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書

自序一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xiàn)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并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里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xù)寫的機會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1923年11月10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槐壽）

自序二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板以后，起手寫《雨天的書》，在半年里只寫了六篇，隨即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xiàn)在仍舊拿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么批評或論文。據(jù)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東西發(fā)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么別的麻煩，不過出板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為意外地發(fā)見了兩件事。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shù)，如什么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邊都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tài)度，并不限于職業(yè)，卻彌漫及于鄉(xiāng)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后來又想溷跡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己以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為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系，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zhèn)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后要怎樣才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xiàn)在中國連思索的余暇都還沒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在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的書里看到一節(jié)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十五日又記。

（1925年11月30日刊于《語絲》第55期，署名周作人）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么興味，但臥在烏篷船里，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卻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腳劃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xiāng)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吊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為魚”時候——至少也是斷發(fā)文身時候的脾氣，對于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陜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后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卻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垛磚墻，大抵只用泥墻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園的西墻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筑，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卻又將門口的南墻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渠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渠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渠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托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里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仿佛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jù)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里的積水已經離臺階不及一寸，夜里聽著雨聲，心里胡里胡涂地總是想水已上了臺階，浸入西邊的書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才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卻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xiàn)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F(xiàn)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里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卻極不容易得到，現(xiàn)在看見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里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卻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著，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里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卻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為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里的蝦蟆現(xiàn)在只見花條的一種，它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它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它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xiāng)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為悲嘆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于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著看你的秦游記，現(xiàn)在卻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1924年7月22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樸念仁）

鳥聲

古人有言，“以鳥鳴春?！爆F(xiàn)在已過了春分，正是鳥聲的時節(jié)了，但我覺得不大能夠聽到，雖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經近于鄉(xiāng)村。這所謂鳥當然是指那飛鳴自在的東西，不必說雞鳴咿咿鴨鳴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鴿子之類也算不得數(shù)，因為他們都是忘記了四時八節(jié)的了。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檐頭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干笑，——這似乎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點干枯的氣味。

英國詩人那許（Nash）有一首詩，被錄在所謂《名詩選》（Golden Treasury）的卷首。他說，春天來了，百花開放，姑娘們跳舞著，天氣溫和，好鳥都歌唱起來，他列舉四樣鳥聲：

Cuekoo, jug—jug, pee—wee, to—witta—woo！

這九行的詩實在有趣，我卻總不敢譯，因為怕一則譯不好，二則要譯錯?，F(xiàn)在只抄出一行來，看那四樣是什么鳥。第一種是勃姑，書名鸤鳩，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無疑了。第二種是夜鶯，就是那林間的“發(fā)癡的鳥”，古希臘女詩人稱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他的名貴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東西。我們鄉(xiāng)間的黃鶯也會“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與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鳥，而且又不發(fā)癡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嘔血。第四種雖似異怪乃是貓頭鷹。第三種則不大明了，有人說是蚊母鳥，或云是田鳧，但據(jù)斯密士的《鳥的生活與故事》第一章所說系小貓頭鷹。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種好鳥之中貓頭鷹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說這二者都是褐色貓頭鷹，與別的怪聲怪相的不同，他的書中雖有圖像，我也認不得這是鴟是鸮還是流離之子，不過總是貓頭鷹之類罷了。幾時曾聽見他們的呼聲，有的聲如貨郎的搖鼓，有的恍若連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祥主有死喪，所以聞者多極懊惱，大約此風古已有之，查檢觀颒道人的《小演雅》，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有貓頭鷹的話。然而仔細回想：覺得那些叫聲實在并不錯，比任何風聲簫聲鳥聲更為有趣，如詩人謝勒（Shelley）所說。

現(xiàn)在，就北京來說，這幾樣鳴聲都沒有，所有的還只是麻雀和啄木鳥。老鴰，鄉(xiāng)間稱云烏老鴉，在北京是每天可以聽到的，但是一點風雅氣也沒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鳥。麻雀和啄木鳥雖然唱不出好的歌來，在那瑣碎和干枯之中到底還含一些春氣：唉唉，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啾！”

“嘎嘎！”

（十四年四月）

（1925年4月6日刊于《語絲》第21期，署名開明）

日記與尺牘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并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yǎng)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度珪x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猶有勞務，甚劣劣?！?/p>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我覺得這要比“奉橘三百顆”還有意思。日本詩人芭蕉（Bashō）有這樣一封向他的門人借錢的信，在寥寥數(shù)語中畫出一個飄逸的俳人來。

“欲往芳野行腳，?；萁桡y五錢。此系勒借，容當奉還。唯老夫之事，亦殊難說耳。

去來君　　　　　　　　　芭蕉。”

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料。近閱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項下有這幾句話：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蓖迨拍辏?794）項下又云：

“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p>

這都是經濟史的好材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記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發(fā)見刊行的為《一茶旅日記》，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記事云：

“二十七日陰，買鍋?！?/p>

“二十九日雨，買醬?！?/p>

十幾個字里貧窮之狀表現(xiàn)無遺。同年五月項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橋下?！贝送膺€多同類的記事，年月從略：

“九日晴，南風，妓女花井火刑?！?/p>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橋被人竊去?！?/p>

