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傳 我從哪里來

誰能想到，經(jīng)歷了這一時刻的四個人，不久以后會成為同學？

青春的模樣

誰能想到，不久以后，我們會成為同學?！巴瑢W”，這個詞離開我們太久，我們少年時就被迫告別了學生的身份，變成了知青、工人、軍人……東西南北，人海茫茫，我們都從哪里來？有著怎樣的經(jīng)歷？在重新成為學生之前，和誰在一起？怎樣從少年到青年？在那樣的年代，他、她、我，青春是什么模樣？

我曾是知青

小興安嶺知青的春夏秋冬 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爾濱道外碼頭，媽媽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纜繩，撤跳板，船開了，岸上的媽媽變得越來越小，變成一個小小的白點，直到看不見了。松花江水緩緩流著，我轉(zhuǎn)過頭，看著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從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興安嶺的清河林區(qū)度過了我的知青時代。那四年半的經(jīng)歷影響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樺，春天里的紅松苗，夏天里的林間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間四季，是我知青時代記憶的背景。

春天來了，植樹造林開始了。20世紀70年代，林區(qū)已經(jīng)是邊砍樹邊植樹。春季植樹，那是場真正的大會戰(zhàn)，職工家屬男女老少帶上林區(qū)專業(yè)造林用的“郭式鍬”，從苗圃運來落葉松、紅松樹苗，熱熱鬧鬧去植樹。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剛吐綠，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兒，讓我有些眩暈。在別的地方，別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聞過那種草木萌發(fā)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種感覺。

我白天到山上植樹，早晚在廣播站廣播。新勝林場的高音喇叭里，傳出我的聲音：“今天一工段栽樹——畝，二工段栽樹——畝?！蔽以趶V播里字正腔圓地說出這樣的話：“青山常在，永續(xù)利用?！甭犝f，這句話是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如果這樣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實，森林資源的危機還會延緩一些。后來，我們林場改叫“森林經(jīng)營所”，以營林為主了。我經(jīng)常廣播的內(nèi)容是改造次生林、營林什么的。

春天，沒有什么菜，去年冬儲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剛種下去，青黃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頓豆腐湯、下頓豆子湯，也能對付。年輕的廚師也不發(fā)豆芽，不知是不會，還是沒耐心等著豆芽發(fā)出來。湯鍋里，一點綠色也沒有。

春天，山上的達紫香花開了，片片爛漫，讓人眼前一亮。幾個男知青從山上挖了一棵達紫香，栽到林場院子里，我們天天看著它，期待它能在身邊爛漫，可是，它沒能活下來，也許，它就喜歡山上林間，那是適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喬木、灌木、草、花，一層一層，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進林子，并不是看起來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讓人望而卻步，經(jīng)常有姑娘們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嘰嘰歪歪，甚至掉眼淚。進林子干活兒，得全副武裝，長衣長褲防蚊帽，捂得嚴嚴實實。

在密密的草叢里，潛藏著好多危險：草爬子，會傳播森林腦炎；毛毛蟲，讓人不寒而栗；沒準兒，還會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現(xiàn)一條蛇，引來滿屋一陣尖叫。一個男生進來，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陣尖叫聲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細看看被子里邊有沒有藏著蛇。

在河東青年點，我們種菜、種黃豆，夏鋤時，望著長長的壟溝發(fā)愁，什么時候到頭??！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熱水，從頭到腳，都是它了。誰要是洗頭，得提前打招呼，多要點兒熱水。

夏夜里，電影隊來了，那就是節(jié)日?？請錾蠏炱疸y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擺上小板凳。記得有一次，放映電影《春苗》，真好??！那時，電影少，彩色的電影更少，它賞心悅目，給我們蒼白的精神生活帶來絢爛的色彩。銀幕上，李秀明從竹林里走來，陽光照著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個世界。男主角達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銀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陽，不像楊子榮，他那溫文爾雅的文人氣質(zhì)吸引著我?？赐觌娪?，大家都在談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歡的其實是達式常，我不好意思對別人說，生怕別人看出來?？赐觌娪盎厍嗄挈c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螢火蟲在眼前飛來飛去，一閃一閃，我有些恍惚，半夢半醒，真不愿從電影里出來。此后的日子，再也沒有這樣詩意的夜晚。

在萬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卻有些荒涼，因為沒有書讀。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懷念黑龍江省圖書館的書庫。那是下鄉(xiāng)之前的幾個月，我和同學在書庫幫忙整理圖書，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書帶回家去看。這對我來說，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簡·愛》《紅與黑》……那些“禁書”上落滿灰塵，我們?nèi)绔@至寶。在書庫里，我好像站在大海邊，摸到了海的邊緣。遺憾的是，不久，我下鄉(xiāng)了，再也沒有那書庫，再也沒有書讀了。林場里，有一個老高中畢業(yè)生，他有一本很舊的《唐詩一百首》，我千恩萬謝借來，一首一首抄，他催著：“看完了吧？還我吧！”

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報紙在林區(qū)成了“抱”紙，積壓好多天的報紙，集中送來，一抱一抱的。不管報紙怎樣舊，對深山老林來說，也是新消息；不管內(nèi)容是什么，那畢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報紙，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時沒電了，我就從青年點的柴油桶里“偷”一點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舊鞋帶做一個燈捻兒，點起這樣的油燈，如饑似渴撲到報紙上。那時的報紙，主題經(jīng)常是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是在那種環(huán)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對鏡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煙伴著報紙上的荒唐內(nèi)容都被我吸進去了。

秋天的山，天天都在變。從一片濃綠，到漸漸出現(xiàn)淺黃、橙紅。我想到的詞是：色彩繽紛、絢麗多姿。而林區(qū)老人兒說：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們?nèi)ノ寤ㄉ讲砷蛔?。榛棵兒在樹林和草甸之間，我們拿著麻袋，采下一嘟嚕一嘟嚕榛子，包著榛子的那層厚厚的葉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點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著飽滿的榛子。采榛子時，心里想的是家人，總想著多采點兒，曬干，干得嘩啦啦響，過年時，把榛子帶回家。一邊采，一邊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沒有人來采，年年都這樣恩賜給我們這么多山貨。在山里，我們停不下來，貪婪地摘下榛子，有時還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動了，我們才下山。

秋雨，讓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給家里寫信。那時，寫信是一種享受，一種寄托。外面的雨下著，我在枕頭上鋪上信紙，信給姐姐，那是知青間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團，我是從她的知青生活里成為“準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黑龍江密山鐵字409信箱214分隊。信寫給父母時，我描述修路的艱難，爸爸回信：“保爾也修過路，在修路時還遇到冬妮婭?！蔽以谛爬锔嬖V媽媽：“我試著獨自住在廣播站，早起廣播方便?！眿寢屃⒓椿匦牛骸安灰氉宰?，要回到大的集體宿舍！”媽媽命令的口氣不容置疑，她心里對女兒有深深的擔憂，她還在信里發(fā)布兩個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談戀愛。

冬天，那個傍晚，小興安嶺腳下清河小鎮(zhèn)的路上卷過一陣陣白毛風，風夾著雪沒遮沒攔，馬路上幾乎沒什么人。我到這里當知青已經(jīng)好幾年，對這里的冷已經(jīng)習慣了。我頂著風，睜不開眼睛，邁不開腿，走著走著，感覺有點兒木。這時，迎面來了一掛馬車，那馬身上結(jié)了白霜，車老板的帽子上也結(jié)了白霜。走近了，那車老板指著我，說著什么。我沒聽清，愣在那兒。車老板勒了勒韁繩，馬慢了下來，幾乎停住了，車老板指著我的臉說：“你的臉凍了！”我趕緊用手去摸，他又說：“別用熱手摸?！闭f著，馬車帶著一團白霧在冰雪路上走了。我于是背著風，倒著走，終于到了屋子里，對著鏡子一看，通紅的臉頰上白了一塊，過了一會兒那白變紅了，好了，沒事兒了。人家告訴我：如果你當時再凍下去，就凍傷了，一點兒知覺也沒有，你這臉上就帶花了。

