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準備

●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勝利，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做出不朽的貢獻，但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p>

●鄧小平加重語氣，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鈞之力：“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p>

●葉劍英說：“30年來我們?nèi)〉玫某删褪莻ゴ蟮模床坏竭@個偉大的成就是完全錯誤的。”

鄧小平指示要統(tǒng)一認識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

會議第一階段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00余人及各省、市、自治區(qū)的聯(lián)絡員參加；第二階段由中央召開，與會者增到近500人。

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兩年來理論宣傳戰(zhàn)線的經(jīng)驗和教訓，統(tǒng)一思想；研究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

鄧小平在這次務虛會的總結會上，明確提出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就包括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指出：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勝利，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做出不朽的貢獻，但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

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為了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tǒng)一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鄧小平認為，對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進行認真全面的總結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澄清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

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在實際工作中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步子進一步加快了。黨內(nèi)外要求對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進行認真全面總結的呼聲十分強烈。

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新中國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黨在這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經(jīng)驗。只有正確對待黨的歷史，我們黨才能真正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

因此，對新中國建國30年來黨的歷史做出科學的總結，提到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

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就提出來了。

揭批“四人幫”，我們黨從指導思想上開始撥亂反正，不可避免地觸及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是國內(nèi)外都十分關注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以后，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后，西方的少數(shù)輿論家們僅憑借他們的主觀臆測和所謂的“政治敏感”，就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已經(jīng)而且必然要“否定毛澤東”。一時間，相關的輿論很多，嚴重擾亂了海內(nèi)外廣大人民群眾的視聽，也影響了中國在國際舞臺的形象。

局勢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西方輿論提出所謂中國“否定毛澤東”問題并不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fā)表之后，而早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就出現(xiàn)了。

能否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能否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已經(jīng)是一個關系中國建設和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了。

鄧小平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就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他說：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chǎn)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鄧小平同時指出：

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zhàn)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鄧小平認為，國際、國內(nèi)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地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jīng)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評價。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這些問題。

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黨內(nèi)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xiàn)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動向：

一方面，黨內(nèi)有一部分人還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極左思潮的毒害，極少數(shù)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另一方面，極少數(shù)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極端的夸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

對這兩種極端情況，中央都必須要明確自己的態(tài)度，如果任其發(fā)展，必然會造成混亂。

鄧小平為準備在理論務虛會議第二階段會議的講話，3月27日，他同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秘書長等職的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的胡喬木談話時，得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chǎn)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xiàn)在該講了。

鄧小平同時指出：思想理論界應有個主導思想。理論工作的主導思想、中心任務是要引導人們向前看。有那么一種傾向，就是迷戀于算舊賬。對三中全會以來的精神宣傳得少，還出現(xiàn)—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這樣不好，不利于團結—致向前看，不利于調(diào)動人民的積極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xiàn)代化。搞四個現(xiàn)代化，我們會遇到許多困難，要使群眾做好準備。許多新問題，需要理論界去研究，去回答，現(xiàn)在缺少這樣的理論家。

3月30日，鄧小平在務虛會發(fā)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他強調(diào)：

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xiàn)代化建設。能否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F(xiàn)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道路。要使中國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個是人口多，地少。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必須從中國特點出發(fā)。要在中國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根本前提。

鄧小平同時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對四項基本原則，要根據(jù)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論證，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

鄧小平坦率地答記者問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鄧小平連續(xù)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訪。

法拉奇以提問題尖銳、潑辣而著稱。在中國共產(chǎn)黨著手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時候，全世界都在關注著中共中央將如何評價毛澤東。鄧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國的態(tài)度。

法拉奇開頭便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這名記者的提問一針見血，鄧小平從容回答：“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并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p>

很顯然，對方提出的問題絕不只是關心一幅畫像的保留問題，盡管天安門上的畫像那樣令人矚目。她提出問題的真正意圖，是想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怎樣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所以，鄧小平索性開門見山，主動地把對方要迂回提出的問題首先擺出來。

鄧小平說：

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女記者沒有想到，鄧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門上畫像的問題后，又主動地把中國共產(chǎn)黨對毛澤東的評價概括出來。

法拉奇又提出，中國人民把很多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但他們說的是“四人幫”，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顯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澤東的錯誤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混同一起了。

