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作人

周作人傳略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后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啟明(或作豈明)、知堂等。重要筆名有獨應(yīng)、仲密、藥堂、周遐壽等。祖籍浙江紹興。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赴日本，先后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一、二集。1911年返回紹興，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第五中學英語教員。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譯處纂輯員。

新文學運動發(fā)韌時期，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先后發(fā)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新文學運動理論建設(shè)上的重要文章，產(chǎn)生過廣泛影響。1920年參加新潮社，被推選為該社主任編緝，并負責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1921年參與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并起草宣言。五四前后除繼續(xù)翻譯介紹外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外，還發(fā)表大量白話詩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骨干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問世。1924年11月發(fā)起組織語絲社，并成為《語絲》的實際主編。這時期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為《雨天的書》、《澤瀉集》、《談虎集》、《談龍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學系主任。1930年與馮文炳等合辦文藝周刊《駱駝草》，同時大力鼓吹文學的無目的性，創(chuàng)作了大量專注于草木蟲魚的文章和讀書筆記，創(chuàng)作風格愈加走向閑適。此時結(jié)集的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隨筆》、《夜讀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變后，北大南遷，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及東亞文化協(xié)會會長等。淪陷時期著作結(jié)集有《藥堂語錄》、《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因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釋出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定居北京，先后寫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知堂回想錄》，還翻譯了一些日本、希臘文學名著。

1967年因患前列腺腫瘤在京去世。

知堂先生

廢名

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于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云：“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zhàn)戰(zhàn)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蔽蚁胛覍懥丝梢援斆嫦蛑孟壬埥?，斯又一樂也。這是數(shù)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未可知。我們的歸結(jié)是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shù)的態(tài)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皾u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里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圣經(jīng)圣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真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贊嘆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晨先生家書后》有云：“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yǎng)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yè)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tài)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diào)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后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里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于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志》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嘆，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jié)果還只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嘆息?！睙o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嘆息之聲，其所表現(xiàn)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jù)他說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于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xiàn)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xiàn)在，據(jù)好些人的閑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

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里來的呢？平伯乃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wèi)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當時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領(lǐng)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著說鬼，因為他們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yīng)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

這兩個是什么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jù)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里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zhí)政還是意見不甚協(xié)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占了優(yōu)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斗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墒撬⒉蛔哌h，只在弄頭弄尾探望，他看紳士領(lǐng)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于擺臭架子，于是他又趕出來大罵云云……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一點規(guī)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系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shù)，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于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臺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于是我想來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shù)，一直未存在。佛家經(jīng)典所提出的“業(yè)”，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shù)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原是自己一時糊涂的思想，后來同知堂先生閑談，他不知道我先有一個成見，聽了我的話，他不完全的說道：“科學其實也很道德。”我聽了這句話，自己的心事都丟開了，仿佛這一句平易的話說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說話的神氣真是一點也不費力，令人可親了。

周作人與廢名

1921年左右，廢名特別喜歡胡適、周作人、魯迅的作品，其中周作人的《小河》，廢名稱它是“一首杰作”，于是很沖動地有了請求周作人指教的念頭。廢名與周作人至遲在1921年11月取得聯(lián)系，廢名將自己的詩文稿寄給周作人審閱。在廢名進入北大前，二人已通信多次。

1922—1924年，廢名在北大預(yù)科就讀，成為周作人的學生。廢名在《努力周刊》上的小說引起陳衡哲、胡適、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甚至戲言鼓勵廢名出小說集，答應(yīng)為他作序。1923年9月7日，廢名首次拜會周作人。二人由通信到見面，關(guān)系有所發(fā)展。1925年，廢名第一本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出版，周作人破例為廢名作序，因為那套書的體例上沒序言?？梢?，周作人確實很看重廢名這個學生的。

《語絲》時期，是新文學陣營分裂與重新整合時期?！墩Z絲》前期(1924—1927)，周作人與廢名通信、見面的機會更多，直接教導(dǎo)廢名的文學創(chuàng)作。廢名許多著名小說，都在《語絲》發(fā)表，并在《語絲》連載長篇詩化小說《橋》，成為“語絲派”的一個重要小說家。在魯迅、周作人與現(xiàn)代評論派的斗爭中，廢名也勇敢地站到了二位老師的跟前，為之吶喊、呼號，顯出“勇士”的風姿?！墩Z絲》后期(1927年以后)，魯迅南下，廢名開始偏向周作人，常常出入苦雨齋，漸漸成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三一八事變、張作霖之亂后，新文學陣營徹底瓦解，廢名也很苦悶，以至輟學卜居西山。這一時期，周作人與廢名基本確立了師徒關(guān)系，二人關(guān)系極其密切，廢名還一度住在周作人的家里，“常往來如親眷”。

