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

我走過不少小城。宛平城真的太小了。如果它小得叫作“燒餅城”^[1]，那這個燒餅也算是最小的了。

何況，它又緊靠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旁邊，這座大城叫“北京城”。宛平在北京城的西邊，路程僅只半日。它的方向和距離，又是這么富有詩意：“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的詩句，表示我們的邊疆遠在西方。出發(fā)的征士和詩人，無不面向西方。那一天在一番溫情暖語話別之后，差不多已近中午時分了。由北京城到盧溝橋畔，路雖短，惜別留戀之情總是長的。夕陽已在西下，正好拭去惜別的淚痕再去積蓄腳力。一切為了西出陽關(guān)的明天，宛平的情結(jié)在此。

誰能想到19世紀30年代一場大戰(zhàn)在這小小的宛平城打響了。

這是一場正義之戰(zhàn)，這是一場近百年來民族生死存亡在此一戰(zhàn)的偉大的民族之戰(zhàn)。

真的，為什么這場戰(zhàn)爭會從這個小城開始呢？這是突然的，而又不是突然的。因為這位巨人雖然睡在地上，它的胸膛最后終于活動起來了。由于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的淪亡，由于一·二八的淞滬抗戰(zhàn)，由于冀東偽政權(quán)的成立，由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怒吼，又由于“雙十二”西安事變抗戰(zhàn)進行曲的前奏和預演，祖國的心臟早已在暗暗跳動了；但敵人更為狡猾，它要射出的炮彈早已滑入炮膛之中了。只是老百姓覺得突然，只是宛平城的守軍和居民覺得突然罷了。

我是宛平之戰(zhàn)的幸運者。那時我由外地回到北平，在一個小通訊處任記者，我便成了中外記者團中的一員。當日軍炮彈已在宛平城墻上留下一個個彈孔，而我們二十九軍將士還堅守在宛平城內(nèi)的時候，我有幸目睹了宛平城千古不朽的英姿，我目睹了我們發(fā)出抗戰(zhàn)第一槍的將士，我目睹了鎮(zhèn)靜自如的居民，我目睹了清潔的小小的街道，我也目睹了盧溝橋眾多石獅和遠方影影綽綽敵兵活動的身影。這一切我都看到了，只是沒有可能進行采訪。我所看到的比一部照相機底片上記錄的多不了多少。所以在我寫出的北平淪陷有關(guān)報道中并未寫到宛平。那只是歷史的一剎那，在我頭腦中劃上了一道印痕而已。這印痕頗深，而又是只有我有而別人所沒有的。那時在中國記者當中我只認識金肇野，以后我們又相會在延安。如今他已年老有病，我還可以伏案寫出此文。

我們這一代人與抗戰(zhàn)史有關(guān)。我們這一代人是戰(zhàn)斗的一生，也是幸運的一生。有誰能夠用自己的腳步跟隨著戰(zhàn)斗又勝利的新中國一起走來呢？這是沒有辦法把自己與祖國分開的事，有時簡直膠不可分，所以我一生所寫的或多或少地反映著戰(zhàn)斗的影子和硝煙氣味。1987年我出版了一本《南來雁》，那是我有意把一生所寫有關(guān)抗戰(zhàn)的作品收集在一本書里，其代序叫《半個世紀》，可見我已從抗戰(zhàn)起走過半個世紀了。這本書也特別，其后記有三，寫不完的后記，就是說它有說不完的事。我把這一本書理所當然地送給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了，并且我又把其中一篇1987年所寫的散文《宛平·彈孔·紅指甲》放大復印了一份，也送給該館了。為什么在幾十年之后我才寫了這篇短短的追憶文章，又為什么這篇文章只是虛寫了一個外國女記者始終修她的紅指甲？她始終沒有下車，我想凡是我當時看到的，她在高處的汽車里都看到了。其小城，其街道，其彈孔，她都看到了，只是沒有看到——我只是說，她在那天不注意之間，就在她在汽車上修指甲之間，地球上有一個四萬萬民眾的民族拯救了自己，又從此有了自己命運的新生……這篇短短的散文中又有一句莊嚴的預言，那就是我說了當時宛平城墻上有多少彈孔，中國大地上就會有多少個“萬人坑”。今天看來這個預言并不準確了。我在今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某次活動中曾提請統(tǒng)計一下中國大地上到底有多少個萬人坑，一個個記載下來，再一個個建立紀念館，給后人留下一個精確的數(shù)字，這對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有好處的。

我說過，每年為了紀念“七七”和“八一五”，我都有文章發(fā)表，今年亦然。今年因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出版了《抗日戰(zhàn)爭短篇精粹》一書，許多中學開展了讀書活動。我參加了好幾個這樣的活動，我對那些十三四歲的青年學子有許多話要說。比如我在一個讀書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請他們回答。問題是：日本三島遠隔重洋，如何能在盧溝橋邊向宛平城開炮呢？如何調(diào)兵遣將越洋而來呢？軍隊如何開來的？大炮又是如何一下子運來的？請他們回答，想不到這個問題頗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我這一問，他們有些愕然。敵兵竟能從天而降，原來歷史竟是如此奇特而又殘酷。

1995年8月31日

[1] 燒餅城：吃一個燒餅，就從東門走到西門。喻城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