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海闊天高我自飛

馮友蘭先生去世于1990年，享年95歲。他這一生，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而是悲壯之劇，他的命運與中華民族近百年的命運共沉浮，他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在坎坷遭遇之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象征。馮先生的一生，是一部歷史大片，我相信總有一天，電影巨片《馮友蘭傳》會問世，因為他是我們這個民族舊邦新命、走向共和、走向現(xiàn)代化的縮影。

“三松堂”的天地境界

“三松堂”是馮友蘭先生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的寓所稱謂，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馮先生及其女兒宗璞一家，一直住在此處，光陰已越半個世紀。庭院有三棵松，挺拔青翠，生機盎然，馮先生熱愛松之品格，故命寓所為“三松堂”。2008年2月春節(jié)期間，我陪同馮先生的弟子、清華大學教授劉鄂培先生，為籌辦張岱年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而到此拜訪宗璞老師。宗璞二話沒說，當即在倡議書上簽字支持。

正值隆冬時令，萬木凋謝，唯有“三松堂”院中的松樹常青，我猛地想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這句格言。這句格言，不正是對馮先生一生的寫照嗎？

三松堂庭院及馮先生手寫匾額。

馮友蘭這一生大災大難，沒有過上幾天平靜安逸、可以好好做學問的日子。在1949年之前，他經(jīng)歷了血與火的戰(zhàn)爭。在此之后，他又深陷靈魂深處鬧革命的階級斗爭。所慶幸的是，馮先生從1980年之后，到1990年，即85歲—95歲這10年，他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才使他的人生圓滿地畫上了一個句號。他以大自由、大自在的人生境界，口述完成了他的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卷，在耳不聰、目不明的身體狀況下，他要“海闊天高我自飛”。

我常常想，如果馮友蘭先生在殘酷的階級斗爭中，想不開而自殺、或者身心疲倦而未長壽、或長壽而萬念俱灰，那么，他的最重要的、晚年精華著作，便不可能誕生。可以說，他的第二次學術生命，是從85歲開始的。我們捫心自問：您見過這樣的老人嗎？85歲還在以極大的毅力、干著自己未竟的事業(yè)。在這期間，他病重過幾次，只因《中國哲學史新編》未完成，他抓緊到醫(yī)院治病，他甚至說：“現(xiàn)在治病，是因為書未寫完。等書寫完了，就不必治了?！迸R近95歲的時候，巨著寫完了，想說的話說完了，沒有遺憾了，他便說走就走了，巨著完成后4個月，他安然離去，離他的生日只差幾天。他的遺體火化那一天，即1990年12月4日，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他的生與死、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同在一天，時間怎么會是如此巧合？他超越了生死，死對他來說，是涅槃、是重生。

馮友蘭安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他的學生涂又光講：在馮先生生命的最后半個月，他還斷斷續(xù)續(xù)說了一些話。我注意到，這些話里都沒有“死”字，更沒有說他身后如何。我領悟到，他言不及死，是因為他心無死字。先生是超越死生的人。這就是他在《新原人》中講的天地境界。先生之學的中心問題，是人生精神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有天地境界的人，對于死生大事的態(tài)度，是“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生亦順化，死亦順化，毫無芥蒂縈懷，所以超越死生。挨批挨斗，若無事然，照樣吃得，照樣睡得。不吸煙，不嗜酒。堅持鍛煉身體，并有從師習武的童子功，收藏兵器的愛好。得享高壽，豈是偶然。為此，我作了一副挽聯(lián)，懸掛在馮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的靈堂：

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講：“‘存，吾順事；歿，吾寧也?！赣H很贊賞張載《西銘》中的這最后兩句，曾不止一次講解：活著，要在自己恰當?shù)奈恢蒙习l(fā)揮作用；死亡則是徹底的安息。對生和死，他都處之泰然?！?/p>

馮友蘭先生是一位將天地境界視為人生最高境界、并完全融入自己生活之中的哲學家，可以講，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因為他明白了生死，了卻了生死。也正是這個原因，哲學的智慧讓他渡過了生命中的千難萬險、刀山火海。馮先生在波濤洶涌、海浪滔天的人生大海中能夠長壽，實在不容易，其根本之因，源于他的天地境界。

馮先生在其所著《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種不同層次的精神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學的目的和作用是，使人最終達到最高層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生命的永恒意義，與天地同流，與宇宙同在。這也就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

有天地境界的人不必做什么特別的事情，他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但對于有這種境界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已經(jīng)有了與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意義，過這樣生活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人性的解放、自由的至樂。“極高明而道中庸”中的“高明”，是指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庸”是指日常生活。二者的統(tǒng)一，就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所說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也就是超越了自然和人類界限的天人合一。

人生境界說可以說是馮友蘭哲學思想中最珍貴的部分。他曾說，平生立論最不可改變的就是境界說。人對于宇宙人生的覺解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對于人的意義，亦有不同。自然境界是指人對其行為只有生物直覺；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為是滿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為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會公益的；天地境界，亦即哲學境界，指人對其行為還自覺有超社會、為天地立心的意義。前兩者是自然的產(chǎn)物，后兩者是精神的創(chuàng)造。