對此，鄧小平覺得有必要給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語氣說：“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zhì)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p>

鄧小平加重語氣，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鈞之力：“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p>

為了讓這個西方記者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論斷，鄧小平面帶回顧的表情，向女記者解釋自己剛才談到的論斷：“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chuàng)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chuàng)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p>

鄧小平停頓了一下，繼續(xù)按照原有的思路講下去：“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fā)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p>

對“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奧琳埃娜·法拉奇并不陌生，她知道中國共產(chǎn)黨在1945年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到1956年的“八大”，這一提法不提了。而在1966年到1976年以及后來的幾年中，這一提法連同毛澤東的名字，幾乎成了數(shù)億中國人家喻戶曉、念念不忘的名詞。

當時的“三忠于”說法是：永遠忠于毛主席，永遠忠于毛澤東思想，永遠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與此同時，還有一句響徹四方的口號：“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可見，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方針，毛澤東思想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后來中國革命和建設遭受的嚴重挫折，該當如何解釋呢？

鄧小平的話正好作了解答，他說：“但是，由于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p>

鄧小平用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宏觀評價。他說：“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fā)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幕蟾锩清e誤的?！?/p>

關于“文化大革命”，關于毛澤東，始終是西方人最為關切的話題。既然鄧小平已經(jīng)談到了它，女記者是不會就此打住的。

果然，女記者從毛澤東晚年身體狀況談起，直接問起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問題。

她接著鄧小平說毛澤東晚年身體不好的話頭說：“你說在后一段時期毛主席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主席身體并不壞?！?/p>

法拉奇又問：“你們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

鄧小平明確回答：“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還要繼續(xù)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p>

奧琳埃娜·法拉奇談鋒甚銳：“過去還有其他錯誤。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搬蘇聯(lián)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至何時？毛主席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在當時那種環(huán)境中，準確地回答上述每個問題，絕不是件輕松的事。當時，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這種嚴肅、緊張的氣氛。

鄧小平卻鎮(zhèn)定自若。他停頓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講：“錯誤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fā)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guī)律，企圖一下子把經(jīng)濟搞上去。主觀愿望違背客觀規(guī)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jīng)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fā)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于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fā)了‘文化大革命’?！?/p>

又是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鄧小平講了“大躍進”的來龍去脈，實際上也講到了“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思想來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者也應當提到，于是，鄧小平回答道：“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jīng)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nèi)?！?/p>

女記者繼續(xù)問道：“這是否意味著在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黨代會時，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會提到？”

鄧小平回答：“是會提到的。不光在黨代會，在其他場合也要提到。但是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當然，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四人幫’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們都夠了?！?/p>

至此，關于毛澤東與“四人幫”、林彪關系的問題，奧琳埃娜·法拉奇已經(jīng)得到了一個再明確不過的答案。然而，這位女記者卻突然把話題一轉，轉到了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關系上面。

奧琳埃娜·法拉奇注視著鄧小平說：“據(jù)說，毛主席經(jīng)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鄧小平說：“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制這些封建主義性質(zhì)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的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內(nèi)，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么會爆發(fā)‘文化大革命’?！?/p>

女記者通過翻譯，得知了鄧小平談話內(nèi)容，明白對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難題。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是錯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錯在何處？這正是她想進一步詢問的。

沒想到，鄧小平又主動地觸及這個在1980年還難以全面回答的問題。

鄧小平說：“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nèi)戰(zhàn)’。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jīng)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qū)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p>

當奧琳埃娜·法拉奇表示自己看不出怎樣才能避免或防止再發(fā)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時，鄧小平循循善誘地說要從制度方面解決。

當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今后黨和國家的局勢發(fā)展能否順利時，鄧小平表示：“不能低估‘四人幫’的影響?！?/p>

鄧小平滿懷信心地說：“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廣大人民對‘四人幫’的罪行是痛恨的。這表現(xiàn)在‘四人幫’橫行、毛主席病重、周總理去世時，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fā)的反抗‘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最近兩年，我們黨的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體現(xiàn)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們可以確信，只要我們現(xiàn)在走的路子是對的，人民是擁護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情況就不會重復。”

提到粉碎“四人幫”，奧琳埃娜·法拉奇又提出一個問題：“很顯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

