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斯特財富的勢頭

正是在這一時期，也就是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中，阿斯特明顯積極地從別人的絕望中獲取了利益。一位同時代的敘述者寫道：“在1836～1837年的金融危機期間，他通過購買政府的股票、債券和抵押貸款，從而使自己的財富有了巨大的增長。他很樂意以低于面值的價格從陷入貧困的持有者手里購買抵押契據；當這些契據到期的時候，他就取消抵押品的贖回權，他還以在當時看來極低的破產價格購買抵押財產?！?/p>

如果7％的利息沒有準時支付，阿斯特就會堅定不移地利用法律的每一項規(guī)定，申請撤銷抵押品的贖回權。法院很快就會做出回應。他就這樣一塊地接一塊地、一筆財產接一筆財產，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權。

家庭的痛苦，社會的悲痛和苦難，四顧茫然的絕望和毀滅，迫使很多人去行乞和賣淫，還有一些人則一死了之，所有這些都對阿斯特毫無影響，只會讓他更加干勁十足地利用別人的不幸和悲劇為自己牟利。

如今，適用于每一次金融恐慌的向心法則，其作用都非常明顯。這一法則就是：恐慌只不過是一種方便的手段，非常富有的人借此可以占有越來越多的一般產品和財產。由于1837年的恐慌，小土地所有者階層元氣大傷，獨立商人的數量銳減；這兩個階層的相當一部分人被迫淪為工薪一族。

阿斯特財富的增長

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幾年的時間里，阿斯特的財富有了巨大的增長。商業(yè)復蘇，物價上升。正是在這個時候，移民大量涌入。1843年，共有6萬移民進入紐約港。4年后，這個數字是一年12.9萬人。它很快就上升到了一年30萬人；打那以后，這個數字一直保持增長。其中大部分移民留在了紐約市。土地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強勁；城市的發(fā)展越來越快。幾年前還荒無人煙的空地，很快就人滿為患。地主所有制和貧民窟齊頭并進，繁榮興旺，互相促進。1812年的紐約市有10萬人口，它的一些偏遠農場、巖石地和沼澤地，成了1840年的人口稠密的都市區(qū)，有317 712居民，而到1850年則接近50萬。勞動者盡管干活非常賣力，卻因為房租的連續(xù)上漲而普遍貧困，他們不得不拿出越來越多的勞動成果，以換取丑陋而狹小的棲身之所。

紐約城一角（公園大道）

一旦牢牢地控制了土地，阿斯特絕不會賣掉它。從一開始，他就采用了按一定的年限（通常是21年）出租土地的計劃，打那以后，這一計劃被他大多數子孫后代虔誠地遵守。市中心的大片土地他都任其閑置多年，當城市在它們的周圍飛速發(fā)展的時候，它們的價值便有了巨大的增長。他常常拒絕建房子，盡管對土地和建筑有強大的需求壓力。他的原則是，要一直等到那些迫切需要使用這些土地的人來求他并接受他所提出的條件時?？傻阶詈螅丝诤蜕虡I(yè)的發(fā)展使得他的土地成了必不可少的東西，人們不得不按照租賃的方式來獲得它。

阿斯特對租金的勒索讓人不堪重負，但他不會作任何讓步。承租人必須自己掏腰包建造他的住所或營業(yè)場所；在21年的租賃期內，他不僅要按照土地價值的5％或6％向阿斯特繳納租金，而且還要承擔所有稅收、維修和其他費用。當場地租期屆滿時，上面的建筑物便成了阿斯特的絕對財產。租賃阿斯特的土地并建造出租公寓或商用建筑的中間房東、投機的租戶或做生意的承租人，都必定要收回他們支付給阿斯特的高額租金。因此，他們要么把過高的租金強加給租住的工人，要么提高價格以便讓他們的商品能夠產生更高的利潤。在這兩種情況下，最終都是由生產者來買單。