“二十五日雨。所余板橋被竊?！?/p>

這些不成章節(jié)的文句卻含著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們讀了恍忽想見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過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歡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愛他的日記，雖然除了吟詠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紀事，我卻覺得他盡有文藝的趣味。

在外國文人的日記尺牘中有一兩節(jié)關于中國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錄于下，博讀者之一粲。倘若讀者不笑而發(fā)怒，那是介紹者的不好，我愿意賠不是，只請不要見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記，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時地震。夜有支那人來，站在柵門前說把這個開了。問是誰，來干什么，答說我你家里的事都聽見，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塊錢。完全像個瘋子。說你走罷也仍不回去，說還不走要交給警察了，答說我是欽差，隨出去了。是個荒謬的東西?！?/p>

以上據(jù)《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譯出，后面是從英譯《契訶夫書簡集》中抄譯的一封信。

契訶夫與妹書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輪船上?！?/p>

“我的艙里流星紛飛，——這是有光的甲蟲，好像是電氣的火光。白晝里野羊游泳過黑龍江。這里的蒼蠅很大。我和一個契丹人同艙，名叫宋路理，他屢次告訴我在契丹為了一點小事就要‘頭落地’。昨夜他吸鴉片煙醉了，睡夢中只是講話，使我不能睡覺。二十七日我在契丹愛琿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漸漸的走進一個怪異的世界里去了。輪船播動，不好寫字?！?/p>

“明天我將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現(xiàn)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寫的詩了。”

（十四年三月）

（1925年3月9日刊于《語絲》第17期，署名開明）

死之默想

四世紀時希臘厭世詩人巴拉達思作有一首小詩道：

（Polla laleis, anthrope—Palladas）

“你太饒舌了，人呵，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p>

這是狠有意思的話。關于死的問題，我無事時也曾默想過，（但不坐在樹下，大抵是在車上，）可是想不出什么來，——這或者因為我是個“樂天的詩人”的緣故吧。但其實我何嘗一定崇拜死，有如曹慕管君，不過我不很能夠感到死之神秘，所以不覺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于形而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饒舌了。

竊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種種不同，“以愚觀之”可以定為三項，其一是怕死時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樂，其三是顧慮家族?？嗤幢人肋€可怕，這是實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個遠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尋死，（我們鄉(xiāng)間的河是經冬不凍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隨即走了上來，說是因為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癡也未可知，但這卻是真實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夠切實保證，誠如某生物學家所說，被猛獸咬死癢蘇蘇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裹糧入山去投身飼餓虎的了。可惜這一層不能擔保，有些對于別項已無留戀的人因此也就不得不稍為躊躕了。

顧慮家族，大約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較小者，因為這還有救治的方法。將來如有一日，社會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種的節(jié)制以外，大家不問老幼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凡平常衣食住，醫(yī)藥教育，均由公給，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個人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那么這種顧慮就可以不要，便是夜夢也一定平安得多了。不過我所說的原是空想，實現(xiàn)還不知在幾十百千年之后，而且到底未必實現(xiàn)也說不定，那么也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沒有什么用處。比較確實的辦法還是設法發(fā)財，也可以救濟這個憂慮。為得安閑的死而求發(fā)財，倒是狠高雅的俗事，只是發(fā)財大不容易，不是我們都能做的事，況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錢便反死不去，則此亦頗有危險也。

人世的快樂自然是狠可貪戀的，但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的感到，像我們將近“不惑”的人，嘗過了凡人的苦樂，此外別無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覺得還有舍不得的快樂。我現(xiàn)在的快樂只想在閑時喝一杯清茶，看點新書，（雖然近來因為政府替我們儲蓄，手頭只有買茶的錢，）無論他是講蟲鳥的歌唱，或是記賢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繪，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來談天的時候，也就放下書卷，何況“無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我們看路上許多乞丐，都已沒有生人樂趣，卻是苦苦的要活著，可見快樂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戀這個塵世罷。講到他們，實在已是了無牽掛，大可“來去自由”，實際卻不能如此，倘若不是為了上邊所說的原因，一定是因為怕河水比徹骨的北風更冷的緣故了？

對于“不死”的問題，又有什么意見呢？因為少年時當過五六年的水兵，頭腦中多少受了唯物論的影響，總覺得造不起“不死”這個觀念來，雖然我狠喜歡聽荒唐的神話。即使照神話故事所講，那種長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點兒都不喜歡。住在冷冰冰的金門玉階的屋里，吃著五香牛肉一類的麟肝鳳脯，天天游手好閑，不在松樹下著棋，便同金童玉女廝混，也不見得有什么趣味，況且永遠如此，更是單調而且困倦了。又聽人說，仙家的時間是與凡人不同的，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爛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邊只是半個時辰耳，那里會有日子太長之感呢？但是由我看來，仙人活了二百萬歲也只抵得人間的四十春秋，這樣浪費時間無裨實際的生活，殊不值得費盡了心機去求得他；倘若二百萬年后劫波到來，就此溘然，將被五十歲的凡夫所笑。較好一點的還是那西方鳳鳥（Phoinix）的辦法，活上五百年，便爾蛻去，化為幼鳳，這樣的輪回倒很好玩的，——可惜他們是只此一家，別人不能仿作，大約我們還只好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須的安閑悅樂，即是無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問題，乃是神秘派詩人的領域，我們平凡人對于成仙做鬼都不關心，于此自然就沒有什么興趣了。

