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客卿：半是清客，半是幕僚

一幀“玉照”：蔣總司令的“定情信物”

1926年以后，《商報》出現了危機。

先是報館董事會改組，李徵五去職，方椒伯接管。但大老板方椒伯不常到館，報務由二老板、協(xié)理烏崖琴主持。然烏協(xié)理對報務是個一竅不通的門外漢，結果經濟運轉不靈，上下產生隔膜，以至雇員欠薪，一度弄到無紙印報的境地。陳布雷只得與館中另一個同仁各擠出30塊大洋，始解燃眉之急。報館弄到這種境地，雖然還在維持，但已是茍延殘喘了。

俗話說：千做萬做，沒錢不做。報館欠薪，一次兩次，大家看在過去的交情，還可以硬撐一下。然時間一長，太太看到先生總是兩手空空的回來，生活受到影響，不免臉就拉長了。先生弄得沒得面子，報館方面又沒有指望，只好另謀高就了。于是，軍心搖動，人心思去。中堅分子中，潘更生第一個挺身而出，離開《商報》拂袖而去了。潘公展經不住“考驗”，也想東施效顰。陳布雷一看不對，潘更生一走，《商報》三分天下，已去其一；潘公展再一走，“三國歸晉”，剩下自己一只“孤掌”，如何能鳴！于是，苦苦相勸，潘公展與陳布雷是多年深交，不好不買他一個面子，勉強留下了，但思去之意，并沒有打消。

這一年的8月，陳布雷一場大病，兩個月未能到館，幸有潘公展獨撐全局，報館得以維持。此間，正是南方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攻克武昌之時，以《商報》的一貫立場，自然要與南軍“保持一致”。據此，《商報》先是以大字標題，刊載南軍收復武昌的消息；接著又是一篇《舉題不定的孫傳芳》，對孫總司令頗多不敬之詞。

潘公展的這一手，并沒有離譜，換了陳布雷，大抵也是這種調子。但是，從資歷與聲望上說，潘公展與陳布雷就差老鼻子了。所謂人微言輕，也就是這個道理。過去陳布雷主筆，其實也有人不滿，但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三道四?，F在是潘公展主筆，正可以發(fā)難。于是，董事會中有大佬為之質疑：“本報何能開罪孫傳芳！”《商報》的后臺大老板傅筱庵，與孫傳芳的關系原本就有些說不清楚，這時更是坐不住了，馬上發(fā)話：“布雷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公展如何則不可知。”這是表明對潘公展不信任了。董事會當即決定：派專人到報社審查言論與新聞，對潘公展進行“垂簾聽政”。

陳布雷在病中聞訊，斷然反對，且對傅筱庵嚴正申明：“一切問題均由我負責。即使要派人，須余病愈面商。這種時候任何人進入編輯部，必有害無益，倘若報館因此解體，我不負責?！倍聲粩酬惒祭椎摹芭！睔猓R上“撤簾”，表示還政于潘。但潘公展不依了，潘之留在《商報》，原本是看在陳布雷的面子上，與董事會的諸位大佬是不搭界的?，F在從傅筱庵到董事會都對他表示不信任，以潘公展的橫溢才氣及高傲個性，哪里肯受這個羞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膀子一甩，到《申報》館任電訊編輯去了。

老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陳布雷在《商報》能兜得轉，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左膀”潘公展與“右臂”潘更生。一陳二潘之于《商報》，好比三足鼎立。二潘一走，剩下陳布雷一個人“金雞獨立”，《商報》也就不復其盛了。以陳布雷的話來說，《商報》自此成了“無珠之櫝”，這也是陳布雷后來脫離《商報》的一個重要原因。

10月，陳布雷康復，重新主持《商報》編務，繼續(xù)著文擁護國民革命。但在這個時候，南方國民革命政府內部已經出現了一場深刻的危機，焦點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工農運動的問題。

北伐戰(zhàn)爭期間，工人運動得到迅猛發(fā)展。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當天，湖北省總工會成立。隨后，武漢郵務職工、電話職工、粵漢鐵路武長段職工、漢口水電公司職工、染織業(yè)工人、市政工人、錢業(yè)店員職工以及租界外商廠棧工人等，相繼進行大罷工，爭取改善生活待遇。武漢工人大罷工，震動了武漢的工廠主，震動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震動了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也震動了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陳布雷。

12月間，《商報》連載陳布雷所著長文《九仞一簣中之危言》，對漢口工潮大發(fā)議論，語多指斥。陳布雷認為：北伐戰(zhàn)爭中的“第一層之隱憂”，即為“各地工農階級之興起太驟”，渲染工農階級的氣勢“太張”，已使“產業(yè)界頹喪疑怖”，失去“康寧”。陳斥責工農意識“至為簡單”，“鄂省民情，素以狹隘強悍著聞；而乍遇解放之民眾，意氣尤易涉驕昂”等。從15年前的《談鄂》十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運動期間的大量時評，陳布雷無不為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工農運動鼓與呼。然而，《九仞一簣中之危言》卻對工農運動橫加指斥。前恭而后倨，變化何其鮮明。因此，對于陳布雷來說，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從此疏離工農群眾的一個標志。

《九仞一簣中之危言》發(fā)表后，素來對陳布雷寄予厚望的中共人士極為失望。在《向導》周刊第181期（1927年1月6日出版）上，中共早期政治活動家趙世炎以筆名施英發(fā)表《論漢口之罷工潮》一文，直言批評陳布雷指斥工農運動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要討論漢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評商報這一篇文字。我們與畏壘君各站在一個階級的立場上來發(fā)言，旗幟自然要鮮明，觀點自然要清晰，問題才可以解決。但我不能像畏壘君那樣，明是一篇反對工農利益，主張限制工農運動，鼓吹資產階級團結且速參加國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說來曲折委婉，卻是我所不能辦到的?！笔┯⑼锵В骸拔穳揪诘蹏髁x統(tǒng)治與軍閥壓迫下的上海，亦曾為上海的工人發(fā)言，時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運動。畏壘個人亦不是資本階級中的直接剝削者，但他的思想與議論，卻是近代資本主義之資產階級的。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隱避而不答復。”趙世炎的這篇長文，可以看作是共產黨人對陳布雷重新作出的政治評價。

陳布雷與工農群眾及共產黨人的關系逐漸疏遠，與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的關系卻漸次密切起來。早在籌劃北伐戰(zhàn)事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在考慮輿論北伐的問題。就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來說，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輿論中心卻在上海。上海各報中，尤以《商報》的立論皆暗合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而《商報》主筆陳布雷的大名，不用說，蔣介石早已如雷貫耳了。為此，蔣于這一年春天，派遣黃埔軍校秘書長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聯絡滬上各報及陳布雷等人，為國民黨集聚新聞力量。邵力子為南社領袖人物之一，與南社社員陳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請滬上各報主筆，說明北伐形勢，以便為國民革命軍廣開輿論。席間，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遞給陳布雷說：“蔣先生對君極為慕重?！标惒祭状蜷_信封一看，是蔣介石的一張戎裝照片，并有親筆簽名：“贈陳布雷先生，弟蔣中正。”

蔣要籠絡陳布雷，出發(fā)點可以理解。然而，蔣介石一不寫信，二不送禮，一上來，就先送上一張“玉照”，這又不是談戀愛，找對象，陳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這一新潮之舉，頗讓陳布雷費解了。其實，這在蔣介石，是頗有深意的。

第一，在蔣認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無非也是一個男歡女愛、男婚女嫁罷了，大家合則來，不合則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蔣對陳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請陳布雷入伙幫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張“玉照”，以便讓陳布雷一睹“芳容”，頓生好感。

