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留日后期魯迅譯作的翻譯情況和文本研究
1906年3月，魯迅從仙臺醫(yī)專退學，回到東京生活，進入留學生活的后半期。在這一階段除了自修德語外，魯迅把主要精力用在譯介外國文學上，與周作人一道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等作品。《造人術》是魯迅留日后期翻譯工作的開端之作。
一 《造人術》的英語原著、翻譯情況、文本細讀
關于魯迅所譯《造人術》的發(fā)表時間，最早發(fā)掘出這篇譯作的熊融認為它發(fā)表在1905年春夏之間
。據(jù)宋聲泉考證，《造人術》的發(fā)表應該在1906年4月之后。1963年，熊融在《女子世界》中發(fā)掘出《造人術》，指出該譯作的署名情況為：“米（美）國路易斯托侖著，譯者索子。”不久，戈寶權指出魯迅譯作《造人術》是根據(jù)日本原抱一庵主人日譯本翻譯的。但是熊融、戈寶權等研究者都未能找到《造人術》的英文原著。
1999年，日本學者神田一三（樽本照雄）撰文公布了魯迅譯作《造人術》英語原著信息，并補充了日譯本信息。神田一三發(fā)現(xiàn)《造人術》“英文原作是Louise J. Strong著的‘An Unscientific Story’（Cosmopolitan雜志1903年1月號）”，路易斯托侖（路易斯·斯特朗）的這篇小說原名直譯是《非科學小說》。神田一三后來查閱了英文原刊，發(fā)現(xiàn)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刊登在《國際人》雜志2月號上。
神田一三還介紹了魯迅譯作《造人術》所依據(jù)的日譯本情況，以及日譯本對英語原著的改譯情況。日文版譯者原抱一庵主人把路易斯托侖的英語小說譯成《造人術》，先是分兩部分刊登在1903年6月8日和7月20日的《東京朝日新聞》上，后來又把登載在報紙上的《造人術》第一部分譯文編入（小說）《泰西奇聞》（知新館，1903年9月10日出版）一書中，魯迅翻譯的是第一部分的譯文。經(jīng)過對比，神田一三指出：“與中日譯文相比，英文原作的規(guī)模要大得多。同時，我們可以認為，魯迅翻譯的僅僅是該小說的開頭部分而已?！鄙裉镆蝗o出了原著與譯本篇幅上的比率：“（原）抱一庵譯的《造人術》，只是原著中描寫‘人芽’成長過程的部分，而后來收錄到單行本《（小說）泰西奇聞》的譯文，僅僅是英文原著的七分之一。”
魯迅翻譯的《造人術》篇幅只有1400余字，全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開頭的兩行文字，它們描繪了主人公伊尼他教授實驗室外面具有田園牧歌色彩的自然環(huán)境。第二部分為接下去的15行文字，主要介紹主人公伊尼他的行狀：他是化學學士，六年前辭去波士頓理化大學教授職務，離群索居，專心致志，從事造人芽的偉大事業(yè)，但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所從事工作的價值；他為研究工作投入了自己的半數(shù)資產(chǎn)，經(jīng)歷了數(shù)十乃至上百次實驗的失敗，受盡人們的嘲笑，但他不為這一切所動，堅定不移地從事著他的造人事業(yè)?！对烊诵g》第三部分26行文字集中筆墨寫伊尼他面對顯微鏡下自己培育出來的生命的心理活動。忽然有一天，伊尼他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芽”的生成。作品寫他竭力控制內心涌動不已的狂喜，注視著這“人芽”的蠕動：“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動，如形成，乃彌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張。”眼前這小生命讓伊尼他明白，他的科學實驗終于成功了。作品渲染了他極度亢奮狀態(tài)：“于是伊尼他氏大歡喜，雀躍繞室疾走。噫吁唏，世界之秘，非爰發(fā)耶？人間之怪，非爰釋耶？假世界有第一造物主，則吾非其亞耶？生命！吾能創(chuàng)作。世界！吾能創(chuàng)作。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誰！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為造物主，快哉！”
比照路易斯托侖的原著，魯迅這段文字雖然并非直譯，但是它相當傳神地譯出了主人公造出“人芽”后的喜悅心情。英語原著是這樣寫的：
At that the learned professor leaped to his feet in a transport of exultation. The impossible had been achieved！Life！Life！So long the mystery and despair of man，had come at his bidding. He alone of all humanity held the secret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He plunged about the room in a blind ecstasy of triumph. Tears ran unknown and unheeded down his cheeks. He tossed his arms aloft wildly，as if challenging Omnipotence itself. At that moment，he felt a veryGod！He could create worlds，and people them！A burning desire seized him to rush out，and proclaim the deed from the housetops，to the utter confounding of brother scientists and the theologians.
筆者把英語原著這段文字直譯如下：
此時，這位博學的教授因為狂喜而忘乎所以，他跳了起來。素來被視作不可能的事情已經(jīng)成為了現(xiàn)實！生命！生命！長久以來帶著神秘和絕望色彩的生命，如今已經(jīng)成為他的掌控之物。他成為所有人類中唯一掌握造人秘密的人。整個實驗室充塞著因他的成功而帶來的狂喜。莫名的熱淚早在不經(jīng)意間布滿了他的臉頰。他瘋狂地高舉著手臂，似乎在挑戰(zhàn)著萬能的上帝。在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就是上帝！他能夠創(chuàng)造世界，他能夠創(chuàng)造人類！被燃燒著的欲念驅使著的他想沖出實驗室，再爬上屋頂，宣布這個將讓他的科學家同人和神學家們徹底震驚的偉大成果。
在歐美基督教國家，人們相信是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類，上帝是萬能的代名詞，教徒必須對上帝虔敬。路易斯托侖《造人術》的主人公在造出了“人芽”的驚喜中突然有了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世界上第二個造物主的狂想，這是褻瀆上帝的一種狂想。在20世紀初宗教保守主義盛行的歐美國家，這樣的作品肯定會引起篤信上帝的讀者的不安。不過在英語原著中，當主人公伊尼他看到了自己創(chuàng)造的“人芽”變成了危害人類的怪物后，他炸毀了這些怪物。在決定處死怪物之前，伊尼他一直在向萬能的上帝祈禱以獲取行動的力量，這時，他又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
魯迅譯作《造人術》在《女子世界》上發(fā)表時，附有周作人以“萍云”筆名寫的跋語和該刊編輯丁初我以“初我”筆名寫的跋語。周作人的跋語認為，《造人術》是“幻想的寓言”，也是“悲世之極言”，認為譯者索子“以世事之皆惡，而民德之日墮，必得有大造鼓洪爐而鑄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擇種留良之術，以求人治之進化”。這是周作人對魯迅翻譯《造人術》目的的推測?！杜邮澜纭肪庉嫸〕跷覟轸斞缸g作《造人術》所寫的跋語言簡意賅，深刻地把握到了路易斯托侖小說的憂思：“吾讀《造人術》而喜！吾讀《造人術》而懼！采美術，煉新質，此可喜；播惡因，傳謬種，此可懼。”丁初我表達了對科學萬能信仰的質疑。
魯迅的譯作《造人術》寫到伊尼他教授造出了“人芽”以及他的歡喜萬分之時，就戛然而止了；路易斯托侖小說原著還用大量篇幅來敘述那個人造生命逐漸顯示的怪物特性，以及圍繞怪物而展開的一系列驚恐故事。當伊尼他看到“人芽”不斷生長變成了有智力的生命，且敏捷地抓住從旁邊飛過的蒼蠅并放進嘴里大聲咀嚼時，他感到了驚恐。酣睡著的伊尼他被那小生命咬住了脖子，驚恐萬狀的教授意識到自己造出的是一個可怕的怪物。那長著魚眼的六個腳趾怪物竟然開口向伊尼他提出“我是什么”的問題，教授還發(fā)現(xiàn)怪物具有類似于人的靈魂。不久，從那怪物身上的囊腫連續(xù)繁殖出的新生命布滿了實驗室，它們開始反抗人的控制。伊尼他開始盤算怎樣消滅這些怪物，他做了幾次嘗試都未能成功。某天，伊尼他在妻子的要求下去參加聚會，離開時他把怪物們關在密閉的屋里。在聚會上伊尼他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實驗基地書房的他聽著怪物們蹦跳和喧鬧聲，更是深陷精神的幻滅中。最后他走出實驗室，把實驗室連同怪物一起炸毀。20世紀初的《造人術》所預言的生命復制技術，在20世紀后期得以實現(xiàn)。在人類克隆技術已經(jīng)獲得重大進展的今天，重讀魯迅翻譯的這篇小說，真是具有相當突出的現(xiàn)實警醒力。
路易斯托侖小說里也包含了某種種族主義的話語，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他描繪怪物的文字中：“它像俾格米人一樣，身高在三四英尺之間，極為強壯。手腳細長而不勻稱，身軀敦實。尖尖的頭，禿禿的，上面頂著一綹頭發(fā)。兩耳大而下垂似狗，寬寬的鼻子，鼻孔微微張開。嘴似一條裂縫，大齙牙。眼睛，噢！它的眼睛清楚地表明，其智力已超出動物。兩只晶亮如黑色串珠的小眼睛斜靠著，離得很近。眼瞼只是一層薄薄的膜，隔一段時間便閉上。這雙眼睛，在充滿激情時閃閃發(fā)亮，流淚時朦朦朧朧，思考問題時變得大大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路易斯托侖參照非洲俾格米人的外形來描述怪物，包含著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而他接著描繪的怪物那種“尖尖的頭，禿禿的，上面頂著一綹頭發(fā)”的外貌特征，很容易讓人想起清末留著辮子的中國人；怪物的“嘴似一條裂縫，大齙牙”長相，也是19世紀歐美國漫畫中常見的中國人形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頒布了多種歧視中國人的法律。神田一三認為，路易斯托侖參照黑人和中國人來描寫小說中的怪物，“明確表明了當時他對黑人及中國人的蔑視”，未讀過路易斯托侖英語原著的魯迅根本不知道中國人是這部作品的歧視對象，“魯迅翻譯并在中國的雜志上發(fā)表的《造人術》的英文原著，竟然是侮辱中國人為怪物的小說，在我看來，這真像是一場惡作劇”。如果魯迅能夠讀懂英語原著或者依據(jù)日譯本《造人術》全部翻譯了原著的話，以青年魯迅的民族主義立場，相信他是不大可能來翻譯這部對中國人有一定惡意的作品的。
魯迅當時從日譯本翻譯《造人術》的意圖應該與他翻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一樣，即宣傳科學思想，具體到這篇譯作，就是稱贊近代生物科學造出“人芽”的偉大創(chuàng)造力。
與翻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意譯方法相比，魯迅《造人術》翻譯方法則采取了直譯日語《造人術》譯本的策略，但是因日文譯者對英語原著采取了改譯、省譯等意譯手段，因此魯迅的翻譯對于原著來說仍然是意譯。劉禾認為，魯迅在《造人術》翻譯時“相當?shù)刂覍嵱谌瘴淖g本，而日文譯本對英文原著則進行了巨大的刪節(jié)和改動”，日譯者原抱一庵，不僅大量刪減原著文字，“而且還放棄了原作平實的標題，代之以更聳人聽聞的‘造人術’”。魯迅的譯文對日語譯本堪稱直譯的樣本，除了把主人公名字由“以仁透”改為“伊尼他”和幾個標點有所改動之外，“其他連改行、符號等也與日文版相差無幾，可以說是忠實的中文翻譯”。
伴隨著翻譯方法的調整，魯迅的《造人術》翻譯語言也相應地從翻譯凡爾納兩部科學小說的文白混用，改為古樸的文言文。試閱讀魯迅譯文開頭部分寫伊尼他培育出“人芽”來的文字，就可以把握到魯迅譯本文字的高古深奧特征：
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動，如形成。乃彌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張。此實質耶？實物耶？實在耶？幻視幻覺，罔我者非耶？我目非狂瞀耶？我腦非壞耶？……
隆然者非頭顱歟？翹然者，非腕歟？后萌雙角，其非足矣？咄咄！怪玄珠漸起，乃將離液，乃將邅回?！?/p>
伊尼他氏，若覺有涼氣來襲，未幾愈，又覺欲狂。雖然，質學智力，使復故我。乃定腦平意，復注眸子，以檢此怪玄珠。
其隆然者，倏生二紋，紋彌大。咄咄！裂矣，生罅隙矣。噫嘻！此非雙眸子耶？
魯迅《造人術》古奧渾樸的譯語和描寫克隆生命的這一嶄新內容形成了奇特的張力，預示了幾年后《域外小說集》的翻譯語言風格的出現(xiàn)。
二 《紅星佚史》詩歌翻譯情況和文本細讀
1906年，魯迅與周作人一道翻譯小說《紅星佚史》中的詩歌，該書1907年出版?！都t星佚史》，原名The World’s Desire，直譯為《世界的欲望》，系英國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1856-1925）和安度闌（Andrew Lang，今譯安特路朗，1844～1912）合撰的小說，1890年由英國著名出版機構朗文出版社印行。周作人從1906年開始翻譯該小說，1907年春譯畢，因小說女主角海倫戴著滴血的星石，周作人把作品標題改為《紅星佚史》，該譯著1907年10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署“英國羅達哈葛德安度闌俱著，會稽周逴譯”。該小說系周作人直接從英語翻譯，書中穿插的16首詩歌則由魯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譯。后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回憶說，《紅星佚史》中的詩歌“在翻譯的時候很花了氣力，由我口譯，卻是魯迅筆述下來；只有第三編第七章中‘勒·多列庚的戰(zhàn)歌’，因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話的古文譯成，不去改寫成古雅的詩體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在英語文學史上，哈葛德和安特路朗的小說《世界的欲望》是被當作承續(xù)希臘神話傳統(tǒng)的玄幻文學看待的。它講述古希臘英雄阿迭修斯（今譯俄底修斯）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奇幻旅行，回到故鄉(xiāng)伊薩卡的故事，阿迭修斯原本希望在故鄉(xiāng)能夠找回安寧和平的家、至親至愛的妻子和值得他愛的兒子，令人痛心的是，他歸來后發(fā)現(xiàn)愛妻、兒子已亡，家園和故國也破敗不堪。極度悲傷的阿迭修斯帶著舊情人海倫贈送的巨人之弓，第三次走上了漂泊之旅。
由周作人根據(jù)英語原著口譯，魯迅筆譯、修改的《紅星佚史》詩歌共16首，收入新版《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共有154行，可謂魯迅一生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詩歌翻譯實踐。先來看英語原著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首詩：
Keen and low
Doth the arrow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The shafts cry shrill：
Let us forth again，
Let us feed our fill
On the flesh of men.
