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才培養(yǎng)園地
(1958—1974)
早在上八年級的時候,格里沙·里別爾和維嘉·切勃塔列夫就去數(shù)力系參加了系辦的一個小組活動。有二十幾個男孩和少有的兩個女孩在那里完全開始了一種特別的生活。但就連在這個篩選出來的人才培養(yǎng)園地里,維嘉依然是佼佼者。他就在同年成為莫斯科中學生數(shù)學競賽的冠軍得主,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他戰(zhàn)勝了幾位九年級學生!一年后,在布加勒斯特舉辦的第一屆世界中學生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上,他獲得了第二名,誠然,不是第一名??蛇@并沒有讓他灰心,而更多是讓他感到驚喜。這時候,他已經(jīng)習慣于在同齡人中間無人能與他匹敵。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因為他是個有天賦的學者,對于他來說,解出來一道數(shù)學難題就是最好的獎勵。
上九年級那年秋天,維嘉患扁桃腺炎,格里沙給他拿來一本書。那是戰(zhàn)前出版的豪斯道夫[1]的《集論》,書的裝幀一般,且破舊不堪,不知經(jīng)過多少人的手和閱讀之后才到了維嘉手中,可它卻以極其深刻的方式徹底改變他的整個人生。
傍晚,格里沙走后,他吃了一定劑量的藥片,又用水漱了漱喉嚨,之后躺在沙發(fā)上,想在入睡之前看看那本小冊子,格里沙一再囑咐不要把書弄臟,要精心愛護它,因為這本書十分珍貴。維嘉打開了書,起初他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珍貴之處??呻S后無論睡意、扁桃腺炎,還是現(xiàn)實存在的感覺本身都離開了他,他仿佛蒸發(fā)掉了!他每讀一頁都覺得自己的身體在發(fā)生變化。幾年來,他一直在解答一些零散的、費解的數(shù)學題并認為自己在研究數(shù)學,可直到這天晚上他覺得自己才真正走進了數(shù)學的空間。整個星球就是一種奇妙而多樣的集合。早上他望了一眼窗外,發(fā)現(xiàn)外部世界絲毫沒有發(fā)生變化,因此他不明白,在世界上有集論這種東西,樓房怎么還能聳立,怎么還沒有倒塌!
維嘉從來沒有讀過曼德里施塔姆的那幾行著名的詩句,但是他體驗到了那種感覺,詩人曾用朦朧的詩句描述出來:
于是我走出一片空間
走進荒蕪的人才園地,
虛假的恒定面對深淵
自我同意有諸多原因。
你的課本是讀不完的書
我獨自閱讀,無人打擾——
一本無頁的古怪的通俗醫(yī)書,——
一個數(shù)量極大的求根習題集。
一句話,他去的正是那個園地。再也無法想象有什么更美的地方。
快升十年級時,維嘉已成了真正的數(shù)學家。他的顱骨在額頭部分稍稍變寬(這是兒童患過輕微腦積水的常見現(xiàn)象),容下了一顆大腦,不斷擴大的宇宙在大腦里呼吸運動、翻滾沸騰,而身體發(fā)出的一切其他信號——吃喝,大小便——只能對大腦的經(jīng)常性工作造成妨礙,而大腦的緊張工作能讓他感到幸福。數(shù)學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引不起他的興趣,就連與格里沙的友誼也有些減弱了,因為格里沙作為一個對談者已滿足不了他的需求。確切些說,他從數(shù)學音樂的聲音中體驗到的快感,大大地勝過了所有其他的快樂,其中包括與人們交往帶來的快樂。因此,他輕易地拒絕了一切“身外之物”。當男孩們因荷爾蒙突變而感到十分難受的時候,他便把身體發(fā)育本身幾乎視為扁桃腺炎,當作一種有礙身體的東西。維嘉找到了一種擺脫妨礙身體發(fā)育的簡單方法:加重大腦的工作負擔……