1930年5月，周作人指導(dǎo)廢名籌辦《駱駝草》周刊。北平的文壇，基本以《駱駝草》為根據(jù)地，周作人為盟主，廢名是其麾下最得意的弟子。此外，還有俞平伯、江紹原、沈啟無，時號周作人門下四大弟子，可謂“周門四學士”。截至1937年為止，周作人與廢名一直保持親密的關(guān)系，在文壇上相互唱和。周作人繼續(xù)在思想上影響廢名，廢名無論文學觀、審美觀以至政治觀、文學史觀都深深刻著“周作人”的烙印。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攻占北平。這時左翼文人紛紛南下，騷亂之后的北平寂寞冷清，一個偶然的因素促使廢名提前南下了——1937年9月，廢名母親還春師太圓寂。根本不打算南下的周作人也挽留不住廢名，于是師徒二人揮淚離別。

1938年3月，周作人第二次回信給廢名，6月又寄信廢名。不久廢名收到卞之琳的信及其與何其芳主編的《工作》，得知周作人附逆。廢名起先固執(zhí)地認為不可能，直到1944年廢名才知道恩師確已附逆，但他仍然說：即使附逆，知堂老人還是愛國的，是他特殊的愛國方式。這期間，周作人很少與廢名通信，因為線路已經(jīng)不通了，在1941年廢名寄周作人《說種子》以后，不見二人通信的記載。這期間有兩個重要史料是學界所不知的，一是：1944年，周作人寄信廢名要他回北平，估計是安排他在偽北大任教，此時周作人已是偽北大校長兼文學院院長。后來又有日本士兵找到廢名，說已經(jīng)和周作人聯(lián)系好了，找你去北大教書，面臨著日寇的威逼利誘廢名堅決不回北大。此事在廢名的家鄉(xiāng)黃梅流傳很廣，被視為廢名先生有著崇高氣節(jié)的一面。二是：1944年的“破門聲明”事件，也曾波及到遠在黃梅的廢名，周作人也給廢名寄去了“破門聲明”的明信片，被廢名的幾個學生收到，他們拿給廢名看?？梢?，廢名是知道沈啟無被恩師逐出師門的。此后，周作人還寫信問廢名《談新詩》出版的事。以上基本是周作人與廢名在這一期間的交往。

1946年9月，廢名取道南京返回北大。在葉公超的幫助下，周作人與廢名在獄中見了一面，心中十分懷念廢名的周作人終于見到了愛徒。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廢名開始與周作人取得聯(lián)系，考慮到周作人的艱難生活，他熱心地在老朋友中為周作人募捐，并親自解囊相助2萬元。直到1950年，還有廢名到周家賀年的記載。在那特殊的政治年代，周作人的許多老朋友都避之如鬼神，而廢名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保持與恩師的來往，并大力相助，在生活上有很多照顧，以至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為周家拉來一車煤炭。

廢名當時因長期與恩師周作人來往，在政治聲名上已造成“不良影響”了。周作人也不無擔憂地說：“廢名人太真率，只怕因我而受連累，甚至會吃虧的?！北贝笾形南甸_批判會批評廢名，說他立場不堅定。最嚴重的后果是，1952年，廢名被排擠出北大。此后周作人很難與廢名聯(lián)系了，所謂“劃清界限”，但他們在心底，會思念對方嗎？據(jù)《周作人年譜》記載，1957年12月14日周作人外出購買一冊新出版的《廢名小說選》，可見周作人在心里還是想念廢名的，這比抗戰(zhàn)期間“懷廢名”更難熬、更蒼涼吧！十年后，也即1967年，周作人遭受紅衛(wèi)兵毆打，于5月6日死去。這時廢名也已不醒人世，在家被抄以后，喃喃地問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9月4日下午1點多，廢名離開人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開創(chuàng)京派的師徒二人就此永遠地離開了。

周作人與梁實秋

周作人與梁實秋是在一次文藝論爭中開始交往的。

五四運動爆發(fā)時，梁實秋正在清華學校讀書。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下，梁實秋和一些激進的同學一樣，思想上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沖動，表現(xiàn)出對社會的參與意識。正是在這種心理沖動的驅(qū)使下，梁實秋選擇了文學批評。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喜歡和人辯駁問難”。從1922年到1923年，他先后三次開展論爭。論爭的對手，有同齡的青年才俊，也有年長的權(quán)威人士。在1922年5月27日到29日這段時間里，梁實秋在《晨報·副刊》上連續(xù)發(fā)表多篇文章，針對周作人的詩歌“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的文藝觀點而發(fā)難。

