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球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把它從那些膚色異于我們、鼻梁比我們稍低的人的手中奪走。當你對此有深入了解后就會發(fā)現(xiàn)，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救贖它的是一種觀念，一種支撐它的觀念，那不是多愁善感的做作，而是一種觀念，一種對這個觀念的無私的信念——是一種你可以創(chuàng)建、值得仰慕并為之犧牲的東西。

——康拉德

在秋風的肅殺中，我開車穿越這個國家。我為我的國家感到悲傷，兩千年的文明如今分崩離析，讓人不忍在其中生活……歷史，那段偉大的歷史已經(jīng)支離破碎、面目全非……不，我無法忍受。

——勞倫斯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每一文化的發(fā)展和維護都需與其相異質(zhì)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zhì)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chuàng)造自己的‘他者’?！?sup>對于英格蘭民族身份的建構過程來說，薩義德的觀點是一個再貼切不過的概括了。翻閱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英格蘭民族成長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和帝國史；英格蘭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是在遭遇和征服非英格蘭世界的過程中被定義的；在每一個英格蘭民族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幾乎都有一個非英格蘭他者的存在。在長期的殖民征服過程中，英格蘭人逐漸形成了對民族自我身份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英格蘭性”（Englishness），而這種凝聚了英格蘭人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的殖民主義話語又反過來推進了英格蘭的殖民事業(yè)，為英格蘭的海外拓殖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在大英帝國的進化史上，19世紀末到二戰(zhàn)前這段時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帝國在“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不斷擴大競爭優(yōu)勢，鞏固自己的世界殖民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美國和德國等新興帝國的沖擊下，老邁的大英帝國又表現(xiàn)出明顯的衰退跡象，開始走下神壇，歸于平庸。正是在這樣一個轉型和動蕩的年代里，在帝國盛極而衰的背景下，與帝國密切相關的“英格蘭性”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和影響力，它內(nèi)含的強烈殖民欲望和堅定殖民意志既是對帝國盛世偉業(yè)的一種禮贊，又是對英格蘭人的心理撫慰，是他們扭轉頹勢、重現(xiàn)帝國輝煌的精神動力。而這一時期又恰逢英國文學的全面發(fā)展和繁榮，因此，書寫“英格蘭性”就不可避免地成為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內(nèi)容。本書雖然聚焦伍爾夫小說中的民族敘事，但要全面認識這個問題，就有必要把伍爾夫的創(chuàng)作放在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整體語境中進行考察。本章將以福斯特和勞倫斯為例，在分析“英格蘭性”殖民主義話語特征的基礎上闡釋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對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想象和書寫，為解讀伍爾夫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敘事做鋪墊。

第一節(jié) 表征他者：作為殖民主義話語的“英格蘭性”

所謂“英格蘭性”，簡言之，就是英格蘭作為一個民族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是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敦悐W武甫》、《大憲章》、君主立憲制、工業(yè)革命、莎士比亞、白金漢宮、大本鐘、板球——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實都是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文化符碼，是英格蘭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標識。當然，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貫穿英格蘭歷史，同時也最能體現(xiàn)英格蘭民族特性的恐怕還是英格蘭的殖民主義傳統(tǒng)。海外擴張和殖民征服是英格蘭作為一個島國生存和發(fā)達的重要保障，英格蘭曾經(jīng)創(chuàng)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殖民帝國，其民族意識的萌芽、確立和發(fā)展都與殖民主義密切相關。因此，作為英格蘭民族身份的集中表述和高度概括，“英格蘭性”滲透著英格蘭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意識。

雖然殖民主義在英格蘭民族身份的形成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但英格蘭并不是作為一個征服者登上歷史舞臺的。英格蘭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于公元前55年愷撒統(tǒng)帥的軍事入侵。羅馬征服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對英格蘭的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是英格蘭從原始邁向文明的重要一步。隨著羅馬帝國走向衰落，羅馬在英格蘭的統(tǒng)治也于公元5世紀壽終正寢。但英格蘭作為被征服者的命運并沒有結束，從公元5世紀開始，英格蘭進入“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統(tǒng)治對于英格蘭自我身份的形成意義重大，因為“一般說來，在5世紀以前，英國被稱為‘布列吞’，自盎格魯—撒克遜人到來以后，才被稱為‘英格蘭’，其含義是‘盎格魯人的土地’”。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格蘭出現(xiàn)了類似于“戰(zhàn)國七雄”的蠻族王國混戰(zhàn)爭霸的局面，長年的征戰(zhàn)致使生靈涂炭、民不聊生，但俗話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諸國割據(jù)預示著英格蘭的統(tǒng)一，為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最終確立打下基礎。盎格魯—撒克遜統(tǒng)治結束后，英格蘭又被諾曼底公國侵占，而這也是英格蘭歷史上最后一次被異族征服。在諾曼和安茹王朝統(tǒng)治下，英格蘭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安茹王朝末期，英法矛盾不斷激化，促進了英格蘭的獨立發(fā)展，增強了英格蘭的民族認同感，為英法“百年戰(zhàn)爭”的爆發(fā)埋下伏筆。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認為，民族是“一個有名稱的人類群體，他們共享歷史地域，擁有共同的神話、歷史記憶、大眾的和公共的文化、共同的經(jīng)濟體和法律權利，以及所有成員都要承擔的義務”?！鞍倌陸?zhàn)爭”之前，英格蘭已大致具備了構成民族的這些要素。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加速了英格蘭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體制和生產(chǎn)方式。諾曼征服后，封建制最終確立，中央集權制得到鞏固，行政和司法體制進一步完善，國王和貴族的權力實現(xiàn)了再分配。文化方面，亞瑟王保衛(wèi)家園，抵抗蠻族入侵的傳說深入人心、影響深遠，在喚醒民族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是英格蘭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精神資源。而“阿爾弗雷德大帝”對英格蘭的統(tǒng)一所做的貢獻更是值得大書特書，他不僅驍勇善戰(zhàn)，有效抵御了異族的侵犯，“他的法典和翻譯著作，以及他在位期間開始組織編撰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都加強了其臣民的英格蘭民族意識，為英格蘭的統(tǒng)一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礎”。除了統(tǒng)治階層的推動外，民間的文化貢獻同樣不可忽視。盎格魯—撒克遜時期享譽歐洲的著名學者維尼拉布爾·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撰寫了英國第一部史書《英吉利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為后人了解和研究那段歷史，進而與英格蘭民族產(chǎn)生認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史學發(fā)展的同時，文學創(chuàng)作也逐漸走上正軌，出現(xiàn)了極具藝術和思想價值的英格蘭本土文學，像《貝奧武甫》這樣的史詩作品已經(jīng)成為英國文學的經(jīng)典。雖然諾曼征服后，英語文學創(chuàng)作一度受到壓制，但作為民族意識覺醒的重要信號，英格蘭本土文學的發(fā)展已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文學的出現(xiàn)只是時間問題。

異族征服既是英格蘭獨立發(fā)展的障礙，也為英格蘭彰顯自己的民族特性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事實上，異族統(tǒng)治下的英格蘭一直在醞釀“英格蘭性”，儲備能量，實現(xiàn)從他者到自我，從被征服者到征服者的角色轉變?！鞍倌陸?zhàn)爭”之前，英格蘭就已經(jīng)躍躍欲試，爭霸野心表露無遺?！爸惺兰o的不列顛群島始終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英格蘭和威爾士、愛爾蘭、蘇格蘭之間的關系時好時壞，屢屢出現(xiàn)征服、反抗和屈服?！?sup>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英格蘭在與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較量中總能占據(jù)上風，尤其和愛爾蘭的交鋒中更是占壓倒性優(yōu)勢?！暗搅?2世紀末，盎格魯—諾曼人憑借先進武器和諸多城堡要塞，統(tǒng)治著愛爾蘭2/3的領土，強制推行封建土地制度，愛爾蘭農(nóng)民淪為農(nóng)奴?！?sup>與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早期糾紛和爭奪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英格蘭日后主導大英帝國，推行全球霸權的預演。“百年戰(zhàn)爭”（1337—1453）是英格蘭對外政策的重要轉變，雖然戰(zhàn)爭前期的英格蘭仍在安茹家族的統(tǒng)治下，但羽翼漸豐的英格蘭已然敢向征服者叫板。英法兩國在戰(zhàn)爭中互有勝負，戰(zhàn)爭雖始終在法國境內(nèi)進行，但英格蘭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最后只能退守不列顛，但從長遠看，“這反而有助于英國人在不列顛島的獨立發(fā)展和獨立民族意識的加強”。“百年戰(zhàn)爭”結束后，英格蘭開始走出異族統(tǒng)治的陰影，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在與歐洲諸國的競爭中逐步確立了強國地位。

都鐸王朝被認為是英格蘭近代史的開端，一個重要原因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神權對王權的束縛，使英格蘭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主權國家，英格蘭的民族身份感得到空前強化。民族身份的確立為英格蘭的殖民拓展提供了必要的意識形態(tài)保障，加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重商主義政策的影響，從都鐸王朝開始，英格蘭正式踏上了創(chuàng)建殖民帝國的漫漫征程?！叭镣獗叵劝矁?nèi)”，“從12到16世紀，英格蘭國王通過多種方式，基本成功地將不列顛島納入英格蘭的統(tǒng)治，或者至少是影響下”。16世紀30年代，英格蘭制定法案合并威爾士，實現(xiàn)對威爾士的英格蘭化，同時繼續(xù)對愛爾蘭和蘇格蘭施壓，對其進行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方面的滲透。伊麗莎白女王統(tǒng)治時代見證了英格蘭海外殖民的第一次高潮，出現(xiàn)了像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這樣的早期海外拓殖先鋒。1588年，在德雷克的統(tǒng)帥下，英格蘭海軍以少勝多，重創(chuàng)西班牙無敵艦隊，掌握了制海權。這次海戰(zhàn)的意義在于它“激發(fā)了英國人的民族精神，為以后發(fā)展大不列顛帝國奠定了基礎”。

共和時期，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殖民地對宗主國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商業(yè)利益的驅(qū)使下，英格蘭的海外擴張加劇進行并逐漸體系化，“政府第一次把對外貿(mào)易作為一個國家的事業(yè)來追求，在其中發(fā)揮主導作用”。為了擴大殖民版圖，維護本國資產(chǎn)階級的海外利益，英格蘭在17世紀50至70年代先后三次與“海上馬車夫”荷蘭交戰(zhàn)，獲得全勝，鞏固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肮鈽s革命”之后，英格蘭在與歐洲諸強的對抗中繼續(xù)拓展自己的帝國霸業(yè)。1689年，英格蘭加入奧格斯堡同盟戰(zhàn)爭，并逐漸成為反法的主力，這是繼“百年戰(zhàn)爭”之后英法之間的又一次碰撞。英格蘭是這場戰(zhàn)爭的最大贏家，在削弱競爭對手實力的同時擴大了帝國版圖。更為重要的是，“戰(zhàn)爭勝利喚起了英國人的民族精神，刺激他們?nèi)グl(fā)展，去擴張，去建立更大的殖民帝國”。英法之間的恩怨在18世紀中期爆發(fā)的“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中再次上演，而最終勝出的還是英格蘭，一個地跨數(shù)洲的世界性帝國就此誕生。但英格蘭的殖民地事業(yè)也并非一帆風順，北美獨立戰(zhàn)爭就使英格蘭的殖民體系遭受重創(chuàng)，并導致了“大英第一帝國”的瓦解。英格蘭在大肆拓展海外領地的同時，繼續(xù)對愛爾蘭和蘇格蘭實行高壓統(tǒng)治，并于18和19世紀初完成與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合并，組成“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lián)合王國”。從19世紀開始，英格蘭的殖民擴張所代表的不再是英格蘭本身，而是以英格蘭為主體的大不列顛王國，或者說廣義上的英國。

從14世紀到18世紀，英法之間的對抗是歐洲列強殖民爭霸的主旋律，這種情況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zhàn)爭中得到延續(xù)。英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徹底打敗法國，在維也納會議上收獲多處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的殖民地，彌補了北美獨立留下的空白，進一步完善了帝國的殖民體系，英國也由此進入“第二帝國”時代。得益于工業(yè)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之法國等強敵的沒落，英國在進入19世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霸主，1851年，第一屆萬國博覽會在倫敦召開，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帝國的輝煌和偉大。帝國的強盛激發(fā)了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1897年，帝國為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舉行了規(guī)?？涨暗摹般@石慶典”，將“日不落帝國”映照下的民族自豪情緒推向極致。然而，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住大英帝國面臨的重重危機。事實上，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老邁的英帝國在與德國和美國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中已經(jīng)頹勢盡顯，霸主地位受到有力挑戰(zhàn)，雖然從殖民版圖上看優(yōu)勢依然明顯，但由盛轉衰已是歷史必然。英帝國在英布戰(zhàn)爭（1899—1902，也稱為布爾戰(zhàn)爭）中的糟糕表現(xiàn)是其走下神壇的重要標志：“英布戰(zhàn)爭在英帝國發(fā)展史上是一道分水嶺，在此之前帝國在上升，在此之后則走上了下坡路，一個龐大的帝國在19世紀末登上了頂峰，同時也就開始了它沒落的路程?！?sup>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進一步削弱了帝國的實力，二戰(zhàn)結束后，隨著殖民地的去殖民化運動的蓬勃發(fā)展，大英帝國實際上已經(jīng)名存實亡，美國和蘇聯(lián)的強勢崛起讓英國徹底淪為一個二流國家。在西歐一體化進程的影響下，英國于1973年加入歐共體，逐漸融入歐洲。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束，世界格局由兩極對抗轉向多元發(fā)展，國際形勢的劇變深刻影響了在聯(lián)合王國內(nèi)占主導地位的英格蘭的民族身份認同。