地主逃稅

整個法律機器，被阿斯特及其他地主冷酷無情地用在了堅持他們作為地主、出租人或承租人的權利上。沒有一個實例，能說明阿斯特們有過任何仁慈的行為，譬如，延長承租人拖欠租金的期限。不管承租人的家里是否有病人，也不管他們的境況有多么糟糕，只要他們有絲毫拖欠，他們，連同他們的家人，就會立即被趕到大街上。

他在利用嚴厲的法律驅逐欠租者的同時，自己卻違犯法律，逃避稅收，而這種做法絕對不是阿斯特所獨有的。實際上，幾乎整個有產階級都這么干，不只是一次，而是連續(xù)不斷地逃稅，以至于當時的官方報告年復一年地提及此事。1846年，市議會的一份關于稅收的報告顯示，每年有價值3 000萬美元的可征稅財產逃避稅收，而且官員們也沒有做出任何真心實意的努力以糾正這種狀況。有產階級——正是他們要求制定嚴厲懲罰流浪漢和窮人犯罪的法律——當中的道德狀況，清楚地顯示在紐約市議會的一個委員會1847年提交的這份報告中：

過去幾年來，那些在本城經商并享受市政府所提供的保護和好處及其巨大的公共福利改進的人，他們的偷逃稅收引起了市政當局的注意，催生了各委員會的報告，并導致了要求立法機關給予救濟的申請，但人們對公正和合理政策的要求卻被忽視了。

它們必然被忽視，理由非常明顯，因為控制政府的正是商業(yè)階級。這一階級一方面要求嚴格執(zhí)行符合其利益的法律，另一方面又要求部分或完全豁免那些對其利益和利潤有不利影響的法律。于是，報告繼續(xù)寫道：

我們的富商和實力雄厚的資本家……總是找借口把家遷移到附近的地方，因此逃避所有的稅收，除了他們所占住的房產之外。紐約有2 000多家從事商業(yè)的公司，其投入的資本被用在紐約，個人財產總計高達3 000萬美元，就這樣逃避了稅收。

欺騙是一門藝術

該委員會指出，按照1％的稅率計算，紐約市就這樣一年被騙走了22.5萬～30萬美元。這2 000多家每年都欺騙紐約市的公司業(yè)主，都是本城非常受尊敬、有影響的商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虔誠的教會成員，很多人是救濟窮人的慈善團體的董事或成員，他們自詡擁有高尚的品格和出眾的才能，可他們全都聯(lián)合起來，反對工人階級爭取改善境況的任何運動，指責這些運動敵視財產安全，危及社會福利。年復一年，僅此一項，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就從紐約市騙走了150萬美元，其他方面的欺騙就更不用說了。然而，紐約市一次也沒有援引法律來對付他們。他們所逃避的稅收，都落在了工人階級的身上，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數不清的其他形式的間接稅，最終也要由工人來承擔。然而，正如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一個窮人偷竊了價值超過25美元的財產，就會被判處刑期較長的大盜竊罪，從而身陷囹圄。在每座城市，譬如，在波士頓、費城、辛辛那提、巴爾的摩、新奧爾良及其他每一個地方，情況都是一樣的，或者幾乎是一樣的。富人逃稅，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必要作偽證的話，他們會爽快地犯下偽證罪。阿斯特遠非例外。他只是整個商業(yè)階級的一個杰出典型。

但是，在一個理論上是民主的、依賴于公民投票權的政府中，有產利益集團是如何控制政府職能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影響公民投票并制定（或規(guī)避）法律的呢？