第二，在蔣認為：若論投書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陳布雷恥笑，豈不是關云長門前舞菜刀，自討沒趣？如果是大把贈金、大把贈銀，以自己的權勢來說，自然不是難事。問題是，此舉未免顯得過于市儈，尤其是像陳布雷這樣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負，又豈是幾個銅錢可以收買的。蔣想來想去，自忖沒有其他什么特長，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裝藝術照，簡直可以視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審美眼光來說，也就是很有點高倉健的味道了。所以，蔣要送禮，認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這張戎裝照片了。

以陳布雷來說，對蔣的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對蔣之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蔣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還是手握重兵的東方“拿破侖”，這對于陳布雷來說，知道這么多也就夠了。于是，陳收下蔣的“玉照”，另對邵力子一番客套，無非是對蔣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蔣、陳的這一次間接接觸，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聯姻”，但大抵也表明雙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蔣在南方，陳在北方，蔣策劃以武力北伐，陳運籌以輿論開道，雙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談“戀愛”談到這種程度，雙方都認為有必要見見面，進一步予以考察了。

1926年冬天，陳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來信，約他以記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時可以見見國民黨的頭面人物，特別是轉致了“蔣介石很盼望與君相見”的意思。從陳布雷這個時候的處境來說，正是倍感艱難的時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現前幾年《商報》的盛世，已是力不從心了；二是自己與報館中的同仁，都是反對孫傳芳的，而董事會中的大佬，卻是擁護孫傳芳的。反孫的編輯部與擁孫的董事會針鋒相對，這樣一對矛盾，頗讓陳布雷為難。后臺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觀其內心，對自己亦有不快之色，這是陳布雷早就看出來的。故陳布雷自忖：《商報》館這樣一個冷灶，再燒下去已沒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這個是非之地，另謀發(fā)展。

于是，陳布雷的思去之念日熾，加之南昌來信相邀，不啻是瞌睡送了個枕頭，正所謂《周易》所說：“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睕Q心既定，陳布雷開始籌措行旅之事，并約好友潘公展同行。隨后向傅筱庵辭行。傅筱庵也是個明白人，對陳布雷的辭職表示理解，并說：“今日一別，請為我贈言?！标惒祭妆臼莻€夫子，對傅老板的虛懷若谷也就信以為真，率直坦言：“局勢變化日劇，希望傅先生謹守商業(yè)本位，勿慕虛榮權勢，勿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最好以虞洽卿先生之意見為準，則必可免于咎戾?！?/p>

前面一句話固然不中聽，但傅筱庵見陳布雷說得那么認真、誠摯，也還能勉強微露笑意，頻頻點頭。后面一句話，傅筱庵不啻是如骨鯁在喉了。傅與虞都是鎮(zhèn)海同鄉(xiāng)，又都是商界同仁，但因利權的沖突，兩個人早已水火不容；又因野心的沖突（爭奪上海總商會會長，做商界領袖），雙方更是形同路人。特別是在這場南北戰(zhàn)爭中，虞擁蔣，傅擁孫，雙方各為其主，亦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而這個時候，陳布雷竟提出要傅筱庵唯虞洽卿的馬首是瞻，跟在“虞洽老”后面搖旗吶喊，做虞的跟班與小伙計，豈不是可笑之至。以傅的機心和野心，傅何能做到？傅何會做到？不過，傅筱庵總算好涵養(yǎng)，仍然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耐著性子讓陳布雷把話說完，然后端茶送客。結果，傅筱庵按他的“既定方針辦”，不遺余力地擁孫?？梢?，陳布雷的一番“臨別贈言”，是對牛彈琴了。

兩個月以后，南軍攻克上海，蔣總司令大筆一揮，下旨通緝附逆分子傅筱庵。傅聞訊之下，抱頭鼠躥，倉皇出逃大連。后請出杜月笙、虞洽卿為之疏通，蔣總司令總算不念舊惡，不再追捕了。四年后，傅總經理重新回到上海做事。又過了六年，日本人打來了，當年的蔣總司令也不得不倉皇西撤，昔日的上海灘又換了新主人。傅筱庵見有機可乘，居然不惜對日本人以身相委，換取了偽上海市長的“寶座”，最終被愛國志士、義仆朱升幾板斧，橫死家中。

中共“謀略”：促成蔣、陳結合

1927年1月下旬，農歷已近年關，按照中國人的傳統(tǒng)習俗，這個時候家家戶戶都在忙過年?？墒?，陳布雷與潘公展卻于此時聯袂起程，趕赴南昌。可見，南昌之行，對于陳布雷來說，一定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據說，陳布雷的南昌之行，是共產黨人秘密運籌帷幄的杰作，而發(fā)端人物即為李一氓。李曾任北伐軍總政治部秘書主任，宣傳科長等職，對蔣之其人，可謂知之甚深。李后來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與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中共黨內素以思慮縝密，目光深湛著稱，是一個謀略性人物。

早在北伐初期，中共就已看出蔣介石是一位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的梟雄人物，內心詭譎，狡計百出，心理頗難捉摸，不少與蔣打過交道的中共領袖人物都深感頭痛?？墒?，中共很清楚，無論是從國共合作來說，還是從北伐戰(zhàn)事來說，都還離不開這位“蔣總司令”。抓又抓不住，丟又丟不開，棄之不可，與之不得，這就頗讓人有點為難了。于是，善于謀略的李一氓認為，蔣介石愛用“謀略”，我們是否也對蔣用一番“謀略”：找一位為人正直、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人，并且還要是一位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大手筆，設法弄到蔣總司令身邊工作，最好是擔任蔣的秘書，以便了解和把握蔣的心理，相機影響蔣的決策。

本來，大家認為，這樣的人以郭沫若最為合適，但郭氏的詩人氣質太濃，浪漫有余而自持不足，粗獷有余而謹慎不足。把這樣的浪漫才子放在唯我獨尊的蔣總司令身邊，恐怕難以合作到底。況且，以蔣的猜忌心理，對郭這樣的人，恐怕也不會接受。從長計議，只能另找合適人選。反復斟酌的結果，最后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陳布雷身上。當時，在上海的共產黨人對《商報》都很關注，在自己辦的刊物上，亦常轉載《商報》社論。大家都認為：陳布雷極富正義感和愛國心，文筆犀利流暢，筆調蒼勁古樸，實為時下杰出之才。加之，陳與蔣有同鄉(xiāng)之誼，與戴季陶、邵力子等人關系甚密，與江浙財團的領袖人物虞洽卿等也有很深的關系，所有這些方面，都容易讓蔣產生認同感，估計蔣是能夠接受的。

接下來，李一氓等人研究如何將蔣、陳“撮合”到一起呢？“謀略”的結果，決定請出陳友仁，居間穿針引線。陳友仁是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與共產黨人有著較好的關系，為國民黨內著名的左派，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期間，曾以鐵腕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而著稱。加之陳友仁是張靜江的女婿，張是蔣介石的恩師，又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因此，由陳友仁出面，到張靜江那兒下以說詞。再由張靜江出面，到蔣介石那兒下以說詞，事必可期。至于陳布雷這邊，李一氓說，他與陳布雷有過一面之交，想來問題不會很大。

陳布雷這邊，果然問題不大。李一氓對陳布雷說，國民革命軍一路北伐，勢如破竹，飲馬長江，底定中原，統(tǒng)一全國，勝利可期。陳布雷聽到這里，神情十分欣喜。李一氓又說：蔣總司令手下精兵強將云集，惟缺少一位“駱賓王”，能以《討武曌檄》那樣的大手筆，為其佐理文字工作。陳布雷聽到這里，亦很爽快地表示，北伐大業(yè)，彪炳千秋，只要總司令派人來請，我一定參加。

