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換地之爭

為了滿洲上層貴族的共同利益，四輔政大臣把持下的清朝政府對廣大漢族人民毫不猶豫地采取了一系列強硬的統(tǒng)治政策，然而，這只是康熙初年政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在原來就矛盾重重的滿洲上層貴族集團內(nèi)部發(fā)生了日益尖銳的爭執(zhí)和沖突，并引發(fā)一場驚駭朝野的換地之爭。

長期以來，黃、白旗之間一直存在著較深的積怨，這種積怨的根源，大約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皇太極進行的一次改旗活動。

努爾哈赤時期，努爾哈赤自將兩黃旗，由皇太極將正白旗，杜度（后為豪格）將鑲白旗。皇太極即位后，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對努爾哈赤時期各旗在滿洲政權中的地位重新調(diào)整，將原來的兩白旗改為兩黃旗，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將原來的兩黃旗改為兩白旗，由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分別統(tǒng)領，同時改變了八旗的裝飾和排位次序。

從那時起，原來的兩白旗由普通旗上升為皇上旗，盡管當時尚屬弱小，但為其后來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而原來地位高貴的兩黃旗卻因努爾哈赤去世改為兩白旗，實力和地位都被削弱，不僅在政治上喪失了原有的優(yōu)勢，在物質分配上也開始受到限制。因而，自天聰年間起，兩白旗，尤其是努爾哈赤遺部的正白旗便與皇太極屬下的兩黃旗結下了不解之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極去世，為爭奪最高權力，黃、白四旗之間又一次進行了較量，并且發(fā)生了“兩黃旗大臣盟于大清門”、誓立帝子的事件。多爾袞攝政期間，兩白旗的政治地位再度上升。順治七年（1650），多爾袞死后，為了壯大皇室力量，消弭長期以來的黃、白旗矛盾，順治皇帝將正白旗收入上三旗，正白旗在八旗中的優(yōu)越地位再度得到確認。盡管如此，隨著順治皇帝的去世和分別出身黃、白旗兩個政治集團的四輔政大臣的上臺，黃、白旗間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鰲拜為首的兩黃旗勢力再次向以蘇克薩哈為首的正白旗發(fā)出挑戰(zhàn)，要求重新分配入關后黃、白旗各自得到的土地。

入關之初，為確保在中原的穩(wěn)固地位，同時出于旗兵供給、旗民生活的實際需要，清朝政府于順治元年、二年、四年三次大規(guī)模圈地，分予各旗。當時土地是以八旗左右翼次序實行分配，但由于攝政王多爾袞居住在永平府，因而將鑲黃旗應得之地分給正白旗，將右翼之末的保定、河間、涿州等二十多處土地分給鑲黃旗。居住在北京以北一帶的正白旗得到了較多的“善地”，從而播下了黃、白旗再次沖突的種子。多爾袞死后，未得到好地的鑲黃旗民便開始有不平之論，但由于時隔既久，圈地已停，各旗旗民業(yè)已各安其業(yè)，不平之論遂被放置不提。這種局面維持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1666）正月，隸屬鑲黃旗的鰲拜突然提出：“八旗自有定序，鑲黃旗不當處右翼之末，當與正白薊、遵化、遷安諸州、縣分地相易?！?sup>[1]從而揭開了這場換地之爭的序幕，又一次挑起了上三旗內(nèi)部的無情廝殺。

四大臣中，索尼雖已年老，對朝中政事并非胸無主見，對鰲拜的日益專橫，他也十分厭惡。但這次鰲拜“立意更換”兩旗土地，目的還在于打擊白旗勢力，排斥蘇克薩哈，因此，與多爾袞結有舊怨的索尼并不反對鰲拜此舉。事事附和鰲拜的遏必隆，明知換地并不符合鑲黃旗的根本利益，開始并不贊成調(diào)換土地、房產(chǎn)，想阻止鰲拜的行為，但他一向懼怕鰲拜，不敢與他相抵牾，結果還是同意了鰲拜的主張。

得到索尼和遏必隆的支持，鰲拜立即以八旗名義上奏戶部，呈請更換土地。大學士、戶部尚書蘇納海隸屬正白旗，根本反對鰲拜的主張，認為土地分撥已久，且康熙三年曾有民間土地不許再圈之旨，因而以“不便更換”為由將八旗移文駁回。鰲拜明白，這是蘇納海不肯阿附自己，便稱旨要議政大臣會議討論此事，隨后，又矯旨派出自己的親信貝子溫齊，以各旗地“沙壓水淹，不堪耕種”“鑲黃旗地尤不堪”^[2]復奏。鰲拜一伙又據(jù)此稱旨：“永平府周圍地畝未經(jīng)圈出，應令鑲黃旗移住，田畝、房屋應照翼給與，將鑲黃旗移于左翼，仍從頭換次撥給。至各旗不堪地畝作何分別，圈占之地作何補還，鑲黃旗地作何料理，著戶部酌議?！?sup>[3]

