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己亥東征”的朝日交涉及其背后的明朝因素⁽¹⁾

朱莉麗（復旦大學）

一　倭寇的朝鮮侵略與“己亥東征”

被中日朝三國包圍的東亞海域，自古以來便是三國交流的平臺。無數(shù)的政治遣使、商旅貿(mào)易乃至戰(zhàn)爭沖突，都曾圍繞這一海域展開。15世紀的東亞海域充滿了亂流涌動，掀起這一股股的亂流的力量，是發(fā)軔于13世紀的日本倭寇。倭寇這一在學界乃至一般民眾中耳熟能詳?shù)男g語，最早出現(xiàn)于朝鮮史料《高麗史》中。高宗十年五月條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倭寇金州”的記載。當然，這里的“寇”乃是動詞。但此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倭寇作為一個指代侵擾朝鮮和中國沿海的日本海盜的專有名詞頻繁出現(xiàn)在朝鮮和中國的史料中。

倭寇的產(chǎn)生，有著復雜的國內(nèi)外原因。13世紀初，元朝因詔諭日本來貢不成，發(fā)起了兩次進攻日本的戰(zhàn)爭。雖然戰(zhàn)爭均以日本一方的勝利而告終，但卻因此對日本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由于戰(zhàn)爭動員導致的鐮倉幕府御家人的衰弱，以及間接導致的農(nóng)民貧困，給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社會隱患。在內(nèi)表現(xiàn)為“惡黨”叢生，對抗幕府和領主，抵抗年貢的征收；在外則表現(xiàn)為倭寇橫行，實施對海商、朝鮮和中國的搶掠。在這種風潮中，地理上與朝鮮、中國最為接近的日本九州各地淪為倭寇的巢穴，而其中地理位置上與朝鮮最為接近的對馬島，更成為了倭寇進犯朝鮮的前沿。

對馬島地處九州的西北端，距朝鮮的釜山僅50公里，是一個孤懸海中的小島。這里土地貧瘠，不適農(nóng)耕，長期以來通過與朝鮮半島的貿(mào)易來換取糧食及亟需的物資。《明史》中便有“朝鮮與對馬島一水相望，島地不產(chǎn)五谷，資米于朝鮮”⁽²⁾的記載。因此，對馬與朝鮮半島聯(lián)系的緊密性，甚至超過日本本土。伴隨著倭寇活動的推進，對馬島介于日本和朝鮮之間的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倭寇侵犯朝鮮的跳板，從這里出發(fā)的倭寇屢屢對朝鮮造成打擊。據(jù)《高麗史》記載，從1350年倭寇猖獗化，到高麗朝滅亡之前，倭寇對朝鮮半島的侵攻多達500余次，導致居住在沿海的人們紛紛逃離。高麗屢次組織反擊，1389年高麗的戰(zhàn)艦攻擊了作為倭寇巢穴的對馬，燒毀300余艘倭寇船只，救回被倭寇擄走的高麗人民100余人。⁽³⁾

高麗的這次出兵短暫的緩解了倭寇的威脅。不久，在抗倭斗爭中戰(zhàn)績彪炳的李成桂廢黜高麗的恭讓王，在開京登基，開啟了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李氏朝鮮。朝鮮取代高麗后依然不免于倭寇的侵擾，但當時的對馬守護宗貞茂出于對朝貿(mào)易的考慮有意識地抑制倭寇，加之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為了能與明朝進行勘合貿(mào)易也采取了取締倭寇的措施，因此在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的這段時間里，倭寇對朝鮮和明朝的騷擾一度有所緩解。然而好景不長，足利義滿的繼任者足利義持與明朝斷交，對倭寇采取放任態(tài)度。此時對馬島的實權(quán)又被作為倭寇首領的早田左衛(wèi)門太郎占據(jù)，因此一度受到抑制的倭寇復熾。1419年倭寇對朝鮮半島的一次大規(guī)模侵襲，直接導致了朝鮮歷史上唯一一次主動進攻日本的行動，即“己亥東征”。

