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漢代文學

自秦始皇破滅六國，統(tǒng)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來，文學也與其他的學術一樣，受專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為灰燼。戰(zhàn)國時光輝燦爛的文藝作品，不復出現(xiàn)，所有者僅龐雜的《呂氏春秋》與李斯的擬古頌功的諸刻石而已。漢之初年，因黑暗之勢力仍未除去，故亦無大作家出現(xiàn)。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殘酷無比之“挾書律”宣告廢除，而文藝學術才漸漸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釀成了枚乘、司馬相如、賈誼、司馬遷、揚雄、王充諸人的時代。大約當時的作家可以分為賦家、歷史家及論文家三派。這時代約當羅馬的黃金時代的前后。

辭賦

“賦”原是詩之一體，自屈原、宋玉以后，《詩經(jīng)》里的簡短的抒情詩歌已不復見，代之者乃為冗長的辭賦。屈、宋諸人之作，猶滿含著優(yōu)美的抒情的詩意。到了漢代，作賦者大都雕飾浮辭，敷陳故實，作者的情感已不復見于字里行間，故幾不能復稱之為“詩”。然而這種“賦”體，在當時卻甚發(fā)達。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為晉身之階。

最初的作者為陸賈，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賈誼（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懷才而不得志，作《懷沙》《鵩鳥》諸賦，為漢代最有個性的賦家。但他的論文卻較他的賦為尤重要。其專以作賦著名者為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諸人。

枚乘，字叔，淮陰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吳及梁。所作有《七發(fā)》諸賦，而以《七發(fā)》為最著。《七發(fā)》的結構，頗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顯然是受有它們的很深的影響；賦言楚太子有疾，吳客往見之，欲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歷說以妙歌、美食、馳騁、游觀、射獵、望濤之樂，太子不為之動，最后言使方術之士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太子便澀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種文體的結構實至為簡單。在文辭一方面，亦頗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云林，周馳乎蘭澤，弭節(jié)乎江潯。掩青蘋，游青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于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懾鷙鳥……（《七發(fā)》）

之類，殊覺堆冗無味，然后來賦家?guī)谉o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漢賦雖甚發(fā)達，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賦之外，尚有人以《古詩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8首認作他的著作者，但其憑證極為薄弱。他們所據(jù)者為徐陵的《玉臺新詠》，但考查《漢書》中的乘本傳，并未言乘曾為此類詩，《漢書·藝文志》的“歌詩”類里，亦不載乘的這些詩，即蕭統(tǒng)的《文選》曾勇敢地把許多詩加上了李陵、蘇武的名字的，卻也并不曾把《古詩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為枚乘的。何以徐陵卻獨知道是乘作的？實則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詩體，絕不是枚乘那個時代所能產(chǎn)生的；乘時所能產(chǎn)生的是“大風起兮云飛揚”（劉邦歌），是“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劉徹辭），是“日月星辰和四時”（柏梁詩），是“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韋孟詩），卻絕不是“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及“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問題待下一章討論。）

乘死之時，正是劉徹（漢武帝）（其統(tǒng)治的時代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時。徹甚好辭賦，其自作亦甚秀美?！稘h書·藝文志》載其有自造賦2篇。今所傳《李夫人歌》及《秋風辭》 ：

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落葉哀蟬曲》 ：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徹對于漢代文學很有功績，一即位便用安車蒲輪征枚乘，乘道死，又訪得其子皋為郎。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忌、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諸賦家皆出于其時。大歷史家司馬遷亦生于同時，且亦善于作賦（《漢書·藝文志》載司馬遷賦8篇