張靜江那邊，也是一說就成了。陳友仁趕到廣州，對張說明來意。張連連點頭說：自北伐出師以來，就沒有寫出過一篇好文章。認為陳布雷是名滿申江的大手筆，能在總司令幕府中主持筆政，那是再合適不過了。張與陳友仁還縱論了一番蔣身邊的幕僚人物，認為：邵元沖頗有文才，但學究氣太濃，過于迂腐；陳立夫聰明過人，玲瓏剔透，但文筆稚拙，難成大器；戴季陶號稱理論家，也能寫兩筆，但太過浮華空泛，終非班馬之輩；吳稚暉能說會道，言語犀利，但作為革命元老，不便屈居蔣氏的幕僚，且說話粗俗不堪，往往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比較而言，還是陳布雷最為合適。最后，張表示：自己即將出發(fā)到南昌，親與蔣言及此事。

據陳布雷的外甥翁澤永回憶，他的《郭沫若與陳布雷》一文發(fā)表后，李一氓曾當面向他披露了這一秘密，說明“陳布雷擔任蔣介石的秘書，還是共產黨人推薦的”。李并向翁澤永敘述了當時中共向蔣氏薦賢的過程。翁澤永后來又與馮乃超談及此事，馮回憶當時自己也在上海，不過未參與其事。馮認為李一氓的話是可信的，這是因為，李當年在黨內負責的正是這一方面的工作。?？档摹堵犂钜幻ダ先苏勎恼撌贰返任?，亦披露了這一方面的史料。

這樣看來，陳布雷趕赴南昌，確是共產黨人在幕后運籌謀劃的結果。不過，應當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早在1926年春天，邵力子就已經銜蔣命，秘密赴上海，做拉攏陳布雷的工作，并贈有“玉照”以為信物。有了這樣一個基礎，李一氓等共產黨人的“撮合”，才能順利成功。也就是說，陳布雷與蔣介石之間，此前已經有了合作的愿望。而共產黨人的工作，可謂順應其時，起到了一個順水推舟的促成作用。

事后來看，李一氓等人“謀略”，就其初衷，固然是好的。蔣是靠玩槍桿子起家的，且城府很深，為人陰鷙，頗不易對付。為此，李一氓等黨內一批“謀略專家”，“主動”為蔣配備了一位“好秘書”，意在以一個好的“筆桿子”，來影響蔣的“槍桿子”。這個“謀略”的作用，究竟如何？這是一個不太好說的話題。陳布雷成了蔣的筆桿子，在某些方面，確是對蔣有所影響。但是，對于共產黨來說，是福耶？禍耶？這就難以說得清楚了。

2月1日，也就是農歷除夕這一天，陳布雷與潘公展風塵仆仆地抵達南昌。江西這個地方，陳布雷過去到過修水（為處理祖業(yè)上的一些事情），南昌是從未到過的。這一次來到南昌，陳布雷的第一印象，就是滿街的橫幅上寫著“蔣總司令勞苦功高”之類的標語。陳布雷一介書生，一看標語，也就認為蔣總司令一定是勞苦功高了。這樣陳布雷心里對蔣介石就更多了一層敬意。

陳布雷與潘公展到了南昌之后，才知道張靜江與蔣介石都上了廬山，并留言要他們到廬山見面。于是，陳布雷與潘公展“遵旨”，于正月初一這一天，趕赴廬山。上山后，陳、潘第一個拜見的對象，就是張靜江。張是陳布雷南昌之行的主要推動者，又是潘公展的湖州南潯小同鄉(xiāng)。在公，在私，陳、潘都要拜見一下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國民黨領袖人物。而傳說得最多的，就是張靜江的輕財仗義，以萬貫家財資助革命黨人的傳奇故事。孫中山曾經為之贊揚：“自同盟會成立后，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睋f，宅心仁厚的中山先生對張曾有“革命圣人”之譽，并親題“丹心俠骨”四字相贈。

因此，陳布雷到南昌拜見這位“革命富翁”時，是很帶著一些敬佩之情的。其時，張患有腿疾，不良于行。陳布雷來到張靜江的住處，看到這位名揚天下的“大俠”躺在藤椅上，腿上蓋了一條毛毯，全身骨瘦如柴，軀干瘦小，簡直就像一個孩子，與心目中偉岸傳奇的形象相去甚遠，心中大為驚異。陳布雷向張靜江致以問候后，便以欣喜心情，恭維張靜江說：“北伐軍進展神速，底定長江中下游，張主席勞苦功高?！必M知張聽到這里，揮了揮手，不屑地說：“勞苦功高的是草頭蔣，不是我蹺腳張?，F在軍權高于一切，我不過是傀儡而已。”陳布雷不防張靜江竟是這樣一個開場白，一時驚愕，片刻之后，才緩過神來問道：“張主席，蔣總司令說要見我？”張靜江點點頭說：“老三”到牯嶺去了，明天才能回來。張靜江說的“老三”，即指蔣介石。

張靜江、許崇智、蔣介石之間，曾經結拜為兄弟。張居長，為老大；許次之，為老二；蔣再次，即為老三了。蔣的盟兄盟弟雖有數十人之多，但敢以“老三”這種口氣直呼蔣氏的，張是第一人。從資格上說，張也是有這個老本的。一是在蔣當年窮困潦倒時，張在經濟上資助多多，可謂有大惠于蔣；二是張曾任中華革命黨的財政部長，蔣當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張為監(jiān)誓人。后來，也正是張的力爭，孫中山才肯予蔣以黃埔校長的要職，可謂有大功于蔣；三是張本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北伐之前，張才主動“禪讓”給蔣，但仍替蔣“代理”。張、蔣之間，竟將國民黨中央主席私相授受，亦可謂有大恩于蔣。張有這樣多的老本，在蔣介石面前，自然是可以老氣橫秋地呼一聲“老三”了。

問題是，若按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以來的成例：黨內稱“同志”，黨外稱“先生”，行政上稱職務，至于“老三”“老四”一類，原本是江湖上的一套。現在，以黨內關系論，蔣為中央主席，張為中央代理主席，可以說是同志了；若以行政職務論，張為廣州國民政府委員，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亦可以“張委員”與“蔣總司令”相稱。可是，張靜江現在既不稱“蔣同志”，亦不稱“蔣總司令”，而是以“草頭蔣”與“老三”相稱，豈不滑天下之大稽？這在張的意思，或許是顯示自己的資格之老，職務之高，遠在蔣總司令之上；或許是表示自己與蔣的淵源之深，關系之親，是可以小兄弟呼來喚去的；或許是表示國民黨的事情就是張、蔣兩個兄弟在主持，張是“老大”，是大哥；蔣是“老三”，是小弟，大哥的話，小弟是不敢不聽的；或許是張的習慣，平時就這樣叫蔣，叫順口了，改也難。究竟如何？終未能考證明白。

南昌西花廳的“殿試”

到廬山之后的第二天，陳布雷與潘公展一起去見被張靜江稱之為“勞苦功高”的“草頭蔣”。一見面，陳布雷即很尊敬地說：“蔣總司令領導北伐，勞苦功高。日前蒙贈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為惶恐。”

