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歷史背景

1.馬基雅維利

我在上一章的開頭說過，莎士比亞認為在歷史的無序背后世上有某種與天堂相對應的秩序或層級。而且，他的這種設定是采用了那個時代的流行觀念，他只有不做任何思考才可能不做出這種設定，就像《斯塔克利》或《愛德華一世》的作者那樣。但是，嚴格來說這也不確切，因為還有另一種可能。莎士比亞也可能因為遵循馬基雅維利的學說而無視他那個時代的一些基本觀念。我注意到，馬洛讓帖木兒懸于命運之輪上的炫耀展示，正是對君王的衰敗這一傳統(tǒng)主題的致敬。他坦白了自己的問題，卻又不知如何作答。馬基雅維利則不一樣。他完全不相信自然法和既定秩序，并選擇忽略它們。結果就是他的基本學說處于十六世紀主流興趣以外：“加爾文和胡克可能幾乎不知道馬基雅維利的存在?！?/p>

伊麗莎白時期那些愛思考的人在“獨立的智慧”與“受影響的意志”之間、理想國家的偉大和諧與世俗整體的慣性混亂之間可怕的縫隙中掙扎煩惱。馬基雅維利徹底擯棄了“獨立的智慧”，從而省去那些掙扎煩惱，也因此使那些最讓人不安的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了。在《論李維》（Discourseson Livy）第一卷第三章他明確提出人對惡的傾向。沒有所謂墮落的問題，因為罪惡的種子從一開始就準備好生根發(fā)芽。從來沒有所謂從某某中墮落的那種原始狀態(tài)。無序是人的自然狀態(tài)，文明純粹只是權宜之計。這種思維方式對伊麗莎白時期的人們而言是可怕的（從那時到現(xiàn)在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是這樣），因為他們更愿意把秩序當作規(guī)范，而無序，盡管令人不快的是它經常出現(xiàn)，仍舊是例外。

[22]上述有關馬基雅維利與伊麗莎白時期的非相關性的論斷并不意味著我試圖證明莎士比亞時代受教育的人們不知道或沒有留意過他，我也不是要證明那些受過不完全教育的人沒有用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扭曲他的形象。我的意思是，那個時代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他的作品中某些細節(jié)，另一方面又無視或拒絕面對這個人在本質上倡導的東西。甚至可以說，反馬基雅維利主義所構建的整座欺騙性大廈，基于對他本意的誤解以及從他們自身語境出發(fā)對他的基本原理的扭曲，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懲罰他，因為他的有本質意義的異端學說讓人們痛恨到無法公開面對和攻擊。直到霍布斯的時代同樣的異端學說才受到正面攻擊。處于伊麗莎白時期的馬基雅維利在某些方面就如同處于維多利亞后期的王爾德。普通人在他們倆身上嗅出了一些本質上的錯誤：馬基雅維利缺少理想主義，或者更恰當的說法是他無視理想主義的心理問題；王爾德的問題是他的勢利和深奧。普通人展開了他的復仇，把馬基雅維利為1513年的意大利制定的具體政治措施變成永恒的原則，把王爾德的同性戀傾向變成他整個一生的主旋律。雖然這個普通人的表達可能很愚蠢，但潛意識中認定他們二人都試圖對人類精神做出錯誤的限制這一點是正確的。有趣的是這兩位作者分別寫了一部了不起的、有思想的、非道德的喜劇。

伊麗莎白時期的人們帶著怎樣一種傲慢的輕率一邊使用馬基雅維利觀點的細節(jié)一邊無視他的基本理念，這可以從兩位明顯受益于他的大作家那里看出來：斯賓塞和雷利。

假如斯賓塞和其他錫德尼圈子里的人以及雷利和其他“黑夜學派”（School of Night）的人讀過馬基雅維利的原著，那么幾乎可以肯定南安普敦圈子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人也了解馬基雅維利。同樣讓人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亞對馬基雅維利的利用與雷利差不多。如果說雷利對馬基雅維利的利用確實是為了提出挑戰(zhàn)，那么莎士比亞也可能如此，只是做得更加徹底?？赡艿那闆r是，他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對傳統(tǒng)秩序觀的挑戰(zhàn)形成了一種暫時的觀點。但此后不再有這樣的觀點。在對混亂最為激烈的展示中莎士比亞從未要說明那是一種常規(guī)：不論混亂持續(xù)多久、有多么激烈，它都是非自然的狀態(tài)；最終秩序和自然法則將會再次顯現(xiàn)其力量。對于培根來說則是另一回事，不過這并不是本書所關注的。

結論就是，如要嘗試從總體上描述莎士比亞同時代受過一般教育的人們如何看待歷史，我們沒有必要特別留意馬基雅維利。那時，馬基雅維利的時代尚未到來。

2.中世紀準則

[24]不過，如果關注馬基雅維利的真實學說是對未來的預見，那么我們一定不能犯忽略過去的錯誤。盡管伴隨著都鐸王朝的開端產生了一種新的歷史概念，這一概念還得到了該王朝的持續(xù)滋養(yǎng)，但它也常常與舊觀念混合在一起。

都鐸王朝的創(chuàng)見是通過一種特定的結構看待英國歷史的一部分，這一結構對他們來說極為合宜。而且這種創(chuàng)見不是他們使用了一種結構，而是他們在舊結構之上添加了新的結構。中世紀并不缺少結構，但它是唯一的：神學結構；天使暴動的戲劇、人被創(chuàng)造然后墮落、道成肉身、人的救贖和最后的審判。在這一體系之外、歷史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被認真看待的時候，都要以某種方式融入這一體系。比如，希臘羅馬諸神有著非凡的資歷，并一再地、有效地干預著人類歷史，因此不能被簡單地當作虛構物而不予考慮。所以，他們被當作撒旦舊幕僚的新偽裝而納入了神學體系。不過，盡管中世紀傳統(tǒng)在它嚴肅的時候會將歷史事件歸于一種神學體系，它實際包含著大量相當無關的事件，而且其中并不要求因果順序。阿奎那說過游戲（play）對人的精神來說是必要的；“誠實的快樂”是被鼓勵的。因此歷史中發(fā)生的事情可以僅僅為了滿足人的自然好奇心和開心地聽到一個好故事這個目的而被合法記錄下來。歷史的正當性可以建立在其他嚴肅的但不全是神學的基礎上。它可以保存有意義的功績，成為道德典范的寶庫。

希格登是活躍在十四世紀前半期的切斯特修士，以他為例可以說明中世紀后期英國歷史的編年史家的許多特點。他的《復合編年史》涉及從創(chuàng)世到愛德華三世的歷史，并且越接近他自己的時代越限于英格蘭自身的歷史。希格登所提出的主張比較適度。他把歷史視作純粹的紀念。他否認任何獨創(chuàng)性，稱自己只是其他人文字的編纂者；他也沒有試圖將歷史條理化。[25]他的第一部作品主要關注地理，其中描述的世界地圖遵循人們熟悉的傳統(tǒng)邊界線，取自于馬基雅維利的書和赫里福大教堂的中世紀地圖。他以英格蘭結尾，而且并沒有表現(xiàn)出愛國情感，這種情感對于伊麗莎白時期的人可能和對于現(xiàn)代人一樣奇怪。他對英格蘭的民族缺陷做了冷靜的思考，并以一種幾乎殘酷的直率把它們記錄下來。希格登在第二部作品里從物理世界轉而關注人的小世界。他開篇詳細地說明了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對應（我在第一章里引用了其中一部分）。提到創(chuàng)世時他表達了神學觀點，細致地記錄了人墮落前后的狀況。而當他講到世俗世界的紛繁復雜時，他的記錄變得支離破碎，以軼事為主。他對諾亞方舟很感興趣，詳細地描繪了它和它的內部構造，包括衛(wèi)生間。寫到英國時，他復述了英國的木馬傳說，這一傳說因曼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而廣為流傳。維吉爾在他筆下是一個中世紀風格的魔術師。希格登并不是完全不加辨別地記錄。他去掉了很多關于亞瑟王的傳說，對艾爾弗雷德國王大加贊譽。不過他避開了按照宏大的神學戲劇來敘述歷史事件的難題。但是，這絕不是說神學戲劇不在其中。這種戲劇一直都在，切實地存在于背景中，如果需要可隨時找到它在其中適用的地方。不論中間在歷史之外加入了多少其他東西，《復合編年史》的優(yōu)秀品質一直到莎士比亞的時代還有意義。

中世紀編年史就說到這里。下一個問題是中世紀出現(xiàn)的創(chuàng)新跡象，以及都鐸王朝早期帶來的實際變化。

3.傅華薩與李維

如果可以把傅華薩（Jean Froissart）看作英國編年史家之一，那么十四世紀便多了一些歷史記錄。英國作家們受傅華薩法文原著的影響很小，但經過亨利八世時期伯納斯男爵（Baron Berners）的翻譯，他便成為有關愛德華三世和理查二世時期歷史的公認權威之一。傅華薩寫史的風格是中世紀的。[26]他的目的是記錄騎士精神的事跡讓人們懷念，使它們成為典范，帶給人們快樂和愉悅。他也很虔誠，在前言中說：

不過，一開始，我要請求從無中創(chuàng)造了一切事物的整個世界的救世主，請賜予我優(yōu)美的文筆和理解的能力，這樣我才能夠繼續(xù)堅持這項智慧的工作，才能使無論誰讀到或聽到這段歷史，可以從過去獲得愉悅和榜樣。

傅華薩對歷史的貢獻就如喬叟對詩歌的貢獻，是一種不眠不休的發(fā)自內心的求知欲。他不僅經歷過那些他所描述的事情，從而把干癟的故事講得異常生動，還非常關注行動背后的精神動機。他并不會總給出一些確定的結論，而是很有技巧地囊括所有相關的人物，這樣一來就有可能讓一種行為充分展示它對所涉及人物心靈的各種影響。比如，在接近開頭的地方他記敘了愛德華二世的妻子伊莎貝爾帶著兒子（即后來的愛德華三世）離開英格蘭，投奔她的父親、當時的法國國王。國王一開始支持她的女兒，但后來因為受到那些被愛德華二世的人收買的大臣們的影響，他把女兒當作了敵人，伊莎貝爾便逃到海因奧特的約翰那里求助。有關這一切對于當時十五歲的王子有什么影響，傅華薩什么也沒有說，不過他講故事的方式讓我們感到王子的在場，并且給了我們余地去猜測這些經歷可能對王子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問自己，愛德華三世的法國戰(zhàn)爭在多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復仇？換句話說，傅華薩是個戲劇家，不僅對行動而且對行動的緣由感興趣。在他后期的作品里人物的講話更長，且會公開談論他們的動機。比如他說假使理查二世把波林勃洛克（Bolingbroke）從流放中召回，并在他父親——生于高特的約翰——死后允許他繼承其爵位和土地，那么他應該會是忠誠于理查二世的。不過如果說傅華薩是個天才的戲劇家，他對中世紀素材的處理則一點也沒有預料到伴隨都鐸王朝開始的一種更偏于哲學和道德的歷史觀。比如，他記錄了愛德華三世如何同意將他的叔叔肯特伯爵處死，但他并沒有暗示這一罪行將報復到下一代身上。他非常貼近自己的描述，完全沉浸在其中，以至于除了最大限度地發(fā)掘眼前所發(fā)生的一切，沒有任何欲望做此外的努力。[27]而做到這一點，已經是一個人很大的成就了。這種戲劇張力如何在編年史中得到繼續(xù)，將在后面提到。