）。此時可算是漢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秦滅之后，至此時始有大作家出現(xiàn)。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為漢代最大的賦家。初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貧無以自業(yè)。至臨邛，富人卓氏之女文君新寡，聞相如鼓琴，悅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chǎn)于文君。于是二人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爐，相如則著犢鼻裈滌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以富。后來戲曲家以此事為題材者甚多。武帝時，相如復在朝，著《天子游獵賦》。后為中郎將，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賦》《哀秦二世賦》《長門賦》等。相如之賦，其靡麗較枚乘為尤甚。《天子虛賦》幾若有韻之地理志，其山則什么，其土則什么，其東則什么，其南則什么，所有物產(chǎn)、地勢，無不畢敘。班固、張衡、左思諸人受此種影響為最深。大約賦家之作，情感豐富、含意深湛者極少；大多數(shù)都是意極膚淺，而詞主夸張，棄絕真樸之美而專以堆架美辭為務的。

東方朔，齊人，與司馬相如同時。亦善于為賦，喜為滑稽之行為。嘗作《七諫》《答客難》等。其與相如諸賦家異者，為在相如諸人的賦中，絕不能見出他們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賦則頗包含著濃厚的個性。他的《答客難》一作，尤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無數(shù)的擬作。

此外，嚴忌（亦作莊忌）作賦24篇，其族子助亦作賦35篇，劉安作賦82篇，吾丘壽王作賦15篇，朱買臣作賦3篇（皆見《漢書·藝文志》），但這些作品傳于今者絕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劉安為漢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賦名《招隱士》者，曾被編入《楚辭》中，但乃他的客所為，非他所自作的。

劉徹死后，賦家仍不衰。300余年間，作者輩出；最著者有劉向、揚雄、王褒、班固、馮衍、王逸、李尤、張衡、馬融及蔡邕等。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時與王褒、張子僑等并以能文辭進。元帝時，與蕭望之同輔政。向不獨以作賦著，亦為漢代大編輯家及論文家之一。所作賦共33篇，今《楚辭》中有其賦1篇。

王褒、張子僑俱與向同時，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淵，為諫議大夫，作賦16篇，今《楚辭》中有其作品《九懷》1篇，其他《洞簫賦》《四子講德論》《甘泉宮頌》等俱有名。

張子僑，官至光祿大夫，有賦3篇，今無一存者。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賦，亦善為論文，辭意甚整練溫雅，但甚喜摹擬古人，沒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精神。作賦仿司馬相如，又依傍《楚辭》而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效東方朔之《答客難》而作《解嘲》，擬《易》而作《太玄》，象《論語》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來游京師，除為郎，桓譚、劉歆皆深敬愛之。其賦以《甘泉》《羽獵》《長楊》等為最著，然堆砌美辭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壹，舉洪，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車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崖。玄瓚觩繆，秬鬯泔淡，肸蚃豐融，懿懿芬芬……（《甘泉賦》）

之類，都是故搜異字，強湊成篇，無甚深意的。

劉歆為向之子，與雄同時，亦能為辭賦，然其所作遠不如雄之有聲于時。歆之影響乃在所謂經(jīng)學界而不在文學界。

班固字孟堅，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風安陵人。年9歲能屬文，為蘭臺令，述作《漢書》，成不朽之業(yè)。其所作諸賦亦甚為當時所稱，以《兩都賦》為最著。《兩都賦》之結構，甚似《子虛賦》，先言西都賓盛夸西都之文物地產(chǎn)以及宮闕于東都主人之前，東都主人則為言東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賓為其所服；在文辭一方面，也仍不脫司馬相如、揚雄諸人的堆砌奇麗之積習。又作《答賓戲》，亦為仿東方朔《答客難》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后憲敗，固被捕死于獄中。

與固同時者有崔骃，亦善為辭賦。所作《達旨》亦仿東方朔之《答客難》，其他《反都賦》諸作，今已散佚不見全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賦名。王莽時不仕，更始立，衍為立漢將軍，光武時為曲陽令。所作有《顯志賦》及書、銘等。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賦。所作有《西都賦》《東都賦》《南都賦》《周天大象賦》《思玄賦》《冢賦》《髑髏賦》等，又有《七諫》《應間》，仿枚乘、東方朔之作。此種著作，在現(xiàn)在看來，自不甚足貴。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詩》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兮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下二節(jié)意略同）

