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家有子初長成
我的父親母親
在我灰暗的陋室里,頗為色彩繽紛的是我沙發(fā)對面的兩個書柜,這兩個書柜里裝著我論著、譯著與編著的成果三百來冊。將近耄耋之年,我常坐在這兩個書柜面前,或沉思遐想,或出神發(fā)呆,或緬懷回顧。
我常想,將近一生的歲月、幾乎所有的心思,不外乎是寫書、譯書與編書,似乎只可以簡約地歸結(jié)為一點:為了一個人文書架。人生的目標瞄準著這一點,人生的熱情傾注于這一點,人生的精力投放于這一點,人生的樂趣系諸這一點,可謂專注而執(zhí)著,以此,也算得上是一個有人文理想、有人文熱情的人。
飲水思源,我得感謝我曾經(jīng)受到的教育。
就我的家庭出身與條件而言,我本來是很難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的,但我卻從初中起,就受到了非常完善、優(yōu)秀的正規(guī)學校教育。我初中所上的三個中學都是當?shù)孛#耗暇┑闹醒氪髮W附屬中學、長沙的廣益中學和重慶的求精中學。高中更是從聞名遐邇的湖南省立一中畢業(yè),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西語系。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之所以沒有輟學并能進入一個又一個名校就讀,不能不感謝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特別重視子女教育并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親和母親。
父親:靠一把菜勺培養(yǎng)出三個大學生
只要桌上灑有一攤茶水,我的父親總是用筷子蘸著水在桌面上寫寫畫畫,有時是練正楷,有時是練草書,甚至是親戚朋友坐在一起談事聊天時,他往往也要這么“開小差”。從我幼年的時候起,父親在我心里就是這么一個形象。
據(jù)長輩們講,從一進城當學徒起,他就養(yǎng)成了這個習慣,數(shù)十年如一日,到我記事的時候,也就是他進入中年時,他已經(jīng)練就了一手好字。對于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聽他說:“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了我開的筵席菜單,都說字寫得漂亮,沒有想到一個廚師能寫得這么好?!?/p>
他出生于貧困的農(nóng)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他只念過兩個月的書,從六歲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氣并不寒冷,但他因為穿得太單薄,放牛時經(jīng)常要靠著土坡避風躲寒。十一歲時進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樓——德清樓當徒工,他以罕見的刻苦與勤奮,熬到了“出師”,結(jié)束了徒工生活。先作為廉價勞動力在餐飲業(yè)闖蕩多年,風餐露宿,漂泊顛沛,有些夜晚,僅以一條長凳為床。而后,逐漸以做得一手好菜和寫得一手好字而頗有名氣,得以經(jīng)常有人雇用,他這才娶上了妻子,生了三個孩子。但拖兒帶女,養(yǎng)家糊口,難度更大。他以黃牛式的勤勞辛苦,換來全家不餓不寒的日子。
這位農(nóng)民之子,這位廚房里的勞工,有著自己的理想。盡管他在本行當中出類拔萃,但他從沒有想過培養(yǎng)自己的兒子跟著他干這一行,其實,作為一個跑單幫的個體戶,他跟前急需一個徒兒、一個助手,何況,他還有好些烹調(diào)的絕招有待傳授。他常嘆息自己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沒有體會、不知道,但我的確見過體胖怕熱的他在蒸籠一般的廚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爐灶前一站就是兩三個鐘頭,往往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撫摸自己孩子的頭,感慨道:“爹爹苦了這么多年,就吃虧在沒有文化……好伢子,你們要做讀書人。”
