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

張之洞之名是否出自《莊子·至樂》中的“張之洞庭之野”，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在主政洞庭之北的十七年間，廣開新學，創(chuàng)造了中國現(xiàn)代區(qū)域教育之典范。1889年冬，張之洞奉命任湖廣總督。1890年7月11日的《捷報》有這樣的文字：“武昌無疑將成為中國極重要的城市之一，因為自從張之洞調任湖廣之后，已將他原來打算在廣州進行的一些龐大建設計劃全部移到了武昌?！?893年11月29日，張之洞向光緒帝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指出“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為先”，請求創(chuàng)設新學。1893年，張之洞創(chuàng)辦湖北自強學堂（有“武漢大學的前身”一說，但存在爭議），一改中國傳統(tǒng)書院“學不分專門”的舊習，率先實行分門教學、按齋授課的體制及根據(jù)學習成績發(fā)放獎學金制，當時影響極大，“一時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國。四方求學者，聞風縻集。各省派員調查，以便仿辦者，亦絡繹于道?！?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5/08/1055395633085.png" />張之洞門生張繼煦亦稱：“當清季興學堂令下，各省考察學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員者必于鄂，外地學生負笈遠來者尤多。”構成了晚清興學的一道獨特的風景。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寫道：“格致制造諸學，非終身執(zhí)業(yè)，聚眾講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學堂外，其余諸館，學業(yè)不分齋院，生徒不重專門，其未盡二也”。《清史稿》第一百七卷中亦記載有：“查京外學堂，辦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強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最”。張之洞重視教育，基本做到為官一方，辦學一方。如1894年，他曾調署兩江總督，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

在不斷創(chuàng)辦新學的過程中，張之洞敏銳地意識到當時教育的最大問題在于人們對新學與舊知取舍之價值判斷的紊亂與迷惘。他極為擔心伴隨著新學的興起，人們對傳統(tǒng)產(chǎn)生叛逆心理，從而導致國家固有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倫常規(guī)范崩解。1898年春，被辜鴻銘譽為“最后一個儒臣”的張之洞開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勸學篇》（英譯為《中國的一線希望》），在《勸學篇外篇·會通第十三》中明確提出“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名思想。當時，張之洞對西學的認識已較為全面，認為其包括西史、西藝、西政，其中西藝有算、繪、礦、醫(yī)、聲、光、化、電，西政有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并在《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中指出“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這些都顯示其高于一般封建官僚的學術視野。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將《勸學篇》進呈，光緒帝贊其“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乃下令軍機處頒發(fā)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以“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排印三百部，儼然成為欽定開官智的“教科書”。

《勸學篇》（1898年兩湖書院刊本）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還提出著名的“游學日本說”，他寫道：“至于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1898年8月2日，光緒帝諭軍機大臣：“東洋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曉，……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愿往游學人員，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緩。”清政府把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正式作為一種國策確定下來。據(jù)《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錄》統(tǒng)計，1898年在日中國留學生為77人，1899年為143人，1900年為159人，1901年為266人，1902年達到了727人，1903年11月為1243人，1904年11月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1905年到1906年，留學日本達到最高潮，不僅東南沿海的學子們出現(xiàn)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笈，絡繹不絕”的壯觀場面，四川、貴州、云南等邊遠省份，也有許多人到日本留學。王國維在1906年所撰《教育小言十二則》中描述為：“留學生之數(shù)之多，如我中國之今日，實古今中外之所未聞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5/08/1055395633085.png" />費正清指出：“這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學生出洋運動”。這些在力圖避免亡國滅種、救亡圖強的征程中漂洋過海的熱血青年，秉承著“他日立中國強固之根基，建中國偉大之事業(yè)，以光輝于二十世紀之歷史者，必我留學生也”之信念，面對國內(nèi)新式學堂急需大量新式教科書，各以其所學專長編譯（撰）教科書，成為一支活躍于中國現(xiàn)代教科書發(fā)展舞臺的重要力量。以湖北自強學堂留日學生戢翼翚為例，他在日本求學時，與同學唐寶鍔合著出版《東語正規(guī)》，被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譽為“空前的”、“劃時代的日語教科書”、“中國人第一部科學地研究日語的書”。1902年，戢翼翚與日本女子貴族學校校長下田歌子合作創(chuàng)設“作新社”，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書。筆者初步統(tǒng)計晚清留日學生編譯的教科書有241種。這些教科書不僅從門類到體系規(guī)范了知識構建，而且補充大量的中學政法、數(shù)學及音、體、美、衛(wèi)生、手工等類別教科書。這些教科書還嘗試從文言到白話的語境變通、注重認知策略及編排方法、開啟現(xiàn)代裝幀及版權保護等等，提供了現(xiàn)代教科書編寫出版的范例，對中國現(xiàn)代教科書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頒布實行變法的諭旨，令各大臣條議新政。1901年7月12日、19日、20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連續(xù)上呈三封奏折（即著名的“江楚會奏三疏”），擬議變法。在第一疏《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中，張之洞等把興學育才和用人制度的改革作為圖治的首要任務，提出了人才培養(yǎng)的“道藝兼通、文武兼通、中西兼通”的原則，設文武學堂、停罷武科、獎勵游學等建議，以及教科書官定頒發(fā)、通國一律等構想。例如，他將學校分為蒙學、小學、中學、高等學堂與京師大學堂五級，明確規(guī)定各級入學年齡、修業(yè)年限，中學以前為普通教育，高等學堂起為分科專業(yè)教育，三年期滿后必須實習一年方可畢業(yè)，大學教育則是高等學校分科專業(yè)教育的深化提高。鑒于張之洞此時關于新式教育體制的構想已趨完備，管學大臣張百熙在《奏請?zhí)砼蓮堉磿虒W務折》中稱贊張之洞為“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

