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889—1927)，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著名教授、學者。字守常，河北樂亭人。幼年讀過四年私塾。在中學只讀兩年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系。在日組織革命團體“神州學會”，參加反袁世凱運動。1916年輟學歸國，與友人創(chuàng)辦《晨鐘報》，繼續(xù)討袁，倡導民族革命，反對北洋軍閥。1918年2月，被北京大學聘為該校圖書館主任，兼經(jīng)濟學教授，為當時名教授。與陳獨秀、胡適合辦《新青年》雜志。

十月革命后，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接受并宣傳馬克思主義。領(lǐng)導“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國民月刊社》等，同時發(fā)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著名論文。與陳獨秀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與胡適、陳獨秀等共同推動新文化運動，促成五四運動爆發(fā)。曾在文化層面與胡適論爭過“問題與主義”。

1920年，在北京組織共產(chǎn)主義小組，于1921年與陳獨秀等共產(chǎn)黨人創(chuàng)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成為領(lǐng)導人之一——中共北方區(qū)委書記。1924年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協(xié)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同年，他赴蘇出席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逮捕，二十二天后與十九位戰(zhàn)友英勇就義。遺著編有《李大釗文集》。

(一)

李大釗與胡適都是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新文化運動，共同迎接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的時代英雄。

李大釗與胡適是通過《新青年》邂逅的。命運安排他們從1916年起在《新青年》先后亮相。該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發(fā)表李大釗的《青春》四個月后，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也出現(xiàn)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五號上。

《青春》迂回地歌頌青春，以“屹然獨立之氣魄，沖蕩其潮流，抵拒其勢力”，氣勢沖天地要沖破黑暗，創(chuàng)造一個“青春的中國”。

《文學改良芻議》乃“文學革命發(fā)難的信號”(鄭振鐸語)，是掀起文學運動的第一聲春雷。

二十七歲的李大釗與二十六歲的胡適，因緣萍水，亦非偶然。是在新舊交替的歷史轉(zhuǎn)折點，時代讓二人風云際會?！艾F(xiàn)代中國”的大幕等待著他們共同拉開。歷史讓他們代表著一代知識精英與前進的思想跨入一個嶄新的文化時代。他們二人的相遇、相交，一個自由主義者與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者結(jié)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聯(lián)合作戰(zhàn)，充滿戲劇性，也充滿悖論。

胡適與李大釗在北京謀面，是在1917年，李大釗到北京大學任該校圖書館主任兼經(jīng)濟學教授之后。

胡適從大洋彼岸將現(xiàn)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的火炬帶到中國，李大釗也同樣添薪加柴，助燃新文化運動的熊熊大火。在1918年元月，《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牽線，他們又都成為《新青年》的骨干。他們二人與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四人隊伍齊整，志同道合，配合非常默契。這個團體在意識精神上，是以胡適為核心，著眼于開創(chuàng)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按胡適的思想，欲將《新青年》努力辦成“迎合新時代的自由批判風氣”，而“非政治的學術(shù)”陣地。李大釗接受了胡適的這一思想，但又覺得不滿足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又和同樣懷有政治熱情的陳獨秀創(chuàng)辦了討論時局與政治的《每周評論》。胡適很清醒，他與李大釗、陳獨秀那時是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故李大釗、陳獨秀為辦刊向他征求意見時，并沒反對，只是不積極而已。事實證明，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新青年》與《每周評論》形成一種合力，推動著新文化運動的迅猛發(fā)展。胡適非但不干涉，還寫文章給《每周評論》，只是文章不涉及政治而已。

后來，在封建頑固派辦的《國故》雜志，激烈、兇狠攻擊新文化運動之時，胡適、李大釗、陳獨秀堅定地站在一起，對林紓(林琴南)等為代表的自稱桐城派的瘋狂進攻，予以有力的回擊，捍衛(wèi)了新文化運動的尊嚴。

林紓，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驕人”。生于咸豐二年(1852)，清廷并未給這位舉人什么恩寵，但清亡之后，他多次前去清陵，伏地痛哭。此舉竟也感動了末代皇帝溥儀，賜他“煙云供養(yǎng)”和“貞不絕俗”等題字，以表彰他對前清的忠心。林紓得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還賦詩“從來天語不輕賜，自問布衣無此榮”以志。這樣一位腐朽的遺老，卻也對介紹西洋文學做過大貢獻。他不懂外語，經(jīng)別人口述，他竟以漂亮的桐城古文，翻譯了各國小說一百七十余種，讓中國讀者，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天地。

林紓的骨子里，是極端仇視新文化運動的，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恨之入骨。1919年，他以封建衛(wèi)道士自居，在《新申報》上發(fā)表《蠡叟叢談》，以短篇小說形式，來辱罵、丑化、攻擊《新青年》的首領(lǐng)們。他早些時候的小說《荊生》亦然。他還在《公言報》上，發(fā)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攻擊北京大學與新文化。對陳獨秀的私德不檢，更是大肆攻訐。

胡適、李大釗對頑固派的進攻，予以痛擊。對于陳獨秀因私德不檢，二人予以同情，力排眾議，但終未能阻止陳獨秀被驅(qū)出北大。

李大釗從小父母雙亡，全靠祖父母扶養(yǎng)成人，老人怕今后沒人照顧他，就在他十一歲時，為他娶了一位二十歲的妻子。李大釗為人忠厚，夫妻不離不棄，直到他被張作霖殺害。胡適也是奉父母之命于1904年與大他一歲的江冬秀訂婚，1917年從美國歸鄉(xiāng)，與之完婚?；橐鲆惨恢钡浇K老未變。兩個留洋的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學者，沒有向傳統(tǒng)婚姻挑戰(zhàn)，因為那樣做，無疑讓兩個女人，成為封建的最終受害者，他們對那兩個無辜女人的生命尊嚴充滿同情和敬畏。追求自由婚姻沒錯，尊重女性的人性尊嚴更可貴。

胡適、李大釗都支持蔡元培在北大建立進德會，以約束自己的行為，檢點自己的作為。李大釗見到蔡元培發(fā)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關(guān)于提倡新道德的主張，即刻用朱筆畫出蔡元培的相關(guān)詞句，說：“看，蔡先生說得多好啊，改造中國應(yīng)從這里入手，守常愿意加入進德會。”胡適剛從故鄉(xiāng)完婚返校，也見到蔡的長文，他高興地對范文瀾說：“蔡先生提倡新道德非常好！一可律己，二可謝人，三是可以止謗。”止謗莫如自修，他寫了一組《新婚雜詩》，準備在《新青年》發(fā)表，讓天下人知“胡適之的婚姻很美滿”。

詩中一首，云：

十三年沒見的相思，于今完結(jié)。

把一樁樁傷心舊事，從頭細說。

你莫說你對不起我，

我也不說對不起你——

且牢牢記取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從詩中“完結(jié)”二字，可窺見胡適與江冬秀之間曾有過糾結(jié)，一個留洋教授，一個鄉(xiāng)間女子，難免出現(xiàn)間隙。但胡適主動彌合了，比起陳獨秀的放縱欲望、魯迅感情上的自私，他尊重了江冬秀的權(quán)利，又守住了自己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