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經學，即研究儒家諸經之學，也就是以儒家經典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訓詁、詮釋、闡明、解讀的學術。先秦時期，《易》《詩》《書》《禮》《樂》《春秋》被稱為“六經”，對這些典籍的研究已經開始。所以有學者指出，“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六經’為始”。而“經學”之名最早出現于《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寬）見上（武帝），語經學，上悅之?！睗h武帝為適應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加強思想統(tǒng)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博士，對“五經”的研究蔚成風氣，“天下學士，靡然向風”。所以，學界一般認為，經學正式產生于西漢武帝時期。

經學作為中國古代最權威的學術，自西漢正式誕生之后，便構成了二千多年來學術文化創(chuàng)建發(fā)展的思想背景，從而產生了重大且廣泛的影響。古代文論作為古代學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因為經學對于古代文論而言，具有形而上哲學之意義，并且經學在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中長期居于主流地位，其思想觀念不可避免地要滲透于古代文論的各個方面，經學對于文學的價值要求、審美態(tài)度等不可避免地要在古代文論中體現出來，從而影響甚至制約著古代文論之理論建構、思想觀點之生成及發(fā)展走向等。實際上，在古代文論中，大量的思想原理、理論觀點、范疇命題，諸如“興觀群怨”“文質彬彬”“詩言志”“感物生情”“吟詠情性”“文以載道”“教化”“觀風”“美刺”“宗經”“通變”“義法”等，無不體現著經學的思想精神。盡管道家、佛學及明清以來潮水般大量涌入的西學對古代文論亦有重大影響，但由于經學產生早，并且自其誕生便被確立為政治意味濃郁的官府之學，這種儼然“學術宗教”的優(yōu)勢地位，對古代文論的影響具有直接性甚至制約性，是其他思想學說所無法與之相比的。這種直接的制約性影響告訴世人，對古代文論的研究無法回避經學影響這一因素，從經學角度透視古代文學理論，能夠更清晰準確地把握古代文論的思想精髓、價值意義、建構方式、學術特征及發(fā)展演變原因等。立足經學立場展開研究，是探索古代文論思想精髓的重要途徑。

經學作為古代文論生成發(fā)展的思想背景，對于古代文論發(fā)展建構既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又有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經學對古代文論的作用和影響主要通過文論家體現出來。

一、經學對古代文論發(fā)展建構之促進

積極促進古代文論的生成、發(fā)展和建構，是經學影響古代文論的主導方面。實際上，古代文論的生成離不開經學，因為經學元典中就存在大量的文論文獻，這些文獻對于古代文論來說具有原創(chuàng)性意義。就此而言，可以說古代文論根源于經學。

經學正式誕生于西漢，而生成于先秦的古代文論卻以經學為根源，這并不矛盾。因為經學元典大多數都是先秦時期產生的典籍，與文論相關的經學元典，除《禮記》外，也都是先秦典籍，這就是古代文論源于經學的原因所在。朱自清把《尚書》提出的“詩言志”這一命題看作是中國古代詩學“開山的綱領”。既然是“開山的綱領”，當然也標志著古代文論的正式誕生?！渡袝肥墙泴W元典之一，而古代文論“開山的綱領”就出自《尚書》，因此，我們當然可以說古代文論正式誕生于經學元典。雖然《老子》《莊子》中也有很多與古代文論密切相關并且極其重要的思想理論、命題范疇，如“滌除玄鑒”“道法自然”“味無味”“無為而無不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得意忘言”“虛靜”“心齋”“物化”等命題范疇對古代文論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并且在當代文論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些思想觀點、命題范疇都不是直接對文學問題的論述，而是論述哲學、社會、政治、人生等問題，老、莊對哲學、政治、社會、人生等問題的論述又間接地對文學理論產生了影響。因而，道家對古代文論的影響是間接性的，這與儒家對古代文論的影響就不一樣，儒家經典中關于詩樂的論述，都是對文學理論問題的直接論述。儒家本來就高度重視詩樂文藝，并要求利用詩樂文藝，使之服務于社會政治，而不像老、莊對詩樂文藝采取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

經學對古代文論發(fā)展的積極促進作用可從三方面理解：一是表現為經學元典對文論的影響；二是表現為后世經學家對經學的闡釋、解讀及理論著述對文論的影響；三是表現為經學對文論家的影響，即經學思想滲透于文論家的觀念中，從而使文論家在進行文論著述時，往往從經學的立場出發(fā)，按照經學態(tài)度對文學問題進行闡釋和論述。