馮友蘭與張岱年的哥哥張申府是好朋友，張申府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把羅素哲學介紹到中國，對中國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正由于這層關系，馮友蘭便看上了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的張岱年，于是就把堂妹馮讓蘭介紹給他，兩人結(jié)為百年夫妻。作為馮友蘭妹夫的張岱年，對馮先生知之甚深，我在訪問岱老時，他講：

馮先生在《新理學》《新原人》等著作中，強調(diào)提高精神境界。從他的態(tài)度、言行來看，他確已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態(tài)度謙和寬溫，待人接物，從無疾言厲色。20世紀50年代，他雖然表示贊同唯物主義，但仍多次受到批判，他坦然怡然，從無慍色。當時對馮先生的批判實有過“左”之處。在“文化大革命”中，馮先生更受到猛烈的沖擊，當時馮先生表現(xiàn)了類似“見侮不辱”的超脫態(tài)度。

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馮先生強調(diào)《易傳》所說“修辭立其誠”。有一天他對我說：“現(xiàn)在我贊成《莊子·逍遙游》所說的宋榮子的態(tài)度：‘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艺J為是真理的，就要堅持了?！蔽耶敃r對他說：這正是哲學家應有的態(tài)度，本來就應如此。其實這也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tài)度。對于馮老的這次表態(tài)，我表示深切的敬意。

宗璞老師講：老實說，幾十年來，從我的青年時代開始，耳聞目睹，全是對父親的批判。父親自己，無日不在檢討?，F(xiàn)在看來，人們的看法愈來愈接近事實，這是長壽的好處。父親曾說：長壽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學道理，若無生活經(jīng)驗，那是無法理解的。

從父親身上我看到了一點，即內(nèi)心的穩(wěn)定和豐富，這也可能是長壽的原因之一。他在具體問題前可能躊躇搖擺，但他有一貫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歷史的長河波濤洶涌，在時代證明他的看法和事實相悖時，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說中國人神經(jīng)最健全，經(jīng)得起折騰。這和儒家對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態(tài)度和實踐理性精神，是有關系的。而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無論是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愿望，或是莊子游于無何有之鄉(xiāng)的想象，或是“我來問道無余說，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禪宗境界，都表現(xiàn)了無所求于外界的內(nèi)心的穩(wěn)定和豐富。

照父親的了解，那“孔顏樂處”，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結(jié)合起來，從而達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親能在被批判得體無完膚、又屢逢死別的情況下活下來，到晚年依然思路清楚、記憶鮮明，沒有一點老人的執(zhí)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過去的著作而厭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聰明而煩躁不安，父親卻依然平靜自如。其實他目力全壞，聽力也很可憐。但他總處于一種怡悅之中。沒人理時，便自己背詩文，尤愛韓文杜詩。有時早上一起來便在喃喃背誦。“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薄昂坪脐庩栆?，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彼谠娫~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

2008年2月宗璞老師送我一書，書中有一篇她寫的重要文章《向歷史訴說》，她在文章中寫道：“二十世紀的學者中，受到見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馮先生。甚至在課堂上，學生們也先有一個指導思想，學習與批判相結(jié)合，把課堂討論變成批判會?！薄皯撜f的是，馮先生對于批判者從來不心存芥蒂，在家里從來沒有對哪一個個人表示過不滿。他知道燒烤別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來也受到燒烤?！蜃又乐宜《岩印以诟赣H身上感到他充滿理解與同情的博大胸懷。

他的心境如光風霽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無愧作，海闊天空我自飛’。他晚年不參加任何會議，一方面是因為身體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現(xiàn)了他看破一切、瀟灑自如，‘愈寫愈自由’的心境?！?/p>

宗璞說：“父親一生對物質(zhì)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占據(jù)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盡量減少麻煩。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飯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這一方面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jīng)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

1959年10月為慶祝國慶十周年馮友蘭與夫人合影。

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于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伺c天地參’，我不止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度纸?jīng)》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于去鉆營什么！

父親的呆氣里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里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斗的中國的二十世紀?！庇腥嗽L問馮先生，問其長壽養(yǎng)生秘訣，他意味深長而又幽默地說：“不……著……急?！?/p>

馮友蘭的一個學生，曾親眼目睹了1952年對馮友蘭的一次猛烈批判，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對他最猛烈的一次批判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我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還有點毛骨悚然。那次文科師生大會事先沒有說是對他的批判會，但臨時有社會學系的教師走上講臺，對馮先生作突擊式的長篇政治批判，內(nèi)容無非是說馮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文人’，由蔣介石聘為家庭教師，‘一貫為國民黨效犬馬之勞’之類。批判中雖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揭露，但由于批判人聲嘶力竭的表情，摩拳擦掌的姿態(tài)，再加上當時群眾反蔣的政治熱情，氣氛確是很嚇人的。這樣的批判會在后來，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間，也就司空見慣了。但在當時的清華園，卻是破天荒第一遭。