Greedy and fleet
Do we fly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For the feast of war，
Till the air of fight
With our wings be stirred，
As it whirrs from the flight
Of the ravening bird.
Like the flakes that drift
On the snow-wind’s breath，
Many and swift，
And winged for death—
Greedy and fleet，
Do we speed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On the bridge of war.
Fleet as ghosts that wail，
When the dart strikes true，
Do the swift shafts hail，
Till they drink warm dew.
Keen and low
Do the grey shafts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這是一首由阿迭修斯家里的神弓唱響的戰(zhàn)歌，痛切而激越，悲涼而慷慨。當阿迭修斯結束第二次漂泊回到家里，發(fā)現(xiàn)親人亡故，家園荒蕪，內心充滿了絕望。他家那把從巨人歐律托斯傳下來的神弓忽然唱響，歡迎他的歸來，鼓舞他浴血征戰(zhàn)的勇氣。筆者試著直譯這首英文詩歌如下：
熱烈而輕微
箭在歌唱
弓在悲吟，
弦在詠嘆。
箭桿在凄厲地哭泣：
讓我們再度進擊，
讓我們吃飽人肉。
貪婪而急速
我們從遠方飛來，
像群鳥遇見了
戰(zhàn)場死尸的盛宴，
直到戰(zhàn)斗的空氣
被我們的翅膀攪動，
匆忙地疾進
像掠食的鳥兒那樣，
像火花漂浮
在風雪的呼吸上，
大群而急速
一起飛向死亡——
貪婪而急迫
我們從遠方奔來，
像群鳥遇見了
戰(zhàn)火中的橋梁。
像鬼魂哭號著襲來
箭矢擊中了真人，
箭桿冰雹般墜落
渴飲了溫暖的血液
熱烈而輕微
灰色的箭桿在歌唱
弓在悲吟，
弦在詠嘆。
對上述《紅星佚史》第一首詩歌，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譯如下：
雄矢浩唱兮聲幽佇，玄弧寄語兮弦以音。
鳴骹嗷兮胡不續(xù)，胡不續(xù)發(fā)兮魘人肉。
迅其步，婪以飛，予來遙遙兮自遠，如彼肉攫兮赴茲征宴。予薢茩諸飛路兮天風颼颼，浩氣掠余兮余翼為揉。
火花馳逐兮雪風是吹，吾眾瞥至兮惟死之之。婪以飛，迅其步，余來自遠兮遠且遙，如鳥斯邁兮邁斯戰(zhàn)橋。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鏃馀露兮相歡欣。
倉骹唱兮聲幽佇，玄弧寄語兮弦以音。
魯迅把一首由近代英國作家撰寫的古希臘戰(zhàn)歌，翻譯成了頗具《楚辭》騷體風格的古歌。在慷慨赴死的內容書寫、壯懷激烈的情感風格、一唱三嘆的藝術傳達等方面，魯迅翻譯的這首詩歌都與屈原《國殤》后半篇詩句形成了“對話”關系：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魯迅的確非常喜歡《楚辭》且深受其影響，他翻譯的上述《紅星佚史》詩歌明顯帶有屈原詩歌的風味；不過魯迅所譯的這首詩歌也借用了《詩經(jīng)》的體式，具備了《詩經(jīng)》一些戰(zhàn)爭詩歌的情懷。先看《詩經(jīng)·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不僅同類的矛戟、弓箭等戰(zhàn)爭意象都是《詩經(jīng)·秦風·無衣》與魯迅所譯詩歌的主體意象而且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也都回蕩在這兩首中外“古歌”里，它們都具有驅使人們?yōu)榱苏x而共赴疆場的審美力量。在文字和藝術形式上，魯迅的譯詩也吸收了《詩經(jīng)》的養(yǎng)分，“胡不續(xù)”的重復使用，直接讓讀者聯(lián)想到了《詩經(jīng)·邶風·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魯迅譯詩中的“胡不續(xù)”是對《詩經(jīng)·邶風·式微》“胡不歸”的衍用。魯迅的這首譯詩也借鑒了《詩經(jīng)》等中國古詩重章疊句的復沓藝術表現(xiàn)方法。《詩經(jīng)》的《式微》前一章的第一句“式微式微！胡不歸？”完整地在后一章第一句重復出現(xiàn)；魯迅譯詩的第一句是“雄矢浩唱兮聲幽佇，玄弧寄語兮弦以音”，最后一句是“倉骹唱兮聲幽佇，玄弧寄語兮弦以音”，后者基本再現(xiàn)了前者。詩歌的這種復沓藝術，不僅渲染氣氛，強化情感，而且增強了詩篇的音樂性和節(jié)律感，造成了回腸蕩氣的音樂美感。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評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桐氣息派十足”，“搖頭晃腦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事實上，魯迅留學日本時頗受嚴復翻譯的影響，他翻譯《紅星佚史》的采用先秦古體詩歌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嚴復“復古”譯風同調。
前文已經(jīng)說過，《紅星佚史》第三篇第七章的那首“勒·多列庚的戰(zhàn)歌”是由周作人翻譯的，他翻譯的詩歌文本如下：
勒尸多列庚，是我種族名。
吾儕生鄉(xiāng)無廬舍，冬來無晝夏無夜。
海邊森森有松樹，松枝下，好居住。
有時趁風波，還去逐天鵝。
我父唏涅號狼民，狼即是我名。
我拿舟，向南泊，滿船載琥珀。
行船到處見生客，贏得浪花當財帛。
黃金多，戰(zhàn)聲好，更有女郎就吾抱。
我告汝，汝莫嗔，會當殺汝墮城人。
周作人沒采用魯迅翻譯其他16首詩歌的古風體形式，而是文言、白話并用，明白曉暢。譯詩中的“黃金多，戰(zhàn)聲好，更有女郎就吾抱”不僅流露了“土豪”趣味，而且“丘八詩”的氣息撲面而來。周作人自己說是因為這首戰(zhàn)歌“原意粗俗”，他也就譯成這樣子了，這當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與具有突出的浪漫詩人氣質的魯迅相比，周作人更像是一名理性、克制的學者和散文家。因此，魯迅所譯的《紅星佚史》詩歌更具有濃郁的詩意，而周作人的譯詩則相當平白通俗，總缺那么一點詩意。
魯迅在1906年翻譯，后來（1914年）發(fā)表的海涅詩歌，也采用了先秦古風體的形式。
三 《裴彖飛詩論》的翻譯情況和主要觀點分析
1908年8月，同樣是由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裴彖飛詩論》發(fā)表在留學生雜志《河南》第七期上，署“令飛譯”。據(jù)周作人回憶：“這本是奧匈人愛彌耳·賴息用英文寫的《匈加利文學論》的第二十七章，經(jīng)我口譯，由魯迅筆述的，所譯應當算作他的文字，譯稿分上下兩部，后《河南》?？?，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遺失了……”籟息的這篇專論是他的專著《匈牙利文學：歷史的與批評的研究》第二十七章《裴多菲，匈牙利詩歌天才的化身》，現(xiàn)存魯迅、周作人翻譯的《裴彖飛詩論》翻譯出了籟息原著45%的篇幅。雖然這篇《裴彖飛詩論》是“殘篇”，但它與稍早發(fā)表的《摩羅詩力說》一道，成為中國最早譯介裴多菲生平和創(chuàng)作的文獻。
裴彖飛，今通譯為“裴多菲”（Pet?fi Sándor，1823-1849），匈牙利著名詩人、革命者。魯迅曾經(jīng)說過，“我向來原是很愛Pet?fi Sándor的人和詩的”。1908年2月、3月，魯迅在《河南》雜志第二、三期上發(fā)表的《摩羅詩力說》的最后一節(jié)前半部分對裴多菲生平、思想和創(chuàng)作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和評說。裴多菲出生于匈牙利平民之家，廣泛深入地接觸了匈牙利的社會生活，1849年在爭取匈牙利獨立的戰(zhàn)爭中英勇犧牲。他在不到十年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創(chuàng)作了800多首詩歌、8部長篇敘事詩，以及80多萬字的小說、政論、戲劇和游記，成為匈牙利近代文學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長詩《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以及短詩《自由與愛情》等。追求愛情和生活的幸福，謳歌自由獨立的社會理想是裴多菲詩歌的基本主題。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將裴多菲與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等19世紀偉大詩人一道列入“摩羅詩人”群體。魯迅引用裴多菲日記，褒獎他摒棄功利主義，為自由而創(chuàng)作的不俗境界：“裴彖飛亦嘗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筆一下，不為利役也。居吾心者，愛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魯迅尤為贊頌裴多菲為民族獨立而獻身的崇高追求：“平日所謂為愛而歌，為國而死者，蓋至今日而踐矣?！濒斞赋浞挚隙ㄅ岫喾圃娮鞯膭?chuàng)造性，認為他“又善體物色，著之詩歌，妙絕人世，自稱為無邊自然之野花”，并引用裴多菲本人的表述，指出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力，“吾心如反響之森林，受一呼聲，應以百響者也”。
留學日本時，魯迅很留意收集裴多菲的作品，并托東京的丸善書店到德國去訂購他的作品。1925年，魯迅直接動手翻譯了裴多菲的五首詩，刊載在《語絲》周刊上。他1930年代也曾給白莽（殷夫）翻譯的《彼得斐·山陀爾行狀》和孫用所譯裴多菲長詩《勇敢的約翰》做校對工作，他還把自己珍藏了30年的兩部德文版裴多菲詩集送給白莽，期望他翻譯出更多的裴多菲作品來。
關于《裴彖飛詩論》原作者籟息，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十卷對他的注釋有誤，注釋者把他的生卒年寫成了“1822～1864”。筆者檢索有關資料，介紹籟息的信息如下：埃米爾·籟息（Emil Reich，1854-1910），出生于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猶太人家庭，法學博士，1884年移居美國，1890年起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高校任教，應邀撰寫“現(xiàn)代劍橋歷史”系列中的“匈牙利和斯拉夫”卷（1902年），籟息的《匈牙利文學：歷史的與批評的研究》于1898年在英國出版，系世界上首部用英語撰寫的匈牙利文學史，魯迅、周作人合譯作品出自這部專著的第二十七章。
在《裴彖飛詩論》正文前，有一篇魯迅寫的譯者附記：
往作《摩羅詩力說》，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飛事。獨恨文字差絕，欲迻異國詩曲，翻為夏言，其業(yè)滋艱，非今茲能至。頃見其國人籟息Reich E.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飛詩論》一章，則譯諸此。冀以考見其國之風土景物，詩人情性，與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
這篇簡短的譯者附記包含的信息量比較豐富：一是交代譯者魯迅曾經(jīng)在往作《摩羅詩力說》里介紹過裴多菲的創(chuàng)作；二是魯迅非常想把裴多菲的作品翻譯成漢語（“夏言”），但無奈中、匈文字差異太大，一直未能做成這項艱難的譯事；三是交代《裴彖飛詩論》的出處；四是揭示翻譯該文的目的，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翻譯這篇研究裴多菲的論文，為讀者描繪匈牙利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觀，研究詩人的性情，發(fā)掘詩人創(chuàng)作的宗旨和意趣。下文具體來看看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的《裴彖飛詩論》闡述了什么論點，他們是否實現(xiàn)了譯者附記所說的譯介目的。
魯迅、周作人翻譯的《裴彖飛詩論》第一、二段主要論述裴多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文章一開頭就把裴多菲與他之前及同時代作家進行對照，突出了他創(chuàng)作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