經學元典是古代文論生成的最初土壤，因為在經學元典“十三經”中有大量的文論思想和文獻資料，這些文論思想和文獻不但使“十三經”構成了古代文論的重要思想源頭，而且也從思想原理、文學價值觀念、話語表述方式、思維論證特征等方面對后世文學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如“詩言志”這一古代詩學“開山的綱領”就影響了之后二千多年的詩學及文論，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其旺盛的理論生命力，因為今天的詩歌仍然具有“言志”之屬性?！对娊洝纷鳛榻泴W元典之一，當中有不少詩句論及詩歌創(chuàng)作的原因，如“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等，這些詩句雖然簡單，但卻構成了“美刺”“緣情”詩學理論的最初思想源頭?！吨芤住纷鳛槿航浿祝m然沒有關于文論問題的直接論述，但它作為一部哲學著作，所提出的“陰陽之道”“通變”發(fā)展觀、“觀物取象”說、“中和”理論、“立象盡意”論等，不但都成為后世文論家們經常議論的話題，而且構成了古代文論思想原理的哲學基礎。如《文心雕龍》的《通變》篇論文學之發(fā)展規(guī)律，從思想原理到術語概念，都直接取自《周易》?！吨芏Y》提出了“風賦比興雅頌”說，其中“賦比興”不但構成了古代詩學方法論的主要內容，指導了后世一代代文學家的創(chuàng)作，而且也是當代人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所經常運用的重要藝術方法。在經學元典中，《禮記》是文論文獻最豐富的著作，所提出的“溫柔敦厚”說構成了儒家的詩教原則。特別是其中的《樂記》，作為我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文藝理論著作，為古代文學藝術理論的創(chuàng)建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樂記》所提出的“感物”論、“情本”論、“音樂之道與政通”論、“審樂以知政”論及對音樂審美功能、社會政治功能、藝術審美特征等重大問題的論述，揭示了文學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和特征，不但在古代文論史上影響深遠，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論語》《孟子》是集中體現儒家思想精神的經學元典，其中的文論觀點不但極其深刻精辟，而且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如孔子的“文質彬彬”說構成了后世“文質”論即文學作品構成論的思想源頭；“興觀群怨”說對后世詩學的影響難以估量，因為這一學說中的每一個觀點，都有極其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孟子的“知人論世”說、“以意逆志”說不但是古代文學批評論的核心觀點，而且也是今天鑒賞、分析、評價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知言養(yǎng)氣”說對于今天的作家們來說，仍然具有切實的指導意義?？傊?，經學元典中豐富的文論思想既是古代文論的思想源頭，又為后世文論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養(yǎng)分，甚至影響著后世文論的發(fā)展方向。

后世經學家對經學典籍的闡釋、解讀以及他們的各種理論著述，也促進了古代文論的發(fā)展。后世經學家在經學研究過程中，必然要對經學典籍中的文論文獻進行闡釋、解讀，在闡釋、解讀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大量深刻的文論思想，這些文論思想構成了古代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古代文論的建構發(fā)展具有推動作用?！对姶笮颉肥堑湫屠C，此序是經學家通過解經而形成的最早的詩學成果，在古代文論的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它一方面集中表述了儒家對詩歌本體、功能、創(chuàng)作及批評原則等一系列重大詩學理論問題的看法，另一方面它提出的重要詩學理論命題，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和重大的價值。經學家的其他解經成果，如鄭玄的《詩譜序》、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朱熹的《詩集傳》等，也都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學思想，不同程度地促進著古代文論的發(fā)展。甚至在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漢代眾多的緯書中，也有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文論思想。如《春秋緯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fā)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敝赋隽嗽姼鑴?chuàng)作前的藝術思維狀態(tài)，即“未發(fā)為謀”，詩歌“未發(fā)”時為詩人謀慮構思的階段，“恬淡”之心理狀態(tài)是詩人“思慮”所必需的?！稑肪晞勇晝x》云：“詩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作?！敝赋隽嗽娙藙?chuàng)作由感情積累而至，并概括了由感而思、由思而作的創(chuàng)作程序?！对娋暫耢F》提出的“詩者，持也”命題，對劉勰的詩歌觀則有直接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就直接引用此論對詩歌進行闡釋：“詩者，持也，持人情性?！笨傊笫澜泴W家著述中的文論思想作為整個古代文論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文學理論的發(fā)展。