娜拉處在維嘉所感興趣的世界邊緣,恰恰在這時她十分及時地變換了自己的身份,從文學補習教師變成了性伴侶,并且她心甘情愿迎合他這個成熟男子的需求。她是性革命的私生子,卻對這個革命一無所知,只是聽瑪露霞對社會主義國家里婦女的徹底解放問題發(fā)表過一些大膽的,但業(yè)已陳舊的看法,那她還是怕鄰居們聽見悄悄說的。
維嘉感激娜拉讓他解脫了荷爾蒙的壓抑之苦,這種解脫在他倆短暫而熱烈的幽會之后就立刻開始了,那是些探討床上技術的幽會……中學畢業(yè)后立即辦理的那場滑稽的結婚沒有讓他倆的關系有絲毫的變化。有時候他去找娜拉,去的目的明確,一起待得也不錯,有時候娜拉給他打電話,兩人幽會一次,可分手時并不確定下次見面的時間。什么時間都行……維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另外的羅曼史——與數(shù)學為伴,而娜拉極大的樂趣是作畫、聽戲劇史講座和看書。
維嘉考上了數(shù)力系,他上一年級時就潛心去研究集論。集論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19世紀中葉才出現(xiàn)在數(shù)學領域,可它往往讓不少研究者發(fā)瘋和自殺。維嘉的內心也開始受到了折磨。起初,一些研究者的命運、性格和生平還沒有列在一系列定理的名稱之后。只是在稍后幾年,當有人開始把以尼古拉·布爾巴克為筆名的數(shù)學家小組撰寫的一套多卷集數(shù)學文獻及其歷史譯成俄文的時候,維嘉才知道了這個學派的奠基人格奧爾格·康托爾[2]的命運,他生在彼得堡,創(chuàng)建了實無窮(亦譯:超窮數(shù))概念,他還是哲學家、音樂家和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可最終他在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的迷宮里不能自拔,并死于哈雷市的一家神經(jīng)病醫(yī)院。他死后,除了所有列舉的東西,只留下了“康托爾問題”,這是個“連續(xù)統(tǒng)假設”,誠如隨后的幾代數(shù)學家確信的那樣,這個問題既不可能駁倒,也不可能證實……維嘉也知道菲利克斯·豪斯道夫去世的消息,他在1942年被發(fā)配到集中營之前自殺身亡,他給后輩人留下了豪斯道夫空間和豪斯道夫悖論,也留下了許多其他的東西,這些東西與其說涉及數(shù)學,莫如說涉及一些數(shù)學家本人。
整個四年級維嘉都在撰寫一篇可計算函數(shù)的論文,這篇論文令教研室主任欣喜若狂,他同樣是個性格古怪的人。
教研室主任是個舉世聞名的學者,校領導不得不顧及他在數(shù)學上的杰出貢獻,因此寬恕了他的古怪行為,可對他的學生維嘉就沒什么寬恕可言。那些年代的學風是由黨委來定調子,系辦只是聽從而已。大學生均處在嚴格的管控之中:一定要參加共青團會議,政治學習,還要完成一些社會性工作。因蔑視學校現(xiàn)行的規(guī)章制度,維嘉不時地受到懲罰,有一次因未參加體育課考查而被剝奪參加其他考試的權利,還有一次因“馬鈴薯-胡蘿卜事件”差點兒被學校除名。
每年9月份,大學生都要去“挖馬鈴薯”。有些學生較能應對蘇維埃生活,他們提早就把醫(yī)院證明開好了。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憑著她是房管所的秘書身份,再加上她與整個區(qū)里的醫(yī)院都有很好的關系,因此她要弄一張需要的證明不費吹灰之力,可維嘉沒有讓她及時去辦,所以只好參加共青團組織的這次活動。
大學生們這次勞動的干勁十足,因為年級團小組長鄧尼科夫曾許下諾言,只要學生們把集體農莊的一大塊田地里的馬鈴薯全部挖完,就可以讓他們回家。孩子們深受這個許諾的鼓舞,他們起早貪黑地干活,兩周內就把馬鈴薯全部收割完畢,并且為自己贏得了十五天的自由生活(假期)而高興不已。然而在收割快要結束時,鄧尼科夫悄悄溜掉了,共青團有要事把他叫回去了,代替他的另一名“黨員同志”宣稱,現(xiàn)在他們全都還要去挖胡蘿卜。這時候突然下起雨來。