這時，戶部對鰲拜換地的做法已無力阻止，只得對其要求逐一重議。四月，戶部提出了兩議，主張全面編排八旗土地，尤其適度分撥鑲黃旗地，同時照顧正白旗利益。鰲拜立即稱旨，判定撥給鑲黃旗大量土地，其馀問題，待鑲黃旗遷移事竣后再議。鰲拜急于完成這個換地計劃，盡管開始以八旗借口提出，至此務求鑲黃旗獨占利益的目的已暴露無遺。爾后即令蘇納海會同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lián)一起，前往鑲黃、正白兩旗所在地，開始辦理這起圈換土地事宜。

換地令一出，立即引起朝野的紛紛議論。不僅隸屬正白旗的各級官員堅決反對，鑲黃旗內(nèi)也有人不同意這次大遷移。二十年來，旗民大多各安其業(yè)，房屋、祖墳、村落都已形成規(guī)模，一旦更易，一切都要拋舍；再者，即使鑲黃旗之地，原也有肥腴、磽薄之分，只有將磽薄地易為肥腴，才值得一遷，否則，以磽薄易磽薄，甚至以肥腴易磽薄，都是得不償失。事實上，黃、白兩旗的旗民大都一致反對這次圈換土地之舉。

圈地令下，各旗民、百姓惶恐不可終日。圈過的土地仍然肥瘠不同，各旗官丁都爭厚棄薄，相持不下。鑲黃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領下人不肯指出地界。當時已到舊歷十月，各旗率領旗民脫離故土，沿村棲住，窮人已凍餓不堪。薊州、遵化等待圈換州、縣，一聽到圈地令，都拋荒不耕，方圓四五百里，二麥全無播種。豐潤、灤州等地，更是“荒涼極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置鳉q春夏青黃不接，無從得食”^[4]。至于漢民百姓，更是苦楚不堪，聽到圈地之信后，百姓們知舊業(yè)難守，糶糧殺雞，折樹為薪，欲遷移卻無棲泊之處，處處都是無業(yè)流民，不下數(shù)十萬。這次以換地為名又一次掀起的圈地高潮不僅引起了上三旗內(nèi)尖銳的沖突，更嚴重的是造成八旗旗民和漢民百姓極大的不安和困苦。

接到圈丈土地的圣旨后，總督朱昌祚立即前往薊州，每日率僚屬會同戶部京官和旗下章京，從城壕邊圈起，每一房一地依次圈丈。然而，他在圈地中親聞目睹了旗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各旗官丁產(chǎn)生的冤怨，以及這次大規(guī)模圈換土地給國家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引起的社會動蕩，以至于圈丈將近一月，依然“茫無就緒”。不得已，只好于康熙五年（1666）十一月打道回府，亟請停止。他在奏疏中說：“所在驚惶奔訴，哭訴失業(yè)者殆無虛日”，“每日據(jù)士民環(huán)門哀吁：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系圈?；氖復菹拢弧蟹Q關廂大路鎮(zhèn)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應墊道、搭橋、擺渡、修塘，以供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經(jīng)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別住，無以投奔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辈模骸熬〇|郡邑，旗下?lián)Q地兵丁、州縣失業(yè)窮民，合而言，不下數(shù)十萬，田地荒蕪，糧草盡絕，資生奚賴，豈無鋌而走險者？萬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責任所關，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聞者？”疏中懇請“斷自宸衷，即諭停止”^[5]。

與此同時，王登聯(lián)也在疏中力言“所在田地，極目荒涼”“婦子老幼，環(huán)泣馬前”之狀，并指出互換圈地后所造成的徭役困難?！捌蝻啿砍紡拈L酌議，俾兩旗各安舊業(yè)，畿東億萬姓俱免播遷”^[6]。

蘇納海則以屯地難以丈量，希望皇帝明詔禁止。就這樣，蘇納海又一次得罪了鰲拜。

一時之間，舉朝上下都在議論勘地之擾。風聲傳入后宮，孝莊文皇后聽到后十分生氣，在康熙皇帝朝見太后時，她非常嚴厲地批評了輔臣再次圈地擾民，并提出要立即制止此事。康熙皇帝也很反對這次圈換土地的做法，但對這群一向目無君上的輔臣無可奈何，無力阻止他們的一意孤行。

