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jīng)博士和今文經(jīng)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而《詩》（《魯詩》《齊詩》《韓詩》）、《書》、《易》、《禮》（《儀禮》）、《春秋》（《公羊傳》）五書成為“法定”的儒家“經(jīng)典”；博士也就限于儒生，并為博士設弟子員，選拔高第為郎中，借以獎勵儒術(shù)。

“經(jīng)”作為書籍解釋，是在戰(zhàn)國以后，而儒家書籍的“法定”為經(jīng)，則始于漢武帝。

“經(jīng)”，甲骨文中未見，可知殷商時代沒有“經(jīng)”?！敖?jīng)”或“巠”，始見于周代銅器。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晉姜鼎有“巠”字，克鐘有“涇”字，虢季子白盤、齊陳曼簠、叔夷鐘有“經(jīng)”字。但“經(jīng)”的釋文是“經(jīng)維四方”，就是經(jīng)營的意思。郭沫若以為“經(jīng)”的初字是“巠”，而“經(jīng)”是后起字。他說：

大盂鼎“敬雍德巠”，毛公鼎“肇巠先王命”，均因用巠為經(jīng)。余意巠蓋經(jīng)之初字也。觀其字形，前鼎作巠，后鼎作巠，均象織機之縱線形。從系作之經(jīng)，字之后起者也?！墩f文》分巠、經(jīng)為二字，以巠屬于川部，云巠水脈也，從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聲，一曰水冥巠也，說殊迂闊。

照此說來，“巠”“經(jīng)”應是一字。“經(jīng)”的初字是“涇”，“經(jīng)”為后起字。金文中雖有“經(jīng)”字，但并不釋作“經(jīng)典”，它的本義作“經(jīng)緯”“經(jīng)維”解。“經(jīng)典”的說法，到戰(zhàn)國后才出現(xiàn)。先秦諸子提到“經(jīng)”的記載有：

《管子·戒篇》：“澤其四經(jīng)。”

《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shù)則始于誦經(jīng)，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p>

《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jīng)?！?/p>

《管子》是戰(zhàn)國時的作品，《四經(jīng)》就是“四術(shù)”，即“詩、書、禮、樂”?！盾髯印穼ⅰ敖?jīng)”作為典籍解釋?！肚f子·天道篇》屬“外篇”，是后人所作，所以把“經(jīng)”作為中國儒家書籍的解釋，應在戰(zhàn)國以后。

然而，戰(zhàn)國以后，不是儒家書籍也有稱之為“經(jīng)”的，如相傳老子有《道德經(jīng)》（馬王堆出土帛書作《德道經(jīng)》），道家的書籍也稱為“經(jīng)”；李悝有《法經(jīng)》，法家的書籍也稱為“經(jīng)”；《墨子》有《經(jīng)上》《經(jīng)下》篇，墨家的書籍也稱為“經(jīng)”。那么，戰(zhàn)國以后，“經(jīng)”已作為書籍解釋，但它還不是儒家書籍的專稱，而是各家書籍的通稱。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禁止“私學”，只許士子學習秦朝的法令制度，但朝廷仍有博士官和儒生（見下）。西漢初年，“尚有干戈，平定海內(nèi)，亦未遑庠序之事”?！靶⒒?、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對儒家并不重視，博士建置尚未健全。文、景之時，對儒家學說已漸重視，長于治某經(jīng)的儒生，曾經(jīng)延立為博士；但當時尚未“罷黜百家”，博士并未為儒家所專有，只是到了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立五經(jīng)博士，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書籍，才正式成為封建政府“法定”的經(jīng)典。

《史記·儒林列傳》說：“今上（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薄稘h書·儒林傳贊》說：“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笨芍瑵h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是儒學獨尊的標志，是儒家典籍“法定”為“經(jīng)”的濫觴。

于此，還得將博士的建置及其發(fā)展變化作一簡單追述。

“博士”的名稱，戰(zhàn)國時已有，但“博士”作為學官，則始于秦朝?！妒酚洝ぱ袅袀鳌罚骸肮珒x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鄙院螅疑賹O補《史記·龜策列傳》：宋有“博士衛(wèi)平”，《漢書·賈山傳》：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宋國是否置有“博士”，還乏明文可證。但公儀休曾任魯繆公相，魯繆公曾尊養(yǎng)曾申、子思之徒；曾申、子思都是儒家，魯國又是儒家的策源地。賈袪，史稱為“魏王時博士”。魏文侯曾師子夏而友田子方、段干木，是著名的“禮賢下士”的國君。根據(jù)這些文獻，魯、魏是建置有“博士”的，它與儒家之為“顯學”，又有密切的關(guān)系。

