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影響力的西方漢學經(jīng)典

——評亞瑟·韋利《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

陳才智

錢鍾書先生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談藝錄》曾云：

英人Arthur Waley 以譯漢詩得名。余見其Chinese poems一書，有文弁首，論吾國風雅正變，上下千載，妄欲別裁，多暗中摸索語，可入《群盲評古圖》者也。所最推崇者，為白香山，尤分明漏泄……當是樂其淺近易解，凡近易譯，足以自便耳。

所言甚是。惟尚難以囊括其大量英譯白詩的全部原因及其選詩標準。Arthur Waley《漢詩增譯》前言曾例舉不宜英譯的白詩。另外，其耳順之年出版的《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是西方第一部以詩人詩歌作品為史料的人物傳記，選擇白居易為傳主，并非僅僅是出于其“淺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經(jīng)歷和文學觀念的認同。本文擬從這一角度來評騭其《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的得與失。

Arthur Waley（1889—1966），漢譯亞瑟·韋利，或阿瑟·魏理。英國漢學大家，漢語及日語翻譯家。1913年畢業(yè)于劍橋，受聘于大英博物館，整理中日繪畫。三年后的1916年，完成《中國詩歌》（Chinese Poems），但沒有出版商肯接受。同窗好友Roger Fry資助，自費印了一百冊。1918年7月，《漢詩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正式出版，使他首度成名。較有影響之中文譯作還有《譯自中文》（1919）、《白居易〈游悟真寺詩〉及其它》（1923）、《漢詩增譯》（1941）、《中國詩歌》（1946）、《西游記》（1942）、《易經(jīng)》（1933～1934）、《道德經(jīng)》（1934）、《論語》（1937）。日文譯作則有《日本詩歌》（1919）、紫式部《源氏物語》六卷本（1925～1932）、清少納言《枕草子》（1927）等，及多部論述東方哲學之作。

亞瑟·韋利最早是以詩人的身份榮膺文壇的。早在羅格比公學（Rogby）就讀期間，韋利就萌發(fā)了對詩歌的興趣，1963年2月18日，英國BBC廣播電臺著名主持人羅杰·佛勒對韋利進行過一次專訪，訪談中韋利談及自己中學時曾寫過一些短詩，而且就詩歌形式是否應為十音步的問題與同學也是后來知名的翻譯家司各特·蒙克利夫（Scott Moncrieff，1889-1930）發(fā)生過爭論。在劍橋大學上學期間，韋利加入魯伯特·布魯克（Robert Brooke，1887-1915）旨在清理維多利亞遺風組織成立的燒炭人俱樂部。該俱樂部是20世紀初英國劍橋大學師生成立的一個文學組織，著名的文學家威爾斯（H. G. Wells，1866-1946）、倫理學家摩爾（G. E. Moore，1873-1958）、歷史學家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都是該俱樂部成員。他們經(jīng)常聚會郊游，討論詩歌的不朽問題。韋利曾為該俱樂部的刊物Basileon做過一首詩《嬗變》（Change），發(fā)表于1909年6月。1913年2月，韋利還在《劍橋評論》上發(fā)表詩歌《郊外的德國人》（German Outskirts），署名為阿瑟·戴維·許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是韋利未改姓之前的姓名。韋利雖然是以翻譯者的身份名揚文壇的，但許多英國評論家都將他當作英國的詩人，將其譯介的詩歌作品視為英國文學遺產(chǎn)的一部分。例如當代英國詩人沃爾夫（Humbert Wolfe）在《中國詩歌》（Chinese Poems）前言中稱，應該把韋利的英譯漢詩“看成是一個二十世紀的英國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并以此為基點來評判它們?！?/p>

