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章 西征兩湖 北伐京津

蔣家私房照(套裝12冊) 作者:秦風,萬康 編著


第5章 西征兩湖 北伐京津

太平天國時,兩廣軍隊嘗一度進抵天津。至于進至北京,誠哉其為破天荒也。

——白崇禧

白崇禧對我說:“黃河流域的人老大了,長江流域的人腐化了,以后只有寄希望于珠江流域的人了?!彼诒逼綍r,在故宮見有“崇禧門”,他高興極了,就在這門前照了相,這張照片一直擺在他的辦公桌上,可見他野心不小。

——張義純

控制國民黨中央的企圖失敗

龍?zhí)稇?zhàn)役前后,新桂系的實力得到了較大的擴充,第7軍軍長一職由夏威接任;北伐后歸李宗仁指揮的第15軍軍長劉佐龍病故,該軍副軍長、桂系重要將領(lǐng)胡宗鐸升任軍長,所部改為第19軍;留守廣西的部隊改編為第15軍,黃紹竑兼軍長。在龍?zhí)稇?zhàn)役中,新桂系的第7、第19軍起到了主要作用,顯示了很強的戰(zhàn)斗力,而且李宗仁、白崇禧居間指揮,不僅取得了戰(zhàn)役的勝利,還居然調(diào)動了蔣介石的嫡系第1軍。這一切都使李、白產(chǎn)生了“舍我其誰”的豪氣,更堅定了他們爭霸天下的決心。在此后國民黨內(nèi)部爭奪權(quán)力的斗爭中,他們施展手段,縱橫捭闔,盡出風頭。

由于蔣介石下野,寧漢合流已無障礙。繼譚延闿、孫科東下赴寧之后,9月5日,汪精衛(wèi)偕顧孟余、陳公博、徐謙、朱培德、何香凝等到達南京,同寧方商討統(tǒng)一問題。汪精衛(wèi)和漢方以國民黨“正統(tǒng)”自居,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實現(xiàn)統(tǒng)一,以取得對國民黨中央的控制地位。這同新桂系圖謀爭奪最高權(quán)力的企圖發(fā)生了矛盾,新桂系早就有汪精衛(wèi)必須與蔣介石同時下野的腹案。[1]新桂系采取的策略是:聯(lián)合寓居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既排斥蔣介石,又打擊汪精衛(wèi)。

以鄒魯、謝持、張繼、林森等為首的“西山會議派”是于1925年底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的一個政治小派別,其主要分子有許崇智、林森、鄒魯、謝持、居正、張繼、覃振、石青陽、茅祖權(quán)、沈定一、石瑛等,他們一直堅持強烈的反共反蘇立場,并在上海環(huán)龍路44號設(shè)立了西山會議派的所謂中央黨部,同廣州的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相對抗。廣州國民黨中央主要領(lǐng)導人的汪精衛(wèi)、蔣介石在1927年春夏步西山會議派之后相繼公開反共前后,西山會議派與蔣、汪進行了密切的接觸,蔣系中央還于6月間主動恢復了西山會議派主要分子的黨籍,并就兩派合流問題達成了協(xié)議,但因為蔣介石于8月中旬下野,合流進程中斷。[2]與此同時,西山會議派與汪精衛(wèi)集團也主動進行了接觸,許崇智于8月初到漢口與汪精衛(wèi)會晤,商量合流問題,但汪精衛(wèi)一直堅持自己的正統(tǒng),表示只能接受西山會議派個人,而不能接受西山會議派整個團體,引起西山會議派的反感,與汪精衛(wèi)處于對立地位。8月21日,張繼續(xù)致電李宗仁、何應(yīng)欽、李烈鈞等,主張漢寧滬三個黨部平等統(tǒng)一,反對寧漢爭所謂正統(tǒng),聲稱:“同屬一家,無正統(tǒng)與非正統(tǒng)之可爭。先后反共,更無誰勝誰負之可夸?!倍彝艟l(wèi)“對內(nèi)外皆失信仰,宜暫避”。[3]西山會議派的這個主張可以說與桂系是不謀而合,這樣雙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礎(chǔ)。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wèi)極不滿,而對握有重兵、又同他們無積怨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則頗有好感。而新桂系雖在軍事上舉足輕重,但在政治上并無基礎(chǔ),無論是李宗仁、白崇禧,還是黃紹竑,在國民黨內(nèi)資歷很淺,幾乎沒有號召力,為了對抗蔣介石、汪精衛(wèi)兩派力量,新桂系只有聯(lián)絡(luò)西山會議派,借助他們在國民黨中的資望,達到控制國民黨中央的目的,而新桂系則可憑軍事實力控制由一幫元老官僚組成的西山會議派。[4]

9月8日,在南京召開的特別會議上,李宗仁提出,若開四中全會,必須邀請在滬的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寧漢合作的精神。汪精衛(wèi)為表示自己的誠意,于9月9日親赴上海勸駕。但胡漢民、吳稚暉拒不見汪,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雖然與汪精衛(wèi)等見了面,但也不同意開四中全會。西山會議派也反對開四中全會。甚至寧、滬兩方對汪精衛(wèi)提出的先開四中全會預(yù)備會的意見都反對,9月10日,寧、漢、滬3方?jīng)Q定召開正式談話會。

9月11日,三方談話會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公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wèi)、譚延闿、孫科、李烈鈞、張靜江、蔡元培、李宗仁、鄒魯、張繼、謝持等21人,公推譚延闿為會議主席。會上,汪精衛(wèi)又提出召開四中全會的主張,遭到大多數(shù)人的反對。為打開僵局,漢方的孫科提議,由寧、漢、滬3方組成特別委員會,以避開三中、四中全會之爭,先使3方合作告成,再圖補救辦法。對此建議,寧方和滬方都表示贊同,因為這實際上否定了漢方的正統(tǒng)地位。汪精衛(wèi)開始沒考慮到這一層,也極表支持。倒是與會的李宗仁表示懷疑,他擔心以后黨內(nèi)會有人對特別委員會的產(chǎn)生進行攻擊。他曾詢問汪精衛(wèi),汪表示,現(xiàn)在情況特別,可少顧法律,促成事實,而且特別委員會的產(chǎn)生有前例可據(jù)。

會議最后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由寧、漢、滬3方推人共同組織,寧、漢、滬三方中央黨部將其職權(quán)委托于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還應(yīng)負責統(tǒng)一各地方黨部并籌備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2日舉行的談話會第二次會議上,推定了特別委員會及候補委員名單。其中寧方推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鈞、伍朝樞、王伯群為特別委員,褚民誼、葉楚傖、繆斌為候補特別委員;漢方推出譚延闿、孫科、何香凝、朱培德、程潛、于右任為特別委員,顧孟余、陳公博、甘乃光為候補委員;滬方推出林森、鄒魯、謝持、居正、許崇智、覃振為特別委員;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出汪精衛(wèi)、蔣介石、胡漢民、張繼、吳稚暉、戴季陶、張靜江、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深、何應(yīng)欽、白崇禧等為特別委員。共計特別委員32人,候補特別委員9人。32個特別委員的排名順序不好確定,只好用抓鬮的方法,結(jié)果李宗仁抓到了第1號,排名最前,白崇禧抓到了第32號,排名最后,后來由于新桂系憑借實力控制了特別委員會,就有人戲稱是新桂系的李、白從頭到尾把特委會包在了中間。

13日舉行的談話會公推張繼、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職權(quán)。

14日,寧、漢、滬三方代表聯(lián)袂赴南京。翌日,寧、漢兩方召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分別通過了組織特別委員會的議案及人選名單。

9月15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并發(fā)表宣言,宣稱:“吾中國國民黨一致取反共政策,別無何等不同之意見,當然無復無同等機關(guān)對立之必要。”表示特別委員會成立后;“從前三方面互相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跡,不得復引為口實”。

9月17日,中央特別委員會推舉丁惟汾、李宗仁、白崇禧等48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汪精衛(wèi)、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闿等5人為國民政府常務(wù)委員。同日,又推舉于右任、方振武等67人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并推舉白崇禧、何應(yīng)欽、朱培德、李宗仁、李濟深、汪精衛(wèi)、胡漢民、唐生智、程潛、馮玉祥、蔣介石、楊樹莊、譚延闿等14人組織軍委會主席團。[5]特委會還決定,于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各地分會。