摩陀爾多文士，如吉斯福廬提（Kisfaludy C.）、佛勒思摩諦（V?-rosmarty M.）、約息迦（Josika N.）、開默尼（Kemény S.），胥藝苑之俊也。愿情辭洵耀艷矣。而相其文質，大都以馮依得美，或局囿于一國性情。超軼樊畦，至復希有。使其索求如是，僅得裴彖飛一人而已。裴彖飛在匈加利詩人中，獨能和會摩陀爾特鐘之詩美，與歐土鴻文，具足無間。使心解詩趣者，威能賞析。疆域之別，言語之異，無由判分。蓋諸有真詩，亦猶真樂，不以內外今昔，起其遷流，裴彖飛之詩。其真者也。此他詩人，亦有巧于抽寫，復善調諧音節(jié)，名極一時?；蚰茉熳黧w式，雖叢脞無足言，而頗嬰感興。又或賦宗教道德愛國諸事，尚移人情，博其忭伏者。顧裴彖飛技不止此。其造言特美富，而所以度越儕輩，又不獨恃造言，且不假宗教道德之力，以自推舉。創(chuàng)造詩景，實其天能。今假有對境在斯，凡人莫能詩化，裴彖飛乃幻為仙鄉(xiāng)。
魯迅、周作人這段譯文譯出了原著的主要觀點，但是文字上稍有改變，這段譯文開頭兩行提到的那幾位匈牙利作家是譯者增添進去的，最后兩行關于裴多菲詩作制造仙境功效的論述比原著要簡化。魯迅、周作人的譯文古奧，意思難懂，筆者根據(jù)籟息的英文原作直譯這段文字如下：
在某種程度上，第二十六章研究過的馬扎爾人作家、詩人的優(yōu)秀作品都是相對的、民族化的作品，而不是絕對的作品。
我們即將要在本章討論的天才亞歷山大·裴多菲在匈牙利作家中可能是獨樹一幟的，他的創(chuàng)作完全調和了馬扎爾詩歌民族的、特殊的優(yōu)點與歐洲文學杰作更廣泛的特征，只要放下民族和語言的差異，而能感知詩歌之美，人們就不難把裴多菲的作品尊崇為杰作。如同真正優(yōu)秀的音樂一樣，詩歌杰作對于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受眾都具有吸引力。裴多菲是真正的詩人。別的詩人可能巧于表達，作品的語音節(jié)奏易于讓本國同胞喜歡上他們的詩篇；另一些詩人可以創(chuàng)造一二種詩歌類型，甚至給無關緊要的詩歌帶去優(yōu)雅和趣味的魅力；更多的詩人借助宗教、道德和愛國情感，這樣的情感能夠極大地抓住讀者的心靈和想象。裴多菲的作品遠比這一切要豐富。他的語言豐富而美麗，但他比其他作家優(yōu)秀之處并不止于此。他從未或者很少借重于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裴多菲創(chuàng)造詩歌現(xiàn)象，這是問題的一切。在他之前，完全沒有人成為詩歌現(xiàn)象，正是裴多菲魔法師般地變出了由詩歌的觀念、形象、時間和場景構成的完整精靈世界。
從這段論述中可以看出，籟息把裴多菲放置到匈牙利語境和歐洲文學坐標中去評估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價值，認為裴多菲是唯一能夠融合文學的民族性和普遍性（國際性）的匈牙利作家。同時，籟息認為裴多菲是不需假借外力（道德和宗教），全憑自身非凡創(chuàng)造力而贏得讀者的真詩人，這就凸顯了裴多菲詩歌的原創(chuàng)價值和獨特魅力。
魯迅、周作人所譯《裴彖飛詩論》第二段非常長，占據(jù)了譯文全文近一半篇幅，它先是承接第一段，繼續(xù)論述裴多菲詩歌的獨創(chuàng)性：
裴彖飛未生前數(shù)百年，匈加力有駁合之民，山瀆藪澤，與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之神宓，動裴彖飛而樹其絕歇者，不異今日，故能解此神宓之言者，獨一裴彖飛。能法自然以制詩者，獨一裴彖飛。能寫匈加力天然之淵默而不息者，又獨一裴彖飛也。
根據(jù)籟息英文著作，筆者用流暢的白話文重新翻譯上述周氏兄弟所翻譯的部分，可以更好地理解籟息對裴多菲的論述：
在裴多菲出生前的幾個世紀里，匈牙利早已擁有后世一樣混血的國民、連綿的群山和巨大的河流和湖泊，以及神秘的普斯多（尤其是普斯多它惹動裴多菲寫出數(shù)量驚人的優(yōu)美詩篇）。面對上述描寫對象，裴多菲是唯一能夠“理解它們的神秘語言”的詩人，他是唯一能夠為自然的根基創(chuàng)制詩歌的詩人，他也是唯一為自然沉默的飛行和停頓寫出驚險劇的匈牙利人。
這段文字論證了裴多菲作為匈牙利普斯多草原代言人的身份，從而闡述了裴多菲在匈牙利幾百年文學史上舉世無雙的崇高地位。從周氏兄弟翻譯的文字來看，他們基本傳達了英文原著的意義，但是他們用不通用的“絕歇”來翻譯英文原著的astounding number（數(shù)量驚人），并不十分恰當。他們用“淵默而不息者”來翻譯英文原著the dumb flies and staging（沉默的飛行和停頓），顯然只譯出了大自然變動不息的一面，而漏譯了它安息不動的另一面。
《裴彖飛詩論》繼續(xù)闡釋普斯多草原及其旅舍給裴多菲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的豐富靈感，并使得他的詩歌煥發(fā)出了偉大創(chuàng)造力：
轉此傳舍（Csarda），頓成有情。其室四隅，咸吐詩曲樂者，古歡來思。于是道周逆旅，煥然為創(chuàng)造物之至新?！L之過匈加力平野者，寥寥然不存節(jié)奏，然與詩人邂逅，聲輒轉為莊嚴。如經(jīng)伯赫（Bach）之笛。
周氏兄弟的這段翻譯以古樸的漢語，基本譯出了籟息英文原著的風采，再現(xiàn)了裴多菲吟詠匈牙利普斯多平原那類詩歌的音樂美：
對于裴多菲，普斯多的查爾達什旅館讓他寫出生機勃勃或衰微頹敗的滿貯詩意的景象，在他的妙筆下破敗的館舍經(jīng)具有了鮮活生命，旅館的每一個角落開始獲得了詩歌、音樂、回憶、預言那般的氣息?！颠^匈牙利曠野的風原本不成曲調，但是野風吹拂進無與倫比的詩人裴多菲的身體和靈魂之后，它似乎是穿過了巴赫手中的笛子之管而轉換成了風格憂傷的賦格曲和氣勢恢弘的宗教清唱劇。
面對這段需要掌握較為豐富的西方古典音樂知識，才能譯出神采來的優(yōu)美論述，年輕的周氏兄弟的知識儲備明顯不夠用，他們回避去翻譯重要的西方音樂專業(yè)詞語賦格曲和宗教清唱劇，對巴赫這樣的古典音樂大師及其作品明顯也不了解，只是用“莊嚴”來翻譯他的“風格憂傷的賦格曲和氣勢恢弘的宗教清唱劇”。
在魯迅、周作人所譯《裴彖飛詩論》第二段中部，作者對裴多菲詩歌創(chuàng)作與愛情的關系進行了十分有趣的探討：
裴彖飛所詠，愛戀為多，而自見愛于女子特鮮。蓋女子之性，較近自然。其系屬于詩，深密不如男子。故使遇一少年，縱詩歌寶匨，滿其心曲，而獨無金資，則將奈何矣。第此非能核沮詩人，反以振起。裴彖飛之愛博，即其愛至約也。愛之對于詩人，如普斯多，及迭思川水與凱勃及耶諸山，為巨極之默示。愛如大海，迨其度此，而詩歌新陸，乃在目前。所遇婦人，雖流妓女伶常人貴胄，以至村舍女子客傳女奴，莫不推愛。特此又不緣于沖齡（裴彖飛以二十六歲卒）。情切詩歌，因以有此。凡是諸女，皆為造景機宜。景雖萬殊，而無不滿以詩致。正猶在山林川水中，處處見自然景色耳。自稱曰無邊自然之野華（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當夫！
比照英語原文，魯迅、周作人所譯的這段文字基本上是對籟息論著的直譯，但是他們所用的文字太深奧冷僻，令人費解。為了能夠充分理解這段重要的文字，筆者據(jù)英語原著對它直譯如下：
裴多菲吟詠愛情的詩篇數(shù)以百計，但是他很少獲得女性的愛情。因為女性更接近自然，她們比男人更現(xiàn)實，也更不容易因詩歌而心動。一位女子如果遇見靈魂的箱中藏滿詩歌財富卻身無分文的年輕詩人，她還能怎樣選擇？不過這一切未讓裴多菲停止稱頌愛情或厭惡愛情，反而激起了他對愛情的追求。他愛得很多，也可以說，他愛得很少。愛情之于裴多菲，就如同匈牙利普斯多平原、蒂薩河和喀爾巴阡山之于他具有巨大的啟示，就像穿過它就能夠發(fā)現(xiàn)詩歌新大陸的海洋一樣對他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他所遇見的幾乎所有可愛、有趣的女性，不管是無法無天的吉普賽姑娘、女戲子、布爾喬亞母獸、貴夫人、農(nóng)家姑娘還是客店女仆，裴多菲全愛著她們，或者想象著他的所愛。這并不是因為裴多菲的極其年輕——他死時才26歲——而是緣于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激情。就像自然生命中充滿了森林和河流，前面提到的各種類型女性中的每一位都為裴多菲創(chuàng)造詩歌生命提供某種機會。在一定意義上，裴多菲“無邊自然中的野花”（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詩句恰恰說中了他自身的處境。
在這段論述中，籟息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觀點，即現(xiàn)實生活中很少有女性給予裴多菲愛情，不過這恰恰是他在詩歌作品中深情吟詠愛情的動力。但是籟息認為，由于女人與自然更加接近，她們比男人更加現(xiàn)實，更加不會為詩歌心動，也就不會愛上在精神王國里極端富有而在現(xiàn)實世界中一貧如洗的詩人?；[息這一看法帶著男性的偏見，他對女性世俗性的認定是相當不公正的。事實上，不為詩歌心動，不喜歡窮詩人的男性并不比這類女性少見。魯迅、周作人比較忠實地譯出了籟息這段論述詩歌與愛情關系的文字；不過，在翻譯裴多菲所遇見的各類女性時，未能充分把原著用詞的豐富性、精確性呈現(xiàn)出來，他們用“流妓女”來翻譯“無法無天的吉普賽姑娘”，忽視了匈牙利生活著大量吉普賽人的史實，遮蔽了“吉普賽”這個語詞包含的浪漫風情。周氏兄弟采用非常平淡的“常人”來翻譯充滿戲謔意味的“布爾喬亞母獸”，掩蓋了語詞的階級色彩，也丟棄了它的民間趣味。
在譯作《裴彖飛詩論》第二段的后半部分，魯迅、周作人動用古代漢語的音韻、色彩之美，翻譯裴多菲筆下的匈牙利自然美景：
若據(jù)詩人之意言之，則曰：與匈加力之普斯多，又大相似耳。裴彖飛行跡遍全國，其后有詩，以中央與南匈荒野為至美。普斯多之在匈加利者數(shù)凡三千，而兌勃烈生左近之霍耳德巴吉最有名，時見之裴彖飛吟詠。諸普斯多為狀，各各殊異，多或滿以麥田煙圃，及荏粟之林，多或為池沼平蕪下隰，且時或茂密，時或荒寒，時或蒼涼，時或艷美，大似匈加利人狂歌之性，而尤近裴彖飛。
為了便于讀者理解這段古奧的文字，筆者用現(xiàn)代漢語把它翻譯如下：
然而裴多菲認為，他本人的個性與廣闊無垠的普斯多草原、匈牙利平原最為相似。裴多菲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而后他給世人留下了偉大的詩篇，在那些詩篇里，他用審美的手掌輕撫著匈牙利中部和南部的廣闊草原。匈牙利連綿不斷的普斯多草原有3000多個，其中靠近兌勃烈生（德布勒森）的霍耳德巴吉草原最為著名，它成為裴多菲許多優(yōu)美詩篇歌詠的對象。普斯多草原外部形態(tài)千差萬別，有的是廣種著小麥、煙草和玉米的田地，有的是分布著沼澤、池塘的濕地，有的是廢棄的耕地，有的則是密布小石頭的荒地。普斯多草原富饒與貧瘠的差異，自然的喧響與荒地的沉郁之對照，與匈牙利民族整體的狂想型脾性非常地相似，更與裴多菲的性情十分接近。
這段文字揭示了裴多菲詩歌創(chuàng)作與匈牙利大自然的密切關系，再現(xiàn)了裴多菲詩篇中普斯多草原絢麗多彩的美妙風光，讓讀者在裴多菲的詩歌對優(yōu)美自然書寫中，獲得充足的審美愉悅。
周氏兄弟所譯《裴彖飛詩論》第三段文字比較精短，它首先論述了裴多菲詩歌的特征：
裴彖飛雖以抒情詩人名世，而其詩純屬客觀，凡杰作多可述以散文。或迻之他國言文，不損美致。蓋詩趣滿中，永久無間。所以為美，非僅賴其聲調言辭者也?！徨栾w詩率甚短，僅以數(shù)句述境地而詩化之。言外余韻，何感于心，則一任諸讀者?！x者心弦應響，乃迥出言辭之外?？陀^之詩，此之謂矣。
第三段詩論道出了裴多菲抒情詩所具有的客觀性特征，并認定裴多菲作品的詩趣充盈而持久，指出這種詩趣不是來自文字的聲調言辭，而是來自詩境的創(chuàng)造和對言外之韻的捕捉。文章還指出了裴多菲詩歌易于翻譯成異國語言的“可譯性”特征（與詩歌不可譯的觀點形成對話），并認為裴多菲的詩歌可以用散文來轉述。詩歌與散文通常被視作兩種差異巨大的文體，裴多菲詩歌便于用散文文體轉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作品“可譯性”充足的體現(xiàn)。說到裴多菲詩作的詩趣時，周氏兄弟此處譯文有較大的自由發(fā)揮，籟息的英語原作說裴氏作品之詩趣“不是來自文字的音樂性和畫面感，不是來自于明喻的驚人效果”。此處譯文顯示了周氏兄弟《裴彖飛詩論》翻譯的基本特點，即整體上采取了直譯的翻譯方法，但在局部上它又有意譯、編譯的筆法。
《裴彖飛詩論》第三段最后幾行文字，對裴多菲《失馬》《逆旅主婦愛盜》《刺摩陀爾士夫》等詩作做了簡析，然后對裴多菲文獻創(chuàng)作的幽默天賦做了闡發(fā)：
當彼童年，已多悲感，而出語乃諧妙無方，此洵可驚異者已。況復諧而不失于雅，溫潤而歡愉，與英人呵德所謂哀弦無悅響者正反。蓋裴彖飛諸作，妙怡人情，而譏刺深刻，又不如裴倫赫納之厲。試讀名什《刺摩陀爾士夫》（A Magyar Nemes）一詩，當見大刀闊斧，直與奮斗，更無針縫之刺，亦不作山都之野笑也。（周氏兄弟的譯文至此中斷——引注）
為便于讀者理解，根據(jù)籟息英語原文，筆者把《裴彖飛詩論》相關文字用白話翻譯如下：