“作為一個遠離歐洲大陸中心的島國，英國之所以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里稱霸世界，與英格蘭民族及其民族特性息息相關?！?sup>上文對英格蘭民族身份的形成和演化進行了梳理，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英格蘭民族意識的勃發(fā)和民族認同的強化與殖民主義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英格蘭民族的發(fā)展史幾乎是一部（被殖民和）殖民史，這是英格蘭民族特性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民族身份的確立是英格蘭開展殖民活動的堅強后盾，而海外擴張反過來又能幫助確認和鞏固英格蘭的民族身份。同時應該指出，雖然物質(zhì)層面的殖民擴張和實際的殖民地占領是英格蘭民族身份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征服背后的觀念——對英格蘭文化優(yōu)越性，以及主導和統(tǒng)治地位合法性的強烈信念。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對殖民主義動機做過經(jīng)典表述：“對地球的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把它從那些膚色異于我們、鼻梁比我們稍低的人的手中奪走。當你對此有深入了解后就會發(fā)現(xiàn)，這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救贖它的是一種觀念，一種支撐它的觀念，那不是多愁善感的做作，而是一種觀念，一種對這個觀念的無私的信念——是一種你可以創(chuàng)建、仰慕并為之犧牲的東西?！?sup>對英格蘭而言，這種觀念的形成有深層的歷史原因。前文指出，異族統(tǒng)治在一定程度上誘發(fā)了英格蘭的殖民意識，塑造了英格蘭人爭強好戰(zhàn)的民族性格；異族的不斷侵犯讓英格蘭具備了一套自我防御的心理機制，形成了一種基于種族差異的恐外和排他的文化心理。而英格蘭的島國特征又強化了這種心理暗示：“就像城市之于希臘一樣，島嶼似乎一直是英格蘭文化想象中的完美形式。利于防守、安全、穩(wěn)固，甚至有天堂的感覺——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可以作為根據(jù)地外出掠奪、開創(chuàng)帝國的安全的地方?！?sup>

判斷和樹立假想敵并與之進行對抗是英格蘭民族身份建構的重要前提，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的：“每一文化的發(fā)展和維護都需與其相異質(zhì)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zhì)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chuàng)造自己的‘他者’。”在這個意義上，“英格蘭性”與其是說是對英格蘭的闡釋，不如說是對“非英格蘭性”的界定；英格蘭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非英格蘭的他者的對照中形成的：

英格蘭人長期來一直有遠親近鄰做伴，他們與這些人做比較，以其為參照突出自己的獨特性。不同時代的不同群體作為陪襯，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英格蘭人的自我形象，所表現(xiàn)的始終是英格蘭人的優(yōu)勢。和野蠻粗俗、目無法紀的愛爾蘭人相比，英格蘭人認為自己是理性和有克制力的；和精明狡猾、錙銖必較的蘇格蘭人相對，他們光明磊落、慷慨大度（在歡慶時，甚至有點“愛爾蘭味”）；和陰險狡詐、工于心計的蘇格蘭人不同，他們坦率真誠、心直口快。想到英吉利海峽另一邊的由神父和貴族統(tǒng)治的法國時，英格蘭人會為他們的自由和寬容感到驕傲；英格蘭人的率直和個人主義與德國人的自負和軍國主義形成鮮明對照；意大利人的散漫和不負責任會讓英格蘭人想起自己的謹慎和對未來的規(guī)劃。

“‘民族’是一個關系詞；一個民族的存在在于它不同于其他的民族?！褡鍥]有本質(zhì)的或內(nèi)在的特征；每個民族都是一種話語構成，它的身份在于它與他者的不同”。“英格蘭性”并不是對英格蘭本土文化特征的單向定義，而是英格蘭人“與來自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遭遇中逐漸形成的一整套話語體系或集體文化意識”，具有豐富的地緣政治內(nèi)涵。“英格蘭性”也就因此超出了純粹的觀念范疇，呈現(xiàn)出一種類似于東方學、體現(xiàn)權力、支配和霸權關系的話語的物質(zhì)性特征。薩義德認為“東方學不是歐洲對東方的純粹虛構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蘊含著幾個世代沉積下來的物質(zhì)層面的內(nèi)容”。他進而指出：東方學，

是一種話語……是在與不同形式的權力進行不均衡交換的過程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并且存在于這一交換過程之中，其發(fā)展與演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制于其與政治權力（比如殖民機構或帝國政府機構）、學術權力（比如比較語言學、比較解剖學或任何形式的現(xiàn)代政治學這類起支配作用的學科）、文化權力（比如處于正統(tǒng)和經(jīng)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價值）、道德權力（比如“我們”做什么和“他們”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們”一樣地理解這類觀念）之間的交換。

東方學的產(chǎn)生是權力交換的結果，這一特性決定了東方學必然具有物質(zhì)形態(tài)，而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換句話說，東方學之所以具有物質(zhì)層面的內(nèi)容，是因為它“是一種關于東方的知識，這一知識將東方的事物放在課堂、法庭、監(jiān)獄或教科書中，以供人們仔細觀察、研究、判斷、約束或管制”。東方是透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層面上的）“操作機制”才被西方所認識的，這套機制確保了西方在與東方遭遇時的權威地位，以及東方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延續(xù)性和延展性。雖然“英格蘭性”沒有東方學那樣縝密的體系和學科的高度，但其產(chǎn)生、發(fā)展和演化都與英格蘭的政治和文化機制密切相關。上文指出，英格蘭的殖民主義（當然也包括被殖民史）是“英格蘭性”的催化劑。英格蘭的殖民擴張為“英格蘭性”的產(chǎn)生提供物質(zhì)條件，海外殖民機構在扭曲和遮蔽殖民地本土歷史和文化現(xiàn)實的基礎上，通過推行“啟蒙”教育使殖民地成為見證和散播“英格蘭性”的重要陣地。通過殖民機制和被殖民機制滲透的文化機制的過濾和篩選，非英格蘭事物被改造和重構為可供英格蘭主體觀看、凝視和俯視的客體。英格蘭的政治和文化機制為英格蘭表征他者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語匯、意象和修辭，在特定的語境中，一旦英格蘭主體與非英格蘭客體相遇，這些表征策略就會被自動激活。久而久之，在英格蘭與異域文化相碰撞而產(chǎn)生的關系網(wǎng)中，英格蘭的強勢地位就被固定和程式化，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

早在都鐸王朝時期，當時的倫敦主教約翰·艾爾默（John Aylmer）就曾不無自豪地寫道：“英格蘭人??！倘若你們知曉，你們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你們的山川地域是多么豐饒，你們就會俯身拜倒在上帝面前，感謝他的恩典，使你們有幸生而成為英格蘭人，而不是法國的農(nóng)夫，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德意志人。”這段敘述明確無誤地表達了彼時英格蘭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意識，同時說明“異己性……是理解‘英格蘭性’的前提”。時至19世紀，隨著英格蘭海外拓殖的深入，這種通過貶低他者凸顯自我身份的思維方式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治理埃及20余載的總領事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斷言：

歐洲人是縝密的推理者；他對事實的陳述毫不含混；他是自然的邏輯學家，盡管他也許沒有學過邏輯學；他具有懷疑的天性，在他看來任何假定都必須得到證明方可接受；他受過訓練的大腦像機器一般運作。相反，東方人的大腦，就像其生動別致的街道一樣，顯然缺乏對稱性。他的推理屬于最不嚴謹?shù)囊活?。盡管古代阿拉伯人在辯證邏輯方面取得過很高的成就，他們的子孫卻在邏輯推理方面有著嚴重的缺陷。由于當時埃及是英格蘭的殖民地，所以巴林所謂的“歐洲人”實際上就是指英格蘭人，英格蘭的優(yōu)越性在這種指稱替換中得到放大和提升，再次證明“‘英格蘭性’正是通過它所排斥的東西得到強化的，所以主體與‘異己空間’的遭遇實際上確認并生產(chǎn)了英格蘭的民族身份”。

“英格蘭性”是一個動態(tài)和歷史性概念，其內(nèi)涵隨著英格蘭殖民內(nèi)容和方式的改變而改變。18世紀之前，英格蘭通過“國內(nèi)”和海外拓殖致力于建構彰顯個性的英格蘭民族身份。隨著不列顛群島成員關系，以及英格蘭殖民主義內(nèi)容和方式的改變，“英格蘭性”的內(nèi)涵發(fā)生變化。琳達·科利（Linda Colley）認為，從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到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出現(xiàn)了一種基于共同的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基礎的新的英國身份（British identity）。從19世紀開始，英格蘭在保持不列顛群島中的主導地位的同時逐漸融入一個更大的共同體，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也隨之由“英格蘭性”（Englishness）過渡到更具包容性，同時也更具侵略性的“不列顛性”或“英國性”（Britishness）。殖民事業(yè)的繁榮和帝國的強盛，將英格蘭民族身份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緊緊捆綁在一起，帝國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說，帝國的重要性已經(jīng)超越民族，因為對英格蘭人而言，“帝國賦予他們的身份超越了‘單純的’民族主義式的自我炫耀”。所以，“英格蘭身份必須到英格蘭民族以外的地方尋找認同對象。顯然，能包容英格蘭身份的是兩個‘英格蘭帝國’，即大英帝國（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和英國海外帝國（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也正是在19世紀，“‘英格蘭性’從代表居住在英格蘭的英格蘭人的民族身份，轉化為一個超越任何地域界線的離散身份，包含了所有移居國外的英格蘭人”。隨著與帝國主義話語的一致度越來越高，“英格蘭性”逐漸從單一的民族性演化為一種國際都市民族性（cosmopolitan ethnicity）。在這種嬗變過程中，英格蘭主體與非英格蘭客體的關系也悄然發(fā)生變化：如果說19世紀之前“英格蘭性”的建構主要依靠對他者純粹的排斥和對抗，那么自19世紀起，“英格蘭性”的生產(chǎn)更多依賴對他者的對抗性吸納和整合。但無論如何變遷，“英格蘭性”的殖民主義話語本質(zhì)始終沒有改變；相反，隨著世界范圍內(nèi)殖民競爭日漸加劇，這一特征愈發(fā)突出。進入19世紀后半葉，西方殖民主義逐漸由倚重經(jīng)濟掠奪的舊殖民主義過渡到強調(diào)領土擴張的新殖民主義，殖民方式的轉變進一步改變了列強間的權力制衡，也對世界政治格局產(chǎn)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正是在這個階段，英格蘭在大肆吞并海外領土的過程中逐漸確立了世界殖民霸主的地位，但也正是在此時，在美國和德國等新興帝國的沖擊下，英格蘭在瓜分世界的狂潮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19世紀英格蘭著名學者約翰·西利（John Seeley）的一番話很能說明問題：

如果殖民地不是通常認為的英格蘭的所有物，那么它們也必須是英格蘭的一部分，而且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一點。我們不能再說英格蘭是歐洲西北海岸外的一個島……我們不能再認為當人們移居殖民地時，他們是離開了英格蘭，或者說英格蘭失去了他們。我們不能再認為英格蘭的歷史就是威斯敏斯特的議會史……當我們習慣將帝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并且稱之為英格蘭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這里和美國沒什么兩樣。這里也生活著一個同質(zhì)的民族，其成員共享血統(tǒng)、語言、宗教和法律，但分散在一個無限的空間里。這段表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英格蘭志在創(chuàng)建全球帝國的殖民雄心，闡明了英格蘭與主張全球擴張的帝國主義話語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同時也表露出急于維護和鞏固殖民霸權的焦灼心態(tài)。

從認同類型上看，英格蘭以帝國為依托的身份認同屬于集體身份認同?！凹w身份認同，是指文化主體在兩個不同文化群體或亞群體之間進行抉擇。因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這個文化主體須將一種文化視為集體文化自我，而將另一種文化視為他者。”前文指出，假想敵的存在是英格蘭民族身份建構的重要前提。進入20世紀，隨著帝國的進一步擴張和衰退，通過想象假想敵，在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關系中定義“英格蘭性”顯得更加迫切。20世紀20年代，時任英國首相的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就驕傲地宣稱：“……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制造天才的本領。這幾乎成為英格蘭種族的一大特性；這個民族在各個領域里都有天才。許多人認為這個民族過于保守，不善于表達，但正是這樣一個民族創(chuàng)造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學，在詩歌方面更是無人能及?！?sup>不難看出，鮑德溫表達了與倫敦主教艾爾默類似的種族和民族優(yōu)越感，雖然沒有像后者那樣明確地在“非英格蘭性”的襯托下說明英格蘭文化的優(yōu)越性，但在潛意識中同樣強調(diào)英格蘭與他者的對抗，暗示英格蘭的“民族自我向來是以一個海外他者作為對立面才得以形成的”。

