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往事何堪哀
少年南開
1908年夏，一個19歲的青年學生于天津南開學堂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yè)，當他擺動長衫、神情盎然地走出這座學府十年之后，門前豎起的紀念井銅牌上，不可或缺地鐫刻了他的名字，以示永久紀念?！@位學子，便是后來被稱為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的梅貽琦。
梅貽琦，字月涵，清光緒十五年臘月初八（1889年12月29日）生于直隸天津城內照壁胡同一處普通院落。關于梅氏家世及其與天津的瓜葛，許多年后，梅貽琦在臺灣應相關方面邀約，親筆書寫了一篇短文，簡要敘述自己家族延續(xù)的歷史脈絡，文章說：“關于琦之家世，幼年曾見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記憶，以后經(jīng)庚子之亂，遂未再尋得。此家譜起首，敘明初一將官名梅殷者，原籍武進，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為殷夫婦所反對。一日殷赴燕王宴，歸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鬧不休，燕王始允攜二子回北京善視之，皆封軍職。此二子之名字及其后代如何遷至天津，則全不記得了。在北京從未遇到過[天津]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時家人常往來的只不過七八家，皆屬中產(chǎn)以下人家，多半教書，或做‘鹽務’（如鹽商經(jīng)理之類），偶有做官的不過知縣等級，但經(jīng)商的甚少。在清末以詩或書畫稱小名家者頗有幾人，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窮念書的’雅號，而還有‘梅先生拔煙袋……不得已而為之’的笑話?！?sup>
又說：“琦幼時考學校時報名須默寫三代，故還記得：曾祖名汝鈺，祖茂生，似皆曾中舉貢。琦生時祖父母已去世，稍長聞祖父曾做清豐縣教官（訓導），病歿于任所。先父諱臣，字伯忱，為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長者，二十歲時考中秀才，以后曾兩次上京趕考皆不第，便未再試，一生職業(yè)為鹽務，擔任鹽商津店賬房，或兼‘外事’（與官府交結者）。家境非甚寬裕，但對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盡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畢業(yè)于師范及南開大學?！?sup>
據(jù)梅貽琦晚年的兼職秘書、清華校友趙賡飏說，這份“家世簡史”，屬梅氏于倉促間撰成，頗為簡略，有些記載語焉不詳，故后來在新竹“清華”創(chuàng)辦的《清華校友通訊》第三十一期披露后，清華1911級老校友張福運認為確屬“略而不詳”，有待補充。于是，張氏特出《明通鑒》一書檢閱，在“惠帝建文四年”條下，找到了有關“梅殷”名事的記載。原文如下：
上（指燕王）之即位也，駙馬都尉梅殷尚擁兵淮上，不降。上乃迫寧國公主嚙血為書以授殷。殷得書慟哭，乃還。既入見，帝迎勞曰：“駙馬勞苦?！币笤唬骸皠诙鵁o功耳?！鄙夏?。以公主故，不誅，然自是益銜之。（按：燕王至南京，凡擁戴惠帝[即太祖之孫建文帝]未降諸大臣，皆加屠戮，故云“以公主故，不誅”。）
“成祖永樂三年”條，又載：“冬十月乙丑殺駙馬都尉梅殷。”
先是殷家居，上嘗遣中官伺察，詞色恒不平，于是陳瑛希旨劾殷：招納亡命，私匿塞外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咒詛。上曰：“朕自處之。”因諭部臣考定公侯駙馬儀仗從人之數(shù)，而別命錦衣衛(wèi)執(zhí)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wèi)指揮趙曦，擠殷笪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都督同知許成發(fā)其事，上命治深、曦罪。對曰：“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以金瓜落二人齒，斬之。遣官為殷治喪，謚“榮定”，而封許成為永新伯。
初殷之死也，寧國公主謂上果殺殷，牽上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為主跡賊，勿自苦?！睂す僖蠖樱喉槻秊橹熊姸级酵案槠焓中l(wèi)指揮使。賜公主書曰：“駙馬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許成來首，已加爵賞。謀害之人，悉置重法。特報妹知之?！庇庠拢M封寧國長公主。
對于這段記載，張氏認為與梅貽琦自撰家世一文并無不符，唯能補其缺者，對梅殷一家之北遷，至其溺死橋下，更有翔實記載。為此，張福運慨嘆曰：“梅殷忠君抗逆，燕王即皇帝位尚擁兵不降，以永樂之殘刻成性逞志淫刑，雖至親亦不能免。五百年后，其后裔梅校長始顯達，名垂史冊，殆天之有以報其忠乎？”
梅殷死后，其子孫為何落戶天津，史乘不詳，據(jù)趙賡飏推側，明成祖朱棣既封駙馬二子軍職，諒必有俸無權，住處難免限居京畿附近地區(qū)，至少其中一位，可能依軍籍之便而居住天津衛(wèi)，因此世代留居。唐宋以來各地設“軍州”或“衛(wèi)”為軍事防區(qū)，而清末民初，仍多呼天津為“衛(wèi)”。梅夫人晚年回憶文，曾有一言，謂梅家是“明成祖時代由江蘇北遷，來負責駐防天津衛(wèi)的”?；蚩勺鳛閰⒖家罁?jù)。
◎梅貽琦與同胞兄弟及堂兄弟合影。后排右一為梅貽琦，左一為六弟梅貽瑞；前排左起：小弟梅貽寶，八弟梅貽琳，十弟梅貽
至于梅氏家族來到天津衛(wèi)的幾百年歲月，出了多少算是“人物”的人物，有何種事功，延續(xù)到梅貽琦這一代已無從知曉。所能了解者，上限或于曾祖、祖父輩人物，然仍如霧中看花，不甚了了。能探清者，只是這個家族至清末就已衰落，梅貽琦父親的功名是考來的，而他兩位叔叔的秀才名頭則是拿錢捐來的。母親張氏，未曾入學，其先人在天津鼓樓北開設義生堂藥店，勉強維持一家溫飽……總之，在梅貽琦童年到青年的記憶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幾位父輩人物與家庭十幾口人“非甚寬?！钡纳睢Ｃ伞岸嘧佣喔！憋L俗所賜，梅貽琦父母共生育五男五女十個孩子，昆弟五人依次是貽琦、貽瑞、貽琳、貽璠、貽寶，因家族大排行故，貽琦的弟、妹都稱他為“五哥”。梅貽琦自幼忠厚老成，聰穎好學，讀小學時已具有學霸氣象，每次先生提問總能對答如流，深得先生與家長喜愛。讀書之余，年幼的梅貽琦知道自己作為長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和擔當，自覺幫助父母做事，如踩著小板凳幫助父親記賬，協(xié)助母親照顧弟弟妹妹等成為常態(tài)。
1900年，庚子亂起，天津成為義和團“扶清滅洋”的主戰(zhàn)場之一。烈火硝煙中，11歲的梅貽琦隨父母及弟弟妹妹合家逃亡保定避禍。亂后歸津，原本并不富裕的家業(yè)被洗劫一空，洗劫之人是拳匪、聯(lián)軍，或是清兵民賊兼及強盜小偷，已無從查考，即便查得亦無可奈何。經(jīng)過此次浩劫，天津工商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可謂一蹶不振。梅貽琦父親失業(yè)，家中生活頓陷困境，只好從親朋好友處借得糧錢暫時度日，每以玉米面充饑且要限量，家人每日處于半饑半飽狀態(tài)。后來，父親總算找到一份差事，但薪水低微，仍難維持一家生活。許多年后，梅貽琦五弟梅貽寶回憶自家“近代史上最艱辛的一段”往事時說：“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我家夠得上準無產(chǎn)階級了。父親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觀，一切周章挪補，都要母親傷腦筋。我一直到十幾歲，恐怕是五哥回國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雖然清苦，人口雖然眾多，父親卻咬定牙，叫每個兒子受教育。后來天津開辦了女子學校，他叫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亦上學校?！?sup>
1904年秋，15歲的梅貽琦進入南開中學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就讀，在這里，遇到了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人物——張伯苓。從此，他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新天地。
張伯苓，名壽春，字伯苓，以字行。祖上乃山東人氏，原在大運河使船往來南北，以販運油糧為生，不知何年何月流落到天津衛(wèi)，后來在城內開了一家叫作“協(xié)興”號的糧行維持生活。祖父名張虔，青少年時期為國學生，因屢試不第而致癲狂，38歲死去。其父名云藻，字久庵，為獨生子，且兼繼承五門。久庵公自少年時代起即酷愛音樂，醉心騎射。及長，吸取父親屢試不中以致癲狂而死的教訓，不以科舉功名為重，根據(jù)自己喜好，遍訪名師大腕兒，悉心向學，后來終成正果，彈拉吹打無一不精，尤擅彈奏琵琶，江湖上人送外號“琵琶張”。久庵公練就如此本領，出山后在城內設館授徒，并以此為終生志業(yè)，曾一度舉家落戶天津宜興埠，在當?shù)卮髴簟⒁迾I(yè)于天津水師學堂、后來成為教育家的溫世霖家族執(zhí)教，張、溫兩家就此建立了深厚友誼，進而有了姻親關系。許多年后，一位叫溫家寶的天津溫氏家族子弟在接受俄羅斯記者采訪時說：“張伯苓先生是天津人，和我同鄉(xiāng)，也是同村?！?sup>指的就是這段前世因緣。而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創(chuàng)辦普育學校，就是深受前輩溫世霖影響而親身踐行的一個成功案例。
張久庵年輕時先娶胡氏為妻，未久胡氏病故，續(xù)娶楊氏。1876年4月5日張伯苓誕生，時久庵公已43歲，算是老來得子，一家歡喜自不待言。更令張氏夫婦及家族長老們驚喜的是，以后四年內又接連生了兩位千金。張久庵59歲那年，送子觀音再次光臨張家，夫人楊氏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彭春。張彭春的誕生，結束了家族中張久庵一支二世單傳的歷史，張家人丁興旺，家業(yè)隨之振興起來。許多年后，張伯苓與張彭春兄弟在中國近代教育舞臺上聯(lián)袂登場，一度呼風喚雨，演出了多姿多彩的一幕。
張伯苓5歲時，父親開始給他開蒙，教讀四子書，進行嚴格的修身立志教育。對于這段往事，張伯苓回憶說：“當余尚梳小辮時，先父曾有言：‘人愈倒霉，愈當勤剃頭、勤打扮?！@就是說總當潔凈光滑，表示精神。”因久庵公技藝高超，名聲在外，聘請者眾，一日要應付幾處塾館，來回奔忙，無法攜子就讀，只好把張伯苓送到同族本家的塾館附讀。后轉好友劉先生創(chuàng)辦、專供貧寒子弟就讀的塾館繼續(xù)學業(yè)。這個義學性質的塾館，對張伯苓后來的性格、精神與世界觀的形成，皆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1889年秋，13歲的張伯苓以家學淵源與塾館就讀的功底，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在駕駛班習駕駛技術。北洋水師學堂乃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籌辦北洋海軍過程中，創(chuàng)立的近代新式學校，校址位于天津城東八里的賈家沽道機器局西。學堂教員以西人為主，曾留學英國、被魯迅稱為“19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的啟蒙思想家，主張變法維新、后來以翻譯《天演論》聞名士林的嚴復任總教習。嚴復入校后，以其出色的學問素養(yǎng)與管理才能，先后升任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當時李鴻章正處于權力的巔峰，屬聲勢浩大的洋務派箭垛式人物，北洋水師的主要使命，是培植具有近現(xiàn)代思想精神與軍事技術的優(yōu)秀人才，學校的各種設施與教職員配備、學生選拔，極一時之新盛。如教師隊伍中有蘇格蘭人麥克禮者，講解透徹，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使受業(yè)諸生獲益匪淺，更是給張伯苓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作為學生、綽號“張小辮”的張伯苓，身手敏捷、頭腦聰明，在駕駛技術、兵操等諸方面名列前茅，令諸教師與總教習嚴復甚為喜愛。正是在這所學堂里，少年張伯苓接受了較為正規(guī)的新式教育，學到了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如張伯苓三子張錫祚在追述乃父往事時所說：“這個水師學堂，請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學，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書，開洋船，使洋槍、洋炮?？傊?，到這里來上學，叫做上洋學。當時一般人的思想還不大開通，清政府為了多招學生起見，不但學費全免，管吃管住，而且每月津貼每人白銀四兩五錢。先生不滿十四歲，考入了北洋水師學堂……一方面要念書，一方面還靠津貼來養(yǎng)家?！?sup>
◎北洋水師服役時的張伯苓
五年學堂時光匆匆過去。1894年秋，張伯苓以“最優(yōu)等第一”的成績畢業(yè)，時年不過18歲，身高卻已超過一米九，虎背熊腰，威風凜凜，屬于罕見的英俊青年與中國北方大漢形象。
1894年，乃中國人熟知并留有心靈傷痛的甲午年。這一年，中日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在山東威海衛(wèi)海域進行了一場空前大海戰(zhàn)。許多年后的抗日戰(zhàn)爭期間，曾在南開與清華主講中國近代史的蔣廷黻教授對這次歷史的教訓特別指出：“那一次的海軍戰(zhàn)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zhàn)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zhàn)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fā)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軍之戰(zhàn)是個劃時代的戰(zhàn)爭。”結果眾人皆知，大清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等臣僚苦心孤詣經(jīng)營的洋務事業(yè)灰飛煙滅。清廷迫于日人軍事壓力，于次年三月，由李鴻章與日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根據(jù)條約規(guī)定，中國承允高麗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后因三國干涉而未得逞）、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同時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投資辦廠。甲午之戰(zhàn)的失敗，給大清帝國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危機，而日本卻在這一劃時代的戰(zhàn)爭中，利用中國的巨額賠款建軍興教行商，很快躋身世界列強之林。