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鄧小平略作沉思，然后答道：“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娜藥汀@個詞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兩年提出來的。1974年、1975年，我們同‘四人幫’進行了兩年的斗爭。‘四人幫’的面貌，人們已看得很清楚。盡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幫’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幫’利用這個時機拼命搶權，形勢逼人。‘四人幫’那時很厲害，要打倒新的領導。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局大多數(shù)同志一致的意見是要對付‘四人幫’。要干這件事，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p>

鄧小平接著說：“粉碎‘四人幫’后，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并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干部、全國的高級干部差不多都簽了名?，F(xiàn)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做的這些事，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wěn)定這么一個思想考慮的?！?/p>

“那么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道。

鄧小平回答：“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jīng)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shù)?，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F(xiàn)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p>

奧琳埃娜·法拉奇又問：“我看到中國有其他的畫像。在天安門我看到有馬、恩、列，特別還有斯大林的畫像。這些像，你們是否還要保留？”

“要保留?！编囆∑娇隙ǖ卮饛?。他隨后解釋說：“‘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節(jié)日才掛出來。‘文化大革命’期間才改變了做法，經(jīng)常掛起。現(xiàn)在我們恢復過去的做法?！?/p>

8月21日的采訪一直進行到18時多，似乎言猶未盡。鄧小平主動提出：“怎么樣，時間不早了，看來你的問題還沒問完，我們找時間再談一次吧?！狈ɡ嫦渤鐾庖粋€勁地說：“好，謝謝！”

在第二次交談中，鄧小平主要介紹中國關于改革開放的形勢及他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但是，話題仍然涉及毛澤東。

問題是這樣由奧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來的：“你說‘四人幫’是少數(shù)，全國很多人反對他們。他們這些少數(shù)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國，甚至整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否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他們的關系太好，你們不敢動她？”

鄧小平毫不掩飾，直截了當?shù)鼗卮穑骸坝羞@個因素。我說過，毛主席是犯了錯誤的，其中包括起用他們。但應該說，他們也是有一幫的，特別是利用一些年輕人沒有知識，拉幫結派，有相當?shù)幕A?！?/p>

奧琳埃娜·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是像慈禧一樣的人？”

顯然，奧琳埃娜·法拉奇對中國近代史也是有所了解，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飛揚跋扈也有所耳聞。

還是鄧小平告訴了她：“江青本人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干壞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p>

奧琳埃娜·法拉奇承認：“我們不知道?！?/p>

鄧小平進一步解釋：“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江青壞透了。怎么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娜藥汀瘋α顺汕先f的人。”

對此，奧琳埃娜·法拉奇表示有同感，她以獨特的話題，把對江青的看法擺在了鄧小平面前：“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么評價，給她打多少分？”

鄧小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零分以下。”

奧琳埃娜·法拉奇話題順勢一轉：“你對自己怎么評價？”

鄧小平顯然成竹在胸，他說：“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p>

只聽到鄧小平一字一句地說：“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所以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法拉奇兩次采訪完畢后，外交部新聞司指派此次采訪的中方翻譯同法拉奇整理采訪的錄音稿，并負責把關。

她們在下榻的民族飯店整理了兩天，對部分英語譯法做了一些修改。對有些話，法拉奇理解得不對或有偏差，翻譯向她進一步解釋，然后共同找一個能聽懂而又不損害原意的譯法。

這期間，在工作休息的間隙，法拉奇談了她對這次采訪的感受，她對這次采訪非常滿意。她對中方翻譯說：“他（鄧小平）是個偉人。他對一切問題了如指掌，每個問題都回答得很精彩?！?/p>

然后她又說：“他真幽默。我喜歡他的風格。喔，我喜歡他！我喜歡他！”法拉奇接連說了好幾次“我喜歡他”。

8月28日，法拉奇將這次采訪的經(jīng)過和內(nèi)容全文發(fā)表在意大利報紙上，世界各國報刊紛紛予以轉載和評論。

其中，某外電這樣評論道：

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面批評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后的總路線，今后的中國將與毛澤東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xiàn)代化。

鄧小平后來回憶這次采訪時不無幽默地說：“我同她談了七八個小時，她給我出了許多難回答的題目，我總算通過了考試?！?/p>

與此同時，針對來自國際上的各種傳說和國內(nèi)的各種聲音，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主動站出來，積極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在8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維漢說：“現(xiàn)在的年輕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不能正確估價毛主席的功過，存在著不少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這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革命的歷史，只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又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毒害。這有待于用闡釋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和實事求是地對毛主席功過的評價去教育他們……這樣，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也有利于維護毛主席個人的形象。”