做讀書人,這就是他對下一代的理想與期待。他身上毫無可以澤及后代的書香,只有那點練字經(jīng)驗。因此,我們兄弟三人從小就必須服從努力練字這么一個“硬道理”。他常教訓我們道:“寫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門磚,就是看家拳。”他花錢替我們買筆、墨、硯、紙,還有字帖。于是,練字就成為我們?nèi)齻€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課”。
要當讀書人,當然要進學堂。然而,僅學費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難是,要照顧孩子在固定學校里就讀,往往就要放棄一些比較合意的就業(yè)機會。
于是,自從我們兄弟三人到了入學年齡之后,我們的上學問題,就成為家里頭等重要的大事。父親每新謀得一個工作或者遭到一次失業(yè)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個城市時,最優(yōu)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趕緊替我們找學校,讓我們及時地上學念書。
雖然從抗戰(zhàn)時期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東西南北不斷顛沛遷徙,我們卻幾乎從未中斷過學業(yè)。而且,每到一個城市,父母都竭盡全力,甚至耗盡積蓄,讓我們都能夠進入當?shù)刈詈玫闹袑W。
1940年代末,中國面臨著天翻地覆的大變化,餐飲業(yè)大為蕭條,父親在內(nèi)地謀職謀生殊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家鄉(xiāng)。
那些年,我正經(jīng)歷著上中學、念大學直到參加工作的過程。不論我在什么地方上學,我都按月收到家里寄給我的學雜費與生活費,毫無憂慮地度過了我的學生時代。大學畢業(yè)后,我微薄的工資遠不能負擔母親的醫(yī)療費與兩個弟弟上大學的費用,因此,父親仍然留在香港打工,雖然他當時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他常用漂亮的行書給他的“賢妹”寫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滿了感情色彩的“家書”,自稱“愚兄魯鈍”,“自幼無緣文化”,“飲恨終生”,“幸虧學了一門手藝”,“終能自食其力”,“眼見三兒日漸成長,有望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材,雖在外做一名勞工,常遭輕視與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時,還講些大道理,說什么“能掙幾個錢,養(yǎng)家糊口,讓孩子上學”,也能“減輕國家的負擔,為社會培養(yǎng)有文化的人材”,因此“問心無愧”,等等。這些家信是我母親用來對三個兒子進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們從頭到尾認真讀完。當時,我們讀起來并無絲毫不耐煩,后來回想起來,這些家書對我們的影響是深刻、久遠的。
當然,這個老打工仔常寄回來的遠不止他那些冗長的“詠嘆調(diào)”,還不時有些日用品與文具,如給他“賢妹”的襪子、圍巾,給兒子的鋼筆和優(yōu)質(zhì)筆記本,等等。在“三年困難時期”,則經(jīng)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從阿華田、丹麥餅干、白糖,到香腸、豬油……這些源源不斷的補給竟使得我們母子四人在那段“饑餓的年代”無一人得那種流行的“浮腫病”。其中遠在北方的我,收到這類食物補給后,往往回到宿舍里偷偷地享用。
那些年里父親在外的生活怎樣呢?很長一段時期里,他在“平安家書”里總是說自己“一切都好”“家人皆可放心”之類籠統(tǒng)的話,家人對此都半信半疑,認定他的生活必定是艱辛的,因此,老是不斷勸說他退休回家。但他仍然堅持著,最終答應等他最小的兒子大學畢業(yè),他“完成了平生最大的任務”,一定回來和家人團聚。培養(yǎng)出三個大學生,這就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眼見他日益接近“功德圓滿”,大家都等著這一天的到來。
