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龍門

可正當張愷敷在程氏義塾學業(yè)不斷精進，正準備謀求出路之際，革命風潮四處風起。到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通過傳統(tǒng)的科舉走上仕途之路已經(jīng)無望。張兆熊很為兒子的未來擔憂，正四處打聽該何去何從，報考什么樣的學校更有前途之際。1908年，嘉善縣城發(fā)生一件算不大不小的轟動事件：嘉善的名門顯族孫家子弟孫文耀于上海震旦大學畢業(yè)，考取了浙江官費留歐生，將留學比利時，學習土木、機械與鐵路工程。早在四年前，孫文耀在嘉善小學畢業(yè)，時值教會學校剛在上海興辦不久，由愛國人士馬相伯為主要出資人，法國耶穌會監(jiān)管的震旦學院在上海徐家匯開始創(chuàng)辦。孫文耀作為嘉善縣的邑庠生考入震旦學院，從此他在嘉善便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歷經(jīng)預科和本科而畢業(yè)，現(xiàn)在又考取官費留學比利時，此事在魏塘街頭巷尾引起一時熱議。此事說它不大，是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現(xiàn)在考上個大學什么的，似乎沒有之前考取舉人進士那么顯耀了，那是注定要做大官的準備。孫家祖上已有不少先例，孫文耀的祖父輩孫興壽即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舉人，在當?shù)鼐皖H有名望?，F(xiàn)在學工程，將來謀個好職位容易，但不一定能當大官，工作也比較辛苦，距離光宗耀祖還是有些距離。說它不小，是在有見識的開明人士心目中，現(xiàn)在考取官費出國留學，其意義要超過明清的舉人甚至進士。因為晚清洋務以來，許多有識之士就深感我國傳統(tǒng)教育制度和教學內(nèi)容的落后，不斷吁請官府資助優(yōu)秀學子到外海學習西洋的先進科技?，F(xiàn)在的官費留歐，算是浙江省第一屆，而且是國家急需建設的機械與鐵路工程專業(yè)，意義非同小可。既然科舉已廢，時局不安，官場并非鐵飯碗。留洋不僅能開眼界，有海外見識，令人羨慕，更有過硬專業(yè)本領，今后也許能有更好的前程。

張兆熊受到這件事的啟發(fā)，其對愷敷的期待也隨之發(fā)生變化。不僅希望他能考個好大學，走出嘉善，還不時提醒他，指望他能走得更遠，將來也能留學海外，為家族增光，目標比之前更高了。到1908年初夏，各種招生信息不斷見諸報端，他在盤算愷敷報考什么學校更適合。近處有省城杭州的之江大學，開辦也有些時日，但比起震旦學院等名氣稍遜；稍遠且名氣比較大的有上海的震旦學院、南洋大學等，但招生名額比較少，競爭很激烈，費用也頗高；名氣最大當然要算京城的京師大學堂，那是朝廷官辦，不僅規(guī)模大專業(yè)全，而且?guī)熧Y實力雄厚，今后謀業(yè)前途一片光明。當然，報考京師大學堂也是競爭最為激烈，成功的把握最小。報考上海的學校，雖然已有孫文耀成功的先例，但這條路對張愷敷已經(jīng)不再合適。一則想進震旦學院，一般要先進其預科，相當于高中，此時他已經(jīng)年齡偏大。二則震旦學院為私立性的教會大學，招收名額很少而且收費不菲，對報考的學生也有特別要求，大多招收有教會背景的中學上過學的，有比較好的外語基礎，因為他們聘請有外教，專業(yè)課大多用外語教學。顯然張愷敷不具備這些條件，只能另謀它途，最好是報考官辦的大學，費用從優(yōu)者。

權宜之下，張兆熊最后還是決定讓張愷敷嘗試報考難度最大的京師大學堂。張愷敷竟然給考上了。這不論在張家整個家族，甚至在整個魏塘鎮(zhèn)來說，都是不小的轟動事件。因為當時京師大學堂每年在整個浙江省也就招收二十來名學生，非常難考。以張家這樣普通人家，祖上從未有考上秀才或舉人，突然間能考上這樣的頂級名校，確實讓人感到意外驚喜，算是“躍了龍門”。