此外，齊國的“稷下先生”，疑亦與“博士”異名同實。因為：第一，齊國的“稷下先生”，在漢代的著作中，也有稱為“博士”的。如淳于髠，《新序》：“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而《說苑·尊賢》則謂：“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谑遣┦看居隗傃鎏齑笮Χ粦！薄缎滦颉贰墩f苑》同為劉向所撰，而一稱“稷下先生”，一稱“博士”。又如許慎《五經(jīng)異義》謂：“戰(zhàn)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與別的記載不同。第二，秦代博士，很多是齊人，如叔孫通，薛人，薛于戰(zhàn)國初期為齊所滅，成為田嬰、田文的封地。在今山東滕縣東南，距離臨淄城西稷下不遠。傳《尚書》的伏生（勝）“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伏生當生于齊襄王晚年，這時稷下學宮還不及威王、宣王時之盛。但襄王之后，繼以齊王建，近人錢穆云：“余考鄒衍使趙，已在王建八年前后，則稷下故事，疑下逮時，猶未全泯矣。”伏生原籍濟南，距稷下亦僅二百里。又如淳于越，《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齊人淳于越進言”，也是齊人。第三，漢代博士，還有續(xù)稱“稷下”的，如漢高祖拜叔孫通為博士時，稱為“稷嗣君”，說他“嗣風于稷下”?！妒酚浖狻芬鞆V曰：“蓋言其德業(yè)足以縱稷下之風流也?！币运麨辇R地稷下學派的繼承人?！渡袝x·虞書》大題引鄭玄《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好此學?！薄凹隆?，據(jù)《水經(jīng)·淄水注》引《鄭志·尚書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可知“棘下生”非人名，而是學派名，“棘下”在齊，古時學者會集處，“棘”“稷”同音，“棘下”即“稷下”。鄭玄說“齊田氏時”，指齊威王、宣王時，值稷下學者群聚極盛之時，“無常人也”，謂不是固定何人，而是時來時去，戰(zhàn)國時齊地確有不少著名人物。漢代孔安國是西漢博士，鄭玄稱為“稷下生”，還能傳承稷下學風。第四，《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髠、田駢、接予、慎到、環(huán)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鄙弦缎滦颉芬喾Q“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屬七十二人”，與《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七十人前為壽?！辈┦繂T額亦幾相似。根據(jù)這些文獻，齊國也曾設有博士。所以，戰(zhàn)國初期，已有“博士”的設立，他和國君“禮賢下士”有關(guān)，和儒家之為“顯學”有關(guān)。沈約《宋書·百官志》所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是可信的。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以后，置博士，正式作為學官名?！稘h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shù)十人?！彼茷楣沤袷肥麓龁柡凸偶涫?。秦代博士的姓名可考的，根據(jù)王國維的考證，有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羊子、黃疵、正先等六人。叔孫通、伏生是儒生，已見上述。周青臣、淳于越見《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進言，恢復商、周分封制，攻擊仆射周青臣，丞相李斯以淳于越“以古非今”嚴加駁斥，“釁成而秦燔書”。羊子，《漢書·藝文志》也列于儒家。黃疵，《漢書·藝文志》列為名家。正先，不詳。又，劉向《說苑·至公》：“始皇召群臣面議，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泵晌耐ㄏ壬詾轷U白系鮑丘之誤，即《鹽鐵論》的包丘子，漢初傳《詩》的浮丘伯。又據(jù)《陳留風俗傳》：“園庾字宣，明《公羊春秋》，為秦博士?！薄妒酚洝な鍖O通傳》亦載秦二世時，博士以《公羊》義對二世，如系園庾，亦可補王文之不足，《詩》《公羊》，是儒家編著的書籍。又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芍卮┦恐杏腥迳?，但也并不都是儒生。