朝鮮世宗元年（1419）五月，數(shù)千名倭寇入侵了朝鮮庇仁縣，之后又侵犯了海州，死于戰(zhàn)爭及被擄走的朝鮮軍人達300人。已退位的朝鮮太宗李芳遠得知后，令自己的兒子世宗李裪下旨征討對馬島的倭寇。五月二十三日，世宗命刑曹判書趙末生、吏曹正郎許稠款待了九州探題⁽⁴⁾涉川義俊派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正祐等，向他們傳達了朝鮮意欲進攻對馬之意，使之不致驚慌。⁽⁵⁾從這里可以看出，朝鮮對于九州探題派來的使人與對馬的倭寇是分別對待的，而且并不避諱向其透露征討對馬的意向。二十九日，又令都體察使致書接替宗貞茂擔任對馬守護的宗貞盛。書信里先是強調(diào)了朝鮮一直以來對對馬優(yōu)禮以接、供其所需的撫育之恩；接著列舉了倭寇自1380年入寇東萊以來對朝鮮的屢屢侵襲，進而譴責賊人忘恩負義，對朝鮮乃至明朝的侵犯有背倫常；最后安撫宗貞盛“其往討也，慎勿殺守護親眷及前日效順歸附者與今望風投降者，但執(zhí)入寇者之妻孥枝黨以還。”⁽⁶⁾也就是說，朝鮮的此次征討僅針對對馬的倭寇勢力，對于一直以來向朝鮮輸誠靠攏的對馬宗氏，朝鮮是持保護態(tài)度的。此后的六月一日與二日，朝鮮又分別向前來朝獻土物和通音信的板倉滿景及涉川滿賴的使人傳達了希望他們約束對馬倭寇的意愿，但似乎并未得到回應。六日，世宗再次宣旨于三軍都統(tǒng)使柳庭顯：“九州節(jié)度使不知國家征對馬島本意，必致疑惑。我國兵船發(fā)行后，遣還九州使船，諭以不干九州之意。”⁽⁷⁾從朝鮮這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盡管朝鮮困于倭寇的侵擾決定對對馬倭寇還以顏色，但對于掌控九州全域的九州探題，以及世代統(tǒng)治對馬的宗氏家族，朝鮮始終保持者克制友好的態(tài)度，在戰(zhàn)爭前做出諸多努力來穩(wěn)定與二者之間的關系。

六月九日，李芳遠下達了一封討伐對馬的檄文，其中列舉的倭寇的一條罪行是“將犯上國（明朝）之境”⁽⁸⁾。也就是說，在倭寇問題上，朝鮮不但與明朝有著同仇敵愾的立場，其討伐倭寇的舉措，也包含著為明朝盡忠的主張。事實上，在討伐對馬倭寇前的1419年二月和四月，朝鮮就曾向明朝匯報倭寇襲來的動向，明廷根據(jù)朝鮮的消息，飭令沿海衛(wèi)所嚴加防衛(wèi)。⁽⁹⁾由此可見，同樣面臨倭寇的威脅，作為宗主國的明朝和作為藩屬國的朝鮮之間形成了聯(lián)防關系。位于明朝以東、地理上與日本更為密接的朝鮮，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護衛(wèi)宗主國的藩籬作用。

六月十七日，世宗李裪派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率領從京畿、忠清道、全羅道、慶尚道征集的艦船227支，兵士17000人從巨濟島出發(fā)進攻對馬。次日清晨在對馬的尾崎浦登陸。尾崎浦是對馬倭寇的一大據(jù)點，在此的倭寇看到朝鮮先遣的十艘船，還以為是“本島人得利而還，持酒肉以待之”⁽¹⁰⁾，待發(fā)覺朝鮮大軍壓境慌忙四散逃去。朝鮮軍一路直進，設置柵欄阻斷島外交通，展示出長期駐留的姿態(tài)。但之后不久，由樸實率領的朝鮮左軍在糠岳遭受對馬方的伏擊，連折四名將校。右軍也受到對馬方伏擊，僅勉強勝之。“左軍節(jié)制使樸實與賊相遇，據(jù)險設伏以待之。實率軍士，登高欲戰(zhàn)，伏發(fā)突前，我?guī)煍】?，褊將樸弘信、樸茂陽、金該、金熹等?zhàn)死。實收兵還上船，賊追擊之，我?guī)煈?zhàn)死及墜崖死者百數(shù)十人。右軍節(jié)制使李順蒙、兵馬使金孝誠等亦遇賊，力戰(zhàn)拒之，賊乃退，中軍竟不下陸?！?sup>(11)朝鮮軍隊遂于七月三日撤回巨濟島。關于撤兵的原因，朝鮮一方的記錄是太宗向軍隊下達了“七月之間，例多暴風，卿其量宜，毋久留海上”⁽¹²⁾的諭旨，并提到了宗貞盛要求修好的事。而日本一方的記錄卻是對馬軍大挫了朝鮮左軍，朝鮮軍隊無心戀戰(zhàn)因而撤走。⁽¹³⁾

