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四時期（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后期）——“文化之城”北京與文學革命

1．北京的復興與北京大學

●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的亂局

1911年即辛亥年的10月1日，甲午戰(zhàn)爭后組建起來的新軍（新式陸軍）在武昌（1927年與毗鄰的漢口、漢陽合并成為武漢市）起義，辛亥革命爆發(fā)。在南方12省的響應下，翌年的1月1日，亞洲最早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了。中華民國定都南京，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為應對時局，清政府任命北洋軍閥統(tǒng)帥袁世凱為新的內閣總理大臣以與革命勢力相對抗，內戰(zhàn)已呈膠著之勢。其后，孫、袁通電舉行南北和談的結果，袁世凱在2月以清帝退位換來了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

不久，袁世凱解散國會，廢除了憲法，革命的成果蕩然無存。1916年，袁氏企圖恢復帝制以登上皇帝的寶座，但由于各地反袁斗爭的爆發(fā)，僅僅在位83天的袁世凱只得取消帝制，是年6月，袁氏暴斃。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段祺瑞的皖系、馮國璋的直系和張作霖的奉系，爭奪首都北京的戰(zhàn)爭接連不斷。此外，南方非北洋派系的各路軍閥又舉起了擁護憲法的大旗與北洋政府形成了對抗，各地軍閥分別建立起了獨立的政權，中國在此后的十多年里進入了分裂割據的時代。

●北京大學的誕生

伴隨著政局的動蕩，曾經君臨天下的皇城北京政治地位已日趨低下。取而代之的，作為“文化之城”的北京開始展現在了全國青年的面前，而居于支撐“文化之城”北京的各所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冠的則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淵源可追溯到1862年為教授十名滿族學生學習英語而設立的京師同文館。1898年戊戌維新之際，梁啟超參考日本的學制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因遭遇政變，原擬招收500學生的大學堂最終只能大幅度縮減計劃，當年入學者僅有100人。此后又歷經曲折，京師大學堂終于在1902年發(fā)展成為開設有政治、文學、格致（物理化學）、農學、工藝、商學和醫(yī)學七種科目的綜合性大學，其文學科又分為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和外國語言文字學七門。所謂“掌故”是指國家的施政史實及慣例，“詞章學”則是指文體流變方面的學問，但第二年已經更名為中國文學史了。辛亥革命以后，最先代理教育總長事務的蔡元培（1867—1940）頒布大學令，大學被分為七科，廢止了經學科，高等學堂改為大學預科，作為全國唯一的一所國立大學的北京大學自此誕生。1917年，以清末革命家和教育家而聞名的蔡元培自任校長，趁勢推行大膽的改革，以學術自由相號召維護著師生們的文化運動。

日本的東京大學也是在1855年以洋學所的形式創(chuàng)立起來的，其間歷經1863年開成所的變更，明治維新后1869年被大學合并，直至1877年東京大學的設立，1886年被更名為東京帝國大學。北京大學自清末到民國初期所走過的路，總讓人聯想起東京大學的歷史。只是東京大學歷經明治、大正及戰(zhàn)前的昭和時期，已成為培養(yǎng)日本帝國的官僚、企業(yè)精英、學者、技術人員和教師的專門機構，相比之下，從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北京大學，卻連能夠為之輸送培養(yǎng)人才的共和國都還沒有。甚至相反，在軍閥混戰(zhàn)的情形下，教育預算屢屢被挪用為軍費甚或被軍閥中飽私囊，連支付教員的薪水都無法滿足。將實現共和體制的要務寄望于大學，則大學在實踐活動中就不得不承擔起革命運動之中堅力量的重任了。如此情形，對文化之城北京來說，既然文化志在革命，革命也只能以文化的姿態(tài)呈現出來了。

上海自1870年代以降所設立的洋學堂，每學年只有數十名學生，私塾氛圍很濃厚。相對而言，北京在1919年之時已經匯集了19所國立高等教育機構及6所私立學校，學生逾萬人，稱得上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學生市區(qū)了。這其間，北京大學的學生已經從1913年的781人增加到了1922年的約2300名。1919年全國的教會大學有14所，在籍總人數為2017名，北京大學一校即凌駕于全中國教會系統(tǒng)的大學之上。