二、經學對古代文學理論的制約

經學作為一種政治哲學，代表著古代封建統(tǒng)治者的思想意識，封建統(tǒng)治者也總是通過經學對文學理論進行控制，進而再對文學進行控制，總是要求文學理論能夠體現自己的思想意志，并為其政治統(tǒng)治服務。他們力圖將文學理論置于自己的思想意識制約之下，目的在于使文學理論成為維護其政治統(tǒng)治的一種有效工具。統(tǒng)治者的這種要求在古代文論的歷史發(fā)展中，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具體表現為“宗經”傳統(tǒng)的形成和“依經立論”文論建構模式的確立。而“宗經”意識和“依經立論”的思維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文論的展開，從而對古代文論的發(fā)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宗經”是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劉勰在《文心雕龍·征圣》篇明確指出：“文……必宗于經。”所謂“宗經”，就是以儒家經典為文學作品之范本，以儒家思想為文學創(chuàng)作之指南，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以儒家經典為宗法對象。所以，“宗經”觀把儒家經典及其思想意識作為建構文學理論的基礎，是儒家價值觀念在文學理論上的最充分體現。

古代文論中的“宗經”思想最初萌芽于荀子，荀子文學思想的核心是明道，他說：“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煜轮喇吺且??！?sup>圣人是道的把握者，而儒家典籍又是道的歸匯。因此，荀子主張明道、征圣、宗經。此論是古代文論史上原道、征圣、宗經傳統(tǒng)的思想源頭。到漢代，隨著經學的正式誕生，被立為官府之學，且與利祿掛鉤，經學元典便成了漢儒們終生研究的科目，濃郁的崇經治經氛圍和經學的絕對權威地位，使?jié)h儒們形成了“依經立論”的思想建構模式。這種模式在《詩大序》及鄭玄、王逸等人的文論文獻中是非常之多的。到劉勰的《文心雕龍》，把《原道》《征圣》《宗經》作為這部文論巨著“文之樞紐”的首三篇，最終形成了原道、征圣、宗經三位一體的文論話語體系和文論建構模式。這樣，經學典籍就成了古代文學理論思想原理的生成土壤和語言家園。對此現象，楊乃喬曾犀利地指出：“當儒家詩學主體把語言的家園建構在經學的經典文本上時，這也標志著儒家詩學對經學學術宗教地位的獲取。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詩學生成與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就是經學的經典文本，而經學的經典文本也就是儒家詩學生存和追求永恒的語言家園?？梢哉f，儒家詩學的整個價值體系、全部范疇、最高批評原則及在價值論上設定的最高文學范本，均肇源于‘六經’或《十三經》?！?sup>簡單一句話概括，“宗經”觀念的實質，就是把儒家經典文本中的價值觀作為文學理論的價值觀，并最終落實于具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活動及文學理論建構中。

以經為宗的文學觀念，把文學與文學理論都納入經學經義的軌道，使之符合經學規(guī)范，其負面影響也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因為這種觀念的推行，必然以扭曲文學及文學理論的自身特征、基本規(guī)律為代價。經學作為一種政治哲學，雖然對包括文學理論及文學在內的所有意識形態(tài)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是，要求文學理論及文學以經為宗，而忽視文學理論及文學自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其結果只能是損害文學理論及文學的發(fā)展。