亨利六世在位時，一個名叫提托·李維（TitusLivius de Frulovisiis，或TitoLivio da Forli）的意大利人到英國尋求格羅斯特公爵亨弗雷（Humphrey）的庇護，正是由于公爵的建議他才寫了堪稱亨利五世的官方傳記。1513年一位無名氏把這部傳記從拉丁語譯成英語，并添加了一些其他來源的內容和個人評論。這一譯本最近被金斯福德（C.L.Kings ford）以《亨利五世的一生：首部英文版》（The First English Life of HenryV）為題編輯出版。提托·李維敘述事件的方法基本是中世紀編年史家的方法。他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將一個國家像鑲框那樣，從通常記錄的紛雜事件中隔離出來。金斯福德認為把亨利五世看作英雄國王的傳統(tǒng)觀點可以追溯到李維那里。這有點不可靠。李維確實稱贊亨利的虔誠和勇氣，但英雄國王的整體傳統(tǒng)形象是后世的發(fā)明。不過，李維還是給希格登的歷史原則增添了一些內容。

4.中世紀的期待

可以這樣說，文學在人們生活中地位的變化與教會地位的變化是相反的。當教會的控制很強大時，文學的道德價值比不上它的娛樂價值。但是當教會的控制有所松懈，一部分失去的敬畏就轉移到文學那里；一直存在的倡導文學教化功能的觀念在這時候便具有壓倒性的力量。在長篇中世紀敘事中，道德教化主要采取例證的方式。敘述者先是把一個故事講完，接著，如果他愿意，便會用一條普遍的道德原則說明一個具體行為。以巴伯（Barbour）的《布魯斯》（Bruce）為例。當布魯斯處于困境時，他在愛倫的女主人預言他會有好的結果。布魯斯雖然沒有全信但還是受到了鼓舞；在此期間，布魯斯就針對使用預言的正確和錯誤方法做了一次簡短的說教。同樣地，人們對中世紀修辭家的期待是他們儲備有豐富的范例、軼事或寓言，隨時可以說明或指出一條道德準則。喬叟的《修士的故事》（Monk'sTale）是一系列這種范例，把它們摻和到一起只是為了說明那些道德，而沒有任何其他意義。[28]但在中世紀后期，說教故事被賦予了新的地位，從舉例說明升華為道德教化的獨立文體。道德故事的主人公與其說是一個人在作為，不如說他是作為一個重要的范例、一個嚴肅教化的形象通過其所作所為體現(xiàn)了一定的美德或罪惡。這種教化的嚴肅性在薄伽丘的《名人例證》（DeCasibus Virorm Illustrium）那里得到最為清晰的體現(xiàn)。這兩種道德教化的對象也有所不同。中世紀早期對教化對象無所限定；當教會的控制走向衰弱，伴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君王統(tǒng)治者的真實品格對一個國家的利益比過去更為重要，這時教化的對象也發(fā)生了變化。于是，美德和罪行的重要教化例證越來越指向對成長中君主的教育或是對實際君王施政的影響。這種重要范例的觀念直到伊麗莎白女王在位很長一段時期內都維持著強大的力量。在英格蘭，這一觀念的散播主要受益于利德蓋特（Lydgate）所翻譯的《名人例證》。

這種文學上的普遍傾向直到十六世紀才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寫作里出現(xiàn)，不過它在至少一位編年史家那里得到了體現(xiàn)；這位編年史家對此傾向的涉及非常有典型性，并預告了未來的發(fā)展，因此值得在此一提。

哈?。℉ardyng）是為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處理事務的人。他參加過阿金庫爾戰(zhàn)役，但后來成為支持約克王朝的人。他寫了一部詩體編年史，記錄了從不列顛的特洛伊戰(zhàn)爭到愛德華四世剛剛登基的歷史。他在總體上只是提供信息，延續(xù)中世紀的風格，不過當他提到不列顛在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時代的分裂時，他表現(xiàn)出新的教化主義的影響。他向愛德華四世的父親約克公爵提出，他認可他要求王位的權利，但又說起內部分裂的危害，其中有著明確的對現(xiàn)實的影射。亨利一世因為法國內部分裂而變得強大，迦太基與羅馬都是因為自身的同樣問題而衰亡：

因此，閣下，請現(xiàn)在思考這一教訓

并授予馬契伯爵大人，您的繼承人，

趁他還年輕之時；對這一教訓的思忖

可能對他來說有些早，當天氣晴好，

[29]人民想要求助于他

幾乎不費功夫便可讓他們不再苦惱

那么但愿他能慰藉他的人民。

趁他還年輕，賦予他智慧，

這只有付出努力才可能得到；

要努力便不可能輕而易舉做到。

因為帝王君主都是努力的回饋。

要做您的繼位者，就不要讓他怠惰，

因為榮譽和輕而易舉不可能同在：

所以要在小樹年輕時讓他經受磨練。

看薄伽丘筆下多少君王因為驕傲

失去一切尊嚴，一敗涂地。（第98章）

這里的主張就是：歷史不是對事件的記錄，也不僅是對一個人功績的致敬，而是嚴肅教訓的寶庫，最大的用處就是為現(xiàn)今的君主提供實際指導，薄伽丘在這里被引為主要權威。

5.都鐸王朝的神話

亨利七世繼位后，歷史寫作變得更為復雜，原因不僅在于歷史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且都鐸王室為了自己的目的，鼓勵臣民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看待那些成就該王室繼位的事件。這一特殊方式對于伊麗莎白時期的文學來說至關重要，我會先說明這一點，再指出莫爾（ThomasMore）和波利多爾·弗吉爾（Polydore Vergil）對歷史寫作的一般性貢獻。

亨利七世對他的王位的稱號不是太滿意，于是推行了兩個歷史觀念，它們成為重要的國家主題。第一個觀念是通過它與約克家族女繼承人的聯(lián)姻將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王室家族聯(lián)合起來，這一段重要歷史有著由上天注定的幸福結局。第二個觀念是除了作為蘭開斯特家族后人及與約克家族的聯(lián)姻之外，他的威爾士血統(tǒng)也使他有資格繼承英國王位。他不僅宣稱祖先是亨利五世遺孀的丈夫歐文·都鐸，即最后一位不列顛國王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的直系后裔，而且慫恿人們傳揚那個古老的威爾士迷信——亞瑟王沒有死并且還會回來，并暗示人們他和他的繼承者就是轉世的亞瑟。[30]第一個觀念很顯然對于理解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十分重要，我在這本書里會頻繁涉及，在此我便不再贅言。相較而言，莎士比亞對第二個觀念的關注沒有那么直接，不過在他的潛意識里一定會有這個觀念。因此我后面對此的說明會更少。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讀者們可能會極度輕視這種幻想在他們頭腦中的重要性，所以我在這里要做一點闡釋。假設亨利七世宣稱自己是亞瑟王再生僅僅是他自己暫時的或許是有些孤注一擲的權宜之策，以便鞏固王位，那么這個觀念就不值得過多關注。但是它卻表現(xiàn)出讓人極為震驚的持續(xù)性和對人們想象的強大控制力。亨利給他的長子起名為亞瑟，試圖讓這個故事延續(xù)下去；不過，這位王子的夭折并沒有阻止都鐸王室的其他人對這一故事的利用。在古老的傳說里亞瑟王的回歸將召回黃金時代；而伊麗莎白時期常常被稱為黃金時代，這不只是些不相關的稱頌，而是暗示預言中的黃金時代確實到來了。斯圖亞特王室也沒有顛覆這一神話。的視角出發(fā)，而不是薩克遜的。薩克遜人在這里是非法的入侵者，上帝允許他們一時得逞是為了懲罰不列顛人所犯下的罪：

薩克遜人將不會平靜地

享受這王座，因為這是他們從凱爾特人手中

惡意掠去，又殘酷統(tǒng)治的。

[31]接下來梅林又簡略提到丹麥與挪威人的入侵，在漏掉整個金雀花王朝的歷史之后，預言都鐸王朝將使不列顛民族重掌王座、世襲王位：

不過，當這一階段完全實現(xiàn)，

將有一?；鸱N，它長久以來

便埋藏在他的骨灰之中，

被重新點燃在這豐腴的

莫納島上，此前只是以流放的姿態(tài)藏于此處；

它將噴發(fā)熊熊燃燒的明亮之火

一直燒到那具有皇室威嚴和

至尊家族風尚的王室。

由此不列顛血統(tǒng)將再次繼承這一王冠。

從此以后永恒的聯(lián)合

將在此前不同的國家間形成，

神圣的和平將親切地勸說

那些好戰(zhàn)之人學習她美好的知識

而不再征用平民士兵。

那時會有一位童貞王后執(zhí)掌御座，

她的白色御杖將揮至荷蘭海岸上方

同時痛擊那偉大的卡斯提爾

讓他震顫不已，并很快懂得失敗。

換句話說，都鐸王朝是不列顛?；手髁x種籽的發(fā)芽與壯大，這些種籽已經在遙遠的莫納或英吉利海沉睡了很多個世紀，同時該王朝也是解決凱爾特人與薩克遜人長期斗爭的途徑。都鐸王朝最大的成就是伊麗莎白女王，她將使驕傲的卡斯蒂利亞（Castile）王國感到卑微。要注意的是這里并沒有直接暗示都鐸王室是亞瑟的轉世。其中的原因很充分，因為這正是整部詩歌的主要主題之一。假如斯賓塞完成了這部詩歌，那么亞瑟王子對格洛麗亞娜（Gloriana）的成功追求，應該會成為全詩的主導性主題，不過這一追求的含義之一就是亞瑟轉世為伊麗莎白女王。斯賓塞的確為伊麗莎白女王做出了最夸張的宣稱。無視都鐸王室把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王室家族聯(lián)合起來只是英國歷史大篇章中的一個小節(jié)，斯賓塞把伊麗莎白女王的黃金時代描繪成一個廣闊進程在神的屬意下獲得圓滿的結局，而這一進程始于那個遙遠而輝煌的過去，也即特洛伊人登上不列顛島征服了它強大的民族。[32]正是在這種描繪里可以看到我在第一章里所說的歷史與世界秩序之間的密切關系。伊麗莎白女王的時代是黃金時代，對應的是天上一年的開端，此時所有天體都將回到它們在蒼穹中所屬的位置。斯賓塞的想象還將證明，戴維斯描述的伊麗莎白女王及其宮廷的舞蹈復制了宇宙的舞蹈一說，不只是一個幻想。