●來自上海周邊的多數派

北京大學的學生，出身于直隸?。ㄏ喈斢诮裰颖笔。┍镜氐挠?21名（占14％），相對而言，長江下游三省的江蘇有184名，浙江有197名，安徽有102名，也即出身于上海周邊省份的學生有483人（占21％）。此外還有廣東的231名（含華僑），四川的139名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4月16日號“［民國］11年度在校全體學生分省分系表”）。教授群體也是從全國被匯集起來的日本和歐美留學歸來的少壯精銳文人，平均年齡也只有30歲左右。全部220名教員中，來自直隸和北京的不過12人，出身南方的，江蘇有40名，浙江有39名，安徽有17名，占壓倒性的多數（同上刊1918年4月24日號“本校教職員學生籍貫一覽表”）。

延至清末的帝都北京，在民國時期作為文化之城得以復興之際，變法派的政治遺產之一的京師大學堂變成了這個城市的心臟。而流入這一心臟的血液則是來自上海周邊省份的學生和留學歸來的年輕教授群。是該說以上海為發(fā)端的歐化勢力壓制住了北京呢，還是該說古都北京在接納了上海的新興力量的同時漸次發(fā)生了變化呢？對于現代中國文學來說，北京和上海兩個都市之間所延續(xù)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意味深遠的對抗與交流。

2．胡適的紐約之戀

●留美體驗

出身于安徽績溪的胡適（1891—1962），在1910年8月登上了從上海出發(fā)的客輪前往美國留學。胡適的祖父是當地有名的茶商。父親曾寄望科舉入仕以求升遷，后因太平天國起義仕途受挫，入了上海的書院求學，最終成了地方高官的幕僚（秘書）。1892年曾代理臺灣的知州，于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的紛亂局勢中病故。

出生上海卻幼年失怙的胡適，與母親一起返回了故鄉(xiāng)，13歲以前一直在私塾學習古典經籍。1904年離開生母入上海的洋學堂學習英語和數學，這期間開始醉心于梁啟超等，在革命派的影響下也開始編輯競業(yè)學會的《旬報》并從事學生自治活動，后因校園紛爭而退學。那個時節(jié)，由于同父異母的兄弟們商業(yè)經營的失敗，胡適的母親陷入了經濟困境之中。恰在此時，留學美國的機會為事情帶來了轉機。美國在1908年決定將義和團事件時從清政府所獲得的賠償中的一部分予以歸還，依其對華文化政策，這部分費用將用于接受中國學生留美。次年，第一批留學生47名到了美國，胡適留學的第二年即1911年，作為留學預備教育機構的清華學堂（清華大學的前身）開學。

留美的胡適進了紐約州伊色佳（Ithaca）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College），最初在農學部學習，1912年轉入文學部，畢業(yè)后進入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研修博士課程期間，于1917年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留學地首先不是東京而是美國的紐約及曼哈頓，這對奠定其后來的自我形塑有著深遠的意味。因為與那些在同屬漢字文化圈而已實現君主立憲的日本“帝都”東京的留學生們相比，胡適是在已完全與傳統(tǒng)中國切割開來的年輕的共和國度過他的多愁善感的青春期的。

胡適深入研讀過從莎士比亞、易卜生到詩人華茲華斯、勃朗寧等人的著作，同時還親身體驗過1912年和1916年的兩次美國總統(tǒng)大選，他發(fā)現，對于這個移民國家來說，唯有總統(tǒng)選舉才是達成民族融合的最大的活動，而民眾則是以讀起來和聽起來都明白曉暢的口語文為根基的報刊與演說在支撐著這一制度。更進一步地，經歷過與紐約達達派畫家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熱戀后，胡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后急劇增多的斷發(fā)求職的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共鳴。

