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本不想說“三十而立”這樣的套話，但似乎又難以避免；之所以不想說，是因為《外國文學評論》呱呱墜地就已然是個巨人，立得高，站得穩(wěn)。它似乎并未篳路藍縷，更非橫空出世。在它之前，本所早有《世界文學》和《外國文學動態(tài)》（現(xiàn)已更名為《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此外，作為前身，《外國文學研究集刊》同樣令人無言而心悅，盡管此刊基本不登所外同人之著述。然而，開始畢竟是開始。萬事開頭難??！面對一桌新菜，最巧的媳婦也難免發(fā)怵，何況還有眾口難調或偶無良米之憂。于是，從立意建章，到鳴鑼開張，“二十四小時”般店鋪伙計的辛勤勞作是一代代編輯殫精竭慮的奉獻。

重要的是，《外國文學評論》在“改革開放”中應運而生。設若沒有外國文學狂飆突進式的沖擊與推動，我們思想解放的腳步便不可能如此迅捷；同樣，倘使沒有外國文學評論適時的鼓吹與引導，我們的譯介便不可能這般繁盛、這般熱鬧。更為重要的是，文壇潮起潮落，而時代又總是有所偏側?！锻鈬膶W評論》與前后左右的兄弟刊物奉順社會訴求和國家需要，遵循學術規(guī)律和殷殷初心，逐漸形成了鮮明的品格。這中間既有歷任主編如呂同六、韓耀成、盛寧、陸建德等為人稱道的學術視野和各具特色的精神追求，也有張羽、吳元邁、黃寶生等不遺余力的關心和支持。三十年既不漫長，亦非短暫，屈指算來已有數(shù)十人傾力于斯，所憾在此無法一一道來，只能從略“等”掉。

又云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但驀然回首，我們不能不感慨時光嚴酷、嘆惋前輩零落。好在眾多同輩后學繼承魯迅、茅盾、馮至、錢鍾書等先人遺志，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為此付出心血、貢獻才智。眼看著各種量化指標、影響因子熙熙攘攘、紛紛擾擾，而《外國文學評論》可謂初衷不改、安之若素。

誠然，糾結總是免不了的。用經濟學家的話說，恩格爾系數(shù)的下降與精神需求的上升適成反差。遙想當初，我們剛剛走出書荒年代，不論好賴，更無論翻譯創(chuàng)作、評論隨筆，但凡能被印成鉛字者，便算是登上了文壇。而今，即若如春晚這般“精神大餐”，也是“槽點”多多、幾成進退兩難之勢。何也？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似乎最為顯見，那便是審美取向的多元發(fā)散。而它的背面恰恰是價值的混亂、權威的闕如。在這樣一個“價值等于價格”的“后權威”時代，除了義無反顧地抵抗資本和技術或者二者的合謀，外國文學研究又當為何？或許更應取舍有度、進退中繩吧！問題是這個度、這根繩其實越來越難于確定、難以把握；“二為方向”、“二為方針”，說時容易行時難。

唯其如此，舍我其誰？！如何在堅持“三來主義”，即“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前提下，勾畫同心圓，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恐怕正是如今《外國文學評論》的最大心志。毋庸諱言，文化自信意在消除百余年來的文化自卑，但若矯枉過正則勢必滑向文化自大。遙望故宮三大殿：太和乃天人之和，中和乃人人之和，保和則分明是人己之和。這是滿族同胞對中華文化的高度概括和杰出貢獻，其中既有繼承，也有創(chuàng)新。再觀浩瀚世界文明，瞻人工智能與基因工程及形形色色的已知與未知，我們唯有“不忘初衷、牢記使命”，兢兢業(yè)業(yè)、克己奉公才無愧于這個時代、這片陣地，也無愧于業(yè)界同道的抬愛、作者和讀者的青睞。

逢《外國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三十年之際，并遵編輯部諸位同人之囑，本人不揣淺陋，感慨系之。

是為序。

陳眾議

2018年2月16日·戊戌春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