對詩歌的鐘情，是拉近韋利與白居易距離最切而近的線索。在韋利翻譯的中國詩各個版本中，幾乎所有的譯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譯的白居易詩作的數(shù)量近乎其他詩人總和的十倍。為詩而狂，嗜詩如命，乃是韋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旨趣愛好。白居易《閑吟》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薄渡街歇氁鳌吩疲骸叭烁饔幸获保荫痹谡戮?。萬緣皆已消，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qū)糜H故。高聲詠一篇，恍若與神遇。自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樹?？褚黧@林壑，猿鳥皆窺覷。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sup>韋利的學生伊文·莫里斯（Ivan Morris）曾借用后一首詩為題，易“獨吟”為“狂吟”，編有《山中狂吟——阿瑟·韋利譯文及評論選》，他闡述說：

本書題目出自白居易最優(yōu)秀的今古諷諫詩。一位朋友曾警示我說：借此為題，會給某些讀者一種錯覺，那就是阿瑟·韋利是個神經(jīng)病患者。我大膽冒險，以此為題，因為這句詩恰到好處地表達出：自我被別人忽略的一面，那就是快樂。在韋利看來，文學不像后來許多專家認為的那樣，是用一連串的行話或?qū)W術(shù)術(shù)語去攻克的堅強壁壘，這些壁壘因問題和挑戰(zhàn)讓人毛發(fā)聳立，文學應該是讓人欣喜若狂的永恒的源泉。

莫里斯的評述抓住了韋利乃一詩狂，白居易所謂詩魔的主要特點。盡管他將閑適的《山中獨吟》歸入諷諫詩是錯誤的，但這并不影響他對韋利嗜詩如命的這一特點的準確理解和把握。因為性格的原因，韋利雖喜交友，但說話甚少。其邊緣的猶太族身份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法西斯對猶太的戕害，在他記憶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英國逐漸蔓延的反猶情緒也使他的處境極為被動，這些因素加劇了韋利對公共生活的厭倦，尤其是對政治生活。他一生不涉政壇，不謀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連自己在大英博物館的工作也辭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戰(zhàn)期間從事過一段審察員工作外，再也沒有擔任過其他的官方職位。靜謐恬淡是韋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至樂。于這一點，遠在東方的白居易成為他的知音。

《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772～846 A.D.）是亞瑟·韋利研究白居易的結(jié)晶之作，這部書1949年同時在倫敦和紐約出版。此時距他集中大量翻譯白詩，已經(jīng)過去二十余年。早在1917年，韋利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學報》上發(fā)表《白居易詩三十八首》時，一開始就說：“關(guān)于詩人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我希望另外著文來探討。這里僅提供一些必要的時間和事件，權(quán)作這些譯詩的導言?！彪S后，用簡短的篇幅介紹了白居易的出生、入仕、被貶、仕途主要任職及辭世，并提到他和元稹之間有目共睹的深厚友誼。1918年出版的《漢詩一百七十首》中，卷首附導言、翻譯方法、詩人簡介，全書共分兩編：第一編自《詩經(jīng)》、《楚辭》至明代陳子龍，選詩占半數(shù)稍強；第二編皆選白居易詩。在譯文之前，韋利用了8頁篇幅的導論來介紹白居易，內(nèi)容相當詳實，并且開始用白居易的詩歌作為敘述史實的史料。其中有相當篇幅是談元稹其人和元白之間的唱和與情誼，以及與劉禹錫、李建和崔玄亮等友人和僧人的交往。這篇導論已經(jīng)初具《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一書的主要特點。此后的《漢詩增譯》，則只在譯文前列了一個簡單的大事年表。

韋利1916年開始英譯中國詩歌的同時，也開始了白居易詩歌的英譯，從1916年到1928年，不計詩目重復，韋利英譯白詩有194首?？紤]重復入選（多次入選的算一次）的詩目，加上有些詩是用白詩兩首合成一首都以兩首算，1949年前韋利英譯白詩共計126首。在多年翻譯實踐基礎(chǔ)之上，亞瑟·韋利選擇了白居易作為傳主，除了熟稔與喜好，白詩所獨具的記錄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白居易的寫作，多著眼于生活的記錄。每過若干年，他就將作品整理一番，編訂成集，這成為其回顧和總結(jié)平生經(jīng)歷的契機。一部白氏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詳細的回憶錄，記錄著他的一生。正因為白詩具有其他詩人詩作鮮有的詳盡、紀實和切合其人生軌跡的特點，因此，極適合作為傳記材料來加以使用。