我當時想，發(fā)言的教師乃是一位‘積極分子’，他站出來批馮一定是清華教員黨總支布置的任務，馮先生自己也會意識到這是有來頭的。當時他在座位上默不作聲，我恐怕他會忍受不了而萌發(fā)輕生之念，所以就對坐在我旁邊的李廣田先生低聲說：‘會后請你陪馮先生回家吧！’李廣田也感到有此必要，開完會就一路陪送他回家。次日我詢問了李先生，他說馮先生尚平靜，沒有沮喪的表情。我當時想，馮先生倒真是學通了孔子‘君子不憂不懼’的教導，能做到處變不驚、臨危不懼。”

一位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回憶，馮友蘭在“文革”中的主要任務就是必須完全否定自己。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某次系里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徹底孤立一小撮階級敵人。”傳達完畢，示意馮友蘭表態(tài)，他會意地說：“我理解毛主席的話，擴大教育面，再擴大也擴大不到我馮友蘭；縮小打擊面，再縮小也包括我馮友蘭，因為我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边@正是馮友蘭在狂風驟雨之中與眾不同之處。怪不得與馮先生同時代的佛學研究專家湯用彤，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云南昆明，就對馮友蘭有過如此評價：“南方人聰慧，北方人樸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則已，出一個就不平常，像馮芝生，南方少見?！?/p>

橫渠四句

北宋哲學家張載，是陜西省眉縣橫渠鎮(zhèn)人，世稱橫渠先生，他最為著名的“橫渠四句”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馮友蘭先生對此心向往之、高山仰止。

他的學生、現(xiàn)為清華大學教授、80多歲的羊滌生先生告訴我：“記得他在清華時住在乙所，一進門就掛著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批是‘繼往開來’。我們這些當時的學生們，在背后議論，把乙所叫做‘太乙洞天’，把馮先生叫作‘太乙真人’。學生們主要是就氣象而言的。”

最有意思的是，馮友蘭的這位學生，在其客廳也掛著“橫渠四句”，書寫者是他的另一位老師張岱年先生。看來，張載的哲學精神，在馮友蘭師生那里一脈相承。而且這個傳承又延續(xù)到羊滌生教授的外孫那里。2010年秋季的一天，我去羊教授家，看到岱老所寫“橫渠四句”書法條幅的最下面，蓋有幾處卡通印章，一看便知是兒童所為。羊教授見我發(fā)現(xiàn)了此事，便告知是幾歲的外孫所為，他十分生氣，便叫外孫寫了一份檢討書。我要了這一份具有紀念意義的幼兒檢討書：“前天，我犯了一個天大的錯。我把姥爺?shù)睦蠋煆堘纺暧H筆寫的、宋代張載寫的橫渠四句的條幅上，蓋了我的印章，這個條幅上寫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谌hí táng(食堂)的路上，老爺狠狠地pī píng(批評)了我，于是，回到上地，我把這首詩讀了一遍，děng(等)我長大后我一定àn zhào(按照)這首詩說的bàn(辦)。回到家中，我把這個jiǎn tǎo(檢討)寫了下來。我覺得這首詩寫得很好?！笨磥?，羊教授也成了“太乙真人”。

馮友蘭先生的侄女馮仲蕓，與任繼愈成婚，任先生后來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是我國著名的宗教學研究專家。作為侄女婿的任繼愈，對長輩馮友蘭了解很深。我多次拜訪他，更多地了解到馮先生為什么常常以“橫渠四句”抒發(fā)心中思考的原因：“馮友蘭學術活動的時代，在20世紀。中國人是懷著屈辱走進20世紀的。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趕走了皇帝，迫使中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時時處在被瓜分的邊緣。20世紀給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是救亡圖存，促進中國現(xiàn)代化，迅速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馮先生的哲學史是在這種背景下撰寫的。它是一部學術著作，卻又不是純學術的著作。國家危難，喚醒了廣大愛國人士，人們從不同的崗位提出救亡圖存的主張。企業(yè)家提出實業(yè)救國，教育家提出教育救國，各政治團體和黨派也都提出了他們的救國綱領。

舊版《中國哲學史》出版于1934年，當時日本軍已經(jīng)占領東北三省，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序二中寫道：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xù)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

《序》中用了‘銅駝荊棘’的典故，絕不是夸大其詞。當時的中國確實處在亡國的邊緣。當時，日本軍用飛機無限制地在市區(qū)上空低空飛行，學生上課時飛機噪音干擾了講課，有時不得不停一兩分鐘，等飛機過去接著再講，機翼上鮮紅的日本徽志刺傷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北京已經(jīng)是一個邊城。果然，1937年，日本侵略戰(zhàn)爭全面開始了。

10年后，馮友蘭先生在戰(zhàn)爭流離顛沛中先后出版了幾部哲學專著，《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等六部。他在《新原人》序中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xù)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èi)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

《中國哲學史》出版10年后，也就是在日本侵略軍戰(zhàn)敗投降的前二年，馮先生再次提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國家危難之際，愛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一片赤誠躍然紙上。”

從羊滌生先生、任繼愈先生那兒所知，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一直反復倡導“橫渠四句”，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于1990年寫完之際，他仍在書的結(jié)尾處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