然而，即使在二戰(zhàn)結束，帝國徹底瓦解之后，對“英格蘭性”的闡釋依然擺脫不了殖民主義的框架和視野，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1968年，保守黨政客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發(fā)表富有爭議的“血河演講”（Rivers of Blood Speech），表達了對英格蘭移民政策的不滿和對英格蘭即將成為移民國家這一前景的擔憂：“眼睜睜地看著每年差不多五萬人涌進來，為將來移民后代人口的增加積蓄力量，這個國家瘋了，真的是瘋了。這就好比看著一個國家在自掘墳墓，忙得不亦樂乎。”70年代末，撒切爾在競選中重彈鮑威爾的恐外和排外主義，論調(diào)視移民為“異類”（alien），如不加控制，那么整個國家將會陷入“泥沼”（swamp）。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英格蘭性”“與英格蘭對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參與史密切相關”，是一種殖民主義話語。無論是帝國時代，還是后帝國時代，盡管言說方式不同，闡釋路徑各異，從整體上看，通過排斥和對抗他者定義民族自我始終是英格蘭民族身份演化史中的主旋律。但相比較而言，由于帝國的極端膨脹和迅速衰退的同時并存和互相交織，19世紀末到二戰(zhàn)前這段時間應該是“英格蘭性”的存在感和影響力相對突出的一個階段，因為其內(nèi)在的強烈殖民欲望和堅定殖民意志，“英格蘭性”既是對帝國盛世偉業(yè)的禮贊，又是在帝國走向沒落的背景下，英格蘭人的心理撫慰和重塑帝國輝煌的精神動力。而正是在帝國盛極而衰的歷史階段，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迎來了全面發(fā)展和繁榮，所以書寫“英格蘭性”就注定成為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內(nèi)容。本章第二節(jié)將聚焦英格蘭從帝國時代向后帝國時代過渡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英格蘭性”建構，以這一時期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為例，探討英格蘭民族身份的文化表征。

第二節(jié) 現(xiàn)代主義與殖民主義：福斯特和勞倫斯筆下的“英格蘭性”

福斯特是英國現(xiàn)代派作家中為數(shù)不多的英格蘭本土作家，闡釋和再現(xiàn)英格蘭的民族身份是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保羅·佩平斯（Paul Peppis）認為“可以將福斯特的大部分文學作品看作民族寓言，它們給一個疾病纏身的國家把脈，為診斷出的病患提供文學治療”。

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大英帝國的沒落造成的社會動蕩極大地觸動了英格蘭知識界，引發(fā)了一股書寫英格蘭的創(chuàng)作熱潮，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審視和剖析英格蘭的社會現(xiàn)狀，嘗試重新界定處于過渡和轉型期的英格蘭民族身份。政客兼文人C.F.G.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對英格蘭應對危機的態(tài)度和能力表示擔憂：“倘若英格蘭人今日被異族征服，當家園被占領，宗教被批判，民族理想四處碰壁時，他們會表現(xiàn)出怎樣的精神？……當英格蘭被侵犯時，它能否像拿破侖戰(zhàn)爭中的德國和西班牙那樣去抵抗？”作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剖析了英格蘭國民性中的弱點：“英格蘭人品質(zhì)中的缺陷在實際生活中不太容易發(fā)現(xiàn)，但當我們追根溯源時，它們就表現(xiàn)得很明顯了。很簡單，根源在于英格蘭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sup>

福斯特對英格蘭的民族特性有深入和獨到的認識，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他指出：“如果你不介意成為一個勢利眼的話，那么你可以繼續(xù)做你的愛國者。倘若意識到真正的英格蘭人來自下層社會，而不是中產(chǎn)階級的話，那么你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愛上我們這個種族。職員、股票經(jīng)紀人、政客、雜貨商，這些人控制我們，但在數(shù)量上不能代表英格蘭，而且他們的自以為是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點?！?sup>在題為《英格蘭人性格瑣談》（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的散文中，福斯特雖然承認中產(chǎn)階級是英格蘭社會的主導力量，但進一步揭示了中產(chǎn)階級和整個英格蘭民族的劣根性：“頑固、謹慎、求全責備、市儈實際、缺少幻想、虛假偽善，這些是任何國家中產(chǎn)階級的特點，在英格蘭卻成了民族特征，因為只有在英格蘭，中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了150年。”

那么，該如何走出中產(chǎn)階級的封閉和自負，拯救英格蘭人那顆“發(fā)育不良的心”（an undeveloped heart）呢？福斯特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明，與異域文化的接觸是改善英格蘭國民性的有效途徑，英格蘭的出路不在英格蘭本身，而在非英格蘭世界。將視野轉向異域文化，不斷將英格蘭人的文化身份置于異質(zhì)文化背景中加以審視，以期實現(xiàn)跨文化語境中的“聯(lián)結”（connect），這是福斯特建構，或者說重塑英格蘭民族身份的重要策略。

《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1910）是福斯特探討如何改造英格蘭國民性、重構英格蘭民族身份的重要作品。小說創(chuàng)作于1908至1910年，此時的英格蘭正由愛德華時代過渡至喬治時代，是一個新舊價值交鋒、社會問題叢生的非常時期。伍爾夫曾斷言，在1910年左右，“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系——主仆、夫婦、父子之間的關系——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旦發(fā)生了變化，信仰、行為、政治和文學也隨之而發(fā)生變化?！?sup>作為一部典型的“英格蘭狀況”（Condition of England）小說，《霍華德莊園》敢于直面“什么是真正的英格蘭”“英格蘭的本質(zhì)在哪里”“應該如何定位處于轉型期的英格蘭身份”等核心問題。

通過塑造瑪格麗特和海倫這樣具有異國血統(tǒng)的英格蘭人，《霍華德莊園》嘗試在英格蘭與異域文化的碰撞中尋覓重建英格蘭身份的路徑。小說選擇德國作為審視和剖析英格蘭民族特質(zhì)的參照點，在歐洲文化框架內(nèi)尋求“藥方”，治療英格蘭人那顆“發(fā)育不良的心”。那么，放棄與異域文化的正面遭遇，而選擇將其“內(nèi)化”，這種看似更具包容性的策略意味著什么？是英格蘭與異域文化的真正“聯(lián)結”？還是對異域文化另一種形式的“他者化”？

亨利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所代表的威爾考克斯家族有明確的等級觀，奉行物質(zhì)第一、金錢至上的處事原則，視財富和地位高于一切，以利益而非情感衡量和處理人際關系，“在他們看來，個人感情不是至關重要的東西”。與此相對，瑪格麗特姐妹是受過良好教養(yǎng)的知識分子，她們所屬的施萊格爾家族推崇文學和藝術，注重精神層面的交流，恪守強調(diào)自由和平等的人文價值觀，“主張公眾生活應該是鏡子，把生活中的好東西統(tǒng)統(tǒng)映照出來”。威爾考克斯和施萊格爾兩大家族象征了愛德華時代英格蘭社會的種種對立和分裂，比如“美學與商業(yè)、平淡與激情、內(nèi)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男性與女性、身體與靈魂、城市與鄉(xiāng)村、階級與階級、過去與現(xiàn)在、生與死等等”。小說欲以施萊格爾家族為對照，揭露和批判英格蘭中上層社會的無知和貪婪，驅(qū)散“商業(yè)時代帶給上流社會的那種精神的黑暗”。

瑪格麗特姐妹的德國血統(tǒng)賦予她們與眾不同的眼界，她們獨特的人文氣質(zhì)與威爾考克斯家族濃厚的商業(yè)氛圍形成強烈反差?，敻覃愄亟忝玫母赣H是德國人，雖是一名軍人，但并不盲從德國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且愛好文學，有強烈的人文信念，“如果非要給他歸類的話，他應該是黑格爾和康德的同路人，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喜歡空想，他的帝國主義是那種空中樓閣式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導致的幻滅感讓他離開德國，來到英格蘭定居生活，身處異鄉(xiāng)的他希望“籠罩祖國的物質(zhì)主義烏云終將散去，溫和的智慧之光重新普照”。施萊格爾先生的人文情懷深深影響了他的子女?，敻覃愄胤浅ＵJ同自己的德國身份，認為“德國人總是在追尋美……他生活的大門永遠向美敞開”，“英格蘭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若講思想自由，還得去普魯士官僚那里找”。瑪格麗特集中體現(xiàn)了小說的“聯(lián)結”主題，也是福斯特自由主義理念的代言人。對于如何感化亨利，瑪格麗特認為“她只要點出潛伏在他自己和每一個人靈魂里的拯救之道即可。那就是：聯(lián)結起來吧！”通過瑪格麗特這個人物，異域文化在福斯特的小說中被賦予救贖使命，成為英格蘭人審視自我的一面鏡子。

但瑪格麗特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又表明，《霍華德莊園》中德國元素對英格蘭國民性的改進并不具備有效性和可信度，雖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但終究無法擺脫內(nèi)在的虛幻性。盡管瑪格麗特繼承了父親的理想主義，但她顯然已經(jīng)被英格蘭的商業(yè)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潮同化。在瑪格麗特看來，“世界的靈魂是經(jīng)濟……最深的深淵不是缺乏愛，而是缺乏硬幣?！?sup>她反對弟弟蒂比空談文明，贊同威爾考克斯家族的處世哲學和生存之道，認為他們帶有清教色彩的實干精神是文明的基石。在與海倫的爭辯中，瑪格麗特將她對威爾考克斯家族的贊賞演繹到極致：“如果沒有威爾考克斯這樣的家族幾千年來在英格蘭舍身忘我，埋頭苦干，那么你我別說在這里談話，小命都難保。沒有他們，我們這些文化人就坐不上火車，坐不上輪船，甚至都不會有田野，只會過著野蠻的生活。不——可能連野蠻都算不上。沒有他們的精神，生活或許永遠處于原生質(zhì)的狀態(tài)?！?sup>當然，為威爾考克斯家的辯護，并不意味著瑪格麗特已經(jīng)完全成為崇尚理性思維和務實精神的資本主義商業(yè)文化邏輯的信徒；她因為亨利拒絕讓海倫在霍華德莊園寄宿而與他反目，這一情節(jié)充分表現(xiàn)了她的感性、純粹和對道義的堅守。但從整體上看，瑪格麗特是一個生活在妥協(xié)之中、游離于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的人物，她象征的“德國性”所應具備的對英格蘭國民性的改善功能也因此被弱化。

與瑪格麗特相比，海倫更具理想主義色彩，她感性、率真、浪漫，更少受世俗的羈絆。海倫看不慣威爾考克斯家的做派，與他們劃清界限，而亨利面對因為自己的誤導而失業(yè)的倫納德所表現(xiàn)出的冷漠，更讓海倫認清了他們的勢利和偽善。小說突出海倫的叛逆，意在中和瑪格麗特的妥協(xié)姿態(tài)，彰顯異域文化的影響力；但同時表明，海倫的激進很難說是其本性使然，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事實上，海倫對威爾考克斯家族，特別是對亨利的反感，多半是她與保羅的戀情失敗所致，她的抗拒更多的是個人情緒的宣泄，而非理性判斷，因為在保羅出現(xiàn)之前，她已經(jīng)和威爾考克斯家打成一片，“喜歡聽他們說平等是胡說八道，女人參加選舉是胡說八道，社會主義是胡說八道，藝術和文學呢，除了有益于陶冶性情，也是胡說八道”。瑪格麗特對妹妹的反常表現(xiàn)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認為所有一切“都和保羅有關，就因為這個無足輕重的男孩和她嘴對嘴親了一下”。小說結尾，海倫與亨利重歸于好，這進一步說明，盡管她與威爾考克斯家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但他們的矛盾并不是原則性的。

作為小說中異域文化的主要代表，具備雙重民族身份的瑪格麗特和海倫的確將“英格蘭性”問題化，但上述分析說明，她們的德國意識固然可以幫助揭示英格蘭國民性中的缺失，質(zhì)疑英格蘭人的劣根性，卻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和顛覆“英格蘭性”的總體版圖。亨利的轉變促成了小說大團圓式的結局，表達了福斯特對“聯(lián)結”可能性的堅定信念。不能否認瑪格麗特對亨利的影響，但讓亨利幡然醒悟的直接原因是查爾斯因過失殺人而鋃鐺入獄這一突發(fā)事件，因為在此之前，亨利和瑪格麗特一直處于僵持狀態(tài)，而且瑪格麗特姐妹眼看就要離開英格蘭，去德國生活。亨利因傷心過度而崩潰，這才讓瑪格麗特姐妹留下來，為將來瑪格麗特繼承霍華德莊園創(chuàng)造了條件?？梢哉f，威爾考克斯和施萊格爾兩家的和解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異域因素在實現(xiàn)小說最終的“聯(lián)結”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霍華德莊園》對待異域文化所采用的是一種保持距離的試探性接觸，根本目的是為重新想象和書寫“英格蘭性”提供參照物。但特殊歷史時期英格蘭和德國的關系又決定了小說對德國的再現(xiàn)具有更加突出的現(xiàn)實意義和意識形態(tài)性。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國的強勢崛起有力地挑戰(zhàn)了大英帝國的殖民霸權地位，英德之間的對抗逐漸成為歐洲政治舞臺的主旋律。在這種背景下，《霍華德莊園》以德國作為建構“英格蘭性”的參照顯然是一種更具策略性的選擇?！暗聡褡迳矸莸男蜗笸ǔＪ菍εc‘英格蘭性’相對并且讓人覬覦的他者性的不確定投射，這些投射強調(diào)他異性和虛構性，以確證兩個奇異地互相熟悉的國家之間明顯的差別。……英國現(xiàn)代主義經(jīng)常通過再現(xiàn)德國人闡述民族身份的問題。”《霍華德莊園》中的德國與其說是具有啟蒙和救贖功能的使者，不如說是英格蘭主體用于彰顯自我身份的他者；在施萊格爾家族所象征的文化融合的背后，是英德兩大帝國充滿火藥味的競爭和對抗。