●異國景觀的素描

毋庸贅言，紐約的異國景觀已經完全遠離了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與美國學生一樣接受著歐美現代文化熏染的胡適不久就發(fā)現，用中國的古典詩詞根本就無法來描述這種景象。胡適生發(fā)了利用所學的植物學和地質學的知識來如實地再現這一異國風情的欲望，這個時候，胡適開始意識到，傳統(tǒng)中國的文言文所積累起來的夸飾藻繪的形式實在是有害無益，或者毋寧說，口語文字更適合于寫實性的文章。

中國自漢代以來，以古典詞匯和語法為基礎的文言文一直被視為正統(tǒng)，特別是在注重修辭的詩歌方面，士大夫階層專注于五言絕句、七言律詩之類文言格律詩的創(chuàng)作。相對而言，寫實這種所謂大眾化交流的信息傳播功能，或者說，作為民族國家媒介語言的口語文字一直為文言文所鉗制。胡適痛感于斯，他援引進化論的觀點認為，要讓中國的語言意識來一場根本的變革，以使所謂“士大夫階層＝文言文，下層民眾＝白話文（古典口語）”的由來已久的語言價值系統(tǒng)發(fā)生逆轉，此即他所設想的“文言文＝舊，口語＝新”的語言進化論。1916年，胡適一面遭受著來自其他留學同儕的激烈反對，一面開始有了以口語的全面使用為核心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他在8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文學革命八條件》：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陳套語。

（3）不講對仗。

（4）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5）須講求文法?！陨蠟樾问降姆矫?。

（6）不作無病之呻吟。

（7）不摹仿古人。

（8）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此《文學革命八條件》于第二年在上海革新后的綜合雜志《新青年》1月號上以《文學改良芻議》為題被發(fā)表了出來。該雜志的主編受其啟發(fā)在次月雜志的卷頭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的文章，呼吁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隱逸文學”以建設“平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文學革命運動終于正式爆發(fā)。1917年6月，胡適還在歸國途中，9月即就任了北京大學教授，而此前的同年1月，上海的陳獨秀也被聘為文科學長，北京大學由此成了文學革命的策源地，《新青年》也隨同它的主編者一起從上海北遷成了主力刊物。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胡適歸國的第二年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突出強調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主題。他從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各國以文學促成國語的觀點出發(fā)，認為在中國也應當以口語文學為基礎創(chuàng)制國語。胡適果斷地認定，有了國語的文學才會有正統(tǒng)的文學的國語，并且標準的國語才會由此而誕生。胡適大抵是在以國語的誕生推衍想象著民族國家吧。

文學革命前后，教育制度也迅速轉向了白話教育的開展。早在辛亥革命兩年后的1913年，教育部就曾召集讀音統(tǒng)一會制定了以北京話為標準語的方案，從1920年到1922年，全日制小學的文言文教材被改成了白話文，中學也同樣開始推進白話文的改革，這個活動被稱為從“國文”教育向“國語”教育的轉化。相對于國文科目所承載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而言，國語科目的出現所負載的已經是民國即共和國的全新理念了。

為順應學制及教科書的改革，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大機構在出版《新式國文教科書》及《新學制初級小學校國語教科書》等新的教科書之時，即確定了教科書的編輯方案：“以動人感情，發(fā)人想象，供人欣賞做主目的；所以實際形式兩方面，都取有文學的趣味做標準。并不悖文學興趣的范圍內，參入史地理商各科教材……”文學在此已成為教授“各科教材”的“全能之神”。而在與日本的中學及高中相當的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的國語教科書里，僅一兩年前文學革命后所發(fā)表的作品就占了大半的篇幅。

通過了科舉第一道門檻的童生以上者即可稱為狹義的士大夫（或稱讀書人），以此定義而言，19世紀前半葉讀書人的數量有110萬，不過僅占當時4億總人口的0.27％（島田虔次，1985）。為了效仿歐美及日本以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梁啟超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動員起比閱讀文言文者更為廣泛的閱讀白話文的非士大夫階層，在他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文章僅20年后，情形就已經發(fā)展到了白話的小說及散文占據中等教育國語教科書的中心位置的地步。

