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戀田野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也有人說一個好的老師決定學生的一生，更有人說細節(jié)決定了人的一生，還有人說機會決定人的一生，也有人無奈地嘆息說命運決定人的一生。

但有時候，幸運也能決定人的一生。1952年，高校院系合并，盡管這次合并受到了許多質(zhì)疑，但成立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考古學科，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完整的考古學科，從此許多從考古系畢業(yè)的學生陸續(xù)走上田野考古之路，我國的考古事業(yè)開始走上正規(guī)，這肯定是一件大好事。從此，我國地下世界的發(fā)掘工作將走出少數(shù)人為了保護祖先留下的地下寶庫而四處奔走的無奈階段，而那些熱愛祖國文化的文物研究者也不必再為經(jīng)費奇缺而扼腕長嘆國寶流失或者蒙塵了。

那么，成立考古專業(yè)系的導火索是什么呢？那是因為，1950年，有一個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的歷史究竟有多少年？

這是個乍一聽誰都能回答的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可是卻令當時的夏商周研究專家們皺眉蹙額，因為五千年文化，嘴上說起來輕松，但卻沒有充分的事實文物做答案的依據(jù)。五千年文明史，數(shù)之不盡的華夏燦爛文化，向來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但現(xiàn)在，只一個問題，便讓我們陷入了尷尬，原來，我們關(guān)于祖先最初文明歷史的自豪是建立在一些古代文獻上的，而這些文獻記載的大多只是推測，而非信史。于是，從大地深處挖掘出能夠證明中華文明歷史源頭的工作，就成了一項極重要的使命。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正式成立。蘇秉琦任考古研究室主任，聘請鄭振鐸、裴文中、夏鼐、林耀華、郭寶鈞為兼任教授。同年，北京大學與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聯(lián)合舉辦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之后三年間共舉辦了四期，先后參加培訓的346名學員日后大多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新中國考古事業(yè)的骨干。

1952年夏天，在老一輩考古學家鄭振鐸、王冶秋、夏鼐、裴文中等的倡議和支持下，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共同舉辦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開班了。這是一個極高規(guī)格的訓練班，由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中國猿人發(fā)現(xiàn)者裴文中先生擔任班主任，各省市選調(diào)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干部來京學習。從訓練班授課教師的陣容看，真是非常強大，無不是聞名中外的學者和專家，有鄭振鐸、梁思永、莫宗江、夏鼐、唐蘭、陳萬里、徐邦達、向達、張政烺、閆文儒、蘇秉琦、郭寶鈞等，當時已七十余高齡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也給訓練班的學員們主講石鼓文。當時較年輕的先生宿白、安志敏、鐘少林、陳公柔等除課堂授課外，還擔任田野實習輔導。這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被稱為考古的“黃埔一期”，而鄒衡跟謝辰生、羅哲文、石興邦、呂遵諤、紀秋暉等人都是這個班的學生。

田野考古一直是考古專業(yè)的一項重要的教學環(huán)節(ji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田野考古實習一般是配合基本建設(shè)安排的，也就是哪里進行基本建設(shè)挖到了東西，就通知考古研究者去發(fā)掘。當時，田野考古剛剛起步，許多地方都不完善?？脊湃藛T更多地需要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雖然有名師的指導，但鄒衡自知，自己入行時間不長，比起已經(jīng)有一定實踐經(jīng)歷的考古培訓班的同學們，在經(jīng)驗上顯然不足。所以，鄒衡在田野考古活動中極其努力，他一反許多考古隊員渴望立刻挖到有價值文物的心態(tài)，反倒從片瓦片陶做起，耐心地培養(yǎng)自己摸陶片、拼文物的基本功。

鄒衡的導師郭寶鈞先生不僅在考古專業(yè)知識上積極引領(lǐng)學生，更重要的是他把學生引到了考古現(xiàn)場，讓鄒衡這個來自湖南鄉(xiāng)村在農(nóng)田里辛苦勞作過的小青年再一次近距離地親密接觸土地，所不同的是，這一次，鄒衡不再是在地面耕耘，而是深入到地下世界，不再是收獲稻米，而是收獲中國被埋在地下的、令人向往的神奇的歷史！小荷才露尖尖角，鄒衡就和中國最有名的兩大考古發(fā)現(xiàn)——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聯(lián)系在了一起——大地喜歡熱愛它的人，才剛進入考古學系，大地的神奇之門就為鄒衡打開了。

