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從京旗之家到小學教員

老舍在自擬小傳中，曾這樣敘述自己的早年經(jīng)歷：“生于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范，遂奠教書匠之基?！?sup>這段以“失”“無”“未”“不”表述的話語是老舍坎坷人生經(jīng)歷的生動寫照，此種人生經(jīng)歷深刻地影響了作家創(chuàng)作思想的形成與創(chuàng)作路徑的選擇。

一、人之初：生命的搖籃，創(chuàng)作的源泉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滿族正紅旗人，是舒穆祿部的后裔?！袄仙帷边@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fā)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的署名，也是他日后創(chuàng)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筆名。舒家曾經(jīng)是個大家庭，但在一次家族的內(nèi)訌之后，他父親的這一支就分出來單獨過。到老舍這一輩，除了和母親娘家的親戚走動之外，與其他的親戚都斷了往來。所以，老舍的家譜不可考，最早只能追溯到曾祖父這一輩。

老舍的曾祖母舒馬氏，在劉壽綿(即宗月大師)的祖父到云南做官時，在劉家當過傭人，老舍曾有《宗月大師》一文對此作過記載。父親舒永壽，是旗人社會最底層的一名護軍，護軍的任務是負責皇城、王府乃至整個京師的安全，每個月3兩銀子的俸祿和春秋兩季的老米是舒永壽的全部收入。舒永壽是個老實硬朗的人，具有旗人先祖那種勇敢淳樸、急公好義的傳統(tǒng)美德和精忠報國的赤子之心。與當時在京的一般八旗子弟不同，他不沉迷于斗蛐蛐、放風箏、養(yǎng)鴿子等嗜好之中，唯一的愛好是養(yǎng)花。在老舍不到兩歲時，舒永壽犧牲于八國聯(lián)軍攻城的巷戰(zhàn)中。對于父親，除了其腰牌上的“黃面無須”四字之外，老舍再無其他深刻的記憶。母親舒馬氏，屬正黃旗，娘家在北京德勝門外土城黃亭子，以務農(nóng)為生，是一個勤勞簡樸、善于持家的人。

老舍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底層的京城旗族之家。他出生時，正值國家、民族深陷內(nèi)憂外患的時代，此時的大清王朝已氣息奄奄、日薄西山，而帝國主義卻變本加厲地實施侵略擴張，這激起了中華兒女的空前反抗。八國聯(lián)軍于1900年8月中旬攻進北京，在殺聲震天的聲勢中，慈禧太后置國運和全體京城軍民性命于不顧，攜光緒帝和王公大臣倉皇出逃，留下守城的八旗將士和義和團同入侵者進行了殊死的抵抗。京城失陷后，八國聯(lián)軍大肆燒殺搶掠。父親犧牲于守城戰(zhàn)之后，老舍也差點死于侵略者的刺刀下。當時年幼的老舍自然記不住這些，但后來在母親多次含憤蓄淚的追述中，這場發(fā)生在“首善之區(qū)”的大劫難，便在他心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于是，他牢記了“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帝國主義者的殘酷罪行，深刻地感受到上層統(tǒng)治者的虛偽軟弱及封建社會的混亂腐敗，也漸漸體會到父輩等八旗戰(zhàn)士和義和團拳民的熾熱愛國感情，體味到國憂外患給勞苦大眾帶來的生存苦痛。這些都促使他自幼便產(chǎn)生了反帝愛國的意識，較早地關注民族和祖國的命運，尋求民族獨立和自由就成了他人生的頭等大事。60年后，老舍根據(jù)這一事實創(chuàng)作了話劇《神拳》。