特別委員會的成立,表面上結(jié)束了國民黨各派系就國民黨中央權(quán)力的爭吵,使一分為三的國民黨中央歸于統(tǒng)一。白崇禧對此很興奮,他說:“我們數(shù)月來所翹首盼望的寧漢合作,和黨的統(tǒng)一與團結(jié),到這幾天,算是已經(jīng)成功了。從前寧漢兩方同志不得已的忍痛分裂,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渙然冰釋,目標同趨一致,而共同合作起來了。……以后的問題,我們不用說是要本著從前在廣州時候的精神,繼續(xù)地努力做去……”[6]

然而白崇禧是過于樂觀了。實際上這種拉郎配的統(tǒng)一是“統(tǒng)”而未“一”。首先,寧方和主要實力派人物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都未參加談話會,也未參加特委會的實際工作,而對它持消極態(tài)度。其次,漢方首領(lǐng)汪精衛(wèi)在談話后立即醒悟,特委會的成立將剝奪其“合法領(lǐng)袖”的地位,使其在蔣介石下野后掌握黨權(quán)的希望成為泡影。9月13日,汪精衛(wèi)在上海宋子文寓所召集漢方首要人物譚延闿、孫科、朱培德、陳公博、顧孟余等秘密開會,討論對特別委員會的態(tài)度。無奈譚延闿、孫科不愿再為汪氏做嫁衣裳,力陳舍此“別無他途可循”,雖然汪派大將陳公博、顧孟余極力反對特委會,主張不參加。會議最終無結(jié)果而散。汪精衛(wèi)無奈,只好消極抵制,于當晚悄悄離開上海潛赴江西九江,并通電聲明自己對共產(chǎn)黨“防制過遲”,且“破碎之黨,歸于完整”,他愿“及時引退,聽候處分”。[7]隨后,汪派骨干顧孟余、陳公博、徐謙也相繼宣布引退。

由于蔣介石、汪精衛(wèi)兩大實力派對特委會采取消極、抵制直至反對的態(tài)度,特委會基本上是由原西山會議派的首要、桂系以及譚延闿、李烈鈞等游離于蔣、汪各實力派之間的人物維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既是特委會委員,又是軍委會主席團成員,且手握重兵于寧滬之間,因而在特委會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特委會。此種局面的出現(xiàn),使得蔣介石、汪精衛(wèi)更視特委會為異己。這樣,特別委員會不僅無法行使中央職權(quán),也不能消除國民黨各派系的矛盾,反而使之更復雜化和尖銳化。

注釋

[1]《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2]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5卷,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14—615頁。

[3]《張繼致寧電》,上?!睹駠請蟆?927年8月27日;《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4期。

[4]雷嘯岑說:“第7軍李宗仁素來接近西山會議派那幫國民黨老同志的,西山會議派諸人既與南京反目嫉視,更對李氏極力拉攏?!崩讎[岑《卅年動亂的中國》上冊,第79頁。

[5]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6]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7]《汪精衛(wèi)通電高蹈》,上?!睹駠請蟆?927年9月15日。

西征討伐唐生智

首先跳出來與特委會公開對抗的是武漢的實力派人物唐生智。唐氏利用東征占領(lǐng)了安徽。在孫傳芳龍?zhí)妒〖皩帩h暫停軍事行動后屯兵于蕪湖,但仍積極整頓后方,完全控制了兩湖地區(qū)。他對南京成立的特別委員會極為不滿。為了同特委會、同桂系對抗,他派人赴廬山,邀請在此“休養(yǎng)”的汪精衛(wèi)赴漢口共商要事,汪氏便以向漢方報告特委會經(jīng)過為由赴漢。汪、唐就反對桂系控制下的特委會達成一致。

西征軍總指揮程潛

8月22日,尚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曾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寧后,武漢不可無政治分會,以指導黨務(wù)、政治、軍事。根據(jù)此決議,9月21日,武漢政治分會通電成立,以唐生智、顧孟余、陳公博、孔庚、鄧壽荃為常務(wù)委員。不久,汪精衛(wèi)接連發(fā)表演說、通電,提出對南京特委會的兩點疑問:其一,特委會成立后,中央黨部仍然存在,不過授權(quán)特委會使之措置時局,而如今南京特委會卻是代行中央職權(quán);其二,中央原決定開四中全會,而如今南京開的中央會議卻不是四中全會。他還要求召開四中全會追認特委會。此舉目的是將南京特委會置于以他為“正統(tǒng)”的國民黨中央之下,恢復其“領(lǐng)袖”地位。

對于武漢的變故,南京特別委員會以“統(tǒng)一”為名,通電取消武漢政治分會,但唐生智置之不理;南京方面委任陳調(diào)元為安徽省主席,武漢卻發(fā)表以何鍵代理。雙方針鋒相對,相互指責,再次形成寧、漢對立的局面。桂系對兩湖地區(qū)覬覦已久,想通過控制兩湖同廣西連成一片,而唐生智不僅盤踞兩湖,而且東下安徽,虎視南京,對抗桂系控制下的特別委員會,這使得桂系無法容忍,決心武力消滅唐生智集團,既消除這個威脅,又能乘勝奪取兩湖。

對武漢唐生智用兵,僅靠桂系自己的力量尚顯不足,于是桂系利用特別委員會進行廣泛動員。他們首先策動同唐生智有舊怨的湘籍實力派大佬譚延闿、程潛參與討唐。

程潛后來透露:“譚(延闿)是倒唐的主要人物,是搭橋拉線者。”[1]桂系首先把譚延闿拉到了他們一邊,然后通過譚延闿又說服了湘系另一位實力派人物程潛。程潛后來回憶說:“當時在南京,為了商談倒唐,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兩次訪問過我,譚延闿也訪問過我兩次,并且在石板橋私宅設(shè)宴,議談此事,赴宴者僅李、白和我3人。席間,李曾賭咒發(fā)誓:倒唐之后,如果擁蔣,將為天地所不容,云云?!?sup>[2]

譚延闿、程潛身為湘人,卻與有虎狼之心的桂系勾結(jié),深知內(nèi)幕者曾經(jīng)好心勸說譚延闿不要干此等引狼入室蹂躪家鄉(xiāng)的愚蠢事,但利令智昏的譚延闿哪里聽得進去。[3]

李宗仁、白崇禧針對程潛的欲望,答應(yīng)討唐軍事成功后,由程潛率第6軍回湘主政。桂系還通過譚、程,同譚的部下魯滌平以及朱培德等建立聯(lián)系,約定共同討唐。另外,桂系還爭取了馮玉祥、李濟深參與討唐。這樣強大的反唐陣營保證了倒唐行動的成功。

在桂系緊鑼密鼓策劃討伐唐生智的過程中,已經(jīng)下野的蔣介石卻積極拉攏唐生智。蔣氏派其盟兄黃郛出面,撮合唐生智與蔣介石合作以對付桂系。黃郛所依靠的中間人就是蔣方震和汪翊唐。黃郛夫人在《亦云回憶》一書中說:“蔣先生對百里先生甚有敬意,膺白(黃郛別號)代表致意不止一次。當時接洽唐生智方面,除汪翊唐,即希望百里先生,他是唐與汪之師。膺白自己亦甚敬百里先生,在前清末年浙江有兩蔣,俱為新軍前輩(百器先生尊簋是另一蔣)。張岳軍先生在上海市長任,因不曾積極制裁幾個人而受到不諒解,其一即百里先生。在一次孫傳芳軍渡江經(jīng)政府迅速擊走后,上海市場大家看好,忽有人大量拋出公債,數(shù)以百萬計,不久唐生智反,引起政府注意,拋售者用百里先生的名。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新聞?!?sup>[4]

對于黃郛的意見,蔣方震也很贊成。他對唐生智說:“膺白的主張,也就是蔣先生(蔣介石)同樣的主張?,F(xiàn)在是你和蔣、桂系、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的勢力最大,蔣與桂系之間已有意見,黃膺白主張你和蔣、張合作,而以你與蔣先生的合作為中心,再拉攏閻、馮,這樣,桂系也不敢動了?!笔Y方震并特別強調(diào)唐生智與蔣介石合作的重要性,并要唐與蔣介石拜為兄弟。但唐生智對蔣介石無好感,不愿與他合作,拒絕了蔣方震與黃郛的建議。[5]蔣唐合作無法成立,這就為桂系打敗唐生智提供了機會。

