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尋求通往真理的路

湯一介散文集 作者:湯一介 著


尋求通往真理的路

尋求真理是困難的,不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氣。對真理的探求只能靠你自己,正像《圣經(jīng)·馬太福音》中所說:“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1949年前,我選擇了學(xué)哲學(xué),目的就是在尋找真理,探討人生的意義。1949年社會情況的變化,使我突然感到可能我是錯了,真理并不那么難獲得。但生活給我一個錯覺,好像通往真理的門大開著,路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幾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能記熟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就行。

在1949年后,我很快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嚴(yán)格說應(yīng)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開始雖然還有些懷疑,但很快我就把這種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當(dāng)成了真理。經(jīng)過了幾十年,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門也是窄的,路也是小的,你如果再想往回走,想走出教條主義的門,那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人也是很少的。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xué)說,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是過了時的,甚至是錯誤的,可是它中間無疑仍然包含著許多科學(xué)的成分,它還是應(yīng)作為我們學(xué)術(shù)研究的對象,但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把它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絕對真理,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無所不包的理論體系,那就必定把本來包含其中的某些相對真理教條化而變成錯誤了。

1949年后,我接受馬克思主義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百余年來,我們的國家一直受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欺侮和壓迫,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經(jīng)常受到外國人的侮辱,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在1949年政權(quán)改變以后,我首先感到的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以不再受西洋人和東洋鬼子的氣了,不會再有“沈崇事件”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感受,我想是當(dāng)時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xué)生自愿地或半自愿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這點和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的一種特殊的“愛國主義”情結(jié)是分不開的。第二,在政權(quán)建立之初,當(dāng)時一些共產(chǎn)黨的干部是比較廉潔的,比起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官員到北京接收,搶房子、搶汽車、搶金條等等腐敗現(xiàn)象,從感覺上真是有天壤之別。例如,我初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任教員時,我和已經(jīng)參加了共產(chǎn)黨二十來年的校長這樣的老革命,住的房子也差不多,吃飯在同一個食堂,他吃中灶,我吃大灶,可是中灶與大灶差別也很小,我們穿的衣服一樣,大家抽的煙一樣,每月生活費也一樣,當(dāng)時生活雖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都不以此為苦。當(dāng)然也許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蘇聯(lián)的電影和小說對廣大青年無疑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鄉(xiāng)村女教師》所表現(xiàn)的女教師對自己事業(yè)的崇高的獻(xiàn)身精神;《蜻蜒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對美好生活的樂觀精神和開朗的性格等等。當(dāng)時我讀了不少蘇聯(lián)小說,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wèi)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等等,這中間所表現(xiàn)的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忠誠,使我們這些青年人深深地感動了。使我現(xiàn)在還不能忘懷的是捷克共產(chǎn)黨員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殺害前寫的《絞刑架下的報告》。這本書我讀了好幾遍,其中有這樣一段:

我愛生活,并且為它而戰(zhàn)斗。我愛你們,人們,當(dāng)你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dāng)你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我得罪了誰,那么就請你們原諒吧!我使誰快樂過,那就請你們不要忘記吧!讓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喚起悲哀。這是我給你們的遺言,父親,母親和妹妹們;給你的遺言,我的古絲妲(引者按:古絲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給你們的遺言,同志們,給所有我愛的人的遺言。如果眼淚能幫助你們,那么你們就放聲哭吧!但不要憐惜我。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zāi)股习卜疟У陌茬鲀菏遣还摹?/p>

這種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人道主義,為理想而獻(xiàn)身的英雄主義精神,深深地感動著我。我每讀到這里就禁不住熱淚盈眶。本來在1949年前,我雖對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的心中,也有著一種潛在的對人類的愛。我記得在我那篇名為《論死》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生命像一盞油燈,它可以照亮人們。有的人希望火光小小,這樣可以燃燒得更長更長;但我卻愿火光大大,快快燒盡,而使人們得到更大的光明?!边@也是伏契克的話深深打動我的一個原因吧!但是在那時,我是悲觀的。我那時很喜歡讀朱光潛先生編的《文學(xué)雜志》,在該雜志的第三卷第三期(1948年8月)上,有林庚的一首題為《活》的小詩,開頭兩句是:“我們要活著都是為什么,我們說不出也沒有想說?!碑?dāng)時我覺得林庚對“人生”沒有深刻了解,就在這首詩旁邊也寫了一首詩,共兩節(jié),其中第二節(jié):

誰帶給我一陣歡樂

難道死亡是痛苦

誰不信

春天死了

來的不是夏日,誰不信

母親生我

在世界上就要增加一座墳

我在讀過伏契克等人的東西之后,好像自己思想突然開朗了,因而覺得自己過去不過是在一個人的自我封閉的小天地中,走不出來。而伏契克他們是真正在為他人為理想,為了一種崇高的共同目標(biāo)而努力奮斗,以至于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他們的事跡的感染下,我很快就投身到為一種“新的事業(yè)”中去了。1949年5月,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共青團(tuán);同年11月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我希望我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樣,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熱愛自己的理想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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