北洋水師傾覆之慘烈，其程度出乎世人的想象，如胡適所言，竟然沒殘存一艘戰(zhàn)艦可供中國海軍學校畢業(yè)生實習之用。當時作為學生的張伯苓，空懷滿腔熱忱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于苦悶中回家靜候聽令，一年后得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做見習軍官三個月。就是在這艘軍艦上，張伯苓又遭遇了他終身不忘的國恥，遂決心脫離海軍，走向教育救國之路。
威海衛(wèi)在山東半島的東端，原是中國海軍的軍港，《馬關條約》簽訂后，歐洲列強乘機在大清國地盤上爭奪勢力范圍，英國強租九龍并繼德、俄之后強租威海衛(wèi)，清廷無力抗拒，只好答應。但威海衛(wèi)自甲午海戰(zhàn)之后即被日本人占據(jù)，如果轉讓給英國，就要先從日本人手中拿回，再予英國人。于是，清廷決定派大員乘通濟艦去山東辦理接收、轉讓手續(xù)。時張伯苓正好在通濟艦服務，親身參與此事，并目睹了令人極其痛心的悲慘一幕——接收時，先下日本的太陽旗，后升大清國的黃龍旗；隔一日，降下黃龍旗，改懸英國的米字旗，是謂“國幟三易”。這個場景用張伯苓自己的話說，便是“悲憤填胸，深受刺戟！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chuàng)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將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
張伯苓所言大體不差，胡適在后來撰寫的《教育家張伯苓》一文中說：“張氏此種覺悟，此種決心，足以反映當時普及全國的革新運動。戊戌政變就是這種運動的高潮，可惜這種新運動不敵慈禧太后的反動勢力而失敗了。伯苓時年廿二歲，欣然應嚴修之聘，在其天津住宅設私塾教授西學。嚴氏私塾名‘嚴館’，學童為嚴修之子等五人。此為張氏一生從事教育事業(yè)的開端?！?sup>
◎嚴修
后世有人往往將嚴修誤為嚴復，其實“二嚴”不是一人。胡適文中提到的嚴修（1860—1929），字范孫，號夢扶。祖籍浙江慈溪，先世移居天津經(jīng)年，他本人生于直隸三河縣。1882年，嚴修鄉(xiāng)試中舉，次年連捷進士，時年23歲。又三年，授翰林院編修，另補國史館協(xié)修，再于1894年授貴州學政。嚴修在學政任上，力倡新學，首以奏請廢科舉、開經(jīng)濟特科有聲于時，戊戌政變后致仕家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嚴氏設立家塾，聘陶仲明擔任塾師（其子陶孟和隨父就讀）。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張伯苓繼之。張氏主講課業(yè)，以英、算、理、化諸科為重，號稱“西學”。時有學生五人，皆為嚴氏子侄，外加一個后來成為著名社會經(jīng)濟學家、官至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陶孟和。其后三年，號稱天津商業(yè)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亦聘張伯苓教其子弟，有學生六人，取名“王館”，以與“嚴館”有別。張伯苓每日上午到嚴館上課，下午到王館教書，如是六年，直到迎來了兩館合并，成立天津第一中學堂，繼而南開學?！@一劃時代的變革。
◎嚴復
1904年春，嚴修欲帶張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為聽取同道者的建議，4月22日，嚴修偕張伯苓訪晤嚴復。此時嚴復因與李鴻章意見不合，已退出海軍界，出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從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的1895年2月起，嚴復即在天津《直報》發(fā)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1898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正式出版，以進化論為依據(jù)，強調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改造國民性等等，體現(xiàn)了他一貫倡導的“教育救國”思想。這一新式的教育觀，對中國教育界、知識界擺脫儒家傳統(tǒng)教育模式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而此時的嚴修，在時代感召下，思想亦有巨大演進，明確提出：“欲救中國，必須變法維新；而變法維新，則非創(chuàng)辦新教育不可。”相同的理想與志向，使嚴修與嚴復兩位姓嚴的世紀鴻彥碩儒，漸漸走到一起并成為好友。這次“二嚴”相會，嚴復對嚴修與張伯苓的日本之行給予了極大鼓勵。
一個月后，嚴修偕張伯苓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輪船。8月3日，二人攜帶購買的部分教育與科學儀器啟程回國。通過此次考察，嚴、張二人切身感受到日本的富強，實由于教育振興發(fā)達的緣故，越發(fā)堅信“欲救中國，必須從教育著手”的信念。在回國的路途中，嚴修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即與張伯苓商量“于吾津試辦民立中學一處，以作中學之模范”。張伯苓聽罷，表示“極愿效綿薄”。回國后的10月16日，二人按照約定辦法，將嚴、王兩館合并，成立“私立中學堂”，張伯苓任監(jiān)督（校長）兼教員。11月，嚴修奉朝廷命，出任直隸學校司總辦，綜理全省學政，辦公場所設在保定。嚴修單身赴任，天津學堂一切事務，由張伯苓照計劃主持辦理。
按既定方針，學堂校舍在嚴氏偏院，有教室數(shù)間，師生用具由嚴家捐助，教學儀器等由王家出資訂購，每月正常運轉經(jīng)費紋銀200兩，由嚴、王兩家平均負擔。學生每月學費三元，校方聘教員三四人，并請美、日教員授課，設高級師范班與普通班。師范班有原在嚴、王兩館就讀的陶孟和、韓誦裳、嚴智惺、孟琴襄、武問泉、林次和等十幾人，招收新生70余人，分為甲、乙、丙三班?！驮谶@個時候，少年梅貽琦通過考試，進入了這所散發(fā)著溫熱與青春朝氣的私立中學堂。與梅氏一起考入者，有金邦正、喻傳鑒和張伯苓胞弟張彭春等優(yōu)秀學子。
1905年2月，根據(jù)嚴修的意見，校名改為“私立敬業(yè)中學堂”。4月，清朝將軍長庚與鐵良赴天津衛(wèi)視事，在直隸總督署觀看天津各學堂學生演練體操，眾皆歡喜。時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認為各學堂名稱字樣過多（時天津共有39所學校，敬業(yè)中學堂是唯一的私立學校），恐日后無奇不有，不如像軍隊序列一樣按數(shù)字排列更成體統(tǒng)。于是，當年底私立敬業(yè)中學堂改名為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軍人出身但與嚴修友善的袁世凱到學校參觀后，對諸方面給予高度評價，當場表示捐白銀5000兩以示獎掖。未久，清廷于京師設學部，作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權傾朝野的袁世凱薦嚴修為學部侍郎，旋改左侍郎，在全國推廣新式教育。時袁世凱主辦實務事業(yè)甚得朝野稱道，袁氏對外也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成績只有兩件，“曰練兵，曰興學”，“兵事我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所為，吾供指揮而已”。嚴修一上任，即上奏朝廷“請頒布教育宗旨”，稍后主持設立圖書局，聘王國維等名貫一時的學者編輯教科書；設名詞館，聘嚴復為總纂，并籌備成立京師圖書館等事宜，此為嚴修與嚴復，以及王國維等世紀名流正式建立公私之誼的起點。
此時的嚴修乃朝廷命官、二品大員，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影響。想當年他初識張伯苓時，張年僅22歲，只是一名退役海軍學校畢業(yè)生，默默無聞。但嚴修認為張是一塊可堪雕琢造就的璞玉，日后必將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成就一番大事業(yè)，創(chuàng)造一番大輝煌。于是乎，二人在教育這塊天地里聯(lián)手合作達20余年，無論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草創(chuàng)時期，還是個人仕途與事業(yè)飛黃騰達的中期，甚或息身津門的晚年，嚴修與張伯苓相互尊重對方的人格學識，始終保持著“居?！迸c“西席”，亦即亦師亦友，而非“東家”與“伙計”的關系。正因這種關系與相互的信任和尊重，當嚴修在京師教育文化天地大展宏圖之際，張伯苓也在天津施展他的精明才干，為學校盡力謀劃，大事擴展，僅兩年時間，即令學校風生水起，名震津門，報考人數(shù)與中途擠入學校者超過百人。眼看生源劇增，原有校舍已無法容納，許多人還多方找關系、托門子向里擠送，張伯苓便找樂善好施的邑商鄭菊如出面助力。張、鄭二人一拍即合，鄭氏主動捐贈天津近郊地名“南開洼”者十余畝，以擴校區(qū)。得此新地，張伯苓于欣喜中立即籌募經(jīng)費，由嚴王二家，以及徐世昌、盧木齋、嚴子均等幾位官宦巨賈，共集銀26000余兩，起建新校舍。1906年7月1日，校舍正式動工，1907年2月13日遷入新校址。同年4月，袁世凱再次慷慨捐款5000兩白銀以資鼓勵。學校以此巨款，興建禮堂一座，以袁氏表字命名為“慰庭禮堂”，以紀念袁世凱捐贈支持之意。1907年9月22日，新校舍落成暨學校成立三周年紀念會在新址舉行，校名正式更名為“私立南開中學堂”。
◎1907年遷入天津西南角新址的南開中學
從嚴王兩館合并到南開中學堂成立，張伯苓成為學校創(chuàng)辦直接策劃者之一，還是教學上的主要設計與實施者。南開中學建設日趨規(guī)范，樹立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典范，所開課程有修身、讀經(jīng)、國文、歷史、地理、博物、物理、生理等，課業(yè)以中文書籍教授，而英文讀本以及文法、外國歷史、外國地理、數(shù)學、代數(shù)、幾何、化學等課程，則用英文書籍教授。由于學校倡導新思想與開設新課程，加之教學水平不斷提高，新式的修身、體育等課程得到學生喜愛，越來越多的高官巨宦、商業(yè)大亨及其同胞的子弟，不遠千里從四面八方奔往天津南開中學就讀，大有古時馬融“絳帳傳薪”之氣象。對這一段歷史，胡適曾感慨地說：“張伯苓同嚴修的結識合作，自從南開初創(chuàng)時期起，這是一件美滿的事件。嚴修是中國舊道德傳統(tǒng)和學識淵博最可敬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學者、藏書家、詩人、哲學家，最具公德心的愛國志士。他對教育的信念，對于新時代、新學識的虛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隸全省的道德名望，給年輕的張伯苓在創(chuàng)立遠大的教育事業(yè)上有莫大的助力?！?sup>從此，“南開與張伯苓兩個名字，在中國教育史上永占光榮的一頁”。
1908年，南開中學堂第一屆學生經(jīng)過四年緊張而繁重的學習，于7月10日畢業(yè)。典禮儀式在南開中學校慰庭禮堂舉行，直隸提學使盧木齋為梅貽琦、張彭春、金邦正、喻傳鑒等33位畢業(yè)生頒發(fā)文憑。被張伯苓稱為“南開校父”的嚴修，宣讀了畢業(yè)訓詞。嚴氏殷切希望諸生“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鄙人所期望諸生者在此，本堂設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南開中學堂首批畢業(yè)的33名學生，有4人留校任教，有的繼續(xù)升入高校深造，有的輾轉出國留學。時年19歲的梅貽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被保送至直隸（保定）高等學堂繼續(xù)深造。
就在梅貽琦等33名學生于南開畢業(yè)前的5月25日，在大洋另一邊，發(fā)生了一個與南開學生命運相連的事件，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退還所得庚子賠款余額給中國的議案，同時授權總統(tǒng)“酌定適當?shù)臅r間與方式”予以退還，以用作派遣留學生赴美游學之用。消息傳到大清國，人心振奮，教育界更是驚喜不已。在張伯苓等師長的鼓勵下，以梅貽琦為首的數(shù)名南開畢業(yè)生，以惶恐、好奇的心理，于翌年率先參加清廷設立的游美學務處考試并順利過關。從此，這一班學生，與庚子賠款造就的中國教育界最閃亮的新星——清華學校結下緣分，并在這片浸淫著歐風美雨的天地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悲喜劇。
庚子之亂與賠款
與梅貽琦、金邦正、張彭春乃至中國萬千學生命運相連，并對其影響至深且巨的庚子賠款案，肇始于庚子年發(fā)生的一件頗為邪乎、近乎奇幻的事件。
1894年中日甲午黃海之戰(zhàn)，泱泱中華帝國敗于日本彈丸島國，世人皆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使日本獲得巨額利益的同時，更激發(fā)其鯨吞蛇噬之野心，連帶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圖謀與行動。1896年，歐洲列強對清政府提出準許其修建鐵路和采礦等要求，大清朝野深受刺激，原本蟄伏于心中的排外、仇外情緒，開始公開明朗化并向社會各階層蔓延傳布，未久便發(fā)生了“曹州教案”。
1897年11月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山東曹州府大刀會成員惠潮現(xiàn)、雷繼參等數(shù)人，因對德國傳教士唆使當?shù)亟堂衿蹓好癖娦膽言购蓿谶@天深夜時分，趁著當晚灌進幾兩貓尿臊在肚中發(fā)熱的狂勁兒，各自揣了鬼頭刀與打狗棍，借著月光照耀下的凄冷夜色，跨過曠野田疇及野草叢生的亂墳崗子，悄然潛入巨野縣磨盤張家莊外天主教堂，想從外國佬手中弄幾票，如對方反抗就施以教訓，以消心中怨氣。結果兩名留宿的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z）、韓·理加略（RichardHeule）受驚反抗被亂刀捅死。涌動的鮮血與鬼頭刀反射的寒光，令惠潮現(xiàn)等大為驚恐，幾人于慌亂中劫掠大宗財物倉皇逃遁。翌日，官府聞報，下令捕快四處訪拿兇手。
兩名傳教士被殺的兇訊很快傳到德國，德皇威廉二世聞訊大怒。就在兩天前，山東兗州府壽張縣德國教堂也遭到了類似劫掠，大宗財物盡失，幸虧傳教士外出未歸，躲過了一劫。為還以顏色，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駐扎上海吳淞口的德國海軍提督棣利士率艦隊開往膠州灣，占領要隘、城市及其他據(jù)點予以示威，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大意是：與本次命案相關的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查辦；已捕獲的三名主要劫犯殺二監(jiān)一；賠償教堂損失白銀3000兩，中方代建教堂三座（每座造價白銀6.6萬兩），教士住宅七處（造價共白銀2.4萬兩）；降諭保護德國教士；允許德國租借膠州灣99年，并享有修筑膠濟鐵路和開采沿線30里礦產(chǎn)的特權。這一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整個山東省轄境，已成為德國鬼子的勢力范圍。
蹲在周邊覬覦華夏領土早已不耐煩的各色列強，眼見德國佬輕易得手，立即打起精神，來了個餓虎撲食。世界列強中最為兇殘的俄軍，奉命以最快的速度進駐遼陽旅順；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派兵占領了山東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龍新界?！斈陱埐哂谕炆夏慷闷鞄萌撞⑸钍艽碳?，就發(fā)生在這個時候。