漢承秦制，仍置博士。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積嗣君”?；莸蹠r，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孔）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备咦?、惠帝時可考的，現(xiàn)存史料只有這些，這因為當時“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所以對博士建置尚未健全。到文帝時，“頗登用”儒家，所立博士較前為多。據(jù)《漢官儀》：“文帝博士七十余人?！?sup>這樣，在武帝獨尊儒家以前，博士員數(shù)已與秦制相同。

從文帝到景帝時期，所立的博士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儒家“專經(jīng)”博士的設立。《后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jīng)博士?！保ń癖尽耙唤?jīng)”誤作“五經(jīng)”）如張生、晁錯為《書》博士，申公、轅固生、韓嬰為《詩》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為《春秋》博士。他們以治《詩》《書》《春秋》而立為博士，可見漢王室對儒家學說已漸漸重視，所以清人臧琳說：“《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jīng)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sup>

第二，文、景時所立博士，并不限于“專經(jīng)”的儒生，如魯人公孫臣，以言五德終始召為博士，賈誼以“頗通諸子百家之書”，也召為博士。轅固生與黃生爭論于景帝前，黃生是否博士，史無明文，假使也是“博士”，那也不是儒生。孝文本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第三，這些“一經(jīng)”博士，并不只治“一經(jīng)”，有的且兼綜儒家以外的學說。前者如韓嬰除“推詩人之意而作內(nèi)外傳數(shù)萬言”外，“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后者如晁錯在從伏生傳授《尚書》之前，曾“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芍麄冸m稱以治某經(jīng)立為博士，但并不只治一經(jīng)。

根據(jù)以上史料，文、景之時，對儒家已漸重視，長于治某經(jīng)的儒生，曾經(jīng)延立為博士，但當時尚未罷黜百家，博士并未為儒家所專有。

漢武帝憑借前期所積累的財富，憑借景帝所完成的全國統(tǒng)一，再加上他本人的雄才大略和在位久長，對內(nèi)對外自然多所創(chuàng)建，在文教方面，也將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tǒng)一在儒家里面，完成了學術(shù)統(tǒng)一的巨大任務。從此，儒學就成了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儒家五部書籍也被“法定”為經(jīng)，而所立“博士”，也同文帝、景帝時期的博士制度有異。

根據(jù)《史記·儒林列傳》，武帝之后，言《詩》自申培公（《魯詩》）、轅固生（《齊詩》）、韓嬰（《韓詩》），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有胡母生、董仲舒?！稘h書·儒林傳贊》謂“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這樣，就有了《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博士。

按：申公、韓嬰都在文帝時以《詩》為博士，轅固生在景帝時為博士；張生、晁錯從伏生受《書》，任博士；胡母生、董仲舒都治公羊《春秋》，在景帝時為博士。那么，武帝時所增加的有《禮》《易》二經(jīng)，這樣，“五經(jīng)博士”始行完備。

或者以為，轅固生、董仲舒、胡母生都在景帝時為博士（《詩》《春秋》）；《漢書·儒林傳》又稱：“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另有田王孫在景帝時受《易》于丁寬；從而認為文、景之際已立“五經(jīng)博士”。但是這話很有問題，因為第一，武帝以前“雖立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魯、齊《詩》，景帝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徐生為禮官大夫，不是博士。大夫與博士雖同為禮官，同屬太常，但究自有別。田王孫的立為《易》博士，是宣帝時事。到武帝，才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jīng)博士，這五部儒家書籍才被正式法定為“經(jīng)典”。第二，武帝以前的博士，并不限于儒生，有的儒生且兼治儒家以外的學說。武帝獨尊儒術(shù)以后，其他不以五經(jīng)為博士的都被罷黜。第三，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而博士員數(shù)并不限于五，有一經(jīng)數(shù)博士的，如《詩》；有雖列五經(jīng)而無博士之名可考的，如《禮》；有一博士而兼通數(shù)經(jīng)的（這種情況，以后仍有）。但儒家獨尊之勢既成，此后增列和爭論的，也就都在儒家經(jīng)籍之內(nèi)了。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準公孫弘議，為博士置弟子員?！稘h書·儒林傳》序說：

……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橐稣?，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āng)里之化，以厲賢材焉?！斉c太常臧（孔臧）、博士平等議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yè)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圃唬骸?。’”