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不肯遵旨圈地卻擅自返京，并上疏停止圈換的舉動，大大惹惱了獨斷專行的鰲拜。恰逢朱昌祚的奏疏于皇太后責備此事之后進上，又事先交蘇納海過目，鰲拜得知后十分吃驚，懷疑是蘇納海暗中指使，決意以嚴懲來報復這次“抗旨”。他立即下令，差人將三人禁守，并將同去勘查圈丈的三位鑲黃旗副都統(tǒng)也囚禁起來。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經(jīng)吏部、兵部議復：大學士管戶部尚書事蘇納海以“觀望遲誤，不盡心于奉旨責成之事，革職交刑部?？偠街觳瘛⒀矒嵬醯锹?lián)，將奉旨已定之事不欽遵辦理，妄行紛更具題，亦革職交刑部。刑部議復，以律無正條，擬對三人鞭百，籍沒家產(chǎn)”。

鰲拜猶不解心中之恨，堅持要處死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三人。索尼、遏必隆都表示附和，但蘇克薩哈不同意。

十二月，康熙皇帝親自召四輔政大臣詢問此案，他明白，鰲拜因為蘇納海始終不肯阿附自己，朱昌祚、王登聯(lián)又備陳旗民不愿圈換地畝之原因而堅決要求停罷，使鰲拜無法達到目的，鰲拜定要置三人于死地而后快。果然，鰲拜亟言三人罪情重大，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隨聲附和，惟有蘇克薩哈默默無言。

康熙皇帝原本并不支持這次圈換地，因此以不按律為由不允所奏。鰲拜自康熙皇帝處出來，即稱旨：“蘇納海若有意見，即應陳奏。既奉差撥地，種種奸巧不愿遷移，遲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聯(lián)身為總督、巡撫，各有專任職掌，撥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將奏疏與蘇納?？?，且疏內(nèi)不止言民間困苦，將旗下不愿遷移之處一并具題，情罪俱屬重大。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俱著即處絞，其家產(chǎn)籍沒。”^[7]

就這樣，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成為黃、白旗之間，滿洲貴族首領之間爭權奪勢、相互傾軋的犧牲品。

以自己一人一旗之私利，即導致朝中三位大臣喪命，鰲拜濫施輔臣大權、草菅人命的兇狠和狂妄更加暴露。對于三位大臣的冤情，索尼和遏必隆當然心中有數(shù)，但為了打擊對手蘇克薩哈、遏制正白旗勢力的發(fā)展，他們只有借助鰲拜的力量，以鞏固自己和兩黃旗在朝廷中的優(yōu)勢地位。蘇納海等三人的被殺，引起京城內(nèi)外乃至八旗內(nèi)部的強烈不滿，“行刑之日，旗民哀之”，京城百姓也都為蘇納海等三大臣感到冤屈，甚至有人專門作詩著文悼念他們。

黃、白兩旗的換地之爭，以鰲拜為首的兩黃旗占據(jù)了絕對的優(yōu)勢。三大臣被殺后，鰲拜立即稱旨，追論蘇納海族人、隸屬正白旗的原任戶部尚書英武爾代之罪，嚴責其當年劃分圈地時將鑲黃旗應分之地撥與正白旗，并將鑲黃旗置于右翼等罪過。爾后，即派巴格等人重新圈撥土地。鑲黃旗共遷壯丁四萬六百馀人，圈撥正白旗旗地及民地二十萬三千晌；正白旗遷移壯丁二萬二千六百十一人，劃撥土地十一萬一千八百零五坰。

康熙初年的兩旗換地之爭，終于以鑲黃旗全面勝利、三大臣抗旨喪命而告結束。鰲拜的勢力一下子在滿洲上層貴族內(nèi)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他不僅屢屢矯旨，無視皇帝和太皇太后，并且將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吏部、戶部、刑部緊緊抓在自己手中，成為他謀求權力、打擊異己的可靠工具。

然而，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圍繞鰲拜與蘇克薩哈二輔政大臣之間殘酷的角斗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在第二年達到了高潮。

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年已十四歲。三月，首席輔政大臣索尼上疏，提出順治皇帝十四歲開始親政，現(xiàn)今皇帝的品行、年齡都與當時的順治皇帝相仿，所以請皇帝親秉帝權，由輔臣協(xié)助皇帝理政。