眼看列強如同一只只兇猛巨大的叫獸，即將把大清帝國疆域五馬分尸，吞噬殆盡，朝野內外于驚恐憤懣中滋生更大的哀怨與排外、仇外情緒。只是當時沒有人想到，這股情緒竟與一個叫義和拳的鄉(xiāng)間神秘組織陰差陽錯地糾纏在一起，并釀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國際事件與嚴重后果。
義和拳，其源頭與嘉、道年間在山東、直隸一帶興起的白蓮教等傳統(tǒng)民間秘密宗教組織有關，該組織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仙跳神等方法秘密聚眾，以法術儀式練拳弄棒，求取“刀槍不入”的肉身，江湖上稱為“義和拳”。參與者稱“拳民”，成員大多來自底層農民、小商人、手工業(yè)者以及統(tǒng)貨郎、江湖上賣膏藥的神醫(yī)仙道、流浪漢兼流氓無產(chǎn)者等。這個集鬼神妖魔與儒釋道三教混合體的神秘組織，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與官府、土豪、士紳階層作對，隔三岔五地來一次“劫富濟貧”與“打土豪分財產(chǎn)”，所得貨物金錢充作組織活動經(jīng)費，以取得更大利潤和暴力成果。拳民之行動，因與朝廷意旨以及社會上流階層相對立，被官府和士紳、商人、地主階層稱為“拳匪”，并遭到嚴厲鎮(zhèn)壓。據(jù)羅惇曧《庚子國變記》載：“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密傳其術者?！?sup>
面對這股邪來瘋去的神秘組織與突發(fā)力量，被打劫的家主與官府衙門如芒在背，朝廷曾多次明旨各地官府鎮(zhèn)壓，但“拳勢”如野火亂竄，一直壓而不絕。1898年10月25日，山東冠縣義和拳首領趙三多與閻書勤、姚文起等輩，集合義和拳眾3000余人，在冠縣蔣莊馬場祭旗起義，豎起“助清滅洋”大旗，先后攻打本村及紅桃園、小里固等村教堂，隊伍逐漸發(fā)展壯大。但這個“助清滅洋”的口號和旗幟，沒有得到清廷認可，反被認為是“掃清滅洋”的反革命行動。11月上旬，趙三多率部眾在冠縣侯村、魏村一帶與清軍交戰(zhàn)，義和拳隊伍嚴重受挫。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蟄伏休養(yǎng)之后，趙三多等人決定將義和拳改名為“神助義和團”，迷信色彩加重，而給朝廷與社會帶來的動蕩也日漸嚴重。
◎義和拳民
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在鎮(zhèn)壓過程中，發(fā)現(xiàn)義和拳拳民乃一股龐大的人事勞力資源，可以為己所用，遂腦瓜一轉，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方案，將其設法招安納入民團以為己用。未久，事成。招安后的“義和拳”來了個咸魚翻身，甚至鯉魚躍龍門，由朝廷明令追捕圍剿的匪幫流寇，一躍成為正牌的前衛(wèi)組織——“義和團”?！傲x和拳”眾徒子由當初大張旗鼓地“反清復明”，一夜間脫胎換骨，把旗幟翻轉成官府認可的“扶清滅洋”，算是正式改換門庭，另奉新主。朝廷聞報，亦為之默許。
有了當朝圣上與封疆大吏及各府縣大小官吏的招撫與支持，被賦予正面形象和神圣使命的義和團民，開始以正能量的面目與姿態(tài)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這個將要被除的“暴”，由清朝統(tǒng)治者全面轉換為在大清國地面上活動的洋人。于是乎，義和團成員開始四處焚燒教會、捕殺教士，抵制所有外國事物以及之前失敗的洋務運動。風潮很快遍及山東、華北甚至京畿地區(qū)。按義和團制定的鏟除理念和革命宗旨，凡外國傳教士統(tǒng)稱為“大毛子”，一律殺無赦；如有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者，統(tǒng)稱為“二毛子”；其他通洋學、懂洋語、用洋貨者，則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以至“十毛子”等。這一連串的“毛子”，皆為反動階級和買辦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必須從精神到肉體給予懲罰直至鏟除消滅之。如有反對者，即被視為漢奸，予以口誅筆伐外加或明或暗的暴力懲治。
◎義和團民
◎一個拿著旗上寫有“欽命義和團糧臺”字樣的義和團民
此時，大清帝國朝廷中樞剛剛經(jīng)過一場血雨腥風的“戊戌政變”，在刀光劍影中完成了捕殺變法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諸君子，以及廢黜光緒帝等一系列政變活動。已完全控制朝廷命脈的慈禧太后，對在事變中掩護康有為、梁啟超等輩逃遁的英、日等帝國主義懷恨在心，同時對一直設法阻撓自己當政的西方列強十分不滿，內心郁積的排外、仇外情緒，與義和團“毀教堂、誅洋人”的口號及其所作所為正好契合。在這一默契精神與潛意識的牽引下，慈禧竟聽信既愚且蠢的山東巡撫毓賢之言，相信義和團民真的能把一個百十多斤的肉人，練成“金鐘罩、鐵布衫”“刀槍不入、槍炮不傷”的神漢，這些神漢借助自身修煉而成的巫術法功，輕易可置洋人于死地，倘稍稍施展神法魔力，便把傳教士與眾教徒甚至洋兵洋馬，一個個打發(fā)到他姥娘家蹬歪不得……正是根據(jù)這一糊涂的意識與認知，1900年1月慈禧太后不顧西方外交人員抗議和朝廷有識之士再三勸諫，悍然發(fā)布維護義和團并予以鼓勵的詔令。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本圍剿義和團甚力的直隸總督裕祿，見風使舵，轉身變成扶助義和團的得力干將與吹鼓手，此公除揣摩慈禧太后圣意，下令向團民發(fā)放大量餉銀外，還邀請義和團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以壯聲勢。于是乎，遍布草莽鄉(xiāng)野的拳民聞訊，紛紛涌入直隸開壇作法、展示巫術。未久，自天津至涿州、保定一帶，皆有拳民起壇請神。隨著人數(shù)激增，官府賞銀有限，拳民四處游蕩，繼而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甚至捕殺與自己行動有沖突的清軍官兵，以發(fā)泄心中的郁悶之氣。同時，游蕩的拳民呼號奔走，到處毀壞與洋務有關的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以刷自己的存在感。一時間，直隸至山東一線曠野田疇、城市鄉(xiāng)村，煙霧升騰，殺聲遍地，聲震朝野。其間，蜂擁至涿州的三萬義和團民，干脆占據(jù)知府衙門作為長期戰(zhàn)斗、生活的大本營，不再挪窩。正為洋人挾制逼迫、焦慮不安的慈禧太后，聞知義和團已遍及華北且有如此壯觀的景象和氣魄，神情為之大振，立派軍機大臣、協(xié)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實際調查，看這伙團民是否真的可恃。剛毅對慈禧的用意心領神會，察驗后很快回京稟報：“拳民忠貞，神術可用”，“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朝廷中樞的王公大臣如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等輩，聞聽義和團民有如此通天神術，順桿上爬，力主招撫義和團以克洋人。慈禧欣然同意，著令照辦。于是，幾十萬義和團民打著“扶清滅洋”的旗幟，以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使命，高喊著“打！打！殺！殺！血！血！”等口號，從四面八方向京師涌來。駐華各國公使，聞報義和團民四處捕殺洋人、教徒，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且一度攻進天津租界捕殺界內人員，大為驚駭，紛紛要求清廷盡快取締義和團這股在他們看來邪惡兼邪門的瘋狂勢力，按協(xié)約保護教堂、傳教士與教民，但未獲清廷回應。
◎奉旨義和團牌
正是在這樣一個天造地設、近乎虛幻的歷史環(huán)境與背景下，義和團勢力于京津一帶迅猛發(fā)展并波及清軍大營，許多官兵受到蠱惑，又見朝廷撫慰賞銀，在羨慕迷糊中紛紛加入義和團，成為一名光榮的團民和“神勇無敵的大力士”。以端郡王愛新覺羅·載漪為首的排外勢力，在清廷內部爭霸戰(zhàn)中占據(jù)上風，朝堂內外，招撫義和團對抗洋人之聲甚囂塵上?？偫硌瞄T幾位清醒理智的王公大臣，面對外國公使抗議，已無力說服朝廷對義和團采取嚴厲的鎮(zhèn)壓措施。各國公使眼看清廷無法或不想控制局勢，遂在北京北堂（西什庫教堂，即中國天主教總堂）主教樊國梁建議下，策1900年5月28日，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王國、大日本帝國、俄羅斯帝國、美利堅合眾國等八國，在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式?jīng)Q定聯(lián)合出兵鎮(zhèn)壓義和團，并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進入北京。照會發(fā)出，清政府被迫同意。5月30日，八國海軍陸戰(zhàn)隊400多人陸續(xù)由天津乘火車開往北京，進駐東交民巷使館區(qū)。5月31日，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要求加強保護，英、俄、法、美、意、日等六國，從天津增派水兵及陸戰(zhàn)隊349人登岸，乘火車于當晚抵達北京進駐東交民巷。6月3日，德、奧兩國派兵83人抵京。隨后，各國繼續(xù)向京津增兵，集聚在天津租界的聯(lián)軍達2000余人，并有24艘軍艦集結天津大沽口外，準備隨時轟擊大沽炮臺。6月6日，八國聯(lián)合調兵抗擊義和團的戰(zhàn)略計劃，相繼得到各自政府批準，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
面對列強咄咄逼人的進攻態(tài)勢，清廷內部主和與主戰(zhàn)、主剿與主撫兩派分歧如油鍋中的鹽巴，爆炒不絕。6月9日，慈禧急調甘肅提督、當時正率部防衛(wèi)京師的董福祥武衛(wèi)后軍進城，駐扎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以防不測。其間，董軍中不少官兵深受傳言與法術蠱惑，或明或暗地加入了義和團。6月10日，力主招撫義和團以為己用的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消息傳出，義和團拳民如飲狂藥，在歡呼聲中大舉入城，很快聚集起10萬之眾，東交民巷被圍得水泄不通，叫罵、吵鬧、打砸聲在古城上空回旋。是日起，駐京外國使館對外通信斷絕，使館軍民如墜陷阱而不能出。駐天津各國領事及海軍將領得知北京使館險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成聯(lián)軍，由級別最高的英國軍官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為統(tǒng)帥，美國軍官麥卡加拉為副統(tǒng)帥，率2000余官兵自天津向北京進發(fā)。由于沿途鐵路許多地段已被義和團拆毀，加之義和團與清兵不斷阻擊，西摩爾部在楊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于歸途中遭到義和團與清軍聶士成部攻擊，最終敗回天津租界，史稱“廊坊大捷”。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走出使館探聽入京的西摩爾聯(lián)軍消息，在永定門外與董福祥部遭遇，一軍官喝問來者何人，杉山彬回答乃日本國外交官。話音未落，清軍官抽刀向前，一刀捅入對方心窩，杉山彬當場絕命。幾名清軍官兵一擁上前把尸體拖于路旁，剖腹挖心，陳尸街頭，以慘烈之狀警示洋人與國人，如再出頭，必為杉山彬第二。
6月12日，恃強充能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帶領一排海軍陸戰(zhàn)隊官兵伏于內城之上，發(fā)現(xiàn)外部沙地有義和團成員正在練習、叫喊，做攻擊使館狀，遂下令開槍，當場打死20余團民。此后，使館衛(wèi)隊多次主動攻擊義和團民，義和團民亦展開大規(guī)模反擊并對教堂實施縱火報復，局面一度失控。據(jù)《庚子大事記》載：“今晨探報，東華門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牽而北去。是為義和團入京第一次肇禍也。”
◎廊坊大捷
6月13日，紅了眼的義和團成員沖入內城，四處燒教堂、殺教民。當天燒毀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等共11所教堂。其中，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天主教北堂（內有42名法兵占據(jù)），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qū)。義和團民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洋人有關的建筑后，于14日往宣武門內再度火燒教堂多處，致“京師大亂”，雖“連兩日有旨，言拳匪作亂當剿，而匪勢愈張”。6月16日，前門一帶幾千家商鋪，因老德記西藥房遭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亦遭燒毀。此一慘狀，《庚子國變記》作者李希圣慨然長嘆曰：“焚正陽門外四千余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shù)百年精華盡矣。”又說：“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是日，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太后哭，出羅嘉杰書示廷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fā)?！?sup>
6月17日，聯(lián)軍攻占天津大沽口炮臺。慈禧得到消息，亦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人要求她歸政于光緒皇帝，原本搖擺于和、戰(zhàn)之間的“老佛爺”，怒火沖頂，態(tài)度急轉直下，堅定地支持義和團并準備利用團民與清兵聯(lián)合向洋人開戰(zhàn)。
此前，各國公使要求清廷保護公使及眷屬等人出使館赴天津，未得清廷同意。6月19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氣勢洶洶前去總理衙門抗議。當他乘轎途經(jīng)東單牌樓時，清軍神機營霆字槍隊章京恩海正率隊巡邏。恩海看到洋人乘轎而來，即站在北面高處，取槍對準轎子做射擊狀?？肆值掳l(fā)現(xiàn)后，即在轎中首先開槍，未中。恩海開槍還擊，克林德當場斃命，隨行的一名翻譯受傷，此為轟動一時的“克林德事件”。事后，恩海等人分取克林德的銀表、戒指、槍械等揚長而去。此事報告給極力支持義和團的端郡王載漪，漪“大喜”，令給恩海賞銀并許諾日后提拔重用、加官晉爵云云。各國公使聞訊，紛紛以克林德之死為借口，欲對清廷進行先發(fā)制人的打擊。
諸國公使未及下手，貓在紫禁城的慈禧“老佛爺”卻極不耐煩地于6月20日，下令董福祥及武衛(wèi)中軍與義和團聯(lián)合圍攻東交民巷，“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是時，十幾萬義和團民與清兵在城內叫喊“殺！殺！沖！沖！”北京城內狼煙四起，東交民巷一帶更是殺聲震天，火器與冷兵器打在一處、纏在一起，使館區(qū)內外“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發(fā)，升屋而號者數(shù)萬人，擊動天地。夷兵裁四百，四面為營壘，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為必死，皆奮”。
