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見到胡風是在1983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fā)了為“胡風集團”平反的決定。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三卷本《胡風評論集》，當時交我終審，在編好第三卷時，胡風寫了《〈胡風評論集〉后記》。后記中簡要地介紹了自己的經(jīng)歷，對一些評論著作當時發(fā)表、出版情況作了說明。其中有些問題我不熟悉。社里幾位主要領(lǐng)導人傳閱后也拿不準（當時心有余悸也是一個因素）。這時中宣部文藝局來電話查問《新文學史料》發(fā)表胡風回憶錄一事。社領(lǐng)導決定將《后記》事一并請示中宣部。編輯部起草了一個報告。報告中提出五個問題：

一、涉及胡風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有的無從查考，或不是我們編輯部所能負責查考（如談到他1931年加入日共和1936年經(jīng)馮雪峰同志介紹參加中共的事）。

二、涉及周總理對茅盾《子夜》所作的批評，既無從核對，也不宜發(fā)表。

三、涉及有影響的文藝界人士（包括領(lǐng)導人）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及他們所作的評價的文字多有不妥（如言及茅盾為張道藩主持的《文藝先鋒》寫稿事，認為茅盾“得到了國民黨的好感”；認為田間落入形式主義窠臼是因為“服從組織的要求”；對穆木天自首叛變后的具體表現(xiàn)；對張?zhí)煲碜髌返姆穸ㄔu價，以及對路翎作品的高度肯定評價等等）。

四、涉及許多作者雖隱其名而文藝界人士一望可知的人物（如邵荃麟、馮雪峰等），對他們的指責是否符合事實均有待于一一核對。

五、一些觀點與提法不正確（如認為“社會主義是以人民性為基礎(chǔ)的”，把文藝界領(lǐng)導人稱之為“有勢者幫派”等）。

這個報告送上去后過了幾天，中宣部文藝局的負責人約我去傳達了賀敬之等部領(lǐng)導的意見。大意是請胡風考慮修改后發(fā)表。

根據(jù)中宣部的指示，我和牛漢一起去胡風二十四號樓新居拜訪。

我坐在胡風左側(cè)，望著他寬大豐滿的前額，像見到所有文學界前輩一樣地尊敬。幾十年來，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我尊敬所有文學前輩，對他們二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沒有多少感性知識，更談不上站在某一方，只想得到他們的教誨，向他們學習。作為一個重要部門的工作人員，我又參與了不少對這些前輩作家的批判、斗爭，整理他們的材料，有時向他們傳達上級指示。今天，我又以這種身份坐在當代一位大理論家的身邊。二十九年前，在“青年宮會議”上，我看到這位老人，他激動地作了兩次長長的發(fā)言，當時他是懷著自己的三十萬言書的意見能得到支持而發(fā)言的。二十九年過去了，社會主義文學理論似乎沒有因付出血的代價而有所長進，仿佛在一個地方轉(zhuǎn)圈圈。今天，我來同這位理論家來談的還是二十九年前或者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存在的問題，而且并不是文藝理論本身的問題。我想，如果用正確的方法進行意識形態(tài)的論爭，這位老人和不同意他觀點的人都會有更多的理論著作留給我們這些晚輩學習、探討。而現(xiàn)在只能重復談?wù)撘恍├蠁栴}。我趁機表達了我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敬意之后，原原本本地轉(zhuǎn)述了出版社的考慮和中宣部的意見，作者愿意修改。我就同牛漢一起與老人告別。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這位老人的機會。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懷念和嚴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