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對毛澤東實事求是的評價，表現(xiàn)出他們對歷史的強烈責任感和對我國未來高度負責的精神，有力地推動了“決議”起草工作順利開展，保證了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能夠沿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

進行大規(guī)模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剛剛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就看到檔案室里堆積了好幾間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國30年來，冤假錯案積累的數(shù)量之多、時間之長，實為罕見。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全國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達55萬人之多。

從1959年到1964年，雖然分5批陸續(xù)給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國仍有10多萬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備受歧視，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落實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讓人望而生畏。

面對如此情況，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地投入這項浩如煙海的巨大工程。

為了改正錯劃右派的失誤，胡耀邦到中組部后不久，就指定專人負責右派的改正工作，接著組織了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國家公安部牽頭，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民政部參加的5部門摘帽辦公室。他主張對右派問題公開改正，大力推進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認為，“只給右派摘帽就行了，沒有必要一一清查?！?/p>

也有人認為，“當時就是有人向黨進攻，不能都給他們平反?！?/p>

還有人認為，“如果把幾十萬右派都改正過來，工作就會亂了套。”

為了達到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行動，胡耀邦先后指示5部門兩次聯(lián)合召開會議，研究錯劃右派改正的問題。

6月中旬，5部門在山東煙臺第一次聯(lián)合召開了會議。胡耀邦委托楊士杰參加，囑咐要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錯多少改正多少。

果然，會上產(chǎn)生了不同意見。分歧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圍有多大；二是對改正后的右派怎樣安置；三是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正過來，會不會亂套。

對于這些問題，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對個別確實搞錯了的、改造表現(xiàn)確實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對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單純解決生活問題。

楊世杰等大多數(shù)人則主張，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錯多少改正多少；對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調(diào)動他們的積極性，發(fā)揮他們被壓制多年的聰明才智，為國家“四化”作貢獻。

大家認為：我黨歷史上曾經(jīng)為一些冤假錯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廣泛調(diào)動了積極性，從來就沒有亂過。

與此同時，他們立即向胡耀邦匯報了會議情況。胡耀邦表示，完全贊成楊士杰等同志的意見。聯(lián)合會議以統(tǒng)戰(zhàn)部和公安部的名義，向中央呈報了一個《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中央將此報告作為1978年11號文件轉發(fā)全國。

然而，胡耀邦認為這還遠遠不夠，這次會議只解決了右派摘帽的問題，沒能真正解決摘帽后落實政策的問題。他讓中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組部的名義，起草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同年9月，5部門在京再次開會，擬定了《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fā)了這個“實施方案”。

文件規(guī)定：“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jīng)批準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chǎn)黨員，沒有發(fā)現(xiàn)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的處分”。

隨后，分5批給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許多人熱淚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產(chǎn)黨萬歲！”

在胡耀邦的關心和推動下，1980年8月16日，被錯劃為右派的6位著名教授曾昭倫、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得到了平反。

當平反改正的右派突破50萬人時，有人慌了，說：“這樣改，太多了！”

胡耀邦回答說：“當年狠抓右派的時候，為什么就不嫌多？”

全國55萬被錯誤對待的人們，終于熬過了20多年的凄風苦雨，從精神的煉獄里解放出來，從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來。他們喜淚橫流，充滿希望地走進了1979年的春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胡耀邦繼續(xù)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指示中組部對“文革”前歷史遺留的冤假錯案進行全面的清理和糾正。

之后，又集中力量復查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遺案，其中包括為蒙冤多年的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復了名譽。

在平反過程中，其中最為復雜的要數(shù)劉少奇的案子。

劉少奇一案牽連人數(shù)眾多，影響極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動因是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因此，能不能為劉少奇一案平反，實質(zhì)上牽涉到如何看待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也牽涉到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評價問題。

此時，力主改革的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人，面臨著兩個桎梏：“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和積沉如山的冤假錯案的組織桎梏。更為困難的是，兩個桎梏當時還糾纏在一起。

給劉少奇平反首先撞見的，就是當時中央有關負責人以“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為借口，為平反冤假錯案設置障礙。