（十三年十二月）

（1924年12月22日刊于《語絲》第6期，署名開明）

唁辭[1]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饼R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癥（?）往協(xié)和醫(yī)院乞治，后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yī)院，于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卻還不能了解失卻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為時常住[2]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后為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著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于死者而在于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們對于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于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著或是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后走到。在中國現(xiàn)在這樣狀況之下，“死之贊美者”（Peisithanatos）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么“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尚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在人生[3]總是悲痛。我們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苦痛與[4]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fā)生今昔存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里記他的女兒聰女之死，有這幾句：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與蕣華同謝此世。母親抱著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怪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觀，終于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苍娫?span >[5]：〕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如此[6]?！?/p>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在《青鳥》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饼R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友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它加害于生人者卻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它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后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于希冀死后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后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shù)陌参?。人有什么不能滿足的愿望，輒無意地投影于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楊貴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后被召為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卻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xiàn)：我們知道這是迷信，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于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夠相信，百歲之后，或者乃至夢中夜里，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卻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yǎng)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里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于幻滅的現(xiàn)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于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xiàn)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卻已不見了。日后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吧。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1925年5月26日作，署名周作人）

若子的病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板，載有兩篇兒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兒寫的。

《晚上的月亮》（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兩個弟弟說：“我們把月亮請下來，叫月亮抱我們到天上去玩。月亮給我們東西，我們很高興。我們拿到家里給母親吃，母親也一定高興。”

但是這張旬刊從郵局寄到的時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狀態(tài)了。她的母親望著攤在席上的報紙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沒有什么話可說，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來，——做一個將來決不再寓目的紀念品。我讀了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歲時死亡的四弟椿壽，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兩三天，也是固執(zhí)地向著傭婦追問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這都是迷信，卻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發(fā)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發(fā)起熱來，繼之以大吐，恰巧小兒用的攝氏體溫表給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著第二次種的牛痘，把華氏的一具拿去應用，我們房里沒有體溫表了，所以不能測量熱度，到了黎明從間壁房中拿表來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時左右起了痙攣，妻抱住了她，只喊說，“阿玉驚了，阿玉驚了！”弟婦（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邊叫內弟起來，說：“阿玉死了！”他驚起不覺墜落床下。這時候醫(yī)生已到來了，診察的結果說疑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雖然征候還未全具，總之是腦的故障，危險很大。十二時又復痙攣，這回腦的方面倒還在其次了，心臟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膚現(xiàn)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還不回復。這一日里，院長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護婦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來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幫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亂中過去了，次日病人雖不見變壞，可是一晝夜以來每兩小時一回的樟腦注射毫不見效，心臟還是衰弱，雖然熱度已減至三八至九度之間。這天下午因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趕往哈達門去買，路上時時為不祥的幻想所侵襲，直到回家看見毫無動靜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強往學校去，下午三點半正要上課，聽說家里有電話來叫，趕緊又告假回來，幸而這回只是夢囈，并未發(fā)生什么變化。夜中十二時山本先生診后，始宣言性命可以無慮。十二日以來，經了兩次的食鹽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腦注射，身上擁著大小七個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時之末總算已離開了死之國土，這真是萬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來告訴川島君說，那日曜日他以為一定不行的了。大約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婦的房里躲著下淚，她也覺得這小朋友怕要為了什么而辭去這個家庭了。但是這病人竟從萬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那里來的力量。醫(yī)呢，藥呢，她自己或別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沒有醫(yī)藥及大家的救護，她總是早已不存了。我若是一種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謝便有所歸，而且當初的驚怖或者也可減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對于未知之力有時或感著驚異，卻還沒有致感謝的那么深密的接觸。我現(xiàn)在所想致感謝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謝山本先生與永井君的熱心的幫助，雖然我也還不曾忘記四年前給我醫(yī)治肋膜炎的勞苦。川島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訪問，也是應該致謝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腦部已經漸好，可以移動，遂于十九日午前搬往醫(yī)院，她的母親和“姊姊”陪伴著，因為心臟尚須療治，住在院里較為便利，省得醫(yī)生早晚兩次趕來診察?，F(xiàn)在溫度復原，脈搏亦漸恢復，她臥在我曾經住過兩個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著一個冰枕，胸前放著一個小冰囊，伸出兩只手來，在那里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歲的時候，都花過十來塊錢，分給用人并吃點東西當作紀念，去年因為籌不出這筆款，所以沒有這樣辦，這回病好之后，須得設法來補做并以祝賀病愈。她聽懂了這會話的意思，便反對說，“這樣辦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歲，那么明年豈不還是十一歲么？”我們聽了不禁破顏一笑。唉，這個小小的情景，我們在一星期前那里敢夢想到呢？

緊張透了的心一時殊不容易松放開來。今日已是若子病后的第十一日，下午因為稍覺頭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這才見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開，山桃爛熳得開始憔悴了，東邊路旁愛羅先珂君回俄國前手植作為紀念的一株杏花已經零落凈盡，只剩有好些綠蒂隱藏嫩葉的底下。春天過去了，在我們彷徨驚恐的幾天里，北京這好像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天早已偷偷地走過去了。這或者未免可惜，我們今年竟沒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會開的，春天明年也會再來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們今年幸而能夠留住了別個一去將不復來的春光，我們也就夠滿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夠寫出這篇東西來，可見我的凌亂的頭腦也略略靜定了，這也是一件高興的事。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