我慶幸在那風雪路上，與那車老板相遇，就在要各奔東西、南轅北轍的瞬間，他對我說了句話。可是，我連那車老板的樣子都沒看清，只看見他臉上白花花一片，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那會兒，俺山里人也不興說“謝”。

那年11月，我從哈爾濱回清河。從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車，解放卡車的駕駛室里沒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貨廂里，敞篷的車廂讓我有點猶豫，可是，錯過了這輛車，不知啥時再能搭上，豁出去了！好在車上還有別人，別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剛開始，覺得還能忍，車開起來，風無遮無攔，幾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從來沒有這樣冷過，沒了抵擋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凍住了。終于，車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會走路了，也不會說話了。同車的幾個人讓我就近進了一戶人家，慢慢地，終于緩過來了。從此我知道了，人真的會被凍死的。

林場里，職工家屬和知青的關(guān)系很親，冬天，有的人家殺豬了，會招呼我們?nèi)コ詺⒇i菜，我們都可高興了，又解饞，又享受家庭的氣氛。一進屋，女主人熱乎乎迎上來：上炕，上炕！炕燒得很熱，鍋里燉著酸菜血腸，我們也搭把手，幫孫嬸徐嬸干點兒零活兒，扒蒜，搗蒜醬，氣氛像過年似的。離開人家的時候，雪花飄來，我們很滿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還在回味。寒冬里，這些老職工老家屬的關(guān)照曾經(jīng)給了我們那么多溫暖。

那年，我在林區(qū)的廣播站過年。值班的時候，透過結(jié)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隊來了，打頭的王敏也曾是廣播員，她風華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紅綢，率領著秧歌隊載歌載舞，給人們帶來難得的熱鬧。我的窗臺上，堆放著一個個飯盒，里邊有肘子肉、黏豆包、餃子、菜，那是廣播站的郭站長和同事給我送來的年貨，那個年，我是吃百家飯過來的，那么多好吃的，一個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特克斯草原驚魂 韓菊

新疆之大，不出門還真不知道。

1970年底，我接到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通知，只有三天的準備時間，我們就踏上了去農(nóng)村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的路。

我們在路上走了三天兩夜，才到了要去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沒想到，距離目的地還要走大半天的路，才能真正到達我們落戶的地方——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特克斯縣紅光牧場。遠離家鄉(xiāng)的我，第一次感覺到新疆如此之大。

到了紅光牧場已經(jīng)是晚上十點多了。遠遠地看到星星點點的光亮，走到跟前才發(fā)現(xiàn)，是牧民男女老少提著馬燈來歡迎我們，更準確地說，他們是在看汽車。

我們聽著聽不懂的語言，隱約看到了山坡上的馬、牛、羊，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踩到了軟乎乎的牛糞馬糞，不時還聽到女同學的尖叫聲。

這對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既陌生，又新奇，還包含著些許的恐懼。

記得干農(nóng)活半年之后，應該是割麥子的季節(jié)，隊長交給我一個任務——送文化到哈薩克氈房，我特別高興地接受了任務，終于不用再辛苦割麥子了。

誰承想更大的困難在等著我。

我原以為會有馬車拉著我去，沒想到隊長拉著一匹馬過來，用很生硬的漢話說：“這匹馬嘛，是走路的馬，不是跑路的馬，你不會掉下來，很安全?！?/p>

我只得自己騎馬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發(fā)。哈薩克氈房相隔都很遠，走一天也只能跑三到四個帳篷。每到一個氈房，我就用小黑板寫兩個漢字教給牧民，比如“中國”“人民”，直到他們學會了，我再去下一個氈房。

一路還很順利，餓了有自己帶的馕餅，渴了就喝牧民家的奶茶。

有一次，就在我從第三個氈房出來準備再去下一個氈房的路上，突然，我騎的馬驚了，兩個前蹄子上揚，馬頭抬起很高，整個馬的身體都豎了起來。

我當時就嚇傻了，不知怎么辦好，一下子蒙了。

就在我束手無策的時候，只見一把鐮刀，“嗖”的一聲旋風般地飛了過來。我清晰地看到，一條蛇的頭“唰”地飛了起來

緊接著一個哈薩克大叔跑過來，先是拉住我馬的韁繩，又快速地將嚇傻了的我從馬背上扶下來。

這時候，我的雙腿已經(jīng)抖得實在站不住。

哈薩克大叔用結(jié)結(jié)巴巴的漢語告訴我：今天算你命大，如果馬被蛇咬了，很可能就會受驚跳到河里。

聽大叔講我才弄明白，草原上的蛇是旱地蛇，與黃土地的顏色很相近，我騎在馬上不走近根本看不見。馬過，驚蛇，這條蛇向我的馬發(fā)起進攻，導致馬驚。

旁邊就是特克斯河，河水湍急，那我很可能真就沒命了。

哈薩克大叔陪我坐了半個多小時，看我差不多緩過神兒來了，才把我又扶上馬。他又趕著馬車陪我走了很遠的路，才讓我自己繼續(xù)往前走。

雖然這件事已經(jīng)過去幾十年了，可不管啥時想起來，哈薩克大叔的形象還是歷歷在目，那張樸實、憨厚的黑紅臉龐，依然很清晰地浮現(xiàn)在我面前。

是他救了我，一輩子感謝他！

黑土地讓我放歌 王福生

1973年一個冬日，我們的知青車出了哈爾濱直奔雙城。到了五家公社解放大隊，遠遠就聽到嗩吶鑼鼓聲，我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列隊歡迎，歡天喜地地扭起了東北大秧歌，那場面對我們從未離開過家、從未到過農(nóng)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小青年來說，激動??！雖然還有點兒想家，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感染，我們就要融入村里的生活了。

接著我們就被熱情的貧下中農(nóng)大爺大媽兄弟姐妹們，紛紛接到了各自的家里，我打量著陌生的新家，我們的吃住都安排在農(nóng)民家里，從此，我們就成了他們新的家庭成員了。

難忘在新家吃的第一頓團圓飯。東北的冬天本來沒有什么新鮮的蔬菜，只能吃上土豆、大蘿卜、大白菜，還有家家戶戶自己腌漬的酸菜，而生產(chǎn)隊為了歡迎我們知識青年，特意殺了一口大肥豬，按家按戶都分了豬肉，所以入戶第一頓飯，我們吃上了地地道道的東北大菜——豬肉燉粉條子，還有通常在過年的時候才能吃到的黏豆包。當時好滿足??！

東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又沒有通電，所以到了天黑就只好睡覺，沒有任何業(yè)余活動。我看到，生產(chǎn)隊部里，幾個守夜的老農(nóng)民圍著煤油燈，在吧唧吧唧地抽著大旱煙，東家長李家短地嘮嗑。

東北的農(nóng)村，農(nóng)民家里的生活還是挺苦的，我們住的農(nóng)戶家只有一間房，我們只好分南北大炕來住，知青住一邊，農(nóng)戶住一邊，中間掛一大簾子，就這條件。每天呼風喚雨、雷鳴之聲不絕于耳，幾乎是夜夜不寐??！我從懵懵懂懂中漸漸體味到了人生的艱辛，從多少個無知里慢慢地認識了鄉(xiāng)村生活。

