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民藝術家蒲松齡與人民

第一節(jié) 《聊齋志異》的深遠影響

17世紀清代偉大作家蒲松齡，是中國文學史上搜集民俗風情、民間故事、俚曲最辛勤，吸取民間文學營養(yǎng)最豐富，成就最大的古代作家之一。在蒲氏浩繁的《聊齋志異》和俚曲、詩文里（約300萬字），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作者與人民及民間創(chuàng)作的血肉關系。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作者主要以民俗風情、民間流傳的故事為基礎，通過天才的藝術加工和再創(chuàng)作，使之成為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說集（當然有些是片段的“志異”）。這部為作者一生心血所薈萃的名著，“初亦藏于家，無力梓行”。直到作者逝世50年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青柯亭本問世。但是在《聊齋志異》未出版前，已被到處傳抄和轉述；出版之后，文人爭相仿作“聊齋體”筆記小說，成為一時風氣。當時普遍認為“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聊齋為第一”。許多清人筆記中一致贊譽《聊齋志異》“為本朝稗史必傳之書”，不僅當時已“流播海內，幾乎家有其書”，至今聊齋故事在文化界及民間仍極受歡迎，傳誦不歇。蒲松齡為了便于人民接受，還把《聊齋志異》中某些富有戲劇性又有教育意義的段子改為俚曲，廣為流傳。至于為民間藝人傳唱的“聊齋俚曲”、口講的“聊齋汊子”，更無法統(tǒng)計，而且有的已和民間故事分辨不清了。舉其要者，天津陳士和講述的白話評書《聊齋》有50個段子，搶錄下來的有《王者》《席方平》《瑞云》等13個段子（約120萬字）。子弟書衍述聊齋故事的曲本有《俠女傳》《顏如玉》等18個段子。以《聊齋志異》故事改編的京劇劇目就有《田七郎》《畫皮》等37出之多，川劇有60多種，加上新中國成立后改編的“聊齋戲”及“聊齋電影”已有100多種。特別是《姊妹易嫁》被改成呂劇，《胭脂》被改成越劇，深受歡迎。評劇老藝人成兆才更根據“聊齋”故事改編成《王少安趕船》（《王桂庵》）、《花為媒》（《寄生》）等，這些劇目早已膾炙人口?，F在評劇傳統(tǒng)劇目《花為媒》又被吳祖光同志重新改編并搬上銀幕，成為光彩奪目的喜劇。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蒲松齡的豐富創(chuàng)作給予后代文學藝術的深刻影響。不僅如此，《聊齋志異》還被譯成日、朝、越、蒙、俄、德、英、捷克等20多國語言的30多種譯本，是擁有外文翻譯語種最多的一部古典小說，在世界人民中間贏得了崇高的榮譽。青柯亭本刊后18年（1784），即由海上運抵日本，有了日譯本，日本江戶時代文學就受到《聊齋志異》影響。早在1908年赤伯特·A.翟理斯在英譯本《聊齋志異》序言中就說：“《聊齋志異》增加了人們了解中國民間傳說的知識，同時它對于了解遼闊的中華帝國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是一種指南?！?sup>時間過去三百多年了，社會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為什么蒲松齡的作品經住了長期的歷史考驗，以鬼狐故事譽播中外，久而不衰，奧秘究竟在什么地方？

奧秘就在于作家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如何，對待人民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如何。在蒲松齡那個時代里，由于他正確處理了作家和人民以及人民創(chuàng)作的關系，并突出了中國風情的描寫，因此，人民的世界觀、風俗、藝術和美學理想給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裝上了金色的翅膀，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本書想從多方面來探討蒲松齡和人民及民間創(chuàng)作的淵源關系。

蒲松齡的主要著作是《聊齋志異》，全書初為16卷，431篇。新中國成立后根據手稿本增補到491篇，分為12卷，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即張友鶴輯校的“三會本”（會校、會注、會評）《聊齋志異》。其他著作有文集4卷，詩集6卷，詞集2卷，俚曲14種，小戲3種，雜著數百篇，都收在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齡集》（上、下兩卷），亦于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本書所引蒲氏著作及序、跋、年表等，均出自中華書局1962年版“三會本”《聊齋志異》及《蒲松齡集》，不再一一注明。

