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隱士的由來

隱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漢書》有《逸民列傳》，《晉書》、《唐書》、《宋史》、《明史》等都有《隱逸傳》，《南齊書》有《高逸傳》，《清史稿》有《遺逸傳》，嵇康、皇甫謐有《高士傳》，袁淑有《真隱傳》，稱呼不一，寫的都是同一類人。

隱士是與“官僚”相對而言的，它的含義是說，這個人本來有道德、有才干，原是個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他沒有進入官場；或者是本來做官做得好好的，后來由于某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而離開官場，找個什么地方“隱”起來了，這就叫“隱士”。當(dāng)隱士的如果改變行跡，進入官場，這叫“入世”；當(dāng)官僚的如果改變行跡，離開官場去當(dāng)隱士了，這叫“出世”。我們就從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隱士”與“官僚”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了。一般的農(nóng)夫樵子是絕對不能稱為“隱士”的，試想，如果一億人里頭有九千八百萬“隱士”，那“隱士”還能值錢么？

“隱士”和“官僚”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是一對面貌不同、服裝不同的孿生兄弟。它們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聯(lián)系，它們是被歷代統(tǒng)治者用來統(tǒng)治國家、統(tǒng)治黎民百姓的兩種政治勢力。這對于某些憤恨官場、誓死不與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的人來說，似乎是有點委屈，但少不能勝多，點不能概全，就幾千年來滔滔汩汩的所謂“隱士”這種文化現(xiàn)象的總體而論，對其基本性質(zhì)我們不能不下這樣一種嚴(yán)峻的結(jié)論。

隱士的歷史，應(yīng)該和“官僚”的歷史一樣久遠(yuǎn)，應(yīng)該是自從有了官僚，同時也就有了“隱士”。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的“官僚”與“隱士”究竟是什么樣子，今天說不大清楚，因為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資料，絕大多數(shù)都是封建時代的人寫的。這里面盡管也寫了某些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的人物、故事，但這些有的只是一種傳說，更有些完全是帶有個人目的、個人色彩的編造，所以可信程度很差。不過話又說回來，既然我們今天沒有那時的材料，而只有現(xiàn)存的這些故事和傳說，那么我們在這本書里也不妨連帶著說說，只不過我們對這一部分材料不必太認(rèn)真就是了。

中國最早的隱士，看來要算巢父、許由、王倪、善卷等人了。據(jù)皇甫謐《高士傳》說，許由是唐堯時代的人，唐堯想把天下傳給他，許由不僅不接受，而且還認(rèn)為是唐堯這話弄臟了他的耳朵，于是趕緊跑到潁水邊上去洗。正當(dāng)許由在潁水里洗耳朵的時候，有一個人牽著牛到水邊來飲，這個人就是巢父。他問許由在干什么，許由把事情向他說了一遍。巢父聽了很生氣，說：“你在河里這么一洗，不是把整個河水都給弄臟了嗎？那讓我的牛還怎么喝？”于是便只好牽著牛繞到上游去飲了。這種故事大體都來源于《莊子》，是莊周學(xué)派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編造出來的情節(jié)。司馬遷對此是不相信的，他在寫《史記》的時候，曾特意地加以辨明，剔出不要。

到了商朝末期，出過三個大隱士，即姜太公和伯夷、叔齊。據(jù)《史記·齊世家》，姜太公一輩子懷才不遇，到處碰壁，直到七十多歲了還在渭水河邊上當(dāng)隱士。有一天，西伯姬昌（即日后的周文王）要出門打獵，臨行前占卜，得到的解釋說這回獲得的將不是龍、不是虎，而是一位王者之師。結(jié)果周文王在渭水邊上遇到了姜太公，后來姜太公遂輔佐周武王滅掉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關(guān)于伯夷、叔齊，據(jù)《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君的長子與三子。老國君死后，遺命傳位于三子叔齊。叔齊不受，讓位與大哥伯夷。伯夷也不受，兄弟二人遂一齊離開孤竹，前往投奔西伯姬昌。當(dāng)時姬昌已死，周武王正載著其父西伯的靈位，出兵東下討伐殷紂。伯夷認(rèn)為這是不仁不義的，于是前去扣馬攔阻。周武王不聽，終于滅掉了殷紂。伯夷、叔齊賭氣地隱于首陽山，發(fā)誓“不食周粟”，最后竟自餓死了。伯夷、叔齊曾受過孔子的表揚，司馬遷認(rèn)為可信，于是把他們寫在了《史記》“列傳”的第一篇。