冬天，東北的農(nóng)村就該貓冬了，但當年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躍進被我們趕上了，當時的口號是：“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奪取農(nóng)業(yè)全面大豐收！”村子里那熱火朝天的大會戰(zhàn)場面真是太壯觀了。當時生產(chǎn)隊所有的大牲畜要休息，養(yǎng)精蓄銳。怎么往地里送糞呢？由人來拉馬車往地里送糞，休牲口不休車，就是馬?？梢孕荩撕蛙嚥荒苄?，要大戰(zhàn)一百天，奪取冬季大會戰(zhàn)的全面勝利。分兩個隊，一個是知青隊，一個是村民隊，來展開競賽。看看哪個隊運送的糞肥最多，我們插隊的男青年全部來駕轅，女青年在兩邊兒拉套，后邊還有體弱的青年在推著。大家都在飛快地裝車、卸車，不知疲倦地拉著大馬車飛跑著，一邊跑還一邊高喊著口號：“多拉快跑，人定勝天……”就這樣我們拼著命干了一個冬天，可到最后，我們連村民的婦女隊都沒比過，還有好多知青的小腰板兒為此留下了后遺癥。

黑土地激發(fā)了我的靈感，我喜歡唱歌，喜歡樂器，當時中阮彈得還不錯，經(jīng)常被縣文工團借調(diào)去參加文藝演出，也逐漸在青年點小有名聲。每當生產(chǎn)隊里開大會，我就組織隊里的青年先表演上幾個小節(jié)目，我的歌聲也總是飄在田間地頭。讓我興奮的是去參加公社、縣里組織的文藝匯演，我用自己創(chuàng)作的歌曲參演，知青戰(zhàn)友寫歌詞，我來作曲：“金燦燦的稻穗，黃澄澄的玉米，火紅的高粱，我們辛勤地勞作在田間，盼望著一年的大豐收，嘹亮歡快的歌聲，在田間地頭飄蕩……”就是這稚嫩的初創(chuàng)，還受到多次獎勵，我想，這是在鼓勵我更多地唱出農(nóng)民的心聲。

從電臺大院到梅均塆 柳小平

我的孩提時代是在電臺大院度過的。當年，父親是新華社記者，跟隨劉鄧大軍南下，解放武漢后他留下來參加了廣播電臺的接管，隨后他一生都在這里生活工作。

記憶中，武漢夏天的夜晚總是那樣炎熱。20世紀60年代初，沒有空調(diào)電扇，大家都搬出竹床、靠椅，在電臺院子里乘涼。

這時不知是哪戶人家的半導體收音機，傳出來的聲音格外清晰。

——頻道調(diào)在湖北人民廣播電臺，一個女播音員每晚半小時連續(xù)播送長篇小說《紅巖》。

每每我都聽得入了神。江姐、許云峰、雙槍老太婆、華子良、小蘿卜頭……這些人物在她的聲音里惟妙惟肖。

躺在竹床上，望著滿天繁星，我想，男女老少，好人壞人，這個阿姨說誰，就像誰，真厲害！

她長的會是什么樣子呢？

那時的電臺保衛(wèi)不嚴格，孩子可以在院子里隨意溜達。一天，我無意中闖入了播音室，這里，一位女播音員正在錄制《紅巖》。

那一刻我驚呆了！原來是她——我的鄰居胡阿姨，是她播的《紅巖》！

我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久久凝望著胡阿姨，聽著她圓潤的聲音，心中滿是仰慕。

“我長大了就要像她這樣當播音員！”

理想的種子也許就在這一刻種下！

雖然仰慕之情勢不可擋，可惜我一口楚腔漢調(diào)，也不知道怎么樣才能當上播音員。

沒人知道我的心思。

“文革”，學校停課了，收音機里除了新聞、社論，天天都是八個樣板戲，戲里人物唱腔臺詞我全都聽會了。

誰都不知道，我在一直偷偷學習普通話。

1968年底，上山下鄉(xiāng)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廣濟縣梅均公社梅均當了下鄉(xiāng)知青。

當年我們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每年一季麥、雙季稻的農(nóng)活兒就不說了，光打理自己的生活都難。農(nóng)民再窮有個家啊，我們的家呢？我們的衣食住行沒有著落——喝的每一口水，都是自己從井里挑回來的；吃的每一口糧食，都是自己從地里收獲的；燒的每一根柴火，都是自己從山上砍的；菜，是自己種的；衣被，是自己拿到池塘邊的石板上洗的。

我們是冬天到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隊沒有現(xiàn)成的房子，就讓我們四個女孩住在原來的牛棚里。剛到的第一天，牛棚來不及整理，不能遮風避寒，晚上我們睡在鋪著稻草的竹床上。雪花飄進了牛棚，飄落在我臉上、被子上，很快就融化了。飄落在桌子上的雪花，覆蓋了我們放在上面的手套。第二天，生產(chǎn)隊派人上了房梁重鋪了瓦，窗戶釘上了塑料薄膜。但我們的被子一個冬天都沒干。

夏天的時候，烈日炎炎，大地像著了火。為了躲避太陽，隊長就半夜一兩點叫我們起床干活，天亮后熱了，就回去睡覺。

農(nóng)忙，我們在生產(chǎn)隊勞動，插秧、割麥、雙搶，整天“黑汗如水流”！南方的水稻田里好多螞蟥，插完秧上田埂，小腿上能被螞蟥爬滿。

用兩頭尖的沖擔挑谷子去稻場晾曬，途中是不能停歇的，因為谷穗頭朝下，放下沖擔就會散一地。一路挑起，累得耳朵嗡嗡叫，聽什么聲音都不真實了。

當時被“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信念鼓舞著，我不覺得苦，現(xiàn)在想起來，知青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比起當?shù)氐霓r(nóng)民我們過得更苦！苦得沒個頭！

這時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夜盲癥，大地一片灰白，走夜路分辨不出高低來，深一腳淺一腳，身上摔得青一塊紫一塊的。

母親一直不放心，有個夏天她從武漢到生產(chǎn)隊來看我，她的人造革手提包里帶來一斤我喜歡吃的奶油球水果糖。我興致勃勃地要拿出來時，卻發(fā)現(xiàn)奶油球全部化成了糖漿，和糖紙一起粘在包里，拿不出來了。當時我和母親的眼圈都紅了。

當?shù)剞r(nóng)民覺得知青們的日子過得不容易，經(jīng)常有人給我們送上一把菜，挑上一擔水。

有人跟我們嘮叨，這些嬌兒（方言姐兒，即女孩）在城里哪受過這罪啊，馬上就有隊里的干部警告說，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千萬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要扎根農(nóng)村一輩子。

我們拼命點頭。

青春激蕩六盤山 董傳亮

1974年，在那個激情的年代，我高中畢業(yè)了。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七名同學從蘭州向插隊的目的地——甘肅慶陽地區(qū)合水縣固城公社進發(fā)了。

那里是原陜甘寧邊區(qū)，革命老區(qū)，我們懷揣一顆紅心，激情萬丈。

當時去慶陽要坐兩天車，當汽車爬上著名的六盤山頂，突然映出七個石頭鋪成的大字——“不到長城非好漢”，在早晨的陽光下十分耀眼。

我們的心被震撼了，齊聲喊：“停車！停車！”

站在六盤山頂，仰望著七個大字，我們心潮澎湃，激情萬分。七個18歲的熱血青年在這里宣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不做出成績誓不回城！

下午，我們到達了合水縣城。沒想到一進縣城，鑼鼓喧天，熱鬧非凡，路兩邊站滿了人，夾道歡迎我們。場面之壯觀，氣氛之熱烈，讓我們個個被感動得熱淚盈眶。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的指示發(fā)表以后，我們是合水縣迎來的第一批插隊知識青年，當?shù)馗裢庵匾暋?/p>

激情的歲月有許多激情的感動，只有用一些“大詞”才能表達，我們這一代人經(jīng)歷得太多了，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第二天，我們被簇擁著來到了目的地——固城公社董家寺大隊，路邊上、崖畔上、院子里都站滿了社員，像過盛大節(jié)日一樣。生產(chǎn)隊專門為我們殺了一只羊做了羊肉泡饃，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飯。