胡適的文學革命論被認為恰好受到了當時風行英美文壇的埃茲拉·龐德等意象主義的影響（Min-chi Chou：Hu Shi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意象派詩人對和歌、俳句和漢詩等東方文學極為關注，他們借助于翻譯閱讀《古今集》和蕪村的作品，雖然對那種樣式化的傳統(tǒng)表現手法還缺乏理解，但他們對其中簡明如畫的描繪的一面卻抱有濃厚的興趣。意象主義被稱為詩歌的現代主義運動，“現代主義革命與一戰(zhàn)時歐洲諸王朝的崩潰相伴生，并與科學層面的‘范式轉換（Paradigm Shift）’相呼應……它們的出現使得西方文明的視角發(fā)生了改變，把握社會和理解人類的方式已經被轉換了”（浜野成生編，1989）。就形式上割斷與傳統(tǒng)的聯系這一點上看，胡適與意象主義是有其精神共通之處的，只不過胡適所瞄準的目標是和龐德等人正要與之絕緣的19世紀的民族國家。

3．文學革命、芥川龍之介所見之北京

●特派記者芥川訪問北京

1921年6月，芥川龍之介（1892—1927）以大阪每日新聞社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了北京。芥川與胡適意氣相投并多次會面，他甚至表示打算將胡適的詩翻譯為日文。在如此融洽的氛圍中，芥川有關創(chuàng)作自由的如下談話就值得引起重視：

芥川又說，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羨慕。其實中國官吏并不是愿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么，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芥川說，他曾編一篇小說，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胡適日記》，1921年6月27日）

●日本與中國的“言論自由”

這里所提到的有問題的芥川的小說就是1920年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過的《素戔嗚尊》，該作的后半部在1923年被改作《老年素戔嗚尊》并收入了小說集《春服》。作品的前半部分有描述年輕的素戔嗚在女人堆里嬉戲的場景。從上述問答來看，未能將前后兩部分合為單行本發(fā)行，芥川推測多半是出于對皇室不敬的顧慮。1920年代之初的日本處于大正民主時期。與大逆事件（1910年）的時節(jié)以及后來為了取締以否定國家體制或財產私有制為目的的結社活動而頒布治安維持法（1925年第一次制定，1928年第二次制定）的社會相比，言論上的自由比較而言還是值得稱道的。盡管如此，在芥川看來，中國知識分子所享受的言論自由足以令人羨慕，這一點可謂意味深長。

由明治維新而形成統(tǒng)一國家的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前后已經大體上有了牢固的民族國家基礎。從芥川的師尊夏目漱石的身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所謂優(yōu)秀的文學總是會對國家體制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差給予評價和批判，國家因此才設置了審查制度予以應對?？梢哉f，文學與政治的這種關系，已經由國家體制的先天性存在而被規(guī)定下來了。

相對而言，1920年代之初的中國，持續(xù)的軍閥割據所造成的政治混亂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治實體，所謂國家體制也并不存在。面對羨慕著“自由”中國的芥川，胡適以中國的官僚不能理解也無從干涉他們的言論活動作答，胡適所說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中國的“實情”。而中國文學所努力追求的恰正是民族國家體制的實現。

4．魯迅的《狂人日記》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改革派的雜志《新青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以紡織業(yè)為中心的民族資本迅速成長起來，打破軍閥割據的現狀以建立民族國家的機遇業(yè)已在全國形成。雖然說并未與德國直接交戰(zhàn)，中國也位列戰(zhàn)勝國之一，但由于1919年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原有的權益出讓給了日本，5月4日，北京學生爆發(fā)了反對日本、反抗軍閥的運動，運動向全國擴展，以新興的知識分子為主導的大眾運動迫使北京的軍閥政府最終拒絕了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浪潮向1920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漫延開來。由于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以文學革命為契機的五四運動前后迅速成長起來的，文學史就將1910年代中期到1920年代中期稱之為五四時期。

代表五四時期的雜志就是《新青年》。該雜志繼1917年胡適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之后，于次年即1918年刊載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周作人的散文《人的文學》等白話體的作品。人性、精神、戀愛、貨幣經濟制度等起源于近代歐洲的重要觀念，在這個時期同時出現在了中國文學之中，這一點很是耐人尋味。

