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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政黨取得政權后，如何用無產(chǎn)階級思想改造舊意識形態(tài)，使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成為統(tǒng)治的思想，這是一個極為重要、極為復雜的問題，從理論上尤其從實踐中還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在這方面都作過思考和實際上的努力。是斯大林在這方面作了影響深遠的干預，其效果顯然不好。毛澤東緊緊抓意識形態(tài)，我想也是基于這種考慮。建國以來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思想運動，形成的原因是很復雜的，需要從社會的、政治的以至人類社會發(fā)展階段等各個方面去進行考查，僅僅用“左”右這樣的概念似難說明問題，也不能僅僅歸結為個人的好惡、恩怨。但是，也不能排除事件的偶然性，特別是處于特殊地位的個人的作用。我想就我接觸的材料，談談江青在這次事件中的作用。

江青講過：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盯著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毛澤東在周揚面前曾多次稱贊江青敏銳。一些文藝運動的發(fā)起和激化與這位“流動哨兵”的一再報警是有直接原因的。周揚對江青這種“敏銳”多次表示不安，有一次他強為詼諧地說：“江青也太敏銳了?！?/p>

李、藍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在九月份《文史哲》發(fā)表（《文史哲》為每月1日出版），幾天后即送給毛澤東。江青馬上到人民日報社召集會議，讓《人民日報》轉(zhuǎn)載。會議情況“不知江青在主席面前怎樣匯報的”（周揚語）?！段乃噲蟆酚米羁斓乃俣龋ó斣拢┺D(zhuǎn)載。按語又立即送給毛澤東，引起毛的不滿。正在文藝界開會批判《紅樓夢》研究時，江青未同文藝界領導和中宣部打招呼，悄悄找袁水拍起草《質(zhì)問〈文藝報〉編者》，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文藝界的領導人。從李、藍文章發(fā)表到對《文藝報》作出改組決議前后不到兩個月。這一切如果沒有江青這個“流動哨兵”的積極插手是不可能的。

當時流行著一個傳言，說由于江青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遭俞平伯拒絕，所以打擊俞平伯。這顯然不足信。為此，中宣部在一個文件中對有些文章公開批駁這個傳言進行了批評（即所謂防止再擴散）。但是，有些與此傳言有關的兩件事值得提一下。一是當時《人民日報》在批評《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一開始（10月份）就發(fā)表了批評俞平伯壟斷古典文學的珍貴資料的文章。二是在發(fā)還“文革”期間抄走俞平伯的藏書中有不少珍本加蓋了“江青藏書”印章?？梢娺@個“流動哨兵”多么無恥。

江青為“青年宮會議”后，周揚親自見了毛澤東取得了這次運動的領導權很惱火。她曾多次在袁水拍面前流露這種情緒。

茅盾在文聯(lián)作協(xié)主席團會議上的結束語題為《良好的開端》。他說這次會議“為展開對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思想斗爭，樹立健全的自由討論的風氣，作了個良好的開端”。如果真的樹立起自由討論的風氣，應該說是個好的開端。但是，事實上，這次批判在許多方面開了不好的先例。一是大會批判和報刊批判相結合。二是匆忙地作出組織處理，改組《文藝報》。三是批判的面不斷地擴大化。這個大會剛剛結束，批判的鋒芒即集中地轉(zhuǎn)向胡風。由此有一發(fā)不可收之勢。

我進入中南海剛兩個多月的時間，就緊張地參與了這樣一場重大的斗爭，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只是覺得一切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