周作人怒而反擊。他針對梁實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藝觀點，在6月2日《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對梁實秋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梁實秋旋即在1922年6月22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發(fā)表《讀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對周作人(號仲密)予以反擊。接著他們互不讓步，又相繼發(fā)表了幾篇文章進行互相答辯。

可是，四個月后，冷靜下來的梁實秋作為清華文學社的學生代表，到八道灣來請周作人給他們講課。周作人并沒有計較剛剛發(fā)生過的那場爭論，就一口答應(yīng)下來。1923年3月3日周作人來到清華園，給文學社的同學們講了《日本的小詩》這個專題。周作人講課聲音不大，幾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實秋和他的同學們并沒有慢待周作人，他們?nèi)匀粦阎磁宓男那檎J真聽課，仔細地做筆記。

后來，梁實秋撰文對五四浪漫主義大張撻伐，周作人則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鳴，從此也冰釋了前嫌。

梁實秋從美國留學歸來后，文藝觀點有了較大的轉(zhuǎn)變，對于周作人的文藝觀不僅能夠接受，而且?guī)缀跏鞘馔就瑲w了。梁實秋主編《自由評論》時，周作人被邀請為重要撰稿人，先后發(fā)表了《談策論》、《文學的未來》、《談日本文化書(致梁實秋)》等文章。1934年梁實秋到北京大學任教，成為周作人的同事時，彼此的關(guān)系異乎尋常地密切起來。他經(jīng)常到周作人家造訪，相互間也常有書信往來。有一次周作人給他寫信，要他幫助給賣數(shù)十冊英文原版書。梁實秋找到有關(guān)部門給周作人辦成了這件事，解決了周作人的燃眉之急。其實當時周作人作為一位“研究教授”，收入不菲，主要是他的日本婦人花錢大手大腳。以前與大先生魯迅住在一起時，魯迅負擔家庭的開支，后來與大先生反目后，魯迅搬出八道灣，只憑周作人的個人收入就必然陷于經(jīng)濟窘境了?？箲?zhàn)爆發(fā)后，梁實秋到《中央日報》主編副刊，離開北京，從此他們就失去了聯(lián)系。

到六十年代，周作人給香港朋友寫信時提到梁實秋和林語堂，說“語堂與梁實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蓋才子到老輒有倚老賣老之病，亦即是才盡也。”而梁實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寫了篇《憶豈明老人》。在文中對周作人的評價也是一分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節(jié)不終，實在是至堪痛惜而無可原諒之事。但是除此一點之外，他的學養(yǎng)的風度仍令人懷思而不能自已?！?/p>

周作人作品精選

烏篷船

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吃茶”——并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吃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jié)構(gòu)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a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xiàn)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種代表藝術(shù)。關(guān)于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xiàn)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為正宗，紅茶已經(jīng)沒有什么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隨筆》(原名Private Papersof Henry Ryecroft)卻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里說及飲茶，以為英國家庭里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東方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lǐng)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為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吃，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饑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吃過煎茶及抹茶，現(xiàn)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of Bvok up tea，1919)里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里回來的樣子，頗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jié)果成為飯館子之流，只在鄉(xiāng)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為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后，再去繼續(xù)修各人的勝業(yè)，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yōu)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吃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吃的東西應(yīng)當是清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卻變了“滿漢餑餑”，其性質(zhì)與“阿阿兜”相差無兒，不是喝茶時所吃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yōu)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jù)上田恭輔氏考據(jù)，說是出于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姜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必以供客，其利益為“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為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jù)云有某寺方丈所制為最，雖也曾嘗試，卻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guān)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案山z”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后，始行舉箸，最為合式，因為一到即罄，次碗繼至，不遑應(yīng)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xiāng)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并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腳橋有步行兩小時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shè)爐鑊，沿街叫賣，其詞曰：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系常品，唯經(jīng)過這樣烹調(diào)，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卻也不失為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lǐng)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腌菜及“澤庵”(即福建的黃土蘿卜，日本澤庵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吃，唯其原因，非由窮因即為節(jié)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為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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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榮，是周作人的筆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報副刊》發(fā)表的《醫(yī)院的階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過此筆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詛咒》、《功臣》等文中，也用過“子榮”的筆名。本文收信人與寫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的靈魂的內(nèi)心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