按：在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前，博士原有弟子，如叔孫通拜博士，為漢定朝儀，“與其弟子百余人為綿蕞野外習之”。但這是弟子跟從其師，和朝制無關(guān)。等到武帝準公孫弘議，才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并選拔高第為郎中。這樣，博士弟子便受到了國家的優(yōu)待，列為仕途正式的出身，而和過去完全不同了。所以史稱此后“學者益廣”。這正是朝廷獎勵儒術(shù)的一種重要措施。

總之，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五部經(jīng)書遂成為法定的儒家“經(jīng)典”，所以博士也就限于儒生。并為博士置弟子員，借以獎勵儒術(shù)。這樣，漢武帝利用儒家學說，以鞏固皇權(quán)，而博士也就專掌經(jīng)學傳授，成為“官學”了。

于此，有兩個問題需予探討，其一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儒家書籍“法定”為經(jīng)，是否所有儒書都能稱“經(jīng)”？其二是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和“經(jīng)學”形成的關(guān)系。

從第一個問題來說，這些儒家書籍之所以“法定”為“經(jīng)”，因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含有多樣性，它總能適應整個封建社會各個時代的統(tǒng)治需要，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但是，不是所有儒家編著的書籍都叫做“經(jīng)”，也不是所有流傳下來的封建專制政府認為合法的書籍都叫做“經(jīng)”。“經(jīng)”又是從古代儒家書籍中挑選出來的。后來儒家編著的書籍固然不得稱之為“經(jīng)”，就是秦漢以前的儒家書籍，不是得到孔子真?zhèn)鞯?，也不得稱之為“經(jīng)”。

戰(zhàn)國時期，儒、墨并稱“顯學”，在學術(shù)界占優(yōu)勢，據(jù)《韓非子·顯學》：“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孔氏（荀子）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边@些儒家，有的也曾編著書籍，在《漢書·藝文志》中，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等。除子思系孔子之孫，孫卿子即荀卿外，曾子、漆雕子、宓子、公孫尼子都是孔子弟子或“七十子”之弟子，這些書，有的已經(jīng)亡佚，有的即便流傳下來，也未尊稱為“經(jīng)”。《漢書·藝文志》也只是把它列在《諸子略》“儒家”類中，而不是列于《六藝略》，又如《孫卿子》（荀子），秦漢儒生所傳的《詩》《禮》《易》《春秋》諸經(jīng)經(jīng)說，多出自荀子。但《荀子》一書卻不是“經(jīng)”。這是因為他不法先王，輕視仁義，否認命運，不如孔、孟傳統(tǒng)儒學合用的緣故。至于后來儒家解釋“經(jīng)典”的著作，則只能稱之為“注”“疏”“箋”“解”，不能稱之為“經(jīng)”。

照此說來，“經(jīng)”是中國封建政府認為“合法”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書籍，它大都是秦漢以前的作品，還曾經(jīng)過挑選；這些作品之所以尊之為“經(jīng)”，是因為它的學說，對統(tǒng)治階級有利，并可用來進行文化思想教育以加強統(tǒng)治。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五部儒家書籍挑選出來作為“經(jīng)典”，此后，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隨著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經(jīng)”的領(lǐng)域也會逐漸擴張。

關(guān)于第二個問題，儒家書籍被尊之為“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傳播，崇奉勿替，歷代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對儒家“經(jīng)典”加以闡發(fā)和議論，形成“經(jīng)學”，其盛衰、分合、爭辯，往往與當時的封建政治相關(guān)聯(lián)。

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這些博士所傳的儒家“經(jīng)典”，都是今文，所以西漢經(jīng)學，有人稱之為“今文經(jīng)學極盛時期”。

今文經(jīng)，指漢代學者所傳述的儒家經(jīng)典，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記錄的本子?！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記：“書同文字?！薄冬槴e石刻》也說：“維二十六年，同書文字?！焙髞碛钟须`書。秦時文字有舊的古文和新的隸書。漢代普遍通行隸書，有的儒家書籍在秦火焚毀后，由學者師徒父子相傳，到漢代寫成定本。如《書》出于伏生，《禮》出于高堂生，因此產(chǎn)生了用隸書寫成的今文經(jīng)籍。今文由隸書書寫，隸書在漢代，好比我們現(xiàn)在通行的楷書一樣。所謂今文本就是用漢代通行文字書寫的本子。漢武帝時，立于學官的，都是今文本。這時古文本雖也有發(fā)現(xiàn)，但只在民間流傳，還不存在今古文的爭辯。