乍一看，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這兩個名字很容易混淆，以為它們是指同一種文化。但實際上，它們卻是兩個不同時代文化的代表。這兩個不同時期的文化代表，跟鄒衡鐘情一生的夏商周考古研究血脈相連。本章講述的，就是鄒衡考古的處子秀——二里崗文化。

二里崗文化即鄭州商城文化，它是早商文化的代表。1950年發(fā)現(xiàn)，1951年開始發(fā)掘，其青銅器文化十分發(fā)達。1950年的秋天，酷愛考古的鄭州市南學街小學教師韓維周到鄭州城南二里崗一帶察看，發(fā)現(xiàn)了一些繩紋陶片和磨光石器。韓維周老師意識到這些前所未見的東西非同尋常，立刻把它們拿到文物部門進行鑒定，結(jié)果，這些繩紋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確定為商代遺物——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無意中撩開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紗，立刻引起了考古專家的注意。

1952年秋天，經(jīng)過3個多月的培訓后，訓練班全體師生分批到鄭州、洛陽兩地進行實習。其中，鄭州實習分隊就以二里崗遺址為重點進行了試探性的發(fā)掘。自此以后，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fā)掘緩緩拉開了序幕。這次考古是由鄒衡的兩位老師郭寶鈞和夏鼐負責的，作為學生，鄒衡當時的主要工作，當然就是趴在地上，默默地挖掘。

來二里崗之前，對于安陽殷墟發(fā)掘的石器、玉器、陶器、青銅器及甲骨文，鄒衡都已經(jīng)有了深入的研究，目的是為自己將要進行的二里崗挖掘工作奠定基礎(chǔ)。商朝在殷建都255年，這座都城經(jīng)歷了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國王的統(tǒng)治，成為中國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中心。此后商被周所滅，最后遺留下殷墟，作為商王朝進入鼎盛時期的見證。1950年，殷墟的再次發(fā)掘，就是由鄒衡先生的老師，郭寶鈞老先生主持的，這次考古所發(fā)掘的武官村大墓，更是轟動一時。令鄒衡感到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及時選擇考古專業(yè)，沒有能成為郭寶鈞先生的助手，從而和挖掘殷墟失之交臂。因此對于安陽殷墟所挖掘出來的文物，物無巨細，鄒衡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接下來的二里崗挖掘工作做鋪墊。

二里崗，是無數(shù)新學員的起點，更是鄒衡渴望已久的考古開端，這次，他絕對不能錯過。

1952年的深秋，金秋的熱烈氣氛已然消失，河南臨近冬天的天氣令人感到森冷。稀少的植被、干燥的土地、平原上狂野的風，使寒冷一直在大地上肆虐。盡管寒冷刺骨，但所有考古隊員興奮的心情就像燃燒的烈火，讓整個鄭州郊外都洋溢著青春的熱情。來自北京和華東五省一市的考古精英相聚鄭州，這讓本來冬天一直待在北大溫暖的圖書館中的鄒衡，充滿了有朋自遠方來的狂喜。

鄭州城南，踏上這自己并不熟悉的北中國土地，鄒衡心中充滿著無限的向往和喜悅。讀了三年歷史系，才剛進入考古學系不久，紙上談兵不過短短幾月，居然就有了實踐機會，真是幸運呀。胡適說，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現(xiàn)在是機會了！盡管在心里，已經(jīng)無數(shù)次描繪過夏商王朝，但那只是根據(jù)史書進行的聯(lián)想，而現(xiàn)在終于可以面對事實了。這個塵封已久的地下世界，應(yīng)當是何等的美麗啊，也許就像童話中那個美好的未知世界吧？！

鄒衡向來訥于言而敏于行，以前學習司法的經(jīng)歷給他留下了有一份證據(jù)說一份話的耿直習慣，而湖南人的倔強又讓他不會輕易相信他人，他認為只有在證據(jù)充分的情況下才能得出結(jié)論。在他看來，在沒有充足的考古材料的前提下，武斷地將二里崗視為商代文化的延續(xù)，是商代文化的支線，這樣下結(jié)論是不妥當?shù)摹Ｖ挥谐浞值膶嵨锊拍茏C明和揭示出神奇的地下世界的隱秘，去印證歷史記載的真?zhèn)巍?/p>