春秋時代的隱士，據(jù)《左傳》記載有介之推。介之推與趙衰、狐偃等都是晉文公的佐命大臣，他們一同跟著晉文公在國外奔走了十幾年，最后輔佐晉文公打回了晉國。晉文公取得政權(quán)后，介之推看不慣群臣們那種爭權(quán)奪利，那種貪天之功以為己有，于是不告而別，躲到深山里去當(dāng)隱士了。晉文公無法尋找，心想如果放火燒山，肯定可以讓介之推自己走出來。沒想到介之推抱木焚死，竟是寧死也沒有出山。當(dāng)?shù)氐睦习傩胀榻橹频脑庥觯彀衙磕觋帤v清明的前一天定為“寒食節(jié)”，每到這一天大家都不生火，以此來表示對介之推的悼念。春秋末期的隱士，據(jù)《論語》記載有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篠丈人等。據(jù)說有一天孔子在蔡國的田野上迷了路，剛好這時路邊的田里有兩個高大粗壯的漢子（長沮、桀溺）在那里耕作，孔子便打發(fā)子路前去詢問。兩個漢子說：“那邊車上坐的是誰？”子路說：“是我們老師孔丘?！睗h子說：“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嗎？”子路說：“是的?！眱蓚€漢子頭也不抬地說：“他那么聰明的腦瓜還用得著向我們問路！”接著又問：“你是誰？”子路說：“我叫子路?！眱蓚€漢子說：“如今天下黑暗動亂，就如同那滔滔的洪水，到處都一樣，誰整治得了？與其跟著你們先生東奔西跑地躲這個，投那個，你還不如來跟著我們干脆同這個倒霉的世道徹底決裂！”后來孔子在楚國首都的街上路過，忽然一個“瘋子”（楚狂接輿）踅到了孔子的車旁唱道：“鳳凰啊！鳳凰?。∧愕牡逻\怎么變得這么衰弱？過去的‘圣世’已經(jīng)一去不再復(fù)返，還是多想想今后的日子吧！完啦，完啦，如今的執(zhí)政者危險啦！”孔子聽了很有感觸，剛要下車找他談?wù)?，可是一轉(zhuǎn)眼就再也找不到了。

戰(zhàn)國前期的著名隱士有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據(jù)說魏文侯請他做官，他不做；魏文侯去拜訪他，已到達門前，他避而不見，竟翻墻而走。《戰(zhàn)國策·齊策》里寫過一個隱士顏斶（chù處）。據(jù)說有一次顏斶遇到了齊王，齊王向顏斶招呼說：“顏斶你過來。” 顏斶說：“齊王你過來!”齊王不高興地說：“究竟是國王尊貴，還是你這個士子尊貴?”顏斶說：“國王不如士子尊貴。當(dāng)年秦兵攻入齊國，秦將下令說：‘柳下惠當(dāng)年是這一帶的名士，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的墳?zāi)?。不管是誰敢到他的墳上去割一把草，也將定斬不饒?！又貙⒂终f：‘誰要是能夠砍來齊王的人頭，他將得到千金萬戶侯的爵賞。’兩相比較看來，活齊王的人頭似乎還比不上死士子的墳丘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值得懷疑，因為《戰(zhàn)國策》作者寫書的意圖就是為了吹捧士人，夸大士人的作用，來為他自己所屬的士階層張目。但是戰(zhàn)國時期的士人，不論是策士、文士、俠士、隱士，他們都有一種傲視王侯的習(xí)性，這一點倒是的確存在的。這個時期的思想家中有老子和莊子，他們都發(fā)表過許多非常典型的隱士言論，所以盡管當(dāng)時沒有人稱老子、莊子為“隱士”，但后來的人們寫《高士傳》時卻總是把他們寫進去的，所以我們在這本書里也把他們歸入了“隱士”的范疇。