但不管導致朝鮮撤兵的原因為何，這次戰(zhàn)斗對于雙方而言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戰(zhàn)后朝鮮一度有再次征討對馬的動向。⁽¹⁴⁾九州探題涉川義俊為了試探朝鮮的虛實，以請求大藏經(jīng)為借口，向朝鮮派出了以博多妙樂寺僧人無涯亮倪為正使、歸化漢人陳延祐之孫陳吉久為副使的使團。為了緩解戰(zhàn)后兩國的緊張關系，同時了解日本的真實意圖，朝鮮在給予日本大藏經(jīng)的同時，決定向日本派出回禮使。關于使節(jié)的人選，在朝鮮士大夫趙平為回禮使宋希璟的出使記錄《老松日本行錄》⁽¹⁵⁾所寫的序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時去辛巳不遠，且?guī)X南熊川之薺浦，尚為倭窟。方議遣使，咸難其選。廷臣皆曰，非宋某不可。上曰：‘俞，汝往，欽哉?！?sup>(16)可見在兩國戰(zhàn)事方休、倭寇依然肆掠、關系前途未卜的情況下，宋希璟成為當時朝鮮君臣心目中出使日本的最佳人選。那么在這樣一個朝日兩國關系極其敏感的時期，被朝鮮君臣寄予厚望的宋希璟，又有著怎樣的背景呢？

宋希璟，字正夫，號老松堂。高麗朝辛禑二年（1376）出生于忠清道連山縣竹安坊筠亭里。二十七歲登別科第三，二十九歲入翰林院，三十二歲累遷司諫院正言。之后以聽曉樓報漏閣創(chuàng)營事，犯顏忤旨，罷歸田里。三十四歲復入司諫院獻納，選為藝文館修撰。三十六歲時，任圣節(jié)使書狀官，出使明朝。宋希璟的六代孫宋箎為《老松日本行錄》所作的記中寫道，宋希璟自明朝歸國后受到太宗的贊許，“自辛卯至己亥七八年間，出入臺閣，再三踐歷，兼帶知制教”⁽¹⁷⁾。另外，在《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十七年（1417）有一則宋希璟于從北京歸來，受宴于廣延樓的記載。可見宋希璟在出使日本前，至少已有過兩次出使明朝的經(jīng)歷。也許就是這兩度出使明朝不辱君命的經(jīng)歷，使他成為東征后出使日本的適當人選。出使前，宋希璟升任為僉知承文院事；完成使命返回朝鮮途中，被加任繕工修正。太宗死后，宋希璟奉旨參修《實錄》，之后乞邑養(yǎng)，任天嶺郡（咸陽郡）知事。晚年以判司宰監(jiān)事退居在全羅道的潭陽，世宗二十八年（1446）老逝于锜谷鄉(xiāng)莊。⁽¹⁸⁾宋希璟的出使日記《老松日本行錄》，詳細記述了己亥東征后的朝鮮遣使圍繞重建國家關系、維護國家利益與日本當局斡旋的情況，以及在其背后作為朝鮮宗主國和日本對立面的明朝所扮演的角色。這本日記不但是反映己亥東征后朝日交涉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是我們了解在倭寇事件背后，中日朝三國復雜的利益關系和外交折沖的重要史料。