鄒衡站在二里崗上，這是塊陌生的土地，雖然才短短幾天，但他已經(jīng)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在他的身旁，有同樣年輕的安志敏、魏金槐等人，跟他一樣，手持洛陽鏟，心里充滿著豪情壯志。

放眼四望，這塊可能曾經(jīng)是中國古老歷史中的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城市所在的土地，經(jīng)過三千多年的滄海桑田，現(xiàn)在呈現(xiàn)在大家眼前的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村落而已，在枯黃結(jié)實的土地上，怎么也看不出埋藏著珍貴文物的樣子。

一陣冷風吹來，大地上稀疏的黃草因為人們的踩踏而變得更為憔悴，幾株灌木也因為冷風如刀而變得完全光禿禿了。但是急于從地下得到證明的年輕人血氣方剛，根本顧不得天氣的嚴酷和大地的荒涼。

捏著洛陽鏟柄上接長的白蠟桿，鄒衡輕輕地用鏟尖探著地面的柔軟之處，思考著如何往下戳可以既不損傷埋在地下的珍貴文物，又能順利地將泥土帶出。他緩緩地旋轉(zhuǎn)著，鏟頭慢慢鉆入地面，不一會兒，鏟已經(jīng)探入了十多厘米，他興奮地將鏟子拔出來，哦，帶出來的，是泥土。

可千萬別小看這泥土，通過對鏟頭帶出的土壤的結(jié)構(gòu)、顏色和包含物的辨別，可以判斷出其土質(zhì)以及地下有無古墓等情況。第一鏟，泥土中夾帶著少數(shù)陶屑，仔細辨別，這似乎是泥質(zhì)灰陶的細屑，大家不禁振奮起來——有灰陶細屑，說明這里起碼跟商代有點關(guān)系。洛陽鏟插入的范圍逐漸在擴大，但插入的速度卻沒有明顯加快，因為大家怕一不小心，會讓珍貴的文物因為自己的探試而碎裂。隨著帶上來的泥土越來越多，從土層構(gòu)造上，大家已經(jīng)可以判斷，這里確實跟殷墟的土層構(gòu)造相似。

但是，考古并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一鏟子下去就會有珍貴的文物出來，然后大家皆大歡喜。事實上，鄒衡他們持洛陽鏟挖掘，只是初步確定考古挖掘的范圍和地層深度，離正式挖掘還有很長的過程呢。最初的十幾天，鄒衡他們就是反復用洛陽鏟在不同的地面打孔，然后確定大致的挖掘范圍。這個工作非?？菰?，但讓大家激動的是，通過洛陽鏟確定的挖掘范圍似乎預(yù)示著這個遺跡是幾代商文化的積壓，換言之，這是分層次的、規(guī)模較大的商代遺跡，可能會有商代的大墓，甚至會有商代的城市痕跡存在。

在已經(jīng)確定的范圍內(nèi)，鄒衡和同事們耐心地鏟著，輕輕地挖掘著。如稍不謹慎，力度過大，就很可能破壞一件珍藏在地下的陶器或者玉器，甚至破壞遺跡的整體外形。所以，必須耐心、細心、小心！作為一個田野考古者，必須能坐得冷板凳，能按捺住焦躁和失望的情緒，一點點地挖掘，這是優(yōu)秀考古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素質(zhì)。而且鄒衡完全具備這樣的素質(zhì)——在他以后漫長的50年考古生涯中，他始終能夠耐得住寂寞，在一個地方蹲點十幾年，皓首窮經(jīng)，嘔心瀝血，無怨無悔。

鄒衡參與的是二里崗文化的第一期挖掘，考古隊擁有的挖掘設(shè)備非常簡陋，供存放挖掘出來的文物的設(shè)施也非常簡陋，他們?nèi)珣{著考古隊員的滿腔熱情和對考古事業(yè)的狂熱，把所有的精神都凝聚于大地，勤勤懇懇地工作著。鄒衡等后生晚輩承擔了所有枯燥、繁重的基礎(chǔ)事務(wù)性工作，比如清理陶片、標注文物挖掘順序、拼合已經(jīng)四分五裂的陶器、玉器，等等。

