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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生活,真實的生活

湯一介散文集 作者:湯一介 著


這就是生活,真實的生活

我和當時的許多青年學生一樣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了。當時,學校已經(jīng)開設有政治課,學《社會發(fā)展史》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次我讀它們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了,覺得說的都有道理。由于我是哲學系的學生,我們還要學日丹諾夫的《關于西方哲學史的發(fā)言》和斯大林的《聯(lián)共(布)黨史》四章二節(ji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教條長期束縛著我們的頭腦。說真話,我當時確實把這些都當作“真理”來接受了。1949年后,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們都還可以開課,例如我父親還開了“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賀麟先生開了“黑格爾哲學”等等,其他系也有類似情況。當時有些同學提出這些課程都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不應再開設了。在一次由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大學黨總支委員會宣傳部長許世華主持的北大全體青年討論會上,有的同學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當時在會上發(fā)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和資產(chǎn)階級思想理論斗爭中成長的,我們聽那些教授講一點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沒有什么可怕,反而會在斗爭中成長。”我的發(fā)言得到了那位宣傳部長的肯定。當時,我除了選修哲學系開設的所謂“資產(chǎn)階級”的課程,還選修了西語系、中文系和歷史系的課程。為了學好“數(shù)理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甚至選了數(shù)學系的“微積分”和“數(shù)論”,但這兩門課都沒念完,因為它們對我實在太難了。現(xiàn)在想起來,當時我選修了那么多的“資產(chǎn)階級”課程,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筆財富,我的知識面比以后培養(yǎng)的大學生廣得多,不能不說是得力于這些著名的“資產(chǎn)階級”教授了。

1951年1月,北京大學黨總支委員會決定調我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去學習,現(xiàn)在我對當時學的內容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好像是學“黨的基本知識”,大概學了一兩個月,就把我留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當教員了。先是給在學校學習的學生講“中共黨史”,課本用的是胡喬木寫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三十年》。后來我主要教《聯(lián)共(布)黨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我當時講課很受歡迎,因為我講課條理很清楚,這可能也與我原來的哲學基本訓練有關?!堵?lián)共(布)黨史》第九章講的是列寧的“新經(jīng)濟政策”,第十章講的是“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第十一章講的是“農(nóng)業(yè)合作化”,第十二章講的是“社會主義在蘇聯(lián)全面勝利和蘇聯(lián)憲法”。我除了為黨校學生講課之外,還給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講課。

我既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我都認真地讀。不過我讀書也還是有所選擇的,一般教科書和小冊子之類我讀得很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則很花工夫。在1951年到1956年期間,我讀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當時只出了十三卷),《列寧選集》兩卷本,《列寧主義問題》和已出版的幾卷《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當然《聯(lián)共(布)黨史》可以說是讀得遍數(shù)最多的。我讀書有個習慣,就是把我認為重要的地方加上紅線或者加上批語,現(xiàn)在如果把那些找出來,還可看到我當時用功之勤。

1955年開始讓我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講“認識論”部分,因此我對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等又花了不少工夫鉆研。我在讀這些書時,也不是完全沒有懷疑的。例如,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中說:“物質”是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可是我們怎樣證明有這樣一個“物質”呢?而且如果這樣,那么別人的意識對我來說也是獨立于我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那就是說“別人的意識”對我來說也是“物質”。又如,《共產(chǎn)黨宣言》中提出,要和傳統(tǒng)的觀念徹底決裂,而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說,要吸收人類文化的一切有意義的東西,這兩種看法不是有矛盾嗎?當時我雖然有這樣一些疑問,可是我總想大概是我沒有對那些“經(jīng)典著作”的精神有很好的理解。我想,這大概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大概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作如是想。我們當時為什么被一條理論的繩索套上了?這個情況是在境外的人無法理解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當時不僅像我這樣二十多歲的青年無條件地信奉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就是已經(jīng)很有名的大學者,甚至在三四十年代自己創(chuàng)立了哲學體系的大學者也無條件地信奉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我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確實有其合理的成分,例如對思想的分析應該看到它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條件,無疑是有意義的。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由于1949年后開始的幾年,共產(chǎn)黨在人們的心目中威信很高,那時大家相信這個黨可以使中國富強,不再受別人欺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幾乎完全被封閉起來,對世界的發(fā)展變化完全不知道。對我們這些青年人來說,宣傳蘇聯(lián)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無疑也起著巨大的作用。我們都認為,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海外有些好心的朋友,對我們當時那么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很不理解。我想,的確他們很難理解,只有生活在當時環(huán)境下的知識分子才能理解。你一旦走上一條路,要想走出來,要想走回去,不是那么容易的,這就是生活,真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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