二　《老松日本行錄》中所反映的朝日交涉背后的明朝因素

《老松日本行錄》的記事，始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春閏正月十五日，即朝鮮行兵對馬的次年年始。一行拜別世宗及上王李芳遠后，從漢城出發(fā)，經(jīng)京畿道、忠清道、全羅道、慶尚道，在薺浦上船，經(jīng)金海、東萊、梁山到釜山浦，從這里出洋，駛向?qū)︸R。船隊放洋后順風快渡，次日下午即到達了對馬島北面的也音非梁（對馬町西津屋與鱷浦之間的矢柜）。⁽¹⁹⁾為解除倭人在朝鮮行兵對馬后初見朝鮮船的疑懼，朝鮮先讓日本使節(jié)無涯亮倪往宗氏駐地說諭，并遣人送米于早田左衛(wèi)門太郎及宗貞盛，以示友好。其時宗貞盛尚在九州，對馬宗氏的家臣、當時實際控制對馬的早田左衛(wèi)門太郎夜間到來，呈魚酒款待使臣，并言：“吾等使送人，至今不來，故當時守御不解。今聞官人之言，吾輩始安寢食，家舍又可造居矣。向者，此島悖逆之人侵犯上國，一欺都都熊瓦（宗貞盛），二欺上天，又欺殿下，天乃厭之。如此人，安得久生乎，其類今已盡滅矣。去年行兵之時，天討合宜，故吾不放一箭。又見人有絕其汲道者，吾止之曰：汝雖絕汲道，豈有損于天兵乎。吾實如此而已，無有他心爾?！?sup>(20)借機將自己與倭寇的關聯(lián)撇清。宋希璟則顯然對早田氏操縱倭寇之事毫不知情，“今觀事勢，馬島凡事皆出此人。去年行兵，家產(chǎn)蕩盡，今無一言及之。向國家語言，皆出至誠。見吾接待，最為勤厚。惟都都熊瓦、宗俊等，歲前入歸九州，尚未還云，未知其故也”⁽²¹⁾。

不幾日，早田氏再度來訪，因其前所提及的“吾等使送人”帶回了朝鮮欲統(tǒng)治對馬的消息，早田氏向宋希璟表達了其對對馬歸屬問題的強烈憂慮：“此島乃小貳殿（少貳氏）祖上相傳之地，貳殿若聞，則雖百戰(zhàn)百死，爭之不已矣”；“此書（當為朝鮮世宗給日本使節(jié)的書契）貳殿見之，則官人去留皆不得矣。將送于貳殿乎？姑置之，使貳殿不知乎？”⁽²²⁾針對早田的疑惑，宋希璟表示朝鮮并無占領對馬之意：“此島，我得其地無以居，得其民無所用。惟汝等所送人，愿屬我國，請之不已。故上召政府六曹曰：‘馬島之人以其島愿屬國家，若不聽則不仁，乃屬于慶尚道耳。’今日汝等之意，上若知之，則必不屬也。余當以此啟聞于上前，姑待之?！?sup>(23)宋希璟認為，日本所派之使節(jié)“一以畏死，一以疑拘留，以其島愿屬朝鮮為假言，冀其免死回還耳”⁽²⁴⁾，因此造成雙方在朝鮮處置對馬問題上的誤會。其所對應的事件，應該是朝鮮世宗二年（1420）一月來到朝鮮的日本使節(jié)時應界都的陳述：“禮曹啟：對馬島都都熊瓦使人時應界都來傳熊瓦言曰：‘對馬島土地瘠薄，生理實難。乞遣島人，戍于加羅山等島，以為外護。貴國使人民入島，安心耕墾，收其田稅，分給于我以為用。予畏族人窺奪守護之位，未得出去，若將我島依貴國境內(nèi)州郡之例，定為州名，賜以印信，則當效臣節(jié)，惟命是從?！?sup>(25)此次使節(jié)很可能就是早田氏在初見朝鮮使節(jié)時所提到的“吾等使送人”。因為在《世宗實錄》中，除了此則記載，并沒有此時間段內(nèi)其他對馬使節(jié)來朝的記錄。如果是這樣，那么這次遣使在朝鮮時表現(xiàn)出的投誠意愿，與作為派出者的早田氏對于朝鮮占領對馬的擔憂就形成了一對矛盾。宋希璟認為是對馬使節(jié)畏死而佯稱投誠，但筆者認為，投誠背后很可能貫穿了早田氏的意志。在朝鮮行兵后備受打擊的早田氏，并沒有與朝鮮一戰(zhàn)到底的勇氣。即便坐收倭寇之利，但身為宗氏家臣的他與朝鮮之間肯定有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條，不愿與朝鮮公開對峙。在朝鮮行兵對馬后，對馬的相關利益群體首先要考慮修復與朝鮮的關系。向朝鮮的曲意投誠，可能只是一種以退為進的做法。在與宋希璟接觸時，早田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中立者的姿態(tài)，那么不管最后對馬是何歸屬，對于他而言都可以實現(xiàn)利益的最大化。早田氏這種首鼠兩端的表現(xiàn)，實際上體現(xiàn)了在朝鮮與日本夾縫中生存的對馬島人國家歸屬感淡漠的特質(zhì)，這也符合日本學者村井章介所歸納的因生活場所跨越國境，從而導致國家歸屬感薄弱的“境界人”的特點。