此詩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調(diào)是獨創(chuàng)的，音節(jié)是新鮮的，情感是真摯的；雜于冗長、浮夸的無情感的諸賦中，自然是不易得見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為太史令，造渾天儀、候風地動儀，精確異常，可算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天文家。后出為河間相，有政聲，征拜尚書，卒。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約生于公元55年，約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賦進，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撰《漢記》。后為樂安相卒。有《函谷關賦》《東觀賦》等。其《九曲歌》僅余二句：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下闕）

卻甚為人傳誦。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為漢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賦，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jié)，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后列女樂。所作以《笛賦》為最著。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其不朽之作為《楚辭章句》一書，此書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機賦》《荔枝賦》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與蔡文姬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為漢末最負盛名之文學者。召為議郎，校正六經(jīng)文字，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專政，強迫邕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最后拜左中郎將。卓被殺，邕竟被株連死獄中，所作文甚多，賦以《述行》為最著。有詩名《飲馬長城窟行》者，辭意極婉美：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xiāng)。他鄉(xiāng)各異縣，展轉不可見?？萆Ｖ祜L，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編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選》錄是詩，題為無名氏作，至《玉臺新詠》始題為邕作，不知何所據(jù)。但當邕時，五言詩的體裁已完美，已盛行，將此詩歸之于邕，自然不比將《古詩十九首》的一部分歸之于枚乘的無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夫亡，居于邕家。興平中，天下喪亂。琰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子，遣使者以金璧贖琰歸。此事曾為不少的戲曲家捉入他們的戲曲中為題材。琰天才甚高，躬逢喪亂，所作《悲憤詩》凄楚悲號，讀者皆為之泫然。所敘皆她自己的經(jīng)歷，所以真摯凄婉之情充盈于紙間。漢世之詩賦，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訓的（如韋孟之詩），似此詩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極少見的。

……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殲無孑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中敘到胡地，下敘來迎歸漢。）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nèi)，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fā)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噓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詩還有第二首，格調(diào)與上所舉的一首不同，敘述略簡，而情節(jié)意思則完全相同，可絕不是一詩的二節(jié)，而是兩個作者所作的二詩。大約一詩為琰原文，一詩乃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詩，則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詩，亦敘琰之去胡與歸來事，情節(jié)與《悲憤詩》俱同，僅增加了些繁細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詩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為后人所重述者。我則相信此詩絕非琰所自作；因為她已做了《悲憤詩》，何必更去做同樣的別的詩篇？且細讀《胡笳十八拍》實不似詩人自己所創(chuàng)作者，而大類樂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辭。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難終，響有余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