“草頭蔣”對陳、潘的到來，表示熱情歡迎，并顯得很謙遜地對陳布雷說：“以后陳君不必稱我為總司令，隨便些好了。因為總司令是軍隊的職務，陳君并非軍人?！苯又?，蔣向陳、潘二人介紹了當前的形勢，闡明了今后階段的行動方略。說到這里，“草頭蔣”顯得躊躇滿志地說：武漢、南昌已定，現在是要克復上海，這樣長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揮師北伐，直搗津、京。談話持續(xù)了一小時左右，陳、潘告退。這雖是一次禮節(jié)性的拜訪，自然不會談到什么實質性問題，但蔣的謙恭禮讓與遠大志向，給陳布雷印象頗深。陳布雷千里迢迢到南昌、廬山“相親”，第一印象總算不錯。

這一天，蔣介石下山，返回南昌。陳布雷、潘公展隨張靜江行動，兩天后，于2月5日返回南昌。隨后，“草頭蔣”再次約陳布雷、潘公展見面。這一次，蔣來實質性的內容了。寒暄之后，蔣便開門見山地說：“特請陳、潘兩君加入我國民黨，為共同事業(yè)而奮斗?！甭酝Ｆ蹋Y觀察陳布雷面露驚愕意外之色，隨即笑笑補充說：“君等在精神上實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系，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后則力量更有發(fā)揮之處也?！?/p>

蔣既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用江湖上的行話說，也就算是國民黨的一代“教主”了，他要拉人入伙，本無可厚非。問題是，陳布雷原是以記者身份赴南昌訪問。入贛伊始，蔣就以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提出入伙的問題，這就很有點裹挾的味道了。好在蔣久歷江湖，精于人情世故，深諳書生心理，故而第二句話也就說得頗為得體了。這意思就是：從思想上說，你們早就入黨了。今天只是在組織上補辦一個入黨手續(xù)而已。

陳布雷以書生心理，固然高傲冷峻，生性不肯盲從，但經不住蔣的這一捧一激，原先的不快之色隨之釋然，并感激地說：“我深領蔣先生盛情。但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尚有未盡明了之處，愿指教之?！笔Y一一解答之后，陳始委轉地表示：“容我等考慮一下?！眱扇蘸?，在蔣介石、陳果夫的介紹下，陳布雷、潘公展聯袂加入國民黨組織，隸屬中央組織部直屬區(qū)分部。不數日，蔣邀陳布雷遷入北伐軍總司令部西花廳居住，以便朝夕相處，移樽就教，潘公展則先期返滬。

這個時候，蔣介石挑起的遷都之爭，已經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了能與人才濟濟的武漢國民政府相抗衡，蔣先以武力截留一批取道江西去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又相繼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黃郛、張群等一批謀臣猛士火速召到南昌，整天為他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其勢日張。

其時，南昌西花廳可謂是蔣的“軍機處”了。陳布雷的對門就住著蔣的“二兄”黃郛，前室住的則是蔣的“三弟”張群。因蔣曾與陳其美、黃郛“桃園三結義”（陳居長，黃次，蔣再次），亦曾與黃郛、張群歃血為盟（黃居長，蔣次，張再次），黃、張都是不久前奉蔣命，趕到南昌幫蔣謀劃大計，與武漢國民政府逐鹿天下的軍師。這個時候的南昌，如果加上蔣介石的另外兩個老兄弟張靜江與戴季陶，簡直是一次“草頭蔣”的異姓兄弟大團圓了。在民國歷史上，黃郛與張群都以善玩密室政治而著稱，縱橫捭闔、折沖尊俎，“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可謂萬人不及。在西花廳里，蔣、黃、張等人，朝來暮去，日思夕計，很快定下了大計：進占江浙，克復滬杭，直取南京，掩有東南財賦之地，另立中樞，與漢府分庭抗禮。

政治方略既定，并由黃、張等人分頭先期潛赴漢、滬等地實施，蔣在這方面可以放心了。唯可慮者，就是黃埔陣營中出現的動搖與分裂。當時，蔣通過挑起遷都之爭所暴露出來的政治野心，不但遭到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的迎頭痛擊，而且在一部分進步的黃埔?guī)熒?，也引起了激烈爭議。以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就在進步的黃埔學生中形成了第二個中心，更有以共產黨員蔣先云為代表的黃埔學生，視蔣為國賊而予以討伐，這使蔣深為憂慮和恐懼。為了消除黃埔學生的離心傾向及異己力量，蔣在恩威并施、又打又壓的同時，則考慮以黃埔校長的身份，向黃埔學生發(fā)表一篇文告，從輿論上進行一次宣傳引導，以便把黃埔學生緊緊抓在自己手中。蔣介石挽留陳布雷的目的，就是要陳布雷代寫這篇文告，同時，蔣也是有意要借這個機會，試一試這個江左才子的文筆。

一天，蔣踱進了陳布雷居住的西花廳，裝得面有難色地說：“北伐以來，黃埔學生帶兵打仗，戰(zhàn)功卓著，但派系紛爭，山頭林立，居功自滿，有的甚至不服從統(tǒng)一指揮，對革命事業(yè)有百害而無一利。布雷先生，能否勞神代撰一篇《告黃埔同學書》？”

從陳布雷來說，自到南昌之日起，蔣總司令就是“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幾乎是天天對布雷先生“請上座，奉好茶”，吃好，喝好，住好，睡好，又從來不提任何要求。一二十天下來，陳布雷沒有半點貢獻，心中早生愧意。而且，最要命的是，自己既不懂排兵布陣，“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更不懂舞刀弄槍，“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上馬不能治軍，下馬不能治國，實在不能幫蔣總司令什么忙，真是不好意思。陳布雷自忖：自己馬馬虎虎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搖搖筆桿子，炮制幾篇文章罷了?？墒?，文章之道，尤其是寫幕僚文章的，需要講究分寸場合，一是要等人家開口索求，不好自告奮勇，若是那樣，豈不顯得淺薄，太沒有身份了；二是要按照人家的意思撰寫，不好自行其是。若是不對人家的胃口，豈不是本想幫忙，反而成了“幫閑”。

老話說：“拿了人家的手軟，吃了人家的嘴軟”，這真是至理名言。即以陳布雷這樣的高人，也不能免俗。因此，當蔣介石提出要陳布雷寫一篇《告黃埔同學書》時，陳布雷幾乎沒有什么猶豫，就很爽快地說：“恭敬不如從命，請蔣公指示要點?！彪m然是一篇官樣文章，但是，能夠在蔣總司令面前一展身手，陳布雷還是很高興的。

當然，陳布雷不是不知道，蔣要他寫這篇文章，亦有要考考他的意思。按照封建時代的科舉模式來說，這也就相當于萬歲爺的“殿試”了。陳布雷高中，但“圣上”還要試一試他的文筆，又當庭出了一個策論題，叫做《告黃埔同學書》，讓他試做一下。不是說申江陳布雷譽滿江湖、名蓋天下嗎？好，到底是驢子是馬，拉出來遛遛。這大概是蔣總司令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層意思。

陳布雷飽讀歷代典籍，尤其熟悉文告體，對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等歷代著名檄文，更是爛熟于胸。自領命之后，陳布雷一杯濃茶，一聽三炮臺香煙，爾后便是展紙研墨、凝神默想，開始作宏篇巨制的構思了。正所謂“文高由識高”，陳布雷想起近代以來各國列強對中國的無恥侵略，想起北洋軍閥對老百姓的殘酷壓迫，想起孫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中華民國搞了十三年，革命屢屢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只有革命黨的奮斗，卻沒有革命軍的奮斗。今天建立黃埔軍校，就是為建立革命軍打基礎。想到這里，陳布雷只覺得胸中思如泉涌，文若奔馬，大有“惟天地于一物，橫四海于寸心”的感覺。接下來，陳布雷便是濃茶一口一口地喝個不停，三炮臺煙一支一支地吸個不停，同時染筆揮毫，振筆直書，義正辭嚴，擲地有聲，“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此一個晚上，陳布雷一揮而就，一氣呵成。第二天，陳布雷向蔣總司令交卷。