以韋利在此前積累的聲望，《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立刻獲得良好的反響，吸引了更多的讀者對中國傳統(tǒng)詩歌產(chǎn)生興趣。倪豪士認為：“這是一部寫得精彩絕倫的書，讀起來非常引人入勝……明白曉暢的文體和白詩的文學翻譯吸引了普通讀者。而學者們，在為韋利翻譯的魅力所折服之外，還被白居易的生平和無止境的趣味橫生的旁枝末節(jié)吸引……這部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利用詩人自己的詩歌作品作為歷史框架。這為此后數(shù)十年歐美諸多中國文學家的傳記書寫提供了范本?！?sup>完成這部傳記之后，韋利于1951年和1952年又出版了《李白的詩歌與生平》和《真實的唐三藏及其他》兩部傳記，1956年又出版了清代詩人袁枚的傳記《袁枚：十八世紀的中國詩人》。1952年洪業(yè)（William Hung，1898-1980）先生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也用了同樣的形式來撰寫?！栋拙右椎纳钆c時代》作為開創(chuàng)之作，對后來者的沾溉是可想而知的。

《白居易的生活與時代》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詩文策判等作品，其中詩歌的數(shù)量最多，共有一百多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韋利在中詩英譯集里翻譯過的，其余部分的詩歌新譯則是為史實敘述服務(wù)。關(guān)于利用詩歌作為史料方面令人遺憾的一點，倪豪士曾指出，“雖然有著以上非常顯著的優(yōu)點之外，這部書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詩歌是作為歷史價值來使用的，很少看到對這些詩歌的分析”。不過考慮到這部書的本意是要以詩證史，而非因史析詩，因此，我們也不必苛求其本身內(nèi)容與藝術(shù)分析上的欠缺。