鄒衡在來鄭州之前一直只是紙上談兵，缺乏考古的實踐，向達老師提醒他必須注意提高實踐能力。到鄭州后，鄒衡很珍惜這個實踐的機會。在當時一起參加考古的年輕人中，鄒衡屬于口才不拔尖，以前實踐機會也很缺乏，基礎(chǔ)比較弱的一個。但他不怕，勤能補拙嘛，他暗下決心，把二里崗當成自己的練兵場，爭取后來居上。鄒衡一邊挖掘，一邊注意觀摩老師們的做法。他看到導師裴文中先生細致地拼接著動物的遺骸，并且將它們分類，然后通過對這些動物死亡原因的推測進一步來推斷動物生前發(fā)生的事情，鄒衡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完全可以移花接木，運用到對陶片的分類和分析上來。于是，他花了許多的時間在摸陶片、拼陶器上——向達老師說得好，莫看這是小事，可是有時候地下世界的大秘密就埋藏在這黑乎乎不起眼的小小陶片或者青銅碎片中呢。

于是，鄒衡奉行多做少說的原則，一邊挖掘，一邊仔細地作著筆記。他對挖掘出來的陶器和玉器進行歸類，并對碎片進行粘合，當許許多多的陶器碎片被小心翼翼地復原成為陶缸、陶罐時，那種興奮和成就感頓時讓鄒衡覺得這許多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而且這個摸陶片、拼陶器的活兒一開始做起來確實枯燥乏味，可是做著做著，便慢慢有了手感，拼接工作就比他初到二里崗時熟練多了，鄒衡對摸陶、拼陶的興趣也更濃了。同時，他還迷上了給陶器排隊伍的工作。

在旁人看起來，摸陶、拼陶、排隊，這工作實在太不起眼了太枯燥無味了。誰不想搶先發(fā)現(xiàn)大件呢？這么小的東西怎么拼呢？有些甚至已經(jīng)碎為成百上千塊了，哪里還能拼接得起來嘛。

可鄒衡卻愣是有這個耐心，別人休息聊天時，他就默默地摸著、拼著，就在日積月累的細心拼合中，他對陶器的鑒定技能有了長足的進步。他的老師們都認為，在北大考古系的年輕教員中，這摸陶拼陶的本領(lǐng)，鄒衡是絕對過關(guān)的。而且，這個技能在他以后漫長的考古生涯中，總能為他帶來意外的收獲。

1953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到二里崗進行發(fā)掘。此次發(fā)掘使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時代比殷墟更早、范圍也更大的遺址；從出土的釉陶、白陶和刻字骨片等判斷，這不是一般的小村落，而是一個大城市。

越來越多的陶器碎片出現(xiàn)了，甚至較完整的陶器和青銅器也出現(xiàn)了。仔細地觀察辨別著眼前的粗砂陶缸、夾砂厚胎缸、鬲、斝、盆、甕，反復地琢磨圈獸面紋青銅器、連珠紋青銅、牛首尊青銅器的制造藝術(shù)，一遍遍地在心中回憶挖掘出來的玉器和石器的紋樣和器形，鄒衡思考著，這個商代遺跡，跟安陽殷墟有什么聯(lián)系和不同呢？整整一年的挖掘，近一年的思考，他越來越覺得，二里崗遺跡不是安陽殷墟文化的遺脈，而是一個比安陽殷墟更早的遺跡！

要知道，在考古學上，要下這樣一個結(jié)論，許多考古專家窮其一生，都沒能做到呢。這需要有充分的證據(jù)，要能夠進行廣泛論證，同時，還要得到考古學界大多數(shù)人的認可。而鄒衡，當時不過25歲，一個后生小子居然有了跟自己老師們截然不同的想法，并且想把這個觀點公之于眾——這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證據(jù)和說服力。

鄒衡把二里崗出土的陶器與青銅器，與安陽殷墟的陶器與青銅器作了一個對比。區(qū)別陶器與青銅器，對于鄒衡來說，這是考古常識問題，但是將比較結(jié)果公之于世，推翻大家認為二里崗只是殷墟文明的延續(xù)的觀點，卻需要莫大的勇氣。所以，鄒衡首先需要的，就是周密的推斷證據(jù)。