《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是一位30歲左右的男子，父母早已亡故，一應家事都由其兄主持。作品開頭的一節(jié)“序”里，敘述者記述日記作者的病癥時加了引號稱為“迫害狂”，日記里記載說，主人公總是擔心自己會被哥哥和鄰居們吃掉，試圖勸說他們不要吃人，五歲就死去的妹妹就是被哥哥吃掉了，自己無意間就未必沒有吃妹妹的肉。在一個吃人的社會里，食人者同樣擔心會為人所食——魯迅借“迫害狂”者的日記來表現舊式社會的矛盾，而展示矛盾的舞臺選擇的是父親亡故的家庭，這多半是在暗示沒有了皇帝之后處于分裂之中的中國吧。《狂人日記》雖為短篇，卻敏銳地指出了家不過是國的縮影，支撐國與家的根底同為儒家的思想意識，這正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靈魂的寫照。針對中國同胞間的冷漠的關系，由狂人自己也被迫背負起吃人的罪愆入手，探究狂人與民眾同屬罪人這一聯系的可能性，應當說是魯迅留學時代在《摩羅詩力說》中所論述過的“詩人之孤獨”課題的拓展。不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社會性的主題，而以第一人稱來記述敘述者的內心糾葛或印象的語體模式，成為后來五四文學的主流。

●女子教育與女性進入社會

傳統(tǒng)中國的家庭一直由男性來繼承，婚姻被當作為了延續(xù)男性血脈的手段。男女雙方依父母之命結合，他們各自的心愿是不會被考慮的，出嫁即意味著生養(yǎng)后代和操持家務。良家婦女一般都被禁止跨出家門，因纏足所導致的身體的變形也非常普遍。

但自清末以來，隨著歐化浪潮下女子教育活動的展開，大城市里都設立了公立的女子小學、女子師范學校及教會系統(tǒng)的中等或高等女校。1908年創(chuàng)立的京師女子師范學堂在1919年被改建為國立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也有女性前往日本和歐美留學，1920年，北京大學開始實行男女同校。順帶說明的是，在日本，認可女性入學的只有1910年代的東北帝國大學和1920年代的少數幾個私立大學，真正的男女同校正式化是戰(zhàn)后的事情了。

以教育為突破口，年輕的女性得以進入社會，古老的家族制度從根本上開始動搖了。繼《狂人日記》之后，《新青年》刊登了易卜生的社會劇《玩偶之家》（胡適、羅家倫合譯，1879年出版初演），該劇講述的是一位妻子為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放棄了丈夫和孩子離家出走的故事，主人公娜拉在中國已成為女性解放的象征（Symbol）。不過，挪威在19世紀隨現代產業(yè)的發(fā)展已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1880年代就已經確立了政黨政治，1905年強行實施君主聯合，以和平的方式從瑞典順利獨立出來。娜拉以前所身處的那種偶婚家庭形式在中國尚未能成為現實，縱然丈夫掌握著金錢和法律上的絕對權力，妻子也不過是可愛的玩偶，娜拉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了中國讀者所無限向往的對象。

《玩偶之家》的中國讀者們在從這出戲里讀出婦女解放運動的訊息的同時，還讀到了在實現了產業(yè)化的獨立的民主國家所出現的現代偶婚家庭的生活方式。既要反對大家族以建設偶婚形式的小家庭，同時又要更大限度地爭取女性的權利，他們從易卜生那里學到的是一種雙重的社會革命。這種雙重革命的最高實踐只能是自由戀愛，最早將其以作品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就是在美國有過戀愛經驗的胡適。

●基于鉛筆和汽車的自由戀愛

在譯介《玩偶之家》的第二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胡適在《新青年》的3月號上發(fā)表了劇作《終身大事》。田家的女兒亞梅在日本留學期間與陳先生一見鐘情，田夫人找來算命先生卜算這樁姻緣卻發(fā)現兩人命相犯沖，田父雖然批評夫人不該求神問仙，轉而卻拿出族譜說田姓和陳姓在2500年前是同姓，依照同姓不得通婚的習俗，田父也否定了這樁婚事，并且宣稱，“社會承認它（同姓不得通婚），那班老先生們也承認它。”但田亞梅在女仆的幫助下還是聯絡上在家門口汽車里等待的陳先生一起離家出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孩兒現在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去了?！?/p>