全書共十四章，依年代順序來敘述，都沒有標題。簡要介紹如下。第一章敘述出生，直至公元800年，涉及白居易的出身；其出生前后的政治形勢；旱災；父喪；生活境況；鄉(xiāng)試；進士科考題和白居易的應試情況。譯作有《與陳給事書》及18首早期詩歌。第二章（800～805年），敘述白居易對佛教產(chǎn)生興趣；選試規(guī)定；判文這種文體的特殊性；長安城的坊里制度；白居易的繪畫觀；與元稹情誼的萌發(fā)和加深。譯作有《記畫》及7首詩歌。第三章（805～808年），敘述這幾年的政治局勢；策試題目和元白的答題；元稹任職；《長恨歌》；任盩厔縣（今周至縣）尉；任翰林學士；娶妻楊氏及兩人關(guān)系。譯作有6首詩歌。第四章（808～810年），為安祿山辯護，認為他是叛亂分子。就白居易任左拾遺期間所呈奏狀反映的問題——“邊塞問題”“宦官問題”“宮廷道教”“土地與稅賦”“淘金”“牢獄問題”——分別進行探討。譯作有5首詩歌。第五章（810～811年），敘述這幾年的政治局勢；陽城（道州奴問題）；友人孔戡；元稹致信韓愈；元稹的婚姻和被貶；任京兆府曹參軍；渭下丁憂。譯作有7首詩歌。第六章（811～813年），介紹丁憂期間所寫的詩和心情；《志異》及中國的鬼故事；白行簡境況；當時的信件郵遞方式；白居易的眼疾；朝中局勢；拜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接受這個職位的原因；譯作有19首詩歌。第七章（813～815年），講述與元稹在京城重逢：元稹授通州司馬；與元宗簡、吳丹、李建等人的交游唱和；南宗禪及與僧人的往來；武元衡被殺及白居易越職上書；被貶江州及情緒的低落。譯作有12首詩歌。第八章，專門翻譯和介紹815年十二月撰寫的《與元九書》。第九章（816～818年），敘述在江州的生活；《琵琶行》；廬山草堂；煉丹的嘗試；裴度任相及政治局勢；任忠州刺史。譯作有《與微之書》和9首詩歌。第十章（818～822年），敘述去往忠州；朝中局勢；重回長安；唐穆宗的統(tǒng)治；821年進士試引發(fā)的黨爭；王庭湊之亂；元稹任宰相；論姚文秀打殺妻狀；與韓愈的交游；與張籍的交游；韓愈張籍之間的交往。譯作有4首詩歌。第十一章（822～825年），請任杭州刺史；在杭州的生活和政績；關(guān)于各種樂器、樂曲；太子右庶子分司東都；編訂《白氏長慶集》。譯作有6首詩歌。第十二章（825～833年），任蘇州刺史；崔玄亮、元八的境況；眼疾；離任蘇州；關(guān)于劉禹錫；拜秘書監(jiān)；與和尚義修的辯論，和僧人的交游；元白唱和賽詩；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元稹去世及元白友誼總結(jié)。譯作有11首詩歌。第十三章（833～839年），卸任河南尹，再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劉禹錫的唱和；朝中局勢；《醉吟先生傳》；致力于塑造遠離政壇（politically innocuous）的形象。譯作有4首詩歌。第十四章（839～846年），晚年詩歌、心境、佛道思想；劉禹錫辭世；修繕香山寺；編訂《白氏長慶集》；流行日本及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譯作有28首詩歌。

從這些要點，大致可以看出，的確充滿倪豪士所說的“無休止的趣味橫生的旁枝末節(jié)”，比如科舉考試、宮廷道術(shù)、朝廷權(quán)謀、唐代職官制度和薪酬制度、長安城布局和坊里制度，甚至還有唐代的音樂和舞蹈等，而這對于缺少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知識的西方讀者而言，不僅是必要的，也頗具異域異國風味的吸引力。細繹起來，在“無休止的趣味橫生的旁枝末節(jié)”中，全書暗貫著三條主線：一是政治局勢的變化，二是白居易的人生軌跡和他的作品，三是白居易的交游和親友的境況。

第一條主線中，穿插得最多的就是科舉考試情況。全書一共提到八次科考，其中包括一些考試的詳細情形，比如白居易799年在宣州參加鄉(xiāng)貢考試的過程。韋利對試題《射中正鵠賦》和《窗中列遠岫詩》進行了介紹，并分析白居易詩賦的妙處。再就是800年白居易和元稹參加進士科考試，韋利先對唐代的科舉考試制度進行了介紹，辨別“明經(jīng)”和“進士”考試的不同，并同樣對那一年的考題《玉水記方流詩》進行了解釋，分析了白居易所寫其中兩句的妙處。此外還對五篇賦進行了具體介紹，詳細到這些詩題的出處、所蘊含的儒釋道思想。另外如802年元白二人參加吏部拔萃科考（智按：其實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元稹參加的是登平判入等科，非拔萃科）和806年的策試，也介紹得頗為詳細。其他如808年引發(fā)白居易撰寫奏狀《論制科人狀》的“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科舉考試，公元821年由禮部侍郎錢徽主考的進士考試，所有這些在政治層面上造成深遠影響的科考，韋利都給予了特別關(guān)注，甚至如韓愈和李德裕曾經(jīng)提出對科考的改革，雖然韋利沒有給予詳細介紹，但都要提上一句，也體現(xiàn)了他對科舉考試的重視。這其中的原因，應該是以科舉考試為這一中國特色，科考對唐代文人和國家的命運有極大的牽涉，但因為篇幅和內(nèi)容所限，沒有做更深入的展開。此外，這條主線對朝廷政治人物的起落，也介紹得較為詳細，這是直接與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政治生涯相關(guān)的，韋利想從中表明，執(zhí)掌相位的人是他們的賞識者或敵對者，直接決定著他們的仕途走向，這也是書名中“時代”一詞所包含的重要內(nèi)容。