思想界和“兩個凡是”的斗爭，無疑為劉少奇平反做了輿論準備。

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個幽靜的黨校里，面對1000多位黨的高中級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對毛澤東的話也不必句句當真。

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發(f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的討論徹底清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它對于劉少奇平反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

與此同時，陳云、鄧小平等人也開始從組織上為冤假錯案平反做準備。他們選擇的戰(zhàn)術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經(jīng)臭名昭著的“專案組”。

針對“文革”中專案組羅織罪名、斷章取義、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陳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專案組所管的屬于黨內(nèi)部分的問題應移交給中央組織部，由中央組織部復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像現(xiàn)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應該結束。”

在陳云等人的倡議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銷中央專案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鄭重申明：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jiān)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不久，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撤銷，相關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組織部。此后的人事調(diào)整變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還被選為剛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平反冤假錯案，成為陳云領導下的中央紀委的一項主要職責。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為中組部部長。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劉少奇兒子劉源等人寄來的關于劉少奇案的申訴信。

至此，冤假錯案平反所面臨的組織和輿論障礙基本清除。

1979年1月起，中央紀委抽調(diào)了一批干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全面開展冤假錯案的復查平反工作。

陳云領導制定的《關于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特別強調(diào)：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切不實之詞必須推倒。

所有這些，對克服劉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證平反工作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當年4月18日，成立“劉少奇案件復查組”。

楊筱箴，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干部，擔任“劉少奇案件復查組”負責人。

據(jù)他回憶，復查組仔細核實了劉少奇案的全部400多卷卷宗，發(fā)現(xiàn)劉少奇“叛徒、內(nèi)奸、工賊”的“三頂帽子”完全是莫須有，假證據(jù)。

在中共中央啟動給劉少奇平反的工作同時，1979年3月，中央組織部經(jīng)過審查，對王光美的所謂問題做出結論：“王光美同志政治歷史清楚，沒有問題?！?/p>

1979年6月，王光美和賀子珍一起被增補為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后來，王光美被組織安排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

出獄后的王光美，暫居于翠明莊中央組織部招待所。這里是1946年軍調(diào)部黨的代表團的駐地，王光美正是在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80年2月底，王光美全家人屏息圍坐在政府新為他們配備的電視機前，急切等待著重要消息發(fā)布。

當“劉少奇同志”這個熟悉的稱呼10多年后第一次從播音員嘴里說出來的時候，王光美百感交集。

就在8年之前，身陷秦城監(jiān)獄里面的王光美，是以“恩準”的方式得知了“叛徒、內(nèi)奸、工賊”劉少奇已經(jīng)去世3年的消息。

而此刻，電視機里播出的《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宣告：

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于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對關于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認識和錯誤處理的形成，起了極為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利用這個錯誤，憑借其所竊取的權力，蓄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tǒng)統(tǒng)打倒。

《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最后指出：

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終生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幾十年來，他作為黨和國家卓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我黨的建設，對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yè)是忠誠的。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事業(yè)。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專機飛抵河南開封，迎接劉少奇骨灰。

當時登記為“劉衛(wèi)黃”的劉少奇，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成的123號骨灰盒中。王光美握著骨灰盒默默許久。

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后，緊緊握住王光美的手說：“是好事，是勝利！不要哭！”

遵照劉少奇遺囑，親屬將其骨灰撒向了大海。

作為“文革”中最大冤案的劉少奇一案平反，被采用的中學政治課本稱為黨在后“文革”時代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據(jù)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統(tǒng)計，“文革”中，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而錯判案件有2.2萬件，因此錯受刑事處分的有2.8萬余人，其他受批斗、隔離、關押的更是不計其數(shù)。最后，上述人員全部得到平反。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78年至1982年底，經(jīng)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了300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chǎn)黨員恢復了黨籍，數(shù)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

其中包括鄧小平、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也被證明純屬不實之詞。

在那些日子里，人們懷著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為那些在林彪、“四人幫”迫害下喪生的民族精英們補開追悼會，催人淚下的哀樂一遍一地低回在中國大地。

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為新中國誕生揮汗灑血，立下赫赫戰(zhàn)功的黨的高級干部，以及部分黨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死者亡靈得到告慰，活著的人紛紛慶賀正義戰(zhàn)勝了邪惡。