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于1898年，原本是戊戌維新運動，西學與中學之爭的產(chǎn)物。早在同治元年（1862），在恭親王的奏請呼吁之下，清政府在京城開辦京師同文館，培養(yǎng)外語翻譯人才，以便對外交涉。隨著洋務運動的發(fā)展，洋務派感到不僅外語人才奇缺，富國強兵更需要科學技術人才，因為機器制造，火炮火器、輪船鐵路等等，無一不來自天文、算學等“西藝”。他們進而要求官府開辦新式學校，同時培養(yǎng)翻譯人才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梁啟超的協(xié)助下，向清廷呈交《請推廣學校折》，首次正式提出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并建議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1]經(jīng)過洋務派與保守派的一番斗爭，最終光緒帝于1898年7月4日正式下令，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相當于如今的校長）孫家鼐建議將學堂分設中學與西學，并任命兩位總教習分別負責管理教學事宜。首任西學總教習是美國來華傳教士丁韙良，他原本也是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有名的中國通；中學總教習便是浙江嘉興人許景澄。許景澄乃同治7年進士，不僅國學功底好，還精通幾國外語，曾被派出使法、德、意、荷、奧等國，對西方文化比較了解，親近西學，主張外交強國，還曾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許國強”。^[2]可見京師大學堂從開辦伊始，立志要成為西學重要陣地。

可是大學堂剛開辦不久，1900年夏即遭受義和團進京，住堂學生紛紛告假四散，學堂只得宣布臨時解散。直到1902年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復，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乃湖南長沙人，亦為同治進士，一直積極主張廢科舉、辦學堂、設報館，提倡變法自強。他參照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的辦學模式，制訂了詳備的辦學方案，向清廷上奏《欽定學堂章程》獲準。章程將大學堂辦學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大學預備科、大學專門分科、大學院。專門分科相當于現(xiàn)今的本科，大學院則相當于研究生院，預備科是進入大學本科的預備階段，程度也就相當于現(xiàn)今的中學，但分有專業(yè)，對應即將升入的大學本科。因為當時各地中學教育體制尚未形成，從各省選拔進來的學生只上完縣學，即小學畢業(yè)，雖然國文等程度比現(xiàn)在的小學畢業(yè)要高，但自然科學知識及外語等其它專業(yè)知識還缺乏，需要進預備科做補充準備。預備科又分政科與藝科。政科里面有經(jīng)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財?shù)瓤颇?，相當于現(xiàn)今的文科；藝科則分聲、光、電、農(nóng)、工、醫(yī)、算等，相當于現(xiàn)今的理、工、農(nóng)、醫(yī)類。預備科三年制，考試及格則升入本科學習，再三年而畢業(yè)。^[3]另外還開辦速成科，分仕學館與師范館。仕學館主要培養(yǎng)中低級行政人員；師范館則培養(yǎng)學堂教習，后脫離京師大學堂，成為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張愷敷進入京師大學堂之時（1908），大學堂仍按照原管學大臣張百熙制訂的學制，他進入其預備科政科中的政治專業(yè)學習。此時預備科剛開辦第四年（1904年開始招生），剛好有首屆畢業(yè)生升入本科學習。當然，張兆熊決定讓兒子報考京師大學堂也有經(jīng)濟上的考慮。京師大學堂作為官辦，所有費用由政府支出，按規(guī)定從戶部存放在華俄道勝銀行的五百萬兩銀子的利息中支付，每年大約有二十一萬余兩，仍有不足部分則按一定比例由各省協(xié)助補充。由于所有學生免去學費、住宿費及膳食費等，家庭經(jīng)濟負擔不高。

可是，張愷敷進京師大學堂學習的這幾年，學校辦學仍然很不順利。先是校舍建設不斷拖延，遲遲不能完成。1905年，清政府設立學部，選定在德勝門外的操場作為建設大學堂新校舍之用，并撥付部分建設費用。但校舍直到1908年才開工，到1911年秋武昌起義時，僅建成部分房舍就停工了。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學部中斷給付經(jīng)費，學校經(jīng)費困難，先是面臨停辦，后又被迫將與它校合并的危險。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臨時政府任命蔡元培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不久，孫中山將大總統(tǒng)職務讓與袁世凱，袁世凱任命著名翻譯家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接管大學堂。5月1日，教育部下令，改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任命嚴復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學校開始復課。