考慮到裴多菲的相當年輕和他所經(jīng)受痛苦的極為深重，他卻能夠在詩篇里寫出精美而純粹的幽默，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這種幽默乃來自詩人心智的成熟，充滿著圓潤的溫情與歡樂。詩人胡德曾經(jīng)詠嘆說“憂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歡樂的調子”，裴多菲詩作與胡德詩作命意相反，這里有歡快的幽默，極致的玩樂和朗朗的笑聲。裴多菲的詩作也不如海涅和拜倫作品那樣詼諧而銳利。在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詩篇《諷馬扎爾貴族》里，詩人只是挺起他手中得心應手的利劍不斷進擊，詩中并無針刺般的疼痛感，也無好色之徒的狂笑。
對比英語原著，周氏兄弟基本譯出了這段論文的風采，尤其是用“哀弦無悅響”來翻譯胡德的詩句“憂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歡樂的調子”，顯得用語經(jīng)濟而韻味更足。周氏兄弟用“諧妙”來翻譯英語humour，能夠道出humour的意蘊，成為林語堂二三十年后用“幽默”來翻譯humour的先聲。在翻譯裴多菲詩歌篇名時，周氏兄弟采用了古漢語色彩很濃的文字。《失馬》（“The Stolen Horse”）更平實的譯名應是《失竊的馬》；《逆旅主婦愛盜》（“The Wife of the Inn-Keeper Loved the Vagabond”）用“逆旅”這個詩意的古漢語詞語翻譯旅館；在《刺摩陀爾士夫》（“A Magyar Nemes”）中，譯者采用的是同音詞“刺摩陀爾”翻譯Magyar，而“士夫”（士大夫）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十足的語詞，它被用來翻譯匈牙利的貴族。對上述譯名的采用，顯示了周氏兄弟直譯文本中的某種用中國古典傳統(tǒng)歸化異國文學的翻譯傾向。
綜上分析，魯迅、周作人翻譯的《裴彖飛詩論》，為人們描繪了匈牙利的文化風習和普斯多草原的自然景觀，闡述了詩人裴多菲詩歌創(chuàng)作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和豐富的意趣，論證了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學史上的重大價值和對后世文學的深遠影響。因此，周氏兄弟的《裴彖飛詩論》很好地實現(xiàn)了譯者的基本期待和譯介目的。
四 《域外小說集》思想主旨、翻譯情況及文本分析
魯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具有鮮明的“弱小民族文學”屬性，在清末中國社會，這部譯文集的出現(xiàn)不僅是文學翻譯事業(yè)的一個突破，而且也顯示了周氏兄弟這對中國青年精英的超越當時國際關系流俗觀念的卓絕見識。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國家飽受列強侵略直至亡國，對于這些國家的悲慘命運，魯迅和其他少數(shù)具有正義感的中國青年給予了深切的同情；與此相反，清末不少中國人對這些弱國的不幸予以嘲笑，對那些耀武揚威的列強反而心存敬意——這是國際關系中典型的嫌貧愛富、崇強貶弱的勢利態(tài)度。清末封疆大吏、士大夫的翹楚張之洞曾作《軍歌》，其歌詞有“請看印度國土并非小，為奴為馬不得脫籠牢”的冷酷文字。同為張之洞作的《學堂歌》也有“波蘭滅，印度亡，猶太移民散四方”的不良表述。
魯迅在1907年創(chuàng)作的《摩羅詩力說》中對這些歌曲進行了征引：“今試履中國之大衢，當有見軍人蹀躞而過市者，張口作軍歌，痛斥印度波闌之奴性；有漫為國歌者亦然?！?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后來，魯迅在1918年的《隨感錄》里寫道，每當他聽到有中國軍人唱“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便覺得臉上和耳輪同時發(fā)熱，背上滲出了許多汗”。魯迅對弱小國家具有某種親近感，說自己年輕的時候“最愿聽世上愛國者的聲音，以及探究他們國里的情狀”，“波蘭印度，文籍較多；中國人說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卻很替他們抱著希望”。
魯迅在寫于1908年的《破惡聲論》結尾部分指出，在近代世界上殺戮成性的歐洲列強征服了波蘭、印度等國家，他認為“波蘭印度，乃華土同病之邦矣”！作為同樣飽受列強欺壓的中國人，對它們本應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場：“使二國而危者，吾當為之抑郁，二國而隕，吾當為之號咷，無禍則上禱于天，俾與吾華土同其無極?！钡牵袊羞@么一批“志士”，他們不僅不同情波蘭、印度，而且嘲笑這些飽受欺壓的弱小國家是“自取其殃而加之謗”，魯迅認為這些“志士”因為“久匍伏于強暴者之足下，則舊性失，同情漓，靈臺之中，滿以勢利，因迷謬亡識而為此與”，他們“頌美侵略，暴俄強德，向往之如慕樂園，至受厄無告如印度波蘭之民，則以冰寒之言嘲其隕落”。他們艷羨、贊美那些揮霍暴力侵略別國的列強；對于那些深受欺凌的弱小國家的悲苦，卻無動于衷甚至冷酷地加以譏嘲。在揭示這些中國“志士”崇拜強權、欺軟怕硬的勢利性的過程中，青年魯迅本人超拔的見識和卓特的個性得以彰顯。
《域外小說集》由魯迅與周作人合譯，收錄歐美12位小說家的16篇作品，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由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制，分上下冊出版，為32開的毛邊書。上冊于1909年3月出版，發(fā)行人署“周樹人”，印刷者署“長谷川辰二郎”，總寄售處為“上海英租界后馬路乾記弄廣昌綢緞莊”，該冊譯文集共印制了1000本，毛邊，收錄小說7篇，其中安特來夫的《謾》《默》，署“樹人譯”，由魯迅從德語譯本轉譯。下冊于1909年7月出版，印500本，收錄小說9篇，其中迦爾洵的《四日》署“樹人譯”，系魯迅借助德語譯本轉譯。
《域外小說集》的封面由魯迅自己親自設計，它的整體是青灰色，上端有古希臘文藝女神繆斯迎著初升太陽的畫面，異國情調撲面而來；緊接這畫面的是由書法家陳師曾用篆字題寫的書名，傳統(tǒng)中國的古典氣息躍然紙上。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在16篇翻譯小說前有魯迅寫的“序言”和“略例”，后面附有譯者的《雜識》。1910～1917年，周作人又翻譯了21篇歐美小說，周氏兄弟把這些新譯作與原已出版的16篇舊譯作合在一起，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的增訂版，署“周作人譯”，增訂版的“序”寫于1920年3月，用周作人的口吻來寫，實際上它出自魯迅之手。
為什么《域外小說集》1909年會在東京神田印刷所出版，而又放在上海的一家綢緞莊寄售？這其中隱含了近代翻譯文學出版的艱難與辛酸，也寄托了一段因友誼帶來出版資金的文壇佳話。據(jù)周作人回憶，當時同在日本留學的紹興同鄉(xiāng)許壽裳正負責《支那經(jīng)濟全書》的出版工作，許氏給摯友魯迅找到了一份賺外快的校對工作，魯迅因此認識了東京的這家出版社，“承印《支那經(jīng)濟全書》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來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領，與魯迅頗說得來，所以后來印《域外小說集》，也是叫那印刷所來承辦的”。那時是1908年冬，魯迅的老友蔣抑卮正好來東京治耳病，這位開綢緞莊并擔任浙江興業(yè)銀行股東的儒商聽說了周氏兄弟譯介、出版外國文學的計劃后，便給他們墊付了200元當作《域外小說集》的出版經(jīng)費，并把自己在上海的綢緞莊當作寄售處。
《域外小說集》16篇小說中的13篇由周作人翻譯，直接由魯迅翻譯的是三篇，但是這部書是周氏兄弟精誠合作才得以完成的精神產(chǎn)品。魯迅雖然譯得不多，但是從制訂規(guī)劃到翻譯、修改作品，從設計封面到出版發(fā)行，這部書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周作人后來回憶說，魯迅除了翻譯、編輯自己的文章外，“更多是編別人的稿件，抄寫，整編，規(guī)定行款格式，找尋和描畫封面圖案，預備付印”，“最好的例子是《域外小說集》，字形和行款，紙張，從舊德文的文藝雜志上借來的圖案，許壽裳寫的篆字題目，都很經(jīng)過一番經(jīng)營”。
魯迅所譯《域外小說集》里的三篇小說表達的基本主題是人世間真誠與摯愛的缺乏，以及它們的缺乏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他所譯安特來夫（Leonid Andreyev，1871-1919）小說《謾》的主人公陷入了心理的偏執(zhí)中，他總覺得周遭的人都在欺騙自己，他最不放心的是女友，盡管女友反復強調“吾愛君，汝宜信我”，并擁吻他，他仍然覺得女友不可信。他意識到“謾蜿蜒奪手出，進咬吾心，以此咬之毒，而吾首遂?！?。他終于殺死了女友而進了監(jiān)獄，他長跪而懇求顯身于幽暗監(jiān)獄中的天魔“語我誠”，但發(fā)現(xiàn)“誠不在此，誠無所在也”，他最終絕望地意識到“顧謾乃永存，謾實不死”。對真誠的求索，使得主人公陷入瘋狂而殺人。
魯迅所譯安特來夫的《默》竭力渲染籠罩著牧師一家的沉默狀態(tài)。牧師伊革那支是一個不受歡迎的神職人員，他待人“少矜恕”且貪婪，他“為牧師酷，為父兇”，小說主要寫伊革那支作為“兇父”的冷酷一面。伊革那支與女兒威羅陷入了冷戰(zhàn)中，妻子雖竭力彌合父女的感情裂痕也無濟于事，女兒以沉默來面對父母。七天后，威羅臥軌自殺，伊革那支竟然若無其事地在教堂主持了女兒的葬禮，妻子在巨大的打擊之下臥床不起，任憑伊革那支勸慰，妻子就是沉默以對。七天過去了，妻子仍然默然無語，伊革那支走進女兒的房間，躺在女兒的床上，呼喊著已死的威羅的名字，屋里只有一片死寂。某一日，伊革那支來到女兒的墓地，期待與女兒交流，期待女兒復活，他不斷召喚著“威羅吾女”，但籠罩著墓地的是無邊無際的死寂，這位“兇父”終于深陷于喪女的悲痛中。
安特來夫的小說《默》描寫一個家庭因缺乏愛而走向崩潰，并反復渲染這個無愛家庭的如死水般的沉寂；而《謾》則表達了缺乏“誠”的人們陷入“謾”（撒謊）之精神沼澤的無盡痛苦。魯迅在弘文學院讀書時，曾經(jīng)與摯友許壽裳討論中國國民性的問題，“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魯迅所譯的《謾》與《默》表達了遙遠的異國人們缺失“誠”與“愛”的生活悲劇，與青年魯迅當時對國民性的思考在精神上形成了對話關系。
魯迅翻譯的迦爾洵（Vsevolod Garshin，1855-1888）小說《四日》則從戰(zhàn)爭的角度表現(xiàn)人們因缺乏互愛而走向戰(zhàn)爭，以及在殘酷的戰(zhàn)爭中愛的覺醒。小說主人公伊凡諾夫是俄國志愿兵，他來到保加利亞參加俄國與土耳其的戰(zhàn)爭而身負重傷，在昏迷、清醒、再昏迷、瀕臨死亡中掙扎了四天后最終獲救。作品主要描寫伊凡諾夫半昏半醒狀態(tài)下的戰(zhàn)爭記憶和心理意識：他想起自己開槍擊中土耳其士兵并用刺刀捅死對方的慘烈場面，他想到自己殺死的人應該也有老母親，想到那老母每當夕陽西下走出茅屋翹首等待兒子歸來的畫面，他開始質疑自己參加戰(zhàn)爭的意義。伊凡諾夫也想象自己死后，國內的報紙用“吾軍損失極鮮，傷者若干”這樣輕描淡寫的文字來描述殘酷的戰(zhàn)爭，想象自己陣亡后被當作死狗一樣處理的待遇，他開始批判自己和其他士兵為了愛國和當英雄而踴躍參戰(zhàn)的愚昧行為。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小說借助伊凡諾夫的眼睛描述了那具土耳其士兵尸體腐爛后的丑惡：
毛發(fā)漸脫，其膚本黎黑，今則由蒼而轉黃，面目臃腫，至耳后膚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緘行滕，脛肉浮起成巨泡，見于兩端鉤結之處，全體彭亨若山丘。更歷一日，乃將如何耶？
伊凡諾夫想象著這具尸體將被蛆蟲慢慢吃盡肉體而僅剩一副枯骨的慘狀，他忽然想到自己死后也將墮入同樣的腐爛、發(fā)臭、被蟲蛆吃盡的命運中，小說對戰(zhàn)爭罪惡的書寫真是入木三分。魯迅曾經(jīng)說自己“從安特來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的閱讀體驗，對陣亡者腐臭尸體的描繪，應該是這種恐怖閱讀體驗的主要內容吧。迦爾洵這篇小說把戰(zhàn)爭的恐怖和丑陋展露無遺，這就從反方向召喚了人類需要互愛、世界應該摒棄仇恨的人道主義精神。
魯迅對俄國文學有著特殊的情懷，他在回顧清末自己那一代青年接觸、接受外國文學的狀況時寫道，起初他們從梁啟超編的刊物看到法國凡爾納的小說，從林紓翻譯小說看英國哈葛德的作品；后來他們“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他們從俄國文學里“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從閱讀善于表現(xiàn)俄國弱小者和被壓迫者的文學出發(fā)，魯迅等青年進而喜歡上了歐洲和世界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學，他和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16篇作品中就有13篇是來自弱小民族的作品。
