抗清的政治、軍事斗爭，甚至以身殉難；有的以流亡隱居或削發(fā)為僧保持氣節(jié)，志行皎然。他們寫了不少表現(xiàn)氣節(jié)、閃耀戰(zhàn)斗光芒的詩篇。有的詩篇因受禁錮而失傳，但流傳下來的仍然極富反抗精神。這些詩人主要有閻爾梅、傅山、黃宗羲、杜濬、錢澄之、歸莊、顧炎武、吳嘉紀、王夫之、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其中顧炎武的詩宗法杜甫，詩意堅實，風骨勁健；王夫之的詩瑰麗奧衍，縱橫排奡，寄托深遠；閻爾梅的詩吊古詠時，抒離發(fā)悲，感情強烈；錢澄之的詩題材廣泛，激越蒼涼，凄急幽奧；吳嘉紀的詩善用白描，哀民疾苦；杜濬的詩清郁；歸莊的詩綿麗；屈大均、陳恭尹的詩鏗鏘遒勁，兼具氣韻聲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詩人，最著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yè)、龔鼎孳，人稱“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兼取唐詩及宋、金諸名家之長，才藻富贍，在明代的作品，已顯露能夠挽詩壇衰勢的氣概；入清后的詩，哀思明室，托興更深。吳偉業(yè)以“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筆，寫晚明史事及興亡、身世之感，“韻協(xié)宮商，感均頑艷”。他的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評為：“格律本乎四杰(初唐四杰)，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笨梢姡脑娪泻艽蟮母腥玖?，在詩歌史上有創(chuàng)新意義。

康熙、雍正時期的詩人首推王士禎。王士禎提倡“神韻”，崇尚王維、韋應物一派的“唐音”，在藝術上有新的特色，是清代“神韻派”的領袖，引領詩壇數(shù)十年。他擅長七言近體詩，善于融情入景，神韻悠然。王士禎的詩，是清詩進入“盛世”后反映社會矛盾的精神趨于淡漠的標志。

康熙、雍正時期的詩人，還有朱彝尊、尤侗、彭孫遹、梁佩蘭、吳雯、洪昇等人，他們的詩歌疏暢雋永，而陳維崧、吳兆騫、田雯、張篤慶等人的詩歌風格則豪邁典麗，皆各有千秋。

康熙、雍正時期堪與王士禎并稱為第一流詩人的，應推查慎行。查慎行的詩受蘇軾、陸游影響最深，用筆勁煉，運思刻入，講究音節(jié)色澤。

乾隆時期的詩人袁枚、趙翼和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袁枚思想通達，論事論情，務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觀念，提倡自寫“性靈”；趙翼學識博通，重視創(chuàng)新，他的五言古詩說理詼諧，評論世事精辟入理；蔣士銓筆力堅蒼，別致清新。除這三家外，鄭燮所作古詩如《私刑惡》、《逃荒行》、《姑惡篇》、《孤兒行》，繼承古代樂府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樸素生動，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深厚；黃景仁情感熾烈，筆調(diào)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氣”，讀起來讓人回腸蕩氣。這時期還有提倡“肌理”說的翁方綱，他把經(jīng)史考據(jù)、金石勘研都寫進詩中，成為所謂的“學問詩”。

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著名詩人有張問陶、舒位、孫原湘、王曇、嚴遂成、姚鼐、黎簡、吳錫麒、洪亮吉、宋湘，等等。但從總的趨勢看，清代后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已逐漸走下坡路。這一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是龔自珍，龔自珍的詩敢于揭露批判黑暗的社會和腐朽的政治現(xiàn)實，和他思想上的叛逆性相連，極富創(chuàng)造性。龔自珍的詩體現(xiàn)了其文學及政治主張，現(xiàn)實針對性很強，極少有單純寫景之作，而是抒發(fā)感慨，議論縱橫，打破了清代中葉以來詩壇吟風弄月的沉寂局面。

第三節(jié)　詩歌的流派

在我國文學史上，詩人詞人多若繁星，他們或風格相近，或時代相同，或為同鄉(xiāng)好友，或為父子師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這些流派時間有前有后，影響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了解和熟悉它們，對于詩歌欣賞是大有裨益的。

從創(chuàng)作方法上劃分，詩歌的流派可分為現(xiàn)實主義和反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以及形式主義等幾個流派。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流派。

現(xiàn)實主義流派的特點是：真實而形象、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生活；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有著具體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在深刻認識基礎上進行高度概括；較多運用樸實的語言和白描手法。