漢武帝立的“五經(jīng)博士”，是今文“五經(jīng)博士”，他又是根據(jù)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shù)”的，董仲舒又精研《春秋公羊傳》，這樣，就有如下特點：

第一，董仲舒講“天人感應”，采用“陰陽五行”學說，這樣，他們闡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jīng)籍，就有了他們的思想觀點和議論，并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還帶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第二，董仲舒長于《春秋公羊傳》，“五始”“三世”諸說，都源自《公羊》并加發(fā)揮，以闡明“大一統(tǒng)”的必要。這固然因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獨尊儒術(shù)”，就得首重《春秋》。同時也因為《春秋》辭簡義隱，可以隨加闡發(fā)。在《春秋》諸傳中，《公羊》是以“義”勝，是能“獨得”《春秋》的微言，知圣人之“隱”。這樣，董仲舒以《公羊》為博士，今文經(jīng)學也以《公羊傳》為主要經(jīng)典?！豆颉范唷拔⒀浴?，今文經(jīng)學的主要特點，也是重“微言大義”，與當時政治的關(guān)系也較密切。

第三，董仲舒講今文，參雜陰陽五行，帶有神秘色彩，這和后來的“經(jīng)學讖緯化”有關(guān)，和西漢今文學者的一般信讖緯有關(guān)，所以有人還以為《春秋繁露》是“緯書”的起源。

第四，“獨尊儒術(shù)”，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大一統(tǒng)”的需要，是為了加強思想上統(tǒng)治的需要。為此，董仲舒在倫理道德上也制訂了一套新的規(guī)范。

倫理道德規(guī)范，是一定的社會向人們提出的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它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力量，使人們逐漸形成一定的信念、習慣、傳統(tǒng)，用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調(diào)整個人和社會以及人們彼此間的關(guān)系。董仲舒以為“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

董仲舒對倫理道德極為重視，提出了“三綱五紀”的規(guī)范，《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循三綱五紀”。三綱指君臣、父子、夫婦的人倫關(guān)系，所謂“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也……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yǎng)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綱是提網(wǎng)的總繩，君、父、夫為綱，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紀，指君臣、父子、夫婦之外的人倫關(guān)系?！栋谆⑼x》把“五紀”發(fā)展為“六紀”，又對“三綱”作了說明：“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衷唬骸粗T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沃^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sup>“三綱六紀”是淵源于董仲舒而予推演的。

董仲舒對“張理天下，整齊人道”的“三綱五紀”，特別是“三綱”竭力維護，認為這是天經(jīng)地義，不可動搖的。因為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由于這是“受命于天”，所以“尊壓卑也，固其義也”，而“卑勝尊”則是“逆命”?！澳婷北仨毜种疲^“直行其道不忘難，義之至也”。

如果遇到“君不君”“父不父”，那也可以“臣不臣”“子不子”，甚至可以“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但只是在“君”“父”嚴重違迕禮法，為非作歹時才能“不君”“不父”。

至于婦人，則因男尊女卑，應順從男子。董仲舒贊揚貞節(jié)，如說“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但對丈夫死后，認為不宜長期守節(jié)，可在父母的主持下改嫁，要服從父母之命，不能自專。

“三綱五紀”，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漢時的新的發(fā)展，它予以陰陽五行化，添附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但用這種倫理思想，對當時確立君主的尊嚴，對中央集權(quán)的維護，對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確曾起過作用。

董仲舒在“三綱五紀”之外，還提出了“五常之道”的倫理道德，“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卻以仁、義、禮為主。他認為“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應該目正色，耳正聲，食正味，身行正道以“制欲”，非禮不言、非禮不動以“度禮”，從而“體情”“防亂”而致防。

禮和信又是相輔相成的，董仲舒說：“《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于地，禮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于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shù)也。”把禮、信視為天意，必須遵循，并援引古代史事作為經(jīng)驗教訓。

禮、信是“五常”之二，特別是禮，董仲舒明確指出應根據(jù)各人的等級地位，享受不同的衣食住用，不能稍有逾越。應該按其爵而制服，按其祿而用財，應該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chǎn)人徒有數(shù)，舟車武器有禁。“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命士止于帶緣。散命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余戮民不敢服絲乘馬?！?sup>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別，鄉(xiāng)黨有序，則民有禮而不敢爭。對封建貴族、官僚、地主、商賈有一定的限制，對中央集權(quán)的鞏固也有作用。

