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王瑜瑜《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序

郭英德

在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中，目錄類圖書一直隸屬于史部，是史部圖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南朝梁阮孝緒（479-536）編纂的《七錄》，雖然已經(jīng)佚失，但從他的《七錄序》（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中可以得知，《七錄》在古代目錄著作中第一次設立“簿錄部”，收錄各種官修與私修的目錄類圖書，而該部即列于史部的前身“紀傳錄”之中。唐代初年魏徵（580-643）等編纂《隋書·經(jīng)籍志》，明確地以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并沿襲阮孝緒的圖書著錄體例，在“史部”下設立“簿錄”一類。唐開元間毋煚（？-722）編纂《古今書錄》，也在“錄史部”下立“略錄”一類，收錄各種目錄類圖書。到宋初編纂《崇文總目》，第一次將在史部下收錄的目錄圖書定名為“目錄類”，歐陽修（1007-1072）主持編纂《新唐書·藝文志》也用此體例，從此成為定例，為后世圖書目錄所遵循。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清史稿·藝文志》等，均將目錄類圖書納于史部之內。

目錄類圖書之所以躋身史部，這一方面是因為歷代的目錄著作原本就是各個時代文化史、學術史的具體表徵，也是各個時代文化史、學術史的形象載體；另一方面，更因為歷代的目錄著作往往發(fā)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讎通義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本身即具有極為鮮明的史學品格。因此，歷代優(yōu)秀的目錄著作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學價值，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的戲曲目錄著作同樣具有獨特的史學價值。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撰著《武林舊事》，以遺老的身份追憶昔日南宋王朝的“聲名文物之盛”，“殆如夢寐，而感慨系之”（周密《武林舊事序》）。該書卷十“官本雜劇段數(shù)”，著錄280種宋官本雜劇名目，成為南宋王朝昔日歌舞升平的繁華影跡。元末明初，陶宗儀（1316？-1403后）撰著《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jīng)百氏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覈之精，擬于洪《筆》”（孫大雅《南村輟耕錄序》）。該書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著錄700多種金院本劇目，成為金代戲曲史重要的文獻資料。而元代鐘嗣成（1279-1360）編撰的《錄鬼簿》，更堪稱元代戲曲史的活標本，它不僅提供了元代雜劇作家作品的大量寶貴史料，而且在中國戲曲史上第一次為北曲雜劇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獨到的歷史分期，顯示出獨特的史家眼光。其后，明代徐渭（1521-1593）的《南詞敘錄》，呂天成（1580-1618）的《曲品》，祁彪佳（1602-1645）的《遠山堂曲品》和《遠山堂劇品》，清代黃文旸（1736-1795前）的 《曲?？偰俊罚ㄒ喾Q《曲海目》），焦循（1763-1820）的《曲考》，姚燮（1805-1864）的《今樂考證》等，也都各自體現(xiàn)出獨具風貌的史學品格，形成中國古典戲曲目錄學源遠流長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因此，梳理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演進軌跡，考述每一部戲曲目錄獨具的史學價值和文化功能，這不僅有助于我們考察中國古代戲曲的發(fā)展歷程，考察戲曲作家與戲曲作品的豐富狀貌，也有助于我們從一個方面審視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構成及其特征。

王瑜瑜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一書，以前賢研究為基礎，堅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治學原則，在這方面做了極為深入細致的研究。該書第一章《中國古代戲曲目錄概述》，概要式地論述了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類別與特點、編撰與功用。以此作為切入點，該書的主體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細致入微地一一考述中國古代戲曲?？颇夸洠w納出中國古代戲曲?？颇夸浀闹饕愋团c基本特色；第四章，相當全面地考察了明清時期公、私各家綜合目錄中的戲曲作品著錄；第五章、第六章拓而廣之，分別考察中國古代戲曲目錄與中國古代戲曲觀念、古代戲曲的收藏及傳播之間的關系。全書縱橫交織，點面結合，構成一部頗有份量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論著。

近30年來，對中國古代戲曲目錄學的研究呈現(xiàn)出長足的進展。例如，1986年謝灼華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目錄學》，書中專設《戲曲目錄》一章，描述中國戲曲目錄的發(fā)展歷程；1998年以來，杜海軍發(fā)表了有關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系列研究論文，結集為《古典戲曲目錄研究》一書；2007年孫崇濤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戲曲文獻學》，其中第一編是《戲曲目錄學》；2010年倪莉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綜論》由北京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出版；等等。同以上這些研究成果相比較，王瑜瑜博士這部45萬字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不僅內容更為充實而厚重，而且體現(xiàn)出更為鮮明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