鄧小平復職后僅3年多點時間，就使幾千萬人洗清了沉冤，恢復了名譽，幸存者恢復了工作，有的還得到了經(jīng)濟補償。

中國人歷來相信歷史是公正的，由后來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錯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這個規(guī)律，“文革”留下的大量冤假錯案，終有一天會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

大規(guī)模平反工作的進行，對于以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文件的出臺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拉開起草決議的序幕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黨中央于6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國慶30周年的大會上作重要講話。

這個講話必須對新中國建國30年的歷史做出總結，必然涉及對“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鄧小平對這個講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說，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nèi)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

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曾率先提出：對于“文化大革命”過程發(fā)生的缺點、錯誤，適當?shù)臅r候作為經(jīng)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

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需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

實際上，鄧小平在此已深刻認識到：

要科學評價毛澤東，就必須首先把毛澤東這一偉大歷史人物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和發(fā)展的社會大背景中去做具體分析。

離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經(jīng)驗與教訓的科學總結，就不可能描述出真正的毛澤東形象。鄧小平的個人意見迅速被中央核心層所接受。

中共中央對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十分重視，專門成立了一個以胡喬木為主的起草小組，從6月底開始工作。整個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中央決定這個講話稿必須提交9月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通過。

8月下旬，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和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等職的鄧力群談話，就講話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見。

根據(jù)鄧小平的意見，起草小組對初稿進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報送中央負責同志。

3天后，鄧小平再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他說，現(xiàn)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貢獻，講得太弱了。還是要講在30年的歷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30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報告。

鄧小平強調(diào)：

現(xiàn)在要注意，有些從“左”的方面來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所以，這個稿子要批判來自“左”的以及右的錯誤思想的干擾。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黨和人民現(xiàn)在是在真正搞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xiàn)，不是搞片言只語。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鄧小平看了很滿意。他說，這樣講就好了，就講夠了，講毛主席的好處，毛主席的貢獻這樣講夠了。

這個意見稿在9月25至2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經(jīng)過再次討論和修訂，決定在建國30周年慶典上發(fā)表。

9月25日至28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稿。

1979年9月29日，在隆重的建國30周年慶祝大會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發(fā)表了這一長篇講話。

葉劍英說：

30年來我們?nèi)〉玫某删褪莻ゴ蟮模床坏竭@個偉大的成就是完全錯誤的。當然，大家知道，我們走過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過比較順利的發(fā)展，也有過嚴重的挫折。同全國人民做出的艱苦努力相比，同社會主義制度應當發(fā)揮的優(yōu)越性相比，我們的成就很不夠。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經(jīng)驗教訓，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建國后，我們在短短3年內(nèi)就醫(yī)治了長期戰(zhàn)爭造成的創(chuàng)傷，勝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并且在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把國民經(jīng)濟恢復到舊中國歷史的最高水平，接著，在1950年，順利地實現(xiàn)了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

但是，在巨大的勝利面前，我們開始不謹慎了。1957年，反擊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犯了擴大化錯誤。1958年，在經(jīng)濟工作的指導上違背的客觀規(guī)律，離開了深入調(diào)查研究，一切經(jīng)過試驗的原則，犯了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的錯誤。1959年，在黨內(nèi)不適當?shù)亻_展了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

葉劍英強調(diào)，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fā)點是反修防修。對一個執(zhí)政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對內(nèi)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問題在于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nèi)和國內(nèi)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么是修正主義沒有做出準確的解釋，并且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斗爭方針和方法。

而林彪、“四人幫”之流出于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對我國進行了長達10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社會主義事業(yè)受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

葉劍英鄭重指出：“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留下了4條主要教訓：

第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產(chǎn)力。因此，無產(chǎn)階級取得了全國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后，必須堅定不移地把工作重點放在經(jīng)濟建設上，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對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的國內(nèi)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形勢，必須做出合乎實際的科學分析，采取正確的方針和方法。

第三，必須正確理解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尤其重要。

第四，必須進一步健全黨的紀律和社會主義法制，切實保障全體黨員和全體公民的民主權利，使黨內(nèi)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葉劍英國慶講演，引起國內(nèi)外輿論強烈關注。國外敏感觀察到，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大規(guī)模地“反思”歷史。

葉劍英的講話，實際上拉開了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