是通過各種不同的影響力和方法。首先，“貴族優(yōu)越”這一古老的英國觀念，對美國人的思想、習俗和法律有著深遠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傳教士、小冊子作者、政治家、政治經濟學家和編輯一直在不斷傳播這些觀念。在英國，這一觀念主要根據血統(tǒng)被應用于天生高貴的社會等級，而在美國，它被適用于本地貴族、商人和土地擁有者。在英國，它是等級和財產的混合物，而在不存在貴族頭銜的美國，它成了有產階級所專有的象征。社會以很多公開而微妙的方式，諄諄不倦地告誡人民，要尊重財產的神圣，正如他們在過去被諄諄教導要謙卑地敬仰國王的威嚴一樣。有人鼓吹并告誡我們，有財產的人代表著社會中的價值、穩(wěn)固、美德和智慧。他們是堅實、可靠的人。無產者有什么重要價值呢？的確，他們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粗俗的人；他們的觀點和愿望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

民意是如何制造的

教會聲稱要向所有人傳道，然而它們主要依靠有產者的捐贈。此外，神職人員——至少是他們當中的權勢人物——本身就是有財產的人。大學里的說教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剛好符合不同時期的商業(yè)階級想要傳授的觀點。很多大學是用商人捐贈的經費創(chuàng)辦起來的。報紙被有產階級的廣告所養(yǎng)活。各種立法機關主要的法官席位則完全是由律師階層的人來填充；而這些律師的客戶大多是富人，很少有律師熱衷于窮人的案子。他們都是一些被先例和自身利益包裹起來的人，完全接受這樣的信條：他們所關心的法律，都是為了有產者的利益而制定和執(zhí)行的。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全都與有產者結成了同盟。

就這樣，很多勢力全都串通一氣，把這樣一種觀念深深地灌輸到所有階層的腦海里：有財產的人是社會的中堅。因此，隨著這一觀念被不斷灌輸進每一個社會階層，它被體現在思想、習俗、法律和趨勢中也就無足為怪了。因此，當一次無產者的起義宣布看上去極端革命的激進原則的時候，同樣也無足為怪了。所有社會，除了小部分工人階級之外，絕大多數人都被財產的符咒給迷住了。

財產神圣

從這一流行觀念中，發(fā)展出了很多的解釋和部分的法律執(zhí)行。一位立法議員、行政長官或法官可能非常反對貪污腐敗，但在商業(yè)階級及其聯(lián)盟不可抗拒的強大推動下，他們被迫接受了這樣一種流行的觀點：財產的權利和優(yōu)勢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上，說富人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權完全是賄賂這一腐敗手段的結果，是荒謬可笑的偏見。還有一種更微妙、更有效、也更危險的腐敗形式，這就是思想的腐敗。千百年來，所有政府都在遵循這樣一個堅定而一貫的原則：財產神圣優(yōu)先于人類生活的考量，一個有財產的人對社會來說不大可能是一個罪犯和一種危險。在各種不同的偽裝之下，教會、大學、報紙、政治家、法官，全都是這一原則的解釋者。

人們沉迷于對財產的歌頌與贊美。但是，這些教義得到了另外一些增加其效力的方法的補充。我們已經看到，獨立革命之后，有產階級是如何拒絕把投票權授予那些缺少財產的人。他們擔心，財產將不再能夠掌控政府。逐漸地，他們被迫向公眾的要求做出讓步，允許成人擁有投票權。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一股新的、令人恐怖的力量；如果選票將決定政府的人選和政策，那么，占大多數的無產者最終將會壓倒他們并通過全新的法規(guī)規(guī)章。

