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兩張載

回首歷史，我們能夠看到兩個張載的背影劃過歷史的天空，中間隔了七八百年的時間。他們兩個都曾負有盛名。第一個張載，生活于西晉末年，河北安平人，生卒年已經不可考。據(jù)史書說，他性格嫻雅，博學多聞，曾任著作郎、記室督、中書侍郎等職，與其弟張協(xié)、張亢都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晉太康二年（281）前后，他到四川去看望在那里為官的父親，途經劍閣，著《劍閣銘》。銘文先寫劍閣形勢的險要，又引古史指出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的道理，被后人譽為“文章典則”。晉武帝看后感慨良多，派人鐫刻于石上。他也很擅長寫詩，曾作《七哀詩》。其中有“北芒何壘壘”，寫漢代帝王陵寢在三國被毀后的景象，慨嘆世道亂離和滄桑變化；又有“秋風吐商氣”，寫秋風掃林、滿目凄涼的景色；“陽鳥收和響，寒蟬無余音”“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情感肆無忌憚地傾瀉在景物的描繪中，表達了他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內心的孤獨苦悶。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那個時代產生憂忿的詩人，是因為社會“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因此，他的詩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和社會風習的寫照。

詩人的惆悵當然不僅僅是有感于大漢帝國的覆滅，還有著對一個輝煌的思想時代消逝的感慨，那個曾經號稱“獨尊儒術”的文化時代，在東方文明圈中贏得榮光的時代，在國家陷入戰(zhàn)亂和分裂的時刻過去了。其后，先是“祖述老莊”的玄學風靡社會上層，繼而有道教流行于朝野，進而則是佛教盛行于大江南北。這些思潮的主流是無為、虛無或性空，對現(xiàn)實世界表達著失望的情緒，對社會人生散布著否定的邏輯。面對苦難，很多人忘記了自強不息的古訓，常作精神上的逃避，而不是行動上的進取。這是西晉時期的張載必須面對而不樂見的思想場域。

三百多年后，歷史進入了國勢鼎盛的唐朝。李唐在思想領域號稱“三教并尊”，其實仍然是佛教占優(yōu)勢，當時主要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哲學家都不在儒家而在佛門。對此，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經與政治家張方平有一段對話。王安石問張方平：“孔子去世百年后生孟子亞圣，后來再也沒有人能達到孔子的高度，這是為什么？”張方平對佛道兩教極為了解，因而反問道：“怎么會沒有超過孔子的人呢？”王安石問：“是誰？”張方平說：“江南馬大師（馬祖）、汾陽無業(yè)禪師、雪峰巖頭、丹霞云門等大和尚都是?。∪寮宜枷胛涣怂麄?，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都歸到佛教門下了。”魏晉以來，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資已為佛道二家所奪。盡管當時有儒者如韓愈等人排擊佛道甚烈，但其范圍不出強調儒學正統(tǒng)、綱紀倫常、夷夏之辨和經濟因素這四個大的方面，而沒能從思想理論的深度上加以批判，激烈有余而切中要害者不多。北宋初期，由于政治、社會尚不安定，政府基于穩(wěn)定民心的考量，以拉攏宗教勢力為手段，鼓勵佛道二教發(fā)展，另一方面也給國防安全、經濟發(fā)展與社會風氣等方面造成了不良影響。宋代皇帝大多迷信，對于佛道多有沉迷，如宋真宗趙恒就曾利用道教符箓，搞天書封禪的把戲。

我泱泱中華難道要在精神上沉淪下去嗎？我們能不能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求資源，構建起精致的理論體系，實現(xiàn)中國人在精神方面的全面發(fā)展呢？理學恰是踏著時代的腳步應運而生的。按照杜維明的說法，它的出現(xiàn)就是儒學對于佛道學說挑戰(zhàn)的“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回應”。理學不僅從理論基本面來批判佛老，也吸收其合理的理論內核，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兼談天道性命，強調內圣外王，進而創(chuàng)造出一套足以與佛老思想相頡頏的新說。這一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出現(xiàn)后，一方面儒學終于有了適于時代的理論，一方面佛老精辟的學術發(fā)展開始走下坡路，于是歷史上由來已久的“辟佛老”運動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梢哉f，理學的出現(xiàn)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本書的傳主，北宋的張載正是催生理學的重要人物。在張載和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的思想中，“心”“理”“道”“性”等日用倫常的概念獲得了升華。這些概念組成的理論體系，既營造了一個可與“天國”“仙境”相媲美的內圣境界，又保持了儒學修己安人的入世傳統(tǒng)，從而使得儒學面目一新。周敦頤是濂學的開山，張載是關學的首倡，二程則是洛學的領袖。一般都把周敦頤作為宋代理學的開宗始祖，但他的思想里仍帶有濃厚的道家色彩。所以有斷言，真正把儒家的精神從正面發(fā)揮出來，把思想的體系引向正統(tǒng)軌道上來的，那要首推關學的祖師張載。各位讀者，讓我們再進一步去了解這位大儒先哲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吧。

作為宋代理學的奠基者，張載在宋以后的數(shù)百年時間里可謂赫赫有名。他的成就得到理學家們的肯定，程顥、程頤將他與孟子、韓愈相比，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他與周敦頤、邵雍、二程并列。后代統(tǒng)治階層極為重視他的影響，宋理宗封他為郿伯，從祀孔廟?！端问贰さ缹W傳》為他立傳，弘揚他的德業(yè)。王夫之高度評價張載的貢獻：“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彼闹髟诿?、清兩代是開科取士的必讀書目，并在清初編入御纂《性理大全》和《性理精義》中，可見張載在理學發(fā)展上的貢獻與地位。

關學最突出的是擔當精神。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代表著中國士大夫的神圣使命，被廣為傳頌，后被馮友蘭稱為“橫渠四句”。張載相信，宇宙間自發(fā)自動的原動力賦予人類天生的創(chuàng)造力，使人類有能力創(chuàng)造一個美好的世界。這種信念鼓舞著宋代以來的知識分子樹立遠大抱負，探究宇宙規(guī)律，尋求社會發(fā)展的真理，繼承先賢的思想，用先進思想治國理政，讓人民過上美好生活。南宋末年文天祥引用“橫渠四句”，表達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對民族興衰的責任感。中國自從進入近現(xiàn)代以來，不斷探究張載的思想，使張載的思想充滿了現(xiàn)代魅力。馬一浮先生在抗日戰(zhàn)爭中，為喚起民族自強不息、抗擊外敵的堅強意志，與流亡中的浙江大學學生講解“橫渠四句”，號召學生們挺起脊梁，依此立志，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團結起來救中國。2003年12月10日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稱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追求的崇高境界，今天人類正處在社會急劇大變動的時代，全人類都應該高揚這種擔當精神，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fā)展，讓子孫生活在一個更加和平、安定和繁榮的世界里。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用“橫渠四句”褒揚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激勵人們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fā)展的偉大事業(yè)中去，融入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