《霍華德莊園》繪制了一幅廣闊的大英帝國圖景。威爾考克斯家族是小說中大英帝國的符號，“他們有殖民主義精神，總是在開辟新領域，好讓白人悄然履行他們的職責”。亨利經(jīng)營的“帝國與西非橡膠公司”從非洲攫取大量財富，是英格蘭殖民主義事業(yè)的后盾和保障；他的小兒子保羅在尼日利亞工作，直接參與帝國的海外擴張，亨利和保羅一內(nèi)一外，在保證家族興旺的同時集中體現(xiàn)了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運作方式。英格蘭的帝國形象還在小說的其他細節(jié)中得到展現(xiàn)。比如，威爾考斯克家的一處房產(chǎn)里擺放著查爾斯從英布戰(zhàn)爭帶回來的戰(zhàn)利品——荷蘭文《圣經(jīng)》；沃林頓太太曾經(jīng)在殖民地居住過；甚至連瑪格麗特也有海外投資的經(jīng)歷。《霍華德莊園》中的帝國主義主題將其從一部社會風俗小說作品擴展為探討跨文化關系的作品。薩義德認為，英國文化有一種持續(xù)的關注，在斯賓塞、莎士比亞、笛福和奧斯汀的作品中有明確表現(xiàn)，“這就是，把為社會所需要和授權的故事空間安排在英國或歐洲，然后，通過編排、設計動機和故事的發(fā)展，把遙遠的或邊緣的世界（愛爾蘭、威尼斯、非洲和牙買加）聯(lián)系起來”。福斯特顯然繼承了前輩經(jīng)典作家的全球視野，《霍華德莊園》聚焦英格蘭本土，編織了一張以英格蘭為中心的權力關系網(wǎng)，暗示英格蘭的全球殖民體系構成、殖民機構的運作，以及帝國的擴張意識。

但與上述作家（當然也包括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重要作家）相比，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表達的全球觀又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小說中已經(jīng)很難見到“全球范圍內(nèi)未受到遏制的英國力量的國際大顯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帝國霸權遭受質(zhì)疑和挫折的背景下，英格蘭人的焦慮、恐外和排他情緒。而當時大英帝國要應對的重大挑戰(zhàn)便是德國的異軍突起?！痘羧A德莊園》中的德國是一個“在這里有殖民地，在那里奉行‘激進政策’，在另一地方可以合法地施展抱負”的商業(yè)和軍事強國。面對強敵，威爾考克斯家族所象征的英格蘭殖民力量表現(xiàn)出即輕視又忌憚的復雜心態(tài)。作為一個島國，英格蘭雖是歐洲的一部分，但并不認同自己的歐洲身份。亨利和他的孩子是“英格蘭例外論”忠實信徒，他們不相信歐洲大陸，強調(diào)英格蘭的特殊性，疏遠英格蘭與歐陸的距離。查爾斯對瑪格麗特的德國血統(tǒng)頗有微詞，因為他無法忍受一個世界主義者，尤其一個德國世界主義者。閑談中，亨利對瑪格麗特姐妹說：“英格蘭若不做出點犧牲的話，那么就很難守住海外貿(mào)易。我們只有在西非站穩(wěn)腳跟，德……才能避免許多的復雜局面?！?sup>亨利顧及姐妹倆的德國身份，沒有說出“德國”二字，馬上轉移話題，但這已經(jīng)足以說明大英帝國感受到的壓力和英德兩國劍拔弩張的關系。

《霍華德莊園》著力突出英格蘭和德國的帝國身份，在英德兩強爭霸的背景下，施萊格爾家族所具備的德國文化中的人文基因很難實現(xiàn)其應有的啟蒙和救贖功能，小說中的德國形象更多的是大英帝國的沒落所引發(fā)的英格蘭人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的投射，是定義“英格蘭性”的參照。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并沒有擺脫“英格蘭中心論”，他的文化融通策略最終被證明是一種在自我與他者的對立中建構自我身份的嘗試，而環(huán)繞小說的帝國主義氛圍則使福斯特能在一個更加合理的框架內(nèi)，以更加符合邏輯的方式闡釋依賴他者生存的“英格蘭性”，體現(xiàn)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英國現(xiàn)代派作家的滲透力。

如果說作為帝國的英格蘭在《霍華德莊園》中還只能算是一個背景的話，那么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中則完全走向前臺。印度是英國文學異域書寫的主要對象。進入19世紀，特別是19世紀中期以后，隨著大英帝國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以及印度作為這一體系的基石地位的確立，英國文學對印度的再現(xiàn)進入了系統(tǒng)化和規(guī)?；陌l(fā)展階段，印度形象的內(nèi)涵由早期純粹的浪漫想象逐漸演變?yōu)閷v史和文化現(xiàn)實的嚴肅回應。

無論藝術性還是思想性，《印度之行》都可謂是英國文學印度書寫傳統(tǒng)中一部具有范式意義的作品。而就對英格蘭國民性的反思而言，與福斯特之前的作品相比，《印度之行》也是一次突破。首先，福斯特將故事發(fā)生地完全設在印度，以印度人為主人公，至少從形式上看，跳出了西方文化的框架，轉而在與東方文明的遭遇中審視英格蘭中產(chǎn)階級的文化價值觀，更加突出了“聯(lián)結”理念的跨文化屬性。其次，與福斯特以往的作品不同，《印度之行》深嵌于英格蘭的殖民史，小說不再暗示，而是直面英格蘭的帝國身份和殖民統(tǒng)治，在跨種族和殖民主義的極端語境中，探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互相認同的可能性，可以說是福斯特對“聯(lián)結”理念的終極闡發(fā)。

《印度之行》的部分力量在于它認識到殖民文化的局限性，并對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合法性提出質(zhì)疑。小說塑造了以阿齊茲為代表的一批豐滿的印度人形象，展現(xiàn)他們復雜多變的內(nèi)心世界，沒有完全采用“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為正面，以東方國家為邊緣為負面的表現(xiàn)方式”。阿齊茲是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最經(jīng)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他的反抗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了小說的反殖民立場，是小說批判力量的重要來源。小說除借助正面印度人形象，從“外部”對抗英國殖民力量外，還通過塑造穆爾夫人、阿黛拉和菲爾丁等思想開明的英格蘭人形象，從“內(nèi)部”抨擊英格蘭狹隘和排他的民族觀。穆爾夫人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有一顆悲憫之心，能夠以平等和寬容的態(tài)度看待異域文化，看不慣兒子羅尼狂妄自大的殖民地官員做派，認為大英帝國應該友好地對待印度，“因為印度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上帝讓我們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為的是讓我們都和睦相處、生活愉快。上帝……就是……仁愛”。阿黛拉想了解一個真實的印度，也很反感英印人的粗暴和虛偽，想和他們劃清界限；她的單純和善良能夠讓她在法庭上頂住英國殖民當局的壓力，傾聽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還阿齊茲以清白。與初來乍到的穆爾夫人和阿黛拉相比，在印度工作多年的菲爾丁更加愿意并且能夠真誠地與當?shù)厝舜蚪坏?，“他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屬于這樣的人們：他們盡一切努力來促進人們互相接觸、相互影響，并且通過友好相待和文化與智力方面的幫助，使這種接觸和影響達到人類理性的境界”。菲爾丁是“福斯特反大英殖民文化，建立民族平等意識的代言人”，是福斯特所有小說中最接近其“聯(lián)結”觀核心的人物。

《印度之行》的反殖民姿態(tài)中蘊含著強調(diào)民族平等和文化等值等價值觀的“文化相對主義”意識，這在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甚囂塵上的20世紀初期的西方社會里是難能可貴的，有相當?shù)臍v史進步性。然而，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福斯特“不可能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去看待、剖析宗主國英國人和殖民地印度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種種矛盾和沖突”。福斯特的自我批判精神是超越時代的，但卻很難超越種族和民族，因此是有限度的。《印度之行》在批判殖民主義的同時，仍帶有明顯的種族優(yōu)越論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烙印，而在小說殖民主義話語的背后是帝國的沒落將民族身份去穩(wěn)定化后的認同困惑和焦慮。

當大英帝國的殖民統(tǒng)治遭遇重大挑戰(zhàn)而顯露出其虛幻性時，如何想象和書寫英格蘭的民族身份，這是《印度之行》的重要議題，因為“從集體文化意識的角度看，帝國主義殖民的關鍵問題是民族身份問題”。小說中最具象征意義的馬巴拉山洞事件是對英國殖民統(tǒng)治危機的文本暗示；羅尼等英印人對印度近乎歇斯底里的攻擊和丑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帝國的恐慌和力不從心；而最能沖擊和挑戰(zhàn)英國殖民權威的無疑是阿齊茲的民族主義意識。馬巴拉山洞事件對阿齊茲造成的創(chuàng)傷使他深切認識到“印度必須效仿日本，只有她真正成為一個國家，她的兒女才會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殖民主義同化和摧殘被殖民者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被殖民者個體身份與民族身份的斷裂，馬巴拉山洞事件之前阿齊茲對待英印人的矛盾心態(tài)就是一個例證：他既認同自己的印度人身份，抗拒大英帝國的文化滲透，又以服務英格蘭人為榮，甘愿受帝國殖民文化的規(guī)訓。阿齊茲的覺醒說明他在整合個體與民族身份的基礎上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再造，他的“民族—國家意識被重鑄的過程就是被奴役的印度人逐漸學會言說自我、用具有強烈凝聚力的印度民族—國家理念對抗歐洲中心主義的過程”。阿齊茲向自我的回歸，以及這種回歸所象征的印度民族獨立精神的勃發(fā)，意味著依靠他者確認自我身份的大英帝國失去了身份認同的參照，也直接影響到了作為帝國主體的英格蘭的身份認同。那么，要重建帝國身份感，彰顯“英格蘭性”，就必須將尋回自我的他者再度他者化，而這正是菲爾丁要完成的任務。

菲爾丁不僅是福斯特人文理念的代言人，還是抑制阿齊茲自我身份形成的工具。菲爾丁從事的教育事業(yè)是大英帝國維護海外殖民統(tǒng)治的重要手段，而他本人也諳熟帝國的統(tǒng)治和治理之道。菲爾丁不贊同阿齊茲有錢就花的觀點，告誡他說：“省一文就得一文；一針及時可免以后縫九針；三思而后行。大英帝國就是靠這些箴言來治理的?！?sup>當阿黛拉困惑為什么得不到阿齊茲的諒解時，菲爾丁解釋道：“別人喜不喜歡他們，印度人全知道——在這方面他們不會被人愚弄。所謂公正審判根本不會使他們滿意，為什么說大英帝國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理由就在這兒?！?sup>菲爾丁真可謂是知己知彼，所以才能在英印人和印度人之間游刃有余。與穆爾夫人的女兒結婚后，菲爾丁開始反思自己的人道主義，并對之前的義舉“感到震驚”，小說暗示，若再遇到類似的事件，菲爾丁恐怕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了。從根本上講，菲爾丁所質(zhì)疑的是帝國統(tǒng)治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是帝國本身；與印度人的認同也好，與英印人的決裂也罷，菲爾丁真正關心的問題是帝國的長治久安。正因為如此，面對阿齊茲的激進的反英立場，菲爾丁才會認為“大英帝國真的不能廢除”，“要是離開了我們，印度人馬上會衰敗下來”。而阿齊茲“印度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吶喊更讓菲爾丁覺得可笑：“印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想法可真夠崇高的！又是19世紀婦女團體的那一套！還想若無其事地在當下這個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只有神圣羅馬帝國能和她相提并論，都快趕上危地馬拉和比利時啦！”阿齊茲的雄心壯志在摯友的嘲弄下好似水中花、鏡中月一樣虛無縹緲，能夠引領他走向自由和光明的自我身份也因此遭到暗中瓦解。所以說，小說對菲爾丁與阿齊茲兩個人物之間關系的設置是有其深意的：不僅以此檢驗人類相互和解和認同的可能性，還借其彰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權力博弈。