第二節(jié) 蒲松齡的時代、家世及其與人民的關系

蒲松齡（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生于明末崇禎十三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齡生在一個清貧的書香門第。他的遠祖曾在元朝為官，元亡遭亂，“只遺藐孤”，世居淄川東城之滿井莊。到明末，家世復振，“科甲相繼”，已成望族，但并無顯官。蒲松齡的高祖是邑廩生，曾祖是邑庠生。父親蒲槃也是個“宿儒無其淵博”的書生，然“終困童子業(yè)”，因而棄儒從商，20年后始稱“素封”。40歲以后才生蒲松齡等四兄弟（松齡行三）。后來因“周貧建寺，不理生產”，加上“為寡食眾，家日益落”，淪為沒落地主，以至無力延師，松齡兄弟就只好從父讀書。蒲松齡18歲和劉氏（文學士劉季調之女）結婚后析居時，只分得“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從伯兄處借塊門板“聊分內外”。這說明生活已相當貧困了。松齡“幼而穎異”，“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籍籍諸生間”，為學使施愚山先生所器重。但以后“入棘闈，輒見斥”，功名上的不利，對他刺激很大。31歲時，曾一度被他的好友孫蕙（江南寶應縣知縣）請去做幕僚，一年后辭幕北歸。33歲初館同邑名人畢際有（載績）家。從此“在縉紳先生家設帳教學”，直到71歲得了個歲貢生，76歲時逝世。

蒲松齡所處的時代，正當明末清初，抗清運動已被鎮(zhèn)壓下去，新的階級矛盾又開始激化的時期。明亡時，蒲松齡5歲，到康熙元年剛好23歲。此20年間，由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的恢復，政權也相應鞏固了。但隨著清朝貴族在政治、經濟上的特權要求和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又逐漸激化了新的階級矛盾。順治、康熙初年，北方相繼發(fā)生了白蓮教、于七起義。滿洲貴族依靠軍事力量巧取豪奪，也侵犯了漢族大地主的部分利益。因此在兼并中小地主的同時，滿、漢大地主之間的矛盾也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然在土地兼并——大魚吃小魚的過程中，受害的還是中小地主，他們甚至遭到破產，流入下層。蒲松齡就屬于這個階層。所以他不能指望依靠土地經營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唯一的希望是十載寒窗，以求一第。當時士子的出路，只有科舉一途。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說：“三代而下，士無恒產，舉子之業(yè)，古人出疆之贄也?？酌仙诮袢?，欲罷不能矣?！?sup>因為根據當時的制度，“一叨鄉(xiāng)薦，便無窮舉人”，既可出門坐轎，“扇蓋導引于前”，又可免去田糧和差役，甚至可以身居高位，鐘鳴鼎食，有很多名位和物質上的好處。所以蒲松齡雖多次困于場屋，尤不忘進取，這是明清時代和他個人經濟地位、思想意識所決定的。明清的八股取士，不重真才，弊害百端。只要賄賂當道，連不知《史記》為何書，司馬遷為何人的庸夫也可以做翰林。而“幼有軼才，學識淵穎”的蒲松齡卻由于不能袖金輸璧，自達于“圣明”，始終考不取舉人，只好做一輩子鄉(xiāng)間塾師。這種情況當然使他義憤填膺。然而他不得不帶著屈辱的心情，克期赴試，以求萬一，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雖然他功名心切，但是他在中年（30—40歲）時是傾注于著述的。這在時間上必然有矛盾。在他北歸后，孫蕙給他的信上說：“兄臺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看來源源而來的民間素材、火熱的人民斗爭生活未能使他斂才攻苦，作家的創(chuàng)作激情使他“肆意著述”了。但是他始終不忘“進取”，48歲時，又考了一場。才華橫溢，得意疾書，竟以“越幅被黜”，悵悵歸來，撰《責白髭文》，借自嘲以擊時世。他在“方此責兒孫，文苦不靈快”時，想到自己，深有體會地寫道：“幕中不衡文，憑數為成敗?！保ā对嚑罚?0歲以后就基本上放棄舉業(yè)，托志于著述了。

當時文網極嚴，僅順治、康熙兩朝，就發(fā)生過兩三次大型文字獄（小型的不計其數）。如鎮(zhèn)壓士子的“科場獄”，扼殺漢民族緬懷故國的莊廷鑨《明史》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每次都株連數十人乃至數百人。面對清王朝的兇殘專制，蒲松齡當然有所戒懼，所以不得不假鬼狐以托“孤憤”。幾十年貧困的塾師生活使他在思想上更接近了人民。因此，在他的代表作《聊齋志異》和大量俚曲里反映了他和人民及人民創(chuàng)作的深厚關系。

首先我們從蒲松齡大量詩文里看他所反映的人民的疾苦。在蒲氏千余首詩詞和數百篇文章中描寫了清初的離亂社會。早期他甚至用賦體寫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如《煎餅賦》《禱雨賦》《屋漏賦》《蝗賦》等等，一反賦體專以宮室苑囿、聲色犬馬為描寫內容的傳統(tǒng)，而以人民疾苦、災情入賦為描寫內容，實為文學史所罕見。特別是《煎餅賦》寫二麥歉收時野老踞墻根吃煎餅，“咤咤棖棖，鯨吞任意，左持巨卷，右拾遺墜”；錦衣公子博以美食，“野老憮然，掉頭不易”。寫得那樣逼真，那樣有感情，真是絕世妙文。在大量的詩作里，更通俗地反映了災情離亂和階級對比的情況，如《田間口號》《挽船行》《災民謠》《流民》《餓人》《旱甚》《蝗來》《捕蝻歌》《蜚蟲害稼》等等。試舉一二，以見一斑：