（1925年5月4日刊于《語絲》第25期，署名開明）

若子的死

若子字霓蓀，生于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十時，以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二時死亡，年十五歲。

十六日若子自學校歸，晚嘔吐腹痛，自知是盲腸，而醫(yī)生誤診為胃病，次日復診始認為盲腸炎，十八日送往德國醫(yī)院割治，已并發(fā)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術后痛苦少已，而熱度不減，十九日午后益覺煩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繼以昏藝，注射樟腦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為招來，唯兄豐一留學東京不得相見，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醫(yī)生不置，常以兩腕力抱母頸低語曰，“呣媽，我不要死。”然而終于死了。吁可傷已。

若子遺體于二十六日移放西直門外廣通寺內，擬于明春在西郊購地安葬。

我自己是早已過了不惑的人，我的妻是世奉禪宗之教者，也當可減少甚深的迷妄，但是睹物思人，人情所難免，況臨終時神志清明，一切言動，歷在心頭，偶一念及，如觸腫瘍，有時深覺不可思議，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誠不知當時之何以能擔負過去也。如今才過七日，想執(zhí)筆記若子的死之前后，乃屬不可能的事，或者竟是永久不可能的事亦未可知：我以前曾寫《若子的病》，今日乃不得不來寫《若子的死》，而這又總寫不出，此篇其終有目無文乎。只記若子生卒年月以為記念云爾。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殯回來之夜，豈明附記。

《雨天的書》初版中所載照相系五年前物，今撤去，改用若子今年所留遺影，此系八月十七日在北平所照，蓋死前三個月也。又記。

（1929年12月4日刊于《華北日報》，署名豈明）

體操

我有兩個女孩子，在小學校里讀書。她們對于別項功課，都還沒有什么，獨怕的是體操。每天早上她們叫母親或哥哥代看課程表，聽說今天有體操，便說道這真窘極了。我于教育學是個門外漢，不能去下什么批評，但想起我自己的經驗，不禁對于小孩們發(fā)生一種同情。

我沒有進過小學校，因為在本地有小學校建設起來的時候，我早已過了學齡，進不去了。所以我所進的學校，是一種海軍的學校，便是看不起我們的多數(shù)的親族所稱為當兵的。在這個“兵”的生活里，體操與兵操是每日有的，幸而那時教體操的——現(xiàn)在海軍部里做官——L老師人很和氣，所以我們也還沒有什么不服。我們不會演武技的只消認定一種啞鈴，聽他發(fā)過“滕倍耳”什么什么的口令，跟著領頭的“密司忒高”做去便好了。密司忒高面北獨立，揮舞他特別大而且重的黃銅啞鈴，但是因為重了，他也揮舞的不大起勁，于是我們也就更為隨便，草率了事。過了幾年，學堂的總辦想要整頓，改請了一位軍人出身的M老師，他自己的武技的確不錯，可是我們因此“真窘極了”。他命令一切的人都要一律的習練，于是有幾位不幸的朋友掛在橫的云梯上，進退不得，有的想在木馬上翻筋斗，卻倒爬了下來。啞鈴隊的人便分散了，有許多習練好了，有許多仍在掙扎，有一部分變了反抗的逃避，初只暫時請假，后來竟是正式的長假了。我們這一群的人，當然成了校內的注意人物，以為不大安分，但我即在此刻想來也覺得并未怎樣的做錯：M老師的個人，我對于他還是懷著好意的，但是他那無理解而且嚴厲的統(tǒng)一的訓練法，我終于很是嫌惡。

前月里有一個朋友同我談起莎士比亞的戲劇，他說莎士比亞雖有世界的聲名，但讀了他重要的作品，終于未能知道他的好處。這句話我很有同感，因為我也是不懂莎士比亞的。太陽的光熱雖然不以無人領受而失其價值，但在不曾領受的人不能不說為無效用。學校里的體操既經教育家承認加入，大約同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自有其重大的價值，但實際上怎樣才能使他被領受有效用，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十年十一月）

（1921年11月27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式芬）

懷舊

讀了郝秋圃君的雜感《聽一位華僑談話》，不禁引起我的懷舊之思。我的感想并不是關于僑民與海軍的大問題的，只是對于那個南京海軍魚雷槍炮學校的前身，略有一點回憶罷了。

海軍魚雷槍炮學校大約是以前的《封神傳》式的“雷電學校”的改稱，但是我在那里的時候，還叫作“江南水師學堂”，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時魚雷剛才停辦，由駕駛管輪的學生兼習，不過大家都不用心，所以我現(xiàn)在除了什么“白頭魚雷”等幾個名詞以外，差不多忘記完了。