除了關切“弱小民族文學”這個動因外，魯迅、周作人譯介《域外小說集》的另外一個動因是試圖擺脫清末林紓外國小說譯介模式對自身的影響，為自己的翻譯尋求創(chuàng)新機遇，更為中國近代翻譯開辟新的道路。魯迅為《域外小說集》初版寫的“序言”、“略例”和“廣告詞”，以及他為該書的1921年群益書社版寫的序，是理解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在翻譯《域外小說集》基本追求的重要文獻。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言》里充滿自信地向世人聲稱：“《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在《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出版不久，魯迅曾經(jīng)為它在媒體上寫過這樣的“廣告詞”：
是集所錄，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結構縝密，情思幽眇，各國競先迻譯，斐然為文學之新宗，我國獨闕如焉。因慎為譯述，抽意以期于信，繹辭以求其達。先成第一冊，凡波闌一篇，英一篇，俄五篇。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濫觴矣。
這篇文字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研究者發(fā)掘出來，它對于理解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的翻譯選材、宗旨、方法和翻譯文體等都相當重要，可以與早已廣為人知的《域外小說集》初版“序言”、群益書社版的序以及“略例”參照對讀。
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言》里交代了翻譯該書的選材“特收錄至審慎”，也就是說，他們是帶著近似于譯經(jīng)的態(tài)度來擇取翻譯材料的，這是總的選材原則。魯迅在為該書寫的“廣告詞”中明確了翻譯選材的范圍是“近世小品”，即近代外國短篇小說名家的名篇，突出了“近代”時間概念。魯迅在“廣告詞”中具體給出了名篇應該具備的條件是“結構縝密，情思幽眇”?！奥岳睂Α队蛲庑≌f集》選材的時間和空間的界定更為詳盡：“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為多，后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魯迅在這里對所譯翻譯小說集的“域外”空間概念予以嚴密的界定：已出的兩冊譯文集選擇翻譯北歐文學，以后各冊將轉向南歐文學再逐步擴展到東亞（泰東）文學。
在《域外小說集》初版“序言”中，魯迅道出了譯介該書的宗旨是：“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卑炎约核g的書比作“大濤之微漚”，態(tài)度的確十分謙遜。但是青年魯迅宣告他們譯介此書是為了幫助卓越特別的人士超越世俗局限，真正理解外國文學的心聲和神思，在此基礎上培養(yǎng)中國文學家的天才思維能力。他極為自信地宣稱：“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他的意思是自《域外小說集》譯介到中國開始，一種全新的文學之花就要在中國大地上開放，中國文學就要走出“遲暮”時代而走進一個嶄新的時代。周作人后來評價這篇“序言”時說：“短短的一篇序言，可是氣象多么的闊大，而且也看出自負來，這是一篇極其謙虛也實在高傲的文字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魯迅給《域外小說集》初版作的“廣告詞”同樣也是自信滿滿，他認為，有了《域外小說集》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濫觴矣”。借用魯迅為群益書社版《域外小說集》“序”里的話說，周氏兄弟翻譯該書的宗旨是“轉移性情”和“改造社會”。這的確是非常宏大的翻譯理想，周氏兄弟也的確腳踏實地去施行了，當然，由于時代、社會諸方面條件的限制，他們的理想實現(xiàn)起來注定困難重重。
關于《域外小說集》的翻譯方法，魯迅初版“序言”提綱挈領地用了“迻譯亦期弗失文情”來總括，即在翻譯中采取直譯的方法，以再現(xiàn)原著的風貌。在“略例”中，魯迅對譯介過程中采用的直譯方式進行了仔細的界說，他說在翻譯文學作品時“任情刪易，即為不誠”；這表明，他已經(jīng)告別了隨意刪改、不尊重原著的林紓翻譯模式，與自己前幾年的“歸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模式告別。魯迅進一步解釋他的翻譯思想，說“故寧拂戾時人，迻徙具足耳”。拂戾即拂逆、違背，迻徙即轉移、翻譯。這句話的意思是，在翻譯過程中為了忠于原著，不看讀者臉色行事，能夠忠實地把原著含義翻譯出來就足夠了。魯迅的這一翻譯立場與德國19世紀思想家施萊爾馬赫（1768～1834）的觀點不謀而合，施氏1813年曾經(jīng)在柏林演講《關于翻譯的方法》中劃分出兩種翻譯立場：“一種是盡可能少地去打擾作者，而是讓讀者去遷就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少地去打擾讀者，而是讓作者去遷就讀者。”施萊爾馬赫本人選擇了第一種翻譯立場，即讓讀者適應作者。魯迅留日前期的多數(shù)譯著都相當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因此采取隨意增刪原著、犧牲原著的歸化翻譯策略。從《域外小說集》開始，魯迅轉向，步入忠于原著而采取直譯方法，為讀者提供具有異國風味作品的“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階段。
魯迅還在“略例”中交代了他們在《域外小說集》翻譯過程中采用的具體直譯方法。首先是人名和地名的音譯方法，魯迅說他們對“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節(jié)”，因為“音譯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響”。其次是新式標點符號的采用，即直接把標點符號從原著移用過來。最后是采用在譯文中加注釋的方式來解釋原著某些詞語的含義，即“文中典故，間以括弧注其下”。
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的直譯方法頗受曾經(jīng)一道在日本留學的許壽裳的稱贊，他說：“魯迅所譯安特來夫的《默》和《謾》，迦爾洵的《四日》，我曾將德文譯本對照讀過，覺得字字忠實，絲毫不茍，無任意增刪之弊，實為譯界開辟一個新時代的紀念碑?！?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不過，在承認《域外小說集》的確充分采用了直譯方法和異化翻譯策略的同時，也要看到這部小說集仍然留有某種程度的歸化翻譯、意譯方法，這在魯迅所譯的《默》中最為明顯。這篇小說主人公伊革那支是東正教牧師，魯迅卻用“伽藍”“寺”等佛教詞語來翻譯伊革那支的工作場所——教堂；魯迅還用“胡床”來翻譯牧師伊革那支家里的床，這類似于用“西服”來翻譯歐美人穿的正裝，相當于中國人到了國外仍然稱呼那里的居民為“老外”一樣，采取的都是站在中國人立場上來命名外國名物和人物的歸化文化立場。
魯迅在為《域外小說集》初版寫的“廣告詞”里說，他們翻譯這些外國文學作品時，“抽意以期于信，繹辭以求其達”。眾所周知，信、達、雅是嚴復提出的翻譯標準，在清末的譯壇被奉為圭臬。魯迅曾經(jīng)把嚴復的這一翻譯標準奉為金科玉律，他早期的一些譯著曾努力追求嚴復的翻譯標準，但是到他和周作人翻譯《域外小說集》時，除了繼續(xù)把對原著的“信”當作翻譯的目標外，他們已經(jīng)揚棄了嚴復的達、雅翻譯標準?？墒窃凇队蛲庑≌f集》出版的1909年，中國譯界的主流審美風尚仍然是達、雅，當時讀者仍然喜歡讀達、雅的譯作，為了替自己的譯著爭取更多的讀者，魯迅只好舉起譯界“大佬”嚴復制定的翻譯標準大旗。事實上，《域外小說集》一方面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力圖忠實地翻譯歐洲文學作品，這是對“信”的堅持；另一方面，它已經(jīng)告別了嚴復、林紓翻譯達、雅的風格追求，而把古奧、樸訥當作自己在文體、語體上的追求。
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言》中用“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這樣的文字來形容這部譯文集的翻譯風格?！安蛔惴健敝械摹胺健?，意思是比方、比較，看上去魯迅很謙虛，說他們翻譯的《域外小說集》還沒有資格與“近世名人譯本”作比較，但其實他這話包含了自己再也不愿意與“近世名人譯本”相提并論的獨立不依的立場。所謂的“近世名人譯本”首先是指林譯小說，當然也應該包括嚴復、梁啟超、陳景韓（字冷血）等清末著名譯家的譯本。魯迅1932年跟他的日本弟子增田涉談起翻譯《域外小說集》的情況時說道，“當時中國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譯的外國小說，文章確實很好，但誤譯很多”，“我們對此感到不滿，想加以糾正，才干起來的”。周氏兄弟曾經(jīng)非常迷戀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但后來他們逐漸發(fā)現(xiàn)林譯小說存在著不少錯譯、亂譯問題，于是準備告別林紓式的大量刪改原著的譯法。
清末翻譯界人士曾經(jīng)普遍持有救國啟蒙的理想，在梁啟超的倡導下，政治小說和科學小說的翻譯蔚然成風，魯迅本人開始從事翻譯時也深受梁啟超、嚴復、林紓等的影響，采用歸化翻譯的策略意譯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學小說的部分內容；但隨著文化文學觀念的改變和翻譯主體性的形成，魯迅逐漸對清末主流的歸化翻譯模式產(chǎn)生了不滿，并決心開辟新的翻譯道路。與此同時，清末翻譯日益走向投合讀者消遣性需求的道路，言情、偵探類的通俗小說譯本成為圖書市場上最受歡迎的類別。當時有位叫天僇生的人在批評這種譯界傾向時寫道：“近世翻譯歐、美之書甚行，然著書與市稿者，大抵實行拜金主義，茍焉為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周氏兄弟決心通過大力翻譯純文學來糾正這種庸俗風氣，并引領中國文學走上健康發(fā)展之路。
在《域外小說集》翻譯過程中，周氏兄弟決心以文體“樸訥”的翻譯風格，與清末主流翻譯語體風格決裂，從而為中國翻譯文學甚至文學創(chuàng)作開辟新路。學者李寄對《域外小說集》的“樸訥”風格有過比較到位的闡釋，他認為樸，即質樸；訥，即訥澀。李寄認為，清末翻譯的主流風格是林紓、嚴復的“雅潔”和梁啟超（應該也包括陳冷血）的“激越清麗”，周氏兄弟標舉的“樸訥”譯風承續(xù)了老莊主“樸”的哲學，以及支謙、玄奘的“質”派佛經(jīng)翻譯傳統(tǒng)。李寄認為，《域外小說集》標舉和實踐“樸訥”風格，一方面是與晚清翻譯的主流風格“雅潔”和“激越流麗”對舉；另一方面，“標舉‘樸訥’的風格也是對魯迅本人留日前期翻譯風格的反撥”，“留日前期，魯迅科技文本的翻譯風格是‘雅潔’，而文學文本的主導風格是‘激越’”，“魯迅在顛覆‘名人’風格的同時，也在顛覆自己先前的風格”。誠然，青年魯迅一直在尋找著新的譯介道路。
1908年，魯迅等人前往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解《說文解字》，開始受到章氏復古語言觀的影響，他說自己翻譯和創(chuàng)作在這“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章太炎對嚴復翻譯風格的批評，也促使魯迅擺脫嚴復對自己翻譯的影響。章太炎曾經(jīng)批評嚴復只學到桐城派的皮毛而缺乏深厚的國學功底，認為他的一些譯作“載飛載鳴，情狀可見”。在拜師章太炎之前，魯迅就已翻譯了《哀塵》、《造人術》和《紅星佚史》詩歌16首等作品，譯詞相當古樸；成為章氏門生之后，魯迅譯文復古的趨勢進一步加劇。