北京西北角的“小羊圈”胡同，既是老舍的誕生之地，又是其成長之所。老舍的童年是在苦難和貧窮中度過的，從他剛剛懂事起，就和家人一樣知道了愁吃愁喝。父親去世前，還能勉強度日，去世后，一家人全靠母親給別人縫洗衣服和在小學當傭工的微薄收入來維持生活，賒欠已成為他家的一種常態(tài)。而圍繞在他家周圍的也是一個窮人的世界，姥姥家的同輩兄弟及“小羊圈”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在貧窮中度日，他們終日食不果腹，每天在饑餓線上苦苦掙扎。在進入北京師范學校念書以前，老舍在大雜院里度過了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他受到了最初的生活教育。大雜院的經(jīng)歷，使老舍從小就熟悉車夫、手工業(yè)工人、小商販、下等藝人、娼妓等城市貧民的生活，深知他們的喜怒哀樂，并使他從小就喜愛上了流傳于市井巷里的傳統(tǒng)藝術，如曲藝、戲劇等，為它們的魅力所吸引。在這種環(huán)境中，老舍接受了與現(xiàn)代中國大多數(shù)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藝術啟蒙，并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留下鮮明的市民生活印記。同時，這種底層貧窮生活的真切體驗，成為他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豐富素材和底色，也使老舍擁有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對城市貧民充滿了深厚的同情，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嫉惡如仇的激憤，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熱情同樣發(fā)達。這種相反相成的交錯情緒，后來隨時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

因父親戰(zhàn)死，老舍自幼失怙，沒有嚴父的教育，一直在慈母的呵護下成長。因此，給予老舍幼年時期最初、最大影響的是他的母親，被老舍稱作為人生道路上“真正的教師”。老舍母親待人寬厚而樂于助人，急公好義而肯于吃虧，她免費給嬰兒洗三，給鄰居孩子們剃頭，給少婦們絞臉，心甘情愿地伺候壞脾氣的大姑子。在老舍母親身上，有一種內(nèi)在的道德力量，更有一種同命運抗爭的勇氣。她堅忍要強，以驚人的毅力獨自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擔，以隱忍的精神承受生活的重重磨難和命運的沉痛打擊。母親給老舍的這種言傳身教的啟蒙教育，逐漸形成了老舍愛打抱不平、重義氣的文化心理和獨立不倚的精神氣質(zhì)，為日后老舍成為平民作家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他后來人生哲學的起點。正如老舍自己所說：“我對一切人與事，都采取和平的態(tài)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么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o我的是生命的教育?！?sup>

北京，這片浸潤著父親為國盡忠的精魂和母親柔中帶剛性格的熱土，既是老舍最初的知識和印象的來源之地，又是其脾氣和性格的發(fā)源之所。這塊熱土已經(jīng)浸潤在老舍的血肉里，深扎著他的人生之根與人文之本，是與他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歷史，成為他生命的搖籃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經(jīng)老舍的兒子舒乙研究發(fā)現(xiàn)：“從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對老城來說是指阜成門——西四——西安門大街——景山——后門——鼓樓——北城根——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這么個范圍，約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則應包括阜成門以北，德勝門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發(fā)生在這里?！?sup>作為一個愛國主義作家，老舍的愛國是通過愛北京表現(xiàn)出來的。此外，老舍憑借地利之功，對輕快幽默的北京話加以節(jié)選、加工和改造，創(chuàng)造了一種僅屬于他自己的語言，造就了他作品特有的“北京味兒”。

這種別樣慘淡的人之初，是建構老舍輝煌藝術殿堂最初的人文支撐點，也是他奮不顧身投身救國救民事業(yè)的人生起點。

二、求學生涯：篤信好學，心平識遠

老舍的母親深知讀書的重要性，但家庭的貧困使她無法送老舍上學念書，而懂事的老舍理解母親的難處，從未向家人提過上學的事。在這樣的境況下，老舍遇到了改變他命運的劉壽綿。如果沒有劉壽綿即宗月大師當初的鼎力相助，他貧寒的家境是根本無力讓他邁入學堂的。老舍自己曾回憶過當時大師送他入學的情景：“有一天劉大叔偶然地來了。……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任夷赣H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這位闊人去入學。”宗月大師完全改變了老舍的一生。他一直把宗月大師當成學習和效仿的楷模，以至于老舍摯友蕭伯青在聽了宗月大師的事跡后，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師?！?sup>

在劉壽綿的幫助下，1905年初，老舍進入位于新街口正覺寺胡同的一所改良私塾學習。在私塾期間，聰明好學的他讀了《古文觀止》《詩經(jīng)》等讀本，在這些讀本的啟蒙下，他初步顯露了作文方面的才華。據(jù)老舍自述：“在我幼年時候，我自己并沒有發(fā)現(xiàn)，別人也沒有看出，我有點作文的本事?！?sup>