第二條主線中，除了白居易的詩一百三十多首（不包括只翻譯了其中一兩句的數(shù)十首詩）之外，比較顯眼的就是翻譯了不少書信和判、策及奏狀等公文。這些作品雖然相對詩歌來說，缺少更多文學上的審美價值，但對全面了解白居易其人很有幫助。從這些公文里，讀者能夠了解到，白居易不僅是一個出色的詩人，在為官等其他方面也可圈可點。比如，《論姚文秀打殺妻狀》就是一篇精彩的法理論文，后來有漢學家就此狀探討其中的法律意義。此外對判、策等文體的特點進行探討，認為西方找不到可以相對應的文體，等等。

第三條主線里，可以看出與友人的交游和唱酬是韋利非常重視的，這和他的對中國古代詩歌極重友情的觀念有關(guān)。在“序言”中，他解釋了為何特別關(guān)注白居易的密友和同僚的原因，認為這樣才可以“使一個人鮮活生動”，同時，他排除掉了“一大堆個性難以分辨的尤其是七八個楊家的人，即他夫人的親戚，除了一些掌故會牽涉他們，其余的對我而言實在是難有印象，或乏善可陳”。而對這些密友和同僚，韋利除了關(guān)注他們與白居易的交往和唱和之外，對他們個人的情況也寫得非常詳細。尤其元稹的內(nèi)容就更為詳細，可以說，把書中所有關(guān)于元稹的內(nèi)容單獨抽出來，足以成為一篇元稹的完整的傳記。有時甚至給人枝蔓太過之感。關(guān)于這點，程章燦曾在《魏理眼中的中國詩歌史》一文中探討過，認為韋利有“中國古代詩歌極重友情”的認識。他以《上邪》為例，這首明白無誤的愛情詩在韋利讀來卻是對友情和別離的抒寫和表達。就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這部傳記里白居易的交游和唱酬，就成為一條非常顯眼的主線。

書中提到白居易交游唱酬的友人和同僚有近二十位，內(nèi)容最多的是元稹，其次是劉禹錫、崔玄亮、李建、孔戡和元稹堂兄元宗簡等密友，再就是與韓愈、張籍等人更多具有文學意味的往來。此外，就是和僧人惟寬、廣宣、明準、清閑等僧人的往來，以及與吳丹、郭虛舟等道士的交往。

書中元稹部分不但篇幅極多，也敘述得非常詳細。比如寫到元稹806年任左拾遺之后草擬的改革朝政的十條建議《十策》，韋利一一做了翻譯解釋。元稹的每一次仕途變遷，韋利也都力圖交代清楚，甚至連元稹娶妻、生子、喪妻等個人情況也都有所涉及，文中還翻譯了元稹的《夢井》以及與白居易酬唱的幾首詩。談到妻子韋叢病逝時，元稹寫了一系列悼亡詩，韋利避開廣為人知的《遣悲懷三首》，而選這首《夢井》來翻譯，應該是出于個人偏好，這首《夢井》早在1919年的《漢詩增譯》里已經(jīng)翻譯過。