大學生們都氣得大喊大叫,可還是去地里挖胡蘿卜。但并非所有人都去了——有幾個堅持原則的學生坐車走了。維嘉也回去了,可他不屬于堅持原則,而是因為生病。他得了感冒,發(fā)起高燒,臥床不起,躺在床上還在沉湎于數(shù)學的夢境。他身上出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象,他后來在較為成熟的年代里稱之為“直覺視覺”,他甚至試圖描繪自己對集合世界,對森林或對一些極美的網(wǎng)狀花紋在空間來回移動的感受,那個空間與粗糙的現(xiàn)實毫無共同之處。在這個現(xiàn)實中,廚房里的茶壺燒開了,水熬干了,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想消滅的蟑螂依然在廚房竄來竄去,從尼基金林蔭道排出來的廢氣噴到半地下的那扇窗戶上。但他的描繪未能實現(xiàn)……
在半昏迷狀態(tài)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模糊幻影交替出現(xiàn),娜拉的影子也在其中,她用一個亮金屬制成的大平盤給他端來某些神奇的東西,那是一些計算方法,可它們是活的,在輕微地蠕動并且相互碰撞。維嘉覺得自己必須把某個精妙的思想記錄下來,但缺少某個東西,總是欠缺某個東西……有位高個子男人沿著一條長長的走廊走來,走廊盡頭有個窟窿亮得刺眼,那個人也拿著一個托盤,就是維嘉看見在娜拉手里拿的那種,托盤上同樣放著一些東西,可它們是函數(shù)和函數(shù)分析論。那個人叫安德烈·尼古拉耶維奇,維嘉必須讓這個安德烈·尼古拉耶維奇一定注意到他,但按照某種眾所周知的做法他又不敢喊他一聲,因此需要等待,好讓安德烈·尼古拉耶維奇本人發(fā)現(xiàn)他。可后來他錯過了這個機會,高個子男人走了,可放著計算方法的那個托盤卻到了維嘉手中,然而計算方法已全都死掉,不再蠕動了,于是他渾身感到了一陣恐懼……
他病了很久,還得了幾種繼發(fā)癥,當他病愈去大學那天,正好舉行了一次會議,要把一些逃避“挖馬鈴薯”,確切些說,是逃避“挖胡蘿卜”的大學生開除出共青團。他們的命運已經(jīng)注定:被開除出共青團之后,下一步就是不可避免地被學校除名。對維克多·切勃塔列夫[3]的問題是單獨討論的:雖說他有一份醫(yī)院證明,但開證明的日期晚了兩天,即那是個后補的證明。
從邏輯上看,他做得不對,并且不應得到寬容,但從人道主義角度來看,他確實病了,更何況還是純醫(yī)學方面的事情:開證明的前兩天可能是疾病的潛伏期,雖然那時還尚未出現(xiàn)病癥,但感染已在機體內起著毒害作用。
總之,鑒于上述一些情況,維嘉被從輕處理,給了警告處分,而其他犯錯誤的學生全部被清除出共青團。
他坐在共青團會議室,腦海里竭力回想著自己為什么要加入共青團。他完全忘掉了自己履歷中還有這件事。后來想起來了,是媽媽堅持讓他入團的。是的,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認為入團是必須的。她本人是黨員,因此確切知道,兒子必須有大家都有的一些東西,甚至要比他們有的東西還要多,但不要破壞生活規(guī)律。維嘉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從來不與母親對著干,因此上八年級時隨便地寫了份入團申請書,兩年后他也同樣隨便地寫了一份結婚申請書。
他在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情上從來表現(xiàn)不出有什么原則性??蛇@次他突然覺得對自己的處理不公:他們所有人都被騙了,因為有人許諾說把馬鈴薯挖完后他們就可以回家嘛,但是沒有放他們走。他們錯在哪里?難道錯在相信了團小組長的許諾?要知道這是一場欺騙?。?/p>
“別說了,住嘴吧,你這個傻瓜,你在做什么???”他的朋友斯拉瓦·別列日諾伊悄聲對他說,“你這樣做于事無補,只能讓自己更倒霉!”