兩位年輕人的通信是用鉛筆書寫的，兩人斷然離家出走所乘坐的是汽車。在當時的中國，鉛筆尚屬舶來的高級文具，鉛筆實現國產化還是20年以后的事情，至于汽車，北京當時（1921年）的總數量也不過1308臺，古老的都城還被淹沒在舊都數萬輛人力車的大海里。最尖端的工業(yè)制品鉛筆和汽車能同時出現，可說是胡適所試圖描繪的西式教育體制及產業(yè)體制的象征了。

易卜生戲劇的上演需要能為觀眾所接受的男女演員和現代話劇的空間，包括作為場地的現代劇場。當時的中國，連男女演員同登舞臺都尚且不易，艱難地達成這三個條件則已經是192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在社會歐化未臻成熟，還無法上演《玩偶之家》的時代，結果只能以作為娜拉的簡化形式的《終身大事》來替代了。《終身大事》與《玩偶之家》都是采用比照式的喜劇形式來描寫的，因為娜拉只身挑戰(zhàn)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擺脫舊式家族制度的束縛之后所渴望的新體制而得到了樂觀的肯定。

●女性作家的出現

女性作家在五四時期也登場了。女子教育的振興，不僅使無數自由戀愛的對象涌現在了男性知識分子的面前，還培育了大量的女性讀者，不久她們自己也開始執(zhí)筆寫作了。女作家謝冰心（1900—1999）、黃廬隱（1898—1934）等人的創(chuàng)作主題，即是女性力爭從傳統(tǒng)的家族制度所造成的性別歧視中解放出來以實現自由戀愛。

凌叔華（1904—1990）的短篇小說《酒后》（1924）描畫的就是五四時期沉迷于文學熱潮之中的青年男女。新婚夫婦小宴之后，丈夫滿嘴都是贊美愛妻的美辭麗句，年輕的妻子嗔怪“好好的又扯上這些小說式的話來逗我”，而她自己浸染于文學氛圍的興頭卻并不比丈夫低。她稱贊丈夫的朋友，那位醉臥在沙發(fā)上的文學青年，“他的舉止容儀，他的言談筆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其中已透露出妻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比起丈夫更富有對過度的“文學腔”的癡迷情緒。年輕夫婦的愛情被賦予了濃郁的戀愛文學的色彩。以至于妻子提出想親吻那個睡美人般的文學青年時，也獲得了丈夫的許諾。如果把這里的文學置換成金錢或經濟問題，這對新婚夫婦的家恐怕會重新變成圣誕節(jié)之際娜拉的家的。

●《新青年》團體的分化

《新青年》雜志1915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時初名為《青年雜志》，從第2卷起更名為《新青年》。該雜志在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中一直發(fā)揮著核心的功能，同年，陳獨秀以主編身份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雜志也一同遷到了北京，這是復興“文化之城”北京的標志性事件?！缎虑嗄辍芬钥茖W和民主相號召，倡導批判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全盤西化論，是一份每期出刊都在300頁左右的大型綜合雜志，頁碼是《時務報》的十幾倍，鼎盛時期曾達到16000份發(fā)行量，幾乎與清末號稱“雜志王”的《時務報》不相上下。

但是，1919年7月，胡適與北京大學的教授同仁李大釗（1889—1927）之間圍繞俄國革命的評價及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問題發(fā)生了爭論，內部的對立趨于加深。陳獨秀、李大釗等傾向于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并且在俄羅斯共產黨的援助下，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之成了中共的機關刊物。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一方的胡適，主張以美國為范本走向現代化，魯迅、周作人等也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專制體制深表疑慮，或者不如說對日本白樺派的新村運動與無政府主義更為青睞，這些人后來都離開了《新青年》。

●文學研究會的12個人

《新青年》分化以后，北京在1921年1月成立了文學研究會，文研會在以“為人生的文學”為相標榜的同時提出了保障職業(yè)作家權益的主張。從如下所列該會12位發(fā)起人的出生年份及職業(yè)中，或能見出支持著五四新文學的作者兼讀者的知識人階層之社會分布的一個側面。