日望飽雨足秋田，雨足誰知倍黯然。

完得官糧新谷盡，來朝依舊是兇年。

《田間口號》

雨不落，秋無禾；無禾猶可，征輸奈何？

吏到門，怒且呵，寧鬻子，免風波。

縱不雨，死無他，勿訴公堂長官訶！

《災民謠》

很顯然，這里的“災”，既是天災也是人禍——來自剝削階級、封建官府的欺凌與壓榨。在康熙四十三年的《記災前篇》中，作者更如實地反映了當時“邑無寧村，村無寧日”，父老哀鳴，尸橫路衢的凄慘景象?！肚餅挠浡院笃氛f：“去歲道有棄兒，慈者猶或收育之，今則號嘶路側無顧者。米價方貴，相傳漕糧已經赦者，當事復欲征，人心益駭懼?！鄙羁探衣读朔饨ńy(tǒng)治者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的兇殘本質。他們平時不興修水利，災年卻趁火打劫，造成農村的嚴重破產。作者悲天憫人地說“我觀此狀心悲憫”，“聽老農告訴，淫霖害稼，容黯黯，語惻惻”（《風雨害稼》）。生活的紐帶使他和人民的心聯結在了一起，他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所以他不僅“志其（災）略，告臨民者”；細述治蟲之法，“告力田者”；還寫《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建議采取急救措施。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晚年還親檢農書，寫《農桑經》以傳播農業(yè)知識，編《日用俗字》以提高人民文化，寫《藥祟書》（已佚）以救人疾病，甚至他還親自為農民寫婚啟、喜帖，著《婚嫁全書》（已佚）……正因為他把農民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關心人民生活中每樣事情，所以他受到農民的無上尊重，在農村中很有威信。鄉(xiāng)民把他當成自己人，連“桑棗鵝鴨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遇有爭執(zhí)，他也“力為剖決，曉以大義，俾各帖然欽服以去”。但他以“田夫”自居，對上層人物從不買賬。他看不慣官場的趨炎附勢和殘暴不仁，所以他寧可潦倒終生，“不阿貴顯”，“三十年放懷詩歌，足跡不踏公門”。當他知道有誰“情乖骨肉，勢逼里黨”的時候，他累幅直陳，大膽提出批評，為人民講話。大官僚大地主孫蕙在外為官，家人魚肉鄉(xiāng)里，人民恨之入骨。松齡以諍友自居，毅然上書千余言提出批評，表示“倘有一個聞孫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辭”。而且耐心地勸孫蕙要擇事而行，擇人而友，擇言而聽，擇仆而役，收斂族人。孫蕙得書，極為驚嘆，有所改正。松齡還寫信“秘達官長”（友人李希梅），請求禁止封礦，使民任意攻取，“以贍貧民，兼利官稅”，都是很有遠見的。

更可貴者，蒲松齡不顧個人安危，敢于為民請命，與貪官污吏進行斗爭。在他71歲高齡時，還上書官府和鄉(xiāng)紳，告發(fā)本地稅官的劣跡。他在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淄川罷黜漕糧經承康利貞的斗爭中是帶頭人，并且代表人民寫了大量上告呈文?！镀阉升g集》收錄了其中的三篇：《與王司寇》《與孫爻文轉示吳縣公》《與張益公同上譚無競再生進士》?？道懕桓锫毢?，又厚賂刑部尚書王士禎，為之游說復職。蒲松齡知后，憤然上書，揭發(fā)康利貞“欺官害民，自己腰纏萬貫，使人民皮骨皆空”的嚴重罪行，反映了民意。這已經足以說明蒲松齡晚年為人民利益和封建官府積極斗爭的精神。