有關都鐸王朝推行的兩個特殊的歷史觀念，就暫且說到這里。下面我要說的是亨利四世和亨利八世統(tǒng)治下歷史寫作實踐的正常發(fā)展。

6.波利多爾·弗吉爾

1501年一位意大利學者俄比諾的波利多爾來到英國，作為二級征收者為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收取教皇獻金。波利多爾是伊拉斯謨的朋友，因為寫了一部有關藝術和文化發(fā)明者的作品而聞名于世。他有一封給亨利七世的推薦信，有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在英國不同的神職機構里愉快地度過了他大部分的人生。在他來到英國大約六年后，亨利七世請他寫一部完整的英國史。1517年他報告說這部歷史即將完成；但是直到1534年這部歷史才被印刷出來，又到了1555年他才以1538年的事件結尾將其最終完成。波利多爾寫的歷史十分受歡迎，其中在理查三世去世之前的部分先被譯成了英語。這些譯文的大部分至今仍是手寫稿，但記敘從輝煌開端到諾曼征服時期英國歷史的前八卷、記敘從亨利六世到理查三世時期歷史的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已由卡姆登協(xié)會出版。波利多爾在英國編年史家當中是一位創(chuàng)新者，因為他在寫作時有意識地與經典歷史學家相比較，還因為他具有批判的精神。他對性格和轉述言談的描寫堪比李維和塔西陀（Tacitus）的生動與簡潔。他的歷史能夠影響伊麗莎白時期戲劇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他按照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傳》（Agricola）的方式通過描寫來贊揚亨利五世，同時完全順應當時對“模范”的推崇。在他慣常的冷靜批判間歇稍作放松，波利多爾對這個英勇與虔誠的模范做了一番夸張的、對現(xiàn)代人來說很討厭也不足信的描繪。[33]他對亨利五世統(tǒng)治時期的記述是這樣開始的：亨利在那些王子當中幾乎是唯一的一位，他意識到，作為一國之君必須具備相當的精神、智慧、嚴肅性、警惕性和良好的信念，君主應當把國家視作責任而非榮耀，并且需要優(yōu)秀的參謀來幫助他承受這一切。接下來波利多爾就君主作為模范對其國度的影響做了一番一般性的道德說教：

正如西塞羅所說，一位君主走入歧途，雖然這本身是一項大罪，但這種罪行的嚴重遠不及這位君主的墮落腐化了其他人，由此引發(fā)的后果是這不僅改變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改變了他的人民原有的道德規(guī)范。（Basel Edition，頁439）

一國之君只有有效地監(jiān)管其臣民的道德，并成功抑制庸眾的罪惡，才能獲得榮耀。任何一位君王如果還沒有學會這一點，就還沒有長大，即使他在年齡上已經成人；他并沒有實行統(tǒng)治，而是被統(tǒng)治著。理查二世就是這樣一位沒長大的君主。他并非生來就是邪惡的，但他沒能接受好的建議，最終毀在壞參謀們的手中。愛德華二世也是這樣，這二人最后都死得很悲慘。亨利五世很可能從這些實例中得到了教訓，意識到要警惕身邊的逢迎者，并且要選擇那些能力最好的人，跟他們學習統(tǒng)治的藝術。波利多爾讓亨利在入侵法蘭西之前虔誠地宣告上帝授予他繼承法國王位的權利。在戰(zhàn)役中亨利用死刑來懲罰那些瀆神的行為。哪一方會獲勝，是可以確定的，因為在法國人違背承諾的同時，亨利修建了許多修道院。波利多爾是最早把亨利表現(xiàn)得在阿金庫爾戰(zhàn)役之前能言善辯的作家，有趣的是，他筆下的亨利所說的話與莎士比亞的亨利所說的極為相近?？偟膩碚f，波利多爾在記述亨利五世的時候，不再是一位批判性歷史學家，而成了一位古典風格的傳教士，他覺得有責任把一個人寫成集中一切美德的廉價皇家模范。我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也許是因為李維對亨利五世的溫和描繪在這期間已經成為一種陳規(guī)，波利多爾只能默認這個業(yè)已存在的民族神話。還有一種可能是中世紀圣徒傳和古人道德傳記所結合起來的傳統(tǒng)——普魯塔克（Plutarch）與塔西陀——誘使波利多爾放棄他慣常的嚴肅清醒轉而去冒險。

[34]波利多爾的批判精神表現(xiàn)在三件事上：真心努力客觀地寫出真實的歷史，對人們的動機做理性而善意的判斷，以及理解事件緣由的欲望。

第一件事我只做簡要說明，因為對此歷史學家比文學批評家更為關注。在第十九卷里，波利多爾在描述1366年愛德華三世與法國休戰(zhàn)時說，盡管法國和英國的歷史學家對這一事件的爭論與當初兩國軍隊的戰(zhàn)斗一樣多，他還是會講真話（同前，頁389）。他對于理查二世與亨利四世之間發(fā)生的事實真相也以最具同情心的公正態(tài)度進行探討（同前，頁424等）。他認識到理查弄死他的叔叔即格羅斯特公爵并沒收蘭開斯特莊園財產這兩項大罪。他也認可亨利四世在這種情況下的作為是適度的，并拒絕相信亨利應該對理查的悲慘死亡負有個人的責任。不過，他強調理查不是天生的惡人，而且他雖然贊揚亨利的品性，卻一直提醒我們他是一個篡位者，也是讓理查死去的罪犯。波利多爾是一個有同情心但并不受制于情感的羅馬天主教徒，他了解人性的復雜動機，但又寬容地給出評判。因此他能夠靈巧地把握這兩位君王的平衡，而不會攪亂它。這種平衡在后人的作品中成為一種傳統(tǒng)，不僅涉及對理查二世與亨利四世的處理，而且關涉愛德華二世與那些廢黜他的人。但是它并不符合盎格魯-撒克遜人更為激烈和浪漫的品味，因此失去了波利多爾保持該平衡所具有的清晰的敏銳。

上段中最后幾句話已經點到了波利多爾的第二種特質——他對人們的動機所做的理性而善意的判斷。這一點很重要，值得進一步舉例說明。比如，他對普通人的正直和純真有一句評論。愛德華四世在亨利六世復位之后從國外回來，發(fā)現(xiàn)人們大都反對他。于是他宣布說自己不想要王位只想要約克公爵的位子。針對這一偽裝的影響，波利多爾寫道：

很難讓人信服地說明這件惺惺作態(tài)之事有多么了不得的影響，這就是正義在人們當中普遍具有的力量；因為當他們聽說愛德華國王并不想要王位，而只是尋求他所繼承的遺產，人們便被他感動而支持他，或是至少不阻止他獲得爵位。（Camden Edition，1844，頁137）

[35]其中波利多爾對英法爭端中亨利六世治下痛失法國的評論最有意思。他認為對此最應該負責的是法國人固執(zhí)的民族主義，它使得法國人拒絕把英國人當作親屬。

在法國，甚至從一開始就有這種說法：公民們有了一種想法，其余的人就會有另一種想法，因此結論就是陌生人一種都沒有。由此人類的共同社會破裂了，在兩個民族中逐漸生發(fā)了相互的仇恨。一段時間以來這種怨恨已經在很多人心里蔓延開，因此（不論其余）無論如何都無法讓一個天生的法國人去愛一個英國人，或是讓英國人愛上法國人。這就是因為對榮譽和帝國的爭斗而產生的仇恨；多年來相互之間的流血爭斗和屠殺更加深了這種仇恨。這也是英國事務在海外徹底失敗的原因。（同前，頁82）

這段話與伊麗莎白時期戲劇相關因而與本書相關的原因在于它的矛盾性，因為其中表達的寬容與后來時代的愛國主義激情距離遙遠。不過，這位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意大利人對新民族主義精神的崛起表示遺憾，這一有趣的情景本身就值得探究。

但是，在波利多爾批判精神的三種表現(xiàn)里，想要明白事件根源的渴望對戲劇的影響最為重要。他作為第一位嚴肅關注因果關系的英國編年史家，在他那里，這段歷史作為素材，不僅用于以戲劇形式對事件的單純記錄，而且用于真正的人類戲劇，在這種戲劇里單純的事件從屬于事件的重要性。我并不關注波利多爾資料來源的歷史問題或是衡量其原創(chuàng)性的標準。在本語境中真正重要的是，不論伊麗莎白時期歷史劇的作者們是否讀過他，他們確實讀過受益于波利多爾的編年史家，那些編年史家從波利多爾那里學到一種書寫歷史的方法，這種方法對于歷史劇的幫助是嶄新的。[36]這并不是說波利多爾寫的每句話都指向人類事件的某種偉大邏輯體系，或是他比吉本（Edward Gibbon）更早地執(zhí)著于自己的單一偉大主題。波利多爾的歷史是對英國歷史事件的理性、簡明、合理的記錄，中間不時插入對事情發(fā)生方式的理性反思，在后面的部分中隱約蘊含了一種模式的框架，在都鐸王朝建立之前的歷史事件以這種模式呈現(xiàn)出來。因為莎士比亞最終繼承了這一模式，因此它對于本書的計劃有首要的意義。

舉一例說明波利多爾對事情發(fā)生方式的反思，即第六卷的開頭。他提出了一種革命性的歷史觀念，并闡釋了這一觀念對英國的適用性。國家，與人一樣，會經歷少年、成年和衰老，但與人不同的是，它們不會受一次生命的限制。十一世紀的英國處于老年時期，而諾曼人的統(tǒng)治讓它煥發(fā)青春，重新譜寫曾經的旋律。在第四卷前言里他也暗示了這種在文藝復興時期很普遍的觀念，即歷史在明確地重復它自己。他把撒克遜國王們內戰(zhàn)的時期看作在王權治下統(tǒng)一的由神屬意的序曲。從他的口吻中也可以肯定他還想到了玫瑰戰(zhàn)爭和亨利七世治下王室家族斗爭的終結。波利多爾在標注因果關系的具體事件時是很謹慎的。比如在第二十卷里他生動地記錄了理查二世綁架他的叔叔格羅斯特公爵，然后注明正因為這一罪行約克公爵和蘭開斯特公爵收回了對理查的支持，而這是理查垮臺的主要原因。（Basel Edition，頁421-422）

波利多爾看待歷史的特殊模式是針對理查二世到亨利七世的歷史。該模式是在一種嚴肅的道德維度下審視這段歷史：它體現(xiàn)了上帝的公正，讓罪行得到懲罰，直到都鐸王朝重新開啟繁榮的歷史。我不知道這種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波利多爾的原創(chuàng)，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從亨利七世那里正式獲得了靈感。這是歷史學家要解決的事情。波利多爾對這種觀念的認可以及文學表達本身，才是我們這里要關注的事實。波利多爾并不像霍爾后來那樣語氣強烈。亨利四世篡位的全部影響在當時并沒有提及，但在后來的回顧中說到了。[37]最重要的一段話出現(xiàn)在第二十四卷里，此時圖克斯伯雷（Tewkesbury）戰(zhàn)役已最終決定了玫瑰戰(zhàn)爭的結果。波利多爾在這里評論了愛德華四世的奇妙運氣。不過他修正了自己，把愛德華的勝利歸因于上帝對蘭開斯特家族罪行的懲罰，而不是愛德華自己的好運：

把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歸為蘭開斯特家族的厄運這種說法是可疑的，明智的人會認為這要歸因于上帝的公正。因為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是靠強力篡奪的王權，因而王權不會長期被這個家庭享有。也就是說祖父的罪行報應在了孫子的身上。（Camden Edition，1844，頁154）