◎攻打使館區(qū)的義和拳民。
克林德被殺與駐華公使館被圍的消息迅速傳到德國，德皇威廉二世怒不可遏，立刻派瓦德西元帥點兵七千，殺氣騰騰趕往大清國，與原駐華德軍聯(lián)合對清廷“進行報復”，使“德國的聲威廣布中國，直至中國人再也不敢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大清國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正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11國同時宣戰(zhàn)。庚子戰(zhàn)爭爆發(fā)。
7月14日，聯(lián)軍占領天津。
8月4日，由日、俄、英、美、法、德、意、奧等八國組成的聯(lián)軍約二萬人自天津出發(fā)，向北京進軍，沿途不斷有后續(xù)兵員補充。此次進軍較6月上旬西摩爾率部進京敗于廊坊順利得多，一路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時沿途有清兵和義和團民約15萬之眾，卻被聯(lián)軍一觸即潰，大刀長矛與巫步法術、披發(fā)號叫等等，壓根無法與先進的火槍、大炮匹敵，號稱“金鐘罩、鐵布衫”的血肉之軀，在火藥催發(fā)的槍子彈丸面前，變成了只會動彈哆嗦的兩足酒囊飯袋，鋼彈穿過，囊崩袋散，血漿噴出，轟然倒地，再無聲息。聯(lián)軍勢如破竹，義和團與清兵瞬間崩潰無形，散兵游勇伴著小股武裝一退再退，最后作鳥獸散。號稱能征善戰(zhàn)、驕橫恣肆的直隸總督裕祿，與聯(lián)軍只戰(zhàn)一個回合，便一敗涂地，倉皇率領殘兵敗將退守北倉。8月5日，裕祿率部逃至楊村。楊村繼陷，裕祿進退無路，自戕而死。
8月14日凌晨，八國聯(lián)軍對北京發(fā)動總攻，很快攻破廣渠、朝陽、東便門等三門進入城內，駐扎天壇。而這個時候，城內“禁軍皆潰，城中無一兵。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于道”。是時，已聽聞潰敗風聲的慈禧太后，于宮中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無一人到場，只好對身旁大臣載瀾說：“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為衛(wèi)乎？”載瀾答：“臣無兵，不能任此?！贝蟪驾d漪請張白旗，榮祿道：“姑寓書使館，請停戰(zhàn)，徐議和，宜見聽也。”太后曰：“速圖之，余母子性命視此矣！”皆失聲而出，已無所達書?！叭嗽诔侵姓呱袛?shù)萬人，俄頃而盡，墻陰屋壁，掊視往往得紅巾?！?sup>
15日晨，深知大勢已去，只顧逃命的慈禧“青衣徒步涕泣而出，發(fā)不及簪”，帶領光緒帝、隆?；屎蠹安糠滞豕⒊剂?、太監(jiān)，于慌亂中出西華門自西直門向北逃亡。王公士民聞八國聯(lián)軍入城，或乘車，或徒步，四處流竄，城中火起，一夕數(shù)驚。
16日晚，聯(lián)軍攻陷北京內城，鬼魂一樣在城內游蕩的義和團與清軍殘余驚退出京，不見蹤跡。
17日，英國派出的印度軍隊在上海登陸；次日法國水兵在上海登陸。
19日，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離柏林東來，于10月17日率兵三萬抵達北京，設司令部于紫禁城儀鑾殿，縱兵攻占保定、張家口等地。聯(lián)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搶劫，無數(shù)村鎮(zhèn)淪為廢墟，天津城樓房屋商輔被燒毀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殘墻斷壁，清宮無數(shù)文物珍寶、古觀象臺的天文儀器等被洗擄一空。大批官吏與民眾慘遭殺戮，繁盛的京師如墮地獄，敗象慘景一如《庚子國變記》所載：“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君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貍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sup>
◎八國聯(lián)軍過后，北京一片殘墻斷壁
為收拾殘局，清廷啟用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與列強談判。與此同時，慈禧太后于流亡途中發(fā)布徹底剿滅、鏟除義和團匪幫的詔令。
當此之時，李鴻章身體已十分虛弱。甲午戰(zhàn)敗，鴻章奉朝廷之命赴日本談判，于1895年3月24日下午返回驛館，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子彈命中左頰，李倒在血泊中，抬到醫(yī)院檢查，彈頭正好嵌在左眼眶下方一寸位置。根據(jù)李氏與主治醫(yī)生意見，彈頭未予取出并長留于體內。鴻章經(jīng)此一擊一嚇，原本就不太硬朗的身子骨，一下?lián)渌聛怼８討?zhàn)敗，朝廷再次命其出山與八國聯(lián)軍及其駐華代表談判，李不得不從，只是身子虛弱得需要仆人抱扶，才能到桌子前坐下。此前，面對義和團與朝廷主戰(zhàn)派揚風扎猛的躥跳叫囂，李鴻章曾竭力勸阻這一瘋狂舉動，并以前所未有的坦誠上書慈禧太后，大意為：“想到即將發(fā)生的事，我的血液為之冰涼。任何開明的君主，早已將這些妄稱擁有自然力量的拳匪處死。二位陛下目前仍受叛徒左右，認為這些拳匪乃忠實子民，以致國家騷亂日甚，舉世為之震驚?！?sup>但剛愎自用又生性多疑的慈禧“老佛爺”，沒有聽從鴻章的勸告，竟致軍隊潰敗，朝廷阽危，國家土崩魚爛，不可收拾。在如此緊要關頭，李鴻章蒙詔，以78歲病弱之軀，再度出山與外夷談判，雖費盡心機仍無法避免任人宰割、一敗涂地的命運。
1901年5月26日，清政府照準賠償參戰(zhàn)各國共450兆兩，4厘息。
同年9月7日，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全權代表奕劻、李鴻章與英、美、俄、日、奧、法、德、意、西、荷、比等11個國家代表，在北京簽訂《北京議定書》。因這年屬中國歷法的辛丑年，又稱《辛丑條約》。各方出席人員官銜、姓名如下：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鴻章
德國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大臣穆默（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奧匈帝國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齊干（M.M.Czikann von Wahlborn）
比利時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姚士登（M.Joostens）
西班牙波旁欽差駐扎中華全權大臣葛絡干（M.B.J.de Cologan）
美國欽差特辦議和事宜全權大臣柔克義（M.W.W.Rockhill）
法國欽差全權大臣駐扎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便宜行事鮑渥（M.Paul Beau）
英國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薩道義（Sir Ernest Mason Satow）
意大利欽差駐扎中華大臣世襲侯爵薩爾瓦葛（Marquis Salvago Baggi）
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Komura Jutarō）
荷蘭欽差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克羅伯（M.F.M.Knobel）
俄羅斯欽命全權大臣內廷大夫格爾思（M.M.de Giens）
條約共12款，附件19件。大清國光緒皇帝“降旨全行照允，足適諸國之意妥辦”。主要內容為：
一、對德、日“謝罪”。清政府分派親王、大臣赴德、日兩國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之處建立牌坊。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京都左近被污瀆之諸國墳塋包括英、法、俄共七處。
二、懲治附合義和團的官員。從朝廷到地方被監(jiān)禁、流放、處死的官員共百多人。
◎1900年7月9日，山西巡撫毓賢在太原屠殺捕來的46名傳教士及其妻小。傳教士臨死前，仍為所有人祈禱。法爾定夫人緊緊抓住三個孩子的手，毓賢當著母親的面砍下三個孩子的頭，再殺死他們的母親。除了兩三小孩，遇難者沒有一個哭泣喊叫的（圖為毓賢所殺傳教士G.B.Farthing夫婦及三個孩子）
三、賠款。須將各國政府的軍費支用、會社、公司、個人，以及受傭外人之華民性命財產(chǎn)所有損失，一律賠償。清政府賠款各國（共11國）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本息共計982，238，150兩（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作擔保。
四、劃定使館區(qū)。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并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
五、拆炮臺、駐軍隊。大沽炮臺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炮臺，一律削平，列強可在自山海關至北京沿鐵路的12個地方駐扎軍隊。
六、永禁或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違者皆斬。各省官員必須保證外國人的安全，否則立予革職，永不錄用。
七、設立外務部。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為清政府與列強交涉的專門機構。
……
《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內容最刻毒、賠款數(shù)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給大清國民帶來空前災難的不平等條約。當時的大清帝國人口約為4億5000萬，而賠款白銀數(shù)額竟達4億5000萬兩，相當于每個中國人頭上頂了一兩白銀的債務。自此之后，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幾乎變成了“洋人的朝廷”，成為西方列強統(tǒng)治中國的工具，四萬萬人民墜入水深火熱、望不到盡頭的天坑深淵，大清帝國的國祚也即將走到盡頭。
駐美公使梁誠的先聲
經(jīng)過一場拔屋摧城、國破家亡的大崩潰，命若懸絲的大清帝國，隨著《辛丑條約》簽訂，又從陰間地獄的岔道口緩過一口陽氣，晃晃悠悠地站了起來。極度驚恐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在短暫喘息后，從逃亡的寄居地——西安，東返入京。一路上，山河破碎，宗廟坍塌，哀鴻遍野，慈禧一行卻是“轎車啟蹕，儀衛(wèi)甚盛”“發(fā)卒數(shù)萬人，各省所供獻太后私財六七百萬，盡輦之而東”。
在慈禧一行浩浩蕩蕩重返北京時，城內外殷紅的血跡尚未抹去，《辛丑條約》墨跡未干，但蒙在朝廷與國人頭上的恥辱條款必須一一兌現(xiàn)。——盡管于風暴旋渦中，強撐病體主持簽訂條約的朝廷重臣李鴻章，已于畫押兩個月后心力交瘁，嘔血而死。
列強在天津談判賠款數(shù)額之時，各國代表漫天要價，清廷代表李鴻章等輩卻無法就地還錢，只能任憑宰割，致使賠款總額一路飆升到白銀4億5000萬兩。美國代表雖對中國處境表示同情，但出于自身利益并為日后與中國談判關稅、貿易做籌碼，根據(jù)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訓令，在談判桌上第一個站出來發(fā)聲，并喊價賠款2400多萬美元，而美國實際損失美金約為1200多萬元，超索價值為1200余萬元，近一倍還多，占中國賠款總額的7.4％強。如果加上利息，則美國所得總額為5300多萬美元。對此，連當時具體參與其事的美國駐華公使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以及談判全權代表柔克義，都認為美國政府這個要求未免太過分了。而美國國內輿論界正義之士聞訊，亦多有抨擊，認為如此過分地要挾、吸取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膏血，有損以自由、民主、平等立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對外形象。
盡管遭到國內聲音并不高亢的譴責，主持者與索要者良心上稍感不安，但作為蒙受損失的戰(zhàn)勝國之一，美國索要得理所當然。既然白紙黑字的條約已經(jīng)簽訂，吃到嘴里的肥肉誰也不想吐出來，且美國如果真的要吐出來，將會牽涉其他列強的情感和利益，甚至引起新一輪吹胡子瞪眼、摔盆子砸碗、相互捋起袖子肉搏撕咬的大干與紛爭。悶頭發(fā)大財，暫不吭氣，是當時美國政府自總統(tǒng)、國務卿到公使，連同參、眾二院等政客的普遍心態(tài)。真正觸動美國人神經(jīng)并促其良心發(fā)現(xiàn)，進一步?jīng)Q定退款給中國的，是五年之后的人與事。
1901年9月6日，即《辛丑條約》簽訂的前一天，世界政壇發(fā)生了一個意外事件，美國第25任（第29屆）總統(tǒng)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在出席布法羅泛美博覽會時，遭到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刺殺。八天后的14日，麥金萊在布法羅不治身亡，享年58歲。
麥金萊去世幾小時后，年僅42歲的副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放棄登山旅行，從遙遠的阿迪朗達克匆忙趕回，來到安放已故總統(tǒng)遺體的房間行禮吊唁。隨后，羅斯福在離麥金萊去世的房子只有一英里遠的密友安斯利·威爾科克斯家的圖書館，宣誓就任美國第26任總統(tǒng)?！链?，“繁榮總統(tǒng)”麥金萊時代成為過去，一個新的集門羅主義、英雄主義兼世界和平使者等于一身的“偉大總統(tǒng)”時代來臨了。
羅斯福蟬聯(lián)總統(tǒng)之后的1905年1月，大清帝國外務部電告駐美公使梁誠，關于庚子賠款一事，“現(xiàn)與各國另議還金辦法”，梁誠的使命為：向美國外交部聲明，提出另算，即向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商談，其他國家以金折價賠付，美方仍照前例以銀折價。因為1902年5月在天津談判時，美國代表堅決主張中國以白銀折價抵償賠款，此舉雖未能得到各國響應，但清廷賠付款項用銀或用金折價也一直沒有統(tǒng)一。雖最近做了名義上的統(tǒng)一，鑒于美國“獨倡其議，且已慨允在前”，仍希望美國以銀代款，給中國減輕一定負擔。就中國情形言，以銀兩抵償列強賠款，較之以黃金抵款略賺便宜，操作起來也較為方便云云。
◎梁誠
梁誠遵令把此一旨意告知海約翰，對方一聽，當場予以拒絕，說：“當時用金用銀之說未定，美國顧念邦交，特允暫行用銀，以待各國公議。今各國即得貴政府允認還金，美國自當一例相待，庶幾國體無所軒輊，議院不起責言。”梁誠辯解道：“美國政策向系獨斷獨行，近年東方諸事以及當初用銀辦法，皆未嘗俯仰隨人，正宜始終堅持不變宗旨，愈見美國不為歐方所移，國體尤為獨重，議院公論，不能遽加指摘?！?sup>海約翰聽罷，表示轉達總統(tǒng)，交政府高層和參、眾二院討論后再做決定。
未久，梁誠根據(jù)清廷外務部電令再訪海約翰詢問結果，對方答道：“總統(tǒng)及各部院會議此事，再三斟酌，均謂不與諸國一律，窒礙良多，議院萬不允行。且金銀相抵出入無多，在貴國亦不宜因此小事，遽有兩歧辦法。”