魯迅去世后，蔡元培和錢玄同都在紀念文章里談到魯迅早年翻譯作品的古奧風格。蔡元培認為，周氏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琴南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于小學的熱心了”。錢玄同則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回憶說，魯迅在與他們一道聽章太炎講課時，正與周作人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他們當時已經(jīng)具備相當實力，“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了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譯《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梢姡J為《域外小說集》譯文古奧，在1930年代已是知識界的共識。
魯迅所譯《謾》堪稱他所有譯本中最質樸而古奧的作品了，該小說最后一節(jié)的譯文典型地體現(xiàn)了《域外小說集》“樸訥”風格：
彼人之判分誠謾也，幽暗而怖人，然吾亦將從之，得諸天魔坐前，長跪哀之曰：“幸語我誠也！”
磋夫，惟是亦謾，其地獨幽暗耳。劫波與無窮之空虛，欠申于斯，而誠不在此，誠無所在也。顧謾乃永存，謾實不死。大氣阿屯，無不含謾。當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傷哉！
援我！咄，援我來！
魯迅在翻譯時通常會避開那些太常用的文字，實在避不開，他就用這些“流俗”文字的古字來代替，此節(jié)譯文中的“欠申”取代了“欠伸”，“斯裂吾匈”，用“斯”和“匈”代替“撕”和“胸”，這些“古怪文字”的使用，立即使得本節(jié)譯文的文意難懂起來。頻繁使用上古語氣詞也是這段譯文的特點，它使用的語氣詞有：也、嗟夫、耳、嗟乎、矣、哉、咄。其中“也”字用了三次，“耳”字用了兩次。這些上古語氣詞的密集使用，給譯文帶來了古風古韻。
魯迅在創(chuàng)作和譯作中常常用“然而”“但”“可是”等轉折連詞來表達復雜曲折的多重含義。魯迅在上述這節(jié)譯文里總共用了四次“而”，讓譯文的語感和文意的表達更加千回百轉。這一節(jié)譯文中的“大氣阿屯”對于現(xiàn)在的讀者來說已是難解的詞語，其中的“阿屯”是近代用來翻譯英語“原子”（atom）一詞的音譯詞。魯迅早期著譯喜歡用“之”字，這些“之”形成了“之字詞組”。上述這節(jié)譯文魯迅共用了四個“之字詞組”，其中“彼人之判分”為主謂詞組，“從之”和“哀之”為動賓詞組，“無窮之空虛”為偏正詞組。魯迅這種在常規(guī)的詞組中插入或后置“之”字，都增加了詞組的音節(jié)，延緩了譯文行進的節(jié)奏，為譯文增添了古奧的色彩。
魯迅本人也明白這種譯文閱讀起來會讓人感到有些吃力，他在群益書社版《域外小說集序》中說，“我看這書的譯文，不但句子生硬，‘詰誳聱牙’，而且也有極不行的地方”。
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在翻譯語體上的另外一個顯著風格是歐化語法的使用，具體體現(xiàn)在歐化詞法和句法的使用上。《域外小說集》歐化詞法主要表現(xiàn)在人名、地名翻譯上采取了音譯方法，魯迅在該譯文集的“略例”中對此闡釋道：“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節(jié)者，緣音譯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響；任情刪易，即為不誠。故寧拂戾時人，迻徙具足耳。地名無他奧誼。人名則德，法，意，英，美諸國，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誼，次氏。二人相呼，多舉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舉其氏?！?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魯迅認為音譯的好處是“留其同響”，“以代殊域之言”，因此他反對對外國人名、地名加以“省節(jié)”和“任情刪減”，如果這樣做了就是不“誠”（信）的翻譯；他還建議讀者不要到音譯的外國地名中去尋找什么“奧誼”（深意）；隨后他仔細講解了歐美各國人名姓氏的排列規(guī)范。
魯迅在所譯迦爾洵小說《四日》中，使用了“君士但丁堡”“突厥”“勃爾格利亞”等音譯地名，前二者現(xiàn)在還是通用譯語，“勃爾格利亞”現(xiàn)在則通譯“保加利亞”，但兩個譯名的語音基本一樣，只是用字不同了。魯迅把這篇小說中的主人公譯為“伊凡諾夫”，與現(xiàn)在通譯的“伊萬諾夫”相當接近，而把他未婚妻譯為“瑪薩”，與現(xiàn)在通譯的“瑪莎”幾乎一致。李寄認為，《域外小說集》這種“原汁原味的歐化地名必然把讀者的思緒置于域外的時空境地”，而“‘洋氣十足’的人名提醒著讀者，故事的主角不是劫法場、百姓官兵不分青紅皂白兜頭砍去、以殺人如麻為勇為榮的‘黑旋風’李逵’”，“固有名詞原汁原味的輸入背后是譯者異化文化策略的采納”。
《域外小說集》歐化語法的另一個方面表現(xiàn)在句法上，即西式標點和文中注的采用，這是中國知識界最早采用西式標點符號的實踐著作之一，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在“略例”中魯迅講解了西式標點的使用規(guī)范：“！表大聲，？表問難，近已習見，不俟詮釋。此他有虛線以表語不盡，或語中輟。有直線以表略停頓，或在句之上下，則為用同于括弧。如‘名門之兒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猶云名門之兒僮亦至；而兒僮之年，乃十四五也。文中典故，間以括弧注其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魯迅在《默》中寫牧師走進已死女兒的臥室的心境，采用了大量的西式標點，這些標點的運用，把牧師伊革那支喪女的憤怒和痛苦表現(xiàn)得更加淋漓盡致：
伊革那支聲漸低，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壇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賤且忍！雖人泉下，猶將追而詛之！”
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隨作微語，聲至雄渾，更函不知之愛，如對所生，曰：“威羅吾女！威羅，——汝知否此誼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顥首駘背……”
第一段短短的二三十字，總共用了四個破折號。按照正常表達，應該是伊革那支因為自己的女兒自殺而感到羞恥——“吾自愧有女賤且忍”，但是在這個短句中用四個破折號插入了三個補充成分，用以描述伊革那支在路上、在教堂祭壇和在上帝面前三個具體場合因女兒自殺所蒙受到的羞恥，因此他憤怒地責罵女兒卑賤且殘忍，他要追到九泉之下去詛咒她。這四個破折號引出的三個補充成分，就像被大壩阻擋的流水一樣蘊蓄著破堤而出的巨大能量，把伊革那支的羞辱和憤恨表達得相當?shù)轿弧?/p>
第二段文字寫伊革那支開始思念已死的女兒威羅，并對女兒的死充滿哀傷。這段文字很綿密地用了三個嘆號、一個問號、一個破折號、兩個省略號，把一個曾經(jīng)相當冷酷、自私的父親對死去女兒的疼愛、想念，以及自己作為皓首駝背老父痛悼年輕女兒的悲慘之百感交集的復雜心態(tài)充分地彰顯出來了。
從語源的角度說，歐化和古奧是處于兩個端點的翻譯語體風格，周氏兄弟竟然讓歐化與樸訥的翻譯風格沖突而又統(tǒng)一在《域外小說集》里，這的確使得該翻譯小說集在清末譯界顯得非常另類。也正是這種古奧難懂加上歐化異樣的譯風，限制了清末讀者對這部作品的接受和閱讀。因此，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初版“廣告詞”中的“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濫觴矣”的樂觀預想其實是難以實現(xiàn)的。事實上，《域外小說集》初版的銷售失敗了。
在群益書社版《域外小說集序》里，魯迅介紹了他和周作人最初宏大的外國文學譯介計劃：“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冊的。如此繼續(xù)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但是周氏兄弟的宏大譯介理想被市場上傳回來的《域外小說集》的讀者購買信息擊碎了：“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沒有人買了。……至于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后再沒有人買了。于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里。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在這次失利的十一年后，魯迅總結了他和周作人的譯著遭遇滑鐵盧的兩大原因。第一原因是《域外小說集》的短篇形式與中國讀者普遍只喜歡讀長篇章回小說的閱讀習慣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魯迅說：“《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于無物?！?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對于千百年來習慣于閱讀有頭有尾的故事，動輒有一二百回的章回小說的中國讀者來說，《域外小說集》譯介的歐美小說對社會生活采取橫截面的表現(xiàn)方式，讓他們很不適應，也相當不能接受。許壽裳也認為，《域外小說集》銷路不好的原因是“那時的讀者，對于這樣的短篇新品，還缺乏欣賞的能力和習慣”。如果想比許壽裳說得嚴謹一些的話，那就應該是當時的中國讀者不能接受《域外小說集》中故事性不強，主要寫人物的內心情感的短篇小說。有學者曾指出，《域外小說集》初版16篇小說中，故事性的小說有《四日》《一文錢》《樂人揚珂》《不辰》4篇，其他12篇或者淡化情節(jié)，或者沒有故事情節(jié)；總之，《域外小說集》中的小說“多側重于渲染氣氛、書寫情緒、表現(xiàn)哲理，不注重敘述故事，編制曲折復雜的情節(jié)，所以盡管它們的審美價值較高，但娛樂性卻不及偵探小說”，“在一般讀者中間，自然不如后者受歡迎”。
魯迅在總結《域外小說集》失利的第二個原因時指出，《域外小說集》里的小說“所描寫的事物，在中國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爾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幾于極無，所以更不容易理會。同是人類，本來決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時代國土習慣成見，都能夠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鏡一般明，照見別人的心了。”更確切地說，清末的中國讀者對于《域外小說集》作品所反映的北歐、東歐的社會生活沒有了解的興致，這些國家大多為弱小國家。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讀者對于歐美列強國家小說的興趣要大一些。有學者對1900～1909年譯成漢語的各國小說做了統(tǒng)計，英、法、日、美、俄五國的小說分別有227、75、61、57、10種，占據(jù)了那十年漢譯小說的絕大多數(shù)，其他國家的小說數(shù)量非常少。
幾十年來，學術界已有諸多文章探討周氏兄弟所譯《域外小說集》市場失利之因。香港翻譯研究專家王宏志論述了《域外小說集》銷售未能獲得成功的兩個因素：第一，譯者周氏兄弟在當時還只是無名之輩，他們所選譯的歐美作家同樣沒多大名氣；第二，周氏兄弟采用的直譯方法與林紓等著名譯家奉行的意譯風尚相左。楊聯(lián)芬認為，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所崇尚的人道主義、心靈的表現(xiàn)和詩化敘事，在當時都是超越性的，那個時代消受不了它”，因此，《域外小說集》受到清末讀者冷落，乃在于“審美與道德欲求上的超前”，當時“一般士大夫，無論是懷著‘讀小說’，還是懷著‘聽道理’的審美期待的，都不會在《域外小說集》中得到滿足，相反是失落”。廖七一則從翻譯規(guī)范理論來分析《域外小說集》的在市場上的失敗；他指出，導致這部小說集不被當時讀者認可的，正是它在翻譯方面存在著的四對內在矛盾：“1）直譯的強調與轉譯（自非原語文本）的堅持；2）‘弱小民族’的翻譯（選目）模式與文學本體的追求；3）語言的復古與敘事形式的超前；4）翻譯策略與翻譯目的的錯位?！?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上述幾位學者的分析，從不同角度道出了《域外小說集》在清末讀者市場失利的緣由，皆為有的放矢之見。