這種損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漢代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了。漢代文學理論以詩學為主體，漢代詩學的理論建構模式和思維模式都是“依經立論”，這種思維模式就是要求詩學必須成為經學的一部分，詩學的思想觀點必須與經學相一致?！对姶笮颉肪褪恰耙澜浟⒄摗钡牡湫头独?，它所提出的以經世致用、政治教化為本的詩學觀念，以及“止乎禮義”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批評標準，完全體現了官方政治對詩學的基本要求。如“（詩）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以是（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等，都是非常規(guī)范化的官方詩學原則，并一直對后世詩學產生著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漢代經學家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是“依經立論”的又一典型范例。如揚雄作為古文經學家，一方面非常欽佩屈原的人格及屈原詩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出于經學偏見，對屈原之“湛身”及作品之浪漫特征多作微辭。班固批評屈原的作品“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也是以經學為立論依據。古文經學家王逸對班固的反駁雖維護了屈原的人格及作品的不朽價值，但他所使用的反駁武器和方法仍是“依經立論”。如他認為屈原《離騷》諸詩的創(chuàng)作是“獨依詩人之義”，完全符合儒家經義；他以《詩經》“怨刺主上”的傳統(tǒng)，反駁班固對屈原“怨恨懷王”的指責。王逸為了提高屈原及其作品的地位，甚至還把《離騷》稱為“《離騷》經”等。王逸的種種做法說明了一點，即只有“依經立論”，才能使自己的詩學觀點站得住腳。否則，離經之論在漢代是無法取得人們的認可的。漢代經學對詩學制約的嚴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依經立論”、以經為宗的思維模式一方面加強了儒家思想對文學理論及文學的掌控和制約，這對于反對形式主義文學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是，把儒家思想作為文學批評立論的唯一依據，把儒家經典文本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范本，必然會對文學理論和文學的發(fā)展形成極大的桎梏。所以，后來一些有遠見的理論家就用不同的方式對宗經思想進行改造和利用。馮夢龍是一個典型，他在《情史序》中說：“六經皆以情教也?！兑住纷鸱驄D，《詩》首《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于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開者，圣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于涼，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馀乎！異端之學，欲人鰥曠，以求清凈，其究不至于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瘪T夢龍的這些論述從表面上看也屬于“依經立論”，但是，他所得出的結論則完全相反，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對“宗經”觀及依經立論之傳統(tǒng)的巧妙利用。鑒于宗經的嚴重局限，有眼光的理論家總是能夠不為所限，如劉勰，雖然明確提出“宗經”觀，并將《宗經》篇列于《文心雕龍》的第三篇，但《文心雕龍》對創(chuàng)作思維方式、作品審美特征、作家主體條件、藝術風格、鑒賞批評等理論的論述，并非皆以經為宗。

三、經學對文論家的影響

經學對古代文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文論家的影響而實現的。經學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學術，其思想觀念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古代文論家的思想意識之中，影響文論家對文學的態(tài)度和立場，從而使他們提出與經學相一致的文學思想觀點，這是經學影響古代文論的最基本路徑和有效方法。經學對文論家的影響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

一是經學元典創(chuàng)始人的思想對其文學思想的影響。經學思想對文學思想影響最為直接者，莫過于孔子、孟子。因為他們是經學元典創(chuàng)始人，也是著名的文論家，他們的政治思想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文學思想，他們的文學思想實際上是他們思想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文學思想構成了儒家文學思想的重要源頭，導致了儒家文學思想流派的形成，并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思想流派之一。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文論命題、基本范疇，如孔子的“文質彬彬”說、“思無邪”說、“興觀群怨”說、學詩“授政”說、“比德”說、“盡善盡美”說，孟子的“知言養(yǎng)氣”說、“以意逆志”說、“知人論世”說、“與民同樂”說等，不但構成了儒家文學理論的核心命題和基本范疇，而且貫穿其后二千多年的文學理論發(fā)展史，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其影響之深遠，是世所罕見的。

二是經學家的經學思想對其文學思想的影響。古代文論史上有一類文論家，他們兼經學家與文論家于一身，有高深的文學理論修養(yǎng)，提出了深刻的文學理論觀點，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董仲舒、王逸、鄭玄、孔穎達、邵雍、二程、朱熹、郝經、方孝孺、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學誠、方東樹等，都是這類人物的典型代表。如董仲舒在經學方面開創(chuàng)了今文經學學派，在文論方面提出了“詩無達詁”這一著名命題，對于古代詩歌的學習和鑒賞，具有切實的指導意義。他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觀點作為哲學學說雖然極其荒誕，但對古代文論、藝術理論及美學理論來說，都具有極其重大之意義?！疤烊烁袘闭f構成了中國古代審美感應論的重要理論基石，“天人合一”在古代藝術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李澤厚、劉綱紀說這兩個命題“實際上是中國歷代藝術家所遵循的一個根本原則”，確實是中肯之論。邵雍、二程和朱熹是較為特殊者，一方面他們作為理學家，皆以儒學正宗自居，他們所建構的理學思想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哲學；另一方面，他們的理學思想對文學產生了極其強烈的排斥，他們重道輕文甚至否定文，提出“情溺”說、“作文害道”說等，對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再一方面他們又是文學修養(yǎng)極深、文學興趣極濃、文學鑒賞力極強的人，不但自己從事創(chuàng)作，而且提出了很多極有價值的文學思想。如邵雍把詩歌作為精神寄托的“安樂窩”，幾乎迷癡于詩。他的《善賞花吟》一詩，代表了中國古人對于審美藝術欣賞的基本態(tài)度和原則。二程的“靜觀”說、“感悟”說等，對于創(chuàng)作思維之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朱熹既有大量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有大量的詩歌理論，其豐富淵深的文學思想代表了理學家文學理論的最高成就。王陽明的經學思想經常延伸及文論領域，并且他的“心學”思想對于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主情文學思潮及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學理論思潮的掀起，都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清代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經學、文學及文論領域都做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王夫之，其文學思想的深刻性是空前的。研究這些人的文學思想，必須立足于經學立場。