梁誠思索了一會兒，說：“出入雖屬無多，惟美國茍允用銀，將來別國尚有轉機，若一律用金，更難翻案，我政府所爭者只在此點，并非于貴國故存歧視。中國財政支絀，貴大臣所深知，現(xiàn)籌賠款已窮羅掘，一概還金，勢須加增租稅，民間難于負荷，仇洋之念益張，大局或有動搖，禍患何堪設想。貴大臣素主保全宗旨，當能為我籌也策?！?sup>
海約翰聽罷，“為[之]動容，默然良久，乃謂庚子賠款原屬過多，現(xiàn)在各國還金已有成議，美款較少，即使收銀亦省無幾”。
此前，梁誠通過明察暗訪，得知美國用于“庚子之亂”的海陸軍費，以及商民教會、傳教士等損失撫恤各項加在一起，不及中國賠款的一半，至少有一半賠款，是美國乘大清帝國之危故意多索。這一部分多收賠款，從總統(tǒng)到外部大員皆心知肚明且不刻意避諱。隨著事件平息，兩國邦交恢復正常，美國上層人士多對中國的禍亂遭遇給予同情，如果順水推舟，改轍而行，或可收到意外效果。于是，梁誠靈機一動，腦海突然如觸電火，一個念頭瞬間涌現(xiàn)，如同上帝在叩響自己的額頭，一個神秘而偉大的授意不期而至，天賜的歷史契機決不可失——梁誠轉而試探性地說道：“各國若將賠款核減，于我財政殊有補益，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sup>
梁誠的話令海約翰猛地打個愣子，而后露出了激動、憐憫之色，當即表示梁氏此言甚在情理，自當竭力代為謀旋，惟總統(tǒng)剛在大選中謀得蟬聯(lián)，不宜操之過急，當慢慢向前推進，或許能夠成功。梁誠見對方態(tài)度語氣皆算誠懇，點頭致謝，表示將把海約翰的好意立即報告國內朝廷，從速議定。海氏極為慎重地叮囑，讓中國政府暫時“勿遽宣露，恐生阻力”梁誠點頭稱是。
回到公使館，梁誠如同于暗夜征途中突然看到火光跳躍，按捺不住心中興奮，把近來與海約翰交涉情況，特別是當天談話內容，詳書一密件稟報清廷外務部。在密件末尾，梁誠就庚款未來支付可能發(fā)生的糾葛和命運，做了天才的推理、判斷并提出了建議：“查各國還金既有成議，美國斷不可獨自收銀而故作矯同，各國亦未必因美收銀而稍為變計。不如因勢利導，趁風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約計將來減收之數(shù)，較還金虧耗必可相抵有余。且美國定議之后，援案商令各國核實減收，當易為力。即使不盡照行，茍得什五，財力亦可稍紓。惟此時各國風聞，暗中沮惑，美國迫于群議，恐難堅持定見，海外部以勿遽宣露相囑，亦正為此?！?sup>
最后，梁誠表示，自己將隨時運動華府上層人物，遇便催辦，務期早日議行，免致夜長夢多，事久生變。如有風吹草動，當及時向外務部稟報，以便齊心合力、謀劃籌策，早日促成美國還付多索庚子賠款之事。——此為中美外交史上首次論及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的正式的官方文獻。
1905年春末，梁誠根據(jù)與美國外交部官員交談溝通情況，就庚子賠款一事專門致函清廷外務部，謂：“此項賠款，除美國商民教士應領各款外，實溢美金二千二百萬元。自海約翰代陳鄙意，倡議減收，又經(jīng)[梁]誠運動勸說，近來上流議論已覺幡然改變，即固執(zhí)如戶部大臣[財政部長]疏氏者，亦不復顯然相拒。觀其機兆，似可圖成。美使柔克義于此舉尚表同情。誠欲乘其未離美之前，與之商定大致，俾承鈞署詢及不至稍有隔閡?！睂χ陵P重要的磋商經(jīng)過及結果，梁誠稟報道：
柔[克義]言：“總統(tǒng)以為，此項賠款攤付之法，中國早經(jīng)籌定，若果交還，不知是否攤還民間，抑或移作別用？”
梁誠答：“以交還不應得之賠款，貴國義聲足孚遐邇，減免之項如何用法，則是我國內政，不能預為宣告?！?/p>
柔克義解釋說：“總統(tǒng)并非有心干預，特欲略知貴國宗旨，以便措詞請求議院耳?！?/p>
對柔克義這一解釋，梁誠頗具戒心與謀略辦法，想出一個可能使中美兩國層峰皆能接受，且為民間和輿論界喜聞樂見的方式。于是，梁誠給清廷外務部發(fā)送密件，直言不諱說出了這一想法與理由：
誠惟今日列強環(huán)伺，若不覘我措施，定其應付，不有非常舉動，無由戢彼奸謀。今美總統(tǒng)所言，無論是否有心干涉，均應預為之地，庶免為彼所持，尤應明正其詞，庶彼為我必折，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游學之用。在美廷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v有少數(shù)議紳或生異議，而詞旨光大，必受全國歡迎，此二千二百萬金元斷不至竟歸他人掌握矣。在我國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利益損益已適相反。況風聲所樹，薄海同歡，中興有基，莫或余侮，其為益又豈可以尺寸計耶！
此密件文思泉涌，直抒胸臆，斐然成章，內中快慰躍于筆端?！藶榈谝粋€在中美外交舞臺上，提出以退賠庚款創(chuàng)設學堂、作育人才之清廷官員，其博大胸襟及長遠眼光，足令后世來者慨嘆敬佩。
為使國內朝廷官僚同行對自己這一主張和理想加以重視，梁誠不惜筆墨，對退款與興學育人的各種利弊加以分析陳述：
按年賠款，各省攤定此二千二百萬元者，合則見多，分則見少，即使如數(shù)歸還民間，未必獲益。與其徒資中飽，起交涉之責言，何如移應要需，定樹人之至計耶！誠衡量輕重，若善于此……敬請酌裁，迅賜訓示，俾得稟承一切，相機照會美外部辦理，或能于秋間議院開會即行交議，早日告成，于大局不無裨益。柔使抵京謁見，倘蒙將此宗旨明白宣示，俾得接洽，則機軸愈緊，成功愈易。
梁誠之意很明顯，如果美國能退款，就用這筆款子興教辦學，而這樣的舉措正是美國上下所喜聞樂見的。如果用于其他事項，勢必橫生枝節(jié)，阻力重重，退款之事或許成為泡影。
正當梁誠沉浸于退還庚款興辦教育的夢想之際，想不到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橫空插進一杠子，這一杠子使清廷廟堂之上的王公大臣，如同嘴里塞了一只飛天蜈蚣，吞而不甘，吐而無能。負責具體交涉的梁誠，更如同吃了一記悶棍，一時暈頭轉向，不知如何是好。
李鴻章死后，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一躍凌駕于各省督撫地位之上，成為控制京畿重地的實力派人物，為中外所矚目。正當世凱春風得意，在平津地盤上呼風喚雨之時，梁誠發(fā)往外務部的密件被其聞知。5月23日，即外務部收到密件的第十天，袁世凱致函外務部，謂：“愚見目前中國待辦要政極多，正慮無款可籌。美廷既有此盛舉，應將此項收回之款，用以整飭路礦，作為舉辦學務之成本，即以所獲余利，分別振興學校，庶可本末兼權，款歸實濟，而舉一二富強之要政，即為造千百才俊之宏基，亦仍與梁使之意相合……”袁氏特別請外務部通知梁誠，令其與美國協(xié)商并爭取美方同意，以便早日實現(xiàn)還款修路開礦之目標云云。
時外務部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劻，尚書兼會辦大臣為瞿鴻禨，原已同意梁誠想法并給予嘉許。對于袁世凱之意見，認為所提不合時宜，實屬節(jié)外生枝，徒令各方不快。鑒于袁氏權勢熏天，在不能得罪又不便明確拒絕的情形下，只有暗示梁誠于交涉中采取遮掩兩端，或采取李鴻章慣用的“和稀泥”“搗糨糊”之伎倆，予以應付。6月1日，外務部致梁誠函，在簡述袁函內容之后，又謂：“惟現(xiàn)在適有粵漢廢約之議，若以整頓路礦為詞，恐不免因疑生阻，仍應請閣下揆度情形，必須毫無妨礙，方可示此宗旨，否則但告以辦理一切有益之新政，決不妄費。應措詞較為賅括，務希相機因應，以期事克有成。”
就在清廷外務部向梁城發(fā)出密函三天前，即5月29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病逝于任所。此舉給梁誠以重大打擊，退還庚子賠款的磋商，無疑隨著海氏之死而增加新的困難與阻隔。
7月12日，出于對?！ぜs翰的紀念，已來北京的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受到清廷官員熱情招待，外務部官員借機向其陳述期望庚款歸還的迫切心情與新政改革理想，柔克義深為感動和同情，在致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信中，柔氏明確提出：“在過去的幾年里，?！ぜs翰經(jīng)常與我說起這件事，每次他都最后這樣表達他的意見：我們必須找到某種方式履行公正。但這件事在國務院中并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只是在海約翰和我之間一再討論，因此，提請您關心這件事是我的責任，也是對海約翰的紀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夠決定以某種方式完成這一愿望?！?sup>
此時，大清國與美國的關系出現(xiàn)了新的裂痕。起因是美國虐待華工，激起華人義憤與中美輿論的譴責。原來簽訂的中美禁工條約即將期滿，中國希望廢約再立新約，提出新的合作草案。美國初則拒絕修約，繼則討價還價，以致引起爭議，談判停頓。美使柔克義起程來華，主要任務就是與清廷另行交涉。而上海總商會聞訊，決計發(fā)動各界抵制美貨，因而釀成全國性抵制美貨運動。另一道裂痕，則由清廷收回粵漢鐵路引發(fā)。1905年5月間，美國合興公司已有意退讓，轉而獲得大量賠款，但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則表示反對，態(tài)度至為強硬。此外，主張退還賠款的國務卿海約翰又突然去世，繼任國務卿路提（Elihu，又譯魯特）正是前次代表合興公司與梁誠交涉要求巨額賠償者，其態(tài)度自與海約翰大為不同。美使梁誠見此情景左右為難，庚款之事一時難再提出。而此時的羅斯福因對粵漢鐵路一事“頗不適宜，且恐有些牽掣”，對庚子賠款采取“擱置不提”的方法，晾在一邊。中美關系如同一艘巨輪，在冰山?jīng)_撞與暗潮涌動中打著旋兒漸趨下沉。
盡管如此，當梁誠接到外務部密函，再度找機會與美國總統(tǒng)見面晤談時，羅斯福仍和藹大度地表示，待議院開會時一并交議，并謂去年海約翰曾有此說，現(xiàn)“海雖不幸去世，自當勉竟其志”。至于議院是否同情并給予通過，羅斯福沒有把握，梁誠心中更是無底。再加上袁世凱橫空插來一杠，使原本棘手之事變得更加復雜紛亂。盡管梁誠已預知美國政府官員認為退款本意在教育，面對袁氏提出的移作路礦建設，梁自是不便也不能提出，卻也不好向美國人公開承諾非教育莫屬，一旦袁世凱較勁或在背后搗起亂來，教育之事未成，美國人又不肯退款，很可能落個雞飛蛋打的結局，自己也將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于是，梁誠在致外務部函中表示，自己將與繼任國務卿路提商定辦法，盡快提請國會討論通過，并使議院大佬們對于退款用處“任由我國自決，不令稍沾跡象”。即美國人只管麻利地退款于我大清帝國，其他的少啰唆，更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閑事。與此同時，梁誠采取側翼進攻戰(zhàn)略，運動議紳報館，在美國國內大造輿論，贊成退款，迫使美國上層與國會大員盡快“以期決可”。
出乎梁誠意料，隨著國內外形勢變化，歸還庚子賠款之事再次出現(xiàn)動蕩反復。
美總統(tǒng)雖然應允退還庚款，但遲遲不向國會提出此案，原因是中美關系更趨惡化，羅斯福越想越覺得中國抵制美貨運動及收回粵漢鐵路，有欠公道。而1905年10月29日，廣東又發(fā)生連州教案，美國傳教士等五人被殺，更引起美國人反感。11月16日，羅斯福在接見美國長老會在華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時表示：“中國目前發(fā)生的抵制美貨和殺害傳教士事件，使退還庚子賠款不可能，至少目前無法向國會提出?！?sup>大局如斯，總統(tǒng)羅斯福已無能為力，梁誠更是仰天長嘆，退還庚款之事就此停頓下來。
1906年初，在清廷重壓下，中國社會各界抵制美貨運動逐漸平息。同年3月，清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公開發(fā)布保護外人“上諭”，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對退還庚款的態(tài)度亦有所轉圜。
一直在美國公使館觀察外界動靜的梁誠，見中美關系冰層在暖風吹拂中裂開了縫隙，而有縫隙就有撬動的機會和可能，遂不失時機地再度展開行動。只是，梁誠經(jīng)過深思熟慮，沒有直接去觸碰美國權力中樞，而是從中產(chǎn)階級和民間悄然著手，如召開記者招待會，到處對民眾演說，寫信致電發(fā)動議紳報館、傳教士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從各個方面向美政府高層進言、督促、施壓，呼吁庚款退還早日成為事實。在梁誠與國內相關人士遙相呼應，共同奔波、策動下，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加入了為庚款退還鼓與呼的隊伍。
1906年初，美國伊里諾里州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今譯伊利諾斯大學）校長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向羅斯?？偨y(tǒng)呈交了一份《關于派遣教育考察團去中國的備忘錄》，指出：“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yè)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獲。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jīng)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并能使這個潮流繼續(xù)擴大，那么，我們現(xiàn)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fā)展?！@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
詹姆士對當時中國大批學生留學歐洲和日本表示十分關切和著急，認為：“這就意味著，當這些中國人從歐洲回去后，將要使中國效法歐洲，效法英國、德國，法國，而不效法美國；這就意味著，他們將推薦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教師到中國去擔任負責的地位，而不是請美國人去；這就意味著，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商品要被買去，而不買美國商品。各種工業(yè)上的特權將給予歐洲，而不給予美國。”最后，詹姆士以詩人和戰(zhàn)略家的姿態(tài)做出如下結論：
為了擴展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獲得更多。商業(yè)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大清帝國自同治末年開始派遣學生出洋留學，當時選擇的國家，幾乎全部為歐洲和美國。但到了1896年，形勢急轉，朝野上下均掉頭轉向日本，無數(shù)青年學子紛紛涌向日本島國，尋求科學知識和救國富民之道。其原因在于甲午一戰(zhàn)，以泱泱天朝大國自居的大清王朝，竟敗于撮爾彈丸之國，舉國上下如冷水澆頭，大受刺激而從睡夢中驚醒。朝野內外對日本的態(tài)度由鄙視轉為崇拜，直至演變?yōu)榭駸岬亓w慕其維新改革的巨大成就，從精神到行動，迅速轉向了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軌道。1898年，清廷重臣張之洞發(fā)表《勸學篇》，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榎本（武揚）、陸奧（宗光）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百余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氏雄文甫一問世，即得到朝野重視和追捧，各省官僚與知識分子提及人才培養(yǎng)，無不主張派遣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而留學日本，從舟車與學費等方面算計，亦較歐美便利許多，特別是日本實行君主立憲體制，最能滿足清王朝的心理需要。清廷于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同時以高薪大量聘請日本教習千余人到中國各省學堂任教，如張伯苓任學監(jiān)的敬業(yè)學堂所聘日本教習，即是此風熏染的例證。魯迅、陳衡恪、陳寅恪、許壽裳、沈尹默、沈兼士等后來成名的知識分子當年赴日本留學，亦在這一時期前后。風云際會，因了一種朝野默契，留日學生迅速興起，僅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學生即創(chuàng)8000人以上紀錄，至1907年總數(shù)已超過5萬人?！@一時期與這一顯赫數(shù)字，被著名中日關系史專家任達（Douglas R.Reynolds）稱為中日關系的“黃金時代”。