西征發(fā)動前,寧方大放煙幕彈。10月2日,南京中央特委會派孫科、伍朝樞、張繼、許崇智等10余人的龐大隊伍作為為代表,赴廬山“勸汪復職”,旋與汪同赴武漢,同唐生智磋商寧、漢再次合作,雙方雖達成了一系列協(xié)議,但寧方是借此以掩護其軍事部署的,并不是真心要與漢方和解,因而這些協(xié)議只是一紙空文。10月13日,孫科、伍朝樞等攜帶協(xié)議回南京復命。同日,譚延闿、程潛、李宗仁、何應(yīng)欽、白崇禧、孫科、伍朝樞等聯(lián)名通電,詐稱贊成在武漢達成的協(xié)議,要汪精衛(wèi)等來南京開會,以11月1日為期,企圖拆散汪、唐之間的聯(lián)合。通電還詐稱,已調(diào)第1、第3兩路軍渡江,集中津浦路,準備大舉北伐,“專候駕臨主持一切”。[6]實際上,李宗仁親率的第三路軍是準備用于西征主力,此時調(diào)赴津浦路,而沒有引起唐生智的懷疑。

按照南京政府制訂的《西征北伐總作戰(zhàn)計劃》,規(guī)定其總方略是:“‘國軍’以策應(yīng)馮、閻兩軍,肅清張(作霖)孫(傳芳)殘余軍閥,占領(lǐng)徐(州)海(州)之目的,繼續(xù)北伐,同時應(yīng)即鏟除上游反動勢力,以鞏固國都。”“第一期作戰(zhàn),擬以主力使用于上游方面,先將安徽境內(nèi)之敵(指唐生智部)悉數(shù)殲滅?!?sup>[7]

在一切準備就緒后,南京政府于10月20日下令討伐唐生智,“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依法治罪”,并組織西征軍,推程潛為西征軍總指揮,李宗仁自居副總指揮,分別由長江兩岸進攻安徽唐生智部,命海、空軍配合進攻;密令朱培德為第5路軍總指揮(轄朱培德兼軍長的第3軍、金漢鼎任軍長的第9軍),率部在江西策應(yīng);命何應(yīng)欽的第一路軍(轄第1、第9、第17、第26軍以及第17師、第92師等部)和白崇禧的第二路軍(第13、第37、第40軍以及新編第10軍等部)在津浦路對安國軍取監(jiān)視,掩護西征。桂系的部署是白崇禧坐鎮(zhèn)后方策應(yīng),李宗仁則率桂系主力爭奪兩湖。

桂系發(fā)動討唐西征時,公布了唐生智同孫傳芳勾結(jié)的證據(jù),而唐竟然直認不諱,這使得唐生智在政治上十分被動,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連企圖暗中支持唐生智,以同桂系對抗的蔣介石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唐叛黨罪狀,早已顯著”,“討伐唐生智,尤為必要”。而西征立即得到了李濟深和馮玉祥的支持,李濟深派黃紹竑為第八路軍代理總指揮,指揮第15軍及李福林的第5軍、范石生的第16軍等部北上,進攻湘南;馮玉祥也派兵進軍鄂北;駐防鄂西的譚延闿部第2軍(軍長魯滌平)以及暫編第7軍(軍長李粲)等部進攻武漢;江西的朱培德從贛北進攻鄂南;貴州的周西成也出兵湘西,形成對唐生智所部四面八方的包圍態(tài)勢。汪精衛(wèi)預(yù)感不妙,匆匆于10月21日離開武漢,轉(zhuǎn)道上海前往廣州,依靠已經(jīng)回師廣州的張發(fā)奎另謀出路。

戰(zhàn)事發(fā)動后,唐生智采取“棄皖防贛,固守兩湖”的戰(zhàn)略,將主力集中的鄂皖邊界地區(qū),準備同西征軍決戰(zhàn)。但唐生智所部第35軍軍長何鍵已經(jīng)同程潛秘密約定倒唐,戰(zhàn)爭打響后,何鍵為了保存實力,一路放棄抵抗向后方撤退,導致唐生智全軍迅速失敗。10月25日,寧方西征軍占領(lǐng)安慶。李宗仁隨即率第三路軍(轄第7、第19、第33軍以及新編第11軍等部)直取鄂東,進展迅速。11月初,與唐軍在廣濟、靳春、田家鎮(zhèn)之間展開激戰(zhàn),唐軍失利,向后退守。同時,長江南岸的西征軍總指揮兼第四路軍總指揮程潛(轄第6、第13、第44軍等部)、第五路軍總指揮朱培德部也節(jié)節(jié)推進,逼近鄂南,準備截斷鄂湘兩省東線聯(lián)系。

唐生智見自己八面受敵,知道大勢已去,于11月6日乘“永興”輪回到漢口,他準備步蔣介石的后塵,也來一個以退為進,辭職下野,讓討唐軍失去攻擊的目標,唐即讓自己的老師蔣方震起草下野通電。11日晚,唐生智在漢口官邸召集劉興、李品仙、何鍵等高級將領(lǐng)開會商議。唐生智提出三個方案:(1)置全力打通河南,實行與奉張聯(lián)絡(luò);(2)集中兵力死守武漢;(3)個人下野。劉興、李品仙、何鍵都贊成唐生智暫時下野。[8]唐生智還估計,他的部隊憑私人感情關(guān)系維持兩三年不會垮掉,在這個時間內(nèi)蔣桂必然會發(fā)生戰(zhàn)爭,到時他就會有機會東山再起。[9]因此,唐生智決定自己下野。同時對善后進行了安排,他對劉興、何鍵、李品仙3位軍長說:“今后的問題,由你們3個人負責商量進行,暫時撤回湖南去,把湖南搞好?!睘榱诵箲?,唐生智還下令將秘密接受程潛委任的師長張國威(被程潛委任為第8軍軍長)用繩子勒斃,以殺一儆百。[10]

部署完畢,唐生智于12日凌晨乘坐用30萬重金收買的日本輪船“御月丸”從長江前往日本。隨唐生智同行的還有他的親信張翼鵬、晏勛甫、顧伯敘等。[11]

所部由劉興、何鍵、李品仙等率領(lǐng)退回湖南,保存實力,相機行事。11月12日,唐生智所部將領(lǐng)李品仙、何鍵、劉興、周斕、葉琪、彭振國等將領(lǐng)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請求息兵言和。

11月14日,南京中央特委會決定取消武漢政治分會,改設(shè)湘鄂臨時政務(wù)委員會,以程潛、李仲云、王世杰、張肇元、甘介侯為委員,程潛為主席。15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唐生智。16日,李宗仁率所部第7、第19軍進占武漢,旋任命第19軍軍長胡宗鐸為武漢衛(wèi)戍司令。19日,改組湖北省政府,任命張知本、熊斌、張難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鐸為委員,張知本為省政府主席;任命胡宗鐸為湖北清鄉(xiāng)督辦,第19軍師長陶鈞為清鄉(xiāng)會辦。胡宗鐸、陶鈞都是湖北籍的桂系將領(lǐng),都以兇殘好殺著稱,他們兩人在湖北實行白色恐怖政策,瘋狂屠殺了數(shù)以萬計的中共黨員及左派進步人士,犯下了慘無人道的滔天大罪,這是軍閥統(tǒng)治的惡果。

桂系通過討伐唐生智,將其勢力范圍擴張到了湖北。

注釋

[1]謝慕韓:《關(guān)于“東征”“西征”和第六軍被消滅的片段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4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頁。

[2]謝慕韓:《關(guān)于“東征”“西征”和第六軍被消滅的片段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4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頁。