首先，殷墟和二里崗的陶器不同。

在鄒衡的記憶中，從殷墟發(fā)掘出來的商代中期的陶器，其質(zhì)地以泥質(zhì)灰陶和夾砂灰陶最多，約占同期陶器總數(shù)的90%以上，另外還有一些夾砂粗紅陶、泥質(zhì)黑皮陶、泥質(zhì)紅陶，白陶的數(shù)量占陶器總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而且陶紋復雜多樣，有饕餮紋、夔紋、方格紋、人字紋、花瓣紋、云雷紋、渦漩紋、曲折紋、連環(huán)紋、乳釘紋、蝌蚪紋、圓圈紋、火焰紋等。其中，以饕餮紋組成的帶條最多，一般是三組饕餮紋構(gòu)成一個帶條。同時，從殷墟發(fā)掘出來的陶器種類繁多，按其功能或用途的不同，大體上可分為酒器、炊食器和盛貯器。其中，酒器有觚、爵、斝、尊、卣、罍、觶等；炊食器有鬲、甑、豆、簋、鼎、盤、盂、罐等；盛貯器有壺、瓿、盆、甕等。

然而，在二里崗，那些被鄒衡他們一一復原挖掘出來的陶器，其質(zhì)地明顯與在殷墟發(fā)掘出來的商代中期的陶器不同。首先，帶上來的碎屑，基本上都是泥質(zhì)灰陶，夾砂灰陶的數(shù)量不多，至于其他質(zhì)地陶屑，則沒有看見，即使有見到的，也是比較粗糙的紅陶，無論是質(zhì)地還是做工，都無法跟殷墟的陶器相比。其次，從已經(jīng)挖到的陶器來看，花紋的類型不多，以繩紋為主。而在當時已知的挖掘中，陶器的分類也僅僅是缸、鬲、斝、盆、甕而已。相比殷墟，無論是在種類，還是在制造工藝和形式花紋上，都要單調(diào)得多。

如果說二里崗是殷墟文化的延續(xù)，從二里崗一、二期發(fā)掘的情況來看，這是個極具規(guī)模的文化遺跡，所以它的陶器工藝，起碼應(yīng)當是殷墟的延伸，無論是在種類還是在形式上，都不應(yīng)當比殷墟落后。但從二里崗出土的陶器，其實遠遠落后于殷墟的陶器，所以，極可能是二里崗的制作工藝更早、更不成熟，所以相比安陽殷墟的制陶技藝才會顯得更簡陋。

其次，殷墟和二里崗的青銅器有更大的區(qū)別。

二里崗上層的青銅器，例如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shù)道缺口，管流斜置于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后側(cè)有一大鋬可執(zhí)。罍則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shè)提梁的。青銅器中所見到的動物因素隨著青銅器表面紋飾的增加而更加豐富。二里崗文化所出的銅器大都在腰腹部飾一圈獸面紋和一圈連珠紋，而后來的考古證明，在紋飾方面，這一獸面紋飾已經(jīng)成為區(qū)分二里崗文化與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時，在二里崗的青銅器中還出現(xiàn)了像牛首尊這樣把牛首形象作為裝飾的器物。這一時期，也出現(xiàn)了一些局部模仿動物形象的器物，如向陽回族食品廠H1出土的扁足圓鼎的三足即被制作成“夔”的形象口銜鼎盆。

到殷墟文化時期，動物因素在青銅器上面的體現(xiàn)達到了鼎盛，從器型到器表紋飾，均包含了大量的動物因素。動物的種類也由二里崗文化時期簡單的獸面紋飾變得更加復雜，甚至更加寫實。比如武官北地M1004出土的方鼎以鹿的形象作為主紋，形態(tài)逼真。此外，鳥紋、夔紋、蟬紋也大量出現(xiàn)。在二里崗時期便已出現(xiàn)的獸首裝飾此時更加普遍，而且動物種類繁多，造型豐富多樣。從青銅器器型上看，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鸮尊和銅觥，以及同為商代晚期的犀尊、豕尊和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的雙象尊等均是商代晚期動物因素在器型上的完美體現(xiàn)，它們造型別致，構(gòu)思精巧，形象逼真，是動物因素在青銅器上面最具特點的部分。

