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識分子會議以后，我隨林默涵到南京、上海、杭州、蘇州等地了解文藝界情況。這是我到中宣部文藝處后第一次去外地調(diào)查，所去的地方又是我未到過的江南名城，見到一些久已慕名的著名作家、藝術(shù)家，感到新鮮、興奮。至今記憶猶新。

在去南京的飛機上讀到《人民日報》發(fā)表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人》雜志專論《關于文學藝術(shù)中的典型問題》。這篇專論初看起來是討論文藝典型的理論問題。但是，仔細推敲可以看出文章中透露出重大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不指名地批評了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政治報告中關于典型的論述。不久以前，我國文藝界還在學習馬林科夫報告中“典型是黨性在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中的表現(xiàn)的基本范圍。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的有關論點。這篇專論中則批評這些論點是“煩瑣哲學的、錯誤的觀點”。這顯然預示著對斯大林親自主持的十九次黨代會上的某些觀點的否定。這是繼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日丹諾夫提出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提出異議后的又一次挑戰(zhàn)。這對敏感的文藝界不能不發(fā)生影響。

到南京當天就見到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兼文聯(lián)主席俞銘璜。在新四軍里他被稱為“蘇中才子”。我曾讀過他的一本通俗小冊子《論新人生觀》，留下很好的印象。60年代他曾根據(jù)柯慶施的意見化名梁璧輝寫過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對于那個‘有鬼無害論’，真正解決戰(zhàn)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边@里指的就是俞銘璜化名寫的《“有鬼無害”論》。就文章本身看，確實是當時同類文章中寫得較有分量的。

俞銘璜在南京比較關心文藝工作者，他對方之等青年作者很愛護。對彭柏山因為與胡風有關系受到審查有不同看法。那次談話，他對文藝界肅反表現(xiàn)了憂慮情緒。他說，宣傳部長沒有時間看作品，管文藝有困難。文藝處的干部大部分時間搞政治運動。這次內(nèi)部肅反原創(chuàng)作組人員有七八個人關進監(jiān)獄，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肅反后搜集反映，大家都不敢講話。他特別關心青年作者的培養(yǎng)，介紹了一些新作家，他說寫作水平比較高的有九十多人。

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徐進和文藝處長艾煊詳細介紹了江蘇省的文藝情況和今后的工作安排。隨后分別召開了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兩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陳瘦竹、葉至誠、楊丹平、孫望、施子揚、章品鎮(zhèn)、吳岫明、田夫、何楓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所反映的問題主要是，創(chuàng)作條件差，沒有寫作時間，業(yè)余創(chuàng)作受歧視，發(fā)表的園地少，生活條件（住房、工資等困難）等方面的問題。他們對北京的報刊還提了一些意見。陳瘦竹談到因為他關于《水滸》《孔雀東南飛》的看法分別與馮雪峰、唐弢不同，受到批評。有的青年作者提到北京的刊物對地方作者不重視，在京發(fā)表作品困難等等。對于這些問題林默涵也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特別講到，北京的報刊并不代表中央。不能什么都以北京報刊上的意見為準。

從南京乘火車去上海。林默涵是1948年由上海去香港后，第一次回上海。重返故地，換了人間，自然非常興奮。給我講了不少30年代、40年代兩次在上海的故事。

在上海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他到車站來接。當時他正春風得意。中央已調(diào)他到《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輯。當時鄧拓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在晉察冀時是張春橋的頂頭上級，不知調(diào)張是否他的意思。張春橋正準備來京報到，被新上任的上海局書記柯慶施留下，擔任上海局宣傳部副部長（后來很快提為部長），主管新聞文藝工作，成為柯的智囊。當時上海主管文藝的幾位老人，經(jīng)幾次運動，先后離滬。夏衍調(diào)京，黃源去浙，彭柏山、劉雪葦都因“胡風事件”受審查。正是張春橋施展能量的機會。

張春橋上任后重新組織力量，他一眼看中了因批判胡風初露頭角的姚文元。我想，在當時張春橋自己也許沒有想到，后來在江青的支持下，他們成為一股強大的禍國殃民的幫派勢力。

在上海我隨林默涵分別登門訪問了巴金、靳以、許杰、賀綠汀、王若望、賴少其、楊嘉仁、譚擴真、沈柔堅等人，這些都是由吳強出面安排的。峻青、任幹來旅館談過。在一次活動中見到周而復，他請林在一個郊區(qū)別墅里玩了半天，在那里見到李伯釗。其間張春橋出面召集了一次工人作者座談會，到會的有胡萬春、費禮文、唐克新、福庚、鄭成義等嶄露頭角的工人作者。

記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園洋房。我們?nèi)r他正帶著一個小女孩在院子里玩。在他那里坐了一個多小時。巴老主要談他的工作、寫作環(huán)境很好，他帶我們看了把一個小陽臺改造成的書房。臨別時順便還參觀了一下他的一樓藏書室。能見到我多年崇拜的作家，自然非常高興?？上覜]有記錄下他的講話。

賀綠汀當時是住在泰安路76弄一個小樓里。我們?nèi)r樓下不時傳來琴聲，可能子女們在練琴。賀很健談，一開始就進入正題。他說：從延安時就有問題，除了搞秧歌以外，沒有搞別的，音樂水平低。上海樂團兩百多人，生活水平太低。吹銅管的不少得肺病，起碼要保證他們的健康。原來，配音還可以有點錢，肅反以后又都要交公。

他很生氣地說：有人說我和胡風一樣。

他提出要制定鼓勵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各項制度。同時，他還對音協(xié)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見。

其他訪問的對象大都住在復興西路34號一幢比較高級的公寓里。訪談很省時間。

因為是個別交談，各談各的，內(nèi)容比較分散。談的比較多的問題：一是對上海過去的老領導有些意見，覺得抓得不力。不善于組織大家的力量，只依靠幾個熟人。二是對“胡風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訪問的人中有幾個因“胡風事件”受到不同的牽連，如吳強、王若望。王若望（他當時在編《文藝月報》）反映，在刊物上發(fā)表過文章的業(yè)余作者在本單位許多變成第一肅反對象。有一個工人作者投稿，給他回信的人是胡風分子，這個作者就被審查。三是反映了上海文藝界內(nèi)部（特別是各文藝單位領導意見）有不少分歧。我當時總的印象是上海文藝界情況很復雜。但由于時間的關系沒有再深入調(diào)查。

由上海到蘇州住了一天。在那里聽了宣傳部長的匯報，他著重介紹了評彈藝術(shù)的繼承發(fā)展。還談了幾位活著的“禮拜六”派作家的情況。晚上見到當時的青年作家陸文夫、陳鳴樹、滕鳳章。年前我協(xié)助林默涵編《短篇小說選》剛?cè)脒x了陸文夫的小說《榮譽》，對他特別注意。他談了他成長的過程和正在進行寫作的情況。他當時在市里的報社工作。1955年開始寫東西，都是利用業(yè)余時間，一年寫了九萬多字，大都在上海的《文藝月報》發(fā)表。他說，創(chuàng)作條件很好，領導上很支持，生活上、政治上都很照顧。要寫的材料很多，只是選擇典型有些困難。希望多組織青年作者交流經(jīng)驗。報刊上多發(fā)表些指導創(chuàng)作的文章。這次見面以后再未見到陸文夫。時隔二十多年幾經(jīng)劫難之后，1973年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1979年召開中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邀他參加。從此，他成了出版社重點約稿對象，多次見面、交談，我未提起那次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