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贊　第九

[提示]本篇疑點主要有三：一是如何評價劉勰對“頌體”的闡釋，二是對“四始之至，頌居其極”的內(nèi)涵解釋，三是對劉勰“徒張?zhí)撜?，有似黃白之偽說”的看法。

[辨疑]

一、劉勰對“頌體”的闡釋

劉勰在闡釋“頌體”的體義、流變及其寫作要領的過程中，分別涉及遠古時代的“頌”，《詩經(jīng)》中的“頌”，民間的“誦”以及秦漢以后的“頌”和“賦”等。有的學者認為，劉氏將“頌”、“賦”、“誦”三者混而為一；也有的學者提出，劉勰論頌體，又涉及“誦”，是對文體認識上的錯誤。

《頌贊》篇中，劉勰開篇便“釋名以章義”，指出“頌”的本質(zhì)特征是“美盛德而述形容”，這是沿用了《詩大序》的說法?！对姶笮颉吩疲骸绊炚?，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可見，劉勰對于“頌”的淵源，首先追溯“歌頌帝王功德”的遠古之“頌”，指出，“頌”作為一種文體，是源于經(jīng)典的。然而，劉勰僅僅是將“遠古之頌”視為“頌體”的萌芽，因為在他看來，“規(guī)式”的“頌”，有其更深層的內(nèi)容和體式上的要求：

首先，劉勰將《詩經(jīng)》中的“頌”，與“風”、“雅”進行闡釋，指出，“風”和“雅”敘述人事，有正有變，但“頌”的體義在于“容告神明”、“頌主告神”，所以“義必純美”。他稱《魯頌》、《商頌》為“宗廟之正歌”，而非“饗宴之常詠也”，認為《周頌》中的“時邁”篇，乃“規(guī)式存焉”。顯然，劉勰是將“四始”之“頌”，視為“規(guī)式”之“頌”的。繼而，劉氏又列舉“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認為它們都是師范經(jīng)典、褒德顯容的作品，乃“典章一也”，而對“班、傅之北征西征”、“馬融之廣成上林”以及“崔瑗文學、蔡邕樊渠”，劉氏則批它們?yōu)椤鞍^而謬體”、“弄文而失質(zhì)”以及“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這就從正反兩個方面進一步闡明、界定了頌體的基本內(nèi)涵。最后，劉氏依據(jù)“頌”的內(nèi)涵，提出“頌”的寫作要求，即要內(nèi)容典雅、“辭必清鑠”、“揄揚以發(fā)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情巧致，與情而變”。

綜上，劉勰所言“頌”之“規(guī)式”，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曰“美盛德而述形容”，即通過“鏤影摛聲”，來表現(xiàn)形貌儀容，贊美、歌頌大功大德。二曰“容告神明”，即“頌”作為一種文體，是用于向神明稟告功德的祭祀活動。三曰“義必純美”，即“頌”的體制和內(nèi)容必須要純正美善。簡言之，即以“模經(jīng)為式”，同時要求“文理允備”。

劉勰正是以“頌”之“規(guī)式”為標準，來評判“頌”的各種不同情況，于是才有了對民間之“誦”和漢魏之“賦”的不同解釋：

首先，對民間之“誦”的闡釋。鄭玄注《周禮》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指出“誦”具有“美德述容”之義。反觀劉勰對“誦”的闡述：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并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

可以看出，劉勰之所以將“誦”作為“頌”來加以闡述，是與鄭氏之意同，認為民間之“誦”，具有贊美、歌頌或者是“告神”的特征。然而，劉氏并沒有將二者等同，而是指出了民間之“誦”“浸被乎人事”，兼有諷刺的另一面，這一面不符合“規(guī)式”之“頌”的“義必純美”之要求，故而劉氏將其稱為“頌”的變體。對于屈原創(chuàng)作的《橘頌》，劉勰雖肯定其“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但又因“覃及細物”、“降及品物，炫辭作玩”，因此亦將其歸為變體?？梢?，劉勰將“誦”視為“頌”之“變體”，是以“頌”之“規(guī)式”，即“模經(jīng)為式”、“文理允備”為評判的標準。

其次，對漢魏之“賦”的闡釋。祖保泉在《文心雕龍解說》中說到：“漢代重辭賦，多數(shù)寫頌的能手本是著名的賦家，因此漢人論文，往往把‘賦頌’連文并列，表示兩者的密切關系——漢代的頌是賦化了的頌。”正因如此，劉勰在論述“頌”的過程中，與漢人時?；煜磺宓摹百x”進行比較，他將那些不符合“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褒貶雜居”之“賦”，視為“末代之訛體”。并在總結(jié)“頌”的寫作要領時，進一步明確“頌”與“賦”的區(qū)別：“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qū)?！奔础绊烍w”的寫作，可以像“賦”那樣鋪陳文辭，但不能毫無節(jié)制，過分華靡?？梢姡趧③目磥?，“頌”與“賦”在都重視內(nèi)容純雅，文辭明麗光耀的前提下，“賦”較為強調(diào)文辭的修飾，而“頌”則更重視“文理允備”的特征。