最近又發(fā)現與此事有關的佚文，提供了大量可貴的資料。濟南市圖書館清理庫藏時，發(fā)現《聊齋呈稿》一冊，除一篇已收入《蒲松齡集》，其余八篇《蒲文拾遺》中，除兩篇《求減火耗呈》（就官府發(fā)給廩生的補助銀折合現錢的比數，要求官府減少克扣的呈文）而外，有六篇都是與反蠹役（康利貞）的斗爭有關，其篇目是：《又投俞縣公呈》《懇減米價呈》《投糧衙緩征呈》《請明米價呈縣布政司》《求革蠹漕康利貞，呈投吳縣公》《祈審察漕費呈》。比較來看，這些呈文是早于上述《文集》中所收的三篇的，其中的首篇是《又呈俞縣公》。按理“又呈”之前是有“初呈”或“首呈”的，可至今尚未發(fā)現。那么就是說，蒲松齡為這次罷黜康利貞的斗爭，至少寫過10篇呈文上告。據汪冠卿《介紹新發(fā)現的幾篇聊齋呈文》考證，這些資料是可靠的。“原來俞某是在（康熙四十八年淄川知縣）韓遇春死后，吳堂來接任前這段時間代署淄川縣事的。查《利津縣志》，此人名俞文翰。由于是代理，而且時間僅三個月，名聲也不好，所以為《淄川縣志》所不載”。吳繼俞為縣丞。可見《文集》中“轉呈吳縣公”和佚文中《呈投吳縣公》的事，都在《又呈俞縣公》之后，那么《文集》中的三篇大約是康熙四十九年康利貞謀求復職時的再告。由此可見此事前后發(fā)展斗爭的過程。從《又投俞公呈》看出，蒲松齡不僅對康熙二十五年“蠹役朦官，漸生雜派以來”，一直到康利貞忽將漕糧征銀增至每石二兩有余，“遂使漕費之多，與正米相等”的殘酷盤剝有詳細調查，而且于“某月日，曾與利貞對眾面質，逐款指其雜費之妄”，使得康利貞“遁辭知窮”，“支吾自托”，十分狼狽。后又多次上書要求減糧價，說明康利貞在糧價上的盤剝，為“本朝七十年所未有”，堅決要求將其按犯科律典，永行褫革。最后又上書王司寇、譚再生，終于使斗爭得到了勝利?！懊褚允碁樘臁保Z價之高低是人民最關心的問題，蒲松齡從萬代子孫利益著想，恐漕糧加價，永成定例，貽害無窮，故堅持斗爭，寸步不讓，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人不顧個人安危，從同情人民疾苦躍進到帶領群眾斗爭，說明了他這個知識分子和人民關系的密切程度。這使我們看到，《聊齋志異》及《俚曲》中大部分具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斗爭精神的作品（如《張鴻漸》《夢狼》《王者》），正是作者自身斗爭生活的投影。

第三節(jié) 蒲松齡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世界觀

在探討蒲松齡對人民的態(tài)度，對社會、民俗、民間文學采集過程中的先進調查方法，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反封建、民主進步的光輝部分時，我們發(fā)現，他的世界觀非常復雜。蒲松齡和世界上所有著名古典作家一樣，先進的思想和落后的觀念總是糾結在一起，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他發(fā)憤著書的積極態(tài)度和宿命論思想的矛盾；他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和維護封建宗法觀念的緊密結合；他反對巫風，卻又宣傳有神論。這一切構成他在思想上能由傳統(tǒng)的民本主義思想向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近代民主主義思想接壤，表現為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閃光部分；卻又不能根本地突破封建意識，沖破禮教的樊籬，因而他那務實的、樸素的唯物論思想不能不夾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然而進步因素畢竟是主導方面。把蒲松齡放在他生活的300多年前來考察，便也并不奇怪，他的思想正是由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秩序、時代局限和長期的農村生活經歷所形成的。

蒲松齡是絕世奇才，但屢試不第，不得不滿懷激憤，從事著作。他說：“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齋自志》）又說：“新聞總入《夷堅志》，斗酒難消磊塊愁。”（《感憤》）這是他數十年寫《聊齋志異》的真實寫照。正由于他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是站在被統(tǒng)治的下層人民的立場來揭露社會的，又因他對所接觸題材的廣泛描寫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所以他的作品帶有百科全書的性質。首先，作品的大部分諷刺時政、揭露官府黑暗、攻擊科舉弊端、帶有某些寓言性的篇章（如《促織》《王者》《考弊司》《何仙》《司文郎》《畫皮》等），都反映出作者的憤世嫉俗思想。發(fā)奮著書，在我國文學史上是有傳統(tǒng)的。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而著《史記》，皆古人“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的發(fā)憤之作?！读凝S志異》以小說形式而仿史筆，依太史公書體例，在小說本事之后，附“異史氏曰”，用《春秋》筆法更直接地表達作者思想。這是觀察作者世界觀的很重要的部分。如《黑獸》中講了狝最畏狨，悚若木雞，甘愿被食故事之后曰：“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這很明顯是在鼓勵人民對貪官污吏的反抗。其他像對《席方平》《商三官》的復仇形象的贊頌，像對《紅玉》《崔猛》《向杲》等篇中的退休御史、地主豪紳、紈绔子弟隨意搶人妻子、殘害人命暴行的控訴，像《促織》《王者》《夢狼》通過幻夢、鬼魂的形式再現封建官府的森森鬼域，也都在短篇小說中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在揭露科舉、八股的弊端上，蒲松齡更帶有他自己的切身體會。有真才實學的士子如葉生那樣，在不合理的考試制度下，終身不得一第，而像《司文郎》中的余杭生那樣，寫出文章來把讀者折磨得上吐下瀉的笨伯卻得高中。考試官的昏聵，學署使中的金錢萬能，憑財進升，而不是憑才錄取的種種丑行，蒲松齡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笞。他是李自成農民革命政權一度取消科舉制之后，以作品反科舉弊害的第一人，比之《儒林外史》早五六十年，而且揭露得也比《儒林外史》更顯得創(chuàng)巨痛深。