生產(chǎn)隊胡隊長說，糧倉里的糧食你們隨便吃，沒有了就去拿，生產(chǎn)隊有菜園子，想吃菜就去摘。

溫暖??！我們找到了回家的感覺。我們插隊的兩年都是這樣的待遇。

第一天的農(nóng)活是收割莊稼，我們誰也沒有用過鐮刀，不到10分鐘，一位女生就把手割了一個大口子，血流不止。一位社員跑過來，把自己八成新的衣服撕掉一塊，給那位女生包扎，一股暖流頓時涌上我們的心頭，好像親眼看到了戰(zhàn)爭年代老百姓給傷員包扎傷口！

我們住的小院充滿歡樂和溫暖，每天晚上都有社員來我們這里，聊天，唱歌，唱秦腔，講故事，講當年老區(qū)的故事，教我們做飯做菜，時常帶些好吃的給我們。隊長也幾乎天天來看望大家，問我們有什么需要，生活習慣不，身體怎么樣。

我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老區(qū)的老鄉(xiāng)們是多么熱情、質(zhì)樸、厚道，他們的真心讓我們這些知青感動不已。

我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除了接受再教育以外，還應該為老鄉(xiāng)們做點什么，這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

兩年中我們?yōu)槔相l(xiāng)做了三件事：

一是七個人全上陣辦起了掃盲班，讓不少人脫了盲。

二是辦了百口豬場。當時本地的豬品種不好，長得小且育肥慢。我們采用每天喂豬吃八頓的新育肥法，生產(chǎn)隊有幾頭養(yǎng)了兩年的豬，我們?nèi)齻€月就給育肥銷售了，這給了我們鼓舞。雖然每三小時喂一次豬很辛苦，但我們很興奮，有了更大膽的想法——改變當?shù)氐呢i種。

我找到了縣商業(yè)局長，希望縣種豬場能支持我們。商業(yè)局長欣然答應，馬上給種豬場打電話，給了我們十幾頭烏克蘭小種豬，當時那個高興??！

我們帶著十幾頭小種豬回到了生產(chǎn)隊，隊長就像見到了寶貝，看啊看，摸啊摸，在廣播喇叭里向全隊社員宣布了這個好消息，大家都趕到隊部去看。

就這樣，修建百口豬場的計劃從第二天就開始實施了。不到一年，我們連討帶買帶產(chǎn)，實現(xiàn)了百口豬場的目標，遠近十幾里的村民都趕著豬來配種，天天有人來買小豬。后來這個百口豬場存在了十幾年，改變了當?shù)氐呢i種。

三是給村民們講故事。講雷鋒的故事，講王杰的故事，講戰(zhàn)爭年代的故事，講歷史故事。先是從田間地頭開始講，后來講到了全公社，講到了全合水縣，甚至講到了慶陽地區(qū)。

這下名出大了，我們被甘肅省評為“先進知識青年點”，全省開知識青年先進代表大會，我作為“點長”去參加會議。

會議期間，省電臺讓我去臺里錄了一個講話錄音，介紹我們點的事跡。

不承想，就是這個講話錄音使我離開了農(nóng)村。

開完會回到知青點只20天，我就接到了去省電臺學習的通知。沒想到這一學習就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跡。

我參加的是“工農(nóng)兵通訊員學習班”，一個月學習結(jié)束了，又通知我去甘肅省電臺播音組學習。

我不去，村里還有那么多伙伴等著我呢。

領導給我做思想工作：你講革命故事，學學播音可以提高表達水平啊。

就這樣，我到了省臺播音組學習。

又過了一段時間，臺領導拿著省委組織部的調(diào)令找到我說，調(diào)你到電臺當播音員，這是調(diào)令，趕快回去辦手續(xù)吧。

我一下慌了，說：“我不去，我不愿意到電臺工作，我和同學們約定，扎根農(nóng)村干革命?，F(xiàn)在正是關(guān)鍵時期，我不能扔下同學不管，不能背叛他們，當逃兵?！?/p>

領導講了很多勸說的話，后來實在沒轍了，就說，你在農(nóng)村扎根是你一個人的事，最多只能影響一個生產(chǎn)隊，但如果你是一個播音員，你每天都在宣傳毛主席的指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人民群眾的先進事跡，有千百萬人在聽你廣播，這個任務多重要??！你要好好考慮，哪個更重要！

這才算是說服了我，我不情愿地帶著調(diào)令回去辦手續(xù)了。

回到知青點上，我什么都不敢說，總覺得自己背叛了同學。在點上整整住了一個月，拖著不去辦調(diào)動。

后來在臺里的一再催促下，這才去辦了手續(xù)。走之前，我把所有東西都送給了社員，只剩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跟同學們匆匆告別，趁著晚上悄悄地離開了。

去縣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覺得自己對不起大家，是逃兵。

從走出董家寺大隊那天起，到現(xiàn)在40年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也沒敢再跟點上的同學聯(lián)系，想想是不厚道??！

董傳亮在知青點

40年來，我每每回憶起插隊的那一件件事，那一張張可親的面容，心里總是不能平靜。20世紀70年代的革命老區(qū)人民教會了我為別人做點什么，學會感恩！我感謝他們，在我十八九歲形成人生觀的關(guān)鍵時期，給了我最好的教育。

這就是我的插隊經(jīng)歷，這經(jīng)歷也許與很多人不同，我受到的是關(guān)心、關(guān)愛，感受到的是溫暖、陽光，這溫暖和陽光伴隨了我一生！

我曾是兵團戰(zhàn)士

從北京到北大荒 王征

北京，六九屆全下鄉(xiāng)，七〇屆全留京。我本該是七〇屆，小學四年級，由于太鬧，學習又好，“被跳級”到六九屆。

這一跳，跳進了知青的洪流。

那時候，一家只許留一個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時我剛滿15歲。我家和楊叔家都是獨門獨院，楊叔給了我家太多的幫助。要走了，楊叔問奶奶：“舍得孫子走嗎？”奶奶說：“兒子媳婦都沒留住，孫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讓他去吧?！?/p>

我家離學校很近，不到300米，歡送會的高音喇叭聽得清清楚楚。我沒去開會，能陪奶奶一會兒是一會兒。

聽到通知準備上車，我知道該走了。奶奶指著桌上叔叔阿姨們送的水果和點心說：“帶上吧?！?/p>

我說：“不，留家吧?！?/p>

奶奶拿起一個最大的蘋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門。

哪想到我正在排隊上車，楊叔跑來說：“你奶奶哭得不行。”

我又飛快跑回家，奶奶見我回來，忙止住哭：“孩子，我沒事，快走吧，別誤了車，記著給奶奶來信?！?/p>

我回到校門口，車正一輛一輛開出?？匆娢覀儼嗄禽v車，我招手讓停車，車上的同學也喊“快停，快?！?，可司機竟然不停車。后來才知道，司機有命令，沿途絕不許停車開門。

楊叔推來自行車，馱上我直奔永定門火車站。

整個車站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家長們緊緊聚在車窗前，緊緊拉著孩子的手不放。我沒人送，獨自站在早已上鎖的車門后。

列車開動了，頓時一片哭聲。真的一輩子回不來了嗎？腦海中一閃而過。不，絕不會，我一定會回來！

我沒有流一滴眼淚，那時的感覺就像是又一次在學校去“學農(nóng)”。

“抽支煙吧?！蔽一仡^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師，我最不喜歡的老師，學農(nóng)時曾抓住我抽煙，沒收了。

我接過煙點上，何老師說：“你們這么小，就要獨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幫助?！?/p>

說著，拿出兩盒“大前門”煙放進我的口袋：“少抽，對身體不好?！?/p>

見我不說話，他沉默了一會說：“我只能送你們到豐臺?！焙卫蠋熮D(zhuǎn)身離去，我看見，他的眼睛里含著淚花。

離開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號傍晚，在黑龍江拉哈車站下車，步行十幾里，坐船過江，到達團部。各營、連的馬車、拖拉機、汽車來接，我們分到18連。那夜里到達連隊，昏天黑地，暈頭轉(zhuǎn)向，進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號，先來的上海知青找我們用毛主席像章?lián)Q面包和水果，我們也沒鬧明白他們?yōu)槭裁催@么熱情。