三是文學家的經學思想對文學理論的影響。古代文論史上還有一部分文論家，他們以文學創(chuàng)作為主，同時也有精辟的文學理論，在經學領域又有獨到建樹，他們兼文學家、文論家及經學家于一身，揚雄、韓愈、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氏父子、馮夢龍、姚鼐、翁方綱、劉熙載等人都是典型代表。他們一方面在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文學思想，另一方面，他們的經學思想又對文學思想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古文經學家揚雄，作為漢代著名大賦作家，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之論，最早以“麗”來評論文學，這種審美的理論眼光與他深厚的文學經驗是分不開的。揚雄所說的“則”，指《詩經》之思想“法則”，這與漢代的《詩經》之學又密切相關。揚雄晚年對賦的否定，是因為賦缺乏“諷”的功能，這也體現了經學家對文學經世致用的考慮。文學巨匠韓愈面對儒家道統(tǒng)中斷痛心疾首，一生為恢復儒家道統(tǒng)不遺余力，是漢唐經學轉向宋代理學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學思想亦自成系統(tǒng)，在切身創(chuàng)作經驗基礎上提出的“不平則鳴”說、“窮言易好”說、“閎中肆外”說、“以文為戲”說、“氣盛言宜”說、“文從字順”說等觀點，都體現了深刻的文學規(guī)律。但是，韓愈文學思想以“明道”說為理論旗幟，這又與他的經學思想分不開。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諸人，既是杰出的文學家，也是重要的文學理論家、經學家。歐陽修的《春秋論》《毛詩本義》，王安石的《周官新義》，蘇洵的《六經論》，蘇軾的《東坡易傳》，蘇轍的《詩集傳》等，都是宋代重要的經學著作。在文學理論方面，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說，王安石的“有補于世”“適用為本”說，蘇轍的“養(yǎng)氣”說，都是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命題。蘇軾在文論、詩論、詞論、書論、畫論諸方面都有杰出建樹，其理論領域之廣泛、思想之深刻、論述之精辟、數量之豐富，在古代文學藝術理論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他們的文學思想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要求文學有用于世。而這一共同特點的根源，在于他們思想結構中的經學思想成分，即經學對文學的經世致用要求。馮夢龍是著名的通俗文學家和通俗文學理論家，而又兼治《春秋》，他對小說功能提出的“警世”“醒世”“醒人”等要求，實際上又與儒家的文學功能觀完全一致。他還把“三言”說成是“六經國史之輔”，其目的就是利用經學來強調小說之功能，這也是經學思想與文學思想之關系的一種體現。翁方綱曾撰《經義考補正》《十三經注疏姓氏考》《春秋分年系傳表》等，他提出的“肌理”說，強調經術學問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可見他的文學思想受經學思想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重，并且這種影響主要是負面的。

實際上，自漢代經學正式形成之后，儒家經典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就具有了獨尊之地位，儒家的思想學說、價值觀念為絕大多數文人所信奉，不受經學思想熏染浸潤的文人在古代社會中是為數極少的。以理論著述為專長的文論家要擺脫經學的思想影響，也是十分困難的。對于絕大多數古代文論家而言，他們的思想結構、知識系統(tǒng)中或多或少地都有經學的思想成分，這種經學思想成分不可避免地要對他們的文學觀念產生影響，并在文學理論的論述中體現出來，只是影響程度因人而異、或大或小而已。