[3]程潛的參謀長謝慕韓回憶說:“寧漢合流后,唐生智受汪精衛(wèi)的指導,擁有第8、第35、第36、第17等軍,勢力雄厚,以武漢為中心,據(jù)有兩湖和安徽地盤,與南京方面抗衡。譚(延闿)、程(潛)以蔣既下野,都勸唐與南京合作,免招桂系之忌,未為唐所接受。由于桂系的根據(jù)地是廣西,此時桂系的部隊已伸到京、滬一帶,唐部橫阻于廣西與京、滬之間,成為桂系把持中樞和它的前后方聯(lián)系的巨大障礙,因而企圖驅(qū)唐至為迫切。桂系想利用譚、程的宿望及其所部軍事力量。遂與譚、程共謀倒唐。其時,我周旋于譚、程之間,得知有人曾向譚建議:與桂合作驅(qū)唐,勝則徒利于桂,于湘有損無益(湘軍自相殘殺,勢必削弱力量);敗則將予蔣以復起的機會;不如調(diào)集第2、第6、第14各軍駐防江蘇,以鞏固畿輔為首要,并保持朱培德(也是不滿于蔣的)在贛的實力和地位,另以李宗仁主皖,作為寧、漢之間的緩沖地帶,對唐宜盡可能采取懷柔政策,必要時還可作為制蔣的外援。如果蔣要復起,勢必先策動第1、第9兩軍,那時,合蘇、皖、贛3省兵力,即可予以擊潰。譚、程素不以唐勢坐大為然,與桂合作驅(qū)唐已成矢在弦上之勢,沒有采納這一建議。西征結(jié)果,驅(qū)唐的目的雖已達到,但卒給蔣以再起的機會,并且發(fā)展到桂復聯(lián)蔣倒程和蔣第2次消滅第6軍?!敝x慕韓:《關(guān)于“東征”“西征”和第六軍被消滅的片段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4輯,第21頁。

[4]沈亦云:《亦云回憶》下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頁。

[5]唐生智:《關(guān)于北伐前后幾件事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6輯,第109,109—110頁。

[6]《中央要人電促汪精衛(wèi)來寧》,上?!睹駠請蟆?927年10月21日。

[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9]唐生智:《關(guān)于北伐前后幾件事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6輯,第109,109—110頁。

[10]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3集第6輯,第88—89頁。

[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無力阻止蔣介石東山再起

寧漢戰(zhàn)爭雖然結(jié)束,但國民黨內(nèi)部派系斗爭并未停止,反而加劇。1927年9月下旬,張發(fā)奎率領(lǐng)南昌起義后第二方面軍余部回到廣州,所部分駐廣州近郊和石龍、韶關(guān)等地。張發(fā)奎以廣東主人自居,他回粵的企圖是趕走他的老上司李濟深,為他所崇拜的汪精衛(wèi)取得廣東作為基本地盤。[1]

為了達到目的,張發(fā)奎奉汪精衛(wèi)的意旨,打出了“護黨救國”的旗幟,公開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主張迎汪精衛(wèi)回粵,召開四中全會。10月29日,汪精衛(wèi)到達廣州,向新聞記者重申召開第四次中央全會、恢復中央執(zhí)行、監(jiān)察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問題等主張。隨即與李濟深、張發(fā)奎等舉行會議,商談恢復中央執(zhí)行、監(jiān)察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問題。10月30日,汪精衛(wèi)與李濟深、陳公博、何香凝等在粵中央委員聯(lián)名發(fā)表通電,宣布第四次執(zhí)行、監(jiān)察委員會議在粵召開,望各委員克日到廣州開會;在全體會議未成以前,中央執(zhí)行、監(jiān)察兩常務(wù)委員會及秘書處均照常辦公。當晚,在廣州政治分會、廣東省政府聯(lián)合舉行的宴會上,汪精衛(wèi)措辭嚴厲地指責南京中央特委會“背黨非法”,表示自己要“為挽救本黨危亡,恪守本黨紀律而反對特委會”[2]。

這時,李宗仁、白崇禧還企圖爭取汪精衛(wèi)等合作。10月30日,李、白聯(lián)名致電汪精衛(wèi)及陳公博、何香凝、甘乃光,解釋討唐與中央特委會產(chǎn)生的背景,并邀請他們赴南京開四中全會。電報說:

一、寧漢初合作,仁、禧即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解決黨內(nèi)各問題。二、特委會之產(chǎn)生,系吳、蔡5委員在滬提議,汪公以遷就事實之故,亦曾容納,故仁、禧不敢獨持異議。三、汪公在漢對黨的主張,仁、禧聞知即征求寧滬多數(shù)忠實同志一致贊同。四、請汪公及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與任(李濟深)、季(黃紹竑)二兄克日蒞寧,主持召集開第四次中央會議,以固黨基,免致意見分歧,發(fā)生分裂之弊。五、唐逆生智勾結(jié)孫(傳芳)、張(作霖),謀危本黨,證據(jù)確鑿,西征即北伐,討唐即所以討奉,純忠救黨,絕無絲毫個人私意存乎其間,請汪公及各同志一致主張聲罪致討,以絕禍源。唐氏之為軍閥,何夫人(香凝)在廬山曾面斥之矣。六、不討唐則黨國必亡,不恢復中央則黨基不固,二者相需,左右車輔,并行則存,去一則廢,現(xiàn)皖境既肅清,正在分途攻鄂,收復兩湖,實非難事,如能立即召集中央會議,則黨基同時鞏固,合全黨實力一致北進,統(tǒng)一全國,實現(xiàn)主義,即基于此。汪公為本黨唯一領(lǐng)袖,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愛護黨國,倍切恒常,敬請勿憚跋涉,即日蒞寧,黨國存亡禍福,決于此舉。披瀝陳詞,深懇鑒察,敬候電示。[3]

從桂系的角度來說,如能在推翻唐生智之后,再由他們主導召開四中全會,那是再理想不過的了。不過,汪精衛(wèi)等也不是省油的燈,決不會輕易按照桂系的意愿去行事的。果然,汪精衛(wèi)對此電報不予理睬。

11月1日,汪精衛(wèi)召集在粵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開會議,通過三項決議:(1)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應(yīng)從速在廣州履行最高機關(guān)職務(wù);(2)在廣州重新設(shè)立國民政府;(3)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一切爭端。[4]這樣,汪精衛(wèi)等在廣州樹起另一個中央的旗號,與南京中央特委會及其國民政府形成對立。

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等以廣東為基地與南京政府對抗,引起廣東實力派人物李濟深的不安,作為新桂系政治上的盟友,李氏也不愿以桂系為背景的南京特委會被汪派搞垮。李濟深不贊成汪精衛(wèi)等在廣州設(shè)立國民黨中央的主張。他對汪精衛(wèi)說:特委會在章程上實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們反對人家不合法,應(yīng)該自己要合法?,F(xiàn)在粵的中央委員不過六七人,便可組織中央黨部,則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除候補者外,共60人,豈不是可組織10個中央黨部嗎?六七個人可組織中央黨部,則四五人亦可組織中央黨部,甚至三二都可組織黨部了。這是我們欲恢復黨部反將黨部分裂了。那糾紛更多了。因此,還是促成中央全體執(zhí)監(jiān)委員會解決好?,F(xiàn)在南京及上海的同志,均贊成開中央執(zhí)監(jiān)全體會議。如果成心為黨,盡有可走的途徑,何必令其分裂呢?[5]李濟深言之成理,汪精衛(wèi)無言以對。這時,李濟深一派還揚言:“汪為黨之中心人物,處廣東之邊陬地,實非所宜,望速歸寧,以為全黨盡力。”[6],暗示汪不應(yīng)當長久逗留廣東。李濟深的心腹陳可鈺甚至當面對汪說:“先生于此時回粵,有兩不可:一則激起兩廣之糾紛;一則醞成第四軍之分裂。近日報紙上之歡迎聲中,已含有濃厚之火藥氣味矣?!蓖艟l(wèi)聽后,非常尷尬地說:“嘻!余誠為不祥之人矣。聆先生言,余此次回粵,與4月赴漢將毋得同一結(jié)果。余4月赴漢,本欲勸回彼方忠實同志,使與寧方合作,而結(jié)果竟成寧漢之分裂。然一誤不容再誤,余將急離此間,直赴東京?!?sup>[7]至此,汪派與李濟深、黃紹竑等已經(jīng)格格不入。