其他的不幸也都與相對應的罪行聯(lián)系了起來。倫敦塔里被殺掉的王子們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親愛德華四世在約克家族領地前許下的假誓，他當時說只會保留自己的公爵爵位，而不會再謀求國王的地位。當安佐的瑪格萊特王后在巴奈特戰(zhàn)役后哀悼其不幸，波利多爾說她應該想到她所有的悲傷都源自葛羅斯特公爵亨弗雷因其而死。他還說：“許多人都會以上帝為標準來衡量這些事件的根源，根據自身的力量和意志來量度公平與正義?！保–amden Edition，1844，頁148）亨利五世將理查二世重新安葬以破除他的死亡帶來的祖?zhèn)髟{咒。亨利五世在航海去法國的前夜，在南安普頓發(fā)現(xiàn)了劍橋伯爵理查針對自己的陰謀，他當時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密謀者們假裝被法國國王收買從而遮掩真實的約克陰謀。波利多爾評論道：

不過假如亨利注意到這團此時還在燃燒的火焰，他就可能會看到從中點燃的那只可怕的火把威脅著他家族的房屋；也許他就會立即將其熄滅。（Basel Edition，頁442）

與蘭開斯特家族的祖?zhèn)髟{咒同時存在的是都鐸家族的希望。歐文·都鐸娶了亨利五世的遺孀，被稱為“威爾士的紳士，天生具有優(yōu)秀的身體和頭腦，繼承了不列顛最后一個國王卡德瓦拉得的血統(tǒng)”（Camden Edition，1844，頁62）。[38]在波利多爾筆下，亨利六世復辟之后看到當時僅九歲的亨利七世，說到“沒錯，就是他，我們和我們的敵人都將臣服于他，將王權歸于他”（同前，頁135）。最后他不惜筆墨地講述了亨利七世作為里士滿伯爵在布列塔尼（Brittany）流放時經歷的各種危險，并始終強調上帝在其中的指引。都鐸的神話實際以輪廓的形式存在其中，盡管可以用更強烈的言辭表達出來。

波利多爾作為一個道德家在寫作，不過他并不是特別地戲劇化。早先我提到波利多爾對理查二世綁架他叔叔葛羅斯特公爵的生動描述。這段描寫確實生動，但要是把它和傅華薩對同一事件的華麗呈現(xiàn)相對照（它肯定是來自于后者），就會明顯看出波利多爾的戲劇感非常一般。不過這并不重要，因為他為那些戲劇天分更高的人提供了可進一步利用的內容。

7.莫爾爵士

1513年，波利多爾還在寫英國歷史，托馬斯·莫爾爵士時任倫敦司法長官，寫下了他未完成的理查三世史。這是與部分《國王傳》和修昔底德的著作類似的歷史作品，超越了對事件的記錄和證據的整理，是對根本人性的經典記錄。莫爾是在傅華薩完成其作品很長時間后才開始寫他的歷史，所以沒有內部證據表明莫爾讀過后者的史作，也沒有外部證據，但是有外部的可能性。波利多爾是通過與伊拉斯謨的友誼加入到莫爾的圈子里，他讀過傅華薩并將其用于歷史的寫作，因此有可能他的朋友也了解傅華薩的原著。不管怎樣，莫爾把傅華薩的戲劇感與貼近真實事件的特點引入英國的編年史。有一個場景是愛德華四世的遺孀在威斯特敏斯特的避難所被大主教勸說把自己的小兒子讓渡給他的舅舅攝政王去撫養(yǎng)，這個場景比英國戲劇在其偉大時代之前的任何作品都有悲劇性（LimbyE-dition，頁25等）。至于喜劇的部分，肖博士布道的情節(jié)正好超出傅華薩的寫作范圍。肖博士在布道詞中指責愛德華四世的孩子們是私生子，并拿攝政王理查與他的公爵父親外貌明顯相像與之做對比。[39]而且當他說出“這是父親的身形，這是父親的容貌，是與他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毋庸置疑的形象，與尊敬的公爵長得一模一樣”，理查應當出現(xiàn)在會眾之中，“仿佛是圣靈讓布道者說出了這番話，應該能夠把現(xiàn)場的人們感動得直呼理查國王、理查國王，以至于后來人們會說他是上帝以奇跡的方式特地挑選出來的”。但是時機不對。那些話在理查出現(xiàn)之前說了出來。當他出現(xiàn)時，牧師又脫離語境匆忙地重復了一遍，導致了滑稽的效果。布道后“牧師回了家，再也不敢自取其辱，過上了晝伏夜出的日子”（同前，頁63-66）。

與傅華薩一樣強調戲劇性，莫爾對人性的判斷與波利多爾一樣充滿善意。他為自己的作品中引入簡·肖爾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出了申辯：她從幸福到不幸的墮落是有教育意義的例證，他以微妙的同情描述了她的經歷和性格。

但是，莫爾與傅華薩不同的是他為后者的通俗現(xiàn)實主義添加了一種古典形式主義的標準。正是這種混合——就像懷亞特詩歌對中世紀詩與彼特拉克詩的結合——讓莫爾的史作獨具特色。莫爾開頭對愛德華四世臨死前的描寫有一種童話的古老色彩，但他讓愛德華臨死前發(fā)表的一番高談闊論則完全是古典修辭的風格。這兩種風格融為一體，頗有說服力。

莫爾與波利多爾一樣，接受并證實了當時的歷史道德觀：即哈丁引入編年史寫作的那種對優(yōu)秀典范的嚴肅追隨。但是他并沒有把這一道德觀強加進去，或是讓它妨礙到自己對人類戲劇的首要興趣。直到在霍爾那里這種道德準則才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達。

莫爾的史作有著很大而且無法估量的影響。假如它和他的其他作品混在一起，反天主教情緒可能會阻止它的流行，但它被吸納到后來的編年史中因而避免了上述問題。我猜想它不僅確定了莎士比亞《理查三世》的結構，而且直接激勵他用戲劇而不是軼事的形式來創(chuàng)作。不管怎樣，這就是英國原創(chuàng)歷史作品兩篇中的一篇，[40]它們積極的刺激使得一位伊麗莎白時期戲劇家貼近他的寫作對象，把它首先看作是發(fā)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其次才是道德原則的寶庫或是事件的序列。我強調英國“原創(chuàng)”歷史作品，因為伯納斯翻譯的傅華薩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

與莫爾的《理查三世》并列的英國原創(chuàng)歷史作品是卡文迪什（Cavendish）的《沃爾西主教的一生》（Life of Cardinal Wolsey）。它寫于瑪麗女王統(tǒng)治時期，不過直到1641年才印刷出版。莎士比亞在創(chuàng)作《亨利八世》以前很可能讀過該作品的手稿；但我們無法知道這是多久以前，也不知道該作品是否幫助他形成有關歷史的早期概念或者促成他創(chuàng)作歷史劇的早期實踐。這部作品在有些方面比莫爾的《理查三世》更為生動，因為卡文迪什是沃爾西最信任的仆人，他寫到的內容幾乎都是他親眼所見。但這部作品對莎士比亞的影響太難以確定，因此只能在此略微一提。

8.霍爾

在我的討論中霍爾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在這之前我必須先向讀者們致歉?；魻柕娜恐骱茈y找到，而找到的部分也非常笨重、難以處理，使得閱讀變得更加不易。除了霍爾的原作之外，只有一個完整的版本，出現(xiàn)在1809年，這是一部體積龐大、令人望而生畏的書。記錄亨利八世時期歷史的一個版本出了350冊。因此一般的讀者很難接觸到他的原作，很有可能為此而抱怨：你為什么要讓我對一個完全見不到他作品的作者感興趣呢？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不過，要重印霍爾的《編年史》中亨利五世整個統(tǒng)治時期的部分是容易的。這一部分并沒有占據整體的一大部分，但它卻涵蓋了莎士比亞最有意思的歷史劇中所有的素材，而且包括了說明霍爾寫作目的的重要出版序言。除此之外，他對理查三世的記錄主要是對莫爾史作的復制，而后者很容易找到。上面提到的部分對于一般的讀者來說足夠了，而且把它們集為一本書的話篇幅也不算太長。

愛德華·霍爾出身于名門貴族。[41]他的祖父曾是約克公爵（愛德華四世的父親）的私人顧問，并被他封為卡昂指揮官，可能因為這個原因霍爾在他的編年史中對約克公爵的描述比波利多爾要更溫和?；魻栂群笤谝令D公學和劍橋的國王學院就讀。他學習了法律，成為法官和議會議員。他的主要活躍期都在亨利八世統(tǒng)治時期，不過他剛好活到了愛德華六世繼位，并把自己的史作獻給了他。他沒有活到瑪麗女王統(tǒng)治時期是幸運的，因為他在一切行動上強硬的新教信仰和對亨利八世的堅定支持一定會讓他遭受迫害。事實上，他的書被燒掉了。無論如何，他生活在亨利八世的統(tǒng)治下，是那個時代真正的精神之子。思想與情感上他都信仰新教和都鐸王朝的新專制統(tǒng)治。他既為亨利喜好表演展示而感到欣喜，也很高興亨利獲得了英國教會首領的地位。不過他并不僅僅是亨利八世的支持者及其功績與比武的記錄者；可惜的是對他這種不完整的看法由于惠布利（Charles Whibley）和劍橋英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見卷三，第15章）的權威而持續(xù)影響了很長時間。霍爾的《編年史》寫的是亨利四世至亨利八世統(tǒng)治期間的歷史；亨利八世時期的歷史占據整部作品的近一半內容。惠布利認為該書的前半部分只是資料的編輯整理，而后半部分霍爾寫自己所在的時代才是真正鮮活的內容。他還認為前半部分被阿謝姆（Roger Ascham）批評該書是用“契約英語”（indenture English）寫成的并不冤枉，而后半部分則不是這樣。阿謝姆所說的“契約英語”是指在法律文件中使用同義詞和同義短語的習慣，這一習慣在《祈禱書》（Prayer Book）中被提升至美的高度?；魻枌@些詞的使用顯然是毫不吝惜的，下面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恰好也說明絢麗文體的最早形式）：

當火被一個狹窄的地方圈起來，就會竭力噴射出它的火焰；當水流受到限制和阻礙，就會持續(xù)不斷地流淌和噴涌出來。所以惡毒的鱷魚和狡猾的毒蛇不會在懷有惡意的心和滿腹壞水的肚子里久藏，它們最終一定會依其本性顯露出來。

不過盡管“契約英語”在前半部分出現(xiàn)得比較多，在后半部分也不是完全沒有。而且當它出現(xiàn)的時候，常常是作為使韻律更高雅的結尾，或是像上述引文中一樣表示強調。[42]“惡毒的鱷魚”是有煽動性的詞語，霍爾在他的編年史中很重要的地方、也是新一章的開頭使用這個詞，是想告訴讀者煽動性暴亂是多么可怕和無法消除。他的“契約英語”有更高的道德目的。說霍爾的生動性只表現(xiàn)在后半部分也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從頭至尾都能看到霍爾的活力。即使有關絢麗文體的問題，他對波林勃洛克與毛勃雷之間的決斗前準備的描寫，或是對亨利六世在法國的加冕儀式的描述，都與亨利八世時期更有名的那些描述一樣出色。但是像惠布利那樣把霍爾史作的前半部分稱作一部中世紀編年史是大錯特錯，而且這一錯誤應得到揭示，因為這代表了一種頗有歷史的勉強心理，即不愿意承認莎士比亞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霍爾。有些人，從金斯福德（C.L.Kingsford）開始，就揭示了這個錯誤，但我懷疑霍爾的重要性從未被完全認可，他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對莎士比亞有影響，他還是都鐸時期歷史思想的塑造者，更不用提他那了不起的文學才華。