劉壽綿資助老舍上學，讓老舍接受了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的洗禮，奠定了他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劉壽綿給予老舍的影響是深刻的，他既是老舍的恩人，又是老舍精神上的導師。富裕的劉壽綿從不以富傲人，他把自己的財產(chǎn)變賣來辦貧兒學校、開粥廠救濟窮人。他不徒托空言，而是“見諸實行”，“知道一點便去做一點，能做一點便做一點”。他的這種慈悲精神、樂善好施的品行影響了老舍，使老舍形成了樂于助人、同情窮人的品質(zhì)。誠如老舍所言：“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么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苦行是與佛極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zhì)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xiàn)在我的確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正是得益于劉壽綿的惠澤，老舍日后才成為一位能體味民生疾苦，心系天下蒼生，為祖國和民族尋找通往光明之路的人道主義者和苦行者。

1912年春，老舍所讀的京師第二小學改為第四女子小學，該校男生全部并入西直門內(nèi)南草廠街京師第十三高等小學讀書。發(fā)憤苦讀的老舍背誦了大量的古文詩詞，納蘭性德的《飲水詞》和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深受他的喜愛。在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下，老舍對國文和寫作有著極濃厚的興趣，初步顯示出文學天賦，他為同學所寫的文章《說紙鳶》的開頭博得了老師孫煥文的贊譽：“我在北直隸教書多年，慶春文章奇才奇思，時至今日，諸生作文無有出其右者?！?sup>1912年底，老舍小學畢業(yè)。此時，他家已經(jīng)陷入重重債務的困境之中，親友們都勸說他放棄學業(yè)去學手藝養(yǎng)家糊口，但母親深知老舍求學的堅毅之心，于是咬緊牙關支持他繼續(xù)讀中學。1913年1月，老舍考入了京師第三中學。在三中，他有更多的機會了解貧苦旗人的生活，也看到旗人子弟自由散漫、輕浮敷衍的性格缺陷，因此，他給自己取了“醒癡”的表字，意在告誡自己不能隨波逐流墜入沒有出息的“癡人”行列。半年之后，由于家庭難以支撐其開銷，老舍被迫輟學在家，親友們再次勸說他舍棄學業(yè)，但此時的他深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深知唯有讀書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他瞞著母親偷偷報考了北京師范學校。

1913年7月，老舍迎來知識和命運的轉機，他成功考入北京師范學校學習。在這里，他接受了比較系統(tǒng)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在校長方還、國文教師宗子威的影響下，老舍對古典詩詞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十八家詩抄》《陸放翁詩集》等常使他愛不釋手。這些古典詩文不僅提高了他的文學藝術素養(yǎng)，而且詩文中崇高純潔的民族正氣、偉大的人格精神滲透到他的意識深處，進一步激發(fā)了他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報國志愿。

除正統(tǒng)的學習讀本外，老舍從小還接觸到了許多民間藝術，大量閱讀“非正統(tǒng)”書籍，這不但使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具有濃厚的民間性和通俗性，而且使他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心理呈現(xiàn)出鮮明的民間特色。小學時代的老舍，常與好友羅常培逃學到學校附近的小茶館聽短打類、公案類評書《小五義》《施公案》和《楊家將》，看過郝壽臣出演的《打漁殺家》和《失街亭》等京戲，還曾經(jīng)對“蘇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戲文入迷。中學時期的他閱讀過《三劍俠》《綠牡丹》等武俠類小說與《烏托邦》《君子國》等外國小說，曾癡迷于戲文的他甚至有一陣子很想當黃天霸。這些民間文學和課外讀本中所宣揚的俠義精神，激起了老舍燕趙慷慨悲歌的俠氣，希望采取劍客式的激進方式來反抗不公道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期構建烏托邦的理想社會。