周作人（1885—1967）北京大學教授

朱希祖（1879—1944）北京清史館編修

耿濟之（1898—1947）外交部實習生

鄭振鐸（1898—1958）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生

瞿世英（1901—1976）北京燕京大學哲學系學生

王統(tǒng)照（1897—1957）北京中國大學學生

沈雁冰（1896—1981，后名茅盾）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蔣百里（1882—1938）原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改造》雜志主編

葉紹鈞（1894—1988，字圣陶）江蘇省吳興縣縣立小學教員

郭紹虞（1893—1984）北京大學旁聽生

孫伏園（1894—1966）北京大學文學系學生

許地山（1894—1941）北京燕京大學學生

全部12名發(fā)起人中，相對于兩位編輯及大學教授、研究員和教師各1名，學生即占了7名，職業(yè)作家一個也沒有。在當時的中國，魯迅任職教育部及北京大學講師，也只是兼職的業(yè)余作家，職業(yè)作家僅限于上海的《新小說》一派。五四新文學純粹靠職業(yè)作家是無法贏得市場的，而且，這其中除了兩位是來自上海及其周邊以外，其余10人都長住在北京，這一點很值得深究。

●鴛蝴派的凋落

在另一面，從清末起《新小說》即開始繁榮的上海文壇，一進入民國時期，描寫才子佳人的戀愛小說和偵探小說就流行起來。以娛樂為主色調的文學被稱為鴛鴦蝴蝶派（雌雄成雙的鴛鴦蝴蝶），《禮拜六》周刊（1914年6月—1916年4月）鼎盛時期號稱已賣超過2萬份，足見該派的輝煌。但隨著五四文學的勃興及《禮拜六》的?？?，上海的“新小說”文壇也迎來了轉機。自清末至民國一直占有3～4成出版市場的中國最大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曾于1910年創(chuàng)刊了以發(fā)表鴛鴦蝴蝶派的文言作品為主的《小說月報》，但該雜志1920年10月號的發(fā)行已銳減到2000份。讀者的注意力開始從鴛鴦蝴蝶派轉向了五四新文學，從上海的文壇轉向了北京的文化界。

文學研究會雖然不過是北京的地方性業(yè)余團體，上海出版界卻從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商務印書館自1921年1月號開始起用年輕氣盛的新人編輯沈雁冰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該刊最終成了文學研究會的會刊。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不僅刊載了許地山的《命命鳥》、謝冰心的《超人》、魯迅的《端午節(jié)》、王魯彥（1901—1943）的《柚子》等五四新文學的名作，及阿爾志跋綏夫的長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魯迅譯），還出刊了泰戈爾、安徒生、芥川龍之介等域外文學的特輯，印數也已逾萬份。

曾在文研會的組成中起過決定性作用的鄭振鐸，1921年進入商務印書館開始著手編輯文學研究會叢書，不久即作為一名干練的編輯而嶄露頭角。文研會在極盛時正式會員已達172名，鄭振鐸在進入商務印書館后即停止了文研會的具體工作，沈雁冰、鄭振鐸等人所編輯的雜志及單行本著作實質上正代表著文學研究會。

5．沙龍與媒體

●新月社的愛、自由、美

文學研究會起步不久即為商務印書館所吸納，所以缺乏作為社團的獨立性。不過，五四時期全國各地成立了100多個文學社團，還刊行了各式各樣的雜志。這其中，文壇名流借助強勢媒體而集結起來的有著沙龍?zhí)厣膱F體當屬新月社、語絲派和創(chuàng)造社。

新月派的靈魂人物是詩人徐志摩（1897—1931），徐氏1917年入北京大學，1918年自費去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0年入英國的倫敦大學學習經濟，1921年轉入劍橋大學后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在倫敦，他出入于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布魯姆斯貝里社（Blooms Group）的沙龍，結識了魏雷（Arthur Waley）、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等人。倫敦當時的沙龍，是在“一戰(zhàn)”后的混亂中，以打破陳舊的道德觀念，樹立自由進步的信念，專心致力于美的發(fā)現相標榜的精英知識分子團體。徐志摩在1922年回到了國內，一面在北京大學教授英文，一面陸續(xù)地發(fā)表新詩。1924年6月，徐氏依著倫敦沙龍的模式在北京設立了以每月1～2回的晚餐會為主的新月社，并一直維持了兩年的時間。