29號，一個上海知青搶別人吃的，我們?nèi)齻€北京知青與十幾個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這才明白，他們?yōu)槭裁从孟裾抡椅覀儞Q食物，我們知道了什么叫“餓”。

10月1日，每人到倉庫領了一把舊式鐮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們血淋淋的手和腳，就把連隊衛(wèi)生員的膠布全用完了。

連隊每人每天都有勞動定額，我們剛來，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經(jīng)常是一人哭，幾人勸，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劉凡站在路邊，遙望北京，別無選擇，生存下去才有未來。劉凡出身書香世家，帶著一箱數(shù)理化下鄉(xiāng)，從此，我們一邊勞動，一邊自學，開始了我們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親和一批干部被保護，總理批示，家屬隨遷。母親拿著公函，從師到團——營——連為我辦理了調(diào)令。

我那時還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進了指揮部，滿桌杯盤狼藉，那個被知青稱為魔鬼的團首長沖我大吼：“千百萬知青扎根邊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個可恥的逃兵?！彪S后，破口大罵。

第二天，連長給我送來調(diào)令，并親自送我到山下車站，只說了一句話：“走吧，回家吧，我這還有一百多知青呢?！?/p>

那次從山上下來，我在齊齊哈爾買了一箱酒，回到連里與大家告別。眾人無話，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說，對不起，我必須走。

多年后他們說，我的回城，徹底摧毀了他們的信念，連里再也沒有人提起過我，就像我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第二天，劉凡開著拖拉機把我送到拉哈車站，一句“北京見”，揮手道別。

博斯騰湖的記憶 周環(huán)

1969年1月初，我還不滿17歲，就和一幫“老三屆”學生，來到位于博斯騰湖附近的新疆兵團24團3連。

歡迎會后，給我們分進各個班排。每個人發(fā)了一把坎土曼，囑咐我們，坎土曼以后就歸自己管了。

我拎著坎土曼左看右看，樣子像內(nèi)地的鋤頭，但鋤面有鏟子那么寬。我想，維吾爾人咋這么聰明，發(fā)明的這坎土曼兼具了鋤頭和鏟子的功能。腦子里突然跳出學馬列著作的一個名詞：“生產(chǎn)工具”。

哈，我們就是“生產(chǎn)者”啦。

兵團農(nóng)場的職工都拿工資，稱呼叫“農(nóng)工”。我們第一年的工資是12塊5毛錢，但發(fā)到手里的只有四五元，另外8元錢用糧菜票沖抵。因農(nóng)場困難，這幾塊錢常常會延期發(fā)放。第二年以后，工資漲到17元。

周環(huán)在連隊演樣板戲《沙家浜》的《智斗》——“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剛到的那天，為了歡迎我們這些學生，吃的是白面饃（饅頭）。

后來才知道，連隊里是每一兩個星期吃一次白面饃，每個月吃一次大米飯，逢年過節(jié)殺一次豬羊，能吃頓肉。

那時候餓啊，我這個女娃每頓要吃兩個苞谷饃，也就是8兩??！男生每頓吃三個四個的，不新鮮。

每天出工午飯時，很多人不帶飯碗，就把坎土曼浸在渠水里洗一洗，那個凹度剛好像個盤子，舀進西葫蘆菜湯，再撅幾根樹枝當筷子，稀里嘩啦吃個精光。我們學生后來也學會用坎土曼當盤子吃飯了。

最高興的是夏天分西瓜，我們挑個筐到西瓜地里，用地磅稱，每個人能分一二百公斤西瓜。運回宿舍后，往床底下一滾一堆，床底下就成了儲藏間。那是最甜美的日子。

我們的宿舍是3人一間。所謂宿舍，就是用土坯壘成的土屋，屋頂是木梁，上鋪葦席油氈，抹上泥。墻壁也不刷白。屋里的地面，就是原本的土地。一到春天鹽堿地返漿時，宿舍里又陰又潮，地面也變軟，凹凸不平。

這，可是連隊里最好的房子了。

很多農(nóng)工住的是窯洞，用葦篾子捆扎而成。成家的人，可以每家分到一孔這樣的窯洞。

還有一種“地窩子”，很像原始人的穴居，冬暖夏涼。第一代開發(fā)新疆的兵團人，住的都是地窩子。

我們的床，是用蘆葦捆扎成兩米長的葦把子，然后用堅硬的紅柳枝條扦子，把十幾個葦把子穿到一起（類似南方的竹排），這就是“床鋪”。在地上打進兩排樹樁，就是床架。經(jīng)常有人睡到半夜，葦把子床鋪軟乎乎地塌了下去。

有兩次，我都是睡夢中忽然身體下沉。第一次給嚇醒了，第二次迷迷糊糊中，我索性把整個葦把子鋪拉到地上，繼續(xù)睡。早晨起來，再換上新的葦子捆綁做床。

記憶中最可怕的，還不是塌床，而是臭蟲和蚊子。

人說，新疆的蚊子能吃死人，一點不假。而那臭蟲，真可以用“恐怖”來形容。

每天睡覺前，我都要先檢查墻壁，按死所有能看到的臭蟲，才能躺下。每夜，必定被吸飽血的臭蟲給咬醒兩三次。就馬上打亮手電筒，只見蚊帳上、墻壁上，幾十上百只臭蟲，見光后齊刷刷地往上爬。我手疾眼快地迅速去按圓鼓鼓的臭蟲，一按一道紫紅的血印，一般都能消滅幾十只。

有時實在太困，我就由著臭蟲咬，心想，吸飽了血，這一撥臭蟲就不鬧騰了。

農(nóng)工們把蚊子臭蟲戲稱為天上的“飛機”，地上的“坦克”。因為臭蟲猖獗成災，影響睡眠，全連總動員，利用休息日來了個殲滅戰(zhàn)，所有房子都用農(nóng)藥煙熏，總算暫時緩和了臭蟲一害。

天上的“飛機”，當然還是照飛不誤。

我們團是鹽堿地，春天返漿時，地下的鹽漿把表面的凍土拱得如波浪起伏，人踩在上面顫乎乎的，汽車拖拉機開上去，很容易陷住。

到了夏天，這些鹽堿軟土變成細細的鹽堿粉塵，一腳過去，粉塵能沒過腳脖子，噴得滿褲腳都是土。拖拉機開過去，就是一路黃塵煙，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每天出工，我們扛著坎土曼，都要走在這條暴土狼煙的大路上，不管冬夏，頭上必須蒙上白紗布，既防蚊子，又防土。

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啥時候，我能睡在一張木板搭成的床上，能不挨臭蟲咬??？！

啥時候，我們連隊能有條石子路，上工路上不暴灰？

最難忘的是第一次割麥子。

南疆的六七月，白天氣溫至少在三十五六攝氏度，所以割麥期間，每天早晨四點多就起床，走到地里五點鐘，趁太陽沒升高，趕快收割。

男生每人是1畝2分地的任務量，照顧女生，好像是1畝1分地。每人一壟，約半個條田長。

老農(nóng)工都是左手一摟一大把麥子，右手持鐮嘩嘩幾下，割下來基本上就夠一捆了。一會就跑我前面十幾米。

我哪有那個手腳，只能幾撮幾撮地割。還不會打麥捆，一捆老散。

有經(jīng)驗的老農(nóng)工到早上八九點鐘，就完成任務回家了。慢點的人到十一點，也都割完走了。

望著前面近百米，只有我那壟麥子還高高地站在那。

我想站起身，腰卻酸得怎么也直不起來。干脆，就半蹲半跪地割吧。

頭上背上也不出汗了，就覺得胸悶口干，好像心里在往外“滋油”。后來我看書上描寫說，人給曬得“冒油”，中醫(yī)說“傷失津液”，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我趴在麥捆上，真恨不得死過去，死過去啥也不知道，就輕松了。