現(xiàn)實主義流派的詩人，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jīng)·國風》中的佚名詩人。之后，是漢魏樂府中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佚名詩人。而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宋代的陸游，則是他們所處歷史時期現(xiàn)實主義流派的領袖人物。此外，東漢的蔡琰、王粲、陳琳，中唐的元結、柳宗元、元稹、張籍、王建、李紳，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北宋的梅堯臣、王安石，南宋的范成大、楊萬里，金代的元好問，元代的王冕，明代的高啟、于謙，清代的顧炎武、吳偉業(yè)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

浪漫主義流派的詩人，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詩經(jīng)》中創(chuàng)作那些浪漫主義詩篇的佚名詩人。之后，便是我國的第一個大詩人屈原，他早在戰(zhàn)國時代就把浪漫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推上了一個高峰。在魏晉南北朝，先后出現(xiàn)了曹植、左思、郭璞、鮑照等浪漫主義詩人。唐代的李白，是繼屈原之后最具深遠影響的浪漫主義大師，他掀起了浪漫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的新高峰。此外，唐代還有王之渙、王昌齡、岑參、李賀等優(yōu)秀的浪漫主義詩人。清代的龔自珍，是中國古代最后一個浪漫主義詩人。

浪漫主義流派的共同特點是：洋溢著追求自由和理想的進取精神，具有樂觀向上的豪邁氣概，以豐富的想象構建浪漫而美妙的虛幻境界，常使用大膽的夸張和奇特的比擬，詩中流淌著絢麗奇妙的語言。

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劃分并不是絕對的。很多詩人在我國詩歌發(fā)展史上，有一些時代性的流派影響極其深遠。下面概述我國古代影響較大的一些詩歌流派：

1.屈宋

“屈宋”指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詩人屈原和宋玉，他們是“騷體”的創(chuàng)始者和代表作家?！扒巍绷髋梢郧瓰槭?，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nèi)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這類作品富有抒情和浪漫氣息；篇幅較長，形式也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語勢。其中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詩人，他的《離騷》為楚辭的代表之作，影響極其深遠。宋玉寫有《九辯》、《風賦》等。他們的詩篇在藝術形式上有很多相似和共通之處，如多用楚國方言，多依楚國音律，大都具有奔放而華美的風格。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高度評價說：“屈宋逸步，莫之能追?！?/p>

2.三曹

“三曹”指漢魏間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稱。他們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學的代表，對當時文壇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后人稱其三人為“三曹”。曹操是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chuàng)者，其詩多取材于社會現(xiàn)實，風格清俊通脫，名篇有《蒿里行》、《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等；曹丕擅長詩文及辭賦，其詩歌大多描寫男女愛情和游子思歸，格調(diào)細膩婉轉(zhuǎn)，語言清麗淺顯，其名作有《燕歌行》、《與吳質(zhì)書》等。其中《燕歌行》全詩均用七言，句句押韻，在中國七言詩的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個大力創(chuàng)作五言詩的詩人，他把五言詩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其詩作充滿追求和反抗，富有氣勢和力量，可謂“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曹植在散文和辭賦上也表現(xiàn)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其中《洛神賦》美不勝收，另有《與吳季重書》和《與楊祖徳書》兩篇有名的散文詩札。

3.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的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七人，“七子”之稱出于曹丕《典論·論文》。他們的詩篇反映了社會動蕩，體現(xiàn)了勇于進取的精神。“建安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詩、賦、散文的發(fā)展都有突出的貢獻。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詩人的主力軍?！敖ò财咦印钡膭?chuàng)作各有風貌：孔融詩歌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抒情性強，藝術上最為成熟，被稱為“七子之冠冕”；劉楨詩篇氣勢高峻，格調(diào)蒼涼；陳琳詩作剛勁有力；阮瑀詩作自然暢達；徐幹、應玚詩賦俱佳，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文采飛揚?！敖ò财咦印眲?chuàng)作風格各有千秋，卻具有共同的時代風格，此時代風格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言：“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p>

4.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正始體”的代表詩人。在文學史上，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轉(zhuǎn)折時期。正始時期的詩歌分為兩派，一派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史稱“王何”。他們崇尚老莊，喜好玄談，詩歌大多以抒發(fā)道家志趣為主。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曾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绷硪慌墒且燥?、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其余五人為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段菏洗呵铩份d，此七人“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他們的詩歌體現(xiàn)了對當時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極度不滿，其中以阮籍的《詠懷》和嵇康的《幽憤詩》最為有名。劉勰曾盛贊其二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p>