舊日的師長里很有不能忘記的人，我是極表尊敬的，但是不便發(fā)表，只把同學的有名人物數(shù)一數(shù)罷。勛四位的杜錫珪君要算是最闊了，說來慚愧，他是我進校的那一年畢業(yè)的，所以終于“無緣識荊”。同校三年，比我們早一班畢業(yè)的里邊，有中將戈克安君是有名的，又倘若友人所說不誤，現(xiàn)任的南京海軍……學校校長也是這一班的前輩了。江西派的詩人胡詩廬君與杜君是同年，只因他是管輪班，所以我還得見過他的詩稿，而于我的同班呢，還未曾出過如此有名的人物，而且又多未便發(fā)表，只好提出一兩個故人來說說了。第一個是趙伯先君，第二個是俞榆孫君。伯先隨后改入陸師學堂，死于革命運動；榆孫也改入京師醫(yī)學館，去年死于防疫。這兩個朋友恰巧先后都住在管輪堂第一號，便時常聯(lián)帶的想起。那時劉聲元君也在那里學魚雷，住在第二號，每日同俞君角力，這個情形還宛在目前。

學校的西北角是魚雷堂舊址，旁邊朝南有三間屋曰關帝廟，據(jù)說原來是游泳池，因為溺死過兩個小的學生，總辦命令把它填平，改建關帝廟，用以鎮(zhèn)壓不祥。廟里住著一個更夫，約有六十多歲，自稱是個都司，每日三次往管輪堂的茶爐去取開水，經過我的鐵格窗外，必定和我點頭招呼，（和人家自然也是一樣，）有時拿了自養(yǎng)的一只母雞所生的雞蛋來兜售，小洋一角買十六個。他很喜歡和別人談長毛時事，他的都司大約就在那時得來，可惜我當時不知道這些談話的價值，不大愿意同他去談，到了現(xiàn)在回想起來，實在覺得可惜了。

關帝廟之東有幾排洋房，便是魚雷廠機器廠等，再往南去是駕駛堂的號舍了。魚雷廠上午八時開門，中午休息，下午至四五時關門。廠門里邊兩旁放著幾個紅色油漆的水雷，這個龐大笨重的印象至今還留在腦里?？慈ニ坪跏怯辛四昙o的東西，但新式的是怎么樣子，我在那里終于沒見過。廠里有許多工匠，每天在那里磨擦魚雷，我聽見教師說，魚雷的作用全靠著磷銅缸的氣壓，所以看著他們磨擦，心想這樣的擦去，不要把銅漸漸擦薄了么，不禁代為著急。不知現(xiàn)在已否買添，還是仍舊磨擦著那幾個原有的呢？郝君雜感中云，“軍火重地，嚴守秘密……唯魚雷及機器場始終未參觀，”與我舊有的印象截然不同，不禁使我發(fā)生了極大的今昔之感了。

水師學堂是我在本國學過的唯一的學校，所以回想與懷戀很多，一時寫說不盡，現(xiàn)在只略舉一二，記念二十年前我們在校時的自由寬懈的日子而已。

（十一年八月）

〔附錄〕

十五年前的回憶（汪仲賢）

在《晨報副刊》上看見仲密先生談江南水師學堂的事，不禁令我想起十五年前的學校生活。

仲密先生的話，大概離開現(xiàn)在有二十年了。他是我的老前輩，是沒有見過面的同學。我與他不同的是他住在“管輪堂”，我住在“駕駛堂”。

我們在那校舍很狹小的上海私立學堂內讀慣了書，剛進水師學堂覺得有許多東西看不順眼。比我們上一輩的同學，每人占著一個大房間，里面掛了許多單條字畫，桌上陳設了許多花瓶自鳴鐘等東西，我們上海去的學生都稱他們?yōu)椤靶禄槭降姆块g”。

我們在上海私立學堂念書的時候，學生與教師之間，不分什么階級，學生有了意見盡可以向教師發(fā)表。豈知這樣舒服慣了，到了官立學校里去竟大上其當。我們這班學生是在上?？疾灏噙M去的，入學試驗，數(shù)學曾考過諸等命分；誰知進了學堂，第一天上課時，那教員反來教我們1234十個亞喇伯數(shù)母。一連教了三天還沒教完，我忍不住了，對那教員說了一句：“我們早已學過這些東西了，何必再來糟踏光陰呢？”這一句話，觸怒了那位教師，立刻板起面孔將我大罵一頓，并說“你敢這樣挺撞我，明天稟了總辦，將你開除！”我怕他真的開除我，嚇得我立刻回房卷了鋪蓋逃回上海。兩個月后，同學寫信告訴我，那教員已被辭退了，我才敢回進去讀書。

還有一位教漢文的老夫子告訴我們說：“地球有兩個，一個自動，一個被動，一個叫東半球，一個叫西半球。”那時我因為怕開除，已不敢和他辯駁了。

我們住的房間門口的門檻，都踏成筆架山形，地板上都有像麻子般的焦點。二者都是老前輩在學堂留下的生活遺跡。

校中駕駛堂與管輪堂的同學隔膜得很厲害，平常不很通往來。我在校中四年多，管輪堂里只去過不滿十次。據(jù)深悉水師學堂歷史的人說，從前二堂的學生互相仇視，時常有決斗的事情發(fā)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是借風雨操場和桅桿網邊做戰(zhàn)場，雙方都毆傷了許多學生。學堂總辦無法阻止，只對學生嘆了幾口氣。不知仲密先生在學堂里的時候，可經過這件事嗎？

我們駕駛堂的長方院子里，有四座磚砌的花臺，每座臺上有一株臘梅。我們看見臘梅花開放，就知道要預備年考了?？籍吇丶?，臘梅花正開得茂盛的時候，明年到校上課，還可以聞得幾天殘香。這四株臘梅的香色，卻只有駕駛堂的學生可以領略，住在管輪堂的同學是沒有權利享的了。