在塑造婦女形象及愛情、家庭故事的描寫上，蒲松齡超出一般的反封建、追求自由婚姻的主題。他寫了像顏氏、俠女、喬女等那樣既有文才武藝又有獨立人格、人身自主、社交平等的婦女形象，都是極有社會價值的人民中間萌芽狀態(tài)的民主主義要求的光輝表現。在有些篇章如《聊齋志異》中的《伍秋月》《嬌娜》，俚曲中的《琴瑟樂》，甚至表現了性解放的超前意識。雖然當時還不具備后來所說的婦女解放的經濟、政治條件，但作為一種民主思想的先導、個性解放的要求，它也比此前中國小說所寫的婦女形象高得多，比之那些把婦女作為性的工具或政治工具來寫的小說，更不知要高明多少。此外，在《聊齋志異》小說中也明顯地表現出對長期封建社會所形成的重農抑商思想的否定，對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追求，如在《小二》中對小二“為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于男子”的稱贊，對《王成》養(yǎng)鶉致富，《黃英》賣花為業(yè)的推崇，以及在雜著中對農田樹藝、書畫裝潢、鍛鐵論鋼、審石辨玉等工藝上的研究，對治生實用方面的追求，都應該說是他世界觀中先進的部分。這一切表現了我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思想意識，是蒲松齡世界觀中進步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宣傳了封建道德、宗法觀念，遵奉三綱五常的教義，維護尊卑秩序的封建等級制度。這自然是受了當時統(tǒng)治階級思想影響的結果。

三百年前的中國正是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聯合統(tǒng)治的時代。正如毛主席所說：

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系統(tǒng)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xiāng)的國家系統(tǒng)（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tǒng)（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tǒng)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tǒng)——總稱之為鬼神系統(tǒng)（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蒲松齡從小就生活在這“四權”聯合統(tǒng)治、充滿宗教情緒的農村社會，又因屢次科考不第、坎坷痛苦的一生，使他產生了宿命論思想，甚至在《聊齋志異·自序》那樣重要的文章里還反映出佛教的“輪回轉世”思想。

同樣，他明知學署黑暗，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于圣明，但多次失敗，又使他相信了命運，說什么“幕中不衡文，憑數為成敗”（《試牘》），“順逆遲速，各有定數；生克喜惡，皆有常情，是故一造一化，出于自然，而不容己；一治一亂，本乎運數，而不可更”（《〈會天意〉序》），“生無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拙叟行》）。可見越到晚年，他的宿命論觀點越明顯，而僅滿足于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了。這和他同時代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相比，差了很大一步。蒲翁在認識論方面自然也有唯心主義的色彩。他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前，宇宙間有一種“元神”充溢著，并且說：“欲知天地之始終，不于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何也？天地在大化之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中，亦猶天地之在大化也?！保ā稌煲狻ば颉罚胺酱纭碑斎痪褪侵浮靶摹保按蠡本褪擒髯釉凇短煺摗分兴f的“陰陽大化”。如果說這四時陰陽變化之氣，即使承認它是物質，也在“方寸”之中，這就很成問題了?？梢娝J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這和朱熹認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語類》）的主張是一樣的，屬于主觀唯心論。當然，從哲學角度看，這是三百多年前的普遍現象。盡管蒲松齡并不是唯物論者，然而從其社會政治觀念來說，也有摒棄唯心主義說教的一面。他致力于社會改革，主張移風易俗。在他反映民俗的篇章里，有大量反迷信、驅鬼狐、揭露妖人邪術的內容。如在《妖術》《僧孽》中，他嚴正指出“借人命以神其術者”的罪惡行徑。在《吳令》中，對官吏的剛介正直，破除迷信，敢于拽神（城隍）于地、笞之二十，堅決革除陋習的態(tài)度，是支持的。在《齊天大圣》中，對先謗神、以后又信神的許盛，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于壁而去。比返，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祐，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為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p>