除此之外，雕像的工藝、玉器的制造、石器的磨制，還有在來出土的青銅、陶器作坊的整個制造過程，都讓鄒衡感到二里崗的遺跡比之安陽殷墟遺跡，體現(xiàn)的生產(chǎn)力水平更落后，換言之，就是二里崗的遺跡，其先民活動的時間要比安陽殷墟早，至于早多少年，這塊地方究竟是屬于什么時代、什么帝王的活動中心，則有待考證⁽¹⁾。

但是，就在鄒衡期待挖掘行動進一步深入，以找到更多的證據(jù)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時，他卻又被突然調(diào)往洛陽附近挖掘古墓。這使鄒衡感到非常詫異，二里崗的再度挖掘已經(jīng)有了許多收獲，自己卻中途被調(diào)，讓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不解。不過，他還是遵命去洛陽認真主持古墓的發(fā)掘。洛陽古墓在今天是當?shù)氐囊粋€著名的旅游招牌，其古墓從西周一直到宋元時期的，都有，可以說是洛陽作為六朝古都的見證之一。

當鄒衡主持這些古墓的發(fā)掘時，他發(fā)現(xiàn)有許多古墓已經(jīng)被盜，許多珍貴的文物遺失了，這讓他更加認識到田野考古的重要性，因為那不僅僅是一個論證中華文明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保存中華文化的工作。而古墓被盜，珍貴文化大量流失，也讓鄒衡感到痛心莫名。因此，在他以后的考古生涯中，保護古代文物，跟盜墓罪犯作堅決的斗爭也成了鄒衡的一項使命。在洛陽期間，鄒衡的收獲很大，其中最大的收獲就是參加東周王城的挖掘，后來，他們又在洛陽火車站西南發(fā)現(xiàn)了漢河南縣城。

但是，對熱衷于夏商周考古的鄒衡來說，在洛陽，無論是挖掘出來的古墓，或者是古墓中的各種珍貴葬器，都不能跟他心目中的二里崗相比。

湖南人的蠻勁讓他不會輕易放棄，雖然身不在二里崗，但他卻隨時注意著二里崗發(fā)掘的動態(tài)，同時不斷收集二里崗遺跡的資料。

二里崗的每一寸發(fā)掘過的土地都深深印在鄒衡的腦海中，令他魂牽夢縈，有時候連做夢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在摸陶拼陶，夢見自己在挖掘工地上，和安金槐在一起，一邊挖掘一邊爭論。雖然，在他的手下洛陽的古墓在一座座打開，但是腦海中的夏商周文化探索卻令他更向往二里崗，向往中原的邊緣，那許多古代典籍所記載的三代古城所在地。在洛陽的半年，鄒衡發(fā)現(xiàn)，自己離開夏商周研究，已經(jīng)到了食不甘味的地步，他知道，自己的目標已經(jīng)無法更改，也不必更改，在洛陽的這半年只是令他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罷了。

雖然，二里崗的發(fā)掘工作已經(jīng)完全交給了其他考古學家，但是鄒衡不能忘情于二里崗。1952—1955年，他一直在關(guān)注二里崗——在田野實踐考古中，他收集了大量的事實資料；離開后的兩年中，他收集到了不少關(guān)于二里崗考古的最新信息。并且，通過這兩年多來的再學習，他獲得了關(guān)于夏商周考古的更多的知識和技能。終于，此時，對于自己的考古論題，他有了底氣，他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生論文：《試論鄭州新發(fā)現(xiàn)的殷商文化遺址》。

在他這第一篇完整的上規(guī)模的學術(shù)論文中，躊躇滿志又充滿青年意氣的鄒衡提出了自己關(guān)于二里崗考古的觀點：二里崗是一個早于殷墟的商代文明，中國可考證的歷史，因為二里崗，應(yīng)當再往前推六七百年。在文中，鄒衡甚至明確地提出了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概念。鄒衡相信，這個結(jié)論的分量，是對中國歷史的重新修訂。

但是，在論文提交之初，似乎并沒有引起導師們的重視。但鄒衡不是個輕易放棄或者認輸?shù)娜?，他以更大的熱情、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二里崗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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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1955年鄒衡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試論鄭州新發(fā)現(xiàn)的殷商文化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