經過漫長的斗爭之后，在一個接一個州，有產階級被迫把投票權授予公民，不管他們有沒有財產。在紐約州，1822年采用了無條件限制的成人投票權，但在其他州，這一革命性的改變更難發(fā)生。例如，在《獨立宣言》采用之后的60多年里，新澤西州基本的投票權法律一直保持不變，這樣做所依據的是1776年7月2日（即《獨立宣言》采用的兩天之前，還有人說就是在采用當天）新澤西殖民地議會所通過的一項法案。除了其他的規(guī)定之外，這項法案還要求，選民必須“擁有價值50英鎊的財產，并在殖民地擁有明確的地產”。新澤西州議會在1820年6月通過的一項法案的第四章明確地重申了同樣的財產資格。然而，到1840年前后，幾乎所有州全都采用了成人投票權，只不過它僅僅適用于白人。最嚴重、最戲劇性的沖突發(fā)生在羅得島州。1762年通過的一項法案宣布，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選民，必須至少擁有價值40英鎊的財產。在接下來的80年里，這部法律一直在羅得島有效。在1811、1819、1824、1832和1834這幾年，工人（官方報告稱之為“技工”）做出了最堅定的努力，試圖廢除這一財產資格限制，但掌握著立法權力的有產階級卻拒絕做出任何改變。根據這樣一部法律，占總數1/3的男性成年居民很容易左右選舉的結果。羅得島所舉行過的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選舉，是1840年的總統(tǒng)大選，當時共有8 662人投票，而永久居民中成年男性人口的總數為2.4萬。有產階級這種敵意，結果導致了一次工人暴動，在傳統(tǒng)的歷史中，這次暴動被詆毀性地稱作“多爾叛亂”（Dorr’s Rebellion），關于這一事件，至今尚未有人講述過它的真正歷史。這場運動最終迫使羅得島引入了沒有財產資格限制的投票權。

有產階級如何面對遍及整個美國的這種投票權擴張呢？

當年在費城宣讀《獨立宣言》時的情景

投票腐敗

系統(tǒng)化的腐蝕選民如今開始了。賄賂某些立法議員以投票支持銀行、鐵路、保險公司及其他特許狀的政策被擴大，向下進入了基層選區(qū)的政治，在權力的源頭腐蝕選民。有產利益集團拿出一部分通過商業(yè)欺詐或土地勒索所掙到的錢，起初通過親自參政，后來通過卑鄙政客來操作，糾集議會黨團，操縱初選，賄買選票。城市和鄉(xiāng)村社群都是如此。在很多鄉(xiāng)村地區(qū)，人們的道德水平非常低，盡管他們有上教堂的習慣。城市像過去一樣，繼續(xù)控制一定的人員限額，那些貧民窟和窄街小巷里的人，在貧困或烈酒中沉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們不再有男子漢的品格或操守。隨著選舉的到來，商人、土地擁有者和銀行家的錢也來了，進一步腐化這些人，賄買他們手里的選票，慫恿他們違法重復投票。上流社會和貧民窟開始攜手合作，一方出錢購買另一方的選票。年復一年，這筆腐敗資金不斷增長，直至1837年秋，僅銀行家在紐約市所籌到的錢就高達6萬美元。盡管與后來那些年里所動用的龐大腐敗經費相比，這個數字微不足道，但在當時，這筆錢卻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些愚昧無知的移民，在金錢的引誘下投票支持某一方，并重復投票。不久之后，一批批的囚犯被從監(jiān)獄里買出來，去重復同樣的事情，并威脅很多選區(qū)的投票。

至于另外一類選民，他們手里的選票買通不了，他們是根據自己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來投票，但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影響他們：通過報紙和政治演說撰稿人的黨派觀點來影響他們。這些影響人民的媒介，被有產利益集團以這樣那樣的形式間接地控制著。財富發(fā)揮了實際上的審查作用。如果一份報紙膽敢鼓吹任何不被既得利益集團認可的議題，它立即就會感覺到有產階級的不滿：他們會撤回廣告，收回那些銀行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或濫用的特權。

政治附庸

最后，一些強有力的政治黨派都在財富的控制之下；當然，它并不那么公開，而是暗中控制。分歧肯定存在，但這些問題無論如何也不會影響基本的社會結構，也不會威脅到富人所擁有的基本特權。政治斗爭，除了后來那場決定奴隸制最終命運的斗爭之外，都是假裝的戰(zhàn)斗。自1800年杰斐遜當選總統(tǒng)的那場選戰(zhàn)以來，民眾熱情最為高漲的莫過于1832年，當時，他們堅定地站在杰克遜總統(tǒng)一邊，與合眾國銀行作斗爭，他們把這場戰(zhàn)斗看作是美國人民與有錢貴族之間的一場斗爭。合眾國銀行被消滅了，但是，各州的銀行迅速接管了合眾國銀行在剝削過程中長期以來所占有的份額，人民的境況并不比以前更好。一幫占統(tǒng)治地位的資本家被打倒，只不過是為另一幫資本家掃清了道路。

