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適曾充滿熱情、義正言激地為陳獨秀的人格高唱贊歌，為陳獨秀的“愛國愛公理”的進步思想與革命行為大聲頌揚。如在“隨感錄”《愛情與痛苦》中說：“陳獨秀在《每周評論》里，引用我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評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這句話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軍警提去了?！焙m又在《研究室與監(jiān)獄》一文中說：“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陳獨秀曾說，“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眱蓚€巨人在向黑暗進攻時，配合得多么默契，那種朋友加同志的友誼，令人動容。

《新青年》《每周評論》還有北大學(xué)生辦的《新潮》等，掀起新文化運動的狂飆巨流。毛澤東作為當時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而涌現(xiàn)出的政治新秀，對胡適和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推崇備至。后來他對《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人士埃德加·斯諾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jīng)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p>

新文化運動深入發(fā)展，必然遭到反對新文化陣營的頑固派的仇視和瘋狂反擊，已蜚聲海內(nèi)外的新文化運動及胡適、陳獨秀成為他們攻擊、圍剿的對象。

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劉師培、黃侃于1919年3月辦了《國故》雜志，與《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禮。而攻擊新文化運動，咒罵胡適、陳獨秀最兇狠的則是林紓(又名琴南)。林紓與人合作，翻譯了一百多種外國文學(xué)作品，對介紹和普及西方文學(xué)藝術(shù)經(jīng)典，功不可沒，但他對新文化、白話文卻惡毒攻擊。他不僅寫文打擊新文化運動，還以小說影射辱罵胡適、陳獨秀等人。他甚至抓住陳獨秀狎妓、“打場”、大鬧八大胡同等私德過失，大做文章，大造輿論，給北大校長施壓，力圖瓦解革命隊伍。

果然，在北大沈尹默、湯爾和等教授的攻訐下，蔡元培不得已做出撤銷陳獨秀文科學(xué)長職務(wù)的無奈之舉。陳獨秀以請假為由黯然離校。

陳獨秀離校后，言行更加自由，而且可集中精力研讀馬克思主義，為他從事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提供了條件。陳獨秀思想的左轉(zhuǎn)，即是從離開北大開始的。

陳獨秀離開北大，讓作為好朋友的胡適大為惋惜，并肩作戰(zhàn)的意氣風發(fā)，共著宏文的擊手相慶，仿佛就在昨日，如今人去樓空，讓他有些惆悵。更重要的是，在胡適看來，陳獨秀倘不離開北大，在充滿理性的友人的影響下，他不會急驟地向左轉(zhuǎn)。胡適在1935年12月23日致力主開除陳獨秀的湯爾和的信中，還耿耿于懷陳獨秀被開除北大一事，他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nèi)?，皆起于……獨秀離開北大之后?！蔽逄旌?，胡適再致信湯爾和，說：“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lǐng)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shù)中了。”

此兩封致湯爾和的信，指責口氣，顯而易見，而對陳獨秀最終走向馬克思主義政治道路的惋惜，也躍然紙上。而胡適作為深知陳獨秀脾氣心性與思想的朋友，想把陳獨秀拉回民主科學(xué)及自由主義思想圈子的意圖，更是毫不掩飾。從他們的相識、相交、相知的經(jīng)歷看，兩人盡管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有所不同，甚至對立，但他們憑著共有的哲學(xué)和友誼，一直相處得頗為和諧，這應(yīng)該說是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