在承認《域外小說集》失利于讀者市場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它其實仍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事實上，在《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剛刊行不久，就獲得了一定的反響。1909年4月17日，上海的《神州日報》刊登了一段“贈書志謝”的文字，這是國內外第一次報道魯迅文學活動的珍貴的史料，它于2006年由學者陳大康發(fā)現(xiàn)并公布于世。這篇“贈書志謝”寫道：
會稽周子樹人研精文學，歐美近世名著，籀讀有年。乃與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說集》之刻。譯筆雅健，無削趾適履之嫌。凡所采錄，皆文海之新流，歐西文豪之宏著，聲價之高，蓋可知矣。昨承贈閱，特志謝于此。
從這篇“贈書志謝”中可以得知，當時身在東京的魯迅托人給報社送書，報社立即于日次刊文“志謝”。該文對魯迅、對《域外小說集》給予了諸多肯定，雖然有過譽之嫌，但是對于兩個籍籍無名的年輕譯者來說肯定有著激勵效應。《時報》《神州日報》還分別于1909年4月17日和18日刊登魯迅撰寫的《域外小說集》廣告（前文已有引述）?！稌r報》《神州日報》都是當時上海發(fā)行量較大的報紙，這一切都有助于擴大周氏兄弟的影響力。
無獨有偶，在上海報紙刊登介紹《域外小說集》的文字十幾天之后，日本東京“政教社”辦的《日本和日本人》雜志于1909年5月1日第508期“文藝雜事”欄目刊登了介紹周氏兄弟翻譯活動的消息，具體如下：“在日本，歐洲小說的銷量很好，在日本的中國人自然也受到影響。居住在東京的周氏兄弟雖說只有二十五六歲，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愛讀書的。他們閱讀英、德譯本的西方作品，并計劃將只值30文錢的《域外小說集》收集編譯后寄回中國。目前他們已用漢語譯完第一集。清朝留學生通常喜歡閱讀俄國革命的烏托邦作品，另外還有德國、波蘭等國家的作品，而不是特別喜好專門閱讀法國作品?！?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這段報道《域外小說集》翻譯情況的文字，成為國外首篇關注周氏兄弟文學活動的珍貴文獻，于此可以證明魯迅他們當時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在日本媒體業(yè)中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域外小說集》在面世后十來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中就得到比較充分的肯定，并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力。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胡適認為《域外小說集》是中國“古文學末期”的“最高作品”?！队蛲庑≌f集》在五四時期最大的影響，是啟發(fā)了許多比魯迅、周作人更年輕的翻譯家投入譯介小國文學的事業(yè)中去，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弱小民族文學”翻譯模式和傳統(tǒng)。
《域外小說集》更具體的影響是其書籍設計藝術對后世出版物的影響。魯迅在該書初版的“略例”中總結了這樣的書籍設計思想：“裝釘均從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雖翻閱數(shù)次絕無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銜，他日能視其邦國古今之別，類聚成書。且紙之四周，皆極廣博，故訂定時亦不病隘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魯迅的這一頗具現(xiàn)代性的書籍設計理念不僅在清末是絕無僅有的，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學乃至所有領域的書籍設計藝術。臺靜農(nóng)1938年曾說到魯迅的《域外小說集》封面設計優(yōu)美精致：“我們知道近代的出版界之注意封面及印刷與形式，幾乎完全受他的影響?！?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384966364.png" />
還需要補充的是，收錄在1909年版《域外小說集》中的波蘭作家顯克微支（1846～1916）小說《鐙臺守》由周作人翻譯，該小說所引波蘭詩人密茨凱維支（1798～1855）的詩歌三節(jié)，由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而成，現(xiàn)把這三節(jié)詩抄錄如下：
余故園烈忒跋兮，猗爾其若康豫也，/彼康豫之為大祥兮，顧非郁癜者不之悟也。/覽汝美又何無倫比兮，繁飾紛其備具也。/托毫素而陳詞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神后具能智兮，蹇多跋賴以允臧。/曜大明于阿思托羅波羅摩兮，猜赫赫其輝光。/相下民之貞信兮，守諾革洛兌之舊疆。/昔余母隕涕其淋浪兮，余則瞏枯目以視昊天，/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閽而趨前。/惟爾昔既歸余以康豫兮，——/又胡不垂威靈以返我于故鄉(xiāng)也？
傍林皋而依綠野兮，/導神魂以翱翔也。
顯克微支的小說《鐙臺守》敘寫一位在海外漂泊了40多年的波蘭老人斯凱聞斯奇擔任海岸燈塔看守人的故事，抒發(fā)了老人對祖國的思念之情。斯凱聞斯奇年輕時離開波蘭，相繼在西班牙、法國、匈牙利、美國等軍隊中出生入死，退伍后在澳洲、非洲和印度、美國、巴西、古巴等國從事采礦、航運、捕魚、放牧、商販等職業(yè)，70多歲時流浪到巴拿馬，正值美國駐巴拿馬領事館招納亞斯賓華爾海上燈塔看守人職位。歷盡人世艱辛的斯凱聞斯奇老人獲得了這一可以讓他安度晚年的職位，他盡心盡力地為過往的船只導航。有一天，斯凱聞斯奇收到紐約波蘭人社團寄給他的波蘭著名詩人密茨凱維支的詩集，老人立即被這本詩集開篇描寫家鄉(xiāng)的詩行吸引住了，無限的故國之思涌上心頭。
查閱密茨凱維支的作品集，可知魯迅、周作人合譯的這三節(jié)詩歌來自密氏長詩集《塔杜施先生》，該詩在19世紀初波蘭立陶宛王國民眾爭取民族獨立和反抗俄羅斯統(tǒng)治的歷史背景下，書寫兩個大家族為榮譽、愛情而爭斗不已，最終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并獲得勝利的故事。
周氏兄弟采用騷體翻譯密茨凱維支的詩篇，這次譯詩的風格與前述他們合作翻譯《紅星佚史》16首詩歌相當接近，他們的翻譯用語實在太深奧，人們要理解它的意蘊相當不易。為便于解讀，筆者征引了第一個根據(jù)波蘭語翻譯的《塔杜施先生》中文譯本的相關譯文，與周氏兄弟譯詩相對應的那部分詩行位于詩集《塔杜施先生》第一章“田莊”的開頭：
立陶宛！我的祖國！你像健康一樣；/只有失去你的人才珍視你，把你向往，/今天我看見和描繪你輝煌的美麗/因為我思念你，懷著赤子的心腸。
圣母啊，你守護著光明山圣地，/你把維爾諾的尖門照亮！/你庇護著諾伏格羅德城堡和忠實的人民！/你用奇跡使孩提時的我恢復了健康/（那時悲哭的母親把我奉獻給你，/我睜開無神的眼睛，戰(zhàn)勝了死亡/立刻就能赤著腳走進你神圣的殿堂，/為獲得第二次生命感謝上蒼），/求你再顯一次奇跡把我們送回父母之邦。
此刻請你把我渴慕故園的靈魂/帶到那些小丘、森林，如茵的牧場……
顯克微支的小說《鐙臺守》所引用的密茨凱維支詩行，抒發(fā)了抒情主人公對祖國山河和歷史古跡的無限熱愛，洋溢著飽受列強奴役的波蘭（含立陶宛）民眾高昂的愛國主義激情。周氏兄弟翻譯這首詩篇時，中國正在經(jīng)受著外敵的欺凌侮辱，他們能夠迅速與波蘭民眾在心靈上產(chǎn)生共鳴。在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中尋找精神上的盟友，正是周氏兄弟當時譯介外國文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從翻譯方法角度考量，采用中國先秦騷體形式來翻譯密茨凱維支的詩篇，是明顯的歸化譯法，這在《域外小說集》整體的異化翻譯追求中顯得比較扎眼。
- 熊融：《關于〈哀塵〉、〈造人術〉的說明》，《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 宋聲泉：《魯迅譯〈造人術〉刊載時間新探——兼及新版〈魯迅全集〉的相關訛誤》，《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
- 熊融：《關于〈哀塵〉、〈造人術〉的說明》，《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 戈寶權：《關于魯迅最早的兩篇譯文——〈哀塵〉、〈造人術〉》，《文學評論》1963年第4期。
- 〔日〕神田一三：《魯迅〈造人術〉的原作·補遺》，許昌福譯，《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但據(jù)筆者比較英語原著和魯迅譯文，魯迅譯文（原抱一庵主人譯本的第一部分）大體相當于原著的五分之一。
- 〔美〕路易斯托侖：《造人術》，索子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6頁。根據(jù)馬勤勤《〈造人術〉?？眴栴}》（《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對收入《魯迅譯文全集》的文字有修改。
- 〔美〕路易斯托侖：《造人術》，索子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6頁。根據(jù)馬勤勤《〈造人術〉?？眴栴}》（《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對收入《魯迅譯文全集》的文字有修改。
- Louise J.Strong，“An Unscientific Story，” The Cosmopolitan 1903（4）：34.
- 轉引自熊融《魯迅最早的兩篇譯文——〈哀塵〉、〈造人術〉》，《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 轉引自熊融《魯迅最早的兩篇譯文——〈哀塵〉、〈造人術〉》，《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 這段文字翻譯采用〔日〕神田一三的《魯迅〈造人術〉的原作·補遺》（許昌福譯）的翻譯（《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 俾格米人（Pygmies）：指生活在中部非洲森林里的黑人，他們被稱為“袖珍民族”，成年人平均身高1.3～1.4米，古希臘人用這個詞指稱非洲中部的侏儒人種。
- 〔日〕神田一三：《魯迅〈造人術〉的原作·補遺》，許昌福譯，《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 劉禾：《魯迅生命觀中的科學與宗教（上）——從〈造人術〉到〈祝?！档乃枷胲壽E》，孟慶澍譯，《魯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
- 〔日〕神田一三：《魯迅〈造人術〉的原作》，許昌福譯，《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 〔美〕路易斯托侖：《造人術》，索子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6頁。
- 《魯迅全集》第18卷的《魯迅生平著譯簡表》和《魯迅年譜》第1冊都認為周作人翻譯《紅星佚史》的時間是1907年，其實是1906年開譯。周作人在《遺失的原稿》一文中說“光緒丙午九月我到東京，……慢慢動手翻譯英國哈葛德、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說《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譯成，改名為《紅星佚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67頁；丙午年即為1906年。
- 周作人：《翻譯小說上》，《知堂回想錄》（上），第267～268頁。
- The World’s Desire，H. Rider Haggard and Andrew Lang，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763/2763-h/2763-h.htm#link2H_4_0003.
- 〔英〕哈葛德、安度闌：《〈紅星佚史〉譯詩》，周逴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7頁。
- 屈原：《楚辭》，林家驪譯注，中華書局，2010，第76頁。
- 程俊英：《詩經(jīng)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98～199頁。
- 程俊英：《詩經(jīng)譯注》，第54～55頁。