秦末漢初的隱士著名的有圯上老人與商山四皓。圯上老人就是張良早年避難時在下邳破橋（圯）上遇到并接受了他的贈書的那個頗有神秘色彩的老頭兒。商山四皓見于《史記》，他們是秦末的隱士。當(dāng)劉邦滅秦滅項建立了西漢政權(quán)，晚年想要廢掉太子劉盈，另立趙王如意的時候，呂后聽取張良的主意，派人請來了商山四皓，通過他們的活動，保護了太子劉盈的安全。

從遙遠(yuǎn)的荒古到西漢時代，在這兩千多年中間，有記載的隱士是不多的。從這些有記載的隱士的政治態(tài)度上看，以厭惡官場，不與現(xiàn)實統(tǒng)治者合作的居多。也正由于他們?nèi)松?，成不了什么大氣候，所以歷代統(tǒng)治者對他們也沒有什么一貫可循的政策，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滅。盡管孔子也曾大聲疾呼過什么“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但當(dāng)時并沒有誰來理睬他。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這引起了許多官僚與士人的不滿，不少人紛紛離開官場去當(dāng)隱士了，這在當(dāng)時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種社會問題，所以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quán)后，很自然地就做起了“舉逸民”的工作?！逗鬂h書·逸民列傳》說：“光武側(cè)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于巖中矣。”召集前一個王朝的反對派來為自己服務(wù)，既得實利，又獲好名聲，劉秀何樂而不為呢？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從國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優(yōu)禮隱士的開端。但東漢王朝的這種做法并沒有維持多久，“自后帝德稍衰，邪孽當(dāng)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也就是說，從東漢后期開始，脫離官場，與現(xiàn)實政治對立的隱士又多起來了。

我們需要分清的是，西漢后期隱士的出現(xiàn)，是針對王莽篡位這一個具體事件而發(fā)，而東漢后期隱士的大批出現(xiàn)，則不僅是針對著某一個人、某一件事，乃是與一種時代潮流、一種社會風(fēng)氣緊密相關(guān)了。東漢后期，前后兩次黨錮之禍?zhǔn)乖S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殺戮、禁錮，許多人被迫背井離鄉(xiāng)，東躲西藏，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使當(dāng)時很多人的心靈上都蒙了一層悲哀絕望的陰影。同時，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濫起來。接著又爆發(fā)了黃巾農(nóng)民大起義，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社會更加動蕩不定了。在以上幾種因素的影響下，當(dāng)時的文人士大夫們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種傾向：一是頹廢沒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煉丹，幻想著飛舉成仙；三是脫離人世，鉆入深山野洞去當(dāng)隱士。我們只要一讀漢末的樂府與文人五言詩，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幾種傾向。

從這時開始，中國隱士的歷史逐漸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這以后不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們喜歡當(dāng)隱士，而且即使是現(xiàn)任的政府官僚們也總愛以“隱士”相標(biāo)榜。他們在其位，不謀其政，對國家的大事不表態(tài)，不關(guān)心。這種行為如果在先秦、在漢代，會被人罵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晉或魏晉以后的相當(dāng)一段時間內(nèi)，這種行為不僅不受到斥責(zé)，反而會被人認(rèn)為是一種“清高”，而那些操勞國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認(rèn)為是“庸俗”。這種局面的出現(xiàn)，是與漢魏之交、魏晉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開的，當(dāng)時許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楊修、禰衡、何晏、嵇康、陸機、郭璞等，都是死在了當(dāng)時的政治斗爭旋渦中。為了躲避這種迫害，有些人躲進深山去當(dāng)隱士，如孫登、董京等；但也有許多人離不開官場，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藥、談玄，反正不談?wù)搰?，不評論人物的優(yōu)缺點，這種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為首的“竹林七賢”。他們這種人也說自己是“隱士”，而且調(diào)門唱得比任何隱士都高。他們說“隱于山林”的是“小隱”，因為他們是害怕經(jīng)不住紅塵的誘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巖穴之間；而能夠“隱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隱”，因為他們內(nèi)心修煉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擾與誘惑。