此顯然不是琰所自說的話。大約琰的故事在當時及其后必流傳極盛，于是樂人乃以《十八拍》之新聲，演此故事歌唱之。

《史記》

漢代之文學多為模擬的，殊少獨創(chuàng)的精神，以與羅馬的黃金時代相提并論，似覺有愧。它沒有維琪爾，沒有賀拉斯，沒有奧維德，甚至于沒有朱文納爾與普魯塔克，但只有一件事卻較羅馬的為偉大，即漢代多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的《史記》，實較羅馬的李維與塔西佗的著作尤為偉大，他這部書實是今古無匹的大史書，其絢燦的光彩，永如初升的太陽，不僅照耀于史學界，且照耀于文學界。還有，班固的《漢書》與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韓嬰的《韓詩外傳》，也頗有獨創(chuàng)的精神。荀悅的《漢紀》體裁雖仿于《左傳》，敘述卻亦足觀。故漢代文學，昔之批評家多稱許其賦，實則漢賦多無特創(chuàng)的精神，無真摯的情感。其可為漢之光華者，實不在賦而在史書。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約在公元前86年（即漢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談為太史令。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保ā妒酚洝纷孕颍┏鯙槔芍校罄^談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后五年（太初元年）始著手作其大著作《史記》。因李陵降匈奴，遷為之辯護，受腐刑。后又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遷之作《史記》，實殫其畢生之精力。自遷以前，史籍之體裁簡樸而散漫，有分國敘述之《國語》《戰(zhàn)國策》，有紀年體之《春秋》，有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為散雜；沒有一部有系統(tǒng)的史書，敘述古代至戰(zhàn)國之前后的。于是遷乃采經(jīng)摭傳，纂述諸家之作，合而為一書，但其材料亦不盡根據(jù)于古書，有時且敘及他自己的見聞，他友人的告語，以及旅游中所得的東西。其敘述始于黃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漢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史記》自序）。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本紀為全書敘述的骨干，其他年表、書、世家、列傳則分敘各時代的世序，諸國諸人的事跡，以及禮儀學術的沿革，此種體裁皆為遷所首創(chuàng)。將如此繁雜無序的史料，編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書，其工作真是至艱，其能力真可驚異！中國古代的史料賴此書而保存者不少，此書實可謂為古代史書的總集。自此書出，所謂中國的“正史”的體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響者兩千年。此書的體裁不唯為政治史，且包含學術史、文學史，以及人物傳的性質(zhì)；其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自天文學以至地理學、法律、經(jīng)濟學無不包括；其列傳則不唯包羅政治家，且包羅及于哲學者、文學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間的游俠。在文字一方面亦無一處不顯其特創(chuàng)的精神。他串集了無數(shù)的不同時代、不同著者的史書，而融貫冶鑄而為一書，正如合諸種雜鐵于一爐而燒冶成了一段極純整的鋼鐵一樣，使我人毫不能見其湊集的縫跡。此亦為一大可驚異之事。大約遷之采用諸書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則改之，且隨時加入別處所得的材料。茲舉《尚書·堯典》一節(jié)及《史記·五帝本紀》一節(jié)以為一例：

《史記》此節(jié)的材料雖全取之于《尚書》，然于當時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疇”，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鳩僝功”之類，無不改寫為平易之今文。觀此，僅一小節(jié)，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處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妒酚洝冯m集群書而成，而其文辭能純整如出一手，此種改削實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來文學史上，《史記》之影響亦極大，有無數(shù)的作家去擬仿他的敘寫方法與他的風格；而作傳記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記》之文字為他們的范本。這種擬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讀的。而《史記》本身的敘寫，則雖簡樸而卻能活躍動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躍躍地寫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傳》（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為一例。

荊軻者，衛(wèi)人也?！张c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zhì)秦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衔湓唬骸啊嘤刑锕庀壬淙耍巧疃鲁?，可與謀。”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愿圖國事于先生也?！碧锕庠唬骸熬捶罱?。”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愿先生留意也?！碧锕庠唬骸俺悸勻U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碧釉唬骸霸敢蛳壬媒Y交于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奔雌疒叧觥Ｌ铀椭灵T，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碧锕鈧a而笑曰：“諾?！眱E行見荊卿……曰：“愿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裝為遣荊卿……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上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得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huán)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碳辈恢鶠?。左右乃曰：“王負劍?！必搫?，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chuàng)。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薄邼u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

于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史記》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孫補之，其他文字間，亦常有后人補寫之跡。但這并無害于《史記》全書的完整與美麗。

《漢書》

遷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漢書》?！稘h書》的體例幾全仿于《史記》，此為第一部模擬《史記》的著作。其后繼固而作者幾乎代有二三人。固書與遷書唯一不同之點在于《史記》為通史，而《漢書》則為斷代的，起于漢之興，而終于西漢之亡?！稘h書》共100篇，凡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史記》所有之世家，《漢書》則去之，歸入列傳中，《史記》之“書”，《漢書》則改名為志。二者之不同，僅此而已。但《漢書》之體裁，亦有不盡純者。固雖以此書為斷代的，僅記西漢229年間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卻并敘及上古的人物，《藝文志》亦總羅古代至漢的書籍。尤可異者，則其中之《貨殖列傳》且敘及范蠡、子贛、白圭諸人。其體例殊不能謂為嚴整。大約《古今人物表》及《藝文志》皆為《史記》所無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補《史記》之缺。（至于《貨殖列傳》敘述之淆亂，則不知何故。）《漢書》之文字，敘漢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記》原文，異處甚少，故亦頗有人譏其剽竊。至其后半，則大半根據(jù)其父彪所續(xù)前史之文，而加以補述增潤，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筆。固經(jīng)營此書亦甚費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詔作史，潛精積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為固妹昭所補成，因固死時，此數(shù)篇尚未及竟。