對元白二人人生中的幾次短暫相聚，韋利更是一次不落地或詳述或提及，書中所譯白居易寫給元稹或提及元稹的詩歌有近二十首，書信如《與元九書》和《與微之書》也是全文譯出。元白二人的交往唱和，雖然分散在白居易人生軌跡的各個時期，但韋利很注意點明在什么情境下，兩人的唱和詩表明彼此感情逐漸加深。比如第二章提到，804年元稹要去洛陽一長段時間時，韋利說“在此之前，元稹只不過是進士考試和策試時許多同年中的一位，但到804年春天時，他已經(jīng)開始在白居易的情感世界中占據(jù)了特殊的地位”，并接連翻譯了這時期白居易寫給元稹的三首詩《曲江憶元九》、《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和《贈元稹》來說明。第七章用了三頁篇幅來詳述元白唱和的《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并序》，翻譯和介紹其中七首的內(nèi)容，分別是《和晨霞》《和祝蒼華》《和寄問劉白》《和李勢女》、《和自勸》二首和《和晨興因報問龜兒》，目的是為讀者呈現(xiàn)元白二人之間無所不談和推心置腹的親密關(guān)系。

公元831年，元稹辭世。韋利詳述了白居易的悲痛，強調(diào)其應元稹家人請求撰寫墓志而屢屢拒絕接受作為潤筆費用的珍寶，最后無法再拒，便將這筆財產(chǎn)用于香山寺的修繕，并讓他們共同的朋友清閑和尚操辦，務(wù)令修繕之功歸于元稹之名，以此來紀念元稹。

韋利對元白二人之間的深厚友情頗有感慨。他說：“想到這兩個有著如此著名友情的朋友實際在一起共度的時間是那么少，這是很讓人奇怪的。802年到806年間的某些年，810年的幾天，815年的幾個星期，819年又是幾天，僅此而已。821至822年他們都在長安，但元稹專注于朝政，他們很少碰面。接著是829年在洛陽的聚首。然而，他們兩人之間的深情厚誼一直縈繞著彼此的人生，因此，在寫白居易的生平時，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涉及元稹的生平，他們之間的情感互動是這部書的一個構(gòu)成要素。從今以后（智按：元稹逝世后）故事就變得簡單多了，因為它不再是兩個人的共同記錄?！边@就點出了此書涉及元稹內(nèi)容為何如此之多之詳?shù)脑颍涸趯懙皆∪ナ乐埃鰞?nèi)容其實是元白二人生平的共同記錄。

相比之下，跟白居易頗多唱和、晚年為伴的劉禹錫，涉及的內(nèi)容就沒那么多，只與其他朋友一樣，有生平、仕途和詩歌成就方面的簡單介紹。至于張籍和韓愈，則是分別有新樂府的聯(lián)系和一代文宗的因素在里面，會稍微側(cè)重文學理念方面的介紹。在幾乎每一章里，除了元稹之外，韋利都安排了一位至數(shù)位與白居易唱和往來的密友，借以表明交游和唱酬貫穿詩人一生并成為其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進而暗示其余唐代詩人甚至中國古代詩人也都是如此，這正是韋利所想要表達的他自己對中國文人和文學極重友情的理解。

友人中，較為特殊的一位是元稹的堂兄元宗簡，相對于劉禹錫、李紳、崔玄亮等頗有詩名的人來說，元宗簡顯得名不見經(jīng)傳，但韋利多次寫到白居易與他的交往。韋利提到，在下邽丁母憂期間，白居易似乎很少跟長安城里的朋友交往，唯獨在約寫于813年的《東坡秋意寄元八》一詩中提到跟元宗簡一年前在曲江邊的一次秋游，“忽憶同賞地，曲江東北隅”，表明元宗簡的特殊地位。而813年接受太子左贊善大夫這一閑職時，因為常常無事可做，元稹又外授通州司馬，百無聊賴之時，白居易時常探訪近鄰元宗簡排遣孤寂。韋利翻譯了白居易的《朝歸書寄元八》一詩，表明他渴望元宗簡做了閑官之后要與他作伴的渴望，又譯《曲江夜歸，聞元八見訪》一詩：“自入臺來見面稀，班中遙得揖容輝。早知相憶來相訪，悔待江頭明月歸?！币彩撬c元宗簡友情甚篤的表現(xiàn)。這其中的原因，一是兩人在長安城中是近鄰，二是有元稹這層關(guān)系，比如《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一詩，通過一起讀元稹的詩，兩人會有更多共同話題。此外，元宗簡本身對白居易也是有特別意義的，元于821年去世后，白居易為他的詩集寫序，看到其中如此多的詩都是跟自己的唱和，白居易感動不已，“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這些真切感人的情感流露，在韋利看來是非常打動人心的。