各政黨的競選經費大部分來自擁有巨額財產的人或類似的既得利益集團。例如，阿斯特一直是自由黨的捐助人，如今贊助輝格黨，又贊助民主黨。反過來，這些政黨推選進入立法機關、法院或行政部門的政客，通常都認為自己欠了那些為本黨競選籌款的人的情，在他們競選連任的時候，這些人有能力通過拒絕給予經費，或者通過支持反對黨，從而打敗他們。在這些政治斗爭中，民眾只不過是卒子，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懂得身陷其中的所有興奮、黨派活動和狂熱，其意義通常只不過是更牢固地把他們束縛在這樣一種制度中：它的受益者不斷地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為自己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和特權，他們的財富也因此迅速增長。

阿斯特成了美國最富有的人

如今，阿斯特是美國最富有的人。1847年，他的財富據估計足足有2 000萬美元。在整個美國，甚至沒有一個人的財富跟他接近。對他的巨額財富，美國人莫不嘆為觀止。從當時的觀點看，他的財富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我們不妨把那一時期另外一些被認為非常富有的財富與之做個對比。

1847年和1852年，在《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的出版人摩西·耶魯·比奇（Moses Yale Beach）的領導下，先后出版過一本羅列大量紐約富人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內容確保了嚴格準確。小冊子顯示，那個時候紐約城約有25人被歸類為百萬富翁。其中最突出的包括：彼得·庫珀（Peter Cooper），其可以確認的財富是100萬美元；古萊特家族，200萬美元；羅瑞拉德家族，100萬美元；摩西·泰勒（Moses Taylor），100萬美元；A.T.斯圖爾特（A．T．Stewart），200萬美元；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150萬美元；以及威廉·B.格羅斯比（William B．Crosby），150萬美元。還有幾個人的財富達到了50萬美元，有幾百個人的財富從10萬至30萬美元不等，平均財富在10萬～20萬美元。費城出版的一本類似的小冊子顯示，該城共有9位百萬富翁，其中100萬美元以上的只有兩位。關于波士頓及其他城市的個人財富，沒有可用的原始資料。當時的歷書中偶爾會簡短地提到某個富人去世。新奧爾良市的亞歷山大·米爾恩（Alexander Milne）去世的時候有記錄，他把自己20萬美元的遺產捐贈給了慈善機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的M.科內（M．Kohne）在同一年去世，他唯一記錄在案的事實是他留下了73萬美元的慈善遺贈。1841年，新奧爾良的尼古拉斯·吉羅德（Nicholas Girod）去世，他留下了40萬美元給“各個不同的對象”；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市的威廉·巴特利特（William Bartlett）的去世發(fā)布了一則信息，通告很少，不過提到了他留下20萬美元遺產給安杜佛神學院。這些人很可能都算不上百萬富翁，否則人們就會突出地強調這個事實。因此，1843年，當紐約的一位燭花制造商、銀行家和土地擁有者皮埃爾·羅瑞拉德（Pierre Lorillard）去世時，留下的約100萬美元的財富被認為是如此不

紐約第五大道：富人的聚居地

同尋常，以至于新近杜撰出來的“百萬富翁”這個詞以大寫的形式出現在報紙的通欄標題上。同年去世的費城百萬富翁雅各布·里奇韋（Jacob Ridgeway）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