在學堂里每日上下午上兩大課，只有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得十分鐘的休息。早晨吃了兩三大碗稀飯，到十點鐘下課，往往肚里餓得咕嚕嚕地叫；命聽差到學堂門口買兩個銅元山東燒餅，一個銅元麻油辣椒和醋，用燒餅蘸著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點饑，真比山珍海味還鮮。后來出了學堂，便沒有機會嘗這美味了。

仲密先生說的老更夫，我還看見的。他仍舊很康健，仍愛與人談長毛故事。有幾個小同學因他深夜里在關帝廟出入打更，很佩服他的膽子大，常向他打聽“可見過鬼嗎？”他說生平只有一次在飯廳傍邊看見過一個黑影。他又說見怪不怪，其怪自退，所以他打更不怕鬼。我因為住的房間是在駕駛堂的東九號，窗外沒有走廊，他也不常走進駕駛堂，所以我不能天天看見他，我對于他的感情也沒有仲密先生與他的深。

我自幼生長在都市里，到了南京看見學堂后面的一帶小山便十分歡喜；每逢生活煩悶的時候，便托故請了假獨自到小山去閑逛。高興的時候，可以越山過嶺一直走到清涼山才回來。有一次我也是一個人，跑到一個小山頂上的栗子樹林下睡著了一大覺，及至醒后下山，看見一處，白墻上貼著一張“警告行人”的招貼，說是本段山內近來出了一只大狼，時常白晝出來傷人……我看罷驚得一身冷汗，以后就不敢獨自入山了。

我們臨出學堂的時候，曾到魚雷堂里去抄了三星期的講義。我們身邊陳列著幾個真的魚雷，手里寫的許多Torpedo字樣；但是教師與學生不發(fā)一言，手里寫的和座位邊陳列的究竟有什么關系，老實說我至今還是一點不明白。仲密先生現(xiàn)在還記得“白頭魚雷”等名詞，足見老前輩比我們高明得多了，因為我一向就不知道白頭魚雷是什么！

“你是海軍出身的人，跳在黃浦江里總不會淹死了吧？”我聽得這種問，最是頭疼。沒有法子，我只得用以下兩種話答復他們：“吃報館飯的未必人人都會排字，吃唱戲飯的梅蘭芳未必會打真刀真槍。”南京水師出身的學生不會泅水，大概是受那位淹死在游泳池里小老前輩的影響罷。

（錄《時事新報·青光》）

（1922年8月24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仲密）

懷舊之二

在《青光》上見到仲賢先生的《十五年前的回憶》，想起在江南水師學堂時的一二舊事，與仲賢先生所說的略有相關，便又記了出來，作這一篇《懷舊之二》。

我們在校的時候，管輪堂及駕駛堂的學生雖然很是隔膜，卻還不至于互相仇視，不過因為駕駛畢業(yè)的可以做到“船主”，而管輪的前程至大也只是一個“大伡”，終于是船主的下屬，所以駕駛學生的身分似乎要高傲一點了。班次的階級，便是頭班和二班或副額的關系，卻更要不平，這種實例很多，現(xiàn)在略舉一二。學生房內的用具，照例向學堂領用，但二班以下只準用一頂桌子，頭班卻可以占用兩頂以上，陳設著仲賢先生說的那些“花瓶自鳴鐘”，我的一個朋友W君同頭班的C君同住，后來他遷往別的號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搬去C君的三頂之一。C君勃然大怒，罵道，“你們即使講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過了幾天，C君的好友K君向著W君尋釁，說“我便打你們這些康黨”，幾乎大揮老拳：大家都知道是桌子風潮的余波。

頭班在飯廳的坐位都有一定，每桌至多不過六人，都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級里附和他們的小友，從容談笑的吃著，不必搶奪吞咽。階級低的學生便不能這樣的舒服，他們一聽吃飯的號聲，便須直奔向飯廳里去，在非頭班所占據(jù)的桌上見到一個空位，趕緊坐下，這一餐的飯才算安穩(wěn)到手了。在這大眾奔竄之中，頭班卻比平常更從容的，張開兩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雁木形的過廊中央，大搖大擺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僭越，只能也跟著他踱，到得飯廳，急忙的各處亂鉆，好像是晚上尋不著窠的雞，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幾片肥肉也早已不見，只好吃一頓素飯罷了。我們幾個人不佩服這個階級制度，往往從他的臂膊間擠過，沖向前去，這一件事或者也就是革命黨的一個證據(jù)罷。

仲賢先生的回憶中，最令我注意的是那山上的一只大狼，因為正同老更夫一樣，他也是我的老相識。我們在校時，每到晚飯后常往后山上去游玩，但是因為山坳里的農家有許多狗，時以惡聲相向，所以我們習慣都拿一枝棒出去。一天的傍晚我同友人L君出了學堂，向著半山的一座古廟走去，這是同學常來借了房間叉麻雀的地方。我們沿著同校舍平行的一條小路前進，兩旁都生著稻麥之類，有三四尺高。走到一處十字叉口，我們看見左邊橫路旁伏著一只大狗，照例揮起我們的棒，他便竄去麥田里不見了。我們走了一程，到了第二個十字叉口，卻又見這只狗從麥叢里露出半個身子，隨即竄向前面的田里去了。我們覺得他的行為有點古怪，又看見他的尾巴似乎異常，猜想他不是尋常的狗，于是便把這一天的散步中止了。后來同學中也還有人遇見過他，因為手里有棒，大抵是他先回避了。原來過了五六年之后他還在那里，而且居然“白晝傷人”起來了。不知道他現(xiàn)今還健在否？很想得到機會，去向現(xiàn)在南京海軍魚雷槍炮學校的同學打聽一聲。