1903年，張之洞奉旨入京，與張百熙、榮慶一起修改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經(jīng)過數(shù)月不分晝夜、困憊已極的磋商修改，《奏定學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由清政府正式頒布并實施。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實施的現(xiàn)代學制，縱向分為三段七級，即蒙養(yǎng)院（四年）——初等小學堂（五年）——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五年）——高等學堂或大學預備科（三年）——分科大學堂（三—四年）——通儒院（五年），橫向構建了普通教育、實業(yè)教育、師范教育三駕并驅的模式。《奏定學堂章程》確立了全新的課程設置、組織管理、行政體制，不僅首次出現(xiàn)“義務教育”字樣，還突破性地將教學系統(tǒng)與教育行政系統(tǒng)分離。

1905年9月，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奏請停止科舉，以興學校。清廷詔準，自翌年始，所有鄉(xiāng)試、會試及各省歲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學堂出身，結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

隨著學制的頒布和科舉的廢除，全國各地學堂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xiàn)。據(jù)清學部總務司1907年《第一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1908年《第二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1909年《第三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顯示，這三年國內(nèi)學堂分別是37672所、47532所、58896所，學生數(shù)分別是1013571人、1284965人、1626720人。一位在辛亥革命前夕來到中國的美國學者羅斯（E.A.Ross）目睹了舉國上下的興學熱潮，帶著興奮的口吻在1911年英文版《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寫下這樣的文字：“對新式教育的激情像野火一樣迅速傳開。一個人一個小房間的考試制度被廢除了，大學的大教室修建起來了。一些學校設立在寺廟里，今天在很高的圓柱屋頂下能看到一些小學生排列地站著，在面目猙獰的戰(zhàn)神和慈善和藹的觀世音面前背誦課文……”張之洞以其非凡的智慧，參與構建中國現(xiàn)代學校教育制度，為中國現(xiàn)代意義教科書的產(chǎn)生與蓬勃興起奠定了基礎。

【資料卡】

鴉片戰(zhàn)爭以前，沒有近代的普通學校，只有啟蒙教育和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私塾和書院，初學《三字經(jīng)》、《百家姓》，進而讀四書五經(jīng)，不存在現(xiàn)代學校所備的教科書。石鷗教授認為現(xiàn)代意義的教科書應該滿足如下條件：第一，產(chǎn)生了現(xiàn)代學制，根據(jù)學制，依學年學期而編寫出版；第二，有與之配套的教授書（教授法、教學法）或教學參考書，教授書內(nèi)容要包括分課教學建議，每課有教學時間建議等；第三，依據(jù)教學計劃規(guī)定的學科分門別類的編寫和出版。伴隨著新式教育的出現(xiàn)，19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教科書”是中國第一套現(xiàn)代意義的中小學教科書。

1. 《設立自強學堂片》，轉引自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8頁。
2. 《教育雜志》第1卷第10期，第20—21頁。
3. 張春霆著：《張文襄公治鄂記》，武昌：湖北通志館，1947年，第17頁。
4.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484頁。
5. 趙爾巽等著：《二十五史（全本）清史稿》，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726頁。
6. 馮天瑜、何曉明著：《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998頁。
7. 張之洞著：《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1頁。
8. 張之洞著：《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41頁。
9.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43頁。
10.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43頁。
11. 張之洞著：《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9頁。
12.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8.2）上諭》，《清德宗實錄》卷422，轉引自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7頁。
13. 丁曉禾主編：《中國百年留學全記錄》，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64—165頁。
14. 《勸同鄉(xiāng)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學書》，《游學譯編》，1903年第6期。轉引自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0年，第381頁。
15.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1頁。
16.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04頁。
17. 李喜所著：《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
18. ［日］實藤慧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第252頁。
19. 吳小鷗、石鷗著：《晚清留日學生與中國現(xiàn)代教科書發(fā)展》，《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5期，第89—96頁。
20.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772—776頁。
21.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5036頁。
22.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轉引自：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82頁。
23. ［美］E.A.羅斯著，公茂虹、張皓譯：《變化中的中國人》，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