5.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是西晉太康時期的詩人，也是“太康體”的代表詩人。“太康體”是指太康時期以左思、潘岳等為代表的詩體。這一時期詩人的詩歌比較注重對詩歌藝術形式的追求，講究辭藻華美和對偶工整，正是“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詩歌技巧雖臻精美，但有時過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滯，而筆力稍嫌平弱。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對這一時期詩歌的整體風格作出了中肯的評價：“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p>

鐘嶸《詩品》中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之說，表明了太康詩人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其中“三張”是指張載和其弟張協(xié)、張亢；“二陸”是指陸機和其弟陸云；“兩潘”是指潘岳、潘尼；“一左”是指左思。太康詩人中左思的文學成就最高，其名篇是《詠史》八首。

6.元嘉三大家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出現(xiàn)一種詩風——元嘉體，其特點是多描繪自然風景，講究對偶，代表詩人是顏延之、鮑照和謝靈運，號稱“元嘉三大家”。他們的詩歌注重描繪山川景物，講究辭藻的雕飾和對仗的工整，在元嘉時期風靡一時，故稱“元嘉三大家”。三人雖并稱，也各有特點。謝靈運擅長寫山水詩，以辭藻富贍、善于描寫自然景物著稱，三人中他的成就最高，被后人視為“山水詩派”之鼻祖；顏延之的詩歌以侍宴、應制之作居多，風格典雅，語言凝煉，卻失于雕琢，且用典過多，即使寫景之句，也常是“雕繢滿眼”；鮑照以樂府詩知名，其詩作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深度遠勝于顏、謝二人，其他詩作與顏、謝相近，較重辭藻，并善于以奇險取勝。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中對“元嘉體”詩歌有過這樣的描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p>

7.竟陵八友

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出現(xiàn)一種新的詩體——永明體。這種詩體嚴格遵守四聲八病之說，強調(diào)聲韻格律，糾正了晉宋以來文人詩語言過于艱澀的弊病，使詩歌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清新通暢，同時對“近體詩”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永明體是從“古體詩”到格律嚴謹?shù)摹敖w詩”的過渡，所以又稱為“新體詩”。

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門下有八位文學家：沈約、謝朓、王融、蕭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他們都是“永明體”作家，彼此唱和，開創(chuàng)了一股新的文學潮流，文學史上稱其為“竟陵八友”。八人中成就最高的是沈約和謝朓。他們所作詩歌平仄協(xié)調(diào)，音韻鏗鏘，對仗工整，詞采華麗，體裁短小，為格律詩的產(chǎn)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永明體詩歌雖然在運用聲律等技巧上有一定進步，但思想貧乏，內(nèi)容空洞，形式主義傾向嚴重。

8.宮體詩派

“宮體詩派”是南朝梁后期和陳后主時期流行的一個詩歌流派，主要詩人有梁簡文帝蕭綱和他的文學侍從，以及庾肩吾、徐陵等人。宮體詩產(chǎn)生于宮廷，主要以描寫宮廷生活為主，風格浮靡輕艷，注重辭藻、對偶、聲律，形式绔麗。

9.初唐四杰

唐代初年四位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詩文齊名，世人稱其“王楊盧駱”，也稱為“四杰”。他們是初唐文壇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他們的詩歌題材較廣泛，且初具雄偉氣勢，在內(nèi)容、風格等方面較宮體詩有很大突破。五言律詩在他們的帶動下發(fā)展成熟，為詩歌帶來新的風貌。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二首中寫道：“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彼庳熈四切拜p薄為文”卻恥笑“四杰”的人，肯定了“四杰”在詩歌上的成就。

10.山水田園詩派

此流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中唐的韋應物、柳宗元等。他們繼承并發(fā)展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多用五言古體和五言律絕描寫田園生活和山水景物。他們的詩歌反映了淡泊閑適的思想，色彩雅淡，意境幽深。他們既能描寫雄奇壯闊的景物，又能細致入微地刻畫自然事物，還能夠巧妙地捕捉表現(xiàn)生活情趣的種種形象，構成獨到的意境。他們把六朝以后的山水田園詩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中，王維的成就最高，他是詩人，又是畫家，能以畫理通之于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于李杜之外，別立一宗，對后世影響很大。