在與早田氏初步達成共識后，朝鮮使臣一行開始向當時日本實際的統(tǒng)治者——幕府將軍足利義持所在的京都進發(fā)。在對海賊的擔驚受怕中通過瀨戶內(nèi)海，于四月十六日到泊攝津州兵庫，在此上陸前往京都。到達京都后，被安置于深修庵，在這里開始了與日本幕府之間一系列如履薄冰的交涉。而在這些交涉的背后，明朝都以一種“不在場的在場者”⁽²⁶⁾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了。

在使臣到達日本之前，在朝廷和武家上下就流傳著中國和朝鮮的聯(lián)軍共同向?qū)︸R襲來的傳言。日本把六月十九日朝鮮的出兵看作朝鮮與明朝的聯(lián)合行動，并將之與元朝令高麗協(xié)助征日的元寇事件聯(lián)系起來，將之視作第三次“元寇襲來”。在這種輿論氛圍下，日本朝野上下對于宋希璟一行的到來充滿了種種猜測。這種猜疑除了遠在二百年前的元軍征日所留下的陰影外，也與當時明日之間惡劣的外交關系有關。

此時日本的將軍是足利義持，他的父親足利義滿在1394年將將軍位讓給義持并出家，之后依然緊握幕府實權(quán)，依靠向明朝輸誠朝貢的策略，獲得了與明朝進行勘合貿(mào)易的權(quán)利。直到1408年義滿去世之前，居將軍職的義持并沒有實際決策權(quán)力。義滿死后，足利義持放棄了向明朝稱臣朝貢的做法，并與之斷交。明成祖對于日本態(tài)度的突然轉(zhuǎn)變感到不解，先后派太監(jiān)王進和刑部員外郎呂淵前去詔諭義持來貢。就在朝鮮使節(jié)到來的三年前（1417），呂淵來到兵庫，并帶來成祖給義持詔書一封：“爾父道義，能敬天事大，恭修職貢；國人用安，盜賊不作。自爾嗣位，反父之行，朝貢不供，屢為邊患，豈事大之道。……爾居海東蕞爾之地，乃憑持險阻，肆為桀驁，群臣屢請發(fā)兵問罪。朕以爾狗盜鼠竊，且念爾父之賢，不忍遂絕，曲垂寬貸，冀爾悔悟。比日本之人，復寇海濱，邊將獲其為首者送京師，罪當棄市；朕念其人，或爾所遣，未忍深究，姑宥其罪，遣使送還。爾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責，以圖自新。凡比年并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還京；不然爾罪益重，悔將無及。”⁽²⁷⁾這是一封出自明朝立場的責備義持不修職貢、縱容倭寇的詔書，其本意在于曉諭義持效仿其父義滿，向明朝輸誠朝貢，并治理倭寇。義持對此并未應詔。次年，呂淵再次攜帶明成祖的國書來日本詔諭，足利義持兩次令元容周頌作書回絕，其中一封回書中有“今聞，將以使者不通之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²⁸⁾的表述。再加之負責接待宋希璟的陳外郎（陳宗希）轉(zhuǎn)述呂淵詔諭時的情節(jié)時，提及明朝國書中有“汝父及朝鮮王皆事我，汝獨不事我，將遣將同朝鮮行兵，汝可高城深池以待之”⁽²⁹⁾之語，可以推測1418年呂淵帶至日本的明朝國書里或許有與朝鮮聯(lián)合用兵的表述。這種情況下，日本很難不將明朝對其的威脅與朝鮮捆綁在一起。當時的結(jié)果是“義持怒，不見其使，令海賊殺之。適風順，賊不追，故呂淵得還”⁽³⁰⁾。足利義持采取如此強硬的對明政策，必然會對明朝可能采取的報復行動不無擔心。再加之朝鮮行軍對馬時，少貳氏“江南兵船一千只，朝鮮兵船三百只，向本國而來，吾力戰(zhàn)卻之”⁽³¹⁾的添油加醋的匯報，更使幕府深信朝鮮征討對馬的背后有明朝力量的介入。針對日方的這種疑慮，宋希璟雖然一方面否認了與明朝聯(lián)合行兵的流言，“與大明同心舉兵則無之矣，如此無憑謊說，何足取乎”⁽³²⁾；另一方面，在向陳外郎闡述朝鮮行兵理由時，他卻毫不避諱的提到是因為“去年春，馬島賊徒侵犯上國邊鄙，殺掠人民，盜取兵船。我殿下震怒，命將伐之”⁽³³⁾。也就是說，相比為自己，朝鮮把倭寇對明朝的侵犯作為了出兵的主要理由，這是朝鮮公開地向中朝關系外的第三國申明自己對明朝的事大理念。這種表述無疑使日本當政者感覺到日本在朝、明的緊密聯(lián)系中陷入了孤立地位。