實際上，阿齊茲的遭遇就是小說中印度作為一個整體被他者化的縮影。小說極力渲染印度的不可知性，將其表現(xiàn)為一片亟待被開發(fā)和征服，但又總是給人挫敗感的神秘大陸：“在印度什么事物也無法確定類別，只要提出一個問題，那問題不是自行消失，就是融化到其他事物中去了?！?sup>下面一段敘述更具代表性：

怎么樣才能從精神上控制這樣的國家呢？歷代侵略者都進行過嘗試，但他們依然處在流放的境地。他們建起的城市只是些避難所，是那些不能回國而精神抑郁的人吵鬧的地方。印度了解他們的煩惱，也了解整個世界的煩惱，而且了解得最深。印度通過它無數(shù)張嘴，通過許多荒謬而威嚴的形態(tài)常常高聲喊道：“起來！”然而起來做什么？它從來沒有明確回答過，它的叫喊不是諾言，只是一種呼吁。薩義德認為：“和康拉德筆下的非洲一樣，福斯特筆下的印度時常被描繪為太大而且無法把握?！?sup>在比較《基姆》（Kim）和《印度之行》時，薩拉·蘇樂瑞（Sara Suleri）指出：“《基姆》這樣的文本明確將印度視為西方帝國必須了解和統(tǒng)治的他者，這實際上強化了印度的現(xiàn)實。而《印度之行》則將印度表現(xiàn)為一個不是象征它自己的隱喻，一種轉化為深邃的非現(xiàn)實形象的形而上形態(tài)。”《印度之行》以這種方式進一步抹除了印度作為他者的主體性，事實上是對印度更具深度的他者化呈現(xiàn)。這種悖論性的非現(xiàn)實存在雖然可以幫助印度擺脫阿黛拉和穆爾夫人象征的殖民主義凝視，但也是導致他們精神錯亂，甚至是離奇死亡的重要誘因，所以也暗示了印度作為異域空間對外來者的威脅和破壞力。

《印度之行》嘗試為大英帝國的殖民統(tǒng)治尋找合法化依據(jù)，同時也為彰顯英格蘭的民族身份創(chuàng)造了條件，小說中英格蘭人的昌德拉普爾城俱樂部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殖民主義文化移植的民族身份認同功能。該俱樂部是一個嚴格遵循括除和括入原則建立的英格蘭人社區(qū)，“將任何異域神秘、可怕和危險的事物都括除，將所有被規(guī)訓的、英國化的人、事物，甚至景色都括入”。印度人即便是作為客人也不能進入俱樂部，而菲爾丁雖然“對他的國家大英帝國已經(jīng)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但馬拉巴山洞事件平息后，還是被重新納入。俱樂部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是一個能夠保障和促進海外英格蘭人身份認同的封閉的文化空間，其成員參加的活動——比如臺球、網(wǎng)球，甚至他們的吃穿都超出了它們的本源意義，成為凸顯和放大“英格蘭性”的文化能指。“在英國統(tǒng)治下的印度，所有東西都不是它們自己，而是其他東西的替代品，它們更具識別性和可控性，也更英格蘭……英帝國治下的印度充滿了象征，而在危急關頭，象征的作用更加突出，因為它們有助于激發(fā)身份感?！?sup>當英國國歌在俱樂部奏響時，“一張張的臉都繃得緊緊的，顯得很僵硬。這歌是占領軍的頌歌，它使俱樂部的每一個成員都想到自己是英國人，現(xiàn)在被流放在異國”。而當馬拉巴山洞事件引發(fā)動蕩后，俱樂部儼然成了英格蘭人的避風港，他們一致對外，空前團結，甚至婦女們都“意識到她們?nèi)巳硕际谴笥⒌蹏纳诒薄?sup>《印度之行》中的英格蘭人俱樂部是英格蘭人民族身份的“意識形態(tài)機器”，“它的運作產(chǎn)生強烈的民族認同心理和歸屬感”。小說一方面以此強化與帝國使命緊緊維系在一起的英格蘭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將印度去中心化，突出印度的分裂和印度人身份認同中的離心力。

《印度之行》徹底釋放了福斯特自由人文主義的批判能量，同時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福斯特對帝國主義既抗拒又迎合的矛盾立場，也正是在這部作品中，福斯特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困惑和專注于如何認知和呈現(xiàn)危機中的英格蘭這一極具挑戰(zhàn)性的文化命題。對于小說所體現(xiàn)的福斯特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有論者指出：“福斯特更像頭腦清醒的帝國主義者，注意到了英印關系的不穩(wěn)固性，并且對這種不穩(wěn)固性的文化原因進行了一番思考。他似乎并非擁護印度獨立，實則想為英國延續(xù)對印度的統(tǒng)治開藥方?！?sup>這種評價是比較客觀和中肯的。再進一步說，福斯特對待帝國主義的曖昧態(tài)度，與他對英格蘭作為一個帝國的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密切相關——福斯特雖然批判帝國主義，但他并不否定依附于帝國的民族身份認同；對帝國主義的反思實際上是福斯特重新想象和書寫英格蘭帝國身份的一種路徑。福斯特曾不無豪情地宣稱：“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國家和背叛朋友之間做出抉擇的話，我希望我有膽量來背叛國家?！?sup>但上述分析表明，福斯特非但沒有背叛自己的國家，反而通過不斷創(chuàng)造文化他者定義和建構自己的民族國家身份，而這也使他的作品呈現(xiàn)出明確的殖民話語特征和豐富的地緣政治內(nèi)涵。

和福斯特一樣，勞倫斯對處于轉型和危機中的英格蘭的身份認同問題同樣具有高度自覺的反思意識，其作品處處滲透著對英格蘭的歷史、當下和未來的深刻考量，體現(xiàn)了他對英格蘭民族生存狀態(tài)的深切關注。英格蘭進入20世紀，特別是一戰(zhàn)后遭遇的空前挑戰(zhàn)和民族危機是促使勞倫斯探討英格蘭民族身份認同問題的重要誘因：一戰(zhàn)后，“‘英格蘭性’的基礎和定義不再是之前的樣子了，對二三十年代的新一代作家而言永遠地發(fā)生了改變，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張力、斷裂和風格的不確定性”。面對英格蘭的衰落，勞倫斯在給友人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沮喪和無奈：“在秋風的肅殺中，我開車穿越這個國家。我為我的國家感到悲傷，兩千年的文明如今分崩離析，讓人不忍在其中生活……歷史，那段偉大的歷史已經(jīng)支離破碎、面目全非……不，我無法忍受?！?sup>勞倫斯將這種悲觀情緒融入他的作品中，在創(chuàng)作中積極尋求建構和表征“英格蘭性”的路徑。

作為英格蘭社會和民族危機的美學表征，“勞倫斯的藝術想象了全新的民族身份”。在勞倫斯看來，工業(yè)文明對人性，以及原始和本真生命沖動和體驗的扼殺，是讓英格蘭喪失活力并最終病入膏肓的罪魁禍首。那么，應該如何讓英格蘭走出困境？療治英格蘭這具“病體”的藥方在哪里？勞倫斯選擇了與福斯特相同的策略，即到異域文化中去汲取養(yǎng)分和靈感，獲取救贖的力量。勞倫斯大部分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有走出英格蘭，到外面的世界尋找自我的沖動和欲望，而這也正是勞倫斯本人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真實寫照。勞倫斯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游子，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他造成的創(chuàng)傷讓他憤然出走，旅居海外多年，足跡遍及意大利、美國、德國、錫蘭、澳大利亞和墨西哥，在流放中反思自我與民族的關系，重新想象和書寫英格蘭的民族身份。正如戴維·熱爾韋（David Gervais）所指出的：“勞倫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英格蘭人，但為了成長，他卻需要不斷地以創(chuàng)作對抗英格蘭，并最終遠離英格蘭，在流放中生活。這是勞倫斯作品中的一個悖論?！?sup>

勞倫斯的異域旅行和異域書寫遵循了與福斯特大致相同的路徑：首先在歐洲內(nèi)部找尋出路和解決問題的方案，然后走出歐洲，到非歐洲的異質(zhì)文化中接受洗禮，獲得啟示。勞倫斯對以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南方文化情有獨鐘，視意大利為希望和理想之地，一個能夠滌蕩英格蘭的污濁和腐朽的樂園。勞倫斯認為，“高度理性和機械化的日耳曼民族（以英國為代表）正在走向衰敗和沒落，而靈動、感性的南方拉丁民族（主要是意大利）蘊含了原始的因素，代表了新生的希望”。意大利在勞倫斯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占據(jù)重要位置，除了和意大利直接相關的三部游記，《兒子與情人》《虹》《戀愛中的女人》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重要作品的創(chuàng)作也都是勞倫斯在意大利期間開始或完成的?！耙獯罄麑趥愃苟跃拖褚粔K通往‘新世界’的跳板，他在那里可以施展抱負，看看有無可能建立一個他稱之為‘拉納尼姆’的理想社會……意大利雖然從地域上講屬于歐洲，但它在勞倫斯的文本中是作為英格蘭的文化對立面出現(xiàn)的，這是其重要性所在?！?sup>

《迷途女孩》（The Lost Girl，1920）和《阿倫的權杖》（Aaron's Rod，1922）是勞倫斯在意大利開始創(chuàng)作并且涉及較多意大利場景的兩部作品，都以主人公從英格蘭到意大利的跨文化之旅，暗示異域文化對過度物化、精神上走向衰亡的英格蘭的救贖功能，探討讓英格蘭走出陰霾，重新定義英格蘭民族身份的路徑。

《迷途女孩》中的艾妮維娜生于英格蘭中產(chǎn)階級家庭，父親沃爾頓在商界摸爬滾打幾十載，做過布料、礦廠和劇院生意，有過輝煌，也經(jīng)歷過低谷。艾妮維娜的成長歷程就是沃爾頓一手創(chuàng)辦的曼徹斯特商行的商海沉浮史。沃爾頓雖然愛好文學，懷揣夢想，有詩人氣質(zhì)，但并沒有超然于物的情懷，而是被緊緊束縛在商業(yè)社會的運作邏輯里，最關心如何獲取利益，增加財富，最終無法擺脫被淘汰的命運，在與同行的激烈競爭中敗下陣來，留給女兒一個爛攤子。沃爾頓醉心于經(jīng)營，很少和女兒交流，不懂女兒的心思，商行里單調(diào)、壓抑的生活氛圍讓艾妮維娜感覺在浪費青春，看不到希望，于是產(chǎn)生逆反心理。意大利人西西歐的出現(xiàn)點燃了艾妮維娜的激情，西西歐體內(nèi)蘊藏的強大原始生命力和散發(fā)出的濃厚異域文化氣息，讓艾妮維娜心馳神往、如沐春風。和西西歐離開英格蘭后，歐洲大陸的開闊和博大一度讓阿莉維娜陶醉不已，仿佛重獲新生：“一切都似乎比英格蘭更宏大、更高貴。她沉浸在種種深邃的影響力之中，歷史在這里顯得更加燦爛輝煌。她第一次感受到對龐大的羅馬城和古典世界的懷念……她第一次意識到，從渺小的完美英格蘭中逃脫出來，投身到一個雖有缺憾，但更為壯美的偉大大陸中意味著什么?！?sup>

《阿倫的權杖》中的主人公阿倫·希森是一位礦工，癡迷音樂，在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中迷失了自我，遂離家出走，先是在一支樂隊中任長笛手，后又在朋友的指點下去意大利闖蕩。來到意大利之后，阿倫的眼界豁然開朗，看到了和艾妮維娜類似的景象?！斑@里的生活不再像英國那樣是小巧玲瓏的、遮遮掩掩的；這里的景色不再是那種小片小片的了。這是一種廣大——沒有東西遮擋得住、一點也不退縮的意志。所有的東西都暴露出來了，暴露在廣闊的原野上，暴露在強大的天空下，暴露在人類的視野中。這是一種無所畏懼，一種無所顧忌?！?sup>和艾妮維娜不同，阿倫的出走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緣由，他似乎始終被包裹在難以言表的苦悶和焦慮之中，表現(xiàn)出一種原發(fā)性的脫離社會關系和母國文化的欲望?！鞍愒谔与x成年人生活的同時，也否定了看似……穩(wěn)定的家庭和民族身份，將自己從生于斯、長于斯的社會結構中抽離出來。社會活動在小說中不會帶來任何結果，而是被表現(xiàn)為一種同質(zhì)化和讓人窒息的狀態(tài)，不再是產(chǎn)生有意義的經(jīng)歷的先決條件?！?sup>