李濟深極力在寧、粵間斡旋,說服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廢除特別委員會,重開二屆四中全會,并得到李、白的同意。從李濟深這一方面來說,這樣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將汪派中央委員們送出廣州,然后再尋找機會解決向自己提出挑戰(zhàn)的張發(fā)奎部。李、白采納李濟深的主張后,著手解決西山會議派問題,以出國考察為名,將西山會議派的主要人物作了安排,將許崇智派往日本考察,又任命張繼、居正為駐日代表,令其赴日,為停止特委會做準備。11月1日,寧方通電,敦促粵、漢各方中委到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

但汪精衛(wèi)并沒有按照李濟深的安排與桂系合作,而是選擇了與蔣介石聯(lián)手對付桂系的戰(zhàn)略。

蔣介石自從下野后一直在圖謀東山再起,為他跑腿和出謀劃策的就是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元老以及陳果夫、陳立夫等一桿支持者。當時蔣介石與李石曾等商定的策略是所謂分治合作,即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實力派巨頭各占一快地盤,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上海等地歸蔣介石,而桂系應(yīng)當退往兩湖加兩廣。

李宗仁、白崇禧覺得統(tǒng)治長江流域下游難以奏效,于是發(fā)起討唐戰(zhàn)爭,從唐生智手中取得湖南、湖北地盤,與其廣西老巢相連。桂系雖然通過討唐奪取了兩湖地區(qū),但他們也不會輕易退出長江下游的江浙滬地區(qū),圍繞這一問題的明爭暗斗還會繼續(xù)。蔣介石為達到出山的目的,決定與汪精衛(wèi)聯(lián)手。

11月上旬,汪精衛(wèi)密電在日本訪問的蔣介石,主動向他提出合作愿意,聯(lián)手對付桂系,將來兩人同時上臺,由汪掌黨權(quán),蔣主持軍事。[8]蔣介石接受汪伸出的橄欖枝,于11月8日回國。其此之前,蔣氏陸續(xù)派人回國,與汪精衛(wèi)取得聯(lián)系,表示竭誠合作的意愿,聲稱只要汪派將李濟深驅(qū)逐出廣東,蔣介石就回廣東,再辦黃埔,再練兵。[9]11月2日,蔣介石以吊唁李濟深母喪為名,派他未來的大舅哥宋子文來到廣州,與汪精衛(wèi)磋商蔣汪合作問題,決定蔣汪聯(lián)手對付桂系,并約定蔣、汪將來同時復職,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汪精衛(wèi)復任國民政府主席。蔣并提供經(jīng)費,要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等將準桂系頭子李濟深驅(qū)逐出廣東。

得到蔣介石支持的汪精衛(wèi)決心排斥李濟深,奪取廣東地盤,進而問鼎中央。11月4日,汪精衛(wèi)等致電寧方,同意在寧開四中全會,但必須在廣州或上海開預(yù)備會,同時取消特委會,預(yù)備會的地點,后來同意放在上海。

11月16日,汪精衛(wèi)、李濟深北上,赴上海參加四中全會預(yù)備會議。汪精衛(wèi)等把李濟深誆出廣州后的第2天,即17日,張發(fā)奎、黃琪翔在廣州發(fā)動驅(qū)逐李濟深、黃紹竑的兵變,奉李濟深電召來廣州代理李氏職務(wù)的桂系首腦黃紹竑差點就擒,狼狽逃往香港,在粵桂軍被迫撤往粵桂邊界。

18日,李濟深隨汪精衛(wèi)到達上海,白崇禧特意乘小火輪到李、汪所乘輪船上迎接。同汪寒暄幾句后,白崇禧把李濟深拉到一邊,告知廣州發(fā)生了倒李事變。李濟深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中了汪精衛(wèi)等人調(diào)虎離山之計。

在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等一派大鬧廣東的同時,蔣介石一派也在南京、上海大肆策劃倒特委會的活動。11月22日,南京舉行慶祝討唐勝利大會,蔣系人物挑動反對特委會,會后舉行游行,又同軍警發(fā)生沖突,死傷多人。事后,蔣系特務(wù)團體指控此事件是特別委員會的鄒魯、謝持、居正等主使的,于是提出了“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

面對如此復雜的局勢,李宗仁、白崇禧等只好以退為進,在政治上讓步,同意召開四中全會,停止特委會的活動,聯(lián)合西山會議派以對抗蔣汪聯(lián)盟,著重打擊汪精衛(wèi)派;軍事上則不放松,準備進攻湖南,取得并鞏固兩湖地盤,憑實力同蔣、汪再斗爭。

11月下旬,白崇禧離滬赴武漢,同在武漢的李宗仁會商應(yīng)付時局的辦法。行前,白崇禧下令將拘押的賴世璜槍決。

賴世璜當時是第14軍軍長,龍?zhí)稇?zhàn)役時因不服調(diào)遣被白崇禧下令逮捕。因為賴是李烈鈞舊部,李宗仁曾密詢李烈鈞如何處置?李烈鈞說:“賴頗有資財,可以金貸其一死。”然而此間蔣介石的親信曾找過賴世璜,要賴氏擁蔣,蔣復職后便可官復原職,賴大喜過望,滿心應(yīng)允,但為白崇禧知悉。在蔣介石回國、復職已有把握時,白氏便決定槍決賴氏,以免賴氏將來為蔣介石所用而與自己作對,由此可見白崇禧對蔣介石復職是極力抵制的。

12月2日,程潛、李宗仁、何應(yīng)欽、白崇禧、譚延闿、楊樹莊、朱培德等寧方的軍事委員會委員聯(lián)名呈請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發(fā)奎等人。李濟深也呈請討伐,聲稱:“似此擾亂后方,破壞大局,實為反革命。若非嚴申討伐,何以警叛逆,而肅綱紀?除電飭所部追剿外,理合電呈?!?sup>[10]

3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令,宣布:“張發(fā)奎、黃琪翔著即褫職拿辦,即由軍事委員會訊派軍隊分道進剿,肅清殘寇,用拯人民,以副本政府除暴安良之意。”[11]

白崇禧還發(fā)表談話,有意以栽贓戴紅帽子的方式打擊政敵,以便徹底消滅對手。他說:“大家要認識這次廣州的事變,完全是共黨操縱,是第三國際所定搗亂長江的計劃。所以,南京的慘案、廣州的兵變,都是他們的罪惡,很是顯著,大家請?zhí)貏e注意,不要被人欺騙。對于廣東問題,我們不要作粵桂問題看輕了他。共黨爭廣東,很有用意的。我們?nèi)绻怪衅溆嫞呛芪kU了。因為廣東濱海,俄國軍火輸運便利,且有兵工廠,至于廣東農(nóng)工受共產(chǎn)化者甚眾,因此,我們對此萬不可輕輕放過。”[12]

隨后,李濟深與黃紹竑調(diào)遣軍隊圍攻張發(fā)奎部,憑借兵力優(yōu)勢很快將其擊敗。陳公博的回憶說;“最使我吃驚的,廣州驅(qū)李之役,蔣先生是一個有力的主動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粵打我們時,蔣先生又給了他30萬元作打倒我們的軍費。唉!蔣先生太聰明,太現(xiàn)實了,你為著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評,但政治道德畢竟是這樣的嗎?”[13]問題是官僚政客野心家之流的人從來都是不擇手段的,又哪來的政治道德?