現如今，一個身價只不過區(qū)區(qū)百萬的人過世了，只會發(fā)表一則微不足道的簡短訃告。然而，當紐約城的亨利·布雷伍德（Henry Brevoort）在1848年去世時，他的死卻被當作當年的一件大事來報道。據估計，他的財產約值100萬美元，主要來自市中心11英畝土地的所有權。起初，他的祖先在這塊土地上耕耘了一個蔬菜農場，經營著一家牛奶場，每天向市場輸送時鮮蔬菜、黃油和牛奶。報紙上的小傳寫道，布雷伍德是一個“在繪畫、文學和各種智力追求上有相當品味的人。他在本市的時尚地區(qū)擁有一大片地產，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幢非常氣派的房子，雅致的裝飾和陳設都是意大利風格。因為他是一個十足的藝術鑒賞家”。

于是，我們立刻可以看出，阿斯特的財富在何種程度上遠遠超出當時的其他任何一個美國富翁的財富。

阿斯特的財富傲視群雄

阿斯特的財富在當時是巨大的，是所有財富奮斗者高山仰止的一個目標。制造業(yè)在社會和工業(yè)體系中盡管必不可少，然而，在積累巨額財富上，制造業(yè)所占有的位置卻驚人地次要和低級。1844年發(fā)布的美國制造業(yè)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其投資總額是307 196 844美元。而當時，阿斯特的財富占到了整個美國在棉花、羊毛、皮革、亞麻、鋼鐵、玻璃、食糖、家具、帽子、絲綢、船舶、紙張、肥皂、蠟燭、馬車——換言之，即文明使之成為不可或缺之需求的每一種商品——上所投入資本總額的1/15。

阿斯特在紐約的宅邸

這位財富巨頭的最后幾年是在奢華、贊美和權力的氛圍中度過的。他在百老匯（緊挨著王子街）建起了一幢自命不凡的宅邸，裝飾著金錢價值遠遠超過藝術價值的藝術品。他中等個頭，依然相當結實，但曾經飽滿的臉龐和深邃的眼眸如今由于歲月的侵蝕而松弛塌陷。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王子街的辦公室里專心閱讀商業(yè)報告，那是一幢單層防火磚建筑，窗戶被厚重的鐵柵守衛(wèi)著。他生命中的最后幾個星期，是在他位于第88街和東河之間的那幢鄉(xiāng)村別墅里度過的。他看上去虛弱而疲憊，以至于不得不像女人懷中的嬰兒一樣獲取營養(yǎng)，不得不讓人把他放在一床毯子里顛簸，以此進行鍛煉。然而，他依然保持著警覺來審核租戶的每一筆欠款，他要求代理人提交每天的賬目。帕頓（Parton）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早晨，這位先生［代理人］碰巧在阿斯特正享受毯子鍛煉的時候走進了他的房間。老人從毯子中喊道：

“××夫人交過租金沒有？”

“沒有?！贝砣舜鸬?。

“好吧，但她必須得交?！边@位可憐的老人說。

“阿斯特先生，”代理人答道，“她眼下交不了租金，她有很多的不幸，我們必須給她時間?！?/p>

“不，不，”阿斯特說，“我告訴你，她有能力交租金，她會交租金。你沒有采取正確的辦法對付她?！?/p>

代理人離開了，對阿斯特的兒子提到了老先生對這筆未付租金的擔憂，他兒子一五一十地把所需的金額數給了代理人，告訴他把這筆錢交給老人，就好像從租戶那里收來的一樣。

“你瞧，”阿斯特收到這筆錢的時候叫了起來，“我告訴過你吧，只要你用正確的辦法對付她，她就會交租金的?！?/p>

約翰·雅各布·阿斯特之死

就這樣，直到臨死的那一刻，阿斯特都在榨取承租人；他的心思全都集中在那些卑鄙的方法上，長期以來，這些方法對他來說已經成了一種宗教；帶著喜悅和興奮注視著他長長的財產清單；阿斯特就這樣撒手歸西。他死于1848年3月29日，享年84歲。幾乎就在他辭別人世的同時，工人游行隊伍興高采烈的吶喊聲響徹了整個紐約城。他們在慶祝1848年的法國革命，這次革命的消息剛剛傳到美國；這場革命是巴黎工人的鮮血引爆的，不料后來被中產階級的陰謀詭計所扼殺，轉變成了拿破侖三世的腐敗專制。