老實說，以蔣介石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的那點功底（據臺灣作家李敖考證：還是冒牌貨），寫文章的水平固然免談，然蔣既當了什么總司令，與天下的文章高手打交道多了，耳濡目染，看文章的水平，多少還是有那么一點的。加之，蔣因自己的文章功底比較淺，但又不想讓天下人小瞧，也就特別喜歡裝出一副文乎文乎的儒雅氣質，尤其是一些之乎者也、子曰詩云之類的酸文章，最能適合蔣的欣賞心理和習慣。于是，當蔣讀到陳布雷的文章時，不覺眼前一亮，擊節(jié)贊嘆：果然好文筆！果然好文章！委婉酣暢，文采斐然，不愧高手。

蔣對陳布雷的文章欣賞、贊嘆之余，猛然想起當年女皇武則天看了駱賓王所寫的《討武曌檄》之后，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才”的責怪。女皇的意思是：這么杰出的文人才子，怎么不給我網羅起來，結果跑到敵人那邊去了。蔣是聰明的，想到這里，便有些迫不及待了，馬上垂詢：“布雷先生愿意留在總部工作么？”

老實說，以蔣君臨天下的地位，是個只對別人勾食指頭的主兒，他能用這種口氣說話，算是很難得的。而且，別人只能趨奉不迭了。只是，這一回好像不靈，陳布雷不肯賞臉，要與他玩一回“雙向選擇”，當即以所謂“書生論政，多不中的”及“仍想回滬當記者”作遁詞，對蔣婉言辭謝。雖經蔣多次挽留，陳只答應在必要時可以為蔣撰寫文章。蔣多少有些失望，卻故作大度地說：“很好，很好。我們后會有期?！?/p>

蔣是老江湖了，對陳布雷這種人的心理，早已洞察。這就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大抵都有一副傲骨，不肯輕易為人所用。當年諸葛亮住在隆中的一個破草棚子里，一副窮困潦倒的樣子，還擺出一副大架子，讓劉皇叔屁顛屁顛地跑了三趟，才肯賞臉接見了一次。比較而言，今天的申江陳布雷，不但名氣大得多，而且生活條件也要好得多，他還能風塵仆仆地趕到南昌來，與我見上一面，朝夕晤談，貢獻大計，炮制大作，還答應今后常來幫忙，這就很不容易了。以后，只要我在態(tài)度上再裝得謙恭禮讓一些，順著他們讀書人的心理，把場面上的事情做足，讓他有了一種感君知遇的心理，就不怕這個書呆子不上鉤了。蔣打好了這種如意算盤，所以，當陳布雷堅持要回滬辦報時，蔣并不見氣，亦不勉強，只是給他拖上一條尾巴：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向外界表明：這個陳布雷，已經是我的人了。然后，蔣客客氣氣地送客。

蔣的這一手，的確要比一班新老軍閥高明得多，也的確給陳布雷留下了深刻印象。陳布雷的觀念：“知我者豈唯蔣公乎？敬我者豈唯蔣公乎？”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從而認定“蔣公”頗有“圣君”之風。南昌之行，陳布雷雖未入幕，但從思想上說，很可能已經有了入幕之念。民國政壇上的一對“黃金搭檔”：被國民黨輿論鼓噪為“圣君賢相”的蔣、陳結合，至此正式拉開了序幕。實事求是地說，蔣、陳合作，固然有著中共“謀略專家”李一氓等人于幕后“搭橋”等促成因素，但是，根本原因還在于蔣、陳之間具有一種內在的互補性。

首先，就兩個人的實力來說，蔣掌握的是槍桿子，陳掌握的是筆桿子。從歷史上來看，任何一個王朝的創(chuàng)立，都有一個“兩桿子”相互結合的過程?！皹寳U子”要找“筆桿子”，“筆桿子”也要找“槍桿子”。否則，“槍桿子”不會成功，“筆桿子”也不會成功。一般人都認為蔣、陳結合，是蔣主動籠絡陳布雷。其實，這里面也有陳布雷上門攀附的因素。況且，即使沒有陳布雷到南昌附蔣，也會有“張布雷”、“王布雷”去，這是一個大規(guī)律，任何王朝都不例外。

其次，從蔣、陳的政治立場來說，蔣是打著反帝、反軍閥的旗號起家的，同時對工農運動又具有強烈的仇視心理。而陳布雷可以說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物，在反帝、反軍閥的斗爭中，陳布雷是一個勇士；在蓬勃興起的工農運動面前，陳布雷是一個懦夫。在民國歷史上，陳可以說是一位極具資產階級兩面性的代表人物。陳有這種政治上的兩面性，與蔣才能有一種很強的認同感；同時，蔣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兩面性，使他能夠容納陳布雷這種幕僚人才。

再次，蔣之起家，與劉邦、朱元璋有某種類似之處，都是太保類人物，原先沒有什么根底，很有點“阿混”得志的味道。同時，蔣又是個有思想的太保，懂得要打天下，不能光憑太保那一套，還要有一批社會賢達、名人耆宿出來為自己捧場，特別是要有文人出來充當吹鼓手，建立“形象工程”，一方面達到所謂“積望”與“養(yǎng)望”的目的，一方面建立自己的社會基礎。否則，太保便永遠只能是太保，既打不了天下，更坐不了龍廷。所以，蔣要下死力拉攏文人學者，不但翁文灝、王世杰、何廉等一批大知識分子相繼入閣，樹起所謂“學者從政”、“名流入閣”的旗幟，就是歷來桀驁不馴的現代大儒胡適之，也曾一度為蔣捧場，做了幾年重慶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大使。這中間，蔣最為看重的，也還是陳布雷。

最后，從個性氣質來說，蔣、陳都出生于浙東寧波地區(qū)，寧波人聰明、機警、靈秀，又不失為果決、狂放，敢為天下先。然寧波人的不足之處是：地域意識強烈，器量狹小，擅長派系紛爭等。應當說，蔣、陳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甬人的這些普遍意義上的人文特色。同時，陳布雷所具有的那種強悍的文人氣質，蔣介石所具有的那種強悍的武人氣質；陳所具有的濃烈的封建忠孝意識，蔣的那種裝模作樣的仁義之道，也都進一步加深了兩個寧波人之間的相互認同與理解。此外，陳布雷作為浙江文人集團中的佼佼者，與蔣身邊的一批浙江籍文人幕僚，如張靜江、戴季陶、邵力子、邵元沖等，關系很深。出于他們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也出于要維護浙江籍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也都積極鼓動陳布雷入伙。肥水不流外人田。

綜上所述，陳布雷之走向蔣介石，有著十分深刻而復雜的政治與人文背景，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作用所能決定的，也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話題。潘公展走后，陳布雷在南昌又住了20多天，于3月間取道九江到達漢口。在漢口勾留了十余天，乘江輪返滬。這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已推翻了軍閥統(tǒng)治，占領了上海；同時，駐扎在上海郊區(qū)的蔣介石部隊不費一槍一彈也已進駐了上海。

“位不必高，祿不必厚”

陳布雷回到上海時，差不多成了一個無業(yè)人員。雖然從理論上說，陳布雷這個時候還掛著一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的頭銜，但由于約定并不到任，只在需要時去幫幫忙，好像朋友之間有事，喊一下就來了，什么也不圖，幫完了就走，最多管一頓飯，說到工錢，那真是罵人了。因此，這個工作不能算是正式職業(yè)。史料上沒有說到陳布雷是否從這個頭銜下支過薪水，如果支過薪水，這應該看作是一個兼差，如果沒有支過薪水，那么就連兼差也算不上，確實算是“朋友”之間的義務幫忙。