傳記史書

除《史記》與《漢書》之兩大史書外，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及韓嬰之《韓詩外傳》亦殊有一敘的價值。此數(shù)書皆為傳記一類的著作。

韓嬰，燕人，漢文帝時為博士，又歷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嬰所專習者為《詩經(jīng)》 ；漢初傳詩者三家——齊、魯、韓——嬰即韓詩的創(chuàng)始者，曾作《詩經(jīng)外內(nèi)傳》，《內(nèi)傳》今散佚，獨《外傳》尚存，即所謂《韓詩外傳》。但此書卻不是《詩經(jīng)》的注解，乃是與《說苑》《新序》同類的書。“大抵引詩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詩”（王鳳洲語）。其文辭頗簡婉而美，其所敘之故事，亦頗有些很好的故事在。

劉向前已言其為大編輯者，現(xiàn)在所講之《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書，向第加以一番編纂的工夫。

《說苑》共20篇，以許多的片段故事分類歸納于《君道》《臣術》《建本》《立節(jié)》《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zhì)》之20個題目之下。

《新序》之性質(zhì)，亦與《說苑》相同，今所傳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為《雜事》，第六卷為《刺奢》，第七卷為《節(jié)士》，第八卷為《義勇》，第九卷及第十卷為《善謀》。

《列女傳》為專敘古代婦女的言行者，其體裁亦與《新序》《說苑》相同，以許多的故事，歸之于《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jié)義》《辯通》《孽嬖》等幾個總目之下，每傳并附以頌一首。此書有一部分為后人所補入者。后來的人以附有頌者定為劉向原文，無頌者定為后人所補，大抵無頌者都為漢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書，其中故事有許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為戲曲、詩歌的原料；有許多則其機警譬解甚可喜。茲舉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笨鬃釉侔菔?，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余財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五）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chǎn)于越，珠產(chǎn)江漢，玉產(chǎn)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茍好士，則賢士至矣?！逼焦唬骸肮躺?。吾門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乎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新序》一）

“正史”與“傳記”二者之外，古代《左傳》式的“編年史”至漢末亦復活。當獻帝時，荀悅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30篇。此為《左傳》的第一部擬著的摹作，此后，類此的著作，便常常地出現(xiàn)了。

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遷黃門侍郎，曾作《申鑒》5篇?！稘h紀》雖非他的特創(chuàng)之作，然辭約事詳，亦頗自抒其論議。

論文

漢之論文，遠不如戰(zhàn)國時代之炳耀，思想則幾皆秉孔子之遺言而毋敢出入，不復有戰(zhàn)國時電閃風發(fā)之雄偉的論難——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辭則幾皆冗衍而素樸，無復有戰(zhàn)國時比譬美麗而說理暢順之辭采。中國之批評者多重漢之論文，以為渾厚，實則遠遜于戰(zhàn)國時代——自此以后兩千年間，好的論文亦絕難一遇。

最初出現(xiàn)者有陸賈。賈為漢開創(chuàng)之帝劉邦時人，作《新語》12篇，每奏1篇，邦未嘗不稱善。此書雖至今尚傳，然為后人所依托，原書已不傳。后有賈誼，曾上治安策于漢武帝，議論暢達而辭勢雄勁，似較其辭賦為更足動人。今所傳有《新書》58篇，多取《漢書》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大約是舊本殘逸，后取誼文割裂重編之故。然誼固可追蹤于戰(zhàn)國諸子之后，自是漢代第一流的大論文家。今舉其《治安策》的一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