這兩部作品通過表現(xiàn)主人公對母國的棄絕和對異域的向往，揭露英格蘭文化的狹隘和壓抑，控訴和批判現(xiàn)代文明和社會習見對人的異化。艾妮維娜和阿倫“對英格蘭文化的反叛可以解讀為對工業(yè)帝國文化的挑戰(zhàn)。也就是說，艾妮維娜和阿倫從大都市到邊緣地區(qū)的流放，與第三世界向工業(yè)中心的大量移民相反，它所關涉的是一種后殖民情景，這些身處其中的主人公試圖重新定義中心和邊緣之間的文化等級”。應該說，相對福斯特溫和的改良路線，勞倫斯對英格蘭文化劣根性的聲討更加振聾發(fā)聵，但即便是叛逆和激進如勞倫斯這樣的偶像破壞者，在吸納異域文化以重構英格蘭民族身份時，也無法完全跳出體現(xiàn)男權和殖民意志的“英格蘭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勞倫斯本人和其作品中虛構人物的異域之旅既是對英格蘭民族身份的去穩(wěn)定化，也是在他者文化的映襯下對英格蘭文化自我的維護和彰顯?！皠趥愃乖谏钪胁粩啻┰矫褡暹吔纾c此同時，他的作品也一直在探索那些能夠保護脆弱自我的完整性的分界線，當自我的界線受到威脅時，就會出現(xiàn)一種表現(xiàn)為厭女或種族主義的防御性挑釁?！?sup>

勞倫斯雖然對意大利這樣的非英格蘭文化表現(xiàn)出一定的認同感，但在對其進行文本再現(xiàn)時又“無法徹底擺脫‘英格蘭性’，他的‘英格蘭性’意識會在他疏遠‘英格蘭性’時不斷顯現(xiàn)”。盡管艾妮維娜被外來的納亞基塔瓦尼劇團深深吸引，并成為劇團的一員，但依然表現(xiàn)出對外來文化的不屑和鄙夷，擔心與外國人接觸會降低自己的身份，因為“她畢竟是從另一個不同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人生準則低下得可怕，低下極了，不僅在道德方面這樣，而且在生活上亦完全這樣”。 但阿莉維娜的擔憂是事實上多余的——她非但沒有喪失“文明身份”，反而因為是一位白人英格蘭人而受到西西歐家人的頂禮膜拜?！八麄儼寻⒗蚓S娜當成上等人對待……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服侍她，好像他們需要有個人讓他們服侍。似乎阿莉維娜這位英格蘭女士對他們有種魔力?！?sup>小說通過表現(xiàn)意大利山村居民的奴性強化阿莉維娜的優(yōu)越感，為凸顯其英格蘭人身份提供參照，這在西西歐的舅舅潘克拉齊奧身上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現(xiàn)：

阿莉維娜從潘克拉齊奧的聲音里聽出一種古怪的激情，那是他特有的激情。他在英格蘭生活了很多年，知道在英格蘭人們互相信任?；貋砗?，偏僻和陰暗山區(qū)農(nóng)民根深蒂固的惡毒和仇恨深深地傷害了他。所以她知道了為什么她住到他屋里后，他那么開心，那么自豪，那么愿意款待她。他好像在北方靈魂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閃光的美好，一種自由、神圣，并且“這里的人”完全不具備的品質(zhì)。可以看出，潘克拉齊奧已經(jīng)基本被英格蘭文化，或者說廣義的歐洲北方文化同化，他對阿莉維娜超乎尋常的熱情并非單純的對異域的好奇，而是出于更深層面上對本族文化的否定——小說意在從他者的視角抬高英格蘭文化，彰顯中心對邊緣的強大掌控力和滲透力。

相比《迷途女孩》，《阿倫的權杖》表現(xiàn)出更加激進的反傳統(tǒng)姿態(tài)。首先，小說視家庭為束縛人性的牢籠，挑戰(zhàn)強調(diào)仁愛的基督教教義。與中規(guī)中矩、按部就班的英格蘭家庭生活相比，阿倫顯然更加認同意大利的隨意和不修邊幅，與強調(diào)英格蘭式家庭觀念的艾妮維娜大相徑庭：“一個真正的家中的那種溫暖、明亮的感覺一直壓抑著他，弄得他感覺自己的肺都要炸了。那可怕的真正的家庭生活！不，這種殘酷的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要強得多?！?sup>在佛羅倫薩，阿倫“感到了一個新的自我，感到了一種生命的激情。佛羅倫薩好像在他身上開始了一個新人的生命”。其次，小說質(zhì)疑異性戀對人性的壓抑，主張建立男性間的親密關系，用深層的權力欲望取代膚淺的愛的沖動，由此釋放人類生命的能量。對傳統(tǒng)家庭生活的反叛和對異性戀的顛覆是小說中兩個互相依附的概念，將兩者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勞倫斯的厭女思想。小說中勞倫斯的代言人和阿倫的精神導師羅頓·利利對此有明確表達：“男人應該是愛者，女人是被愛者。如今，在權力的驅(qū)令下，一切全都顛倒過來了。女人應該屈服，應該深深地深深地屈服……我們必須將極點顛倒過來。如今女人應該屈服——深深地、深深地、徹底地屈服！”

《阿倫的權杖》中不乏對女性角色的妖魔化再現(xiàn)。在阿倫眼中，妻子“那可怕的意志就如同一條冰冷的毒蛇緊緊地盤在他的心上將他壓死”。與阿倫發(fā)生一夜情的侯爵夫人也被表現(xiàn)得極具破壞力，阿倫感覺“她會喝走他心里的那一滴血，他就會變?yōu)橐痪吒?，就像克婁巴特拉在早晨將自己的情人們殺死一般”?sup>勞倫斯對以男性為主導的性別關系的想象，是他為衰竭的英格蘭，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尋找出路的積極嘗試，有其可取的一面，但對女性因素的排斥又使他走向另一個極端，落入依附父權意識形態(tài)的“英格蘭性”話語的窠臼，其作品的批判力量也因此大打折扣?！皠趥愃闺m然反抗英格蘭的常規(guī)性別關系，但最終還是悖論性地維護了兩性間的父權等級現(xiàn)狀?！?sup>

對女性形象的負面呈現(xiàn)表明《阿倫的權杖》與英格蘭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共謀關系，這種關系在小說“各種具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文化假設”中得到強化。小說的敘事者對種族差異高度敏感，在講述阿倫與異族的接觸時表現(xiàn)出明顯的種族偏見和帶有攻擊性的防御意識。比如，當阿倫來到一家酒店消遣時，敘事者根據(jù)長相和身材推測老板娘是一個猶太人，以同樣的方式斷定一位青年是個東方人。小說接下來對這位異族老板娘進行他者化處理，將其表現(xiàn)為一個雖有心誘惑，但卻要看阿倫臉色的失敗的塞壬：“今晚他的內(nèi)心冷若冰霜。猶太女人的危險和貪婪曾經(jīng)刺激了他的感官，但現(xiàn)在卻使他的內(nèi)心更冷。他對她的把戲感到厭惡?！?sup>當目睹意大利工人游行的混亂和無序時，阿倫作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優(yōu)越感再次被激發(fā)：“這些意大利人歪斜、強硬的下頜上有一種可怕的非人的東西，在這些異族的南方人的臉上有一種瘋狂的神態(tài)，和北方人的臉不一樣，滿臉是惡棍的神態(tài)?！?sup>

似乎是為了回應艾妮維娜對羅馬的浪漫想象，也似乎是為了進一步檢驗意大利作為英格蘭文化對立面的救贖作用，勞倫斯把《阿倫的權杖》中的主要異域場景放在和羅馬一樣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取代此前的意大利山村。但《阿倫的權杖》在性別和種族兩個方面上表現(xiàn)出的殖民主義話語特征又“降低了從多元視角探索全新生存方式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佛羅倫薩作為英格蘭替代品的重要性”。尼爾·羅伯茨（Neil Roberts）認為，和康拉德的非洲一樣，勞倫斯的意大利也是“為造訪它的英格蘭人而存在的”。《迷途女孩》和《阿倫的權杖》說明“英國人通常想讓所有的，甚至是歐洲內(nèi)部的種族（和民族）異己成為他們的被殖民他者，不管這些地方是否是他們的殖民地”。

在《阿倫的權杖》的結尾，利利說他要逃離歐洲這個牢籠，到另外一個大陸去生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勞倫斯本人的意愿。1921年，勞倫斯在德國完成《阿倫的權杖》，從那時起一直到1925年，勞倫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非歐洲國家度過的。1922年，勞倫斯來到澳大利亞，在那里創(chuàng)作了《袋鼠》（Kangaroo，1923）。

和《兒子與情人》一樣，《袋鼠》也有很強的自傳性質(zhì)。小說第十二章“夢魘”以閃回的方式，講述了主人公薩默斯和妻子哈妮莎在一戰(zhàn)期間的悲慘遭遇。他們因為哈妮莎的異國身份而被懷疑是間諜，受到英格蘭當局的嚴密監(jiān)視，隱私被侵犯，行動自由受到極大限制。更加糟糕的是，薩默斯還被強召入伍，只是因為體檢不合格，才幸運地逃過一劫。這段噩夢般的經(jīng)歷對薩默斯夫婦造成極大的傷害，迫使他們背井離鄉(xiāng)，浪跡天涯。熟悉勞倫斯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這段敘事其實就是對勞倫斯本人經(jīng)歷的忠實再現(xiàn)，薩默斯和哈妮莎就是勞倫斯和他的德國妻子弗利達的文學化身?！皦趑|”是整部小說最具批判鋒芒的一部分，以凄婉而又不失穿透力的文字控訴戰(zhàn)爭對人性的扭曲，表達了勞倫斯對一個陷入泥沼、丟失靈魂的英格蘭的失望和痛心。身在異鄉(xiāng)，回首這段不堪往事，薩默斯百感交集，“他覺得與自己的同胞，與曾經(jīng)所屬的英格蘭沒有任何關系了。沒有了紐帶，他就像失事航船上的一塊碎片，隨波逐流”。

作為勞倫斯第一部完全將背景設在海外的小說，《袋鼠》比他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注重表現(xiàn)主人公擺脫母國文化羈絆的欲望，繼續(xù)探討離心力作用下的民族身份認同。雖然國家對自己的背叛讓薩默斯負氣出走，但從整體上看，薩默斯與故國的紐帶不但沒有被切斷，反而在異域文化環(huán)境中得到強化和放大；他的異國之行雖因民族身份認同危機而起，但結果卻彰顯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由于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屬性，《袋鼠》“對英格蘭民族身份的關注是和走向沒落的大英帝國，以及英格蘭的社會和文化語境的變化分不開的”。薩默斯的澳大利亞之旅仿佛是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巡視，通過對澳大利亞的殖民主義再現(xiàn)，勞倫斯再次為英格蘭的民族身份建構找到參照點。

“英國的殖民主義作品……通常將殖民地人描寫成低等的、卑下的、懦弱的、陰柔的，是相異于歐洲，尤其相異于英國的他者?！?sup>這種模式化和臉譜化也正是《袋鼠》對澳大利亞人的再現(xiàn)方式。對于像杰克這樣的澳大利亞白人，小說刻意樹立他們的殖民地人形象，表現(xiàn)他們對英格蘭人的仰視，暗示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權威和殖民地對宗主國的依賴。當杰克和薩默斯走在一起時，差別立刻顯現(xiàn)：前者身形健碩、四肢發(fā)達；后者穿著考究，一副紳士派頭。薩默斯、杰克和威廉·詹姆斯討論政治問題，輪到薩默斯發(fā)言時，“另外兩個男人靜靜地聽著，在一種遙遠的、來自殖民地的寂靜中聆聽宗主國發(fā)表反對他們的演講”。杰克的妻子維多利亞對薩默斯夫婦更是推崇備至，“他們讓她感覺——她很難描述——很安全，十分開心而又安全……與薩默斯和哈麗雅特在一起，她覺得自己就像依偎在父母身旁的孩子，那么可愛，那么有安全感，不用東張西望”。和《迷途女孩》一樣，《袋鼠》也通過“奴化”英格蘭的異己反襯“英格蘭性”，而因為澳大利亞的特殊身份，《袋鼠》中的這種策略又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通過勾畫澳大利亞白人的奴性形象和心態(tài)，小說試圖建立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和文化等級，維護和彰顯英格蘭的帝國身份。

這種等級在小說對澳大利亞土著的再現(xiàn)中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不同于對澳洲白人的模式化，小說沒有從正面描寫澳洲土著，而是將他們表現(xiàn)為人物意識和想象中的抽象存在，將其“喻體化”。走入灌木叢，薩默斯看到“掩映在漆黑樹葉中像赤裸的蒼白土著人一樣的一截截樹樁”；當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他感覺“似乎是土著邪神趁他熟睡時進入他體內(nèi)，破壞了他原來的體格”；面對自己無法理解的澳大利亞風景，他感嘆“這里的景色太平淡無奇了，就像一張缺少或根本沒有特色的臉，一張皮膚黝黑的臉”。顯然，土著人形象僅僅是薩默斯表達他對澳大利亞陌生感和厭惡感的一個載體，這種處理方式完全取消了澳大利亞土著的客觀存在，抹除了他們的主體性，最直觀地表明了小說對種族主義話語的運用。正如羅伯茨所指出的，《袋鼠》這部小說“是依靠澳大利亞土著的缺席而存在的”。勞倫斯曾無奈而又自負地描述自己對澳大利亞人的感受：“對這些人，我有一種這輩子對任何人都從來沒有過的陌生感。我是個十足的陌生人，完全不知道該對他們說什么。”這種滲透文化和種族隔膜，以及身份認同障礙的孤立感，在《袋鼠》對澳大利亞土著的殖民主義再現(xiàn)中找到了它的最佳注腳。