但是，從陳布雷的角度說，無業(yè)并不等同于失業(yè)，與一般人所說的“失業(yè)青年”，更是兩個概念了。事實上，陳布雷剛剛回到上海，就有兩家報館聞訊找上門來，一家是老東主《商報》，一家是《時事新報》，兩家開出的都是一個價碼：擔任主筆，掌握報館的方向路線。在當時，這是一個新聞記者在報館里所能捧到的最好飯碗了。頗令人不解的是，這兩個邀約都被陳布雷一口回絕。在南昌，陳布雷親口對蔣介石說，他的志向仍是回滬當記者，辦報紙。到了上海，忽然又不想進報館了，豈非咄咄怪事？

我們現在清楚，在南昌，陳布雷對蔣總司令其實是說了假話的。當時，陳布雷婉辭入幕，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回滬辦報，而在于還要看一看?？词裁?？比較合理的解釋，自然是要看一看形勢的發(fā)展，看一看蔣介石的真正實力，看一看南昌與武漢的力量對比，也就是所謂看一看“風向”了。所以，陳布雷離開南昌時，并沒有直接回滬，而是從九江拐到漢口，暗中對漢口的形勢及武漢國民政府的實力進行了一番摸底的工作。離開漢口，陳布雷心中也就有底了，特別是漢口的那種鬧哄哄的政治氣氛，頗不對自己的口味。等到陳布雷返回上海，形勢已經急轉直下，北伐軍相繼進入上海，攻克南京。蔣介石開始掩有東南財賦之地，武漢國民政府已經成了一個空心大蘿卜，不足為慮了。

陳布雷去南昌時，在南方革命力量中，國共兩黨合作北伐，尚未破裂；汪蔣爭斗，誰勝誰負？還不明朗，像陳布雷這樣的大筆桿子如何站隊？的確是個大問題。歷史上在改朝換代時期，許多大知識分子都是因為擇主不慎，站隊站錯了，結果腦袋搬家，甚至株連九族，這樣的教訓不勝枚舉，陳布雷不會不記取。事涉史家評價，且關系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登”，在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這個初春，誰是真正的“高材疾足者”？陳布雷在站隊之前，是一定要弄弄清楚的。在南昌期間，陳布雷有心附蔣，但是，覺得還需要再看一看風向，這正是陳布雷在政治上的“成熟”與“謹慎”之處。

果然，到了4月間，形勢為之一變。先是蔣介石的槍口一調，發(fā)動四一二血腥屠殺，妄圖趕盡殺絕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接著是蔣介石憑借其雄厚的軍事、經濟實力，在南京開府，江浙財團鼎力相助，英美等國表示支持。如此，憑借其雄厚的軍事實力與財政實力，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及政府的“正統(tǒng)”地位，開始確立并鞏固。值得深思的是：兩年前，因上海發(fā)生五卅慘案，陳布雷曾有“人間何世？痛！痛??！痛?。?！”之嘆?？墒?，到了上海四一二事變期間，上?？梢哉f是血流成河了，而陳布雷竟然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銀”的態(tài)度，對此不置一詞。這就足以說明，自南昌之行后，陳布雷的反專制、反軍閥的民主精神，差不多已經喪失殆盡。

寧漢對立，國共分裂，陳布雷作出了第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這是陳布雷從國民黨南京政府手中接受的第一個正式官職。當時，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張靜江。3月份在南昌，陳布雷尚不肯做“草頭蔣”的入幕之賓；4月份，陳布雷就到了杭州，倒成了“蹺腳張”的入幕之賓，這又是一個多少讓人費解的抉擇。據陳布雷解釋，這是邵元沖、張靜江再三敦勸的緣故，這顯然不能自圓其說，但又沒有更好的遁詞，只好這樣搪塞了。不過，陳布雷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貝莊，并沒有表現出通常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官場熱情，對省政府的日常公務毫無興趣，終日顯得心煩意亂，不知所從。陳布雷素以恪盡厥職、安常履順著稱，出現這種現象，這在過去，似乎是從未有過的。

事實上，陳布雷之出任浙省秘書長，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職務本身，而在于一種政治姿態(tài)。表明在國共兩黨的斗爭和蔣介石與汪精衛(wèi)的爭斗中，他已經堅定地站在蔣一邊。果然，浙省秘書長的板凳還沒有坐熱，陳布雷于5月下旬又很快作出了第二個引人注目的決定，辭去省府秘書長職，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出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職。這一決定，與陳布雷在南昌婉辭入幕，在時間上僅僅隔了兩個月。陳布雷的這個思想彎子轉得這么快，這是許多人沒有想到的。

接受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一職，是陳布雷在其一生中，從南京國民黨中央手中所接受的第一個職務。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書記長一職，是個“空前絕后”的設置。遍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構，都看不到有“書記長”這樣一個名稱。此前，國民黨一大、二大成立的中央黨部組織，均設有秘書處，共產黨的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及國民黨的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等大人物，都擔任過秘書職務。秘書之下設“書記”，但“書記”不帶“長”，放屁都不響，純粹是個下手，大抵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文書之類，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此后，國民黨三大、四大成立的中央黨部組織，仍然設有秘書處，但負責人改叫秘書長，陳立夫初期出任的就是這樣一個職務，中央黨部里同樣沒有“書記長”一職。可見陳布雷這個書記長一職，是國民黨處于寧漢分裂時期，蔣介石專為安置陳布雷而臨時創(chuàng)設的，在寧漢合流之后，很快就取消了。因此，很難說這個書記長相當于國民黨內的什么要職，但從它所負的責任范圍來看，也就是抄抄寫寫罷了，大致相當于原先的中央黨部秘書的角色。

新職上任伊始，陳布雷仍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激情與忙碌，反而有心緒恍惚，茫然若失之感。其原因，一方面，新職將陳布雷終日關在辦公室里，抄抄寫寫，上傳下達，生活顯得異常陌生、枯燥、刻板，遠不如當新聞記者那樣自由自在，瀟灑飄逸，富于創(chuàng)造，容易激發(fā)情感。陳布雷回顧自己這一階段的感受是：“去舊業(yè)而改入公務生活，常常個性與任務格格不入?！绷硪环矫妫瑖顸h內派系斗爭的種種黑幕，也使陳布雷對新職大為苦惱。作為中央黨部書記長，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參加中央黨部會議，做好會議記錄。這是陳布雷平生第一次進入國民黨中央核心圈，近距離地觀察到高層各派系之間的相互攻訐與咬斗。過去，陳布雷在上海辦報，遠離國民黨權力中心，對國民黨的了解，大都停留在各種浮面的聲明、決議、談話上，那里面充滿革命的詞句和口號，充溢著革命黨人的大義凜然與正大光明。這使青年陳布雷為之充滿敬意，從而以一種理想主義的目光看待國民黨及其領袖人物。等到陳布雷進入國民黨里層，耳聞目睹平日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們，為了能將對手打翻在地，竟然使出種種卑劣手段，甚至加以莫須有的罪名時，開始目瞪口呆了，在他的腦海中，這些大人先生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力量，倏然間如大廈傾倒，變得一文不值。陳布雷第一次領會：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宮廷斗爭，什么叫爾虞我詐。這使陳布雷大為氣餒和泄氣。陳布雷后來回憶：“平昔期待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內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wěn)固?！币灾脸３！澳顕鴦葜４瑧n革命之多艱，忽忽不樂”。陳布雷說這個話的時候，自己也成了國民黨要人，所以表達得十分委婉客氣。