◎20世紀初的南開校長張伯苓，從服飾到發(fā)型、胡須等方面，都體現(xiàn)出訪學日本的特色
在此之前的1877年至1900年間，美國在中國辦了許多教會學校，培養(yǎng)了一不少人才，但清政府各省咨議局規(guī)定，官立學堂的畢業(yè)生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教會學校則無。這一現(xiàn)實漸漸引起美國方面不滿。1905年12月22日，美國駐華公使代表團中文秘書威廉斯致書柔克義公使，曾提及此點，認為：“教會學?！瓘奈吹玫焦倭烹A級的多少支持，而它的畢業(yè)生極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機會?！y得有一個人會獲得重要的位置。”對此，柔克義早已有所注意并耿耿于懷，期待有機會改善此種現(xiàn)狀。當庚款退還問題浮出水面后，在美國政府官員中，反應敏銳且最早積極主張將退款用于改革中國教育者當屬柔克義，他認為教育可使中國政治安定與商業(yè)繁榮，使中國成為富足的貿易伙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學生成為北京領袖時，美國對中國將有很大的影響力。因而，他于1905年初會梁誠，即有意讓清廷聲明退還庚款用于教育，以便國會順利通過。
對于威廉斯等提到的問題，長期身處中國教會學校的政教人員以及傳教士看得更加清楚，也更有切身感受。如在華的英裔美國商人兼公理會傳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中文名為明恩溥），曾積極主張美國把退還的庚子賠款，用來創(chuàng)辦教育并作派遣游美學生之用。此公于1872年來華，最初在天津混事，1877年到魯西北賑災傳教，在恩縣龐莊建立第一個教會，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學、中學和醫(yī)院，同時兼任上?！蹲至治鲌蟆吠ㄓ崋T等。1905年，斯密士辭去宣教之職，留居北京郊外通州專事寫作。庚子亂起，此公被義和團圍于美國駐華使館多日，后設法脫身。1926年，斯密士返回美國，前后在華生活達54年之久。
早在1894年，斯密士就出版了《中國人的特性》一書，這部著作是此公在華多年觀察與親身體驗的結晶，甫一問世即在東西方產(chǎn)生了巨大反響。在敘述中國人特性與生活習俗時，斯密士對中國人的“劣根性”進行了嚴厲批評與鞭撻，如漠視時間、靈活的固執(zhí)、智力混沌、神經(jīng)麻木、輕視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漠視舒適和便利，以及誤解的“才能”、拐彎抹角的“才能”、指雞罵狗的“才能”等等，皆成為該著作的標題和抨擊對象。更有中國人“易活難死”，骨子里有“爾虞我詐”、好面子、保守、節(jié)儉過分等為現(xiàn)代社會所痛砭的毛病。最后，斯密士總結性地講道：“普遍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一大捆矛盾，根本無法理解。我們無法找到確切的理由，來解釋為何我們與中國人交往了幾百年，卻無法像解釋其他復雜的事物那樣，來理解中國人的特性?！?sup>
斯密士聞知美國政府有可能把多索庚款退還中國的消息，立即活動起來，并公開言稱：庚子賠款是用來“懲罰”中國在庚子拳匪之亂中對美國的“侵犯”，美國退還庚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還這筆錢，而是要把這筆錢用在使這類似的事件難以再生”云云。1906年3月6日，斯密士乘返美開會之機，由阿伯特（Lawrence Abbott）引見羅斯?？偨y(tǒng)，建議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隨著每年大批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yè)，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jīng)濟上、政治上聯(lián)系起來云云。
當此之時，羅斯福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不待斯密士啰唆完便回敬道：“我完全同意你?！@是一個偉大的想法，我要設法完成它。”
- 天津俗語云：“寒梅，壽解”，意為梅家、解家皆天津大戶也，后來兩家皆成破落戶，梅家寒酸，解家貧窮，但皆不忘讀書習文。故梅氏一族有“窮念書的”雅號。關于“梅先生拔煙袋”笑話，見戴愚庵《沽水舊聞》梅茂才的故事：“庚子先，天津吸紙煙者，稀于威鳳祥麟。而抽旱煙者，則觸目皆是。婦女所吸之煙，不外錠子、雜拌二種。男子癮大者，則吸關東煙葉。斯文人物，則吸蘭花。婦女之煙袋，長約五尺，男子煙袋僅尺余，便攜帶也。婦人煙袋，銀其嘴，烏木其桿，銅其鍋，登其峰造其極矣。惟男子之袋，則甚考究，貴重者價數(shù)百金，次者數(shù)十金，下焉者亦值數(shù)金。與洋煙壺、扇子、斑指有隨身四寶之雅稱也……吸煙者外出，則以煙袋插叉褲中，圖便利也。煙袋既如是考究，遂啟小人以覬覦之心，小綹之流，則從而拔之。白錢賊中之新門戶，遂有立拔煙袋者。同治七年秋，邑紳某，在金聲園觀劇，來一聽襯戲者，拔紳之煙袋，袋固值百金。拔者藝未精，乃被捉。紳視竊，固孺者也。詢之，為梅殿起，茂才也。問茂才何以出此？彼乃答以不得已而為之。紳良不忍，聘為西席。津中遂留此話柄，凡言事非得已而猶作者，乃曰‘梅先生拔煙袋’，聽者即知是不得已而為之也?！保ㄒ姟睹废壬螣煷菲┝恚旖虬舜蠹?，一般指韓、高、石、劉、穆、長源、振德、益照臨。（見《天津老俗話》，章用秀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又據(jù)趙賡飏《梅貽琦傳稿》載：“相傳天津有八大家，如嚴、卞、韓、梅、張等，多以積宦或殷富名，張（伯苓、彭春）及梅家，則以受新式教育者人多聞名。”
- 《梅校長家世》，載《清華校友通訊》，新三十一期，新竹。
- 張福運《梅校長家世補考》，載《清華校友通訊》，新三十二期，新竹。
- 《梅貽琦傳稿》，趙賡飏著，臺北邦信文化資訊公司1989年12月出版。
- 梅貽寶《五月十九念“五哥”》，載《清華校友通訊》，新十二期，新竹。
- 《溫家寶接受俄羅斯記者采訪》，載《人民日報》，2008年10月30日。
- 《張伯苓年譜長編》（下卷），梁吉生編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 張錫祚《張伯苓先生傳略》，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 《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 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載《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 胡適《教育家張伯苓》，載《前線日報》，1947年11月5日至7日。原為英文，收入《胡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 嚴仁賡《先祖嚴范孫教育思想與辦學實踐簡述》，載《南開校友通訊叢書》，1990年第1期（復12期）。
- 魏云莊《本校歷史存草》，載《南開星期報》，第24期，1914年11月16日。轉引自《張伯苓畫傳》，梁吉生、張?zhí)m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 高成鳶《南開精神：被遺忘的黃鈺生》，載《黃鈺生文集》，2009年10月出版。
- 胡適《教育家張伯苓》，載《南開校友》，第2卷第2期，1948年10月。轉引自《張伯苓畫傳》，梁吉生張?zhí)m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 胡適《教育家張伯苓》，載《前線日報》，1947年11月5日至7日。原為英文，收入《胡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 陳寶泉《退思齋文詩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出版。轉引自《張伯苓畫傳》，梁吉生、張?zhí)m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另據(jù)載，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陷天津后，當?shù)鼐用裼?00萬人銳減到10萬人，“海河上漂尸阻塞河流，三天不能清理凈盡”。成千上萬來自南北中國的歷史先覺者，有的從三岔口乘船，沿海河入海，遠走歐、美、日諸國尋求救國方向與真理，有的在海河兩岸廢墟和傷口上，艱難地抓住中外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鋒的差異與默契，進行民主政治與民族工商業(yè)的探索與實踐，奇跡般在天津衛(wèi)分娩、創(chuàng)造并實現(xiàn)了中國近代史上近百項第一：北洋學堂、北洋海軍、北洋醫(yī)院、巡警、監(jiān)察廳、有軌電車、造幣廠、實業(yè)銀行、郵票、電報、電話、大公報、電影院、銅管樂隊、足球、籃球……天津在現(xiàn)代中國獨特、先進的地位由此確立。
-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共同決議”第二十九號，引自《美國外交檔》（1917年）。轉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大刀會，清代民間武術團體，又稱金鐘罩，主要活動于魯西南地區(qū)，以其成員練武時攜帶大刀而得名，一說以其練武時在場內橫置大刀一口而得名。練武者伴有吞符念咒等法術，宣稱可得神靈護衛(wèi)，刀槍不入。外國教會勢力在中國日趨猖獗，許多貧苦農民、手工業(yè)者紛紛習練，以求保家防身，最盛時達數(shù)萬人，主要活動于山東、河南、江蘇、安徽交界地區(qū)。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山東曹縣人劉士瑞、單縣人曹得禮率領大刀會“以誅鋤西教為本旨”，開始焚燒教堂，誅殺傳教士，后被清軍捕殺。其后，大刀會漸趨沒落，有的改稱紅拳、義和拳、紅門等會，暗中活動于魯西南地區(qū)。
- 羅惇曧《庚子國變記》，載《清季野史》，胡寄塵編，岳麓書社1985年出版。
-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消息傳到北京，朝野震驚。時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子群情激憤，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織鼓動下，由康起草，1300多人聯(lián)合簽名上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圖強等，史稱“公車上書”。此次行動使封閉衰弱的晚清社會產(chǎn)生了巨大震動，維新運動的序幕由此拉開。
- 《庚子大事記》，楊典誥著，載《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關于“克林德事件”，《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光緒二十八年刻本）記錄如下：“二十三日[19日]，德使克林德入總理衙門，載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營殺之?；⑸駹I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詛也。……亂初起，令各公使皆反（返）國，期一日夜盡行。各公使請緩期，故入總理衙門議，而德使死焉。殺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后日本執(zhí)殺之。克林德已死，許緩行。又請遷入總理衙門，各公使不敢出?！鼻逋?zhàn)敗后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第一款即規(guī)定：清政府派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使大臣，代表清政府就克林德被殺一事親赴德國謝罪致歉。同時，“在遇害處所，豎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列敘大清國大皇帝惋惜兇事之旨，書以辣（拉）丁、德、漢各文”。清廷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所建造的大理石牌坊，額題“克林德碑”四字，兩旁是拉丁文和德文，橫匾刻光緒皇帝親自書寫的上諭：“德國使臣男爵克林德，駐華以來，辦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緒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亂，該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蓋表朕旌善惡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懲前毖后，無忘朕命?！贝吮恢袊艘暈閲鴲u碑。李鴻章與列強談判過程中，德國代表提出要嚴懲克林德案的兇手，克林德夫人更是把兇手直指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這個時候，號稱清末民初第一名妓的賽金花粉墨登場。據(jù)劉半農、商鴻逵《賽金花本事》載，賽金花在受訪時有如下一段談話：當開和議時，態(tài)度最蠻橫，從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國了。他們總覺得死了一個公使，理直氣壯，無論什么都不答應，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丈夫報仇，說出來許多的奇苛條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償罷，要皇上賠罪罷，一味的不依不饒，把個全權和議大臣李鴻章弄得簡直沒有辦法了。我看著這種情形心里實在起急，又難過；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地勸說了有多少次，請他不必過于執(zhí)拗，給中國留些地步，免得兩國的嫌恨將來越結越深。瓦德西說他倒沒有什么不樂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于是我便[自]告奮勇愿作個說客去說她。我見著了她，她對我的態(tài)度還很和藹，讓我坐下，先講了些旁的閑話，然后我便緩緩地向她解釋說：“殺貴公使的并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無知無識的土匪——義和團，他們闖下禍早跑得遠遠的了。咱們兩國邦交素篤，以后還要恢復舊好呢，請你想開些，讓讓步吧！