11.邊塞詩派

“邊塞詩”始現(xiàn)于漢魏六朝，至隋朝創(chuàng)作數(shù)量增多，至初唐，四杰和陳子昂帶來進一步發(fā)展，至盛唐則全面成熟。此流派代表詩人有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王之渙、王翰、崔顥等，其中，以高適、岑參成就最高，所以也稱“高岑詩派”。他們的詩歌多描寫邊塞戰(zhàn)爭和壯闊蒼涼的邊塞風光，同時也抒寫因戰(zhàn)爭而起的豪情壯志和征人離婦心中所產(chǎn)生的思鄉(xiāng)、閨怨等思想感情。他們的詩歌多用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絕句，詩風悲壯，情辭慷慨，格調(diào)雄渾，足以表現(xiàn)盛唐氣象。名篇有高適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

12.大歷十才子

唐代大歷年間的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fā)、崔峒、耿湋、夏侯審等十位詩人合稱“大歷十才子”。他們大多為權門清客，所作詩歌大多為飲宴點綴、歌頌升平、吟詠山水、送別酬酢，偶爾也有反映仕途失意和戰(zhàn)亂宦旅生活的作品，題材風格比較單調(diào)。他們都擅長近體格律，善寫自然景物及鄉(xiāng)情旅思，言辭優(yōu)美，音律協(xié)和。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偏重詩歌形式技巧，但也有一些較好的詩，如盧綸的《塞下曲》等。

13.韓孟詩派

“韓孟詩派”崛起于中唐，在當時詩壇有著極大影響。韓愈為領袖，孟郊、李賀、盧仝、馬異、劉叉等人為代表詩人。他們主張“不平則鳴”、“以丑為美”，詩歌中表現(xiàn)出重主觀心理、尚奇險怪異的創(chuàng)作傾向，形成一種奇崛險峻的詩風。他們在藝術上刻意求奇，標新立異，力矯大歷詩風的平庸纖巧。這種對詩歌的新的追求和變化積極推動了盛唐以后詩歌藝術境界的開拓。他們還主張以文為詩，議論人事，如韓愈的《師說》，使詩有散文化的傾向。

14.元白詩派

“元白詩派”是指在中唐，與韓孟詩派同時稍后的一個詩歌流派。此流派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他們重寫實，尚通俗，與韓孟詩派的創(chuàng)作道路完全不同。元、白二人發(fā)起新樂府運動，強調(diào)詩歌的懲惡揚善、補察時政的功能，語言方面則力求通俗易解，因此也有人稱其為“新樂府詩派”。

15.姚賈詩派

“姚賈詩派”是活躍在中晚唐詩壇的詩歌流派，以姚合、賈島為中心，并集合著中晚唐之際的多位詩人，如朱慶余、馬戴、周賀、喻鳧、顧非熊、劉得仁、鄭巢等。他們多是下層文士，其詩歌多敘寫荒涼冷落之景和身世飄零之感，詩風寂寞寒苦，言語精于雕琢。姚賈詩派是繼韓孟、元白兩大詩派消歇時出現(xiàn)的重要詩歌流派，對當時社會和后世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南宋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都是“姚賈詩派”的追隨者。

16.溫李

晚唐時期，詩人溫庭筠和李商隱詩歌風格相同，《新唐書·溫庭筠傳》中謂庭筠“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他們的詩歌風格承六朝余習，辭藻艷麗，筆調(diào)柔婉，且多為愛情之作。此詩風在晚唐詩壇產(chǎn)生很大影響，并為宋代的婉約詞派開了先河。同時期風格相近的除李商隱、溫庭筠外，還有段成式，因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

溫李雖并稱，但是二人的作風、成就并不完全一樣?！端膸烊珪偰俊分休d：“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崩钌屉[的詩歌在諷喻時政上超過了溫庭筠，但他的詩歌用典過多，詞語晦澀又有甚于溫庭筠。

17.西昆詩派

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詩歌流派就是西昆詩派。西昆詩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昆體是晚唐五代詩風的延續(xù)，師法李商隱詩歌的雕潤密麗，其詩作大多音調(diào)鏗鏘，整飭典麗，但是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比較貧乏，與時代、社會沒有密切關系，缺乏生活氣息，也很少抒寫詩人的真情實感。

18.江西詩派

“江西詩派”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北宋后期，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在于“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即師承前人之辭，或前人之意；江西詩派的詩人大多崇尚瘦硬奇拗的詩風，追求字字有出處。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該詩派“以故為新”，重要作家的詩作風格迥異，自成一體，成為宋代最有影響的詩歌流派。它的影響遍及整個南宋詩壇，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體詩人。

19.永嘉四靈

中國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傾向。永嘉四靈是指當時生長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他們同出于永嘉學派葉適之門，其字或號中都帶有“靈”字，故稱“永嘉四靈”。他們彼此旨趣相投，詩格相類，同樣工唐律，作詩以晚唐賈島、姚合為法，謂之唐體，從而形成中國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也代表了南宋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傾向。