又如《孫必振》，是寫風雷中被同船者以犯有天譴的罪名（實是加害），強逼登上小舟以作犧牲的人，卻得救了；而怕“相累”者，反沉淪。但明倫評曰：“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當全覆矣。”煞是快人快語。蒲松齡寫此百余字小品，貌似談神鬼，其實卻是宣揚同舟共濟的泛愛思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齡雖記錄了一些民間巫風，卻是反對巫風的，并親自向邑令遞過《請禁巫風呈》。他認為巫風是“頹俗”，指出“淄邑民風，舊號淳良，二十年來，習俗披靡，村村巫戲。商農廢業(yè)，竭資而為會場。丁戶欠糧，典衣而作戲價”?？梢娺@種因巫風而破壞生產、蠱惑人心的現象，他是深惡痛絕的。他希望當局采取果斷措施，如此“庶幾澆風頓革，蕩子可以歸農；惡少離群，公堂因而少訟”。這種極力革除陋習、維護社會治安的積極態(tài)度是很進步的，它反映了我國自漢唐以來文人循吏干預人民舊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唐代元微之、劉禹錫，宋代蘇軾等人都做過這種移風易俗的工作。一直到清代，蒲松齡也沿襲了這種對社會負責的作風。他上書陳策，請禁巫風，態(tài)度更為積極懇切。在七言古詩《擊魃行》中，更能看出蒲松齡這種反對迷信的態(tài)度?？滴跛氖?，連續(xù)大旱。第三年的春天，谷雨都過了還一滴雨不下，為饑餓折磨得紅了眼睛的人們，有的餓死道邊，有的易子而食。這時來了一個巫師，造謠說某處墳里出了“旱魃”，所以一旱三年，立時上千人持著鐵器去挖墳掘墓。瞬息之間，尸骨飛揚，家人不敢制止。忽然墓中跑出一只鼴鼠，人們就去追趕鼴鼠。到道邊上鼴鼠不見了，走來一個老翁。一人說：“旱魃變成人了?！庇谑牵@恐的老翁還沒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瘋狂的人們打死了。蒲松齡目睹這一切后，悲憤地寫道：

齊魯被災八十處，豈有百鬼盈山東？

旱魃倘能格雨露，帝天高居亦聵聾。

莫挽天行陷殊死，哀哉濫聽真愚蒙！

很明顯，蒲松齡是反對這種愚蒙瘋狂的迷信活動的。但是，作為民俗學家和文學家，蒲松齡自己也不免受著有神論觀念的影響。他曾去寫碑文廟記，表示略盡“如在之誠”，“未能免俗”地去幫人寫過事實上宣傳迷信的文字，或者去“頌圣”，歌頌“皇統(tǒng)”。這些行為不能不視為時代的、階級的局限。蒲松齡在創(chuàng)作思想、世界觀上的矛盾和復雜性，正好說明人民從唯心主義思想里解放出來的長期性。但是筆者認為民主的、進步的反迷信思想在他的世界觀里畢竟是主要的，占有絕對優(yōu)勢。而且像《請禁巫風呈》《擊魃行》這樣的文字，不僅顯示了蒲松齡世界觀中可貴的唯物主義成分，也在移風易俗、促進社會進化方面起到積極有效的影響，應該給以足夠的重視。

第四節(jié) 蒲松齡的采風活動

早在國際上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提出調查采集的田野工作方法的二百年之前，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民俗學家和民間文學搜集者的蒲松齡，已經自覺地采取了科學的搜集調查的工作方法，這應大筆特書。

自19世紀中葉，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在歐洲興起，它的主要工作方法就是提倡田野作業(yè)——實際調查的方法。由于它的研究對象大多是某個民族從遠古時期傳留下來，卻又不入典籍的民間口頭傳承的習俗、信仰、傳說之類，這就決定了民俗學工作者的方法就是要在群眾中進行實地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而不強調單一依靠文獻的方法。民俗學家稱這種方法為“田野作業(yè)”。有的民俗學家要在土著民族中住上幾年、幾十年，或者漂洋過海去探險，做實際調查，如泰勒著的《原始文化》、馬林諾夫斯基之寫《巫術、科學與神話》，更早的摩爾根之寫《古代社會》都是這方面的典范。

在蒲松齡生活的17世紀，世界上還沒有民俗學這個概念，也沒有人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更談不上有組織地進行田野作業(yè)了。但蒲松齡卻接受我國自《詩經》時代采風的傳統(tǒng)，早就自覺地做這種大量的風俗調查工作了。蹇滯的一生使他流入下層，做了一輩子農村塾師。最下層的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幾十年與人民朝夕相處的艱難歲月，使他對人民的疾苦有切實的感受，熟悉他們的心理、愿望、風俗、信仰，愛好他們的文學藝術，而且全神貫注地把這一切寫進自己的著作中去。他在《聊齋自志》中寫道：

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

雅愛搜神，正是民俗學和民間文學工作者的工作內容和方法。作者之孫蒲立德在《聊齋·書跋》中也說：“而于耳目所睹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為此書。其事多涉神怪，其體仿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這是最好的注解，同時也說明大量材料來自人民。