陳布雷倒也不是杞人憂天，兩個多月以后，形勢再一次發(fā)生逆轉。因桂系聯合實力派人物何應欽共同發(fā)難，蔣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被逼下野。于是，蔣把陳布雷找來，囑他代自己起草一份《辭職宣言》，準備對外發(fā)表。

陳布雷原先以為：所謂為蔣“佐理文字”，無非是來往信函、公文起草、對外談話、通告布告、重要文章之類，諸如《告黃埔同學書》那樣的名文，何曾想到赴南京任職，寫的第一篇重要文告，即是一個倒霉的《辭職宣言》。古人固然有《乞骸骨表》、《上書告退》等酸文章，可以借鑒，然蔣的辭職并非是“乞骸骨”，告老還鄉(xiāng)，而是企圖以屈求伸，東山再起。所以，陳在“捉刀”過程中，不得不埋下一個伏筆，先替蔣來一通臭擺功，述其反共、北伐經歷；繼而貢獻了寧漢合作、繼續(xù)北伐、徹底清共三點大計，并謂雖自劾歸去，仍以國民黨員資格，努力黨務云云。很有點“人還在，心不死”的味道。這一篇“捉刀”之作，在14日的上海報紙上發(fā)表。

8月13日下午2時，蔣介石從南京乘京滬特別快車，經上海轉杭州。表示與蔣同進同退的陳布雷，也于18日離開南京，返回慈溪。這一次回官橋小住，陳布雷祭掃了父母墓地，又與賢妻王允默一起游覽了浙東名勝大霖山。大霖山面對姚江，背依三湖（杜湖、白洋湖、上林湖），自然環(huán)境清奇險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譽。陳布雷與王允默登上絕頂，南望：只見姚江宛若一條銀白練帶，自西而東飄然而下；北觀：三北平原浩浩無垠，與杭州灣海天相接；遠眺：千巖競秀，萬壑爭鳴，松濤拍天，嶺脈逶迤。置身在這一片神奇景色之中，陳布雷不覺心曠神怡，頓有飄飄若仙之感，多少天以來的郁悶心緒亦一掃而空。

9月下旬，蔣東渡日本，曾派張群約陳布雷同行，陳以“我不諳日語，恐不能于蔣先生此行有補”而婉辭。10月，陳應潘公弼之約，重返新聞界，赴滬任《時事新報》特約撰述，每十天交社論三篇，月薪50元。陳布雷借此機會，極力宣傳國民黨及蔣氏的“光榮歷史”，為蔣重新上臺制造輿論。

12月，蔣打回政壇，復職視事。次年1月，陳布雷隨蔣返回南京。

經歷了第一次下野風波，蔣對陳的忠心耿耿深為賞識，有意延請陳布雷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并要陳立夫去探詢陳布雷的意見，陳再一次婉謝不受。蔣見陳還是這種不即不離的態(tài)度，有點不解了。一天，蔣道遇陳布雷，單刀直入地問：“布雷先生，你自己選擇，愿任何種職務？”這就有點攤牌的意思了。陳布雷從容回答：“我的初愿是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yè)，若不可得，愿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對公能有涓滴之助。機關重職，非我所能勝也?！边@是陳布雷第一次當面向蔣表示，只接受蔣的私人秘書的職務，且不計較職務的高低與薪水的厚薄。都說“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難矣哉！然陳布雷做到了。蔣介石碰上陳布雷這樣的呆子，真可謂撿到一個大便宜。

蔣原以為陳布雷是不愿屈就秘書長一職，現在才知道他是淡泊名利，心中自是大為受用，故一邊謙詞：“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一邊詢問陳是否愿意出任《中央日報》主筆？陳認為：《中央日報》已有主筆，且成績甚佳，無意鳩占鵲巢。最后，陳表示：有意回滬，先辦一段時期報紙，再作打算。蔣一時無計可施，表示首肯。數日后，陳布雷行色匆匆地回到上海。

這一次，陳布雷總計在南京勾留了一個月左右，也幫蔣寫了幾篇不痛不癢的官樣文章，但都算不上什么名篇大作。進一步奠定了國民黨御用文人地位的，是這次重返上海新聞界期間的幾篇“杰作”。

回滬之始，陳布雷接受了《時事新報》總經理張竹平的邀約，出任該報總主筆，主持社論。此間，陳同時兼辦“戊辰通訊社”，以安插《商報》舊人。另與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周佛海等國民黨要人一起，創(chuàng)辦《新生命》月刊。

大凡看過《新生命》發(fā)刊詞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該刊是國民黨御用的一個理論刊物?！鞍l(fā)刊詞”是陳布雷親手炮制的，文中開宗明義地聲明：“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發(fā)揚三民主義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個使命?！比欢?，國民黨這個時候所鼓噪的三民主義，早成了維護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的一塊遮羞布，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已是南轅北轍了?？梢钥闯?，蔣介石把這樣一個重要刊物，交陳布雷等人來辦，實際上已經是把陳布雷看作國民黨的代言人了。

文人的“御用”

陳布雷真正把御用文人作為“生意”來做的，應當說是自《新生命》月刊與《時事新報》始。在此期間，陳發(fā)表了大量文章，無不是兩副面孔，對上一副面孔，妙解“圣”意，阿順取容，以報私恩；對下一副面孔，冷言冷語，聲色俱厲，橫加指責。

陳布雷在青少年時期，可以看作是一位很有叛逆精神的“造反派”?？墒?，到了《新生命》發(fā)刊詞中，陳布雷口氣立變，不準別人革命，也不準別人造反了。并以青年導師的口吻，老氣橫秋地教訓青年：“一個是不要‘亂做’，一個是不要‘不做’”。“一部分青年，犯了亂做的毛病；一部分的青年犯了不做的毛病，要救第一個毛病，就要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要救第二個毛病，就要發(fā)揚三民主義的精神?！币堑够厝?0年，陳布雷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種話會從他口里說出來?？梢娨粋€人，一旦地位變化了，言與行都立刻判若兩人，真讓人感到可怕。

1928年2月2日至7日，蔣在南京主持召開了自清黨以來的第一次中央全會，即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了國民黨理論權威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會宣言，確立了國民黨反共反革命的理論綱領；并在通過《中央黨部改組案》、《整理各地黨務決議案》等文件的基礎上，選舉蔣介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政治會議主席，重新確認和鞏固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統(tǒng)治地位。會議之后，陳布雷迫不及待地寫出長篇表態(tài)文章：《對于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宣言應有的認識》，刊登在《新生命》月刊第四期上，吹噓1927年4月的清黨挽救了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族的生命，“是本黨偉大的生命力量的表現”。從《新生命》發(fā)刊詞到《對于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宣言應有的認識》，作為國民黨御用文人來說，陳布雷第一次表現出那種政治上見風使舵與亦步亦趨；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獨立個性來說，陳布雷第一次表現出那種文化人格的倒退與異化。

《時事新報》時期的陳布雷，無論是立論，還是文風，都與《天鐸報》及《商報》時期的陳布雷，有了本質性的變異，既無那種“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與追求，也無那種桀驁不馴、橫掃千軍的氣魄與風骨，有的只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說教與一味順上邀寵的捧場。陳布雷自己也聽到了這些議論，指斥他的文章遠不如《商報》時期猛銳。對此，陳怡然自得地辯解說：“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人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tǒng)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币话闳瞬粷M意不要緊，只要“中央諸公”滿意就行了。這就是一個國民黨御用文人的行動綱領。