董仲舒對仁和義也予探討，說是：“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茍為生、茍為利而已。”仁是惻怛愛人，和順不爭，好惡合理，而無傷害之人、嫉忌之氣、邪僻之行的，“故能平易和理而無事也”。義在正我，“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義者，謂之自不好。以此參之，義，我義明矣”，照此說來，仁是對別人的，所謂“仁者愛人，不在愛我”；而義則是對己的，所謂“義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和義的區(qū)別在于人和我，《春秋》講治理天下，正是分清人和我，即仁和義。對此，要認真考察、正確運用，如果弄顛倒了，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責人，“詭其處而道其理，鮮不亂矣”。為此，王者愛天下四夷，霸者愛諸侯各國，安者愛封國之內(nèi)，危者愛自己周圍，亡者則僅愛自己，僅愛自己的人，雖是天子、諸侯，也不過是一夫，得不到臣民的擁護，終將滅亡。那么，能否正確認識仁義、區(qū)別仁義，以至施行仁義，將導致國家的興亡治亂和個人的成敗得失。

非但如此，要正確領(lǐng)會仁和義，還應進一步責己嚴、責人寬。董仲舒說：“《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后教誨，謂之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矣。先其事，后其食，謂之治身也?！洞呵铩反躺现^，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也。此之謂也?！?sup>如果以治己之節(jié)治人是“居上不寬”，以治人之度治己是“為禮不敬”。它援引《詩經(jīng)》《春秋》以言仁義，并謂治國應以仁義為本，說：“夫堯、舜三王之業(yè)，皆曰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圣王以為治首。或曰發(fā)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后海內(nèi)應以誠?！?sup>

董仲舒又認為，要做到仁義，必須有知，“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是“先言而后當”，“先規(guī)而后為之”?！捌湟?guī)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guī)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其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故無故，殘類滅宗亡國是也”，要求根據(jù)人們活動的規(guī)范和準則辦事，所謂“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從而更好地維護三綱和貫徹仁義。

董仲舒提出的“五?！保烧f是孟子“四端”（仁義禮智）的繼承和發(fā)展，內(nèi)容更充實，含意更深刻。其目的還是維護封建專制制度，鞏固中央集權(quán)。

董仲舒根據(jù)人們對倫理道德的認識和遵循程度，把人性分為上、下、中（善、惡、中）三等，有所謂“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區(qū)別。主張“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為“中民之性”是可上可下、可善可惡的，須“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性有三品，人可分為圣人、仁人、君子、賢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笆ト恕薄胺ㄌ於⒌溃嗖鄱鵁o私”，“擇于身者盡為德音，發(fā)于事者盡為潤澤”，是最能貫徹三綱、五紀和五常之道的?！叭嗜恕薄罢湔x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圣人”相仿佛?！百t人”“法圣人”，不與民爭利，“皇皇求仁義?？植荒芑裾咭病?。“君子”明天性，知仁義，能做到“仁之寬”和“義之全”，與“賢人”略同?！笆恕泵τ谇罄缕飘a(chǎn)?！靶∪恕眲t“負擔者，小人也”。他以為“圣人”“仁人”，可當三公，“賢人”“君子”可當卿大夫，“正人”可為士。但有的“圣人”“仁人”可以為天子，有的“君子”可以任公侯?！笆恕笨梢愿挥胸敭a(chǎn)，但要加以限制，使富而好禮?！靶∪恕笔亲允称淞Φ膭趧诱?，衣食應有保證，但須貧而好義。“君子”“賢人”“善人”“正人”“庶人”，都屬“中民之性”，盡管職務不同，都要尊奉、宣揚倫理綱常，以仁、義、禮為行為準則，向“圣人”“仁人”學習。他歌頌“圣人”“賢人”，贊揚“君子”“賢人”，批評“庶人”，同情“小人”，痛斥“斗筲”，借以維護封建倫理道德。