20.江湖詩派

南宋后期，繼永嘉四靈后有一個詩派興起，即“江湖詩派”。當時，書商陳起刊刻《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續(xù)集》等詩刊，因《江湖集》內(nèi)詩歌風格氣味皆相似，故后人稱之為“江湖詩派”?！督穬?nèi)所錄詩人大部分或為布衣，或為下層官吏，身份卑微，且多以江湖習氣標榜。江湖詩人時時抒發(fā)欣羨隱逸、鄙棄仕途的情緒，也經(jīng)常指斥時弊，譏諷朝政，表達不與當朝者為伍的意愿。然而他們與“四靈”一樣未擺脫模擬之風，故而境界不高、氣量狹小。此流派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是戴復古和劉克莊。

21.臺閣體

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文壇上出現(xiàn)一種所謂“臺閣體”詩。臺閣主要指當時的內(nèi)閣與翰林院，又稱為“館閣”。臺閣體是指以當時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它的出現(xiàn)，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種倒退，因為它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內(nèi)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酬應而作，題材常是“頌圣德，歌太平”，毫無創(chuàng)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約永樂至成化年間形成的“臺閣體”，體現(xiàn)了洪武朝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并作為典范而廣泛地影響文壇。其主要人物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后都官至大學士，而同時期大多數(shù)高級官僚的創(chuàng)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包括在內(nèi)。作為臺閣體創(chuàng)始者的楊士奇歷任四朝內(nèi)閣大臣，為太平時期宰相，其平易自然的詩風正適宜奉敕頌圣、歌詠升平之作。因此錢謙益說：“江西之派，中降而歸東里，步趨臺閣，其流世界冗卑而不振?！?/p>

22.茶陵詩派

此流派領袖李東陽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壇，門生眾多，其詩論詩風堪稱一代之盛，成為臺閣體向前后七子復古運動之間的過渡。因李東陽為湖南茶陵人，故名。此流派主性情，反模擬，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視詩歌的聲調(diào)、節(jié)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風格代替臺閣體。成化以后，明王朝的社會弊病日漸嚴重，臺閣體脫離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創(chuàng)作傾向與它的萎弱冗沓、膚淺工巧的文風，越來越不適應文學的發(fā)展。為反對臺閣體的形式主義文風，李東陽主張學詩應效法唐詩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以振興當時的詩壇。

23.前七子

“前七子”代表了興起于明朝弘治、正德年間的詩歌流派，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領袖，其余骨干有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共七人。為區(qū)別于嘉靖、隆慶年間出現(xiàn)的李攀龍、王世貞等七子，世稱“前七子”?！扒捌咦印睂Ξ敃r的腐敗朝政和庸弱的士氣不滿，而且強烈反對臺閣體詩文，鄙棄自西漢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詩歌。他們針對當時虛飾、萎弱的文風，提倡復古。他們的主張被當時許多文人接受，逐漸形成了一場影響廣泛的文學復古運動。

24.后七子

“后七子”為活躍于明朝嘉靖、隆慶年間的文學流派。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成員有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他們承接前七子的文學思想，強調(diào)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提倡復古，彼此標榜，但聲勢更為浩大，世稱“后七子”。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學古過程中對法度格調(diào)的講究更強化和具體化。他們把復古運動引到了極端，但模擬之氣甚重，加之才氣不足，生活不厚，詩歌中常有重復雷同的現(xiàn)象。

25.竟陵派

竟陵派為明代后期文學流派，因為主要人物鐘惺、譚元春都是竟陵人，故稱“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樣，竟陵派也主張“性靈說”，是明末反對詩文擬古潮流的重要一派。竟陵派基本繼承了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但又有所不同。他們接受了賈島、姚合和宋代“晚唐體”的影響，認為“公安”作品俚俗、浮淺，因而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

26.虞山詩派

虞山詩派是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東南詩壇重要流派。此流派以錢謙益為首，包括其門生馮舒、馮班、瞿式耜，族孫錢曾、錢陸燦及吳歷等。虞山詩派最大的特點是學古而不泥古，積極主張詩歌革新并能取諸家之長而自成風格，對東南詩壇的繁榮作出了一定貢獻。

27.性靈派

“性靈派”主要活躍于清代中葉，以乾嘉時期大詩人袁枚、趙翼、張問陶為主要代表。此三人并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主張直抒性情，反對復古、模擬的風氣，強調(diào)要直接抒發(fā)人的性靈，表現(xiàn)真實情感，在近代和現(xiàn)代文學史上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