以上所論是經學對古代文論的各方面影響，如果說世上事物之間的影響是雙向關系的話，那么，古代文論對于經學也應該有一定的影響。由于經學對古代文論一直處于高度的強勢狀態(tài)，所以，古代文論對于經學的影響是相當微弱的。細究之，主要有二：一是促進了經學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推廣與普及。文學理論宗經觀的確立，使經學的價值觀滲透于創(chuàng)作論、功能論、作家論、作品論、批評論等理論層面，這就促進了經學在文學理論領域的延伸，擴大了經學的傳播和影響。當然，文學理論也藉此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和價值。二是文論家對經學的利用和改造，如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打出恢復儒道之旗幟，就是借助儒家道統(tǒng)來發(fā)起散文改革運動，利用經學來促進文學的發(fā)展。馮夢龍將小說與“六經”掛上鉤捆綁在一起，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充分利用經學的崇高地位和價值來提高小說的地位和價值。他還把“六經”闡釋為“情教”，這完全是文學家對經學的一種別有用心的獨特解讀，這種解讀與經學家們的看法完全不同，實際上是對經學的一種利用或改造。

經學作為古代文論生成發(fā)展最重要的思想背景，對各時期文論所產生的影響不是均衡相等的。對先秦文論而言，經學是文論生成的土壤和搖籃，因為先秦的文論文獻主要是在《論語》《孟子》《尚書》《左傳》《周易》等經學元典中。漢代“經學昌明”，對于漢代文論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很多經學家也是文論家，《詩大序》《詩譜序》等都是經學研究帶來的成果。但經學的強勢導致了文論的發(fā)展受其制約，以詩論為主的漢代文論，也主要是圍繞對《詩經》的闡釋而展開的，漢代文論未能體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魏晉南北朝經學趨衰，但文論家如曹丕、陸機、裴子野等人對經學思想卻有自覺的吸收、運用，特別是劉勰明確地以“宗經”作為論文宗旨，確立了經學對于文論建構的指導意義，在文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經學對于唐代文論之意義主要有二：一是孔穎達主撰的《五經正義》包含著豐富的文論思想，為唐代文論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二是韓愈、獨狐及、梁肅、柳冕等人的古文理論及白居易的詩論都有濃重的經學思想滲透。經學對宋代文論的影響一方面體現在文論家如歐陽修、王安石、陳骙、李涂等運用經學思想進行文論闡釋，另一方面體現為經學家自覺地進行文論闡釋。宋代經學以理學為標志，宋代經學家即理學家大多數也都是文論家，他們的文論作為宋代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宋代文論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明代經學趨于“極衰”，因而對文論的影響遠不如此前的任何時期。特別是明代中后期，隨著“心學”的興起，文論家對文學的寫心抒情特點更感興趣。清代經學“復盛”，作為清代的主流思想，對清代詩文、詞賦、小說、戲曲各體文學理論都體現出全面影響之勢。

經學不但影響了歷代文論的縱向發(fā)展，而且也影響了文論體系的橫向建構。古代文學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作品論、作家論、功能價值論、通變發(fā)展論、鑒賞批評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并且古代文論在范疇運用、命題提出及學術特色的形成等方面，也都與經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全面研究經學與古代文論的關系，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個非常巨大的工程，非本書所能勝任。本書內容非常有限，所述僅及皮毛，未入骨髓。其不當之觀點，懇請方家指正。

1.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4年，第1頁。
2. （漢）班固著：《漢書·儒林傳》，《四部精要》本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89頁。
3. 本書所用“元典”這一概念，取馮天瑜所說“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chuàng)性意蘊，又在某一民族的歷史上長期發(fā)揮精神支柱作用的書籍”。見馮天瑜著《中華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頁。
4.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5. 《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頁。
6. 楊乃喬著：《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11頁。
7. （清）阮元?？蹋骸妒涀⑹琛飞蟽?，中華書局，1980年，第269頁。
8. 同上，第270頁。
9. 同上，第269頁。
10. 張少康、盧永璘編：《先秦兩漢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585頁。
11.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489頁。
12. 張少康、盧永璘編：《先秦兩漢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459頁。
13. 黃霖、韓同文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頁。
14.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4年，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