陳布雷所謂讓“中央諸公”滿意，往往不能自圓其說。其中，以“濟南慘案”時的言論，表現得最為明顯。1928年4月，為阻止南軍繼續(xù)北伐，日軍以“就地”保護僑民為借口，出兵濟南。5月1日，南軍攻入濟南，日軍開槍尋釁。蔣嚴禁中國軍隊還擊，并命令部隊撤出濟南，繞道北上京津。3日，日軍乘機在濟南進行血腥屠殺，中國軍民死傷萬人，國民黨政府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先生被割耳挖鼻，與其他16名外交人員同遭殺害，從而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亦稱五三慘案。

素有反帝反軍閥傳統(tǒng)的陳布雷，聞訊慘案經過，初時怒極恨極，連夜趕寫出《暴日膺懲》一文，大聲疾呼：“此而不抵抗，是非人情也。”“國民革命之目的，本為解放民眾與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天賦任務，兩俱不容諉卸。艱難運命，雖欲辭亦無可得而辭。左手對付軍閥，右手對付外來之暴力。兩重責任，一肩承當。以悲壯之精神，衛(wèi)鱗傷之國族，多難興邦或者正為鞭策砥礪之資也?！边@篇文章刊登在5月4日的《時事新報》上，讀來頗令人回腸蕩氣，讓人覺得又看到了《天鐸報》及《商報》時期的那個“布雷”與“畏壘”的影子。

然而，幾天一過，陳布雷聽說，“蔣公”的國民革命軍并沒有“膺懲”“暴日”，而是繞道北上了。陳想了一想，認為“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tǒng)一，何能對外開戰(zhàn)？”為了讓“中央諸公”滿意，當即話鋒一轉，振臂呼出“統(tǒng)一第一”的口號，敦請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教導國民要“忍辱負重，徹底圖強”。提出“八音齊奏”，必須“遵從共同之樂譜”等等。陳布雷的這一妥協(xié)論調，當時就遭到《民眾日報》的痛擊，滬上其他各報也都群起而攻之，后因國民黨報紙接到密令，均不得違背對日妥協(xié)的宣傳方針，這場論戰(zhàn)才逐漸平息下去。

無論在《天鐸報》時期，還是在《商報》時期，陳布雷的言論幾乎都是民營報紙的一面旗幟，而現在竟為之一變，成為民營報紙的對立面。由此可以看出，《時事新報》時期的陳布雷，其民主精神與革命性差不多喪失殆盡了。陳布雷所鼓吹的“統(tǒng)一論”，后來被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發(fā)展成為臭名昭著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理論綱領。

為了讓“中央諸公”滿意，陳布雷對共產黨的態(tài)度，也由大革命前的溫和立場，一變而為猛烈的口誅筆伐。對四一二事變期間的血腥屠殺，陳不但持肯定態(tài)度，而且曾以“消弭共禍為題”，一再發(fā)表文章，向當局貢獻消滅共產黨的大計。從《暴日膺懲》一文中的抗日御侮精神，到“統(tǒng)一論”中的擁蔣忠蔣立場，再到“消弭共禍”中的反共仇共言論，奠定了陳布雷此后的文章基調及三大主題：抗日、擁蔣、反共，有進步也有倒退，這與他在大革命前所堅持的反帝、反軍閥的主題與基調，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陳布雷是以國民黨代言人的身份主持《時事新報》的筆政，可以說是以在野之身，放在朝之言，故這一時期的《時事新報》幾成國民黨官報。從社論到時評，無不是一副官腔官調，大有君臨天下、駕馭萬民的味道。從《天鐸報》時期的反封建，到《商報》時期的反帝、反軍閥，再到《時事新報》的擁蔣反共，陳布雷終于走完了他的新聞報人的三部曲，也完成了他在政治理想上趨于保守反動的三步曲。

這一時期的陳布雷，一方面以總主筆的身份主持《時事新報》筆政；一方面以蔣總司令私人秘書的身份為蔣代撰各種應景文章。一時在滬，一時在京；一時在野，一時在朝，仆仆奔走于京滬道上，構成了陳布雷這一時期的生活基調，亦頗為時人所矚目。當時，接近蔣、陳的人都知道，只要看見陳布雷挾著一只包裹，匆匆赴京，必定要有重大事件發(fā)生。此言固非次次靈驗，亦大體不虛。這中間的“捉刀”之作，因大都屬玩弄政治權謀的游戲文章，時過境遷，即煙消云散，蔣、陳都不足道了，只有一篇《祭告總理文》，尚引為得意之作。

1928年6月26日，蔣偕同吳稚暉、張靜江、邵力子、陳立夫等一班親信幕僚，從南京出發(fā)，乘軍艦逆流西上，經武漢轉車，北上北平，為孫中山先生的逝世，舉行祭靈盛典。舉行這次祭典活動的一個重要議程，就是以蔣總司令名義，宣讀一篇“祭告總理文”。不消說，這樣一篇皇皇大作，非陳布雷這樣的大手筆不能代撰。故此次陳布雷亦奉召隨行。

在北上途中，蔣總司令再三向陳布雷面授機宜：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一定要寫得有聲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動心，特別要把中正這幾年的苦心表達出來。什么是中正的“苦心”呢？“中正”不便深說，但陳布雷領會到了，無非是要將蔣中正標榜為孫中山先生的嫡派傳人，寫出蔣中正這些年來為繼承孫總理的遺志，與背叛孫總理遺教的“叛徒”進行斗爭的一番“苦心”，這才是本祭文的關鍵所在。

于是，陳布雷提筆疾書了。

“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總理孫先生之靈”。“弟子”這兩個字用得好，非“弟子”不能確立中正作為中山先生嫡派傳人之形象。陳布雷頗感自許。

“中正昔侍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感情漸漸出來了，而且文筆不錯，讀起來瑯瑯上口。“方總理哀耗抵京之時，正中正鏟除陳逆駐軍興寧之日”。陳逆自然是指陳炯明了。陳布雷自忖：陳炯明是孫先生最為痛恨的叛徒，鏟除陳逆，既是孫先生的最大遺愿，也是蔣先生的最大功績，不可不濃墨重彩地大樹一筆，非此不能顯出總理嫡派傳人的偉績。“中正服務在軍，病不能親藥餌，歿不及視殯殮”。陳布雷清楚，中山先生彌留之時，蔣正在東征前線，沒有能成為顧命大臣，結果被汪精衛(wèi)這個娘希匹撈了個先，這是蔣深為遺憾的。果然，蔣讀到這一段時，連連稱許，大概是暗合“朕意”了。

開始一段，陳布雷寫來信馬由韁，得心應手，下面就有點為難了。原因是孫總理親手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且解釋為是新三民主義。可是，先總理尸骨未寒，蔣就驅俄、清共、屠殺勞工，以至中共及黨內的左派人士，皆目蔣為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叛徒?，F在，到了孫總理的靈前，這一點自然不能不辯清楚。只是，事實昭彰，鐵證如山，如何才能指鹿為馬，這是讓陳布雷大傷腦筋的。

陳布雷開始絞盡腦汁了?！翱偫砦羧諡榧懈锩鼊萘Χ莨玻瑸槁摵掀降却抑褡宥摱?。乃自總理逝世，中國共產黨竟背棄服從三民主義之前言，壓迫本黨，恣行搗亂，破壞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為保持國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舉”。這樣寫，簡直就是強詞奪理。但陳布雷感到，清共之舉，本就沒有多少道理，不以強詞奪理，如之奈何？姑且先這樣寫了。于是，陳布雷筆鋒一轉：“凡茲政策之變更，皆經同志反復考慮，認為無背于總理之遺教”。這樣寫法，頗有點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