除此之外，另一件使日本統(tǒng)治者十分介懷的事，是朝鮮國王給將軍的書契中使用了“皇明永樂”的年號。作為接受明朝授歷的藩屬國，朝鮮在給其他國家的外交文書中，一律使用明朝的年號。顯然是體察到朝鮮國書中的永樂年號可能帶來日朝外交上的沖突，負責接待朝鮮回禮使的陳外郎要求將使節(jié)將書契中的明朝的年號改為“龍集”，即“歲次”之意，宋希璟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吾等雖死，御書何敢改乎？王命亦不可易也。”⁽³⁴⁾之后京都等持寺住持惠珙和林光院住持周頌等亦來勸阻：“書契中永樂年號，若改書以龍集，則官人得歸，不然終未回去矣。”⁽³⁵⁾宋希璟再次予以拒絕。執(zhí)事者遂將宋希璟軟禁于其下榻的深修庵數(shù)日，未能屈之，最后只好原封不動地將朝鮮的書契交給將軍。此番的年號事件，可以說是中日朝三國一次兵不血刃的交鋒。日本企圖瓦解朝鮮和明朝的同盟關系，至少希望朝鮮在對日本的外交中拋開明朝的影響。而朝鮮使節(jié)對明朝事大的立場終不改變，令日本無計可施。很顯然，無論是在國家關系上，還是在針對倭寇的立場上，朝鮮和明朝的利益都是更為一致的。朝鮮雖然出于現(xiàn)實的考慮積極地修復了對日關系，但其對日本的防備之心遠遠大于友好之情。反之日本也是一樣的。對日本而言，朝鮮背后的明朝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威脅。

三　15世紀朝日交涉中登場的中國人

“己亥東征”是日本倭寇對朝鮮的侵擾達到白熱化后朝鮮做出的應激行為，由倭寇引起的朝日矛盾最后以戰(zhàn)爭這種激烈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但是，倭寇對朝鮮和明朝的每一次侵襲，背后都有一場或大或小的軍事沖突或民間自發(fā)的抵抗。在這一場場見于或不見于史籍的沖突中，產(chǎn)生了大量被倭寇擄掠到日本的明朝或朝鮮的被擄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戰(zhàn)爭的漩渦席卷著漂泊在中日朝之間，在經(jīng)過了浮浮沉沉后，以另一種身份——比如說通事——登場于當時的三國交涉中。這些可以被還原的少部分人的人生軌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15、16世紀東亞三國關系的社會史方面的角度。

