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晁蓋看“反骨”

“反骨”這東西，最經(jīng)典的表現(xiàn)是在《三國演義》里，據(jù)說蜀國大將魏延腦后就有“反骨”，唯諸葛亮能識，所以他始終要抑制魏延，并算定長有“反骨”的魏延在其身后必反，而諸葛亮一死，魏延果然造反，也果然被諸葛亮生前安排的妙計收伏了。

怎樣鑒定“反骨”呢？可惜史書上沒有傳下來孔明先生的方法。而據(jù)我看，識破魏延“反骨”和諸葛亮借東風(fēng)一樣，后人都是把孔明根據(jù)客觀對象、環(huán)境、條件而精密觀察得來的結(jié)論給神化了。世上未必真有“反骨”，諸葛亮之所以預(yù)料魏延在他死后必反，那是建立在他對魏延平素的認真考察基礎(chǔ)之上的。就因為魏延平日驕橫跋扈，不安本職，只不過憚于諸葛亮的威名，在他生前還有所克制罷了。那么一旦諸葛亮不在人世了呢？所以，他認定魏延在自己身后必反，而為了自秘其術(shù)，于是又托出了“反骨”這個玄妙莫測的東西。

如果運用諸葛亮判斷魏延的方法來看梁山群雄，其中可有長著“反骨”的人物？有的，第一個就是晁蓋。

晁蓋的身份本來是“東溪村的保正”。何謂“保正”？這是王安石變法在農(nóng)村創(chuàng)立的“保甲”制度的產(chǎn)物，在一個村子里選出一個保正，負責(zé)當(dāng)?shù)氐闹伟?，傳達官府的號令，并向上通報民情。按照這種制度設(shè)計，“保正”實為大宋朝官與民之樞紐?？墒顷吮Ｕ饺兆鲂┦裁茨?？書中說得明白，“專愛結(jié)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蝗粢r，又將銀兩赍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喜歡舞槍弄棒、結(jié)識好漢倒也沒有什么，可是為什么會“不論好歹”呢？一個受官方指令，負責(zé)地方治安的保正，專愛結(jié)識好漢，而且不論好歹，其用心不令人生疑嗎？

如果當(dāng)時在晁蓋身邊就有諸葛亮一流人物，我想他必然會從晁蓋的平日舉止中得出一個判斷：這位晁保正大不尋常，是個長有反骨的人物！即使現(xiàn)在反跡未露，也要細加提防?？上М?dāng)日晁蓋身邊沒有諸葛亮似的一雙眼睛，終于成就了晁蓋“智劫生辰綱”、梁山聚義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

“反骨”質(zhì)疑“革命”的合理性

晁蓋領(lǐng)著一干人劫取了生辰綱，后來又殺奔梁山，打家劫舍，過起了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對晁蓋的這些行動，向來有三種視角，一種是代表當(dāng)時主流價值取向的，俯視的角度，稱之為“犯上作亂”；一種是相對中立的，平視的角度，稱為“造反”“民變”，或者“暴亂”；另一種是后人將歷史理想化的產(chǎn)物，因為理想化，所以是一種仰視的角度，尊稱為“起義”，或者“革命”。

在“革命”話語喧囂一時的時候，晁蓋“革命領(lǐng)袖”的形象越來越高大。只是，晁蓋的“反骨”已經(jīng)在質(zhì)疑“革命”的合理性。

但凡建立一種統(tǒng)治，要講究合法性，起而推翻之，也應(yīng)該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說來，“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方面，要么是原來的統(tǒng)治不人道已經(jīng)讓人無法生存下去，要么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tài)，給人指出了一條雖然虛幻但美麗的前景。