這位老商人留下了一筆約值2 000萬美元的財產。其中大部分傳給了威廉·B.阿斯特。遺囑所揭示的財富規(guī)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沒有哪個人死去的時候留下了這么多財富；公眾的頭腦還不習慣于看到數百萬美元被一個人所擁有。紐約的一份報紙《雜志》（Journal）聲稱，阿斯特的個人財產高達700萬～900萬美元，而他的不動產大概更多，然后指出：“無論哪個數額都完全超出了我們可憐的理解力；我們認為，在大多數人那里，100萬的概念大約與好幾百萬沒什么不同?！薄都~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的老板和編輯詹姆斯·戈登·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持有完全不同的獨特觀點；貝內特的評論，跟人們對阿斯特的金錢和行為的大肆贊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鮮明對照。在1848年4月5日的報紙上，他這樣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我們在本報的專欄中發(fā)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奇人的一份權威文本——約翰·雅各布·阿斯特的遺囑，這份遺囑處理了一筆總額約為2 000萬美元的財富，分配給他各個不同支系的后代子孫……倘若我是阿斯特的生意伙伴，我要讓他記住的第一個觀念是：他的一半財產（至少1 000萬美元）屬于紐約城的人民。在阿斯特一生中的后50年里，他一直在利用紐約的智力、工業(yè)、企業(yè)和商業(yè)，不斷擴充財產，足足占到了其總價值的一半。他在40年、20年、10年和5年之前買下的農場和土地，全都由于紐約市民的辛勤勞動而增值了。當然，就其實際價值而言，他的巨額財產的一半都是通過整個社群的勤勞而積累起來的，這一點就像二二得四一樣清楚明白。

時代的奇跡

分析家很可能要對這一邏輯的幼稚一笑置之。假如阿斯特有權得到社會集體勤奮所創(chuàng)造的一半價值，那么，他為什么就無權得到全部價值呢？為什么要人為地分開一半呢？他要么有權得到全部，要么無權得到分毫。不過，這篇社論盡管有種種推論上的缺點，可畢竟是報紙觀點的一次非同尋常的表達，并且被這家報紙的總體方針所壓制，這一方針通常支持商業(yè)貴族所要求的法律和制度。

阿斯特圖書館

就這樣，這位高踞頂端的億萬富翁去世了，他是那個時代的奇跡和人們仿效的榜樣。他的朋友們——他的朋友很少——深深地哀悼他，他剛剛失去親人的家人遭受了重大損失，據說，他是個慈愛而縱容的丈夫和父親。他留下了40萬美元的遺贈用于創(chuàng)建阿斯特圖書館，為此，他被人們作為一個慈善家而銘記在心。這筆遺贈受到了人們過于熱烈的歡呼；然而，這就是華而不實的榮譽的價值和當前社會的理想；沒有人說，僅僅一年掠奪印第安人的收入，就足以實施這件廣受贊揚的善舉。社會就是這樣無視財富的起源，拿出一部分財富作為捐贈就足以讓社會興高采烈。整個財富都來自于人民的集體勞動，那么，以慈善捐贈的形式回饋給社會的一部分財富，實際上只不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毫無疑問，阿斯特認為，就捐建一座公共圖書館而言，他是在為人類做貢獻；對他的評判，不應該依據當時幾乎聞所未聞的有著利他愿望的工人階級的規(guī)誡和要求，而是應該依據其本階級（即自稱目標高遠、手段正當的商業(yè)貴族階級）的標準。

阿斯特去世的時候是他那個時代最富有的人。但如果沒有他們對人民大眾所發(fā)揮的一致影響，他和他的同齡人就不可能積累起巨額的財富。這一影響是什么呢？大約就在他去世的那個時期，紐約市每125個居民當中就有一個靠救濟生活的窮人，每83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靠公共開支養(yǎng)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