霍爾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他是全面表現(xiàn)一種嶄新的將歷史道德化寫作的第一位英語編年史家，這種道德化伴隨著中世紀的結束、教會的衰弱和民族主義的崛起。他這種才能的特殊文學意義在于將一種戲劇感引入到他的表達方式中。我不是指真實事件中的戲劇感，那是傅華薩和莫爾的特長（盡管霍爾也具備這一點），我是指將偉大的事件用道德問題串聯(lián)起來的本領：是與心理戲劇相對應的道德戲劇。正是霍爾的這種道德戲劇啟發(fā)了《為官之鑒》的作者們；至于這面鏡子對偉大的伊麗莎白時期文學的影響則很難界定。霍爾另一方面的重要意義是他發(fā)展并確定了都鐸王朝的歷史神話；因為如果他將歷史道德化了，他是讓歷史經過特殊的有機延伸進入了“亨利八世的成功統(tǒng)治”。可見這后一種意義與前一種緊密相關，所以我會同時闡明這二者。

霍爾從一開始就闡明了他的意圖。在最早流傳下來的版本的標題頁上他沒有把自己的作品叫作“亨利四世到亨利八世期間英國歷史的編年記錄”，而是叫作《蘭開斯特與約克兩大顯赫高貴家族的聯(lián)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43]也即像吉本一樣明確地宣稱其寫作主題的統(tǒng)一性。不過這里需要引用他的整個標題頁：

蘭開斯特與約克兩大顯赫高貴的家族，曾為爭取這高貴王國的王位而長期紛爭，一切都發(fā)生在兩大家族的國王們在位期間，關涉這兩脈王族血統(tǒng)，從國王亨利四世這位分裂的始作俑者開始，成功地推演至高貴審慎的國王亨利八世之統(tǒng)治，亨利八世就是這兩脈血統(tǒng)毫無疑問的巔峰和繼任者。

亨利七世與愛德華四世的女兒伊麗莎白的聯(lián)姻就是將這段歷史統(tǒng)一起來的事件，正如霍爾在前言中所說，“因為，正如國王亨利四世是這場巨大紛爭與分裂的始作俑者和根源，這神圣的婚姻也是一切紛爭、封號和論辯的終結。”從他的章節(jié)標題中可以看出他對寫作主題有多么戲劇性的理解。他把序言稱作對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大家族分裂的介紹，實際各章的題目如下：

一、國王亨利四世的動蕩時代；

二、國王亨利五世的成功舉措；

三、國王亨利六世的困難歲月；

四、國王愛德華四世的繁榮統(tǒng)治；

五、國王愛德華五世的可憐生活；

六、國王理查三世的悲劇作為；

七、國王亨利七世的精明治理；

八、國王亨利八世的勝利統(tǒng)治。

霍爾知道上述標題提供了不止一種模式，而且因此感到高興。他的標題中有四位成功的國王和四位不成功的國王，他們形成了某種詩節(jié)的形式。把不成功的國王看作a，成功的國王看作b，就得到ababaabb的結構。把亨利五世的“成功舉措”與理查三世的“悲劇作為”相對應不是沒有意義的。舉措或行為只屬于這兩位國王，他們的歷史是以一種特別戲劇化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的：霍爾甚至有意通過“舉措（act，[戲劇中的]幕）”和“悲劇的”來指涉戲劇。我在后面會回到這個特別處理的問題上來。

寫完序言，霍爾用一切他能夠調動的絢麗言詞和事實宣告了這部作品的偉大主題。[44]這就是無序（此處指內戰(zhàn)）、聯(lián)合與隨之而來的“層級”。

內部分裂給王國帶來了多少危害，內部紛爭讓國家損失了多少人口，分裂的派系讓城市里有了多少惡毒的謀殺，內部矛盾與非正常的論爭給聞名遐邇的地區(qū)帶去多少災難，對此種種，羅馬感受過，意大利目睹過，法國可以作證，波西米亞可以說出來，蘇格蘭可以寫下來，丹麥可以展示出來，尤其是這一高貴的王國英格蘭顯然可以宣告并且將其充分展現(xiàn)出來……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大顯赫家族的分裂與紛爭讓這片聞名遐邇的土地經受了怎樣的痛苦、怎樣的殘忍、怎樣的可怕災禍，以我的才智已無法把握，我的言辭已無法表達，我的手中之筆也無法充分地展示。

不過盡管其他紛爭還在繼續(xù)，這一最可怕的紛爭被亨利四世與伊麗莎白的結合及其結晶亨利八世永遠地治愈和修復了?；魻栂Ｍ覀儼堰@一事件看作是比它本身更偉大的秩序的象征。他寫道，這一聯(lián)合達成了，

由此所有人，比太陽更清晰，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不和諧使偉大的事物衰落和毀滅，同樣，和諧使它們重生和崛起。與此同理，所有地區(qū)都因為分裂和紛爭而遭受痛苦、傷害和動亂，又因為統(tǒng)一與和諧而獲得挽救、和平與繁榮。

霍爾并沒有在此停住，而是在他的主題里看到了相關的更為神圣的聯(lián)合：

通過人性與神性的聯(lián)合，人與上帝連接了起來，在此之前人因為狡猾毒蛇的引誘被迫與上帝隔離和分裂了。通過天主教教會與過時的猶太教的聯(lián)合，摩西十誡中嚴格的儀式和極度的痛苦很明顯被廢棄以致無效了，但是仍指明了基督教的自由，基督的宗教獲得穩(wěn)定并崛起了。由于男人和女人通過神圣婚姻的結合，一代人獲得了祝福，身體的罪行經過滌蕩而清除。通過聯(lián)姻，王國與王國之間增進了和平，培養(yǎng)了國與國間的感情。[45]婚姻的聯(lián)合讓怨恨消散，友善縈繞，取得了永恒的聯(lián)盟與親緣關系。因為前述兩大高貴家族的聯(lián)合英格蘭王國獲得了怎樣的益處、怎樣的安寧、怎樣的快樂，你們可以從這部粗鄙、淺薄的歷史之后續(xù)明顯地感受到。

歌頌婚姻的圣禮或是將其他的聯(lián)合與之做比并沒有多少新意，但是對一個本質上政治性的事件給予如此嚴肅的強調，以如此神話般的高度所歌頌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兩個特殊的人的結合，這是此前沒有過的。實際上波利多爾曾經寫過都鐸王朝的神話，但是他遠未如此將其戲劇化、神圣化。在霍爾這里，我們看到的是歷史劇從神圣轉化為世俗的完整過程，原來對上帝的絕對崇拜變成了管控世俗事件的更加嚴厲的虔誠道德準則。除去許多細節(jié)，霍爾看待亨利八世的態(tài)度與莎士比亞同時代人看待伊麗莎白女王的態(tài)度沒有巨大的差別。

在表明聯(lián)合是其主題之后，霍爾指出必須首先記述前面所說的紛爭。這將成為他的開篇。他并沒有像馬基雅維利一樣認為紛爭是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相反，在基于純粹的譜系原因簡短提及亨利三世和他的孩子們之后，他寫到愛德華三世，并鄭重地列出了他的七個兒子。與我們相比，霍爾那個時代的人們更加覺得七是個幸運的數字；毫無疑問他想讓我們覺得愛德華三世的統(tǒng)治代表著秩序的規(guī)范，英格蘭此后的歷史都是對此的偏移。莎士比亞顯然對此毫無懷疑，他不僅照搬而且更加強調霍爾所記述的愛德華三世的七個兒子。從這一細節(jié)還可以看出霍爾與波利多爾的差異。波利多爾是一位不帶偏見的歷史學家，而不是戲劇家，他論及愛德華究竟有七個還是六個兒子，并愿意承認這個問題懸而未決，而沒有一定要抓住數字七的可能性不放。（Basel Edition，頁399）霍爾在說明蘭開斯特和約克家族的譜系之后，開始記敘真實的歷史，他選取的開端恰好也是莎士比亞主要的四部歷史劇的開端，這就是波林勃洛克與毛勃雷的爭吵以及波林勃洛克與他的表親理查二世的疏遠。從此以后麻煩就開始了，[46]霍爾竭力解釋為什么一個事件引發(fā)另一個事件，一直到博斯沃思戰(zhàn)役（Battle of Bosworth）。事件的原因通常是人犯了罪而上帝為此要施以懲罰。霍爾沒有忘記，波林勃洛克從布列塔尼半島到達英格蘭的時候，他在迎接自己的貴族們面前發(fā)過誓他決不會傷害理查二世的身體?；魻栕屛覀兏杏X到，這一誓言使得波林勃洛克為理查的死受到了雙倍的懲罰，理查的死成為后來潘西起義的主要動機之一。當災難到來，霍爾常常教導和懇請其他政治家們以此為鑒。下面即為一例，?？巳毓簦碕ohn Holland）是理查二世的兄弟，他為恢復后者的王位發(fā)起了一次反抗亨利四世的叛亂：

埃克塞特公爵聽說他的同伴被抓起來了，他的顧問被監(jiān)禁了，他的朋友和盟友們被處死，他為自己可能的遭遇感到悲傷，為朋友們的不幸而哀慟，但他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兄弟理查國王的逝去，他仿佛在這不幸的叛亂中看到了國王死去的影子。于是，他在私下相熟的那些地方徘徊、潛藏、躲避著，結果在一個隸屬于埃塞克斯和普拉西領地、葛羅斯特公爵夫人的小鎮(zhèn)上，被砍了頭，就是在這里在同一轄區(qū)他引誘并背叛了葛羅斯特的湯瑪斯公爵，是導致后者死亡和毀滅的內在原因和公開的掩藏者。由此可以證實那句常見的諺語：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上帝啊，我希望那些被推上統(tǒng)治者高位的人能記住這個例子，并以此為標準來衡量并用強力、權威和權力去處置他們自己的不公正和罪行，但愿他們會因為這些先例而不再犯下如此不虔誠、該詛咒的罪行。（頁19）

難怪《為官之鑒》的作者們認為霍爾符合他們的品味。

霍爾有關因果關系的一些教化和陳述是從波利多爾那里借來的，不過是以更為強烈的方式表達出來。下面一例即為十分接近原文的照搬，但加入了修辭的強烈色彩。這兩段話寫的都是，薩立斯伯雷伯爵在奧爾良圍襲中死去成為整個戰(zhàn)爭的轉折點。

波利多爾：的確從那天起英格蘭的外交事務就開始畏縮不前；[47]對于這一弱點，英國作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一開始并沒有感覺，然而后來卻遭到這一內在疫病對其力量一點一點的磨蝕：他一死，戰(zhàn)爭的命運就轉變了。（Camden Edition，1844，頁22）