首先，在該書中，王瑜瑜不僅細致地梳理了宋元以降每一部戲曲目錄著作的編撰過程、編撰原則、著錄體例，而且在與其他戲曲目錄的比較研究中，揭示了每一部戲曲目錄著作獨特的文獻價值、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關于這一特點，筆者毋須辭費，讀者諸君只要閱讀書中論述祁彪佳的《遠山堂劇品》和《遠山堂曲品》、黃文旸的《曲海目》等章節(jié)，就可以了然于心了。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對于每一部戲曲目錄的價值評判，并非主觀隨意的泛泛點評，而是在細讀每一部戲曲目錄，認真地考察和比較不同戲曲目錄的著錄內容之后，所做出的獨特的思考和深入的論析，因此大都言之有理，論之有據(jù)。

其次，對歷來眾說紛紜的一些學術難題，王瑜瑜敢于知難而進，仔細考察相關的研究狀況，詳細列舉豐富的文獻資料，并對這些研究狀況和文獻資料進行清晰的質疑或細致的考辨。例如，在眾多的中國古代戲曲?？颇夸浿?，清人編撰的《傳奇匯考》作為一部敘錄體戲曲目錄，以其極為龐大的著錄規(guī)模、相當豐富的著錄內容和較為完備的著錄體例，堪稱“扛鼎之作”。因此在20世紀以來，尤其是近20年來，這部戲曲目錄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包括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吳梅、董康、孟森、陳乃乾、杜穎陶、傅惜華等，當代學者如鄧長風、李慶、江巨榮、蔣寅、黃仕忠、苗懷明等。但是，《傳奇匯考》的版本狀況極其復雜，現(xiàn)存版本流散于海內外公私藏家，這就給研究的深入造成極大的難度。為此，王瑜瑜廣泛搜羅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一一加以細致的辨析，大致理清了《傳奇匯考》現(xiàn)存版本的狀況，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傳奇匯考》與《樂府考略》、《曲海目》之間的復雜關系，獲得一些獨到的發(fā)現(xiàn)。例如，王瑜瑜經(jīng)過文字比勘，發(fā)現(xiàn)《千鐘祿》、《虎符記》、《合璧記》、《西川圖》等劇目提要，不見于《傳奇匯考》，應該是出自于《樂府考略》；而這些劇目提要大量引用《明史》傳記資料，其文字與清康熙年間萬斯同（1638-1702）編撰的《明史稿》幾乎完全相同。他認為：“由于《明史稿》流傳范圍較為有限，因此，《樂府考略》的作者應當擁有相當深厚的史學背景，或與清初之史家有密切交往，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閱讀這部史籍?！倍?，從這些劇目征引《明史》的情況來看，《樂府考略》的編撰應當在清乾隆四年（1739）官方定稿《明史》問世之前，而《傳奇匯考》的編撰更在此前。這些初步的論斷，對進一步考察《傳奇匯考》、《樂府考略》的編撰者、編撰年代、編撰過程等，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在這一基礎上，如果能夠匯校細勘海內外現(xiàn)存的各種版本《傳奇匯考》、《樂府考略》，我相信，應該有可能厘清《傳奇匯考》的編撰與修訂狀況，并考察這部獨特的敘錄體戲曲目錄與清廷戲曲政策及文人戲曲活動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王瑜瑜正在著手開展這一課題的研究，我們期待著他的成果問世。

再次，王瑜瑜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一書還對戲曲目錄的理論價值和文化價值進行了富于創(chuàng)新性的探討。該書第五章第二節(jié)《“出經(jīng)入史”——對戲曲文體特征的多角度認知》，將戲曲目錄置于中國古代四部分類的目錄學體系之中，分別探究目錄學家將戲曲目錄著錄于不同圖書類別時所體現(xiàn)的對戲曲文體特征的認知。他認為，戲曲目錄著錄于經(jīng)部“樂類”或“樂府”類時，強調了戲曲音樂性的展現(xiàn)；著錄于集部“詞曲類”或“詞類”、“曲類”時，顯示對戲曲文學性的確認；著錄于“外史類”、“傳奇類”、“戲曲小說類”時，則體現(xiàn)出戲曲敘事性的凸顯。而音樂性、文學性、敘事性的綜合融通，正是戲曲文體的重要特征。這一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成果，不僅為戲曲目錄學研究別辟蹊徑，也為戲曲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穎別致的視角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該書第六章，將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編撰置于中國古代藏書史和文化傳播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揭示中國古代戲曲作品創(chuàng)作、收藏、傳播與地域文化、藏書文化乃至文人生活的密切關系，力圖發(fā)掘其背后潛藏的經(jīng)濟生活、社會思潮、審美風尚等文化動因，也別具心得，多有發(fā)明。

王瑜瑜大學本科畢業(yè)于山東大學文學院?？既氡本煼洞髮W文學院后，在我的指導下，碩士生階段修讀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階段修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對中國傳統(tǒng)文獻、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有相當專精的學習和思考，這就為他展開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研究奠定了堅實而深厚的學術基礎。我相信，這部即將問世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既是他的學術代表作，凝聚著他十多年學術研究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學術奠基作，將托起他一磚一石壘起的學術大廈。是為序。

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