如上所述，董仲舒宣揚三綱、五紀、五常之道，“性三品”，提高了西漢君主的地位，確立了封建等級體系，把綱常倫紀成為從君主到臣民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準繩，從而更好地安定社會秩序，維護封建統(tǒng)治。因而，董仲舒的出現(xiàn)，儒家的獨尊，今文經(jīng)學的開始盛行，是西漢政治的需要，也是西漢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原載《西漢經(jīng)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 大盂鼎：“今余唯令〔命〕女〔汝〕盂〔詔〕榮〔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讕〔諫〕，亯奔走，畏天畏〔威〕。”大克鼎：“天子明哲，顯孝于申，巠念氒圣保祖師華父，克王殷，生內(nèi)〔納〕王令〔命〕，多錯實休。”毛公鼎：“王曰：‘父，□〔今〕唯肇巠先王命，命女〔汝〕嶭〔乂〕我邦我家內(nèi)外，春于小大政，〔屏〕朕立〔位〕?！睍x姜鼎：“晉姜曰：‘一余不叚〔暇〕妄寧，巠雍明德?！贝笥鄱槲髦茉缙谄?，大克鼎、毛公鼎為西周晚期器，晉姜鼎為東周器。
2. 克鐘：“王親令克遹巠〔涇〕東至于京”?？绥姙槲髦芡砥谄?。
3. 虢季子白盤：“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不〔丕〕顯子白壯武于戎工，經(jīng)維四方，博伐獫狁于洛之陽。”齊陳曼簠：“齊陳曼不敢逸康，肇堇〔勤〕經(jīng)德?！笔逡溺姡骸肮唬骸嘟?jīng)乃先祖，余既尃乃心。’”虢季子白盤為西周中期器，齊陳曼簠、叔夷鐘為東周器。
4. 郭沫若：《金文叢考·金文余釋·釋巠》。
5. 又如《韓非子》中《內(nèi)儲說》《外儲說》也談“經(jīng)”。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古佚書《經(jīng)法》《十六經(jīng)》，也是先秦“經(jīng)”的鱗爪。
6.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庸注》誤“宋”為“楚”。
7. 沈欽韓《漢書疏證》以為“弟子”二字是衍文。
8. 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li>
9. 《史記·儒林列傳》。
10. 《史記·儒林列傳》。
11. 《史記·儒林列傳》謂“孝文帝時……伏生年九十余”，以此逆推，伏生當生于齊襄王時。
12.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一四四。
13.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
14. 章太炎：《太炎文錄·文錄》卷一《秦獻記》。
15. 《漢書·儒林傳》序。
16. 《大唐六典》卷二十二國子博士注引，轉(zhuǎn)引自王國維：《漢魏博士考》。
17. 臧琳：《經(jīng)義雜記·文帝始置博士》。
18. 《史記·文帝本紀》。
19. 《史記·屈賈列傳》。
20. 《史記·儒林列傳》序。
21. 《漢書·儒林傳》。按博士不專治一經(jīng)的情況，武帝以后仍然有。
22. 《史記·晁錯列傳》。
23. 迮鶴壽語，見王鳴盛：《蛾術(shù)編》卷一《說錄》一《立學》按語。
24. 據(jù)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為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jīng)》《孟子》《爾雅》皆置博士?！钡炯o中不詳其事，博士姓名并無可考，故頗引起后來學者的懷疑。
25. 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
26. 王國維認為，在《史記》中，古文是指秦統(tǒng)一以前東土六國文字，包括孔子壁中書在內(nèi)；王莽時，古文始用以專指壁中書；至班固《漢書》、許慎《五經(jīng)異義》，古文始專指學派，見所撰《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史籀篇疏證序》《桐鄉(xiāng)徐氏印譜序》《漢時古文諸經(jīng)有傳寫本說》等。又，關(guān)于今古文文字、版本、學說上的異同及其爭辯，當于下面專章論述。
27. 金德建：《論〈春秋繁露〉是緯書的起源》，《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
28. 《春秋繁露·天道論》。
29. 《春秋繁露·基義》。
30.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31. 《春秋繁露·順命》。
32. 《春秋繁露·精華》。
33. 《春秋繁露·楚莊王》。
34. 《春秋繁露·服制》。
35. 《春秋繁露·竹林》。
36. 《春秋繁露·仁義法》。
37. 《春秋繁露·仁義法》。
38. 《董子文集·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39.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40. 《春秋繁露·執(zhí)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