事情確實如此,維嘉也被開除出團了。這個結果讓他感到震驚。他回家后倒在沙發(fā)上,一聲也不吭。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也問不出來究竟出了什么事。于是,她對發(fā)生的事情做了一番自己的想象,開始把維嘉的沮喪情緒歸罪于娜拉,自己不承認的兒媳婦。這時候他倆已經(jīng)相互見過面,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弄到了她的電話,對房管所的工作人員來說這并不困難。她給娜拉打過了電話,但并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于是她認為娜拉對某件事有所隱瞞。
一周后,同班同學斯拉瓦·別列日諾伊去他們家,向她做了一番解釋。可維嘉沒有與斯拉瓦討論任何事情,總之他整個晚上都悶著沒說話。然而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全都明白了,她去大學直接找了黨委,又像共產黨員與共產黨員那樣,與他們的系主任好好談了一通,系主任按照人之常理全都明白了:戰(zhàn)士的遺孀獨自拉扯兒子多不容易……瓦爾瓦拉在那里把情況說得與實際情況不大相符:她既不全是戰(zhàn)士的妻子,也不全是遺孀……但在她的話里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維嘉曾經(jīng)得過憂郁癥,是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借助良藥把兒子救了出來,幾乎用了三個月時間。她找學校的結果是,維嘉恢復了團籍,也沒有被大學除名。就連教研室主任也幫忙說了話:雖然那個怪老頭是擔著風險去求情,可他不希望失去一位出色的學生。他說,維嘉是蘇維埃數(shù)學的未來!
維嘉繼續(xù)留在大學里讀書,還休了一段學術假,但這件事情對他的傷害很深。在生活中,除了早飯的夾香腸面包、數(shù)學和偶爾出現(xiàn)的娜拉外,又出現(xiàn)了一些之前尚未認出來的困難——他很希望不知道那些困難,也不想去注意它們。他對這些困難沒有任何的免疫力,這讓他在日后的生活中吃了不少苦頭。
但是,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不同于兒子,她在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上十分在行,真不愧是在房管所工作:她在精神神經(jīng)病防治所搞到了一張證明,證明維克多·斯捷潘諾維奇·切勃塔列夫曾有過憂郁型精神病的發(fā)作,而身體其他方面基本正常。生活后來證明,她辦的這件事并非完全無用。
這樣,一切都擺平了。維嘉以極佳的方式完成了論文答辯,并留在教研室繼續(xù)讀研究生,準備三年后進行論文答辯,他的論文題目叫做《集合的可計算程序》。這是個全新的課題,這個東西不搞數(shù)學的人根本不懂,就連搞數(shù)學的人也并非人人明白。在教研室組織的預答辯上,有某個教授發(fā)言對論文做了尖銳的批評,他指責答辯人違背了“結構數(shù)學”原理本身。他雖是最新的,但并非人人都能接受的“結構數(shù)學”的杰出代表,可在數(shù)學邏輯教研室深受同行的敬重。維嘉根本不能接受這位教授的攻擊,他心平氣和地進行反駁,堅持認為一些已有的最具結構的對象,其中包括他所心愛的各種計算方法,都可以在正統(tǒng)的邏輯學和數(shù)學的框架下去研究,況且那些框架已被其他所有的教研室所接受。于是開始了一場辯論,維嘉的答辯論文只不過是個導火索,因為在學術問題背后隱藏的是維嘉不知道的人際關系的分歧。維嘉聽著這場爭吵,怎么也不明白他的論敵和辯護人在爭論什么。他企圖說點什么,但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于是他悄悄地走出了教室。
在教研室會議上,兩派觀點又爭論了好久,這場預答辯就算告吹了。維嘉按照習慣的路線走到沙發(fā)床旁,這一趟又是連續(xù)三個月。
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同樣以習慣的路線去精神神經(jīng)病防治所,給兒子開了藥,維嘉服藥后漸漸恢復過來了。
1968年就這樣平安地過去了。震撼社會主義世界的任何政治事件,維嘉都發(fā)現(xiàn)不了。他的數(shù)學好友斯拉瓦·別列日諾伊不時地去他家做客,談起一些重要的事情,斯拉瓦發(fā)現(xiàn)自己的朋友在政治上十分幼稚,便說了一句:
“你簡直就是個盧津[4]!”
