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和翻譯中的跨學科實踐：從莎士比亞戲劇到早期中國電影

我這個不幸的使者……

我真心愛我的主人，

可是倘要盡忠于他，

我就只好背叛自己。

——莎士比亞：《維洛那二紳士》

本文開頭的這些詩行來自莎士比亞的早期浪漫喜劇《維洛那二紳士》（第四幕第4場第97、101—102行，大約撰寫于1594年）。在這部喜劇中，朱麗婭（Julia）知道了她的戀人、維洛那的普洛丟斯（Proteus）背叛并拋棄了自己，于是她決定化裝成一個少年前往米蘭，雖然他當時不忠心，她最終還是贏回了他的愛情。第四幕中，她被普洛丟斯派去給米蘭公爵的女兒西爾維婭（Silvia）送一枚戒指。朱麗婭此時改名西巴斯辛（Sebastian），成為一名男侍從，在這些詩行中自稱是“不幸的使者”，注定要么“背叛”自己的“主人”，要么背叛自己。雖然朱麗婭想出了一種很有創(chuàng)造性的送信辦法，最終并未背叛自己，但“背叛”這個意象本身就對應了翻譯領域里一種常見的批評——traduttore，traditore（翻譯者就是背叛者）。的確，朱麗婭作為類似翻譯者的一個“中間人”，是背叛了主人的意圖，但她的背叛證明是正當?shù)?，因為它逆轉了先前對她的背叛，最終有利于各方——情書作者（普洛丟斯），送信使者（朱麗婭），收信人（西爾維婭）。

在《維洛那二紳士》的結尾，西爾維婭被放逐的戀人凡倫?。╒alentine）與普洛丟斯重新確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凡倫丁宣布兩對婚禮：“大家在一塊歡宴，一塊兒居住，一塊過著快樂的日子”（第五幕第4場第171行），這表明一個有意的背叛帶來的特殊好處，以及使者/翻譯者暗藏的能動性。在此，我們可以考慮一下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翻譯過程中意義增減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那個傳統(tǒng)說法“Traduttore，traditore”用英文翻譯成“翻譯者就是背叛者”，我們就剝奪了那一意大利押韻警句的全部雙關價值了。因此，一種認知的態(tài)度會迫使我們將這一警句改為一個更明確的說法，以回答下面這些問題：翻譯者翻譯的是什么信息？背叛者背叛了誰的價值？我認為，雅克布森區(qū)分了翻譯中的不同信息和價值，暗示著有必要把視角從原文（作為無可辯駁的“權威”之源）轉換到譯文的語境（作為新的“作者身份”的多個場所）。為了探討權威（authority）與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問題，本文將把翻譯研究與電影改編研究結合起來。這是兩個顯然分開的、但同樣“不幸的”的學科——之所以不幸，是因為它們在學科等級結構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實際上兩個學科有很多共通之處。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這兩個學科都努力重建自己，解構了以往占主導地位的“隱形”和“忠實”等神話，以求最終“在當代媒體研究中從邊緣走向中心”。幾十年來，關于“忠實”及其對應物（忠誠、準確）等觀念控制著文學翻譯和電影改編的理論和實踐。在翻譯中，原文總是被置于譯文文本之上。類似地，在改編中，文學作品也被置于電影改編之上。既然權威事先就置放在原文中，Traduttore，traditore中所含的矛盾使翻譯和改編都成了危險的運作，于是理論家和實踐者常常躲藏在忠實或隱形的神話之后，將翻譯者或改編者自己的作者身份置之不提。最近，翻譯和改編研究的發(fā)展已經揭破了這類神話，轉而提倡范式的轉移，遠離隱形，超越忠實，走向作者身份。

本文將比較《維洛那二紳士》及其出乎人意料的一部1931年的中國默片改編，以此說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和改編研究中的“社會學轉向”所支持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翻譯，其實在中國較早的跨文化遭遇中已經出現(xiàn)。作為莎劇一個鮮為人知的銀幕改編，該電影跨越了令人生畏的語言、藝術、文化、社會和政治差異。為了更好地了解這部電影的貢獻，下面我先簡述一下翻譯和改編這兩個學科中最近的轉向。

一、反對隱形：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

翻譯學長期力圖建立一個有別于語言學、文學的學科基礎。在翻譯領域中，“忠實”等概念的主導地位是無可置疑的。沙比洛（Norman Shapiro）宣稱：“一個好的翻譯就像一片玻璃……［它］永遠不會讓人注意到自己。”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認為這表達了一種隱形的神話，并開始置疑這樣的神話其實是“翻譯者本人經過對英語的操縱后得來的話語上的幻覺效果”。同樣，奈達（Eugene Nida）提出的“動態(tài)對應”（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也體現(xiàn)了一種理想的（但也是理想化的）隱形，其目的是在譯文語言中“實現(xiàn)完全自然的表達”。對韋努蒂來說，完全的自然只能通過暴力實現(xiàn)，“按照目標語言中預先存在的價值觀、信念和表現(xiàn)方式——而它們的結構總是依照主導與邊緣的等級——把外國文本進行重新建構”。為抵制當代翻譯中占主導地位的英美價值觀，韋努蒂提倡一種“將翻譯陌生化”（foreignizing）的策略，其立場是“抵抗性的”，它采用一種“獨立自主的意識形態(tài)，在一個文化他者中尋求陌生之物，追求文化多樣性，突出源語言文本的文化差異，改變目標語言中文化價值觀的等級結構”。

韋努蒂對“操縱”（manipulation）、“抵抗”和“意識形態(tài)”的使用，明確地將自己置身于翻譯研究中最近的“文化轉向”這一范式轉移中。斯奈爾-弘比（Mary Snell-Hornby）認為，“文化轉向”可以追溯到1985年出版的一本論文集，書名為《對文學的操縱》，它追求“描述性的翻譯研究”，表達的一些基本理念后來與“操縱學派”聯(lián)系在一起：即“一種對文學翻譯的研究方式，它是描述性的、以目標為導向的、功能的、系統(tǒng)的，它感興趣的是控制著翻譯生產和接受的規(guī)范與限制，是翻譯和其他種類的文本過程的關系”。1990年，《操縱》一書的撰文者的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與勒菲弗爾（Andr Lefevere）進一步主張描述性方法，呼吁翻譯研究從“文本”轉移到“文化”，由此標志了這個原來被科學、語言學方法所控制的領域開始了文化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