如此看來，劉勰對“頌體”的闡釋，是以“模經(jīng)為式”、“文理允備”為評判頌體的標準的。正是由此標準和角度出發(fā)，劉氏將在內(nèi)容或體制方面具有相通之處的“頌”、“誦”和“賦”放在一起加以闡釋。在辨別其異同的過程中，清晰地界定了“頌體”的體義，凸現(xiàn)“頌”之“美盛德而述形容”、“容告神明”以及“義必純美”的內(nèi)涵特性，把握了其內(nèi)容“典懿”、“辭必清爍”的寫作要領。近人黃侃辨言：“《周頌》以容告神明為體，《商頌》雖頌德，而非告成功；《魯頌》則與風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異。是則頌之誼，廣之則籠罩成韻之文，狹之則唯取頌美功德?！边@說明，文體論上的正誤需要考察其剖析的角度。

由此可知，那些認為劉勰將“頌”與“誦”和“賦”混為一談的觀點和指責劉勰對文體認識錯誤的說法，沒有把握住劉氏衡量“頌”之義的標準和角度，忽略了劉勰對“頌”、“誦”和“賦”三者之間的細微差別所作出的明確界說。故而，都是不確切的。

二、“四始之至，頌居其極”的內(nèi)涵

劉勰在探及“頌”的起源問題時，首先與“四始”中的“頌”緊密結(jié)合起來。“四始之至，頌居其極”，主要闡述“四始”中“頌”的地位問題。對于這句話的理解，歧義主要集中于對“至”與“極”兩詞的理解上，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解釋，“至”、“極”二字義近，“至”即“最”；“極”即“至極，頂端”。全句釋為，“《詩經(jīng)》中的四始，以頌為至極”。

第二種解釋，“至”為“極”；“極”為“結(jié)尾，最后一項”。全句釋為，“四始是詩理之極，頌居于四始的結(jié)尾”。

第三種解釋，“至”為“好，美，善”；“極”為“最好”。全句釋為，“四始為詩理中之美，頌為四始之最好”。

這里我們首先排除第三種觀點中對“至”的解釋?！睹娦颉吩诜质鲲L、小雅、大雅、頌各體的命名由來后說：“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疏》云：“詩理至極，盡于此也。”由此可見，“四始之至”，是言“堪稱為‘四始’的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之至極”，故而，“至”為“極”、“最”，如果將其譯為“美、好、善”，是不符合其淵源實際的。另外，從“至”本身的字義來看，有動詞、連詞、副詞等屬性，而無形容詞之義，在此句里，它譯為“極”、“最”，是用作副詞，表示程度的，至于有的譯者有時在其后加上一些形容詞，那是譯文時為了使句子達到完整，根據(jù)句意的具體需要而附加上的，并不說明其本身有此義。

對比第一、第二兩種解釋，其分歧主要在于對“極”字的解釋，其不同理解，直接涉及“四始”與“頌”的關系問題。那么，劉勰的本意到底如何，他是將“頌”視為“四始”之“極”，還是將其排列為“四始”的“末端“呢？

首先，劉勰在界定風、雅、頌的含義時談到：“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告神明，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宴之常詠也?！痹趧③目磥?，“頌”體重在祭神，乃“宗廟之正歌”，不像風、雅那樣有正、變之分，而是要求內(nèi)容要莊重純美，并稱其為“文理允備”，“規(guī)式存焉”。由此可見，與風、雅比較而言，劉勰更重視將“頌”尊為至極之位。另外，從句式來看，嚴格地說，“四始之至”并不是完整的句子，“至”作為“最”講，不是直接說明“四始”的，而僅僅是一種指示，等待后句作出具體的答復。因而，“頌居其極”，是對“四始之至”之中何者為至極問題的回答。從二者關系來看，后句是對前句語意的遞進。

因此，第一種解釋更符合實際，即“《詩經(jīng)》中的四始，以頌為至極”。

三、對“徒張?zhí)撜?，有似黃白之偽說”的看法

“徒張?zhí)撜?，有似黃白之偽說矣”，是劉勰對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論述“頌”的評價。據(jù)《呂氏春秋》記載：有人認為白錫使劍堅，黃銅使劍韌，白錫黃銅相雜鑄劍，既堅且韌；又有人持異議，認為白錫、黃銅使劍不韌不堅，兩者相混非好劍。劉勰在此用“黃白之偽說”來評價摯虞之說，實際是喻指摯虞之說是前后矛盾的。近年來，多有學者不贊同劉勰的說法，其中尤以張燈為甚，張燈認為，劉勰評論摯虞為“虛論”、“偽說”并黃白之喻，乃用語過重，屬于不正確的批評，其理由是：