維嘉當下渾身哆嗦了一下,因為他十分看重盧津這位數(shù)學家。
“你指的是什么呀,斯拉瓦?這與盧津有什么相干?”
斯拉瓦給維嘉轉述了梅里尼科夫教授上課時講的一個笑話:偉大的盧津在戰(zhàn)后的一次課堂討論上是怎樣發(fā)言的:1917年,我人生中發(fā)生了一個最偉大的事件——我開始研究三角級數(shù)了……
“什么?他接著又說什么了?”維嘉感興趣地問了一句,因為他對梅里尼科夫的評價也很高。
斯拉瓦對他這種天真無邪感到吃驚:
“什么都沒有說!人人都記得1917年發(fā)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維嘉又在刨根問底。
斯拉瓦把手一揮說:維嘉,十月革命爆發(fā)在1917年!
“啊哈,明白了……”
論文答辯導師(他是教研室主任)很賞識維嘉,在未能舉行的預答辯兩周過后,他親自去了維嘉的家里。維嘉在這段時間已從那場傷害中緩了過來,并在考慮“今后”怎么辦。那位論敵雖讓他的預答辯流產,可提出的兩條個別的批評意見涉及助定理2.2和定理6.4,含有某種讓維嘉很感興趣的思想萌芽。他本人已看清了在自己的答辯論文里有某些即便不是缺點,那也是含糊之處,他感到不安起來,因為自己一下子涌進了靈活多變、分支諸多、大大超出了可憐的三維世界范圍的集論深奧之處。
教研室主任在靠近尼基金大門的那套半地下室的公寓里待了兩小時,并且傷心地走了,因為他的學生離開了一個他認為是現(xiàn)實的數(shù)學空間,而跳到了那個因巨大的負擔而讓智力受損的領域。有些數(shù)學家的職業(yè)冒險就在于此,并且這位教授在一生中已有兩次看到了這種充滿矛盾的迷惘。這真令人惋惜。小伙子有能力,也許是個天才,研究生畢業(yè)了,可拒絕答辯……當然,他找不到工作,沒有生活的來源。能為他做什么呢?不行,幫他一把是不可能的。
可在這種情況下,教授的判斷局部有誤。半年來,維嘉緊扣住一些定理的難關和攔路虎,找到一條完全意料不到的、簡直是絕妙的途徑,從業(yè)已形成的局勢中跳了出來。他坐下來就寫出來一篇論文。之后他給娜拉打了電話,她雖有點心不在焉,但還是高興地接了電話。他在她那里住了三天,在他倆的關系中甚至有某種柔情一閃而過。臨走的時候,維塔西亞才問娜拉:
“要不我們真的結婚吧?看來在一起很好……”
“那還能怎樣?”娜拉笑了笑說,“我們這不是已經(jīng)結婚了。要住在一起嗎?去你那兒?”
