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xué)，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xiàn)于文字上，并且陸續(xù)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xué)”的是上海的文學(xué)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chǎn)者文學(xué)本來還很遠(yuǎn)，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jīng)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biāo)軍馬的圍剿。創(chuàng)造社豎起了“為藝術(shù)的藝術(shù)”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xiàn)”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biāo)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yán)碚摗钡南炊Y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jié)，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shù)之宮”里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biāo)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閑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yōu)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閑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標(biāo)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xué)”——俄國文學(xué)。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zhuǎn)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zhuǎn)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D. S. Merezhikovski i Z. N. Hippius），庫普林（A. I. Kuprin），蒲寧（I. A. Bunin），安特來夫（L. N. 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M. P. Artzy-bashev），梭羅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壘賽耶夫（V. 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瑪亞珂夫斯基（V. V. Mayakovski）這幾個人，到后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托爾斯泰（Aleksei N. Tolstoi）。此外也沒有什么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nèi)戰(zhàn)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jīng)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yè)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fù)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xué)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brüder）。

這一派的出現(xiàn)，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shù)府”里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么？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nóng)民的俄國?！边@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xué)團體的出現(xiàn)，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lián)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xué)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dāng)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fā)表了較為優(yōu)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zhàn)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dāng)時指揮文學(xué)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讬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斗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xiàn)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xué)”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tài)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后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xué)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lián)文學(xué)，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xué)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zhuǎn)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xué)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xué)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xiàn)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上У氖窍抻谄荒軐⒂忻淖骷胰际樟_在內(nèi)，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于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后記》里，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