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身份與體制建構

一

有必要事先說明，我這里試圖提出來討論的話題，不是那個已經被無數(shù)次爭論過的，關于比較文學學科身份的合法性命題；也不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就被美國學者韋勒克和法國學者艾田伯所展開，并且延續(xù)至今的，所謂比較文學學科的學術理念“危機”問題。事實上，漫長的學術史總是在不斷證明，任何學科都自有其命運，如果不是有著相應的歷史需求，任何人為的學科努力和建構，最終都不過是一場貽笑大方的學術鬧劇。至于比較文學，不管是它在西方近兩個世紀的學術史，還是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跟進和發(fā)展史，它的興起、發(fā)展、變遷和未來的結局，得由學術歷史這個缺席卻又始終在場的法官來裁決，而不會也不可能被人為地宣告“繁榮”或者“消解”。就如同比較文學的學科名稱一樣，你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可是，如果你試圖通過論證或者用學術行政的手段去改變這一歷史命名，結果肯定是徒勞無功，不會有普遍的認同。這就叫學術的自然規(guī)律，總是有著它自己的運動軌跡，不太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近年有些學界的朋友有自創(chuàng)“XX主義”或者“XX論”的癖好，并且在不同的場合，不遺余力地加以鼓吹，結果往往無人響應，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問題就在于凡是主觀臆想的胡亂命名，必然有違學術規(guī)律，自然也就無人理會。

我在這里所絮叨的這些話題，主要來自自己教學實踐中碰到的疑難，部分也來自對本學科發(fā)展近況的迷惑。談的雖然是所謂的“學科身份”和“體制建構”，卻并沒有打算將其視為深刻的學理問題去追問，因為在我看來，假定一個學科的發(fā)展有戰(zhàn)略問題與策略問題之分，有理論問題與技術操作問題之分的話，我的問題顯然只是屬于后者。眼前這些問題在我的心目中，并沒有多么地形而上追問，在很大程度上它應該說是屬于層面較低的學科“技術”問題，也就是說，它雖然并不是與所謂學科的本體性問題完全截然無關，但卻也不必到真正形而上的層面去論辯和尋找答案，而作為所謂的技術問題，它應該是可以通過技術性的“操作”去改進和實現(xiàn)的。我的意思是說，有時候，你不妨把這個學科想象成一座已經建設起來的工廠，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它有沒有必要存在，要不要生產它規(guī)定性的產品，而是如何通過改善和加強管理、改良技術和更新設備，提高人員的技術和素質，從而生產出合格的或者說優(yōu)質產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