小弟大學畢業(yè)日益臨近。突然,有幾個月,父親與家里中斷了聯(lián)系,音訊全無,家人焦急萬分。過了一段時間,他終于來了一封“平安家信”,告訴家人一個令人膽戰(zhàn)心驚的遲到消息:他在勞動時摔了一跤,在水泥地面上把一條大腿摔成了骨折,幸虧被香港公立的慈善醫(yī)院將他作為“沒有親屬”的失業(yè)老人收容進去,免費給他動了個大手術(shù),在折斷的腿骨上安裝了一塊鐵板、兩個鐵釘。又經(jīng)過幾個月的療養(yǎng),總算得以痊愈,能夠自己行走了。雖然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但不久即可出院,返回自己“日思夜想的故里”,與家人團聚。他的信里沒有什么感傷情緒,倒是說很高興能住進那寬敞明亮的醫(yī)院,那是他“一輩子中住的最好的房子”。我記得信里還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他穿著住院服坐在一張潔白的床上,臉上是像兒童一般天真的樂呵呵的笑容……
從這個事情開始,他那長期不為家人所知的、“咬緊牙關(guān)”的生活狀態(tài),才逐漸浮現(xiàn)出來。香港的房租極貴,為了省錢,他向一套公寓中的幾戶人家租用了公共浴室午夜后的“使用權(quán)”,每當夜深人靜無人再上浴室沖涼時,他便在那里面架一個行軍床睡覺,天一亮就撤出。白天,則在樓頂?shù)穆短炱脚_上打發(fā)時光,沒有人雇他時,他就坐在平臺上的一張竹椅上出神,平臺上支著一把大傘,可以遮陽,可以避風雨,但碰到大雨,光靠那把傘可不行,還得在那把大傘下自己再打一把雨傘。在有人雇他辦筵席時,他就把用料備齊,在那平臺上進行制作,將一道道菜做成半成品,然后將所有半成品運至東家的廚房,待開席時下鍋烹制。他居然慢慢做出了“名廚”的名聲,受到過采訪,上過報紙。也正是在這個平臺上,他在勞動中踩在有油污的地面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幾乎丟掉了自己的性命。這時,他六十有五。
這就是他十六年打工生涯的一個縮影,為了一個目標、一個夙愿、一種向往而受著、熬著、挺著的縮影。
他快返回故里的時候,我請了探親假回到了老家,等候著他的歸來。他返回故里后,總算過上了退休的生活;總算親眼見到了自己的兒子都已經(jīng)走出了大學的校門,參加了工作;總算看見了自己的孫女與孫子。他絕不下廚做菜,說是一輩子在廚房待“傷”了。聽老弟說,他只是絕無僅有地露了一次自己的廚藝絕技,做了一盤蘿卜絲餅,家人回憶說,那簡直就是極品,你根本吃不出是蘿卜絲做的,與劉姥姥在大觀園吃的燒茄子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那幾年中,他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聽人家談論他家的兒子都大學畢業(yè)了,只要別人奉承他說:“四爹,你靠一把菜勺培養(yǎng)了三個大學生”,他就笑得合不上嘴。
1975年夏,他因為得了急癥而去世,家人都嘆息他返回故里后只享了幾年的清福,這與他一生的勞累艱辛實在是太不相稱了。喪事后,骨灰里剩下一塊鐵板、兩個鐵釘,小弟把它們收藏起來作為紀念,這是他作為幼子的一番心意。如今小弟去世也已幾年,每當我想起這事,心里就一酸……
母親和她的家人
我的母親出生于長沙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外公是一個水果小販,每天挑著一擔水果沿街叫賣,以此維持數(shù)口之家的生計。外公外婆有很多兒女,沒有夭折的就有六個。
我的母親排行第二,她還有四個兄弟與一個妹妹,兩個兄弟也是廚師,而且都是湘菜界有名的廚師。據(jù)我母親介紹,大舅的廚藝并不出類拔萃,至少遜于我父親,但他口才甚好,善于交際,用長沙話來說,是“會吹牛皮”,因此,在湘菜界也算是名角,從中年起,自己還當上了老板。三舅也是一個廚師,他技藝勝于大舅但遜于我父親,他是做點心的高手。我的四舅、六舅則與廚藝無關(guān),四舅混跡于國民黨軍隊多年,最后潦倒以終。六舅最為聰明能干,后來從事印刷業(yè),算是印刷業(yè)中的一個佼佼者。
我母親唯一的妹妹,聰慧精明,有一手好廚藝,她做的紅燒獅子頭堪為一絕,她長期待字閨中,擇偶標準甚嚴,終喜結(jié)良緣,嫁給了一位老實忠厚、工資又較高的蔡姓汽車司機。他們生有一女一兒,女兒蔡希秦容貌俊秀,身材高挑,自幼有運動天賦,后來成為國家女排的隊員,并與后來為新中國排球事業(yè)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教練鄧若曾結(jié)婚。兒子蔡希亮也聰明能干,在理工科上頗有成就,曾擔任過北京科技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