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床夜話”約未踐 至今思之一泫然——懷念傅璇琮先生

顧志興

2016年1月23日晚間，從在京的友人微信中獲知傅先生逝世的噩耗，甚是驚疑。前不久曾和他通過電話，說是身體尚可，只是腿疾不良于行，很想來杭州，但不能成行，要我向有關邀請單位代為請假并表示謝意。怎么忽而駕鶴西去？不愿相信這是真的，但這畢竟是事實。當晚夜不成寐。

璇琮先生的主要學術活動和成就是在唐代文學研究和中華古籍整理方面，可以稱得上其功也偉。我想說的是他在中國藏書史研究、著述方面的開拓和踐行。我國第一部《中國藏書通史》就是在先生主持下于2001年完成的，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讀書活動的興起，傳統(tǒng)的藏書研究也在復蘇，其間的盟主是寧波的天一閣。記得1996年12月在寧波召開的“天一閣與中國藏書文化研討會”，會議期間就有人倡議編纂中國藏書通史，在小范圍內(nèi)醞釀過，正式啟動是在1999年4月。記不清這是一次編委會議，還是作者會議，地點是在寧波的聯(lián)誼賓館，距天一閣不遠，處在鬧市而又安靜。這次會議由傅璇琮先生主持，他謙虛地談了對編中國藏書通史的想法，開會前將他的一部著作《濡沫集》題寫了“志興先生惠正，傅璇琮謹奉，一九九九，四，寧波”贈我。以前雖曾和他多次見面，但這次是近距離的接觸，我談了對先生的仰慕之情，他也夸獎了我對浙江藏書的研究，但多屬禮節(jié)性的話題。

我和先生真正相知相親，是在《中國藏書通史》的撰寫過程中。這次會議決定由我負責撰寫這部書的明代編。我寫書有個習慣，即征引文獻，家中有文人別集的就按專集上的文字引用，但因撰寫涉及的范圍很廣，又怕忘記，如果是沒有的，就先用各種選本上的文字，待得定稿前再集中去浙圖古籍部找出有關文集一一核對，加以訂正，并注明所引用版本及卷數(shù)等。我印象很深的是，他這個主編并非是掛名的，而是每章每節(jié)必細看，并與作者當面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他事先讀了我的初稿，見我引用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寫的標注是《浦江縣志》某卷，就提出了疑問，我向先生說明我的寫作習慣，他笑笑說：這也是個辦法，家里哪能什么書都有呀。

我在寫“明代宮廷藏書的影響”一節(jié)時，初稿比較單薄，曾向傅先生請教。他建議不妨從《四庫全書總目》檢索一下有關資料。我一拍頭說：怎么沒有想到呢！在先生的啟發(fā)與指點下，我查閱了有關史料，并細讀了《總目》中有關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目，撰寫了“南宋后不傳之宋人文集，賴明宮廷藏書保存而得傳世”和“清修《四庫全書》所收宋人佚失別集多賴《永樂大典》輯出得以傳世”兩個子目，使這部分書稿內(nèi)容得到充實，這實賴先生之指點。如今翻檢我的這部《總目》，看到有關部分的多種記號，如聞先生謦欬。在寧波聯(lián)誼賓館里修改書稿，與傅先生傾心交談先后至少有三四次。有次談到夜深了，第二天他回北京，我回杭州，互道晚安，無意中脫口而出：愿他日“對床夜話”。他說：對，異日“對床夜話”，再作暢談。

自那以后的十余年間，我與璇琮先生的聯(lián)系和文字緣更多了，這是一種緣分。2000年后寧波天一閣曾組織多次藏書文化討論會，我都應邀與會，會間多次與先生相會。記得有次穿插了一個小會，就是先生將其部分著作和手稿贈與天一閣收藏，他胸佩絹花作了簡短的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對他熱愛家鄉(xiāng)、熱愛天一閣的精神十分欽佩。

寧波是個文化名城，積淀深厚，鄞州區(qū)邀同先生任主任的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在近年召開了兩次學術討論會，最終目的是整理宋代寧波學者王應麟的全集。會前先生都給我們來信，邀我與會，第一次會還指定我寫一篇關于浙東藏書與浙東學術的論文。他邀我與會除了進行學術研究外，有機會見面也是目的之一。每次見面，他很忙，看望的人很多，會間也有閑聊，但“對床夜話”之約終未踐。這兩次會間，傅先生均與天一閣聯(lián)系好，讓大家去天一閣看看。我和他來天一閣較多，常常乘其他先生參觀之際，在這個圣殿的園林里或漫步或小憩，聊聊天南地北。我們雖然分處京、杭，但屈指算來這十來年幾乎每年都有一次見面的機會。

我與璇琮先生的多次見面，有好幾次是在杭州。記得大約是2004年前后，有次我和杭州出版社副總徐吉軍先生一起在天一閣開會。那時杭州出版社計劃將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傅先生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陳高華先生都是熱心這件事的人，我們在天一閣會合，一起到杭州論證這一工程。我們四人同車從寧波聯(lián)袂到杭，一起在浙江圖書館的善本室瀏覽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原抄本和丁丙抄本，以及民國間錢恂和張宗祥兩位先生的補抄本。我記得很清楚，在浙圖善本室看書時，我向館員小蘇打了個招呼：只是看書，不要驚動館領導。結果館長程小瀾和古籍部主任丁紅兩位女士還是來了。我笑說還是驚動了你們。程館長說：“兩位大家來了，我們請也請不到，應該來看望的。傅先生還為我們一本書目作過序，更要當面感謝。”我們一起參與影印《四庫全書》的論證，那時我撰著的《文瀾閣與四庫全書》一書剛好出版，就分贈兩位先生求請指正。會間忙里偷閑，我們一起泛舟游覽了西湖三潭印月，還合了影。今年得知傅先生仙逝，徐吉軍先生和我合撰一則短文發(fā)表在《浙江學刊》上，同時刊出這幀照片以作紀念。