但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得鼓起革命的勇氣，起碼定額得干完?。?/p>

后來的幾十米，我?guī)缀跏桥恐乐?，一撮撮地割下來?/p>

割完最后的幾米，我搖搖晃晃走到大渠邊，喝了幾口渠水，就倒在大樹下。

直到五點多鐘，有位騎車的老農(nóng)工經(jīng)過，看我通紅發(fā)燒的樣子，用自行車把我馱回連隊。我一直記著這位好心人。

第二天，我起不來了。第三天，我照樣出工。

當農(nóng)工的第二年，我們團里引進水稻，用水田來壓鹽堿。插秧、灌水、收割、晾曬、脫粒，我統(tǒng)統(tǒng)干過。

記憶最深的是稻谷脫粒，用當時最先進的機器“康拜因”。

男工負責把稻捆挑進來，女工的任務是用杈子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康拜因的“大嘴巴”里送，還算個輕活。

只要機器一開動，谷殼稻灰撲面而來，嗆得喘不過氣來。所以天再熱，我們都得穿長衣長褲，把袖口褲管扎緊，戴上口罩，再用白紗布把頭部緊緊包住，只露出一雙眼睛。

上白班時，太陽曬得人渾身刺癢，也沒有辦法撓。工間休息時，曬場上沒有樹，我們就鉆到牛車下面躲太陽。

晚班是從晚上十點到早八點，夜里兩點吃一次夜班飯。飯后休息半小時，我們每個人在稻捆垛上刨個坑，鉆進去。再用紗布在臉上支起一個“小蚊帳”，抓緊睡覺。

每天下班互相一看，那是真正的灰頭土臉。再懶的人，也得從頭洗到腳。

冬天，我們連近百人的隊伍拉到博斯騰湖湖邊去割葦子。

第一天，先割葦子，扎葦把子，各班給自己支起一個個三角形的窩棚，里面鋪上很厚的蘆葦當墊子，鋪上被褥，就是宿舍。

第二天開始干活。男工到冰上割葦子，運葦子。女工則坐在露天地上，把蘆葦破成葦篾子，打成捆。

怎么破呢？每人發(fā)一個有四孔的鐵制破篾器，將葦子一點一點地送入，拉出來就成為四片葦篾子。

那時已顧不上什么好看難看，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套到身上頭上。每個人手上都有多次被篾子劃傷出血的痕跡。

最難受的，是早上起床。

夜間零下20攝氏度的湖畔，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每個葦棚睡四五個人，整夜就靠被窩擠被窩“抱團取暖”。每個人都蒙頭而睡，被面上是一層冰霜，早晨誰也不想鉆出被窩。

剛開始大家還天天洗漱，后來凍得受不了，索性不洗了。

現(xiàn)在我想起那種冷，還會不寒而栗?！吧敌∽铀瘺隹?，全憑火力壯”，當年我是怎么過來的？我還能再經(jīng)受得住那樣的“考驗”嗎？

整整一個月，我們班師回連。過年。

那時，我們就是一個念頭——改造思想，“廣闊天地練紅心”。

40年后同學們在微信群里聊起周環(huán)在新疆兵團的經(jīng)歷，引起了曾在內(nèi)蒙兵團的侯玉茹和新疆插隊的韓菊強烈的共鳴——

兵團戰(zhàn)士也是“兵”侯玉茹

從小就做著一個夢，夢想著有一天穿上軍裝，當上一名颯爽英姿的女兵?？墒堑搅宋耶厴I(yè)的那一年，沒有征兵的任務，隨之而來的是北京軍區(qū)內(nèi)蒙古生產(chǎn)建設兵團來學校招人。

當不了兵，我就報名參加了當時稱為“解放軍序列”的內(nèi)蒙建設兵團，當上了一名兵團戰(zhàn)士。

1969年我16歲，離開了北京，到了內(nèi)蒙古巴彥淖爾盟烏拉特前旗，我們早出操，晚點名，白天干農(nóng)活，過上了亦軍亦農(nóng)的生活。

平平淡淡，快快樂樂的。然而到了1973年連隊的現(xiàn)役干部紛紛轉(zhuǎn)業(yè)離開了連隊，連隊的連長、指導員陸續(xù)換成當?shù)剞r(nóng)場的人擔任。

我們也不像個兵了，我就動了離開兵團的念頭。

我來自高原

青春與青海 劉鳳英

對北京人來說，青海很遠，對我來說，青海離我的青春很近。196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北京為部分省電臺代招播音員，三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被錄取，分配到了青海省電臺工作，其中一個就是我。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遠離家門坐火車的情景。

1964年9月24日，我們坐上了通往青海省會西寧的火車。整整兩天兩夜的行程，一路上我們絲毫沒有睡意，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著。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火車每到一站，我們仨都要下車在站臺上看一看。

正像作家賀敬之的詩中所寫的那樣：

在九曲黃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車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個平靜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

一站站燈火撲來像流螢飛走，

一重重山嶺閃過似浪濤奔流

………

就在這不成眠的夜晚，我們不知是激動，還是留戀家鄉(xiāng)北京，帶著這復雜的心情，我們聽了很久，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青海省會西寧海拔2300米，氣候條件非常惡劣，常年雨水少，風沙滿天。夏天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需要穿長衣、長褲，有時還需要穿兩件衣服。

休息日從街上回家，鞋上褲腳上到處都是厚厚的一層黃土。遇上起風，漫天的黃沙刮得人睜不開眼，只能背對風沙暫時停下腳步。

那時我們住的宿舍離公共廁所很近，當年的廁所是旱廁，沒有沖水馬桶。一個夏天的早上我剛出門，突然看見有好幾條白色的蟲子，也許是蛆吧，在門口爬著，由于有門擋著，蟲子爬不進屋。當時嚇得我大聲尖叫，將屋里的人都喊了出來。事后同志們還開玩笑說，是蟲子們在給我們站崗呢！

在當時那種條件下，我們并不覺得苦，每天都跟著前輩播音員學習業(yè)務知識，并且很快都能適應本職工作。就這樣，在青海一干就是25年。

去遠方 李小梅

時下網(wǎng)絡流行語：遠方有多遠?我要去看看。

1972年高中畢業(yè)，因為哥哥當兵，我屬于家中唯一的孩子。按政策可以不下鄉(xiāng)，但是我拿著戶口本走了，為了去“廣闊天地”。1974年，長春電視臺（現(xiàn)吉林省電視臺）從知青中挑選電視播音員，我被選中。

1975年，西藏電視臺開始組建，全國各廣播系統(tǒng)大力傳達此消息，鼓勵大家報名。沒人動員我，我沒有和任何人商議，在第一時間寫了進藏申請——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一瞬間或許是沖動。但我想，在當時不會有什么人可以改變我要去西藏的意愿，因為，西藏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個天高地遠的神秘地方，我要去看看。

我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母親知道后已經(jīng)生米煮成熟飯——我的申請一交出，當時的廣電總局就以飛一樣的速度批準了。母親哭了?，F(xiàn)在回想，我可能真的是個“熊孩子”。

廣電總局熱情地支持我這樣的自愿報名者，所以進藏的路比起出藏的路真是“一片坦途”。長春——北京——蘭州——拉薩，大約用了一個月時間，抵達了拉薩，住進了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大院兒里的一間小宿舍，成了拉薩人。

藏裝小梅

放下行囊，我立馬就去了八廓街，東遛西看，然后就鉆進了“甜茶館”——那真是天大的笑話啊——當年，西藏的甜茶館是沒有女人進入的。或許那時的藏漢關(guān)系沒有后來那么緊張，也或許因為我太年輕、太突兀，總而言之，滿屋的藏族男人看著我，隨之善意地笑了，我堂而皇之地喝完了茶。

當年的拉薩，不是現(xiàn)在旅游者要去“看看”并“安放靈魂”的拉薩。那是一個安靜無比的地方，下午街頭基本就不見行人了。老拉薩人都記得，當年只要來了新人，在街上你馬上就會被認出是新面孔（漢族）。