只要你答應，別人便都答應了?！彼溃骸拔业恼煞蚺c中國平日無仇無怨，為什么把他殺害？我總要替他報仇，不能就這么白白地死！”我說：“仇已算是報了。我國的王爺、大臣，賜死的也有，開斬的也有，仇還不算報了嗎？”她又說：“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償，也要皇上給賠罪。”說這話時，她的態(tài)度很堅決。我想了想，遂說：“好罷，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鑄一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卻是樹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jié)義的人立牌坊嗎？那都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國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跡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苯?jīng)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里歡喜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里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對于賽金花所言此事以及她自稱與八國聯(lián)軍特別是瓦德西統(tǒng)帥的私情，外界一直將信將疑。據(jù)尹潤生回憶說：1930年秋天，那時北平有個“世界學院”，由李煜瀛（石曾）任院長，他曾應德國記者的要求，約請賽金花開一次座談會。地點在中南海福祿居世界學院北平分院。那時賽金花已有50歲左右，但看來不算衰老，但因染有鴉片嗜好，面容憔悴。當時她居住在宣武門外萬明路大森里一帶貧民區(qū)，生活非常貧困。為了出席這次座談，世界學院臨時救濟她60元，作為添補衣履之資。她名片上印的是“魏趙靈飛”四個字。是日由世界學院用車接送。賽金花身穿青色服裝，態(tài)度大方，由她臨時約請的一位保姆攙扶著緩步走入世界學院?！聡浾吆岩环箝_始問：“你怎樣與瓦德西將軍相識的？”賽金花：“我跟洪文卿先生出使德國，不僅學習了一些德國話；在公開宴會場合也結識了不少德國執(zhí)政文武官員，瓦德西將軍就是其中之一?！薄聡浾邌枺骸澳阍诎藝?lián)軍進駐北京時做了哪些事情？”賽金花：“關于這個問題，可以說做的事情太多了！也是一時講不完的。不過我可以舉兩個實例來介紹一下。一件事是……第二件事是：聯(lián)軍與清廷‘議和’時，很長時間達不成協(xié)議，主要爭端就在德國要求恢復和賠償克林德名譽，條件十分苛刻。此事我曾出面與德方交涉，說明按中國傳統(tǒng)風俗，為克林德立個紀念碑要比其他任何賠償都要體面，后來德國也就到此為止?！薄陨蠋准率琴惤鸹ㄓH口所述，真實性如何，可供史學界參考。（《回憶賽金花答德國記者問》，尹潤生遺作，載《文史資料選編》，政協(xié)北京市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內部發(fā)行）有人認為賽金花所言應是真情實事。如上世紀30年代初，奉北大教授劉半農之命前往賽金花住處實際訪問數(shù)次，寫出《賽金花本事》的商鴻逵（書中掛“劉半農初纂”字樣，乃出版商為銷售考慮，該著出版前劉氏已因赴西北考察染“回歸熱”病去世）曾說道：“劉[半農]先生說賽金花和慈禧是一朝一野相對的一對，這話說得很合適。這兩個女人都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光彩的人物，其所不同者，賽金花是個丟丑的，慈禧是個有罪的。這本書中所記賽金花的談話，其勸說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答應立牌坊一事，是可以相信的。李鴻章曾利用她去和德國人拉攏，討好求和，是完全有可能的。當時侵略軍聯(lián)合統(tǒng)帥為德國人瓦德西，他在中國氣勢洶洶，不可一世，肆意殺戮，為所欲為。賽金花為了使克林德夫人讓步，曾是出過力的?！庇终f：“議和十二條款，其第一款即是樹立克林德紀念牌坊。觀察當時情勢，慈禧是急催李鴻章等和各國‘克日開議’。這時清駐俄使臣楊儒曾電告奕劻和李鴻章道‘德帥到華，和議更難維持’之言。這是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中的事。到十一月提出了十二條款，在款末附言：‘若非將各款允從足適各國之意，各本國大臣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扎兵隊之望?！癁榇耍葎?、李鴻章奏報慈禧，各國‘詞意決絕，不容辯論’（《光緒東華錄》，二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可是第一款卻解決得很順利，可知必定有人從中斡旋，這個人應當就是賽金花?！保ㄉ跳欏印丁促惤鸹ū臼隆岛唾惤鸹ā?，載《文史資料選編》，政協(xié)北京市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內部發(fā)行。南按：本文刊載時，原文之賽金花與克林德夫人談話中“那些無知無識的土匪——”等九字被刪除，意為編輯們不承認義和團為匪，應視為民族英雄之意。）賽金花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嘗謂：“國家是人人的國家，救國是人人的本分?！保ā短旃徽Z對枯棋》，姜鳴著，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年出版，第202頁）只是這種調子總又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1936年8月23日，魯迅病中曾著一雜文，提及賽金花時不無嘲諷地說：“作文已經(jīng)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tǒng)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且介亭雜文·附集》之《這也是生活》）此時的魯迅還認為賽金花確實與瓦德西相識并“睡了一些時候”，而到了戲劇理論家齊如山眼里，賽金花與瓦德西壓根就不熟悉，更談不到“睡”的問題。齊如山氏乃中國人最早懂德文者之一，庚子事變中與西方外交界尤其德國方面接觸頗多，因而對當時的情況頗多了解。在《關于賽金花》一文中，齊如山說：“光緒庚子（1900年）辛丑一年多的時間，我和賽金花雖然不能說天天見面，但一個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兩次，所以我跟她很熟……賽金花沒有見過瓦德西，就是偶見過一兩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談國事。第一，她那兩句德國話就不夠資格，就說她說過，瓦德西有這個權可以答應這些事情么？……這種司令仍不過是只管軍事，至于一切國事的交涉，仍由各國公使秉承各本國政府的意志進行，或主持。瓦德西怎能有權答應這種請求呢？在庚子那一年，賽金花倒是偶爾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沒有說過瓦帥，她總是說跪著求過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應了她……一個公使夫人怎能接見這樣一個人呢？再說我也常見克林德夫人，總沒碰見過她……同她來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連上尉都很難碰到一個……（南按：下述他兩次在中南海路上碰到瓦帥，賽金花正與幾個德國下級軍官在一起。）這兩次賽金花都沒敢見瓦帥，所以猜度她沒有見過瓦帥……至于委身瓦帥，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保ā顿惤鸹ū臼隆?，劉半農等著，吳德鐸整理，第253—258頁，岳麓書社1985年出版）對于以上不同的記述與判斷，現(xiàn)代史家王春瑜經(jīng)過考證認為，賽金花確實與瓦德西不熟，并說：“齊老先生所言，合情合理，最為可信。賽金花之自述，及樊樊山之《彩云曲》等，多有不實；賽氏之捏造、夸張，不過是給自己貼金、涂脂抹粉而已。而樊樊山等跟著附和，則是起哄。‘隔江猶唱后庭花’，乃傳統(tǒng)文人喜說名妓風流韻事的再版，心態(tài)實不可取?！保ā顿惤鸹肌?，載《一碗粥裝得下半部歷史》，王春瑜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以上諸家論述，是耶，非耶，還是留待史家繼續(xù)考證吧。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克林德牌坊改名為“公理戰(zhàn)勝”碑，并遷移至北京長安街邊的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中共建政后，又改為“保衛(wèi)和平”坊。與此事件相關者，如殺死克林德公使的虎神營章京恩海，最后落到了德軍手中。家住北京東城北豆芽菜胡同的滿洲正白旗人恩海之所以被發(fā)現(xiàn)，與他當初私自拿走克林德身上的銀質懷表有關。事變后恩海把這塊銀表拿到當鋪當?shù)?，被日本偵探偵知并發(fā)現(xiàn)表上有個“K”字，以此為線索，順藤摸瓜抓到了恩海。隨后，恩海被轉到德國軍隊手中，被德軍在東單牌樓克林德身亡處處斬，那一天是1900年12月31日，也是19世紀的最后一天。作為戰(zhàn)利品，恩海的頭顱與德軍搶來的珍寶財物一并通過“土庫曼”號輪船送到了德國。至于當時指示恩海射殺克林德的主戰(zhàn)派大臣——端郡王載漪，因“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zhàn)，至肇釁端，罪實難辭”，被八國聯(lián)軍列為“禍首”，按《辛丑條約》定“斬監(jiān)候”罪名。后“惟念誼屬懿親，特予加恩發(fā)往極邊新疆，永遠監(jiān)禁，即日派員押解起程”（《辛丑條約》附件六）。1917年，載漪借張勛復辟之機重獲自由，1922年去世。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轉引自《幸運的孩子：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里爾·萊博維茨、馬修·米勒著，賈士蘅譯，第204頁，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 庚子之亂，懲辦的清廷高級官員，部分明列《辛丑條約》附件四，如下：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諭：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xiàn)經(jīng)奕劻、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yè)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于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zhàn)，以致邪焰大張，聚數(shù)萬匪徒于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主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shù)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涂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shù)煤巫铩Ｇ敖?jīng)兩降諭旨，尚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著賜令自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為之揄揚，以至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兇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fā)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監(jiān)視行刑。前協(xié)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并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xiàn)已病故，著追奪原官，即行革職。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tǒng)兵入衛(wèi)，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系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著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jīng)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為斬監(jiān)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平日尚無嫉視外交之意，前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革職，定為斬監(jiān)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均著先在陜西省監(jiān)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為貽人口實，均著革職并將恤典撤銷。