與著重描寫白居易與友人交往唱和相對應，韋利多次提到白居易在沒有友人交往時的苦悶孤寂。比如在下邽丁憂期間，韋利選譯的都是白居易表明自己寂寞空虛心境的詩。而在白居易接受太子左贊善一職時，韋利認為白居易不是不知道這個職位的無味，也知道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仍然接受這個職位，原因有四：一是朝中局勢發(fā)生了有利于自己的變化；二是下邽生活的苦悶；三是與弟弟白行簡的分離加深了他的孤獨感；四是也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元稹很可能也會回到京城任職。四個原因中，有三個是與他害怕孤寂、渴盼有知心之人來往有關(guān)的。雖然實際上政治原因是最重要的，韋利隨后也用了相當多篇幅來介紹當時朝中人事的變動，但他仍然認為，渴望與友人交游往來常常成為白居易做一個決定時的考慮。

關(guān)于白居易與僧人和道士交往情況的內(nèi)容，常常出現(xiàn)在白居易對佛教和道教的認識、接受和沉迷的介紹中。就此而言，談及這類交游唱酬都是為說明其佛道信仰服務(wù)的。白居易的佛道信仰尤其是受佛教的影響，是這部書重點論述的內(nèi)容，表明白居易是通過與這兩類人的交往來加深自己對佛教教義和道術(shù)（尤其是煉丹術(shù)）的理解和實踐。不過，對這一類交往的多次介紹或提及，也能夠表現(xiàn)當時文人與僧人道士往來頻繁這一普遍現(xiàn)象，是“中國古人文人異常注重友情”這一認識的必要補充。

也許是太過堅持這一點，韋利矯枉過正地認為，愛情或夫妻之情不是白居易所看重的。第三章結(jié)尾談及白居易的婚姻，他認為“雖然白居易與楊夫人一起生活了38年，但我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至少有七首詩的詩題表明是寫給他的妻子的，但其中充滿慣語套話，從中得不到對白夫人和他們彼此間感情的認識”。接著他分析了白居易寫給妻子楊氏的這七首詩，韋利指出，在《贈內(nèi)》一詩中，白居易讓妻子不要對他并不富裕的現(xiàn)狀而抱怨，并一口氣列出了一系列有名的婦人對自己貧窮而有德的丈夫的接受，還特別補充說，雖然她不知書，但肯定聽過這些婦人的故事。而《寄內(nèi)》一詩中有“不如村婦知時節(jié)，解為田夫秋搗衣”的句子，韋利認為這是白居易在責備自己的妻子沒有為自己“搗秋衣”。另一首《贈內(nèi)》詩“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是告訴她說不必如此傷神，因為無論如何她要比黔婁的妻子好很多——黔婁的貧困是出名的。韋利還說，《妻初授邑號告身》一詩中，白居易提醒自己的妻子：她什么都沒做，不配獲得這樣的禮遇，一切全是自己的功勞。唯有《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nóng)郡君》一詩中“偕老不易得，白頭何足傷”兩句，聽起來還有一絲感激的意味。

