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的母親

在我看來，我的母親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女性，是中國母親的典型代表。我父親到美國留學(xué)四五年，她帶著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當(dāng)時，我們家是個大家庭，由我祖母當(dāng)家，每月只給我母親少量的零用錢，所以母親得常由黎姨媽接濟，這當(dāng)然是相當(dāng)困難的，我的姐姐就是在此期間病逝的。我母親最傷心的事是，她生了六個孩子，卻有四個是先她而死去。試想，母親自己沒有什么事業(yè)，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責(zé)任。母親對父親的照顧應(yīng)說無可挑剔，在這方面她大概沒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總像一塊重石壓在她身上。我記得，在宜良時，母親和我談起哥哥一雄，她說：“一雄如在我身邊，也許不會死?！彼@是在自責(zé)，在思念，因為哥哥畢竟是她的大兒子。30年代，我們在北平時，哥哥參加了學(xué)生運動（據(jù)《北京大學(xué)校史》記載，哥哥是1938年在長沙與袁永熙一起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他喜歡照相，拍攝了許多“一二·九”運動時的照片。在當(dāng)時，拍照片是很花錢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親要錢，母親也總是滿足他的要求，而我父親對此頗有意見，他覺得我哥哥應(yīng)該好好念書，其他事都是“不務(wù)正業(yè)”。但父親也只是說說而已，從不與我母親爭辯。最能表現(xiàn)母親的能力的，是她帶著我們幾個孩子由北平經(jīng)上海至香港到海防，這一路是要經(jīng)過日占區(qū)、法租界、英殖民地，又到日占區(qū)的海防，幾千里，她都應(yīng)付過去了。而且到香港后，她還有興致帶我們坐纜車游香港太平山。抗戰(zhàn)期間，在云南教授的生活越來越困難，薪水總是不夠，有的教授以刻圖章、寫字補充家用，有的教授為其他學(xué)校兼課補充家用，而我父親既不會刻圖章，又不精書法，且又不去他校兼課。于是就靠我母親設(shè)法支撐家用，先是賣由北平帶去的首飾，后又賣帶去的衣服，賣衣都是由母親擺個地攤，和買主討價還價，這種時候，我的大妹總是幫母親守攤。1946年暑假回到北京，這時我伯父因生活困難已將緞庫胡同的房子賣了，搬到北海旁邊的小石作胡同二號的一個院落。這個院子也有二十余間房，有三個院子，但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親雇人修理的。修理后成為一座不錯的住宅。在云南，我們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租住在別人的破房子里。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親用力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院子里種上了花木。我記得有一棵白丁香，開起花來真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樂黛云結(jié)婚就是在這個院子舉行的?？上н@個院子于80年代中以八千元為政府所收購，于此蓋了一座樓。就是在這個院子里，還發(fā)生了一件值得說一說的事。1950年，抗美援朝中，我報名參軍，要求赴朝鮮前線，這時《新民晚報》記者訪問我的母親，他問：“你能同意你的兒子上前線嗎？”母親回答說：“別人的兒子上前線，我的兒子當(dāng)然也應(yīng)該上前線?！边@時政府號召捐獻買飛機，母親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獻了。這些都是因為抗戰(zhàn)勝利了，共產(chǎn)黨把外國勢力趕跑了，官吏們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親這樣的女性，愛國也不愿后人了。1952年暑假后，我們家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京大學(xué)（燕京大學(xué)的校址），住在燕南園五十八號。這時我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工作，地點在市內(nèi)東城區(qū)的貢院西大街，只是到周末我才回燕園。而樂黛云留在北大，擔(dān)任中文系的秘書和教員黨支部的工作，因剛剛由城里遷到城外，加之正是院系調(diào)整時期，她的工作很繁忙，家務(wù)一切都由我母親操持，我們回家就是吃飯，什么事也不用我們操心。1953年7月22日，我的女兒湯丹出生了。樂黛云是沒有時間照顧湯丹的，我更沒有時間了，女兒是由母親親手帶大的，就是1957年12月24日我的兒子出生以后，也是由母親照管的。特別是樂黛云在1958年2月被劃為“右派”，我又常下鄉(xiāng)去搞什么“大躍進”，在這困難時期，都是母親幫我們渡過難關(guān)。在當(dāng)時，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了個“右派”，這個家庭必然會有個大變化，但是，我母親對樂黛云依然如舊，沒有表現(xiàn)出半點不滿。在樂黛云下放“勞動改造”期間有假期回家，母親總是準備豐盛的菜飯來給她以補養(yǎng)。這就是中國偉大的母性，難道幾十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不正是把人的自然本性都變成了“奴性”嗎？幸好我母親一直待在家里，甚少受“思想改造”之苦，因而她的“人性”比起經(jīng)過改造的人保存得多一點，這是我們家的幸運。

由于父親于1964年去世，這對我們家庭收入有很大影響，靠我和樂黛云以及我弟弟、弟媳的工資是維持不了家用的，這時還由政府每月給我母親一百元生活補助，但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母親的生活補助被取消了，只得靠積蓄補足，但日久積蓄用完，生活就大不如前。母親因父親的去世，又加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黑幫”，時常要挨批斗，母親整日擔(dān)驚受怕，不知會發(fā)生什么事情，因此身體大受影響了，自1968年起她就生病長期臥床。燕南園在北大校園內(nèi)，它的南面就是學(xué)生宿舍群二十八樓至三十二樓。1967年下半年，北大的紅衛(wèi)兵就分成了兩派：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和以牛輝林為首的“井岡山”，開始還只是辯論，互貼大字報，但后來發(fā)展成兩派的武斗。我這個“黑幫”住在燕園很容易受到兩派的注意，而且自1966年秋起，我們已經(jīng)自動地退出幾間房子，這樣我們一家四口和我弟弟一家四口再加上我們的老母親住在一起也比較擠了，于是我們一家四口于1968年初就搬到中關(guān)園的小平房中去了，這樣我就可以遠離武斗區(qū)，以期躲避災(zāi)難。而我弟弟一家四口和我母親仍然留在燕南園，因為我弟弟和弟媳不是什么“黑幫”之類，所以沒有什么“革命組織”找他們的麻煩。母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而我們的工資很低，每月只能擠出二十元給母親，實在無法，我們就開始賣父親的藏書，先把《四部叢刊》賣給了南京大學(xué)，后又把父親藏的外文書賣給了武漢大學(xué)，以渡過難關(guān)。母親就這樣臥病在床，后來神智也不大清醒了，有時認識人，有時也認不清人了，這樣一直到1980年她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