隨著隱士隊伍的急劇增加和隱士標(biāo)準(zhǔn)的大幅度降低，濫竽充數(shù)的假隱士也日益多了起來。魏晉時期的隱士，多半有一個躲避政治迫害的問題，由于這時當(dāng)“隱士”的有許多是名人，所以西晉以后那些不受迫害，但是喜歡混跡于這些名人之中的趕潮流者也就漸漸地多了起來，他們不是不得已而隱，而是為隱而隱，以隱為高，《世說新語·棲逸》中就寫了不少這種人。例如東晉驃騎大將軍何充的弟弟何準(zhǔn)，生于大官宦之家，卻一心要當(dāng)隱士。有人勸他出去做官，他說：“我現(xiàn)在沒有出去做官，我的名望就比我做官的哥哥差了嗎?”又例如大官僚孟萬年的弟弟孟陋，“希慕古人，不樂仕宦”。京城里的顯貴們想一睹他的風(fēng)采，于是便假說孟萬年病了，催他趕緊來京。孟陋急急忙忙趕到京城，只見對他圍觀者如堵，人們一邊看著孟陋一邊嗟嘆說：“有這樣的弟弟，孟萬年真是該馬上就死！”

與此同時統(tǒng)治階級對待隱士的政策也有了新的特點，這就是不分真假，不分在野或在朝的隱士，一律給以褒獎，給以優(yōu)待?！稌x書·隱逸傳》說：“自典午（即司馬氏）運開，旁求隱逸。”晉朝如此，再往后的劉宋、南齊以及梁、陳莫不如此。統(tǒng)治者們對隱士為什么表現(xiàn)得如此“開明”？其一是他們看到了這時的“隱士”與朝廷對抗的已經(jīng)越來越少，多數(shù)都已經(jīng)是一些無才無德的庸碌之輩，甚至是一些沽名釣譽之徒，這些人對朝廷根本不可能構(gòu)成任何危害。而且話又說回來，即使其中有幾個與朝廷有點磕磕碰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其二，這些人標(biāo)榜不想做官，不爭名奪利，這和朝廷里那種無日無夜的你死我活的爭權(quán)奪利，不正是一種鮮明的對照么！統(tǒng)治者表彰這種人、提倡他們的這種為人處世，這對于朝廷里那些貪婪的野心家們不也是一種諷刺、一種針砭么？這就是歷代“正史”之所以大都寫有“隱逸傳”的原因。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以“抑奔競”，可以“激世礪俗”，可以“激清風(fēng)于來葉”。更何況這樣一來，統(tǒng)治者又可以得到一個“舉逸民”、“招隱士”、“禮賢者”的美名，“上合于周公之禮、孔子之教”，何樂而不為呢？其三，這樣一來，無形中就會在“隱士”中培植出一批或明或顯的親朝廷派，這些人不僅不再與朝廷對立，反而為朝廷歌功頌德，他們從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都起著一種非官僚作用，一種非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作用。這一點如果在南北朝時還表現(xiàn)得不太清楚的話，那么到了唐代、宋代，以至于元、明、清時，就表現(xiàn)得非常清楚了。

中國隱士最受寵、最春風(fēng)得意的時期是在唐代和宋代。早在南朝時期的陶弘景，就曾深受梁武帝的信任，以至于被人稱為“山中宰相”，但這是絕無僅有的。到了唐宋，這種情況就不勝枚舉了。唐代統(tǒng)治者對于他那個朝代的隱士是不是真的從內(nèi)心里尊敬，那是大可懷疑的。據(jù)《新唐書·隱逸傳》說：“唐興，賢人在位眾多，其遁跡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边@當(dāng)然是宋朝史官的看法，難道唐朝統(tǒng)治者就沒有這么看？但唐朝統(tǒng)治者對隱士們的尊崇卻榮耀得很，孫思邈先后受過唐太宗、唐高宗的召見、饋贈；田游巖曾接待過唐高宗的親自登門拜訪；王希夷、盧鴻、司馬承禎等都受過唐明皇的召見；吳筠、賀知章等更被請到朝廷做官。至于在地方上受到觀察使、節(jié)度使等方面大員優(yōu)禮相待的就更不用說了。宋代的隱士陳摶，人們明明知道他“無他術(shù)”，但宋太宗仍“待之甚厚”，賞賜有加，并“屢與之屬和詩賦”。隱士種放的母親死了，朝廷“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喪”。后來宋真宗把他召到京城大富大貴地住了一陣子，臨走時，宋真宗還“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這樣的榮寵，連許多宰相、大將軍們也不見得有過。此外如李瀆、魏野、邢敦、林逋、高懌等，有的接受過皇帝的詔書，有的接受過皇帝的賞賜，有的受到過皇帝的封謚。至于受到范仲淹、文彥博、王安石、張俊、張孝祥等一系列名公巨卿所禮遇、所舉薦的，就更加數(shù)不勝數(shù)了。