韋利認定白居易對妻子是并無深厚感情，他說，從這些詩中，讀者“確實得到這樣的印象：弘農(nóng)楊氏是一個簡單的甚至可能是平庸的一個人，對白居易一片癡心，但從來都不是他內(nèi)心思想和情感的一個分享者”。這樣的看法不免片面和囿于成見。因為像“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完全可以解讀為丈夫?qū)ζ拮拥奶蹛?，《妻初授邑號告身》中的直白更可能是夫妻間的戲謔之詞。至于說白居易在《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第一首末聯(lián)“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將妻子比作孟光，同時也就自比梁鴻，這本是常見的典故，但韋利卻認為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好話，因為歷史上孟光的形象是“肥胖、丑陋的黃臉婆”。這樣的解讀不免有點過了。這與韋利在序言中宣稱的“本書只敘述史實，既不虛構(gòu)事件，也不加以個人觀感”不免相違，也許是對中國古代文人重友情輕愛情印象太過深刻所導致的偏頗。就是在談到白居易詩中顯然不能忘懷的一段感情——一般認為是詩中提到的符離村姑湘靈，韋利只輕描淡寫地談到《感情》一詩里“東鄰嬋娟子”送給白居易的一雙繡鞋，認為“確鑿無疑地暗示了一段愛情”，而其他如《寄湘靈》《冬至夜懷湘靈》和《長相思》《潛別離》等詩，韋利則忽略了，也沒有提到白居易對這段感情的念念不忘和刻骨銘心。由此也可以看出韋利在這個問題上的偏頗。

盡管韋利在序言中強調(diào)這部傳記只敘述史實，但當中免不了會有個人見解。有些是闡明式的見解，比如在全文譯出《與陳給事書》之后，韋利說：“這封信給人不舒服的印象。雖然白居易做了否定的聲明，但很難讓人相信這封信不是在某種程度上為求取推薦而寫。”而有一些則是建立在分析比較之上的見解，比如談到806年元白二人參加策試時，就皇帝問御敵求安、復興大唐的良方作答，韋利認為白居易的對答以倫理歸謬見長，這會對探尋安史之亂的真正原因造成蒙蔽，而元稹的分析則切中肯綮，并且具有實踐性，由此他認為，如果元稹的建議被采納的話，中國的歷史將會被改變。這樣的看法或者有點過激，但也體現(xiàn)了韋利對歷史的思考。

韋利從自身歷史觀出發(fā)得出的一些看法，也比較引人注目。比如用很長的篇幅對安史之亂的社會和歷史原因進行介紹，實際上也是為安祿山的身份做辯護，“在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安祿山是一個‘土匪’，一個‘叛國賊’，甚或一個‘罪人’，他煽動百姓反抗他們的合法統(tǒng)治者。我們今天也經(jīng)常看到這類的詞，適用于那些從更富同情意味的角度來看是愛國者、民族解放者、社會改革者，以及通常來說是被壓迫人民的捍衛(wèi)者的領(lǐng)導者身上。毫無疑問，安祿山表現(xiàn)給他的擁護者的正是這最后一種形象，不管是當時還是他死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然而唐代歷史雖然是在其衰落之后由官方所收集，但組成這段歷史的文獻卻是在其統(tǒng)治時期完成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如歐洲歷史學家一貫所做的那樣）偏袒安祿山，以及一味重復關(guān)于他的懦弱、狡猾和肥胖之類的宮廷閑談；我們也不需要（如他的追隨者）視他為圣人。事實上我們也不可能在時隔遙遠之后，給出關(guān)于他的人品或行為的任何一種定論。但我想至少可能指出一些更普遍的社會和政治原因，能夠?qū)Ξ敃r發(fā)生在中國東北部的分裂主義行動有更好的理解”。接著韋利對當時中國東北邊境的歷史沿革和人口組成做了梳理介紹，認為當?shù)厝嗣癫还苁巧蠈淤F族或下層百姓，不管是韃靼還是漢民，其實都更傾向于忠于當?shù)亟y(tǒng)領(lǐng)——不管是可汗還是割據(jù)首領(lǐng)。也就是說，他認為當?shù)匾螵毩⑹怯泻侠硇缘模诔㈡?zhèn)壓安史之亂期間，這些地區(qū)實際上是獨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