除了在八廓街有一些買賣尼泊爾貨品的小商鋪，拉薩只有一家小小的國營百貨商店，一個小小的書店，一個比現(xiàn)代人自家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公共浴堂。我們吃的青菜全部要靠自己種，冬季基本就看不到綠色了。有人從內(nèi)地回來，送給你一只柑橘，都是稀罕珍貴的禮物。

電臺就在布達拉宮山腳下，夜晚仰頭，可見掛在布宮上空的明月，漫天的星星似乎觸手可及。記得我還參觀了布達拉宮——沒有過賣門票歷史的原始布達拉宮。

當年的西藏電視臺無人，無設備。除了我們五名來自各省臺的自愿報名者，還有就是中央臺淘汰的一部電視轉(zhuǎn)播車。當年建發(fā)射臺，埋設電纜，都是我們自己掄大鎬刨溝，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缺氧狀態(tài)下完成的。

父母在 也遠游 焦津勝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軍人”家庭，從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聽黨的話跟黨走。上小學五年級時，因為寫了篇《為革命而學》的作文，我被選為“貧下中農(nóng)管學委員會”學生委員，后來又當上學校紅衛(wèi)小兵兵團“司令”，現(xiàn)在想起這些稱謂，都會覺得可笑。

當年自己的嗓音不錯，時常上臺演唱樣板戲、領唱革命歌曲，作為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每當毛主席發(fā)出最新指示，我都要上街宣傳一番。

1974年，我在北京順義城關(guān)中學上高一。一天，西藏廣播電臺來學校招播音員，老師推薦我去應考，考試內(nèi)容是讀報和唱歌，這對有過登臺表演經(jīng)歷的我來說，不算難事。

果然，初試、復試順利通過。我和縣里其他學校的學生一共7人，被西藏人民廣播電臺選中錄用。

“你真的要去西藏？那可是個高寒缺氧、生活艱苦的地方，其他六人都來自農(nóng)村，只有你是城市戶口，你可要想清楚啊！”

一些老師、同學好心地提醒、勸阻我。

在征求家人意見時，奶奶哭了，她雖然不識字，但知道北京最好，西藏太遠。父母則沉默了幾天，才對我說，尊重我自己的意見。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們其實并不那么“革命”，也有自己的“盤算”，覺得孩子去西藏工作，至少可以躲避上山下鄉(xiāng)，不用去插隊。

當時黨號召“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長期擔任學生干部的我沒有絲毫猶豫，就決定進藏。我想：既然自己被邊疆廣播電臺選中，怎么能不響應黨的號召呢？況且廣播電臺對自己來說，又是那么神秘。

臨行前，我在學校的歡送會上還做了發(fā)言，批判了“孔老二”“父母在不遠游”的腐朽思想，表示了服從組織需要、為邊疆貢獻青春的堅定決心。

出發(fā)前的那天晚上，父母把能了解到和想到的，都準備了，從高壓鍋、電爐子、棉衣、棉被、皮手套，到牙膏、牙刷、常用藥品，塞滿了我的旅行包和大箱子。

車站送別，無意間發(fā)現(xiàn)父親的淚眼，那是我從未見過的。

此時，對自己的決定，我有過片刻猶疑，心頭閃過一絲悲涼，但很快，就被一股“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豪情沖散。

那一年的10月，17歲的我作別家人和同學，踏上了進藏之路。

我來自田野

土生土長，高門大嗓 唐麗珍

我是土生土長的農(nóng)村人，農(nóng)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朗誦，只知道高門大嗓、聲音洪亮就好，我就屬于這種情況。

也許是這種原因，在學?！案锩乃囆麄麝牎蔽沂菆竽粏T，運動會上我是廣播員。

1972年中學畢業(yè)，我回村當上了一名大隊廣播員，我利用廣播宣傳中央文件精神，播報大批判稿，廣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把村廣播辦得有聲有色，也被當作經(jīng)驗推廣到全公社各大隊。在這一年我也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唐麗珍

扯塊化肥袋我鋪地就睡 肖澤紅

1974年6月，我從湖南湘潭高中畢業(yè)后，再無書可讀了。

心情非常壓抑。郁悶地回到生我養(yǎng)我的那片土地，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從挖土、挑糞，到插秧、扮禾，真正體會了“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家里五姊妹，我是老三，姐姐和哥哥小學畢業(yè)后，就輟學回家務農(nóng)，掙工分養(yǎng)家。

在那個計劃經(jīng)濟的年代，農(nóng)村實行大集體生產(chǎn)，俗稱吃“大鍋飯”，勞動生產(chǎn)率非常低，一年勞作到頭，分配的口糧還不夠吃。

最辛苦最難熬的是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季節(jié)。南方的夏天酷暑難耐，水田里的水曬得燙腳，太陽曬在身上火辣辣的。

收稻子只有腳踏式打稻機，非常消耗體力，全天勞作，衣服全濕透了。中午收工回到家中，沒有電，更沒有電扇，吃了飯后扯一塊化肥包裝袋鋪在地上就睡，以恢復體力，下午再干。

那時天天在想，這日子啥年月是個頭啊。

我曾是工人

“大干100天，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革命”邱志軍

大山，還是大山。

1969年3月，我坐在工廠接新學員的汽車上，心中充滿了對工廠、對工作的好奇和憧憬。汽車出了延慶縣城不久，就進入了重重大山中，一路盤山道曲折驚險。

工廠從外表看就是普通的山，其實每座山都被掏空，有十幾個車間，分別建在各個山洞中。進去后里面燈火通明，機聲隆隆，一派嘈雜繁忙景象。

960廠隸屬國防科工委，是軍工企業(yè)，生產(chǎn)7.62毫米口徑的半自動步槍。工廠位于北京市延慶縣與河北省交界處——后城。當時出于戰(zhàn)備需要，這種大中型軍工廠一般都建在深山中，建廠原則是“靠山、隱蔽、分散”，被稱作“小三線”，“大三線”則指建在我國大西南地區(qū)的大型軍工單位。

后來才知道，進這種單位工作，“政審”相當嚴格。

進廠后，我被分配到機修車間當學徒。當時工廠管理非常嚴格，每個車間的工人只能憑出入證進出自己的車間，絕不能進其他車間。而我這一工種負責修理全廠機械設備，給我提供了可以進出各個車間的機會。

當學徒對于剛走上社會的學生來說，是新奇的，也是辛苦的，什么重活、臟活都要搶著干。要想多學東西，就要多干、多問、多實踐，要虛心，要用心，絕不能偷懶。

記得在我學徒的第三年，工廠提出大會戰(zhàn)口號：

“大干100天，產(chǎn)量翻一番，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革命?！?/p>

于是全廠加班加點，三班倒，歇人不歇設備，因此設備故障率顯著增加，維修工作量極大。這次大會戰(zhàn)也給我提供了大量實踐的機會，我的維修技術(sh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當時學徒工的月工資第一年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現(xiàn)在聽起來簡直低得不可想象，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太“奢侈”的話，養(yǎng)活自己一點都沒問題。那時物價便宜，一個素菜5分錢，一個雞蛋8分錢，一個熘肉片2毛5分錢，紅燒肉3毛錢。

記得我第一次領到工資，除了換夠當月用的飯票，就所剩無幾了。那時整天都穿工廠發(fā)的工作服，除了買些學習用書和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沒什么花銷，自給自足雖然沒有問題，但也沒有給家里的錢了。直到第二年漲工資了，才給家里買了一個當時的新潮物件——電子掛鐘。

由于工廠離北京較遠，不能每周休息，而是每月連續(xù)工作25天，集中休息4天，外加1天往返的路程假。

我們工廠休假也很有特點，幾十輛進口的墨綠色斯柯達克拉莎超大型豪華轎車一路行來，威風凜凜浩浩蕩蕩，形成了一道令人羨慕的風景線，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國家代表團來了呢。