關于蒲松齡怎樣搜集民間文化資料，清代以來有過許多傳說。傳說他教書之余，特從濟南移植來“白玉垂絲菊”，精心制作“蜜餞菊桑茶”，煮以“釀增酒旨，瀹增茗芳”的柳泉水，招徠遠近行人說故事。根據最新材料得知，其中和蒲松齡最好的、幫助他搜集故事最多的要算“年畫張”了?！澳戤嫃垺泵麖埡玻肿佑?，是濰縣年畫界有名的畫商，對年畫的繪制印刷有很深的造詣。他為人豪爽，亦懂文藝，對蒲松齡極為敬重，兩人友誼甚篤?！澳戤嫃垺泵磕昱D月進畫、賣畫，或者春天去揚州、姑蘇一帶搜集畫稿或購買雕版優(yōu)質木材，都要從淄川經過至少兩三次。他知道蒲松齡在寫《聊齋志異》，就主動幫他搜集故事。他走的地方多，搜集的民間故事也多，而且?guī)推阉升g修改、創(chuàng)作。據記載，一個早晨，“年畫張”給他講了三篇故事，帶來兩篇搜集稿，一氣提供了五篇故事。恰好當天李希梅又帶來從濟南、曹州朋友處寄來的兩篇，一天就收到七篇故事。深雋感人的《葛巾》，就是這次搜集的。

蒲松齡的采集工作，見于文人筆記的，以鄒弢《三借廬筆譚》卷六說得最詳細，一向為人們所引用：

相傳先生居鄉(xiāng)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為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于人。作此書時，每臨辰，攜一大磁罌，中貯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于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zhí)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蕜t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書方告蕆，故筆法超絕。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對這段傳說頗抱懷疑態(tài)度，認為“見行道者過，必強執(zhí)與語”必無此理，“委巷之談而已”。魯迅還認為，《聊齋志異》某些篇章“從唐傳奇轉化而來”，“殆撫古而又諱之也”。但我們說，魯迅當時，現存的材料多未出世，不可能從《聊齋志異》多篇來源細加探索，故而對此說存疑。我們今天把這段記載和許多資料對勘便可看出，當作家熱切地希望得到民間故事作為創(chuàng)作素材時，積極組織群眾說故事（像今天的故事會一樣）也是有效的搜集方法。

類似這種傳說，至今仍活在人民口頭。遼寧金縣就傳說蒲松齡寫《聊齋志異》寫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鍋綠豆湯給南來北往的人歇腳，解渴，說故事。他把故事聽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寫。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樣，“那筆就像捅著泉眼了似的，一溜兩行的字兒，自己就冒出來了”。這不就是作家吸取人民乳汁的生動描寫嗎？另一則流傳在浙江的傳說，更表現了人民對蒲松齡懷才不遇的深刻同情，以及教他怎樣從人民中吸取力量，發(fā)揮自己的才能，為人民寫作。故事說蒲松齡的長相和鐘馗差不多，一臉絡腮胡子，“心地卻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見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異”。傳說他本來考上了狀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長得丑，沒取。在他落第回家的路上，有個駝背老大爺給他講了馬駿（驥）漂海到羅剎國的故事，于是蒲松齡回去寫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羅剎海市》。從此搜集一篇寫一篇，寫成了《聊齋志異》一部大書。而且傳說連怎樣搜集民間故事，也是這個駝背老大爺教他的：要在四個字上下工夫，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對人要和氣，稱呼要好聽，“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寫不贏！”

酸，是心腸酸，說故事的人傷心，搜集故事的人就得流淚，“要是長了木頭心，故事哪能動人心？”

苦，有兩重意思：泡壺苦茶給講故事的人喝，給他潤喉解渴；另外還要做到：“十冬臘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熱，無衣無食不怕苦！”

辣，也有兩重意思：備煙給講故事的人抽，幫著他思索；另外寫故事該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傷人，辣了能醒人！

據說從此蒲松齡真的按老大爺的教導做了，聽了一輩子故事，也給人家聊了一輩子故事。因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寫不完，所以蒲松齡死的時候一只眼未閉。