十天以前寫了一篇，從郵局寄給報社，不知怎的中途失落了，現(xiàn)在重新寫過，卻沒有先前的興致，只能把文中的大意紀錄出來罷了。

（十一年九月）

（1922年9月27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仲密）

學校生活的一葉

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讀“印度讀本”，才知道在經史子集之外還有“這里是我的新書”。但是學校的功課重在講什么鍋爐——聽先輩講話，只叫“薄厄婁”，不用這個譯語，——或經緯度之類，英文讀本只是敲門磚罷了。所以那印度讀本不過發(fā)給到第四集，此后便去專弄鍋爐，對于“太陽去休息，蜜蜂離花叢”的詩很少親近的機會；字典也只發(fā)給一本商務印書館的《華英字典》，（還有一本那泰耳英文字典，）表面寫著“華英”，其實卻是英華的，我們所領到的大約還是初板，其中有一個訓作孌童的字，——原文已忘記了，——他用極平易通俗的一句話作注解，這是一種特別的標征，比我們低一級的人所領來的書里已經沒有這一條了。因為是這樣的情形，大家雖然讀了他們的“新書”，卻仍然沒有得著新書的趣味，有許多先輩一出了學堂便把字典和讀本全數(shù)遺失，再也不去看他，正是當然的事情。

我在印度讀本以外所看見的新書，第一種是從日本得來的一本《天方夜談》。這是倫敦紐恩士公司發(fā)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其中有亞拉廷拿著神燈，和亞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圖，我還約略記得。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后來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但是在這本書消滅之前，我便利用了它，做了我的“初出手”，《天方夜談》里的《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味，陸續(xù)把它譯了出來，——當然是用古文而且?guī)еS多誤譯與刪節(jié)。當時我一個同班的朋友陳君定閱蘇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譯文寄到那里去，題上一個“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興起來，又將美國亞倫坡（E.Allen Poe）的小說《黃金蟲》譯出，改名《山羊圖》，再寄給女子世界社的丁君。他答應由小說林出板，并且將書名換作《玉蟲緣》。至于譯者名字則為“碧羅女士”！這大約都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近來常見青年在報上通訊喜用姊妹稱呼，或者自署稱什么女士，我便不禁獨自微笑，這并不是嘲弄的意思，不過因此想起十八九年前的舊事，仿佛覺得能夠了解青年的感傷的心情，禁不住同情的微笑罷了。

此后我又得到幾本文學書，但都是陀勒插畫的《神曲·地獄篇》，凱拉爾（Caryle）的《英雄崇拜論》之類，沒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時蘇子谷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說》上常講起“囂俄”，我就成了囂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設法湊了十六塊錢買到一部八冊的美國板的囂俄選集。這是不曾見過的一部大書，但是因為太多太長了，卻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Gueux”這兩篇時常拿來翻閱。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里，忽然發(fā)心想做小說，定名曰《孤兒記》，敘述孤兒的生活；上半是創(chuàng)造的，全憑了自己的貧弱的想像支撐過去，但是到了孤兒做賊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囂俄的文章盡量的放進去，孤兒的下半生遂成為Claude了：這個事實在例言上有沒有聲明，現(xiàn)在已經記不清楚，連署名用那兩個字也忘記了。這篇小說共約二萬字，直接寄給《小說林》，承他收納，而且酬洋二十圓。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錢，以前的兩種女性的譯書只收到他們的五十部書罷了。這二十塊錢我拿了到張季直所開的洋貨公司里買了一個白帆布的衣包，其余的用作歸鄉(xiāng)的旅費了。

以上是我在本國學校時讀書和著作的生活。那三種小書僥幸此刻早已絕板，就是有好奇的人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這是極好的事，因為他們實在沒有給人看的價值。但是在我自己卻不是如此，這并非什么敝帚自珍，因為他們是我過去的出產，表示我的生活的過程的，所以在回想中還是很有價值，而且因了自己這種經驗，略能理解現(xiàn)在及未來的后生的心情，不至于盛氣的去呵斥他們，這是我所最喜歡的。我想過去的經驗如于我們有若干用處，這大約是最重要的一點罷。

（十一年十一月）

（1922年12月1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作人）

初戀

那時我十四歲，她大約是十三歲罷。我跟著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樓，間壁住著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兒。她本姓楊，住在清波門頭，大約因為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婦沒有子女，便認她做干女兒，一個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們家里，宋姨太太和遠鄰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婦雖然很說得來，與姚宅的老婦卻感情很壞，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這些事，仍舊推進門來游嬉。她大抵先到樓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赸一回，隨后走下樓來，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張板棹旁邊，抱著名叫“三花”的一只大貓，看我映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的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tài)。大約我在那時已經很是近視，但是還有一層緣故，雖然非意識的對于她很是感到親近，一面卻似乎為她的光輝所掩，開不起眼來去端詳她了。在此刻回想起來，仿佛是一個尖面龐，烏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腳的少女，并沒有什么殊勝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總是第一個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對于別人的愛著，引起我沒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對于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了。