我那時已完成《浙江藏書史》的初稿，吉軍是本書的審定人。我和他商量擬請璇琮先生賜序。我知道傅先生主要的名山事業(yè)和道德文章是唐代文學研究和中華古籍整理。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已關注中國藏書史的研究。記得《中國藏書通史》第一次編委和作者會議上，他談到當年編《學林漫錄》就曾想到過這個問題。所以當徐吉軍先生代我求序的時候，他慨然答應作序，但要求將全部書稿交他一閱始能動筆，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先生嚴謹治學的風范。過了一段時間，傅先生寄來了序言的初稿，并附來一信，大意是序已完成，但總覺得收筆匆匆，意猶未盡，請吉軍和我看看，似尚可補敘幾句話。吉軍對我說：“顧老師，我看收筆還是你動手吧，傅先生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我就增寫了一段民國時期以寧波為例談浙江藏書的話。稿子重新寄回北京，得到傅先生的首肯。后來我們相遇，他對我說：“你補得很好，正是我想說的話。那時事煩，總感到意猶未盡，這層意思你代我表達出來了，我們想到一起了?！蔽艺f：“哪里，哪里，我是貂尾狗續(xù)?！?/p>

傅先生對中國藏書史研究的關心，我還可舉出一件事來。2004年，他與南京大學徐雁教授合作為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劃主編《書林清話文庫》這套叢書，共收韋力等研究藏書的著作十二種。書前系以先生代序。這套書出版前，先生致我一信，說是有這么一套書，將由出版社直接寄下。閱后希望我撰一文交他，已約四五篇文章，將由《光明日報》發(fā)一專版，以推動藏書文化的研究。所以我一直以為，傅先生晚年對藏書史和藏書文化的研究和推動，在這個領域里是有功績的，是他學術事業(yè)的一個重要部分。他逝后我讀到的一些紀念文章似未見提及，我要特別說一下。

傅先生對杭州的文化建設事業(yè)也是十分關心的。應杭州市有關部門的約請，他擔任了《西湖通史》、《西湖文獻集成》、《西湖全書》的顧問組成員，總顧問是前委員長喬石。2013年《西湖通史》成稿后，有關方面正在考慮請誰作序的問題，這個想法傳到我這里，我思考了一下，此序非傅先生莫屬。一是傅先生的學界聲望很高；二是他主編過《中國藏書通史》和家鄉(xiāng)的《寧波通史》，于通史編纂頗富經(jīng)驗；三是傅先生對杭州文化十分熱愛和關心。我的這個意見由有關同志轉達到市委書記王國平同志那里，得到了首肯。我向傅先生轉達了這個意向，得到他的慨諾。于是2013年11月間趁傅先生來杭的時機，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重暉和副研究館員王露女士偕同我，到傅先生下榻的常青園拜訪了他。阮重暉先生說適逢王國平同志外出開會，他受委托向傅先生請序。我知道傅先生作序的習慣，他要通讀全稿而后動筆，就讓王露準備有關材料，我則對全書寫個提要性的介紹，供先生作序時參考。這樣大約過了一個月，年底傅先生已撰好序文寄到王國平先生處。他的序文簡明扼要，對通史的定位準確，于《西湖通史》而言不啻是錦上添花。序文先在國務院參事室的一份內(nèi)刊上刊出，而后在《光明日報》上全文轉載，引起了學界對國內(nèi)首部名湖專史的關注。

據(jù)我所知，傅先生生前被聘為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他對年輕人的培養(yǎng)是十分認真的，為他們選擇研究的方向，修改論文，并盡可能幫助他們發(fā)表研究成果。清華大學與寧波市鄞州區(qū)合作的王應麟專題研究，最終成果是整理出版王應麟全集。有些工作就是由他的研究生承擔的。我記得2013年第二次王應麟學術討論會的地點是新恢復的桃源書院，山中辟有傅先生的兩間專室，收藏他的學術著作，介紹他的學術道路。會間傅先生送我一本由商務印書館剛出版的《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先生正要握筆題寫贈語時，我說這書具有紀念意義（我計算了一下年份，大概含有紀念先生八十壽誕的意思），我的外孫吳昊今年畢業(yè)于國際關系學院，旋即參加國考進入外交部工作，他學國際政治學，但對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仰，多次要我向先生要本簽名本，這書就請贈送于他，請你寫幾句鼓勵他的話吧！傅先生說：真的嗎？搞外交很好，而又愛好中國文化更好。略一思索，就在書上題寫下了如下一段話：“謹供顧志興先生參閱，并轉呈吳昊同志。欲盡千里目，更上一層樓?；ッ恪８佃敺?。二〇一三年八月?！被貋砗笪覍⑦@部書當作珍貴的禮物轉送給我的外孫吳昊，交他珍藏，這是學術前輩對90后年輕一代的期望和鼓勵。

2014和2015年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有兩項活動都盛情邀請先生與會，但皆因先生病腿不良于行而作罷，留下遺憾。2016年初我致先生信中，還請他身體許可的情況下來杭走走。王露女士寫了本《西湖景觀題名文化研究》的專著，征得傅先生同意為之作序，先生家人來電囑我寫個此書的提要供先生參考，以便作序。但我寫好提要，正擬寄京之際，1月23日晚突然讀到北京友人微信說先生已于是日下午3時14分仙逝。我簡直懵了，這是真的嗎？于是我思緒起伏，寫下了“對床夜話約未踐，至今思之一泫然”這樣一句話，如今成了這篇紀念先生文章的題目了。

201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