“嗯,這不行,”維嘉掂量了一下娜拉與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住在一起的情景,十分清醒地估計了形勢,之后說,“除非住在你那兒……”
“住我這兒?不行,對不起……”
娜拉身邊的人形形色色:有畫家、演員,一半時間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和與戲劇沾點邊的人、才華橫溢的人、妙趣橫生的人和千方百計想展示自己喜好的人,可像維嘉這么特殊、不帶一點普通的俗氣和一點也不懂美觀的人,卻一個都沒有。人人都想成為天才,但卻實現(xiàn)不了!維塔西亞比所有人都更像天才,娜拉早在學校時就悟出了這點,況且都不需要什么證實,但決不能把他拴在自己家里。
還有幾個從事數(shù)學的朋友賞識維嘉的才華。其中有永遠的朋友格里沙·里別爾和斯拉瓦·別列日諾伊。況且,是否需要很多朋友?維嘉在感情方面是遲鈍的,他基本不會與人進行一般話題的交談,所以他交的朋友注定只能在數(shù)學圈子里。
斯拉瓦·別列日諾伊因“馬鈴薯”事件被學校開除之后,他在莫斯科高等技術學院夜校畢業(yè),從很早的時候就迷上了電腦編程工作,正是他把維嘉安排在計算中心工作,維嘉十分稱心這份工作,因為計算法距離編程只是一步之遙。維嘉搞數(shù)學還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數(shù)學只是一種純粹的令人陶醉的智力游戲,可現(xiàn)在用一種人工的、簡單的邏輯語言記載下來的計算法,就能解決諸多千變萬化的、其實與數(shù)學并沒有關系的難題。
計算中心的領導很賞識維嘉,斯拉瓦對維嘉取得的成績甚至比自己的還要高興。而維嘉生平以來第一次領到了工資,他花錢買了數(shù)學書和貴重的糖果。說他喜歡吃甜食,這話甚至說得輕了,他是真正的嗜糖狂,離開甜食他就活不下去。
工作留給了維嘉充足的時間。他把嚴格規(guī)定的編程任務稍稍推到一邊,解開了部分是他自己編的難題,甚至還撰寫了兩篇論文投到學術雜志去。然而,維嘉自認為其中極可能投中的一篇論文被退了回來,退稿的附言寫得很不客氣,因此他一氣之下把兩篇文章全都要了回來。受了這次不公正的委屈后,他改弦更張,把兩篇文章轉寄給美國的一家數(shù)學雜志。只是一年后他才得知,兩篇文章都已發(fā)表了。
就在那個時候,由于維嘉誠實到迂的程度,他與計算中心的頭兒鮑格丹諾夫發(fā)生了一場沖突。按照當時的尺度來看,那個人外表上相當彬彬有禮,卻是個野心勃勃的家伙。之前不久,他已獲得了一項政府的秘密獎勵,因為計算中心的部分工作屬于保密,是個軍事項目,可現(xiàn)在正在調整這個最新的、應把西方遠遠地甩在后面的程序。就是說,不是趕上西方,而是超過西方。
鮑格丹諾夫名義上是這個項目的牽頭人,可不參加任何的實際工作。之所以沒有參加,是因為他對編程了解甚少??傊?,他屬于黨政干部,而不是學者出身。所以,為彌補自己學術水平的不足,他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到集體作者中間。
這項工作由五個人來做,維塔西亞年紀最大,最小的是數(shù)力系即將畢業(yè)的大學生阿馬雅克·薩爾格相。應當說,做這件工作要有一個聰明的頭腦。
維嘉對計算中心的行政管理機構情況所知甚少。計算機本身占據(jù)一座可觀的大樓。樓里塞滿眾多的穿孔卡片,還有不斷地把穿孔卡片從一處移到另一處的姑娘們,所以計算還要包括女工作人員穿著高跟鞋嗒嗒地上下樓的能量消耗。維嘉并不懷疑還存在著一種肉眼看不到的,但與人際關系有聯(lián)系的層次。總之,在把這個項目送交上級審核的某一刻維嘉發(fā)現(xiàn),對這個項目沒做任何事情的鮑格丹諾夫的大名排在作者名單最前面,可那位精明能干的大學生,他對維嘉幫助最多,尤其在程序調整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的名字根本就沒有。