霍爾：這位英勇的統(tǒng)帥的突然死亡給英格蘭的公共財富帶來了多大的損害、災難和痛苦，在他去世不久后就明確地顯現(xiàn)出來。英國在海外的高度繁榮與偉大榮耀很快就開始衰弱，一點點地消散；這一點英國人民作為一個勇敢堅強的民族一開始并沒有感受到，但后來他們就感到它像疫病一樣蔓延，一點點地毀壞各個部位，最后讓整個身體衰敗。在這位偉人死后，戰(zhàn)爭的命運開始轉變，輝煌的勝利開始變得暗淡。（頁145-156）

這就是霍爾最夸張的時刻。不過即使他沒有在波利多爾的基礎上增加新的事實或情感，他還是增添了戲劇性?；魻柍３２迦胱约旱脑u論。描寫套頓戰(zhàn)役（Battle of Towton）的時候，霍爾十分貼近波利多爾，不過下面這句評論是他自己加的：

這一沖突在某種意義上是非自然的，因為在這里兒子與父親為敵，兄弟相互為敵，侄兒與叔父為敵，佃戶與領主為敵。（頁256）

正是這句添加的評論，而不是霍林斯赫德，可能激發(fā)了莎士比亞在《亨利六世》中寫下了最好的幾幕場景中的一幕。

不過，霍爾的作品不同于波利多爾且更接近于戲劇的效果還源于他更大的增補，特別是那些演說。舉一例，約克公爵在諾斯安普敦戰(zhàn)役后從愛爾蘭回到英格蘭，在上議院宣稱取代亨利六世成為國王時，發(fā)表了一番演說。波利多爾只提到他宣稱自己是國王（Camden Edition，1844，頁107），而霍爾則加入了一段長篇演說，回顧了歷史，并保持了對中心主題的興趣。這番演說之后他寫道：

當公爵結束了演講，上議院的貴族們一動不動地坐著，仿佛墻內的浮雕或是說不出話的神，既沒有竊竊私語，也沒有交談，他們的嘴唇都像是被縫了起來。（頁248）

這句話和許許多多其他的語言一樣，足以證明霍爾并不是總在寫“契約英語”。[48]當他寫到引發(fā)博斯沃思戰(zhàn)役的事件時，他緊貼波利多爾的作品，但有一處地方他大大地加強了其莊重性。這就是勃金漢公爵向伊利主教吐露他想讓里士滿伯爵亨利娶伊麗莎白公主的秘密想法。波利多爾講這個故事時的語氣是淡淡的（Camden Edition，1844，頁194）；霍爾則讓勃金漢公爵講了一長段話，這段話暗示是圣靈啟發(fā)他有了這個想法，他還對王位繼承的真假資格做了一番有力的論說。勃金漢公爵在講述自己如何有權利成為蘭開斯特家族繼承者時，非常具有戲劇力量。

但是無論是上帝決定還是命運使然，在我還在為是否突然斷定這一資格并公之于眾時，機會出現(xiàn)在眼前：我騎馬從華斯特到布里奇諾斯的時候，遇到了瑪格萊特伯爵夫人，她是里士滿伯爵夫人，現(xiàn)在嫁給了斯丹萊公爵，她還是我祖父的哥哥、薩莫塞特的約翰公爵的女兒和唯一繼承人。我不記得她了，仿佛從未見過她似的，這使得她和她的兒子、里士滿伯爵成為我與王位、御座之間的唯一壁壘和城門。我們就她的兒子稍許親密地交談之后便分手了，她去找華斯特公爵夫人，我則去往索魯斯伯雷，此時的我變得有些驚訝，開始與自己爭論起來……（頁382-389）

這個爭論就是對于王位的主張應當基于選舉還是繼承，他的結論完全站在了繼承的一邊?；魻枌懽鞯臅r候一直關注著他自己的時代和國王，“后者是前面所說家族的毋庸置疑的繼承者”。

我在這里對霍爾的戲劇品質的說明，絕不是暗示他成功地把整部歷史戲劇化了。他在記述亨利六世治下法國戰(zhàn)爭的所有細節(jié)時就沒有這樣做，而不得不做些編年史一樣的粗線條勾勒，不過他還是盡可能地把主要事件展示給讀者。但是他對于其中兩段統(tǒng)治時期做了特別的戲劇化處理，使它們在整體的結構中凸顯出來：亨利五世和理查三世在位時期。對霍爾來說，這兩位國王并非好國王和壞國王在歷史上的代表。他筆下的亨利五世取自波利多爾，但有相當大的改進。波利多爾是一位熱愛和平、有國際意識的意大利人，[49]他筆下的亨利五世是個隱約讓人惡心的老套英雄；霍爾則是一位熱血的英國愛國者，他所描述的亨利五世雖不大讓人喜歡，而且缺少人性，但至少有些夸張的生命力?；魻栕罱^妙的增補是亨利的顧問們對于他應該進行怎樣的戰(zhàn)爭所做的爭論。大主教認為亨利有權依據薩里克法律繼承法國王位；韋斯特莫蘭德表示反對，并請求向蘇格蘭開戰(zhàn)；埃克塞特第三個發(fā)言，他向著法國。這三個演講都是霍爾的創(chuàng)造，也是他的雄辯才能達至頂點的表達。結果卻是它們被埋沒了，不過又通過霍林斯赫德這一中介被部分地融入到莎士比亞作品中。

為戲劇化地表現(xiàn)理查三世的統(tǒng)治從而將其凸顯出來，霍爾選擇了一條簡單而有效的途徑：對莫爾沒有寫完的歷史做一些不重要的增補。寫到這段時期的末尾，他再次加上了曾在亨利五世那里寫過的一段詳細闡述。當然，莫爾的風格比霍爾要更為直接，如前所述，莫爾與事件貼得更近。不過莫爾所寫臺詞中的古典式修辭與霍爾足夠接近，這使他的不完整歷史在霍爾的作品中并不比霍爾本來計劃中的惡人理查的統(tǒng)治顯得更加特殊。我確信那是“計劃中的”，因為在理查統(tǒng)治時期的前言中霍爾特意指出他“厭惡寫”理查的“卑鄙悲劇”，但他會堅守讓理查的例子成為國王和王子們的教訓這一具有更高道德價值的計劃?；魻柕男⌒∏把允菫榱俗尷聿橐鹛貏e關注的特意之舉。

我在前面引用過波利多爾的兩段文字來說明這個人富于同情心和反對民族主義：前一段指出普通人愿意給以信任的特點，后一段指責法國人因其強烈的民族主義而拒絕像對待自己國民一樣對待其他人。霍爾這兩點都沒有提。他比起波利多爾少了很多敏感和同情，對外國人也沒有多深的感情。

霍爾的藝術才能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在那個時代，連貫性并不是對長篇作品的必然要求，因此能夠為他的主題設置這樣一個強大的結構可以算得上是一種成就。而且這一結構還很復雜：長長的報應之鏈逐漸展開，以巧妙的贖罪結尾，中間出現(xiàn)兩個驚人的道德典型，其中一個教育國王們要追求美德，另一個則警示他們不要因犯罪而遭受懲罰。并且，在形式上與交響樂的最后一節(jié)相似，或是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的最后一幕接近，[50]這之后緊接著的是這一過程的圓滿結尾——亨利八世的成功統(tǒng)治。難怪霍爾的影響是雙方面的：歷史的和詩歌的。第二方面的影響需要到下一章再細說。

9.霍林斯赫德

亨利八世時期之后，歷史的寫作者們有了廣泛的模仿對象可以選擇。他們可以模仿法比安（Robert Fabyan）的呆板編年史，或者模仿莫爾或者伯納斯翻譯的傅華薩那樣親切而生動的人性，又或者模仿霍爾的道德戲劇。第一種方法一直是種常規(guī)；第二種由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在《沃爾西的一生》（Life of Wolsey）里實踐過；第三種被詩人們接了過來，不過后來的編年史家充分利用了霍爾的歷史材料。此外還有一個特例是海沃德爵士，他的《亨利四世的歷史》繼承了霍爾的精髓，應當與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和丹尼爾（Samuel Daniel）的《約克與蘭開斯特家族的內戰(zhàn)歷史》（History of the Civil Warsbe tween the Houses of Yorkand Lancaster）相提并論。不過因為他在歷史作品方面更像是莎士比亞的親戚而不是父母，所以不是我在這里所要關注的。我要關注的是霍林斯赫德。

提到“霍林斯赫德”通常指的是他于1587年出版的《編年史》，因為這是莎士比亞使用的版本。我曾把它稱作“歷史大全”，它確實包含豐富的內容。它的綱要類似于希格登的《復合編年史》，正如希格登以地理開篇，霍林斯赫德把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國詳述》（Description of Britain）放在了前言部分。希格登以創(chuàng)世開篇，霍林斯赫德以諾亞開篇。二者都涉及曼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素材，也都把英國歷史記敘到了他們自己的時代?；袅炙购盏录{入了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歷史。他與希格登的相似處還包括他們的能力。霍林斯赫德的天賦并沒有那么高（他對《為官之鑒》的貢獻可以說是這部悲劇詩集中最差的部分），他也并不善于充分利用最有才能的前輩們的成果。他實際上只是一個編纂者，錯就錯在沒能抓住他的資源中最出色部分的意義。他借鑒了波利多爾和霍爾的大部分主題，但他的借鑒只是一種缺少理解的機械模仿。霍林斯赫德的確不像霍爾那樣在其有限的歷史界域內具有可以充分發(fā)揮的空間，然而他所做的縮減和省略是不明智的。他既沒有全部重寫，也沒有能夠辨識和揀選本質要素的才能。[51]他使偉大的都鐸神話含混不清。霍爾在描述亨利七世加冕禮的時候說道，他“獲取并享受”這王國，

并把它視為上帝選擇并提供給自己，因著他的特殊權力和高風亮節(jié)才理解和實現(xiàn)的。以至于經常有人說七百九十七年前就有一個上天的聲音給了不列顛人最后的國王卡德瓦拉得這樣的啟示：他的血脈和后裔將會再次統(tǒng)治和支配這片土地。因此大多數人都愿意相信由于這個上天的聲音他在很早以前就獲得并被授權來享有這個王國，這在亨利六世那里也曾經顯示過，你一定聽到過這樣的宣稱。（頁423）

霍林斯赫德省卻了這一點，盡管他從波利多爾和霍爾那里抄來了有關亨利六世預言的神話。他常常糾正霍爾的“契約英語”，對于剛糾完錯就一字不差地重復霍爾的一段話卻并沒有感到不安，由此這段話在更為簡單的語境中顯得很傻。他對霍爾的誤解是怎樣的可以從他對前面提到的約克公爵演說的評價中看出來：

愛德華·霍爾大師在他的編年史中談及約克公爵坐在貴族議會的國王寶座上發(fā)表的一次演說，這要么是他第一次處于這樣的場合，要么是此后的某一次，我們覺得應該把它記錄下來。不過，生活在同一時代并且很有可能親身經歷當時的議會的圣奧爾班斯修道院院長約翰·懷特姆斯丹（John Whethamsted）并沒有對那時公爵所說的話有進一步的回憶。（1587 edition，III，頁655）