更加可笑的是,張發(fā)奎等人失敗下野之前,還把剩余的50萬元巨款匯給了蔣介石,作為他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經(jīng)費,以表示維持蔣汪合作的誠意。[14]然而,這次,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等人確實是被蔣氏戲弄了。

12月3日,四中全會預(yù)備會議在上海召開。會前和會議期間,桂系聯(lián)合李濟深及其他反汪派系就“廣州事變”猛烈攻擊汪精衛(wèi),要求停止汪精衛(wèi)、陳公博、顧孟余等粵派中委出席四中全會的權(quán)利,這使得汪精衛(wèi)焦頭爛額。蔣介石明明是汪精衛(wèi)的同伙,這時卻依然大耍兩面派手法,一方面背地里指使其心腹吳稚暉、張靜江等人加入討汪行列,特別是文痞吳稚暉連篇累牘發(fā)表文章,用齷齪不堪的言辭對汪精衛(wèi)及其同伙陳公博、張發(fā)奎、黃琪翔等實施最無情的攻擊,嬉笑怒罵,大戴紅帽子,胡說汪精衛(wèi)等人是共產(chǎn)黨,說他們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發(fā)動“廣州事變”(吳稚暉絕口不提“廣州事變”是汪精衛(wèi)等人奉了吳稚暉的主子蔣介石的指使而合伙搞的)。[15]蔣氏自己則裝成和事佬,在會上百般袒護汪氏,以市恩于汪。

12月7日,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開會,決定審查汪精衛(wèi)、陳公博、顧孟余3人。8日,在第三次預(yù)備會議上,張靜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人聯(lián)署,提出檢舉陳公博、顧孟余、汪精衛(wèi)3人案,要求停止3人出席四中全會的權(quán)利。李濟深也提出《粵委員附逆者應(yīng)當退席聽審案》,指責何香凝、顧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李福林、王樂平、潘云超等“參與逆謀,甘心附逆”,要求令他們退出會議席,由監(jiān)察委員會查辦嚴懲。汪精衛(wèi)則表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已被特委會取消,無權(quán)提出議案。面對這種混亂的局面,蔣介石以超然的調(diào)解人身份出現(xiàn),發(fā)表《告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諸同志書》,聲稱:“此次糾紛之主因,為南京特別委員會與廣東事變。對此二事,吾人同在黨之立場,實不難發(fā)現(xiàn)一致之觀點,且只須四中全會正式開成,均可迎刃而解。“就過去之經(jīng)驗言,軍閥不足畏,共產(chǎn)黨亦不成問題。軍閥之被打倒,已確然無疑,共產(chǎn)黨聲勢從前何等偉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lǐng)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鏟除,彼等于無尺寸立足地。國民革命之勁敵,絕非軍閥與共產(chǎn)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quán)之必要與最高權(quán)威,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為國民革命之致命傷。中正于本年8月決心辭職,惟一原因,為黨之中央不能團結(jié)。黨既無統(tǒng)一指導,軍事勝利亦無所用?!边€說:“此次全體會議,為我同志惟一懺悔機會。懺悔之方法,武裝同志宜確實尊重黨權(quán),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盡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袢辗且恢麓俪芍醒肴w會議速開正式會議不可。有不能犧牲個人之權(quán)位而阻礙此全體會議者,吾人應(yīng)純粹以黨之利益為前提。其他一切均應(yīng)拋棄,亦無容顧忌。以前彼此錯誤,不再追求,只謀此后確實永久之團結(jié)。黨國存亡,千鈞一發(fā),竭誠呼懇,惟希鑒察?!?sup>[16]

蔣介石貌似不偏不倚,裝好人,更增強了汪精衛(wèi)對他的幻想。12月10日,在預(yù)備會議第四次會議上,汪精衛(wèi)與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青、陳璧君、潘云超、甘乃光、丁維汾、顧孟余等11名粵方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聯(lián)名提出請蔣介石繼續(xù)執(zhí)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quán)的提案。

在此提案后,汪精衛(wèi)個人還附帶聲明:“如蔣介石同志能夠徇預(yù)備會議之決議,繼續(xù)執(zhí)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quán),則兆銘認為對于時局已有良好辦法,少數(shù)同志間對于兆銘有不諒解者,兆銘盡可引退,以息紛爭?!?sup>[17]

汪精衛(wèi)等人的提案當即為預(yù)備會議通過。預(yù)備會議決定,二屆四中全會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開,由蔣介石負責籌備。

提出請蔣復職,是汪精衛(wèi)玩弄的一個“擁蔣自救”的花招。正如李宗仁后來指出:“汪兆銘此時自知不能見諒于黨內(nèi)同志,乃于張、黃叛變時竭力鼓吹,促使蔣中正復職。在汪氏看來,反對南京中央政府,蔣實與渠利害一致,休戚相關(guān)。如果汪蔣合作的局面實現(xiàn),必能左右大局,重握黨權(quán)。到了廣州暴動之后,汪氏受各方攻擊愈烈,乃一意擁蔣以自救?!?sup>[18]

但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濟深等絕不愿意看到蔣汪合作就此成功,為此,李、白繼把攻擊的火力打向手無寸鐵的政客汪精衛(wèi)。李宗仁發(fā)表長篇談話,以激烈的言辭抨擊汪精衛(wèi),對蔣汪合作提出異議,并提醒蔣氏不要上了汪的當。

據(jù)說,白崇禧也曾當面“勸蔣勿與汪合作,勿遽上臺”[19]。但不可能為蔣氏所接受。這時,蔣介石已經(jīng)牢牢掌握了政局的主動權(quán),桂系已經(jīng)無法阻止蔣氏出山了。

預(yù)備會議決定,因“一一?二二”慘案被指控的謝持、居正等10余人先行停職監(jiān)視,并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慘案有關(guān)人員。這是汪蔣聯(lián)盟的結(jié)果,一開始就給桂系和西山會議派一個下馬威。白崇禧在漢口接到上海市長張定璠的有關(guān)電報后,就對李宗仁說:“蔣先生還沒有復職,特別委員會就已經(jīng)完結(jié)了?!惫鹣道?、白等人正是懷著這種既惋惜又無奈的心情注視以后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的。

預(yù)備會議后,圍繞著在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上權(quán)力分配問題,寧方桂、蔣、汪等派系繼續(xù)明爭暗斗。

12月11日,中國共產(chǎn)黨趁張發(fā)奎和黃紹竑之間爆發(fā)粵桂戰(zhàn)爭,廣州城內(nèi)空虛之機,發(fā)動了廣州起義。雖然起義很快被張發(fā)奎等人鎮(zhèn)壓,但它對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造成了極大震動,使其派系斗爭更趨激烈。不僅桂系聯(lián)合李濟深等派系趁機發(fā)難,攻擊汪精衛(wèi)是在同共產(chǎn)黨合演雙簧,張發(fā)奎、黃琪翔等人都是共產(chǎn)黨。而且“全國民眾請求通緝汪精衛(wèi)、嚴辦汪精衛(wèi)的聲浪,便一天一天的增高。民眾的情緒已經(jīng)憤怒到萬分。天天在報紙上所看到的,便是彈劾和反對汪精衛(wèi)的言論?!?sup>[20]

汪精衛(wèi)雖然還想極力辯解,但難敵眾口一詞。無論汪精衛(wèi)如何辯解,都已無濟于事。

16日,寧方的國民政府下令查辦與“廣州事變”有關(guān)的汪精衛(wèi)、顧孟余、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陳公博、何香凝等人,聲稱他們“于事變后,或列席會議參與逆謀,或發(fā)表言論公然袒護,輿論嘩然,嫌疑難釋,本政府為整飭紀綱維護治安起見,特派鄧澤如、古應(yīng)芬訊往查辦呈復,以憑核奪。在查辦期間,汪等居住所在,應(yīng)責成軍警注意,監(jiān)視其行動”。[21]

更加可怕的是,白崇禧正準備對汪精衛(wèi)直接下手了。陳公博回憶說:“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認為暴動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綁票的方式派人直沖汪先生的寓所,企圖加害。杜月笙說:‘這事我做不來主意,你問法國領(lǐng)事罷?!爸涟捉∩曳▏I(lǐng)事,法國領(lǐng)事也說:‘這事我們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罷?!@樣互相推諉,事情才平淡下去;法國當局于是勸汪先生離滬,蔣先生也勸汪先生出洋,汪先生終于離滬出國往歐洲了?!?sup>[22]

四面楚歌的汪精衛(wèi)于12月16日發(fā)表通電聲稱隱退,不再參與政治。汪精衛(wèi)還發(fā)表談話,以肉麻的言辭向蔣介石送上臨去秋波,可見這個無恥政客的伎倆。他說;“蔣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么?如今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別有作用。我從前曾出死力幫助過蔣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過蔣介石同志。我對于蔣汪合作的名詞,是不承認的。我以為黨里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里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愿意仍然出死力的幫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為我?guī)椭礊樗?,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sup>[23]