由于我的左眼視力超常，曾被借調(diào)到總裝車間擔任校槍員，這個工作也很有意思，每支槍出廠前都要經(jīng)過嚴格校對，對其精準度要求很高，光憑儀器還不行，需要人工實際校驗。這一經(jīng)歷使我在廣院“學軍”時占了便宜，最后射擊打靶時我的成績在全校名列前茅。

在工廠工作7年多的時間里，有苦，有累，有歡樂，有收獲，可供回憶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前幾年可能是出于懷舊心理吧，我去了一趟工廠舊址，曾經(jīng)“為支援世界革命大干快上”，曾經(jīng)熱火朝天、機器轟鳴的昔日工廠，早已不見了，留下的是被拆掉的廠房，填充的山洞……工廠早已停產(chǎn)關(guān)閉。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社會的發(fā)展，這類軍工企業(yè)由于生產(chǎn)產(chǎn)品、地理位置、生產(chǎn)運輸成本等原因退出了歷史舞臺。

所以我在開頭說的工廠位置、產(chǎn)品等，也就不算泄密啦！

機床邊的三班倒 關(guān)蕾

1970年，已經(jīng)從精神上、物質(zhì)上都準備好上山下鄉(xiāng)的我，忽然走了狗屎運。

由于“文革”開始5年來，一直沒有招工，北京市各工廠人力告急！突然得到通知，七〇屆初中畢業(yè)生全部進工廠。

耶！

本來呢，看著前幾屆畢業(yè)生，不是插隊，就是兵團，我估計自己也是這個路數(shù)。此時，爸爸的老戰(zhàn)友來招兵，老爸卻對人家說：我家男孩兒可以當，女孩兒不當兵。

不讓我去。哼！后來才知道，老爸心疼閨女，不想讓我走遠，要讓我留在身邊。

在那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能走進工人階級的隊伍，實在是太幸運了！我光榮地成為北京市機械局所屬第二通用機械廠的小車工。

關(guān)蕾和機床

那年，我16歲。

我跟著像媽媽一樣的高師傅，學會了操作C620、C616車床，經(jīng)我的手車床出了許多漂亮精巧的零件，當時感到自豪又激動，特別有成就感。

同時，我也嘗到了作為一名產(chǎn)業(yè)工人的艱辛?，F(xiàn)在想起來，16歲的小孩兒，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常年輪換。記得上大夜班，是夜里12點上班，下半夜2點吃頓飯，早晨8點下班。

每次到了凌晨三四點時，困得我呀！眼睛怎么也睜不開了。高師傅說，去，洗把臉，到車間門口吹吹風兒，清醒一下！

早晨下了班，趕快騎車回家，十幾分鐘到了家，倒頭就睡。

一直睡到傍晚，昏天黑地的，一看表，6點？就蒙了：這是早上6點，還是晚上6點？媽媽問：“一直睡，你不餓呀？”

現(xiàn)在，60多歲了，有時間了，卻總睡不著。

多么懷念小時候啊。

氣缸·齒輪·我 金重建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由于父母被揪斗，有段時間一聽到敲鑼打鼓聲，我都會禁不住心顫。尤其是母親被關(guān)地下室那段時間，我很孤獨，曾一個人從電信大樓地下室的窗口走過，想看到母親，卻見不到面。

我父親1940年參加革命，我母親1939年15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父母結(jié)識于新四軍部隊，在新四軍電臺從事的就是像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里那種收發(fā)電報的保密工作。

那時，我不理解發(fā)生了什么。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大哥失去了當海軍航空兵的資格，我想?yún)⒓蛹t小兵的愿望就更甭提了。

1968年，我的三個哥哥先后去黑龍江支邊。如今我讀到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中“留戀處，蘭舟催發(fā)，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時，想到當年走到鐵軌前和江邊碼頭送哥哥們離杭的情景，仍會淚水模糊雙眼。

三個哥哥去了黑龍江支邊，使我有機會中學畢業(yè)后留在杭州。

我和幾個同學分配到工廠。那是交通部直屬汽車第八分公司汽車保養(yǎng)場，據(jù)說當時是戰(zhàn)備單位，場里有200輛解放牌卡車，打起仗來就要用到它們。

我去保養(yǎng)場報到后，一位師傅告訴我，我將被分到鈑金車間去。現(xiàn)在看來，這個車間修理汽車外殼兒，比較輕松、干凈，技術(shù)性也強。可我當時想到，只有自己一個人分在這個車間，心中很不情愿，就向師傅表示了我要與多數(shù)同學一起當修理工的愿望。

有位技術(shù)熟練的年輕師傅曾說：“躺下像是條狗，站起來才是個人”——這就是我當時做汽車修理工的生活寫照。我成天要跟氣缸、氣門、齒輪、活塞、汽油、機油等打交道。

在那里，我第一次聽說“回絲”這個詞兒，起先還當成是經(jīng)緯的“緯”字，后來才知道，就是指的棉線團兒，最能吸油垢的那種。

在那里，我懂得了擰螺絲的技巧：只有上下左右兼顧，才可避免擰偏、擰過頭的現(xiàn)象發(fā)生。

那段時間，我還使用過鋼鋸在工作臺上鋸些金屬材料。記得我大哥有一次來場里，看我穿一身工作服，吃力地鋸著什么，心疼我，怕我干不了。我對哥哥說：無論老師傅教會我干什么，我都一定能干得好！

15歲進鐵路司機學校 白學禮

我出生在鄭州，在我幼年，父親病故，母親沒有固定工作，家中經(jīng)濟非常困難。

初中畢業(yè)后，我沒有繼續(xù)念高中，而是考入了一所管吃管住的鐵路技工學校，開始了我三年的學工生涯，在當時這對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來說，已經(jīng)是很滿足的事了。

學校是全日制住校學習，每月為每位學生提供十元零八角錢的伙食費，分成早、中、晚餐券發(fā)給學生。每天開飯時，在兼做學生食堂的禮堂中，同學們按小組圍成個圈，席地而餐?；锸巢荒芩愫芎?，但對于剛經(jīng)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經(jīng)常都吃不飽肚子的我，總算是有了不挨餓的基本保障。

通過入校和畢業(yè)時的體檢表可見，三年時間，我整整長高了10厘米。

身材最高、年齡最小的我，由于在初中就是班干部，所以入校后被班上和老師推薦到校學生會，任文藝宣傳部的副部長，主管學校三屆學生和二十多個班的板報宣傳、對外包場電影的聯(lián)絡及校園廣播站工作，這些都鍛煉了我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我所在的鐵路技工學校，有自己的校辦實習工廠，車、鉗、刨、銑設備設施一應俱全，還擔負著為鐵路列車生產(chǎn)一些零配件的任務。學生都發(fā)有工作服、手套等勞保用品，輪流在校辦工廠實習勞動。這樣，15歲的我，離家住校獨立生活，基本上解決了自己的生計，減輕了家庭負擔。

因?qū)W有專長，畢業(yè)時對口分配，我沒有像讀高中的學生那樣上山下鄉(xiāng)，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而是直接進入鐵路系統(tǒng)，當了一名鐵路工人。

國家培養(yǎng)了自己，自然就要聽從國家分配，到祖國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母親深明大義，她忍住愛子之情，在我畢業(yè)后，揮淚送我到離家千里之外的四川去工作。

“文革”中受全國“停產(chǎn)鬧革命”的影響，國家普遍物資供應匱乏，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每人每月只定量供應半斤肉和二兩菜油，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工人，每月的糧食定量也只有30來斤。

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和獨立生活能力的欠缺，導致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就患上了急性黃疸性肝炎，住進了醫(yī)院。

這場病后，我深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我像運動員一樣，每天用兩個小時鍛煉身體，一年四季，無論是酷熱的三伏天或是嚴寒的三九天，都從未間斷，整整堅持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