也正因為唐、宋時代的皇帝們特別尊禮隱士，所以在唐代也就特別興起了一股走“終南捷徑”的風(fēng)氣。終南山歷來是個隱士、“神仙”出沒的地方，因此人們就拿它來代指“隱士”。這個典故的意思是說，一些人本來是一腦門子想要擠入官場的，但由于通過考科舉的道路太艱難，而且也太緩慢；而如果當(dāng)隱士出了名，直接受到皇帝的召見，那不就快得多、省事得多了么？這一類人又比南朝時期的“為隱而隱”更進了一步，他們已經(jīng)是非常明確地成了“為官而隱”了。這種人在唐朝風(fēng)盛一時，統(tǒng)治者對他們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加任何挑剔。這種“身在江湖，心在魏闕”的假隱士是早在南北朝時就有的，所不同的是，在南北朝時還只是一種個人的行為，而到了唐代便成為一種公開的進入官場的途徑了。到了宋朝，情況有所改變，統(tǒng)治者們一般都討厭這種人。以宰相宋祁、歐陽修掛帥所修的《新唐書》就鄙棄地稱這種人為“放利之徒”，說他們“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說他們是“托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

到了元、明、清時代，這時的隱士就再沒有唐、宋的隱士那么幸運了。據(jù)《元史》記載，元朝隱士除個別人在元軍滅宋時因給元代皇帝籌謀劃策而被追封為“國公”外，一般隱士多為儒生。這些人都沒有什么個性特點，這與宋代以來的注重理學(xué)，文人士大夫們多講究讀書明理、修身養(yǎng)性的時代風(fēng)氣緊密相關(guān)。元代征服者為了統(tǒng)治漢人，有時也對這些人加以起用。元朝末年，又出過一批有文武才干的暫隱待時的“隱士”，如王冕、劉基、宋濂等，這些人后來都成了明朝開國時期的重要人物。這與漢末、隋末的情況大致相同。明朝統(tǒng)治者在中國古代大概是屬于最不講尊崇隱士的，明朝初年曾頒布過懲治士人不為朝廷服務(wù)的法令。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大誥》第十條就明文規(guī)定說：“寰中士大夫，凡不為君用者，其罪皆至抄扎。”這在中國的古代史上實在是聳人聽聞的。到了明代中葉，據(jù)《明史·隱逸傳》，當(dāng)時“巍科顯爵，頓天網(wǎng)以羅英俊，民之秀者，無不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其抱環(huán)材，蘊積學(xué)，槁形泉石，絕意當(dāng)世者，靡得而稱焉”。意思是說：這時的人才都已經(jīng)到了朝廷，別處再也沒有隱士存在了。其實還是統(tǒng)治者們不想要這些人。與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元明清時期的民族矛盾一直尖銳復(fù)雜，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都有相當(dāng)一批隱士是出于不愿接受外族統(tǒng)治而走上“隱逸”道路的。這種人在《明史·隱逸傳》和明代作家宋濂、高啟等所寫的單篇個人傳記里都有很多，尤其是《清史稿·遺逸傳》，共有兩卷，寫的幾乎都是這種不滿清朝統(tǒng)治的人。

隱士歸隱的原因五花八門，隱士的面貌也應(yīng)該是形形色色的，某個時期由于某種政治原因，或是由于某種風(fēng)氣所致，可能某種類型的隱士更多一些，但絕不可能只有某種樣式的一種人，或者干脆都沒有。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某個時期的材料竟是如此一邊倒，一刀切，這不能說明當(dāng)時真的沒有別樣的隱士，只能說明各朝代《隱逸傳》的作者是如此選擇，或這些作者所代表的當(dāng)時的官方選擇是如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