事實上，小說自始至終都在表現(xiàn)薩默斯作為一名英格蘭白人的種族和文化e 名英格蘭白人的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在和高爾特探討澳大利亞政治前途時，薩默斯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種族主義立場，“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不過是為了獲得權力，建立專制；婆羅門教也無非是想重掌他們早先的絕對種姓權力，那種最純粹的專制形式；伊斯蘭教徒真正想要的是他們的軍事專制。這就是他們所覬覦的：揮舞權杖、奴役大眾。日本是如此，中國也部分是這樣，黑人就更不用說了。只有白人血液里流淌著真正的自由意識”。但問題是，薩默斯也并不認可高爾特所在的奉行“白人至上論”的革命組織退伍軍人俱樂部，拒絕為他們服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薩默斯與澳大利亞的隔閡不僅是種族意義上的，更是一種文化層面上的排斥。對薩默斯而言，年輕的澳大利亞是一片文化和精神沙漠。走在悉尼的街頭，薩默斯想到的是倫敦：“這里很像倫敦，但又不是倫敦，毫無倫敦那種迷人的古老魅力。這個南半球的倫敦像是在五分鐘內(nèi)草草建成的，是個贗品”在薩默斯眼中，稚嫩的悉尼只是對底蘊深厚的倫敦的拙劣模仿，沒有內(nèi)涵，徒有其表。對自由的渴望讓薩默斯放棄國內(nèi)生活，漂泊海外，但他所認同的自由從根本上說還是深植于歐洲文化傳統(tǒng)的英格蘭式自由，一種有限度和秩序感的自由。以此為標準，薩默斯認為澳大利亞的自由是膚淺和缺乏約束的，并不是他想要的：“沒有任何內(nèi)在的意義，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是空洞的。這是一種缺乏責任感的自由，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枯燥乏味至極。還有什么比完全實現(xiàn)的自由更讓人絕望和厭倦的嗎？”在象征強勢文化的薩默斯面前，澳大利亞沒有話語權，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這片廣漠的大陸是言語的真空……這種無語和茫然的孤獨感在空氣中彌漫，對這個國家來說是非常的自然的……在這里，社會人被分解，以基本成分的形式存在，退化成沒有溝通欲望的個體?！?sup>

勞倫斯曾在《阿倫的權杖》中通過利利表達了對印第安文化的偏愛，作為印第安文明的搖籃，美洲這片神奇的大陸是勞倫斯流放生活中的重要一站。勞倫斯在旅居美洲的這段時間里才思泉涌，創(chuàng)作了多部重要作品，《羽蛇》是其中思想內(nèi)涵最豐富的一部。羅伯茨認為，這部小說“是勞倫斯對文化差異的終極關注，到達了一種想象性旅行的最遠端，勞倫斯之所以踏上這段旅程，是因為他愈發(fā)痛恨那種他認為正在英格蘭，甚至逐漸在意大利蔓延的機械和麻木的存在”。

如同《印度之行》之于福斯特，《羽蛇》也在最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勞倫斯對歐洲文化的反叛和對異域的認同。與他之前的作品，特別是《袋鼠》相比，《羽蛇》對異域的再現(xiàn)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顛覆性的。首先，小說對墨西哥土著給予了充分關注，對其進行具有心理深度的立體化呈現(xiàn)。其次，小說著力表現(xiàn)主人公凱特·萊斯利對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介入，而沒有把她塑造成為像薩默斯一樣的旁觀者。再次，勞倫斯突破性地將凱特設置為愛爾蘭人，直觀地挑戰(zhàn)英格蘭身份的文化權威，在一個權力相對等價的語境中探討文化對話和融合的可能性。但正如阿密特·查德胡里（Amit Chaudhuri）所指出的，勞倫斯對墨西哥的再現(xiàn)需要在“‘白人性’和‘英格蘭性’與勞倫斯本人的文化差異的沖突這個背景下”進行考察。所以我們不禁要問，勞倫斯在《羽蛇》中做出的改變意味著什么？是對他的種族和民族身份的超越？還是進一步體現(xiàn)了種族和民族身份對他文學想象的制約？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洞察勞倫斯對凱特身份的特殊設定背后蘊藏的深意。凱特雖然不是英格蘭人，但仍然是一位歐洲白人，依然抱有對歐洲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性的堅定信念。在墨西哥城觀看斗牛表演時，凱特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歐洲文明人的傲慢。她無視墨西哥當?shù)氐奈幕L俗，刻意放大表演的血腥和暴力，并對個別現(xiàn)象進行片面地泛化：“她去過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城市，但墨西哥不一樣，它有一種內(nèi)在的丑陋，一種骯臟的邪惡……她害怕極了，一想到碰到這個城里的什么東西，就會被傳染上害蟲一般的邪惡，她就不免心驚膽戰(zhàn)?！?sup>在勞倫斯的小說中，歐洲白人再次成為異域的潛在受害者。與墨西哥土著朱安娜一家的相處過程中，凱特的白人優(yōu)越感更加表露無遺，她反感土著人特有的生活習慣和處事方式，認為這是他們落后和低等的標志：“這些黑色的種族??！……黑人屬于已經(jīng)被淘汰的種族。他們被遺棄在一個他們永遠也爬不上來的坑里。他們永遠也達不到白人的水平，只能跟在白人后當仆人。當白人昂首前進時，黑人只能屈服和尾隨?！?sup>

博埃默指出，勞倫斯在《羽蛇》中呈現(xiàn)的墨西哥土著“與歐洲早期殖民主義文學中沒有頭腦的原始初民沒有太大區(qū)別”。凱特的種族偏見弱化了她作為邊緣人所應具備的顛覆力量，而更讓這種力量失去效力的是，凱特與自己的邊緣人身份之間并沒有密切的關聯(lián)。也就是說，小說似乎在刻意模糊凱特的民族身份，淡化愛爾蘭人身份對她的影響。直到小說最后，凱特的愛爾蘭人身份才被重點突出：“凱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爾蘭人，凱爾特和伊比利亞土著那幾乎如亡靈般的神秘主義已經(jīng)在她的靈魂深處扎下了根。那是殘留的記憶，它在大洪災之前就存在，一直流傳至今，永不磨滅……愛爾蘭不會也不能忘記那另一個古老、神秘和高貴的生靈。達南神族或許已經(jīng)在西方的海底沉睡，但其精神仍然活在人們心中，不會沉默?！?sup>但即便是這種聯(lián)系也缺乏說服力，因為凱特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只能通過追溯愛爾蘭的原始和神秘拉近自己與愛爾蘭的距離，以迫使自己與同樣籠罩在原始和神秘氛圍中的墨西哥產(chǎn)生認同，進而接受萊蒙領導的造神運動。當從這種縹緲的遐想回到現(xiàn)實時，凱特又馬上認識到：“古老的方式有它可怕的一面，墨西哥土著那沉重、混沌的精神世界對她來說太恐怖了，會讓她走火入魔?！?sup>在否認墨西哥尚古意識的同時，凱特也在瞬間切斷了剛剛將自己與愛爾蘭維系起來的精神紐帶。

通過喚起原始意象表達殖民主義沖動，為再現(xiàn)現(xiàn)代的西方自我尋找參照，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慣用手法。瑪麗安娜·托戈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指出，在勞倫斯那一代作家中，“對西方價值觀的厭惡和絕望引發(fā)和制約各類原始形象的塑造。原始世界為審視并且超越西方的愚鈍或墮落打開方便之門，發(fā)揮著一種象征實體的功能。而且，在西方與原始世界的遭遇中，原始世界通常能對西方的需求做出回應，忠實或扭曲的反映西方自我”。在這個意義上，《羽蛇》著意突出墨西哥的原始和神秘感，將其原始和神秘化，一個重要用意是為了襯托西方的現(xiàn)代和文明自我。小說敘事者以現(xiàn)代文明人的口吻評價墨西哥印第安人：“他了解靈魂，因為它和血緣相通。但總體而言，那種高級的、體現(xiàn)我們文明質(zhì)量的精神卻被他無知和野蠻地拒絕了。在成為技工或懂得機器之前，他是不會擁有現(xiàn)代精神的?！?sup>《羽蛇》中的墨西哥既是蘊藏無限生命力，能夠?qū)购途融H白人文明的神奇力量，也是一個始終被白人的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壓制，無法與白人進行平等對話的他者。

凱特以原始世界為中介在愛爾蘭和墨西哥之間比附，無形中將墨西哥的這種他者性傳遞給愛爾蘭。實際上，凱特這個人物是有足夠的叛逆和顛覆能量儲備的，本應是小說反殖民意識的主要表達者，因為她的丈夫就是一位民族英雄，畢生致力于愛爾蘭的民族主義事業(yè)，并為之獻出生命。但凱特并不以此為榮，反而抱怨，甚至將丈夫丑化成一只愚蠢的猴子，丈夫的死給她帶來的更多的是反感，而不是痛苦。凱特寧可到空中樓閣式的史前愛爾蘭中尋找身份感，也不愿意認同她生活其中、更具當下性和現(xiàn)實意義的愛爾蘭。在這一點上，勞倫斯對凱特身份的設置就體現(xiàn)出其目的性和策略性：他巧妙地利用了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權力關系，通過否定愛爾蘭作為被殖民他者的抗拒，來突出和鞏固英格蘭的殖民者形象。事實上，當凱特想回歸歐洲時，她更加向往的是英格蘭，并不是愛爾蘭?！笆フQ節(jié)！干果！英格蘭！禮物！美食！——如果抓緊的話，她能趕上在英格蘭過圣誕節(jié)。在英格蘭，在家里和母親過圣誕節(jié)，一切都是那么的安定、熟悉、正常?！?sup>《羽蛇》對英格蘭的背景化處理恰恰前景化了以基督教文化為基石、體現(xiàn)殖民意志的“英格蘭性”。

另一方面，凱特本人的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又使愛爾蘭具備了類似英格蘭的殖民身份，所以愛爾蘭在小說中不僅反襯英格蘭的統(tǒng)治地位，而且參與英格蘭的殖民計劃，與英格蘭之間存在共謀關系。“勞倫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只聚焦‘英格蘭性’，不考慮其他的英國民族，但凱特是個特例，她的‘愛爾蘭性’成為‘英國性’的代名詞。”這應該就是凱特愛爾蘭人身份的第二層“弦外之音”：它在作為對立面彰顯“英格蘭性”的同時，也隱喻了以英格蘭為主導、具有更強包容力和更加突出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性的大英帝國身份?！队鹕摺返墓适码m然沒有發(fā)生在英帝國的殖民地，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中講述大英帝國 的一部重要作品。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認為，對于勞倫斯而言，墨西哥是“一個他可以將他的許多激進的奇想和焦慮投射其中的地域和文化”。借助對凱特身份的特殊設定，以及對文本內(nèi)外話語資源的調(diào)用和編排，《羽蛇》揭示了愛爾蘭自治運動對大英帝國民族身份認同造成的沖擊，以及在帝國式微的宏觀背景下“英格蘭性”和“英國性”之間的張力，體現(xiàn)了勞倫斯對于非常時期的英格蘭和大英帝國身份認同的困惑和焦慮。

勞倫斯通過自我放逐與英格蘭拉開的距離并沒有消除他與英格蘭的認同，“無論是被英格蘭接受，還是被它拒絕，無論是接受還是拒絕英格蘭，他始終帶有鮮明的英格蘭烙印”。勞倫斯對異域的觀照“與他和家園復雜，并且非常個人化和矛盾的關系，以及他在自我流放的同時協(xié)商其英格蘭民族身份的多重含義的嘗試密不可分”。縱觀勞倫斯的異域書寫，不論是意大利、澳大利亞，還是墨西哥，勞倫斯真正關注的是如何想象和書寫英格蘭的民族身份，異域最終成為反襯（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亞）“英格蘭性”的他者，或者展示（比如墨西哥）“英格蘭性”的舞臺。勞倫斯雖然從邊緣反抗中心，但民族意識對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內(nèi)在驅(qū)動又使他不得不從他的邊緣位置對抗其他的邊緣，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作品內(nèi)在的殖民主義視角。或者更加客觀和具體地說，勞倫斯“在他奇妙的小說世界中或許已經(jīng)顛覆了記錄在案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中的對立，但他從未釋放……他者文化應該包含的具備創(chuàng)造力的多樣性中的不和諧因素”。