17日,汪精衛(wèi)秘密離開上海赴法國。張發(fā)奎、陳公博也通電下野,汪派人物潰不成軍。白崇禧還不甘休,白崇禧還與程潛等于27日聯(lián)名發(fā)表通電,請求通緝汪精衛(wèi)、顧孟余、陳公博、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何香凝等9人。29日,白崇禧在復何應(yīng)欽、劉峙、顧祝同的電報中,表示自己擁護蔣介石出山,但對他庇護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等人等表示了強烈不滿。電報說:“崇禧自追隨介公北伐以來,承介公推心置腹,無時不以為感,及由魯南奉命回寧,孫(傳芳)、張(宗昌)逼于北,汪(精衛(wèi))、唐(生智)逼于西,我軍徐州新敗之余,難御孫(傳芳)、唐(生智)方張之寇,介公當時審度形勢,謀雙方對付之策,自動下野,崇禧懇留無效,在介公敝屣權(quán)位,以求黨之團結(jié),個人固為得計,崇禧屬在部曲,使強敵在迫,無術(shù)擁護,迄今思之,心獨耿耿。至介公復職,前在南園即向幼京(楊樹莊)、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諸公表示贊同,對滬新聞界亦有同樣表示登載,諒蒙諸公鑒察。惟領(lǐng)袖出處方式,須極磊落。介公于汪派諸附逆委員不免瞻徇過甚,于張(發(fā)奎)、黃(琪翔)諸叛將不免庇護過深,倘對汪派及張、黃不有明顯態(tài)度,崇禧竊恐為盛德之累。君子愛人以德,想諸公當亦以為然也?!?sup>[24]

這時,那位以捧蔣為專業(yè)的吳稚暉見蔣介石復職已成定局,不顧自己前不久還在以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汪精衛(wèi),這時卻站出來為汪精衛(wèi)做說客做和事佬了。他說:“如汪精衛(wèi)、如陳公博、如顧孟余、如甘乃光……賊出關(guān)門,既捉不到他,又加什么通緝,殊可不必。且如汪先生等,他若能自己不落小樣,不做那悻悻小丈夫,好弄玄虛,自是一個有望人物。他今在海外,我等能優(yōu)容之,彼必悔悟。若羞辱之,徒促其橫決,此非君子成人之美也。所以,程先生等請求通緝一電,詞正義嚴,不過從又一方面著想,暫且相恕,亦未嘗不于人才有益?!蠚堄嘀栖姡说燃仍赣砷g道北伐,正宜使之效命前驅(qū),斷不必再動干戈,成互相殘殺之局。若恐其北伐以后兵力強盛,將終為湘省之敵,我想這是過慮?!@又欲求李德鄰先生、白健生先生、程頌云先生等坦然大度目前力求湘鄂之繁榮,與民休息,似最重要。而程先生等此次豐功偉烈,亦百世令人思慕,萬不可不注意糾紛之減少,亦即使全局之速定。此次李、白兩先生受小小頓挫,無人不為之憤慨,然亦無人不欽敬。小子有癡言,以為此時最能讓步,即為后人最致仰慕,亦人民國家所最受其賜?!?sup>[25]

這樣,在這場歷時數(shù)月的錯綜復雜的國民黨派系斗爭中,蔣介石利用汪、桂、西山會議派等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坐收漁利,既弄垮了特委會,打擊了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又迫使汪精衛(wèi)出國;還因故意袒護汪精衛(wèi)而招致胡漢民、孫科等人的不滿,1928年1月下旬,胡漢民和孫科等以出國考察為名,離滬遠游。

在此期間,只有蔣介石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漲,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無力單獨同奉系張作霖對抗,頻頻通電擁蔣復職,以繼續(xù)北伐。蔣介石復職還得到了汪精衛(wèi)派的大力支持。這樣,蔣氏復職已成定局。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離滬赴寧,并且電告了白崇禧等人。1月7日,蔣氏發(fā)表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通電,在政治爭斗中明顯吃了敗仗的白崇禧,也不得不向他的政敵表示祝賀。當天,白崇禧率部將給蔣氏發(fā)出表示祝賀的電報。電報全文如下:

南京蔣總司令鈞鑒:

奉讀支電,敬悉我公惠然蒞寧,主持黨國大計,無任歡忭。值此共賊潛伏,乘機思逞,殘余軍閥,盤踞幽燕,渴望我公本總理之遺志,團結(jié)忠實同志,內(nèi)固黨基,外攘強敵,繼續(xù)北伐,完成革命,不獨本黨之幸,抑我民族之福。臨電不勝翹企。

白崇禧、胡宗鐸、夏威、陶鈞。叩。虞。[26]

2月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nèi)這場最為復雜的派系斗爭中的惟一贏家,顯示了他高超的權(quán)謀手段和翻云覆雨的本領(lǐng)。而桂系諸頭目則因為政治資望淺,在這次角色中明顯失利。

注釋

[1]季方回憶說:“以張發(fā)奎為首的第4軍領(lǐng)導層,大多迷信汪精衛(wèi)個人,崇拜猶如偶像?!奔痉剑骸栋资讘洰斈辍?,北京《縱橫》1985年第3期。

[2]《汪主席演說要點》,《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1月1日,

[3]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4]《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5]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6]《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7]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8]參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93—94頁。

[9]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頁。

[10]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11]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12]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13]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頁。

[14]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頁。

[15][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16]《革命文獻》第16輯,總第2878頁。

[17]《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第408頁。

[19]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20]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21]《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22]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1,110,109頁。

[23]廣州平社編:《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上編,第41,61,167—168,87—88,144—149,148,126頁。

[24]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25]吳稚暉:《勸大家相安一時》,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國》,第571—572頁。

[26]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指揮征湘戰(zhàn)役控制湖南

桂系西征占領(lǐng)武漢后,唐生智余部退往湖南,對外仍然打著第4集團軍的旗號,擁有3個軍的實力,退到岳陽后分配了各軍的駐防地,其中第8軍駐防湘中,第35軍駐防湘西,第36軍駐防湘南。

1927年11月21日,李品仙、劉興、何鍵等和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周斕在長沙開會,做出幾項重要決定:一、暫時保境休養(yǎng),聽候第四次執(zhí)監(jiān)會議解決;二、在長沙設(shè)第四集團軍辦事處,以李品仙、劉興、何鍵、周斕等7人為辦事委員;三、推張開璉為代理財政廳長,月籌軍費70萬,并設(shè)財務(wù)委員會,推周斕等21人為委員。以李品仙、劉興、何鍵、周斕4人組織一個聯(lián)合辦事處,每周開會兩次,交換情況。不久,該部又進行了擴編,將省防軍改編為第17軍,周斕任軍長;將各獨立師改編為第18軍(一說為第12軍),葉琪任軍長。5個軍總兵力12萬人左右,仍是一支相當龐大的軍事力量。[1]

由于湖南地處桂系主力駐扎的湖北與其老巢廣西的中間,對桂系來說是必爭之地。

“廣州事變”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就感到,若張發(fā)奎在廣東站住了腳,不僅影響到李濟深在廣東的地位,而且張發(fā)奎還很可能同湖南唐生智余部結(jié)合,威脅湖北和廣西桂軍的安全,因此他們將解決湖南問題當成當務(wù)之急。

11月21日,白崇禧專程乘軍艦從上海前往武漢,與在武漢的李宗仁會晤,商討對廣州事變后局勢變化的對策及對湘的方略。白崇禧鑒于蔣介石復職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議,“確切控制兩湖(湖南、湖北),以便緊靠兩廣后方,把兩廣兩湖打成一片”[2]。

為達到這一目的,李、白決定對唐生智部先禮后兵。

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薌偕袁家譜赴長沙,與李品仙、何鍵、劉興等接洽和平改編。桂方提出的改編條件主要有:(1)取消第4集團軍名義,仍保留3個軍;(2)通電服從中央;(3)承認程潛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率第6軍回湘。唐部保留的3個軍中抽調(diào)兩個軍參加北伐。[3]

開始,李宗仁、白崇禧等滿以為這么優(yōu)厚的條件完全可以使唐部臣服,投入桂系的帳下。豈料打唐部算盤的并不止桂系一家。復職已成定局的蔣介石當然不愿讓唐部這支龐大的軍隊就這么落入他的對手桂系的私囊中,也極欲把唐部拉過來,以遏制桂系勢力的膨脹。蔣介石前后5次派秘密使者前往湖南,拉攏唐部。在得知桂系開出的條件后,蔣介石向唐部將領(lǐng)提出了他的開價:一、湖南省主席由唐部將領(lǐng)推舉,報國民黨中央任命;二、南京方面不派軍隊入湘;三、唐部軍隊改變?yōu)?個軍,軍餉由南京中央政府接濟,并首先撥發(fā)50萬元;四、唐軍以兩個軍留湘,兩個軍參加北伐,北伐軍費不由湖南負擔。