晁蓋是個粗人，他似乎并未想到要勞神費力去尋找什么“革命”的合理性。面對生辰綱的誘惑，他說服自己的只是一個樸素的理由：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但如果要把他推上“革命領(lǐng)袖”的寶座，則必須找出一些他舍保正而不為，轉(zhuǎn)而從事“革命”事業(yè)的合理性。在我看來，這種尋找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晁蓋在劫取生辰綱前，他不僅沒有遇到任何來自主流勢力的威脅和凌逼，而且主流勢力還要格外倚重他，讓他做一村的保正，充當(dāng)“官”和“民”的中介；他的生活也是豪奢的，排場極大，“山東河北一帶私商都投奔與他”；他在社會上的人脈也極深厚，各個方面的人士都有交接，“天下義士好漢”喜歡投靠他，負責(zé)地方刑事偵查工作的兩位都頭朱仝、雷橫也和他稱兄道弟，堪稱八面玲瓏左右逢源。他對大宋朝還會有什么不滿呢？如果說他萌發(fā)“革命”動機，并不是因為自己的遭遇，而是對身邊貧富懸殊、善惡顛倒的社會現(xiàn)實不滿，那么我們?yōu)槭裁粗豢吹疥松w周濟江湖好漢，卻從不見他照顧身邊的孤苦寒士？

一個負有維護地方治安之責(zé)的保正，“專愛結(jié)識天下好漢”，已自可疑；“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此人之不守本分，豈不是昭然若揭？他要造反或曰“革命”，端只看社會是否給了他足夠的機會，哪里還需要什么合理性？所以，一旦生辰綱浮出水面，他就會立即謀而奪之，雖然他本人并不差這點銀子花，而他搶銀子也并不是為了去周濟窮人。說到底，支撐他采取這種為主流價值所不容的行動的，只是他那種不安分的本能。

像晁蓋這樣的人，只要社會出現(xiàn)一絲縫隙，讓他感到可以大施身手，他就會耐不住寂寞。這跟當(dāng)時他所處的社會是否有序常常并無必然聯(lián)系。社會有序他“反”，社會失序他更要“反”，加一個“反骨”的謚號，不是很恰當(dāng)嗎？

“反骨”對社會的破壞性

如果用考察晁蓋的視角看水滸英雄，長有“反骨”，社會有序他反，社會失序他更要反的人其實還不乏人。顯赫的如吳用，更等而下之的還有張橫張順、穆春穆弘兄弟。

與那種“官逼民反”的范式比較，晁蓋這類人的造反，對社會的危害性更大?！肮俦泼穹础笔降脑旆?，雖然也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巨大的震蕩，但一個有良知的人卻不能因為這種代價，就徹底否定底層民眾反抗暴政惡法的權(quán)利。更重要的是，就因為“民反”是“官逼”的結(jié)果，常常不得不迫使人們依照這種線索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這也是在“官逼民反”范式下，在一次次巨大的震蕩之后，社會關(guān)系往往能夠得到調(diào)適，生產(chǎn)力還能夠進一步發(fā)展的根本原因。前輩史學(xué)家總結(jié)說，有一種“讓步政策”，應(yīng)該是頗有道理的。

可是天生長有“反骨”的人造反，就大不一樣了。因為這一類人社會有序可能反，社會失序更可能反，他要尋找和等待的只是一個機會而已，所以旁觀者很難從他們的起事中找出社會究竟存在哪些問題。而如果不幸他們等來的機會偏偏在一個有著良好秩序的社會里，那對底層民眾來說，就更不是福音了，因為這樣的秩序，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并不是常有的。還有一點，晁蓋這一類人的造反還可能誘導(dǎo)人心風(fēng)俗向極壞的一面發(fā)展。中國歷史上揭竿而起的雖然不少，而以中國老百姓的淳樸，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走上這一條道路的，造反對他們來說真是最為無奈的一種選擇，而晁蓋的行動卻明顯在向他們暗示：打破主流價值和秩序，并不一定非得要有什么理由。這樣一來，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還怎樣維持下去呢？不妨打一個比方，同樣劫取生辰綱，如果一個主角是在官府豪強欺壓之下，陷于饑寒交迫、朝不保夕的人，另一個主角則是像晁蓋這樣在社會上呼風(fēng)喚雨的人，雖同為劫奪，其對人心風(fēng)俗的影響肯定是不一樣的。前者很可能會喚起一個正常人的悲憫和同情，而后者則只會撩起人們對世間財富的覬覦之心：晁蓋這樣的人都還要想方設(shè)法大發(fā)橫財，我為什么不可以呢？

長有“反骨”的人終于等到了大顯身手的機會，可惜這于社會中的多數(shù)分子來說，并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這種人只有破壞性而絕不可能有什么建設(shè)性，硬要派定他們“替天行道”只能是歷史的誤會和史家的誤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