嚴復早年畢業(yè)于福建船政學堂，后被派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留學。留學期間他注意考察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西方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科技文化有充分了解。回國之后，曾長期在天津水師學堂任總教習、總辦（校長），大量翻譯西方進步著作，積極支持和宣傳變法維新。他到任北大之后，銳意改革，力求把北大推進到更高的發(fā)展階段，以期終有一天能堪比歐美著名大學?？墒谴藭r北大的辦學經(jīng)費卻非常困難，他四處奔走，卻收效甚微。在連續(xù)數(shù)月領不到經(jīng)費，教師薪水無法按期支付之際，嚴復只得四處籌借，舉債辦學，并開始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傻搅?912年7月，教育部仍以經(jīng)費困難等為由，提出要求停辦。在全校師生頑強抗爭之下，教育部只得撤銷解散令，但學校也得做出一系列調(diào)整以應對經(jīng)費短缺。比如消減學制，讓部分學生提前畢業(yè)；分科學生開始征收膳食費，以彌補財政不足；裁減教員，辭退合同期滿的外籍教員，以節(jié)約經(jīng)費，等等。

張愷敷憑借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個人天賦，預備科畢業(yè)后順利升入本科階段學習，可此時也面臨提前畢業(yè)問題。因為此時的北大整體環(huán)境并不安定，校領導幾番變換，學生抗議風潮不斷。先是校長嚴復因與教育部當局抗爭，得罪一些當權者，不得已于1912年10月辭職，學生向教育部抗議挽留，但無效果。接著章士釗被任命為校長，他因故未就。教育部轉(zhuǎn)而任命馬良代理校長，遭部分學生反對。馬良勉強到任后，以校產(chǎn)抵押向比利時一家銀行借款，更引起學生群起攻擊，批他盜賣校產(chǎn)，到任才兩個月也被迫辭職。1913年1月，何爕候臨危受命任校長。為裁減學生，他突然宣布凡預科畢業(yè)生欲繼續(xù)升入本科者，需經(jīng)過入學考試。這明顯與之前“大學令”中預科學生修業(yè)期滿，考試及格即可升入本科的規(guī)定相抵觸。于是引起學生群起反對，一百多名學生涌入校長辦公室與之激辯，迫使何當場書寫辭職字據(jù)。過后何上書教育部要求嚴懲鬧事學生。學生也不示弱，推舉十余人為代表赴教育部請愿。最后教育部向?qū)W生施壓，導致八名為首的學生被開除，在校預備科學生則被迫暫時解散，學潮暫時被平息。不久教育部又通知北大，要求并入天津大學，這又引起新一輪激烈的師生抗爭活動。

在經(jīng)費十分困難，學制要求縮短，師生不斷面臨裁減，抗議風潮四起的情況下，張愷敷于1913年夏畢業(yè)了，帶著諸多遺憾離開風雨飄搖中的北大。他在北大求學的這些年，雖然先后有張百熙、嚴復等著名學者和開明人士擔任學校領導，更有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在北大任教，力圖將北大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但是清末政府的頹廢腐敗，北洋政府的動蕩不定，使得一個國家首府的官辦大學，竟然淪落到經(jīng)費拮據(jù)，舉步維艱。原本懷著成就經(jīng)濟匡世之才的理想進京，可遭遇革命風暴與學潮的輪番沖擊，體質(zhì)比較柔弱，個性偏向沉靜安穩(wěn)的張愷敷實在不堪忍受，對京城所發(fā)生的一切感覺很失望。父親張兆熊原本指望他能繼續(xù)出國留學，或在京城謀個好職位，但這一切都變得越來越不現(xiàn)實，他只想盡早回鄉(xiāng)。

[1]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2]1900年，孫家鼐因反對西太后陰謀廢黜光緒帝而辭職，許景澄代管學大臣職務。后因許反對清政府利用義和團攻打洋人政策，被西太后處決，大學堂也隨即停辦。直到1902年清政府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見：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頁。

[3]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