索尼上疏，一方面是由于少年皇帝已基本長大成人，有能力親理朝政；更重要的是，他這個諳于宮廷政治的老人已深深感到朝中正醞釀著一場巨大的政治危機。

作為首席重臣，索尼受到康熙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康熙四年（1665）九月，太皇太后親自將索尼孫女、內(nèi)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冊封為皇后，為康熙皇帝完成了大婚典禮。鰲拜與蘇克薩哈得知消息后心懷妒忌，認為“若將噶布喇之女立為皇后，必動刀槍，滿洲下人之女，豈有立為皇后之理”？蘇克薩哈甚至以“年庚不對”至太皇太后面前阻攔啟奏。輔臣遏必隆更加失望，他的女兒鈕祜祿氏本與索尼孫女同時選入宮中，遏必隆朝思暮盼，企望女兒有朝一日成為皇后，如今夢想告吹，心中甚是怏怏不樂，阻攔啟奏時，他也與蘇克薩哈、鰲拜共同前往。結果，非但沒有達到各自的目的，反而得罪了索尼，從此，原來曾受過多爾袞白旗無情打擊的索尼對蘇克薩哈更加嫌惡，因而當鰲拜多次矯旨，不擇手段地挑起換地事端、擅殺三大臣、借以打擊蘇克薩哈時，索尼心懷宿怨，默許姑息，借鰲拜之手壓制白旗，同時也報復了蘇克薩哈。

然而他又對鰲拜的日益放肆張狂不無憂慮：一場流血的換地之爭使鰲拜一躍而為四輔臣中最具實力的強硬人物；遏必隆對鰲拜只是唯唯諾諾，隨聲相附，從無主見；蘇克薩哈原本便與鰲拜事事相忤，如今更是舊隙添新仇，勢不兩立；加之自己年老力衰，身染重病，擔心一旦自己不行，這種表面上的輔臣聯(lián)合秉政的局面便無法維持下去。因此，索尼及時地提出由康熙皇帝親理朝政。

索尼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換地之爭，鰲拜每每稱旨、矯旨，借康熙皇帝打擊異己，獨攬朝政，以致原來稍事平息的黃、白旗之間的矛盾沖突日趨尖銳，變得難以調(diào)解。從此四輔臣根本無法正常坐在一起共同理政，這一切都迫使這位青年皇帝下決心走上親政的道路。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躬親大政，御太和殿，文武官員上表行慶賀禮”，輔政大臣仍行佐理。

此前，索尼已于六月病逝，輔政大臣只剩下三人。鰲拜目中并無這個剛剛親政的皇帝，他靠自己的親信和黃旗的支持，仍緊握輔政大臣的權力，不愿歸政。他執(zhí)意要將康熙皇帝變成聽憑自己擺布的傀儡。他要借康熙皇帝的手，除掉蘇克薩哈這個心腹之患，除掉自己獨掌政權的最后障礙。

蘇克薩哈本為一剛愎自用的草莽武將，平日意氣凌轢，朝中大臣對他多有畏懼。四大臣中，他是惟一出身于正白旗者，黃、白旗間的舊日隔閡，經(jīng)過康熙初年換地之爭日益加深，在他和索尼、遏必隆及鰲拜之間已形成不可逾越的鴻溝，兩黃旗的三位大臣對他始終藐視，加之他曾對索尼孫女被冊封之事公開表示不滿，平日與鰲拜更是動輒反目，在滿洲上層貴族統(tǒng)治者眼中，他不過是一個得太皇太后寵愛的粗人。

鰲拜在圈地之議遭蘇克薩哈、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阻止后惱怒之極，以為蘇納海隸屬滿洲正白旗，朱昌祚隸屬漢軍鑲白旗，“與蘇克薩哈系一體之人，將他滅戮，削去蘇克薩哈一手一足”^[8]。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lián)的論罪，使蘇克薩哈的勢力大大削弱，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無力與鰲拜相抗爭，但他仍不愿向鰲拜妥協(xié)，多次“自行啟奏”，要求皇帝早日親政。

七月十三日，蘇克薩哈上奏疏，自言“才庸識淺，蒙先皇帝眷遇，拔援內(nèi)大臣?！灰夤Х钸z詔，臣名列于輔臣之中。臣分不獲死，以蒙昧馀生，勉竭心力，冀圖報稱。不幸一二年來身攖重疾，不能始終效力于皇上之前?！蝾ｈb，令臣往守先皇陵寢，如線馀息，得以生全，則臣仰報皇上豢育之微忱可以稍盡矣?！?sup>[9]蘇克薩哈的本意是表達自己交回輔臣大權、歸政于皇帝的心愿。然而，事與愿違，蘇克薩哈為此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因為他的這一行動不啻將了鰲拜一軍。恰在此前，遏必隆也多次表示要歸政于康熙皇帝，從而使得鰲拜陷入進退失據(jù)的境地。一旦皇帝批準了蘇克薩哈的請求，鰲拜與遏必隆也將面臨交出輔政大權的結局，多年來他精心編織的專權美夢，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開創(chuàng)下的局面都將付諸東流。他當然不甘心，決定徹底除掉這個對手。