這段求學時的經(jīng)歷對老舍一生的影響是關鍵的。從他求學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上看，已屬于“后辛亥革命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使旗人逃脫了“八旗制度”的羈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從經(jīng)濟、文化上看，這場社會大變遷又使旗人陷入了生活和精神的雙重困境之中。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斷了作為世襲軍人所供給的報酬，加之又無特別的謀生技能，大量旗人跌入了城市貧民之列，男人們成了洋車夫、油漆匠等，女人們則淪為幫傭甚至妓女。同時，辛亥革命“驅除韃虜”的排滿口號，針對的就是滿族人，社會上的人們將旗人嘲笑為亡國奴、封建余孽和懶惰成性的游民，他們成了被其他民族排擠的“茫茫末世人”。老舍身為“末世人”中的一員，憑著敏銳的身份意識和學堂知識素養(yǎng)，使他既了解、同情本民族成員和更多底層貧民的悲慘生活遭遇，體認到社會的黑暗，又使他能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去認識到自己出生階級的無能腐敗，自己族裔茍且偷生的精神痼疾。

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滿族知識青年，老舍已把個人和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他希望能憑借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自強自愛的精神自立于社會，給族群做出榜樣；同時，他也十分關注為厄運纏身的苦難大眾的群體命運，期冀能為他們做點實實在在的事。這一切使他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思想加速萌發(fā)并成長。

三、小學教員時代：貞不隨群，致力做事

1918年6月，老舍以優(yōu)異的成績從北京師范學校畢業(yè)。1919年，他被任命為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校長，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老舍以飽滿的激情投入工作，治學有方的他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贊賞，甚至北京中小學教育界都知道這位年輕校長的名字。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fā)了。當時的老舍作為一個小學校長，他的職責是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不可能鼓動學生罷課去參加運動，加之“末世人”的境遇形成了他獨立不倚的性格，對于一切運動都以“旁觀者”的心態(tài)觀之。因此，他沒有直接參與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且在運動伊始對運動的態(tài)度除了客觀冷靜之外，還有些隔膜和誤解。但“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革命，波及社會的許多層面，身處京城的老舍不會因為“旁觀”而不受影響。

首先，“五四”運動震動了老舍的思想，使他成長為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作家?！拔逅摹边\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這對于飽受帝國主義迫害和封建勢力壓迫的老舍來說，無疑找到了情感的契合點。作為一個旗兵的后代，老舍自幼便生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觀念，他早已把“國恥”與“家仇”融合在一起。當他感受到運動中學生們高漲的反帝情緒和熱切的愛國情感之后，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火種隨即被點燃。他開始以新的眼光打量世界，敢于懷疑孔圣人，敢于批判老人老事；開始以新的標準衡量現(xiàn)實和人生，他說：“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做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后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sup>同時，“五四”運動提倡的平等與自由、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想撩撥并開啟了老舍的心智，他看見了新的理想和新的希望，進一步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

其次，“五四”運動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學語言，給老舍創(chuàng)造了當作家的條件。他曾說：“假若沒有‘五四’運動，我很可能終身做這樣的一個人：兢兢業(yè)業(yè)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guī)規(guī)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絕對不會忽然想起去搞文藝。”“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雖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sup>“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興起，而身為地道北京人的老舍自小就生活在明白曉暢、生動傳神的“京片子”俗語言環(huán)境中，他諳熟的語言風格和白話文一拍即合，使得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文言，以狂喜的心情開始嘗試用白話寫作，于此他說到：“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為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sup>“五四”運動是老舍獻身文藝的撬動點和價值點，正是受其影響，他日后才踏上了以筆為旗來實現(xiàn)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經(jīng)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在許多青年熱烈地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婚姻自由的時候，老舍是在探尋著民族和社會的出路，他極想通過自身努力來使不公正的社會變得更合理、更平等。1920年9月30日，老舍上任郊外北區(qū)勸學員。到北郊勸學事務所就任后，老舍以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去探索實現(xiàn)自己理想的道路。但是，老舍狂熱的工作激情遭到了同事的冷嘲熱諷，而勢單力薄的他無力改變污濁的工作環(huán)境和同僚陳腐守舊的工作作風，加之這一時期母親暗中給定的親事，使他陷入了極度苦悶和彷徨的精神泥沼中，一度選擇抽煙、喝酒、打牌、看戲來麻痹自己，結果在1922年大病了一場。病好后的老舍在西山臥佛寺靜養(yǎng)，清幽靜謐的寺院環(huán)境讓他想起犧牲自我、為大眾謀利益的劉壽綿，于是他開始做自我檢討，立志做個像劉壽綿那樣的苦行僧。從西山養(yǎng)病回來后，老舍在劉壽綿辦的貧兒學校和地方中學做義務教員，并在其施舍糧米的時候幫忙調(diào)查及散放。雖然老舍從實際行動上義無反顧支持劉壽綿救助社會的這種“善舉”，但他明白劉壽綿的這種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救窮人，它只不過是暫時撫慰一段他們受苦受難的日子而已。此時的老舍已經(jīng)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傾向，并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和渴求光明的熱切之心，但他在積極探索自我理想實現(xiàn)的過程中，卻找不到能引導自己實踐的通衢大道，而恰逢其時，處于彷徨中的老舍遇到了又一個對他人生構成較大影響的人物寶廣林。