新月社聚集了胡適、陳源（1896—1970）、凌叔華等人，加上聞一多（1899—1946）、梁實秋（1902—1987）、沈從文（1902—1988）等人的加入，這個沙龍及其《現代評論》（1924—1928）、《新月》（1928—1930）等雜志已聚起了廣泛的人脈。新月社成員多出身于上流社會且都曾留學歐美，在自由主義政治傾向上與梁啟超的淵源頗深，與政界商界多有關聯可說是他們的一大特征。順帶提及的是，梁啟超雖然在1920年以后一直潛心于教育和學術，但他作為袁世凱死后支持段祺瑞政府的憲法研究會（略稱，研究系）的領袖人物，仍舊擁有為政界所期許的威望。

新月社以愛、自由和美相標榜，他們把離婚再婚、藐視倫常、三角關系等除了同性戀以外的倫敦沙龍所有的那些愛情方式都移植了過來。特別是他們以沙龍為舞臺展開實踐，未婚男女借助社交自由戀愛，婚后組織獨立的家庭，已婚男女之間的交游，這種現象在中國確乎前所未有。新月社以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為軸線的家庭革命堪稱前衛(wèi)。沙龍內也互通書信，傳閱日記，它們還成了沙龍成員的詩歌和小說的題材。有人就認為，凌叔華《酒后》中的原型，年輕的妻子就是凌自己，啰唆的丈夫是徐，“酣眠的文學青年”即是凌叔華實際的丈夫陳源。沙龍是戀愛和文學的生產與消費相互共生的場所，作品則可說是面向社會的實驗報告。

●語絲派與女師大事件

語絲派初見于孫伏園的語絲社的創(chuàng)立，成員以孫伏園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魯迅、周作人、錢玄同（1887—1939）等為主，另外又有林語堂（1895—1976）等。語絲社發(fā)行《語絲》周刊（1924年11月—1927年10月在北京刊行，1927年11月—1930年3月在上?？校姼韬托≌f外，也刊載大膽抨擊軍閥政府的文章，其中就有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1899—1935）的評論文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

與新月社的成員相比，語絲社的成員年長一兩個世代，他們都曾親歷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動蕩。周氏兄弟留學前和在日本期間，家庭只是沒落的地主，在北京時期，靠著時常拖欠的薪水和少量的稿費支撐生活，只抵得中等家庭的水平。橫亙在兩個社團之間的代際和階級的鴻溝，在當時也轉向了政治及戀愛問題上的對立。

1925年，由于政局的混亂，教育經費的支出異常艱難，這就給北京各國立大學的正常運作帶來了障礙，圍繞校長的人事問題，校園經常爆發(fā)紛爭。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新任女校長楊蔭榆與女學生激烈對峙，六名學生被勒令退學。對此一事件，在女師大業(yè)余授課的魯迅和周作人等站在了支持學生的一邊，進而激發(fā)了與校長楊蔭榆和教育部的對抗，并最終導致了校長和教育部部長的辭職。楊蔭榆自1907年起曾在日本留學六年，畢業(yè)于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今茶水女子大學），1918年開始留學美國五年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是出色的女教育家。但她信奉的是獻身于民族國家建設的賢妻良母主義的教育觀念，自然會招來以娜拉為理想的五四時期女學生的反抗。

“女師大事件”之際，與楊蔭榆抱有同樣價值觀的新月社的陳源等人在《現代評論》雜志上對學生頗有冷言微詞。一面在沙龍內部標榜愛、自由和美，一面卻對年輕的學生持保守立場，陳源等人的這種觀念是由其所謂上流階層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語絲派極為反感新月社的這種矛盾態(tài)度，雙方圍繞女師大事件及其他私人恩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