維嘉便在接待日去找鮑格丹諾夫問個究竟。也許,倘若他以一種比較巧妙婉轉的方式開始這次談話,那么事情大概會是另一種結果。但維嘉張口就說這樣做不公正,因為鮑格丹諾夫讓自己的名字在作者名單中排第一,雖說他間接地對這個項目的優(yōu)點和不足有所了解,可薩爾格相直接參加了編程并且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卻不知什么原因沒有他的名字。鮑格丹諾夫冷冰冰地回答說他要查一下。
這次談話后,維嘉再就無法見到他了。維嘉在每周的接待日頻頻去找他,但往往找不到,直到鮑格丹諾夫的女秘書悄悄告訴他別再來找了,因為這樣做沒有用。于是,有一天,維嘉突然闖進了計算中心主任辦公室,并且真正地大鬧了一番。他甚至大喊了起來,說當官的根本不注重國家的利益!可憐的阿馬雅克立即被計算中心攆走了,也沒有讓他進行畢業(yè)論文答辯,他作為十分慎重嚴謹?shù)娜耍賹懗鲆黄碌拇疝q論文,已經(jīng)來不及了。維嘉對正義的渴望讓可憐的阿馬雅克吃了許多苦頭,可卻堅定了他對人的信念。
一個半月之后,維嘉本人也丟掉了工作。他處在深度的困惑和沮喪之中。這與其說是因為他自己的名字也被從那個項目的作者名單中除掉,莫如說他根本無法理解整個這種野蠻而殘酷的做法。
維嘉躺在床上,一聲也不吭,他不打算去找新的工作,對母親的問話也只是敷衍幾句。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雖依然希望自己的兒子是個天才,但也開始懷疑那個神經(jīng)兮兮的老頭說的話,因為他在自己去世前不久還預言,維嘉會謀得某個特別的、出色的位置。那這個位置在哪里,在哪兒???
維嘉從來沒考慮過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天賦。被計算中心解聘后,他憑慣性繼續(xù)思考編程問題。在沙發(fā)床上躺了一段時間后,他想到那個程序還可以繼續(xù)改進。于是,他搞起了一項甚至無法向任何人顯示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他個人的程序,他的機體調整到這個程序中,因為他的大腦離開智力工作就無法生存,就像正常人的身體離開食物不可能生存一樣。也許,他會很高興去從事其他什么工作,可其他工作他都不會。他因連夜失眠抑郁癥愈來愈厲害,直到瓦爾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決定帶他去看醫(yī)生。這還是那個陷阱,在倒霉的副博士論文答辯之前就曾出現(xiàn)過。
多雨的春天,陰冷得就像是秋天,坦吉茲像通常一樣,一走就永遠不見了。娜拉打算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她給維塔西亞打電話請他來。他來了。他吃香腸的時候,給娜拉講了他的頭兒原來是個敗類。他還解釋了好程序與壞程序的區(qū)別在哪兒。娜拉聽了他幾句話,便把方向引到了臥室。
維塔西亞誠懇認真地完成了自己應干的那件事。就這樣,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1975年初,尤利克出生了。
[1] 菲利克斯·豪斯道夫(1868—1942),德國數(shù)學家,現(xiàn)代拓撲學奠基人之一。
[2] 格奧爾格·康托爾(1845—1918),德國數(shù)學家,集論的創(chuàng)始人。
[3] 即維嘉,維克多是維嘉的大名。
[4] 盧津(1883—1950),蘇聯(lián)數(shù)學家,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