不需要多么犀利的目光就可以發(fā)現(xiàn)約克公爵的這次演說完全是虛構的和戲劇化的，而霍林斯赫德還僅僅是懷疑也許這并不都是真的。霍林斯赫德在這里是逐字逐句地抄寫霍爾的編年史，不過有的時候他是間接地總結其中的內容。對于亨利五世出征法國前的著名辯論他就是這樣處理并自然將其毀掉了（霍爾，頁50等；霍林斯赫德，頁545等）。另一方面，霍林斯赫德對于他的同代人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他的風格很簡明，一讀便能理解他的意思。他比波利多爾、法比安、格拉夫頓都要豐富，也掌握更多最新資源，他比霍爾涉及的歷史時期要長得多。正是通過他的這些用途才使他享有了可以超越其貧瘠才能的名聲。

[52]與其繼續(xù)單調地描述波利多爾或者霍爾與霍林斯赫德的區(qū)別，不如舉幾個實例來說明。我選取了幾部編年史共有的一兩個事件，把他們的不同記述并置起來。由此可以證明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幾個觀點。

首先是對圍攻奧爾良之戰(zhàn)中薩立斯伯雷伯爵之死及其影響的記錄。

凱克斯頓（1483）：同一年，薩立斯伯雷的好伯爵對奧爾良發(fā)起進攻，卻被城里的槍擊中身亡。上帝寬恕他的靈魂。阿門。因為自從他死后，英國人再也沒有能夠得到或戰(zhàn)勝法國。

法比安（1516）：然而讓講述者唏噓不已的是，某一天正當那位好伯爵歇靠在凸窗前觀察整座城市并與好友談話之時，一桿槍不知從城里的什么地方射出來，擊碎了窗戶的木框和石臺，其威力如此猛烈，激起的碎片摧毀了高貴的伯爵的臉，在那之后不到三天他就死了，基督寬恕他和所有基督徒的靈魂。阿門。依據不同的記錄者，這是個inicium malorum（厄運的開端），因為在此不幸之后英國人實際是失敗而非勝利的，于是他們漸漸失去了在法國的所有領地；雖然他們后來又有所斬獲，但總是得不償失。

霍爾：在橋頭矗立的那座塔內，高處有一間屋子，屋里有滿滿一排鐵柵欄，靠在上面便可以越過整座橋一直望到城里頭；諸位主將曾多次立于這排柵欄前，審視城市并謀劃最佳攻擊地點。城里的人們充分意識到這一惱人的漏洞，將炮筒對準了這里的窗戶。恰巧薩立斯伯雷伯爵加戈夫（Thomas Gargarve）與格拉斯代爾（William Glasdale）等人進入了這座塔的這間屋子，在柵欄旁向外面望去。就在不遠處，著名神槍手的兒子覺察到有人在窗口向外望，就如同他父親所教授的那樣（教授的內容已隨飯吞下）瞄準并射擊。子彈打得鐵柵欄震顫不已，其中一條狠狠地擊穿伯爵的頭部，打掉他一只眼睛，削掉他一邊臉頰。伯爵被轉移到盧瓦爾河畔的米昂莊園，他在那里負傷躺了八天，[53]虔誠地接受了圣禮，把靈魂交給了上帝。（頁145）

接著上面引文的就是前面第[47]頁引用過的霍爾對薩立斯伯雷伯爵之死的評說?；袅炙购盏轮貜土嘶魻枌Σ糁赖臄⑹?，只做了一點語詞的小變動，不過把整體的語氣降了下來：

這位高貴之人的逝去對于英格蘭王國造成的損失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了；就在伯爵死后，英國人一直擁有的繁盛之好運氣便開始退去，他們在海外取得的種種勝利帶來的榮耀也走向衰敗。（頁599）

凱克斯頓堅持的純粹編年記錄和最簡略的評說，與霍爾前后一貫的生動形象和豐富廣闊，在眾多版本中顯得最有價值。

在奧爾良（Orleans）臨近投降之際，法國的指揮官決定把這個城鎮(zhèn)交付給英國當時的同盟——勃艮第公爵。公爵愿意接受，并問那些管理該城的英國人是否同意。英國人就此進行了辯論，攝政王培福公爵認為這一提議是個壞先例，因而反對它。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分別由波利多爾、霍爾和霍林斯赫德描述如下：

波利多爾：[培福的]這句話說出來，大使們被告知戰(zhàn)爭是為了亨利國王，所以勝利也應該屬于他。公爵以此回絕了這些大使。然而小事件常常帶來大變化，在那之后兩件不幸的事發(fā)生了。第一是勃艮第公爵憤怒地認為英國人是嫉妒他的威望，從此以后開始對他們態(tài)度惡劣。第二是英國人后來被迫離開被占領的城市。（Camden Edition，1844，頁24）

霍爾：聽到這番理論，攝政王回復公爵的使者們說，英國國王撒網捕魚卻讓勃艮第公爵得了便宜，這既不榮耀，也不合理。因此權利屬于國王，戰(zhàn)爭屬于國王，統(tǒng)治權屬于國王，他說城市只能歸屬于國王而不屬于任何其他人，只能為國王所用、為國王謀利。這一小小的契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英國的狀況，上述回復引發(fā)了兩種不好的結果。[54]一是勃艮第公爵由此對英國人產生了某種不滿情緒，認為他們嫉妒自己的榮耀與利益并心存惡意；隨著時間的延續(xù)，他逐漸成為英國人的敵人，效忠法國國王。二是英國人離開了被圍的奧爾良，而根據協(xié)定奧爾良人本該在英國人釋放奧爾良公爵或他的哥哥奧古魯斯伯爵前與其做盟友或繼續(xù)保持中立的。但如果人像天使那樣可以預見到事情的發(fā)展，他們就不會像動物一樣自己陷入混亂。然而引導人類命運的女神只會任其輪轉，而無視任何人的反對。（頁147）

霍林斯赫德：于是攝政王回復勃艮第公爵的使者說，在他如此長時間的攻城和對方的頑固抵抗之后，他恐怕不會同意放棄該城和接受他們的委派。公爵收到回復后非常憤怒，認為我們這方嫉妒他的榮耀，不肯按照他的意愿增添其榮光。（頁600）

在這里波利多爾簡潔明晰，對因果關系感興趣；霍爾將事件生動地呈現(xiàn)出來，拿因果關系進行道德說教；霍林斯赫德回歸波利多爾的簡潔卻少了后者重點突出的明晰。

10.歷史的用處

這本書是關于莎士比亞的，因此我沒有必要再對這些編年史家多說些什么了，至此莎士比亞使用的編年史材料已經得到了描述。他使用的其他編年史家作品的有關細節(jié)對整體論述也不會有什么意義。但對于他那個時代視為當然的某些歷史觀念和政治觀念還需要多說幾句。如同第一章，我將主要說明最平常的事情，也即莎士比亞不可能不知道或沒有察覺的事情。有些事情已經在說明某一位編年史家時有所涉及，但仍需進一步補充。

多年以來，課本上說莎士比亞開始寫歷史劇時民眾當中有一種強烈的學習歷史知識的愿望，部分原因是英國被西班牙艦隊打敗后激起的愛國情緒。[55]這一說法的真實度似乎仍是可以肯定的，而要開創(chuàng)事業(yè)的莎士比亞如果不是因為存在某種對歷史的強烈需求也不會冒那么大的風險選擇編年史的形式。但是成分復雜的觀眾們的品味不會是讓他如此選擇的唯一原因；對于歷史在受過一般或者更好教育的人中間有怎樣的地位，他應該也看得清楚。那么對于伊麗莎白時期的人們來說，歷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十六世紀時有用知識與無用知識之間的區(qū)分還幾乎不存在；學習是人特有的功能，積累事實就像白騎士積攢東西一樣。他們都可能會派上用場。歷史有用是因為它是事實的巨大積淀，還因為它有某些直接的實際用途。這雙重用途可以分別用來說明希格登和霍爾的史作，并解釋為什么伊麗莎白時期的人們既需要單純的匯編，也需要注重教化的歷史。作者們在這些實際用途上表現(xiàn)出的一致性讓現(xiàn)代人感到震驚，同時也因為還有諸多其他可能性使得具體說明變得困難。講一件老舊的事情，卻像是在說新生事物一樣的興奮，這種本領在十六世紀是很常見的。我們對此感到驚奇，是因為我們從小被教育只有新發(fā)現(xiàn)才有意思，重復老舊的真理則無聊而多余；當我們發(fā)現(xiàn)僅僅由于所說的事情被融進了傳統(tǒng)，記述者就表現(xiàn)得激情洋溢，在這種時候我們會強烈地感受到彼世界與此世界的差異。有關歷史的用處最出色的兩處表述分別出現(xiàn)在伯納斯給自己翻譯的傅華薩史作所寫的序言中和雷利的《世界的歷史》的自序中；盡管觀點類似，兩篇序言中間所經歷的漫長歲月也足以讓這些觀點成為陳詞濫調，但雷利卻以堅韌的能量與信念把它們再次寫出來。

我們在雷利的序言中看到比其他地方表達得更為強烈和出色的有關歷史的流行觀念之一，即歷史是自我重復的。雷利認為同樣的模式出現(xiàn)在猶太歷史、法國歷史和英國歷史之中。如果認可這一觀念，那就意味著我們有能力預見未來，因而可以以某種方式作出準備。這就是歷史的重大用途之一。歷史的第二種用途是留存?zhèn)ゴ蟮氖论E以避免被人遺忘。這又引出第三種用途：既然人們渴求榮譽，那么[56]想到這些事跡被歷史記錄而不朽所獲得的榮譽，他們就得到了做出偉大事跡的激勵。至于歷史的其他實際用途，只需對伯納斯的序言做一簡短小結，再附以從別處找來的證明其觀點的一兩個例子。伯納斯說，歷史是“以過去歷史的實例”向讀者指出我們應該希冀什么、追求什么以及反之我們應該避免什么。這是最高的實用價值。歷史還會把因為時空而分離的人們聯(lián)結起來。歷史的行為實際上變成了

一個人的城市和一個人的生活。因此我認為歷史可以稱之為神圣的領域，因為，就像天上的星體時時刻刻聯(lián)系著整個世界，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生物以及他們的事跡，歷史也是如此。對我們來說，通過別人的錯誤和失誤來改進和建立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難道不是一件正確而高貴的事情嗎？

通過閱讀歷史，年輕人獲得了歲月帶來的智慧。歷史激勵了對高尚行為的仿效精神；它促進了高貴的行動和偉大的發(fā)現(xiàn)。它還通過榮譽起作用，因為歷史是高貴行為永存不朽的唯一保證。歷史對國王來說有特殊的價值，他會從中獲得朋友們不敢給予他的逆耳忠言。

伯納斯的第一個觀點——歷史教給我們什么應該模仿、什么應該避免，在本章前面部分就出現(xiàn)過。這是有關歷史最常見的評論。對歷史中個例的思考比起對一整段歷史重復性的思考要多得多。歷史提供了無數人從富足的高處跌下的先例，特別是因為某一種激情或失誤而跌下的人；正是從他們那里我們可以學到最為實際的教訓。畢竟國王們學習這些教訓是很有必要的。十六世紀國王們得到的尊敬并不妨礙那些地位低于他們的人對他們進行說教——實際上不得不忍受這種說教似乎是他們?yōu)榫S護自己更強大的專制地位所需付出的代價。舉一個這種說教的例子——這次是追尋一個高尚之人的例子，而不是警惕一個不幸之人的例子，下面是提托所著亨利五世生平的英譯本前言，是對亨利八世的致辭：

