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旗手，現(xiàn)代著名政治活動家，安徽懷寧人，字仲甫。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主編《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其在發(fā)刊辭中鮮明地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思想，一開始就從世界發(fā)展的總趨向來考慮中國的改革。后和胡適等以《新青年》為陣地，推進思想啟蒙運動，掀起絢爛壯麗的新文化運動，成為舊時代最后的送葬者之一。

1917年年初，陳獨秀被校長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隨之遷京。1918年和李大釗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五四運動時期的革命先驅(qū)者。1920年發(fā)起組織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由于他在五四時期的顯赫名聲，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被選為黨的總書記。

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后期，陳獨秀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重創(chuàng)，于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其后，對革命悲觀失望，又在1929年被開除出黨。同年年底，與彭述之等八十一人發(fā)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反對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1942年于窮困潦倒中，死于四川江津。

“珍重文壇開國史，當年四海說陳胡”，這是當年武漢大學校長王撫五說的。胡適、陳獨秀多姿多彩的一生，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舞臺多姿多彩的一個縮影?！懊麧M天下，謗亦隨之”，他們都是在同時代乃至后代人的誤解與曲解中走完了一生，他們甚至對此沒有來得及或不屑做一點辯白與校正。特別是胡適，他是個靈魂的孤獨者，與他生活著的那個世界和人存在著隔膜。陳獨秀的激進和狂飆式的思想革命，太過天真浪漫，使他常處荷戟獨彷徨的尷尬境地，骨子里也是孤獨的。

胡適和陳獨秀是在共同拉開“現(xiàn)代中國”序幕的沖鋒陷陣中走到一起成為戰(zhàn)友的。后來，胡適和陳獨秀都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分道”而不“揚鑣”。他們的命運是一面鏡子，具有獨特的啟示意義。

20世紀50年代初批判胡適，是無產(chǎn)階級政治需要。因為胡適“他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有很大的地盤”(《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對胡適批判的片面性，毛澤東是心知肚明的，他非但沒加以引導，反而希望批判搞得火藥味濃濃的，以徹底摧毀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信仰和銳氣，讓他們不要再以代表“民族理性和良知”自詡，而是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他認為批過之后，無非在21世紀再為他恢復名譽。毛澤東說：“我們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都抹煞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又曾說：“說實在話，應該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龔育之《黨史札記》)胡適和毛澤東，本是相知的人，彼此心中都有數(shù)。

(一)

1917年1月1日，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因發(fā)表了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翻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頁。鄭振鐸將之稱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史最初“發(fā)難的信號”。標志著新文化運動沖破舊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紀跨出了驚世駭俗的第一步。

早在1916年10月，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便致信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八條主張。陳獨秀對此大為贊賞，“歡喜贊嘆，莫可名狀”，稱之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聲”。立即編發(fā)在《新青年》上，并專門撰寫跋文曰：“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界之正宗，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當見其成，則大幸也?！?/p>

其實，陳獨秀也早有文學革命的主張，與胡適不謀而合。為了給胡適之文大壯聲勢，他在下一期《新青年》上，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提出“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吾友胡適”。陳獨秀之文，內(nèi)容上比胡適更“革命”，態(tài)度上也更堅決、徹底。但陳獨秀卻稱“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表現(xiàn)出謙遜待友的胸襟。但，陳獨秀對論爭的對方，卻不講一點客氣和策略，比如陳獨秀于1917年4月9日，答胡適的信中說，對改良中國文學，“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這讓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胡適，為他這位朋友的“武斷的態(tài)度”感到驚訝。后來，事實證明，正是陳獨秀“老革命黨的口氣”和他這位革命家做的大力宣傳與推波助瀾，才將白話文運動，弄成聲勢浩大、洶涌澎湃的文學革命運動。

1918年，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發(fā)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把白話文運動提高到新的理論高度，鄭振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爭論集導言》中稱胡適這篇文章是“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力邀下，留學美國七年，在大洋彼岸高舉新文化火炬的胡適，于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先回老家安徽績溪縣上莊看望故鄉(xiāng)和老母后，9月10日，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從此，北京大學成了胡適施展才華實現(xiàn)抱負的搖籃。

胡適與北京大學有太多的巧合：胡適的生日與北京大學校慶日恰巧在同一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是丁卯兔、陳獨秀是己卯兔、胡適則是辛卯兔，三個屬兔的人偏偏占了三圈年輪。北大教授劉文典、劉半農(nóng)又都是辛卯兔，與胡適同庚。這么多屬兔的文化界巨人，在北大風云際會，共創(chuàng)新文化大業(yè)，是他們個人之幸，又何嘗不是歷史之幸？

1917年1月13日，陳獨秀就職北大文科學長之后，即舉賢與能、延聘人才。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在美神交已久的胡適。旋即致信胡適云，“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之”，“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胡適來往書信選》)。信中充溢拳拳情意，讓胡適頗為感動。

陳獨秀最早與胡適結(jié)識，是由胡適的同鄉(xiāng)汪孟鄒介紹。汪也是陳獨秀早年辦《安徽俗話報》時的老朋友。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曾托汪向早有文名的胡適約稿。胡適的《致獨秀信論“八事”》一文在《新青年》發(fā)表之后，陳胡二人便結(jié)為“神交”。

胡適到北大之后，兩位不曾謀面的老朋友，微笑握手，陳獨秀有些動情，使勁地拍著胡適的肩膀呼曰：“老先鋒到了，太好，太好！”

1917年9月21日，秋風颯颯中，北京大學在操場舉行開學典禮。當校長蔡元培請胡適上臺，發(fā)表《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系》演講時，莘莘學子，一睹中國獲博士頭銜最多的著名學者的風采，聆聽了嶄新觀念的西方文化理念之后，他們記住了這位文化巨人。陳獨秀聽講時，兩眼爍爍，不斷點頭，他在心中說，中國思想文化開始奠下沉厚的基石了。

胡適在北大教授中國古代哲學、英國文學、英文修辭三個功課，后又任教中國名學、中國小說、中國哲學史等五六門功課?？缈瓶缦?，教學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很高興，因為胡適在《新青年》舉義旗，鼓吹文學革命的盛名，仰慕者如云，故選修他功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投考北大和申請旁聽的學生幾乎踢掉門檻；外校請其演說的也絡繹不絕。

胡適還積極參與北大的整頓和教學改革。蔡元培、陳獨秀推行的西方教育制度，與他推崇的美國大學管理制度，不謀而合。胡適便成了蔡元培、陳獨秀厲行教育改革的軍師。北大逐漸實行了選科制與分系法、“教授治?！?、建立各科研究所、引進新人、延攬人才、招收女生等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創(chuàng)了北大嚴肅科學的學風新局面。

1918年元月，在胡適的幫助下，陳獨秀同意改組《新青年》為同人刊物，成立編委會，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六人輪流主持編輯工作。吸引周樹人、周作人、劉半農(nóng)陸續(xù)成為《新青年》之撰稿者。自此，《新青年》成為以胡適為核心，著眼于開創(chuàng)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期刊。

鑒于《新青年》在胡適的改革下，形成“非政治的學術基礎”與“迎合新時代和自由批判風氣”的局面，1918年12月22日，思想觀念上傾向政治革命的陳獨秀、李大釗創(chuàng)辦了《每周評論》，重在討論政治與時局。陳獨秀、李大釗另創(chuàng)《每周評論》，并非出于對胡適的不滿，而是各有分工，共同在反封建、反禮教，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戰(zhàn)線上，一道沖鋒陷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