現(xiàn)代主義并不是純粹和孤立的美學事件，它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演化都有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用薩義德的話說：“許多我們認為是純粹從西方社會與文化內(nèi)部運行而衍生出來的現(xiàn)代主義的最突出的特點，包括了由統(tǒng)治而產(chǎn)生的、對于文化的外部壓力的反應?！?sup>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雖然是一種文化和美學現(xiàn)象，卻與物質(zhì)層面上的殖民主義密切相關。毫無疑問，正是殖民主義將非歐洲和非西方文化具象化，使其成為一種可以被表現(xiàn)的歷史現(xiàn)實。正如斯蒂芬·斯萊蒙（Stephen Slemon）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帝國的同化力量，去挪用‘外面那個’異質(zhì)的世界，并為實現(xiàn)自己的社會和話語目的對其進行再造的話”，那么現(xiàn)代主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福斯特和勞倫斯筆下的“英格蘭性”與現(xiàn)實中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有突出的對應關系。當然，殖民主義對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可以讓他們從容地表征現(xiàn)實中的被殖民對象，更在于賦予他們一種創(chuàng)作中的殖民主義意識。意大利、德國和墨西哥雖不是英格蘭的殖民地，但這并不妨礙福斯特和勞倫斯對它們進行殖民主義再現(xiàn)。但另一方面，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不僅誕生于大英帝國的極度膨脹期，還見證了帝國殖民力量的萎縮和退化?！暗蹏髁x冒險的政治—心理—語言危機最終產(chǎn)生的是一種全新的、讓人產(chǎn)生幻覺的幻景，似乎只能由一種新的、與眾不同的現(xiàn)代主義敘事形式來表達?！?sup>從這個角度看，福斯特和勞倫斯對“英格蘭性”的書寫又可以被看作是在帝國殖民事業(yè)陷入危機的背景下，宗主國白人主流作家調(diào)用的一種自我保護和防御策略，是他們排解因帝國走向沒落而產(chǎn)生的民族身份認同焦慮的必要方式。

但無論如何，福斯特和勞倫斯的文學創(chuàng)作充分表明，書寫“英格蘭性”是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那么，英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另一為重要成員伍爾夫是如何想象和書寫“英格蘭性”的？伍爾夫?qū)Α坝⒏裉m性”的介入與福斯特和勞倫斯有何異同？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何體現(xiàn)“英格蘭性”，而“英格蘭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制約她的文學想象，進而塑造她的文化政治立場？本書將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中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1.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426頁。
2. 之所以選擇福斯特和勞倫斯，是因為他們和伍爾夫同屬英格蘭本土作家，因此在民族身份認同問題上有類似的立場和訴求，可以進行橫向比較?？道潞桶蕴匾捕际怯⒏裉m作家，但因為有移民背景，所以他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屬于另外一種范疇。喬伊斯和葉芝是愛爾蘭作家，由于愛爾蘭的殖民地屬性，他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問題與勞倫斯、福斯特和伍爾夫等英格蘭本土作家相比有本質(zhì)的差別，因此也不在本書論述范圍之內(nèi)。
3.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9頁。
4. 七國分別是：肯特、諾森布里亞、東盎格列亞、麥西亞、埃塞克斯、薩塞克斯和韋塞克斯。
5. 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y（Reno，Las Vega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4.
6.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6頁。
7. 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頁。
8. 同上。
9. 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頁。
10.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6.
11. 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7頁。
12.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72頁。
13. 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5頁。
14. 一組數(shù)據(jù)可以說明英帝國當時的強大：“1850年，英國生產(chǎn)了全世界金屬制品、棉織品和鐵產(chǎn)量的一半，煤產(chǎn)量的2/3。其他如造船業(yè)、鐵路建筑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國生產(chǎn)了世界工業(yè)產(chǎn)品的40%—50%，歐洲工業(yè)品的55%—60%?！遍愓障椋骸队贰罚本喝嗣癯霭嫔?，2003年，第296頁。
15. 1870年，英帝國占世界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的32%，到1913年下降到14%；同期在世界貿(mào)易中的份額由22%降至15%。但同時，帝國的版圖卻在不斷擴大，1877年，帝國的殖民地面積為2110萬平方公里，人口為20350萬人，到1900年增至2780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35250萬人，時至1913年，英國的殖民地面積相當于本土面積的100多倍。參見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337頁。
16.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311頁。
17. 王業(yè)昭：“英格蘭民族的構建與民族特性的演變”，《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第45頁。
18. 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 and The Secret Sharer（Bantam Books，1997），p.9.
19. Gillian Beer，“The Island and the Aeroplane：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Bhabha（London：Routledge，1990），p.269.
20.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426頁。
21.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62.
22. 王逢振：“民族—國家”，《外國文學》，2010年第1期，第117頁。
23. 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變：E. M. 福斯特小說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37頁。
24.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9頁。
25. 同上，第16頁。
26.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50頁。
27. 同上。
28. 閻照祥：《英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0頁。
29. Simon Gikandi，Maps of Englishness：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68.
30. 轉引自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47頁。
31. Jane Garrity，Step-daughters of England：British Women Modernists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r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22.
32. 參見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6.
33. 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3.
34. 同上，第179頁。
35. Robert J. C. Young，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Malden，Oxford and Victori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p.231.
36. Robert J. C. Young，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Malden，Oxford and Victori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第232頁。
37. 轉引自Robert J. C. Young，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Malden，Oxford and Victori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p.212.
38. 陶家?。骸吧矸菡J同導論”，《外國文學》，2004年第2期，第37頁。
39. 轉引自Judy Giles and 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p.98.
40.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盛寧、韓敏中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頁。
41. http://www.telegraph.co.uk/comment/3643826/Enoch-Powells-Rivers-of-Blood-speech.html
42. 參見Simon Gikandi，Maps of Englishness：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71.
43. Chi-Fang Tseng，The Imperial Garden：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Doris Lessing，and Tayeb Salih. Di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 p.6.
44. Paul Peppis，“Forster and England，”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ed. David Bradsh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7.
45. 轉引自Judy Giles＆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p.41-42.
46. 轉引自Judy Giles＆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46.
47. 同上，第33頁。
48. http://jpkc.fudan.edu.cn/s/61/t/96/0e/26/info3622.htm
49. 參見岳峰：“旅行寫作與身份認同：E. M. 福斯特小說中‘聯(lián)結’的最終尷尬”，《外國語文》，2009年第1期，第66頁。
50. 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295頁。
51. 19世紀40年代，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關注時事、反映社會問題（特別是階級問題）的“英格蘭狀況”小說應運而生。20世紀初，威爾斯的《托諾·邦蓋》（Tono-Bungay，1909）和高爾斯華綏的《友愛》（Fraternity，1909）重拾這種題材。二三十年代的經(jīng)濟大蕭條見證了“英格蘭狀況”小說的繁榮。參見Chris Baldick，The Modern Movement（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p.180.
52. 福斯特：《霍華德莊園》，蘇福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11頁。
53. 同上，第31頁。
54. David Galef，“Forster，F(xiàn)ord，and the New Novels of Manner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ed. John Richetti（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826.
55. 福斯特：《霍華德莊園》，蘇福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403頁。
56.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23.
57. 同上，第24頁。
58.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p.65-66.
59. 同上，第163頁。
60. 福斯特：《霍華德莊園》，蘇福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70頁。
61.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p.152-153.
62. 福斯特：《霍華德莊園》，蘇福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 26-27 頁。
63.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243.
64. Petra Rau，English Modernism，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Germans，1890-1950（Lond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9），p.10.
65.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178.
66. 參見David Galef，“Forster，F(xiàn)ord，and the New Novels of Manner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ed. John Richetti（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829.
67.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70頁。
68.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147頁。
69. 福斯特：《霍華德莊園》，蘇福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32頁。
70. E. M. Forster，Howards En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98），p.114.
71. 關于19世紀中期之前英國文學印度書寫的介紹，參見尹錫南：《英國文學中的印度》，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第16-22頁。
72. 張中載：“《印度之行》不和諧的雙聲：反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話語”，《外國文學》，2000年第3期，第42-43頁。
73.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42頁。
74. 同上，第52頁。
75. 楊汩、朱望：“論《印度之行》的反歐洲民族中心主義觀”，《國外文學》，1998年第3期，第39頁。
76. 張中載：“《印度之行》不和諧的雙聲：反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話語”，《外國文學》，2000年第3期，第43頁。
77. 陶家?。骸段幕矸莸逆幼儯篍. M. 福斯特小說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33頁。
78.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237頁。
79. 陶家?。骸皢⒚衫硇缘暮谏跽Z：從《印度之行》論后殖民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意識”，《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87頁。
80.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39頁。
81. 同上，第229頁。
82. 同上，第286頁。
83.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288頁。
84. E. 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Penguin Books，2005），p.306.
85.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72頁。
86. 同上，第119頁。
87.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286頁。
88. Sara Suleri，“The Geography of A Passage to India，”in Modern Critical Views：E. M. Forster，ed. 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70.
89. 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變：E. M. 福斯特小說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6頁。
90.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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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福斯特：《印度之行》，楊自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21頁。
93. 同上，第160頁。
94. 陶家?。骸段幕矸莸逆幼儯篍. M. 福斯特小說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1頁。
95. 李建波：“跨文化障礙的系統(tǒng)研究：福斯特國際小說的文化解讀”，《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第123頁。
96. 侯維瑞：《現(xiàn)代英國小說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57-158頁。
97. Roger Ebbatson，An Imaginary England：Nation，Landscape and Literature，1840-1920（London：Ashgate，2005），p.192.
98. 轉引自Judy Giles and Tim Middleton，eds.，Writing Englishness 1900-1950：an introductory sourcebook on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32.
99. Charles Andrews，Modernism's National Scriptures：Nation，Religion，and Fantasy in the Novel，1918-1932. Diss.（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2007），p.92.
100. David Gervais，Literary Englands：Versions of“Englishness”in Modern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84.
101. 劉洪濤：《勞倫斯小說與現(xiàn)代主義文化政治》，臺北：威秀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73-274頁。
102. 分別是：《意大利的曙光》（Twilight in Italy，1916）、《大海與撒丁島》（Sea and Sardinia，1921）和《伊特拉斯坎概覽》（Sketches of Etruscan，1932）。
103.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7），p.62.
104. D. H. Lawrence，The Lost Gir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79.
105. 勞倫斯：《阿倫的杖桿》，徐明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85頁。
106. Bridget Chalk，“‘I Am Not England’：Narrativ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aron's Rod and Sea and Sardinia，”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31. 4（2008）：61.
107.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7），p.62.
108. Ronald Granofsky，“‘Jews of the Wrong Sort’：D. H. Lawrence and Race，”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23.2（1999-2000）：210.
109.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7），p.15.
110. 勞倫斯：《誤入歧途的女人》，趙小鵬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95頁。
111. D. H. Lawrence，The Lost Gir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6.
112. D. H. Lawrence，The Lost Gir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324-325.
113. 勞倫斯：《阿倫的杖桿》，徐明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95頁。
114. 同上，第197頁。
115. 勞倫斯：《阿倫的杖桿》，徐明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77頁。
116. 同上，第151頁。
117. 同上，第254-255頁。
118.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78.
119. 同上，第80頁。
120. 勞倫斯：《阿倫的杖桿》，徐明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7頁。
121. 同上，第170頁。
122.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84.
123. Neil Roberts，D. H. Lawrence，Trave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37.
124. 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70.
125. D. H. Lawrence，Kangaro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59.
126. 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Diss.（Stony Brook University，2005），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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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D. H. Lawrence，Kangaro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4、143、77.
131. Neil Roberts，D. H. Lawrence，Trave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73.
132. 轉引自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7），p.89.
133. D. H. Lawrence，Kangaro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90.
134. 同上，第20頁。
135. 同上，第27頁。
136. 同上，第345頁。
137. Neil Roberts，D. H. Lawrence，Trave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2.
138. 轉引自Neil Roberts，D. H. Lawrence，Trave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2.
139. D. H. Lawrence，The Plumed Serpent（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9），p.16.
140. 同上，第133頁。
141.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盛寧、韓敏中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6-167頁。
142. D. H. Lawrence，The Plumed Serpent（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9），pp.377-378.
143. 同上，第378頁。
144. 轉引自Edina Pereira Crunfli，“Representing the ‘Primitive’ in Mexico：Lawrence's Endeavor in The Plumed Serpent，”in“Terra Incognita”：D. H. Lawrence at the Frontiers，eds. Virginia Crosswhite Hyde and Earl G. Ingersoll（Madison and Teaneck：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10），p.61.
145. D. H. Lawrence，The Plumed Serpent（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9），p.104.
146. 同上，第391頁。
147. Charles Andrews，Dissertation，Modernism's National Scriptures：Nation，Religion，and Fantasy in the Novel，1918-1932. Diss.（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2007），p.122.
148. 轉引自Eunyoung Oh，D. H. Lawrence's Border Crossing：Colonialism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nd“Leadership”Novel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4.
149. Hugh Stevens，“Sex and the nation：‘The Prussian Officer’ and Women in Love，”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ed. Anne Fernihough（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p.50.
150. 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Diss.（Stony Brook University，2005），pp.120-121.
151. Edina Pereira Crunfli，“Representing the ‘Primitive’ in Mexico：Lawrence's Endeavor in The Plumed Serpent，”in“Terra Incognita”：D. H. Lawrence at the Frontiers，ed. Virginia Crosswhite Hyde and Earl G. Ingersoll（Madison and Teaneck：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68-69.
152.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267頁。
153. 轉引自Patrick Williams，“‘Simultaneous Uncontemporaneities’：Theorising Modernism and Empire，”in Modernism and Empire，eds. Howard J. Booth and Nigel Rigb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154. Michael Valdez Moses，“Disorientalism：Conrad and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Modernist Aesthetics，”in Modernism and Colonialism：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1899-1939，eds. Richard Begam and Michael Valdez Moses（Durhan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