我承擔翻譯這部著作的目的是，殿下[即亨利八世]在聽到、看到或讀到那個時代最著名國王——殿下高貴的先輩、亨利五世國王這些高尚的行為、勝利的攻戰(zhàn)、出眾的賢明與智慧[57]（據我所知，亨利五世國王超越眾人的為人的高貴與高尚自從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這一國家的政府之后就沒有英國國王讀過或聽說過了）。殿下在有關他個人和人民的一切事情上都可以遵照他[亨利五世]在加冕之后的生活與態(tài)度，從他所有平常或特別的行為中獲取偉大智慧與審慎的建議。其次，我這項苦差事的首要原因（鑒于我們那時正處于戰(zhàn)爭之中）是我們的君主在了解和看到這本冊子后會立志在這場戰(zhàn)爭中仿效如此高貴和優(yōu)秀的國王的高貴和勇敢的作為，如果是這樣，那么他就可能獲得同樣的榮耀、名望和勝利。

可以從歷史的事例中獲益的不僅僅是國王。下面這段話表明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從中獲益。這段話出自格拉夫頓的《整體編年史》（1569）中題為《托馬斯·N致讀者》的第二篇序言。托馬斯·N被認為是托馬斯·諾頓，他是《高布達克》的合著者和加爾文的譯者。他指出，格拉夫頓的歷史所帶來的諸多益處中，包括以下這些：

國王們可以學會依靠上帝，并承認他對他們所實施的保護；貴族可以讀到先輩們的真實榮譽；教會國家可以學習憎惡羅馬天主教篡權的教士們對國王的背叛與無禮；上上下下都因為叛亂的可怕后果而加以避免，并意識到他們如何企圖挑戰(zhàn)正義，無論是誰要發(fā)起叛亂都會以失敗告終；我們都將得到警示，比起過去的可怕時代，如今能擁有最高尚、明智與和平的政府，我們應該就此感謝上帝。每個人都會有一面觀察過去的鏡子，并以此來公正地判斷現(xiàn)今以及將來的事情，看到美德的美好與邪惡的丑陋，看到良好行為帶來的甜美與惡行留下的刺骨悔恨。具有古老榮譽的人可以學到不要損害先輩的美譽；新的榮譽獲得者可以努力為他們的家族帶去光明與尊嚴。最后，所有人在看到上帝治理下的歷史進程后都會學著害怕他的審判和熱愛他的意志，明白應當如何維護美好的行為，如何懲罰惡行和罪行，[58]血債血償，以暴制暴，讓施加傷害的人承受苦難，從而漸漸養(yǎng)成一種傾向：讓每件事情都得到正確的判決，讓每個有權力的人都負有適當的責任，給予彼此應有的公正或慈善，給予所有的行善之人以及其他開始行善的人們足夠的感激與認可，以匹配他們竭一生之力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善行。

《英國編年史》（1580）的作者斯托（John Stow）在表達了類似的評論之后說道：

看過編年史的讀者們很難做到不沾染一點智慧的顏色，不受到美德的激勵，不討厭不入流的事實，就像一個容顏美好的人在熾熱的陽光下走來走去很難不被曬傷。

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稱，在讀過或被迫讀過類似斯托所寫的這類編年史的人當中，不一定都會給予肯定的回應。這樣的人可能會記得就在斯托寫《英國編年史》的時候，錫德尼在他的《為詩辯》（Apology for Poetry）里對于歷史的宣稱開起了善意的玩笑，為的是突出贊美他心目中的繆斯。

歷史學家，收藏著大量老鼠啃過的老舊記錄，他們的寫作大多數時候都是依賴于其他人寫的歷史，而這些歷史最大的權威就建立在道聽途說的顯明基礎之上；他們費盡心思在不同的作者中找取協(xié)調，從偏頗中挑揀真相；他們比起現(xiàn)在的時代更熟悉一千年以前的時代，比起自己腦袋里的彎彎繞繞更清楚這個世界的走向；他們對古跡古董充滿興趣，對新奇事物好奇不已；他們是年輕人眼中的奇人，是桌邊談話的暴君；他們會憤怒地否認任何講授美德和善行的人可與他們相媲美。

很難想象莎士比亞沒有讀到和享受這一段話，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不同意那個時代對歷史的實用美德的高度評價。除了錫德尼的這段話，這里有關此話題所列舉的所有觀點，在都鐸時期都是司空見慣的，無論莎士比亞是否愿意都不可能無視它們，就如同維多利亞后期的人們不能逃避進化論的流行展示，或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那代人不能逃避當時弗洛伊德的性變態(tài)理論。

11.伊麗莎白時期有關近期英國歷史的觀念

[59]前面引的諾頓那段話里有一部分可以引出下面的話題：伊麗莎白時代看待它近前的歷史與眼下的政治問題是怎樣的特殊形態(tài)。諾頓提到“羅馬天主教篡權的教士們對國王的背叛與無禮”；他譴責了對“正義”或合法統(tǒng)治者的叛亂，“無論是誰要發(fā)起叛亂都會以失敗告終”；他建議人們“比起過去的可怕時代，如今能擁有最高尚、明智與和平的政府，我們應該就此感謝上帝”。對于當時的整個西歐來說，內戰(zhàn)的可怕是共同的，但在英國表現(xiàn)為一種特別的形式；在這里，有關內戰(zhàn)意味著什么的觀念建立在對玫瑰戰(zhàn)爭的記憶中，在德國農民叛亂的場面上，以及法國的宗教戰(zhàn)爭上。與這些記憶相反的是一種積極的感激之情，因為都鐸王朝治下的叛亂相對弱小。但是仍舊存在一種擔憂玫瑰戰(zhàn)爭將重演的恐懼；伊麗莎白時期人們最害怕的是天主教的陰謀會挑起戰(zhàn)爭。皇室是防止內戰(zhàn)的堡壘，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得到支持。這一部分里我將描述玫瑰戰(zhàn)爭在莎士比亞同時代人眼里的模樣。

我在提到都鐸王朝的神話時已經涉及這一點，但還不夠，因為這對于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要記住兩件事：第一是亨利七世之前的歷史可以發(fā)展成不盡相同的版本；第二是只有少數人在這部分歷史中看到戲劇與哲學的迅速發(fā)展，更多的人只看到重重苦難和無數的教訓告誡人們命運的無常和對有罪之人的必然懲罰，他們之間的區(qū)隔是顯著的。莎士比亞可以說是屬于那部分少數人；我所關注的正是這些人中流行的版本。關于這段歷史的不同版本間區(qū)別并不是非常大，不同點主要在于麻煩是從哪里開始的。在霍爾那里，愛德華三世是位成功的令人滿意的國王，或者至少從霍爾的沉默和他提到其七個兒子推斷出來；[60]麻煩的開始是波林勃洛克與毛勃雷的爭吵以及理查二世對付它的無能。盡管文中提到理查導致了他的叔叔伍德斯托克即葛羅斯特公爵之死，但并沒有多說。與理查的無能相對的是亨利四世的罪行——先是篡取王位、后又違背誓言讓人殺了理查。上帝使得亨利的統(tǒng)治不太平，以此來懲罰他，但完全的報復延遲至下一代去施行，因為亨利（與亞哈一樣）自己感到了慚愧。不過亨利依然是個篡位者，這是伊麗莎白時期人們普遍接受的一個事實?；魻栍浭龅嚼聿楸粡U時約克家族立即出現(xiàn)的戒備。亨利五世通過他審慎的智慧與虔誠延遲了審判的日子。他從過去歷史的事例中學習，選擇優(yōu)秀的顧問；他放逐了奸邪的同伴；他派人在威斯特敏斯特將理查重新安葬以竭盡全力為父親贖罪。但是他的智慧卻并未發(fā)現(xiàn)從約克家族那里來的危險。在亨利六世那里詛咒成為現(xiàn)實，而且是以一個小孩成為國王這種可怕的形式出現(xiàn)——“國家由一個孩子來治理就糟啦！”（《莎士比亞全集》[四]，頁51）災難并沒有馬上降臨，不過新國王統(tǒng)治的不多幾年及其后來孤僻的性情使驕傲的罪行顯露在許多地方并最終毀掉了這個王國。波福主教（Cardinal Beaufort）的傲慢是法國人痛恨英國人的一個原因；培福公爵的自負惹怒了英國的同盟勃艮第公爵。最重要的是，安佐的瑪格萊特，即亨利六世的妻子，加速了這一進程。她嫉妒過世的攝政王葛羅斯特公爵亨弗雷的能力與智慧，她慫恿了薩?？斯舨ɡ眨―eLa Pole，Duke of Suffolk）的傲慢并讓他密謀對付亨弗雷。葛羅斯特之死導致的蘭開斯特家族統(tǒng)治的弱化為約克家族的傲慢提供了機會；那個詛咒在玫瑰戰(zhàn)爭中充分展現(xiàn)出來。約克家族的地位是曖昧不明的：它具有更高的資格，但要建立統(tǒng)治卻不得不顛覆三代國王的先例。愛德華四世通過宣假誓解決了對他不利的正義平衡問題，即當他回英國的時候，絕不尋求約克公爵名義之外的利益。第二個假誓出自愛德華的弟弟克萊倫斯公爵。他發(fā)誓要幫助華列克恢復亨利六世的統(tǒng)治，后來卻站在了他的哥哥一邊。他與另一個兄弟、葛羅斯特公爵在圖克斯伯雷戰(zhàn)斗中犯下了謀殺亨利六世的兒子愛德華的罪行。[61]與此同時，上帝的意志在很好地照看里士滿伯爵亨利·都鐸，確保他在布列塔尼沒有被約克家的人抓住。愛德華四世是位好國王，與亨利四世一樣贏得了對假誓的延遲懲罰。不過這種懲罰降臨到了他的兒子們身上。他的弟弟葛羅斯特公爵理查是個自己成就的惡人，就像亨利五世是位自己成就的完美國王；他的罪行并非出自某種激情的過度。他從一開始就不懷好意，很可能就是他密謀在愛德華統(tǒng)治期間將礙事的克萊倫斯公爵趕出去。當然，克萊倫斯因為假誓而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理查謀害兩位王子是出于純粹的惡毒。居于整個內戰(zhàn)頂峰的這一罪行發(fā)生后不久，圣靈讓已經疏遠理查并開始謀求王位的勃金漢公爵想到了里士滿伯爵亨利。勃金漢公爵認為亨利是蘭開斯特的真正繼承人，他和伊萊主教莫頓（Morton，Bishop ofEly）計劃把他從布列塔尼召回，并讓他娶愛德華四世的女兒。至于亨利憑什么發(fā)起反對理查這個順位繼承人與實際統(tǒng)治者的叛亂，這個微妙的問題在這里并未涉及。這里只是假定理查是個例外，是個完全不能適用一般規(guī)則的野獸。亨利回來了，贏得了博斯沃思的戰(zhàn)斗，并遵照天意娶了約克的女繼承人從而修復了古老的裂隙。他是一位成功的審慎的國王。新秩序要臻至完全只能通過兩大家族的成功聯(lián)合。到亨利八世那里這一進程才完成，他的統(tǒng)治是大獲全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