寶廣林是從英國倫敦大學神學院畢業(yè)歸來的留學生，主持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教務，老舍工作之余到缸瓦市基督教堂舉辦的英文夜校學習，結識了寶廣林，并加入了其組織的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他們“聚在一起，討論教育、文學和宗教，更多地是討論如何改造社會和為社會服務”。1922年夏，老舍在該教堂的西城北京地方服務團附設銘賢高等小學及國民學校主持教務，致力于做社會服務工作。經(jīng)過長時間的共事相處，志同道合的二人成為了好朋友，于是，寶廣林向老舍傳播了基督教的思想觀念。寶廣林所傳播的基督教，與此前曾引起國人普遍反感痛恨的“洋教”有諸多不同。

首先，寶廣林修正了宗教教義中固有的輕此岸、重彼岸的消極思想，將教徒們的注意力徑直引向對現(xiàn)世的能動改造這上面來。寶廣林堅決抨擊不公正的社會現(xiàn)狀，呼吁大眾的覺醒，這征服了志在為社會“做事”的老舍，他似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能夠指導自己社會實踐的理論。另外，寶廣林具體勾勒出“天國”的理想面貌，這符合老舍所追求的社會境界和救世理想。

其次，寶廣林在廣泛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督教教義和大同主義精神的同時，還十分強調(diào)破除國家種族成見，達到不同民族之間的平等、團結、和睦。這種反對民族歧視、民族壓迫的思想，對于在民國初期飽受歧視之苦的老舍來說，直接抵達了他心靈的深處，他由衷地期冀能夠見到各個民族相安共事、人們平等相待的社會局面。

寶廣林對基督教教義的闡釋和他的實際行動征服了老舍的心，再加上當時中國籍教徒正醞釀將缸瓦市倫敦教會從英國傳教士手中接管過來，實行華人自辦，這對從小仇視“洋教”的老舍有極大的吸引力。1922年夏，老舍接受洗禮加入了基督教。老舍入教后，鄭重啟用“舍予”的表字，取一切為了別人，完全舍棄自我之意。老舍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利用業(yè)余時間積極參與教會的社會服務工作與改建工作，成為華人自辦教務的愛國行動的先行者。

1922年9月，老舍的上司因故申斥了他一頓，而此時的老舍再也不愿混跡于市儈氣十足的勸學所，于是，貞不隨群的他辭去了待遇豐厚的勸學員一職。1922年9月4日，老舍到天津南開中學任教。這一時期，老舍在全體師生的大會上做了題為《雙十》的具有宗教色彩的講演：“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只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sup>反映出他利用宗教影響推行社會民主與文化改革的鮮明立場。1923年1月28日，作為文學跳板的短篇小說《小鈴兒》在《南開季刊》第2、3期合刊號發(fā)表，反帝愛國是此篇文章的主題。1923年2月，老舍辭去南開中學的教職，返京后的他在顧孟余所主持的北京教育會做文書。同年8月，他到羅常培任校長的北京一中做兼職教員，后進行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主日學的改造，同時兼任燈市口地方服務團干事，進行一些有益于勞苦大眾的社會服務工作。10月，他被推舉為基督教團體唯愛社的書記。

老舍從基督教教義中汲取的精神和營養(yǎng)，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他的生命血肉，成為他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圖存的實踐途徑和文化啟蒙工具。這種精神和營養(yǎng)不僅使他在日后能堅決抵制各方的誘惑而獻身于社會和文化改革，而且加強了其探求國民性的自覺性，深化了其作品對人性的開掘，為中國文壇開辟了一塊“靈的文學”的新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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