在《老松日本行錄》中登場的明朝被擄人有兩位，一位是出現(xiàn)在對馬的乞食僧，一位是出現(xiàn)在京都的通事魏天。朝鮮使臣在對馬候風時，“有一倭乘小舟捉魚，見我船而來賣魚。余見舟中一僧跪而乞食，余給食而問之。僧言我是江南臺州小旗，去去年被虜來此，削發(fā)為奴，不勝辛苦，愿隨官人而去，泣下。倭曰，給米則當賣此僧，官人買否。余問僧，汝來此島，所居地何名。僧曰，吾來轉(zhuǎn)賣，隨此人二年矣。浮海而居，故不知地名也”⁽³⁶⁾。宋希璟對乞食僧的遭遇不勝唏噓，作《唐人》一詩以記。小旗是衛(wèi)所的低級軍官，他所來自的臺州衛(wèi)是明朝為了防衛(wèi)倭寇而在浙江臺州設立的沿海衛(wèi)所。他口中的去去年應該是朝鮮行軍馬島的前一年，即1418年。這一年，倭寇對明朝的東南沿海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侵攻，《太宗實錄》永樂十六年五月癸丑條記載：“金山衛(wèi)奏：有倭船百艘賊七千余人，攻城劫掠。敕海道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翁，令以兵策應；又令各衛(wèi)所固守城池，賊至勿輕出戰(zhàn)，有機可乘，亦不可失，務出萬全。又敕福建、山東、廣東、遼東各都司及總兵官都督劉江，督沿海各衛(wèi)，悉嚴兵備?！?sup>(37)此次入侵的倭寇達七千人之多。雖然向朝廷報告的是隸屬南直隸的金山衛(wèi)，但并不意味著只有金山衛(wèi)一處受到侵攻。日本學者川越泰博曾做出推測：在明朝加強守備的情況下，入侵金山衛(wèi)及其周邊地區(qū)的倭寇，很可能掉轉(zhuǎn)矛頭北上或南下，給明朝海防造成更大范圍的威脅。所以永樂皇帝才發(fā)布命令，令福建、山東、廣東、遼東各都司在大范圍內(nèi)嚴加防備。雖然浙江并未包括在其中，但我們顯然不能理解為是其沒有受到倭寇的侵攻，相反的，從東海海面過來的倭寇，最容易到達的就是直線距離最近的浙江，而臺州衛(wèi)又是浙江的沿海衛(wèi)所。盡管限于材料我們無法確實地還原臺州小旗被擄來的途徑，但結(jié)合上述情況推測，他很可能就是在1418年的倭寇大侵攻中被擄來日本的。⁽³⁸⁾從《唐人》一詩的后兩句“執(zhí)筌老賊回頭語，給米吾當賣此人”可以得知，支配他的主人只是沿海一般的漁民，而被擄人的身價之低微，也僅值一些米糧而已。這首詩非常寫實地表現(xiàn)了因戰(zhàn)爭產(chǎn)生的被擄人在異國的凄慘境遇和任人宰割的低微身份。

相對于臺州小旗，《老松日本行錄》另一名被擄人魏天，則以日本通事的身份登場。在京都時，宋希璟一度下榻于通事魏天的家中。《行錄》中記載其“少時被虜來日本，后歸我國，為李子安⁽³⁹⁾先生家奴，又隨回禮使還日本。江南使適來見之，以為中國人奪歸，帝見而還送日本，為通事”⁽⁴⁰⁾。雖然筆者未能找到更多的史料對魏天的經(jīng)歷做出細致的還原，但是從宋希璟的這段描述來看，他的一生至少曾沿著中國——日本——朝鮮——日本——中國——日本這一線路周轉(zhuǎn)于中日朝三國之間。少年時被擄來日本，后不知通過何種途徑去到朝鮮，做過李子安的家奴，又跟隨朝鮮的回禮使返回日本?？梢韵胍?，跟隨回禮使回到日本時，魏天的地位已經(jīng)有所提高，說不定已經(jīng)在朝、日之間擔任翻譯。魏天回到日本后，又被前來日本的中國使節(jié)帶回明朝，還受到明帝的接見。最后返回日本，受到前將軍足利義滿的寵信，擔任通事。產(chǎn)生于倭寇之亂中的明朝和朝鮮被擄人，因為戰(zhàn)爭、遣使、貿(mào)易等因素輾轉(zhuǎn)于東亞三國之間。一方面他們作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在時代的洪流中流落異鄉(xiāng)，甚至居無定所；但另一方面這種大動蕩的時代也為他們改變自己的命運提供了諸多不可能存在于和平時代的機遇。中、日、朝因倭寇而引發(fā)的超乎以往的頻繁聯(lián)系，催生了對作為溝通媒介的通事的更多的需求，而被擄人的經(jīng)歷往往可以為他們從事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歷練。通事是被擄人來到日本后主要的出路之一，這在當時的許多史料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在遣明使節(jié)策彥周良的日記《初渡集》中登場的使團通事錢宗詢，其祖父錢得保乃定海人士，在15世紀初葉被倭寇掠至日本，受到幕府優(yōu)遇，在日本娶妻生子。其子錢宗黃曾擔任遣明使團的通事。錢宗詢子承父業(yè)，在正德七年（1512）和嘉靖十八年（1539）兩次入明。⁽⁴¹⁾被擄人雖然因倭寇而起，但其以通事的身份重新登場于當時的東亞國際交流，則是在三國圍繞戰(zhàn)爭、遣使、貿(mào)易的復雜關系中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歷史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