蘇克薩哈的奏疏是康熙皇帝宣布親政的第七天呈上的，當時朝綱政務尚未清理，年輕的康熙皇帝尚無法運用自己的權力，蘇克薩哈選擇這個時機拂袖而去，無疑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不僅康熙皇帝無法理解，朝野上下也多有責備之聲，形勢一下子變得十分糟糕。

鰲拜隨即稱旨發(fā)難：你們受先皇帝遺詔，輔政七年，現(xiàn)在我正要用你們出力，蘇克薩哈卻奏請守陵，以度馀生，不知有何逼迫之處？在這里又有何無法生存的問題？

蘇克薩哈及其子孫、兄弟立即盡遭拘捕系獄，鰲拜又授意親信班布爾善絞盡腦汁，網(wǎng)羅罪名。在遏必隆的馬圈里，這伙人經(jīng)過多次密謀，終于拼湊出二十四大罪狀，并借議政王會議之名呈奏康熙皇帝。這二十四條罪狀中，有些確系蘇克薩哈平日所犯之罪，如藐視少年皇帝等，但絕大部分顯系強行編織，夸大其辭，牽強附會，斷章取義。議政大臣會議提出，蘇克薩哈“懷抱奸詐，存蓄異心，欺藐主上，種種任意詭飾之罪甚大”，應將蘇克薩哈革職，凌遲處死；其子內(nèi)大臣查克旦不行勸阻，革職，亦凌遲處死；其馀如一等侍衛(wèi)塞黑里、郎中那塞、蘇克薩哈之子、侄、親弟之子等，無論已到歲數(shù)、未到歲數(shù)，“皆斬立決”；其家產(chǎn)籍沒，妻孥一并交內(nèi)務府，其侄孫并家產(chǎn)一并籍沒為奴。另有蘇克薩哈之親信、心腹白爾黑圖等三人亦擬革職，斬立決。

康熙皇帝明白，鰲拜怨恨蘇克薩哈，一向同他爭辯是非而積以成仇。這累累“罪狀”，無非要借機羅織罪名，置蘇克薩哈于死地。因此，康熙皇帝以“核議未定”為由，不批準議政王大會的奏請。

由于翦除仇人十分心切，鰲拜急不可耐地向康熙皇帝施加壓力。他在皇宮院子里肆無忌憚地揮臂喊叫，迫使這個政治經(jīng)驗尚不豐富的皇帝同意了他們的請求。蘇克薩哈被處絞刑，他的四子十二孫盡遭殺戮，家中婦女、幼兒發(fā)遣為奴。

如果說一個屢建功勛于皇室、深得順治皇帝、太皇太后信賴的朝廷重臣，僅以一紙辭呈便招致殺身滅族之禍，那么這與康熙初年發(fā)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各起文字獄實在不無相像之處，只是這場發(fā)生在滿洲上層貴族集團內(nèi)的冤獄更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罷了。蘇克薩哈之死再次顯現(xiàn)出：一方面，一股與皇權抗爭的勢力在極力控制剛剛親政的康熙皇帝，迫使這位青年皇帝下最大的決心將其翦除；同時，隨著蘇克薩哈之死，滿洲貴族內(nèi)部的分裂日趨表面化并愈加尖銳，權臣擅政的基礎已被破壞殆盡，在宮中曾經(jīng)占主導地位的貴族保守勢力被大大削弱，徹底實行封建皇權專制的條件已逐漸成熟。

七年前，由順治皇帝和孝莊文皇后精心籌劃的輔臣政治，終于因其自身潛在的無法調(diào)解的矛盾和日益殘酷的自戕而走上絕路。隨之而來的，是長達五十四年的康熙皇帝親政的新時代。

[1]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三十六《鰲拜傳》。

[2] 《清圣祖實錄》卷十八。

[3] 同上。

[4] 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六《王登聯(lián)傳》。

[5] 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六《朱昌祚傳》。

[6] 同上，《王登聯(lián)傳》。

[7] 《清圣祖實錄》卷二十。

[8] 《明清史料》丁編。

[9] 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六《蘇克薩哈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