- 《辛丑條約》最關鍵，也是各國最為關心的核心問題就是賠款，因而這一問題爭論也最為持久。據(jù)已發(fā)現(xiàn)的檔案材料顯示，俄國和德國最為貪婪。俄國率先提出要求賠償白銀1.3億兩。德國更是驚人，“堅持中國賠至最后一分錢”（《庚子賠款》，王樹槐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初版，第12頁）。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來華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訴他要“謹記在心，要求中國賠款，務到最高限度，且必徹底貫徹主張”，因為德國“急需此款，以制造戰(zhàn)艦”。（引文同上）瓦德西到后向德公使表示，要索取20億馬克（約6.54億兩白銀）的賠款。此外，法國要求的賠款也多達7000多萬兩。以上諸國均要求賠款以現(xiàn)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英、美、日等國則擔心過多賠款壓力會削弱中國市場購買力，從而損害自己的商業(yè)利益，因而認為首先需要了解中國究竟能夠償付多少再做商議。美國采取的態(tài)度是：一、將此問題移至海牙國際法庭仲裁；二、為限定賠數(shù)在中國財力能夠付償?shù)姆秶畠?，其目的即在保持中國之安全與和平，有利于中國對外之貿易，不致因賠款負擔過重而瀕于破產(chǎn)。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訓令美駐華公使康格，“應特別注意在中國能力范圍內定一總數(shù)。至于分配方面，美國應依其所受損害及軍事所費，在總數(shù)中所占比例分享”。未久，海約翰再度訓令康格：“當盡最大之努力，使各國同意一合理之賠償總數(shù)。中國財力只能付償150，000，000美元（約合202，156，334海關兩），各國宜準此數(shù)按比例減低其要求。決定總數(shù)之后，美國將堅持其公平分配之額。各國對賠款如有爭議，則提交海牙國際法庭仲裁。美國要求賠償之數(shù)為25，000，000美元（約總額六分之一，占16.6％），但可按比例減之?！保ā陡淤r款》，第11—12頁）海約翰的建議提出后，各國代表對移至海牙國際法庭仲裁多不贊同，而賠償數(shù)額限于中國財力償付的范圍之內，即海約翰估計之數(shù)，亦遭多國否決，所提數(shù)額要較此數(shù)多一倍甚至兩倍有余。面對這一情況，美仍將盡力助華減輕負擔。1901年3月21日，海約翰訓令美國駐華談判代表柔克義，“不論用何種方式集成總數(shù)，使總數(shù)以四千萬英鎊為限，然后向中國提出，不作任何說明。分配問題，留待各國解決。各國如不能達成協(xié)定，則移至海牙法庭”（《庚子賠款》，第12頁）。4月13日，北京公使會議，應美代表之要求，討論美國提出的4000萬英鎊案（2億6700萬兩銀），美使強調：“此數(shù)將使中國實際上付出五千萬鎊之巨，各國應該防止類似反對外人拳亂之事件再度發(fā)生，如中國加重稅捐，民間對外人的反感將會加強與延久，則各國所受之損失更大?！保ā陡淤r款》，第13—14頁）但這個提案沒有得到各國響應，美國方面大為掃興。延至5月7日，各使集會時賠數(shù)要求已增至6750萬英鎊，約合4億5000萬兩白銀。面對此情，美國代表于5月7、9兩日，分別致電美國駐南京及漢口兩領事，密告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希望經(jīng)由中國代表全權提出困難，美將盡力助華，惟盼以商業(yè)利益補償減低之數(shù)。5月10日，海約翰再電令柔克義，如各國應允同樣減賠，美國可減去其“合理的”賠數(shù)的一半。但這個意見未得一國響應，美國弄了個灰頭土臉。盡管如此，“美國的努力，可能使若干國家提出要求時有所考慮”（《庚子賠款》，第18頁）。事后，美國代表柔克義等分析其屢次提案失敗的原因，主要乃美國先聲奪人，談判一開始就率先提出本國索取2500萬的數(shù)額，而這個數(shù)額遠遠高于在華實際損失?！它c，列強與中國方面都心知肚明。如果按比例減之，美國所得也不會少于實際損失數(shù)額，仍不吃虧還可略有小賺。但其他國家認為自己付出與索取的基本持平，至少在心理上認為比他國所索合理；即使與美國一樣索取過倍，按比例減低，仍比美國吃虧為大，因而對于美國的提案予以反對。——當然，在所有反對國代表中，猶以德國最甚。德國公使曾在會議上公開叫板道：“美國建議總數(shù)四千萬鎊，而彼自要求二千五百萬美元，如此德國應索八億馬克?！辈⒎Q“美國的聲明是一種偽君子的作風，經(jīng)此一聲明，美國已獲利不少”云云。（引文同上）列強爭奪的最后結果是，庚子賠款以總額4億5000萬兩落幕。其中，俄國得30％，德國得20％，法國得15％，英國得11％，美國到7％，日本7％，其他國家得10％。面對不可逆轉的慘局，清廷與列強“磋磨”的重點，轉變?yōu)榻档湍晗⑴c賠款計息方法等枝節(jié)問題。此前，一直密切關注中外談判命運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曾幻想列強能“免去利息”，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希望將利息降為2厘。但列強仍表示年息4厘。美國雖給予一些道義上的同情和援手，但收效甚微。5月24日，張之洞致電清廷代表李鴻章，要求繼續(xù)與英國駐華參贊磋商，將賠款“減息為三厘三毫或三厘半”。（《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5月26日，盛宣懷也急電清廷中樞軍機處說：中國賠款4億5000萬兩，“如經(jīng)許四厘息，每年還二千萬，共需本利千兆以內”，中國損失較大。“似可先還息三厘三毫……如得允，則便宜甚巨”。但是，“英、法、德均稱，息非四厘不可”，德國駐華公使穆默、八國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均稱：“四厘已減讓到家，萬難再減”，“四厘息，一毫不能減”。直至6月3日，奕劻、李鴻章仍表示將不遺余力地繼續(xù)與列強“竭力磋磨，爭得一分是一分”，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引文同上）《辛丑和約》簽訂，李鴻章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指責與咒罵，深感內外交煎，累月發(fā)燒吐血，臥床不起。1901年11月7日，即《辛丑條約》簽訂兩個月，氣脈已竭的李鴻章行將歸天。在死前一個小時，被鴻章倚為強援的俄國公使前來“恫嚇催促”，逼迫他在一份俄占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畫押。此時李鴻章“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得急電匆忙趕來的老部下、直隸藩司、奉旨協(xié)助李鴻章辦理議和與賠款的周馥見狀撫之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jīng)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身邊人大哭道：“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么走了！”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須臾氣絕”。終年78歲。
- 自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以聯(lián)軍總司令名義來華后，聯(lián)軍陸續(xù)增至10萬，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關、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內?！缎脸髼l約》簽訂后，八國聯(lián)軍除留一部分常駐京津、津榆兩線外，其余撤兵回國。此間，俄國除了派兵隨聯(lián)軍進攻北京，趁機從南北兩路派20余萬軍隊進占中國東北領土。北路俄軍8月攻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占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據(jù)營口，10月占領沈陽，10月6日兩軍會師，占據(jù)了東北全境。因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也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范圍的日本發(fā)生沖突。日俄經(jīng)過兩年斷斷續(xù)續(xù)的談判，最終雙方關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發(fā)了慘烈的日俄戰(zhàn)爭，以日勝俄敗而告終。根據(jù)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qū)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一舉動，為以后中日沖突埋下了禍患。直至中日以“盧溝橋事變”為起點，雙方短兵相接，開始了決定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搏，抗日衛(wèi)國戰(zhàn)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
- 《庚子國變記》，清代李希圣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上海書店1982年出版。
-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蘇云峰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駐美公使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905年5月13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北洋大臣袁世凱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905年5月23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外務部致駐美國大臣梁函》，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905年6月1日）發(fā)。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Rockhill to Theodore Roosevelt, July 12，1905，Rockhill Papers.（《柔克義致羅斯?！?，1905年7月12日，載柔克義檔案）
- 19世紀4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fā)現(xiàn)了金礦，挖掘金礦和西部的迅速開發(fā)需要大量勞動力，美國開始招募華工，許多中國人漂洋過海前往美國做勞工；至80年代，在美華工已達30余萬人。但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就不斷出現(xiàn)排斥、迫害乃至殺害華工的暴行。清政府于1894年同美國簽訂《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實際上承認了美國政府對華工的迫害。1904年底，這一不平等條約期滿。中國人民特別是旅美華僑中的有識之士強烈要求廢除條約。在輿論壓力下，清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改約要求。但美國政府悍然拒絕，要求續(xù)約。自1905年5月始，上海商務總會發(fā)起抵制美貨運動，全國響應，“義聲所播，震動全球”。但在美國施予壓力與各方面利害權衡下，清政府于8月下旬連續(xù)向各省督撫下令“從嚴查究”，阻止抵制運動。美國政府為保住在華利益，最終放棄了續(xù)約要求。10月以后排華運動逐漸平息，1906年恢復正常交往。
- 粵漢鐵路廢約經(jīng)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清廷諭令修筑粵漢鐵路，由官方主持，三省紳商通力合作，以保鐵路權利。但是盛宣懷卻通過駐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合興公司商借洋款400萬英磅，美方在合同中強行塞入派員勘測、筑路并“照管駛車等事”的條款，規(guī)定直至50年后中國還清債款，方可收回鐵路管理權。
- 《駐美大臣梁致外務部函》，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五日（1905年11月1日）到。清華檔案室藏，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連州教案：連州地處廣東省偏遠的北部山區(qū)，1880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到達連州開始傳教，并試圖在連州購買土地作為教會地產(chǎn)修建教堂。1882年，再度試圖購買在連州縣城租用的房子，地方官進行干涉，沒有購買成功，所租用的房子也不再續(xù)租，傳教士不得不住在連州河上的船屋，后來把目光投向連州縣城河對岸的鵝公山。1895年3月，一傳教士試圖購買鵝公山腳下靠近河邊、屬于菜園壩村民的一塊地時，與村民發(fā)生糾紛并遭襲擊。此后，在連州官府壓制下，傳教士從村民手中強行購買了位于鵝公山腳下的一塊土地，并于1897年始，相繼興建男醫(yī)所、女醫(yī)所及教會人員居所。由此，村民和傳教士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1905年10月29日，當?shù)卮迕裨陔u公山龍崖廟舉辦廟會，所搭棚子占用教會男醫(yī)所部分土地。教會醫(yī)生邁克爾（Ecmachle），當?shù)赜址Q“麻醫(yī)生”出面抗議，并把中午用于聚集眾人的三尊小炮拿到寺廟附近的男醫(yī)所，后經(jīng)負責慶典的老人交涉才得以歸還。事至此，一些憤怒的村民圍在醫(yī)所大門口不肯散去，當邁克爾走進男醫(yī)所后，一些年輕村民轉向大門投擲石塊。邁克爾感到事態(tài)有點嚴重，迅速召集妻女及其他傳教士從醫(yī)所后門溜出，跑到位于鵝公山山腰的教士居所，而后派人給一河之隔的縣衙送信報警。未久，兩名文官和三名武官帶著不足30名沒有配槍的士兵跨橋趕至鵝公山平息事端。接近中午，村民沒有聽到炮聲，紛紛出門來到祭壇質問。得知緣故，大動公憤，百余人蜂擁至男醫(yī)所找邁克爾醫(yī)生理論，竟意外“在醫(yī)院尋出藥浸孩尸兩具”，以此為洋人蓄意謀害中國孩童的證據(jù)。于是群情激憤，盡管該牧師百般開導，“言孩尸系洋人醫(yī)院應有考究之物，并非謀害幼孩，無如眾口不聽勸告。必欲得洋人而甘心?！贝迕裨郊蕉?，達兩千余眾，有人借混亂投擲石塊、砸器物并轉而縱火焚燒房舍。大火初起時，官府派來的兵丁建議護送美國人坐轎子或騎馬離開鵝公山教士住所，前往河對岸的連州衙門，想不到那位惹禍的邁克爾醫(yī)生竟牛氣哄哄，發(fā)神經(jīng)狀加以拒絕。待大火延及男醫(yī)所、女醫(yī)所以及教士住所等建筑物且越燒越大時，官兵與洋人只好四處躲避。危急中，邁克爾醫(yī)生和六名美國人從教士住所后門逃出，躲進了山上的一處洞穴。待官兵聞訊追來并找到這個洞穴，除邁克爾醫(yī)生和帕德森小姐，其他五名美國人（邁克爾妻子和女兒Amy、John Peal牧師夫婦、Eleanor Chesnut醫(yī)生）已被村民搜出，殘忍殺害。自庚子拳匪之亂，清廷與他的臣民已被帝國主義列強打斷了脊梁骨，只能趴在地上做行乞磕頭狀茍活于世，很難見到挺直脊梁且敢與洋人一較高下者，更不見有教案甚至致洋人死亡的暴力事件發(fā)生。想不到“天高皇帝遠”的連州卻是個異數(shù)，竟一下弄死五個洋人，一把火把傳教士費盡心機積聚起來的醫(yī)所、居所，連同財產(chǎn)燒了個精光。其嚴重程度與影響之大，震撼大清，驚動世界，被稱為“清末廣東第一教案”。
- 《庚子賠款》，王樹槐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初版，第294頁。
- 斯密士《今日的美國與中國》，轉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蘇云峰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 《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著，商務印書館1916年出版。
- 《美國外交檔》（1907年）。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稿》，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著，1981年2月出版。
- 《中國人的特性》，明恩溥著，戴歡、代詩圓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 斯密士《今日的美國與中國》，轉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 湯伯明《美國的歸還庚子賠款與清華學校的創(chuàng)立》，載《教育與文化雙周刊》，第218卷，1959年9月。轉引自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蘇云峰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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