這兩則傳說，未必真有其事。但在本質上說明了人民給予作家的智慧和力量，以及蒲松齡和民間文學的密切關系。

不只在文學活動上如此，在蒲氏大量雜著、俚曲中，同樣可以看到他對實際調查工作的重視。他一直關心民間疾苦?？滴跛氖?，淄川先澇后旱，又遭蜚災，六郡皆饑，尸橫路衢。蒲松齡跟著災民一起逃荒，寫了大量反映災情的詩文、俚曲（如《磨難曲》），并寫了《記災前篇》及《后篇》。稍后，康熙四十七年，他69歲時又到各地去調查災情?！度蕪R建藥王殿序》中說：“戊子歲（1708），亢旸為災……呼吁于開府之門者，道相屬也。憲臺不以予不才，似謂予頗諳民情也者，而屢以查災見委，濟一十六屬，予馬跡幾半焉。”在封建社會里的一個作家，有這樣深入人民生活、從事實際調查的決心，是不可多得的。他素以“頗諳民情”見稱，連當地縣官也不得不承認，特委派他到災區(qū)去調查，濟南的大半屬地他都跑遍了。蒲松齡深入民間調查之后，在晚年提出他的政治主張《循良政要》，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重訪察”。正如他在《胭脂》《于中丞》《詩讞》等作品中對施愚山、于成龍等清官的調查研究精神給予熱烈的贊頌一樣，他制定了“循吏”的工作手冊，卻終以“不在其位”而被擱置。但他作為一個舌耕筆戰(zhàn)的農村教師，卻用文字把他所搜集的大量民俗及民間文學資料，寫進自己的小說、俚曲和雜著里，使我們看到了明清之際山東地方人情、文學、風土之全貌。當時雖還無見諸文字的記載表明古代學者提出應把田野作業(yè)作為必要的工作程序，而蒲松齡卻能像司馬遷、段成式、吳承恩、施耐庵等人一樣，成功地運用了調查記錄的方法，“歸而粉飾之”，寫成了不朽的著作。西方民俗學家規(guī)定的調查方法，是要和調查對象建立友誼，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記錄忠實可靠，不任意修改等等。當時自然也沒有人要求蒲松齡這樣做，可是蒲松齡卻自覺地去做且做得更到位。如前所述，他或在大柳蔭下鋪上蘆席，備煙設茶，與調查對象相與共話；或遍訪鄉(xiāng)民，給災區(qū)人民以深情的慰問。他把人民可悲的情狀反映給官府，以告“臨民者”，又對“力田者”細述御災方法。他還按人民的民俗信仰，幫他們撰文、募款、建橋、修廟，替人民申冤祈福。另外，對考場中秀才們所受的凌辱，士子們似囚似丐，似冷蜂、病鳥的那種病態(tài)心理，統(tǒng)治者鎮(zhèn)壓農民起義時鬼魂凄厲的刑場（《野狗》），他也進行過直接或間接的調查。由此他掌握了大量的民間資料，能在作品中充分反映出人民的心理和愿望。搜集、調查、掌握民俗材料，“乃是民俗學的基礎所在”，也是一個民俗學家和作家不可缺少的一課。這些原理能在17世紀的時候為蒲松齡自覺而熟練地運用，這是多么難能可貴！由此可見，無論從世界觀和科學工作方法來說，蒲松齡都是中國文學史和民俗學史上卓有成就的偉大作家和民俗學家。

1. 蒲立德：《聊齋志異·跋》。
2. 張維屏：《松軒隨筆》，《國朝詩人征略》卷十四。
3. 采蘅子：《蟲鳴漫錄》卷二。
4.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三。
5. 北京大學有車王府本，傅惜華碧藻館有抄本11種，見傅惜華《曲藝論叢》。
6. 陶君起：《京劇劇目初探》。
7. 王麗娜：《世界文庫之瑰寶〈聊齋志異〉在國外》，《聊齋學研究論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版。
8. 《〈聊齋志異〉外文譯本序言選譯》，《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三輯。
9. 參見蒲松齡《族譜序》，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譜》。
10. 蒲松齡：《元配劉孺人行實》。
11. 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12. 章學誠：《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見《文史通義》（外篇三）。
13. 王士禎：《香祖筆記》。
14. 蒲立德：《聊齋志異·跋》。
15. 蒲箬：《柳泉公行述》。
16. 《三借廬筆談》《鄉(xiāng)園憶舊錄》都載王漁洋欲以千金市《聊齋志異》書稿代刊之，遭蒲氏嚴厲拒絕及三訪皆不見之說，魯迅謂“此事最無稽”?！读邮啃新浴分杏涊d，喻成龍見詩傾慕，盡禮敦請，蒲高臥不起，畢際有父子勸駕，乃肯一行，為賦《梅花書屋圖詩》。今讀袁世碩《蒲松齡與朱緗》（《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三輯）引蒲立德給淄川知縣唐秉彝呈文說：“在昔喻廉憲購以千金，未敢庭獻。”是“欲以千金市《志異》一書”者，并非王漁洋，乃喻成龍也。
17. 蒲箬：《柳泉公行述》。
18. 參見《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三輯。
19. 參見《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三輯。
20.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頁。
21. “年畫張”的材料，見《蒲松齡軼事》，第92頁。
22. 《蒲松齡的傳說》，《民間文學》1963年第6期。
23. 《蒲松齡的傳說》，《民間文學》196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