- 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90頁。
- Rider Haggard Andrew Lang：《紅星佚史》，魯迅譯，新星出版社，2006，第172頁。
- 海涅，魯迅譯為“赫納”和“海納”。
- 周作人：《筆述的詩文二》，《魯迅的故家》，第263頁。
- 魯迅：《〈勇敢的約翰〉校后記》，《魯迅全集》第8卷，第352頁。
-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100頁。
- 魯迅：《〈裴彖飛詩論〉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458頁。
- 見維基百科全書的“埃米爾·籟息”詞條，http：//en.wikipedia.org/wiki/Emil_Reich。
- 魯迅：《〈裴彖飛詩論〉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457頁。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5頁。
- 馬扎爾人（Magyars），指居住在匈牙利的民族——譯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London：Jarrold & Sons，1898，p.169-170.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6頁。
- 匈牙利人稱自己國家的草原為puszta，周氏兄弟把它音譯成普斯多，本專著按照這一譯法——譯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1.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6頁。
- Csárda，匈牙利語意為旅館，由此演變出對一種傳統(tǒng)的匈牙利民間舞蹈查爾達什舞（Csárdás或Czárdás）的命名——譯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2.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6頁。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p.169-170.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6～17頁。
- 它是匈牙利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公園——譯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4.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7頁。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7.
- 〔匈〕籟息：《裴彖飛詩論》，令飛譯，《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第18頁。
- 這是英國著名詩人托馬斯·胡德（179～1845）代表作《憂郁頌》的最后兩行詩。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p.179-180.
- 轉引自魯迅《隨感錄》，《魯迅全集》第8卷，注釋［4］，第95頁。
- 轉引自魯迅《隨感錄》，《魯迅全集》第8卷，注釋［4］，第95頁。
-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7頁。
- 魯迅：《隨感錄》，《魯迅全集》第8卷，第94頁。
-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5～36頁。
- 周作人：《域外小說集——新生乙編》，《知堂回想錄》（上），第291頁。
- 周作人：《魯迅的編輯工作》，《羊城晚報》1957年10月20日。周作人的回憶有誤，《域外小說集》題字者是陳師曾。
- 〔俄〕安特來夫：《謾》，樹人譯，《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第107～112頁。
- 許壽裳：《回憶魯迅》，魯迅博物館等選編《魯迅回憶錄》上冊，北京出版社，1999，第487頁。
- 〔俄〕迦爾洵：《四日》，樹人譯，《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第125頁。
- 魯迅：《祝中俄文學之交》，《魯迅全集》第4卷，第474頁。
- 魯迅：《祝中俄文學之交》，《魯迅全集》第4卷，第472～473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
- 原載1909年4月17日上海《時報》，后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題名編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郭長海發(fā)掘出該文后，刊登在《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陳大康在2006年7月16日《文匯報》上發(fā)表《關于魯迅文學活動的最早報道》一文，對《魯迅全集》第8卷中收錄的這篇廣告詞文字做了四處文字?？?，本書參照陳大康?？焙蟮奈谋緛硪?。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
- 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學》，《知堂回想錄》（上），第296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6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8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Douglas Robinson，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F(xiàn)oreign Language Teachering and Researchch Press，p.229.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54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
- 魯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魯迅全集》第14卷，第196頁。
- 天僇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月月小說》第1年第11號，1907；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第287頁。
- 李寄：《魯迅傳統(tǒng)漢語翻譯文體論》，第171～173頁。
- 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23頁。
- 蔡元培：《記魯迅先生軼事》，（上海）《宇宙風》（半月刊）第29期，1936。
- 錢玄同：《我對于周豫才（即魯迅）君之追憶與略評》，（北平）《世界日報》1936年10月26日、27日。
- 〔俄〕安特來夫：《謾》，樹人譯，《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第112頁。
- 章太炎的《四惑論》說：“乃若《勝論》之言阿耨，伊壁鉤盧之言阿屯，黎布尼之言毛奈陀，漢語譯之，皆云原子?！绷簡⒊缎旅裾f》的《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說：“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為若干石，石為若干斗，斗為若干升，升為若干顆，顆為若干阿屯，無一不咸，然后大咸乃成?！?/li>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7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李寄：《魯迅傳統(tǒng)漢語翻譯文體論》，第167頁。
- 率先從國外引進西方標點符號的是清末同文館英文班學生張德彝。1868年2月，張德彝作為“中國使團”成員訪問歐美，完成了《再述奇》（《歐美環(huán)游記》），書里對西方標點符號的使用做了解釋：“如果句意義足，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jù)，于句之前后記‘“”’；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記‘（）’；又于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焙髞?，翻譯家嚴復的《英文漢詁》（1904）應用西式標點于漢語的著述中。1919年4月，胡適、錢玄同、周作人、劉半農(nóng)、朱希祖、馬裕藻六名教授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采用西式標點。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發(fā)布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中國的文獻從此廣泛使用西式標點符號。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俄〕安特來夫：《默》，樹人譯，《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第117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第一冊》，《魯迅全集》第8卷，第455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6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6～177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8頁。
-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54頁。
- 袁荻涌：《〈域外小說集〉：成功與失敗》，《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5期。
-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8頁。
- 黃瓊英：《魯迅與〈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外語研究》2006年第3期。
- 王宏志：《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
- 楊聯(lián)芬：《〈域外小說集〉與周氏兄弟的新文學理念》，《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 廖七一：《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翻譯規(guī)范的失與得》，《外語研究》2009年第6期。
- 轉引自陳大康《關于魯迅文學活動的最早報道》，《文匯報》2006年7月16日。
- 趙龍江：《〈域外小說集〉和他的早期日文廣告》，《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第95頁。
- 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70頁。
- 臺靜農(nóng)：《魯迅先生的一生》，（重慶）《抗戰(zhàn)文藝》（周刊）第2卷第8期，1938。
- 〔波蘭〕顯克微支：《〈鐙臺守〉譯詩》，魯迅譯，《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第131頁。
- 波蘭立陶宛王國為16世紀后期至18世紀后期歐洲大國，18世紀后期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
- 〔波蘭〕密茨凱維支：《塔杜施先生》，易麗君、林洪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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