其實，摯文與彥和本篇所論，屬大同小異的情況：

(1)摯虞以為班固、史岑、揚雄、傅毅的五首作品類《詩經(jīng)》之頌，雖有風雅之意卻仍然是頌，與彥和說其中四頌“或擬《清廟》，或范《》《那》”，“典章一也”完全合拍。

(2)馬融《廣成》《上林》二頌，摯虞說“純?yōu)榻褓x”，稱頌則“失之遠矣”；彥和亦斥其“弄文而失質(zhì)”，又合。

(3)唯一不相同者，是班固的《北征》、傅毅的《西征》，彥和稱“褒過而謬體”，摯文則未予提及。總不能就此說他是肯定二作而又予以贊揚的吧!或許彥和能見摯虞《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志論》全書(今僅存《志論》片斷)，但其中想亦無一肯定二頌之語，不然，豈非更將引而斥之？

可見，彥和批評摯虞的，僅僅因其提到有些頌“雜以風雅”卻仍堪稱為頌而起的。批評實為過分。摯虞是從文體的流變和旁通著眼的。比如論賦，他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狈浅蚀_地說出了發(fā)展變化。

本條的是非，近來學者多有未贊同彥和者。自黃侃至敏澤，都先后指出：“后來的《文心雕龍·頌贊》篇的內(nèi)容多采自頌論，各類文體的論述方法，也大抵和《志論》相同?！?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179頁)黃先生說摯虞“于頌之原流變體有所未盡”(黃侃語均見《札記》68-69頁)，算是打了圓場。劉釋亦云：彥和“于誦、頌通用之故，有所未照，是以文意不免小疵”。雖說客氣，卻畢竟也是批評。

關于張氏的論斷，本文并不予以贊同，亦有如下理由：

首先，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的論述是這樣的：

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yōu)榻褓x之體，而謂之宋，失之遠矣。

對此，劉勰在《頌贊》篇給予如此評價：“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辨旨趣，徒張?zhí)撜摚兴泣S白之偽說矣?！?/p>

反觀張燈反對劉氏的理由，他首先將摯虞對班固、史岑、揚雄、傅毅等五首作品的論證，與劉勰對其中四頌的論證，以及摯虞和劉勰對馬融《廣成》《上林》二頌的論證，先后加以對比，最后得出，摯虞之文與劉勰所論，屬于大同小異。實際上，張燈扭曲了劉勰的本意，通過劉勰對摯虞之論的評述可以看出，其所言“徒張?zhí)撜?，有似黃白之偽說”，主要是針對摯虞的“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一句。至于摯虞對班固、史岑、揚雄、馬融等人文章的闡釋，劉勰并沒有否認，而是稱其為“頗為精核”?？梢?，張燈是擴大了劉勰對摯虞之文的批評范圍。另外，劉勰稱傅毅擬《清廟》而作的《顯宗頌》為“典章一也”，是從頌體要求的角度對傅毅《顯宗頌》的肯定；他批評摯虞“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一句，是從摯虞語言的前后矛盾性而言的，二者并不矛盾。

其次，張燈認為劉勰批評摯虞的，僅僅因其提到有些頌“雜以風雅”，卻仍堪為頌而起的，因此稱劉勰的批評實為過分。通過劉勰對頌體流變的闡述可以看出，劉勰評判頌體的標準首先要以“模經(jīng)為式”，《詩經(jīng)》之“頌”是“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而“風”、“雅”卻有正有變，故而“頌”與“風”、“雅”相比，更居“極至”。再看摯虞對傅毅《顯宗頌》的評論，他一方面說傅毅之文與《詩經(jīng)·周頌》相似；另一方面卻又說傅文中“雜以風雅”，而且又未給予充分的解釋和理由，這恰恰是與劉勰評判頌體的標準相違背，故而劉勰稱摯虞之說為妄說，并不是過分之舉。

另外，張氏引用敏澤、黃侃、劉永濟等文論家的論斷，以證劉勰之錯。對這些文論家的論述分析后可看出，他們主要是從宏觀的角度對劉勰的文體論思想加以評議的，與此題并不屬于同一層面的問題，因此不足以作為此題的論據(jù)。(蘭培　執(zhí)筆)

[原文]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黑為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兼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guī)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并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繼于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范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變?yōu)樾蛞?，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zhì)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zhí)撜摚兴泣S白之偽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