我在那時候當然是“丑小鴨”，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終不以此而減滅我的熱情。每逢她抱著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的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著一種無所希求的迷矇的喜樂。并不問她是否愛我，或者也還不知道自己是愛著她，總之對于她的存在感到親近喜悅，并且愿為她有所盡力，這是當時實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給我的賜物了。在她是怎樣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緒大約只是淡淡的一種戀慕，始終沒有想到男女關系的問題。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發(fā)表對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說道，

“阿蘭那小東西，也不是好貨，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這些是什么事情，但當時聽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來?！?/p>

大半年的光陰這樣的消費過了。到了七八月里因為母親生病，我便離開杭州回家去了。一個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順便到我家里，說起花牌樓的事情，說道：

“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p>

我那時也很覺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卻又似乎很是安靜，仿佛心里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1922年9月1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槐壽）

娛園

有三處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懷念的，——因為戀愛的緣故。第一是《初戀》里說過了的杭州，其二是故鄉(xiāng)城外的娛園。

娛園是皋社詩人秦秋漁的別業(yè)，但是連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稱作花園。這個園據(jù)王眉叔的《娛園記》說，是“在水石莊，枕碧湖，帶平林，廣約頃許。曲構云繚，疏筑花幕。竹高出墻，樹古當戶。離離蔚蔚，號為勝區(qū)”。園筑于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光緒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長了荒草，不能想見當時“秋夜聯(lián)吟”的風趣了。園的左偏有一處名叫潭水山房，記中稱它“方池湛然，簾戶靜鏡，花水孕縠，筍石饾藍”的便是。《娛園詩存》卷三中有諸人題詞，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冰縠凈，山里釣人居?；ǜ矔操耸蔸Q，波搖琴幌散文魚：水竹夜窗虛。

陶子縝的一首云：

澄潭瑩，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蠣洞，柳絲泉筑水鳧床：古幀寫秋光。

這些文字的費解雖然不亞于公府所常發(fā)表的駢體電文，但因此總可約略想見它的幽雅了。我們所見只是廢墟，但也覺得非常有趣，兒童的感覺原自要比大人新鮮，而且在故鄉(xiāng)少有這樣游樂之地，也是一個原因。

娛園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廂，所以我們常有游娛園的機會。秦氏的西鄰是沈姓，大約因為風水的關系，大門是偏向的，近地都稱作“歪擺臺門”。據(jù)說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已很是衰頹，我們曾經去拜訪他的主人，乃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跛著一足，在廳房里聚集了七八個學童，教他們讀《千家詩》。娛園主人的兒子那時是秦氏的家主，卻因吸煙終日高臥，我們到旁晚去找他，請他畫家傳的梅花，可惜他現(xiàn)在早已死去了。

忘記了是那一年，不過總是庚子以前的事吧。那時舅父的獨子娶親，（神安他們的魂魄，因為夫婦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處，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個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稱她為姊，她也稱我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鴨”，沒有一個人注意的，所以我隱密的懷抱著的對于她的情意，當然只是單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許給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總感著固執(zhí)的牽引，此刻想起來，倒似乎頗有中古詩人（Troubadour）的余風了。當時我們住在留鶴盦里，她們住在樓上。白天里她們不在房里的時候，我們幾個較為年少的人便“乘虛內犯”走上樓去掠奪東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樓上跳鬧，我仿佛無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紡綢衫穿了跳舞起來，她的一個兄弟也一同鬧著，不曾看出什么破綻來，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后來讀木下太郎的《食后之歌》看到一首《絳絹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觸。

“到龕上去取筆去，

鉆過晾著的冬衣底下，

觸著了女衫的袖子。

說不出的心里的擾亂，

‘呀’的縮頭下來：

南無，神佛也未必見罪罷，

因為這已是故人的遺物了?！?/p>

在南京的時代雖然在日記上寫了許多感傷的話，（隨后又都剪去，所以現(xiàn)在記不起它的內容了，）但是始終沒有想及婚嫁的關系。在外邊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鄉(xiāng)，我們有了兒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著痼疾，已經與死當面立著了，以后相見了幾回，我又復出門，她不久就平安過去。至今她只有一張早年的照相在母親那里，因她后來自己說是母親的義女，雖然沒有正式的儀節(jié)。

自從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沒有再到娛園的機會，想比以前必更荒廢了。但是它的影象總是隱約的留在我腦底，為我心中的火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著。

（十二年三月）

（1923年3月28日刊于《晨報副鐫》，署名槐壽）

故鄉(xiāng)的野菜[7]

我的故鄉(xiāng)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只因釣于斯游于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xiāng)村里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后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xiāng)；現(xiàn)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xiāng)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xiāng)間不必說，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游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妹嫁在后門頭?！焙髞眈R蘭頭有鄉(xiāng)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于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段骱斡[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驄D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钡銝|卻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麹草，系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的采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靭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p>

清明前后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后，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云英。農人在收獲后，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采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ㄗ霞t色，數(shù)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繡，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里邊，不曾采過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罷?！敝袊艁頉]有花環(huán)，但紫云英的花球卻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里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j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