兩個改編方案相比較,顯然蔣介石的條件要優(yōu)厚得多。唐部將領(lǐng)開會討論后,決定拒絕桂系的和平改編要求,準備接受蔣介石改編。1928年1月2日,唐部將領(lǐng)發(fā)表通電,宣布取消第四集團軍番號,靜候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

桂系見和平改編不成,決心武力解決,以除“肘腋之患”[4]。1927年12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派白崇禧慰勞西征軍,并代表李宗仁指揮第2路軍,準備必要時由廣東進兵。白崇禧旋辭去淞滬衛(wèi)戍總司令兼職,離滬再赴武漢,部署對湘軍事。從1928年元旦起,南京政府在譚延闿等主持下班實行征湘動員,正式任命白崇禧為征湘總指揮。

白崇禧到武漢時,程潛已制定了一個向湖南進兵的計劃:以第三路軍沿長江兩岸前進,集中新堤,準備進攻臨湘、岳陽一線;第四路軍沿武長鐵路兩側(cè)前進,集中蒲圻,經(jīng)羊樓司、通城,截斷長岳聯(lián)系,并進攻湘陰,長沙;第五路集中于銅鼓、萍鄉(xiāng),準備進攻瀏陽、醴陵,威脅長沙的側(cè)背。但白崇禧卻對此計劃提出了異議,他認為以桂系部隊為主的第三路軍是征湘軍的主力,不應(yīng)該置于敵人力量薄弱的長江兩岸地區(qū),因而應(yīng)變更部署,將第三路軍使用于平江、通城方面,進攻金井、長沙;而以第四路軍置原定第三路軍的位置。這種改變?yōu)槌虧撏狻?sup>[5]其實,白崇禧此舉也有私心,讓他的桂系部隊率先拿下長沙,為以后控制湖南做準備。

1928年1月15日,征湘軍事全面發(fā)動,征湘軍分東、西、南三路進攻湖南:白崇禧、程潛指揮東路的第三、第四路軍進攻岳陽、平江;朱培德在南路率第三、第九路軍進攻株洲;魯滌平指揮第二路軍、李粲指揮第43軍在西路進攻津市、醴陵。由于征湘軍有??哲娕浜?,進展順利。17日,唐軍被迫放棄岳陽,退往汨羅江以南。19日,第三路軍一部占領(lǐng)平江。白崇禧、程潛分別到達通城、岳陽,約定21日晨全線總攻擊。

1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fā)表討伐李品仙等人的通電,聲稱:“欲求完成北伐,非先肅清唐賊余孽,以除革命障礙不可,故政府萬不得已,因有此次討伐?!?sup>[6]

正當白崇禧部第三路軍在汨羅江同唐軍決戰(zhàn),準備一舉攻占長沙時,豈料禍起肘腋。20日凌晨,右翼第四路軍葉開鑫的第44軍突然陣前倒戈,并向程潛的第6軍猛烈襲擊。第6軍猝不及防,被沖得七零八落,損失慘重。葉開鑫此舉是奉蔣介石的密令,是蔣不愿看到桂系在兩湖坐大而采取的掣肘行動。22日,葉開鑫率領(lǐng)所部官兵發(fā)表通電,宣布擁護中央,反對程潛。電報說:“鑫等欲勉為吾黨之信徒,自難免為程總指揮之叛徒矣。……知我罪我,一唯中央之命是從?!?sup>[7]

葉開鑫軍倒戈后,唐軍廖磊、劉興兩軍趁機反攻,渡過汨羅江,并同葉開鑫的第44軍夾擊程潛的第6軍。第四路軍被迫后撤,程潛退回武昌,并急電白崇禧,說第6軍損失巨大,建議第三路軍也退守蒲圻、通城,以圖后舉。

白崇禧接到程潛的電報后,不以為然,他認為唐軍的反攻只不過是狗急跳墻而已,唐軍的力量明顯要弱于征湘軍,若按程潛的建議退卻,則會使部隊官兵對前途悲觀失望,就有可能全面潰敗,處于觀望的友軍也將變成敵人;目前只有繼續(xù)向南進攻,奪取長沙,才能轉(zhuǎn)危為安,這么做雖冒孤軍深入的風險,但只要官兵用命,獲勝的可能性極大,因為長江以北的唐軍已大部渡汨羅江,長沙基本上已空虛。

為了慎重起見,白崇禧急電南京李宗仁,提出兩策:第一,回師營救第4路軍,鞏固武漢;第二,不顧第四路軍的失利,突破正面敵人,直搗長沙。李宗仁經(jīng)考慮后,覆電白崇禧,認為采取第二種方案為宜,這同白崇禧不謀而合。

隨后,白崇禧命第三路軍的第7、第19兩軍渡江進攻長沙,以切斷唐軍退路。21日,第7、第19軍強渡汨羅江發(fā)起攻擊,并同前來堵截的李品仙部發(fā)生激戰(zhàn),結(jié)果李部大敗南逃。桂軍乘勝猛追,很快占領(lǐng)了長沙。唐軍李品仙、何鍵、葉琪部向株洲、衡陽退卻,已渡過汨羅江的劉興、廖磊部由于后路被截斷,被迫向西渡過了湘江,退往湘西。此役征湘軍大獲全勝,俘虜唐軍團長以下官兵15000余人,繳械12000余支,大炮20余門,機關(guān)槍50余挺。[8]它也充分展示了白崇禧果斷獨特的指揮風格。

自25日起,征湘軍陸續(xù)進駐長沙。白崇禧本人也于27日上午進駐長沙。白氏對新聞記者發(fā)表談話說:“此次入湘,系奉中央命令,一俟唐生智殘部消滅,革命后方鞏固,即當繼續(xù)北伐。兄弟在省無多勾當,當赴前線督師。對于湘省民政,均不過問,統(tǒng)由程總指揮、陳軍長、魯軍長等會商辦理。程總指揮等均屬湘人,以后一切設(shè)施,必能滿湘省民眾之望?!?sup>[9]

隨后,白崇禧指揮所部繼續(xù)追擊唐軍,一路攻克湘潭、衡陽等地。2月9日,白崇禧抵達衡陽,指揮部隊于2月13日攻克湘中重鎮(zhèn)寶慶(今邵陽),唐軍紛紛退往湘西。

唐軍余部萬余軍隊困處湘西一隅之地,糧餉發(fā)生了嚴重困難。第36軍軍長劉興為了救急,派人到老家變賣一切籌集到現(xiàn)款2萬元,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10]

2月15日,何鍵致電程潛及白崇禧,請求停止軍事行動。電報說:“湘西軍隊麇集,給養(yǎng)困難,非民力能堪,近以糾紛未決,謠言孔熾,民心惶駭,百業(yè)蕭條,言念瘡痍,曷勝悲痛。鍵以桑梓之情,勉效綿薄,不忍再事內(nèi)爭,重苦地方,前電停止軍行動一節(jié),可否同意實行,以便從長協(xié)商,完成合作之愿,即乞電示。如須鍵親來面商,擬即率兵1連前來,商洽一切?!?sup>[11]

2月18日,白崇禧從前線回到長沙,與程潛等商量改編唐部問題。隨后,白崇禧派他與李品仙在廣西陸軍小學堂時代的老師,時任白崇禧參議的張國權(quán),帶著白的親筆信,前往溆浦找李品仙等人,希望他們不要再跑了,接受改編,結(jié)束戰(zhàn)爭。唐生智所部5位軍長,李品仙、葉琪、廖磊3人都是廣西人,同白崇禧又是陸小、保定軍校同學,本無利害沖突,且有同鄉(xiāng)同學之誼,只因為要服從老長官唐生智的命令,不得不同白崇禧作戰(zhàn)。現(xiàn)既已戰(zhàn)敗,且退踞的湘西乃貧瘠之地,士氣日益渙散,也愿意接受改編。李品仙同劉興商定后,即隨張國權(quán)赴新化,與白部軍長胡宗鐸晤面,并同白崇禧通了電話,把改編的事初步敲定下來。

根據(jù)劉興的回憶,當時桂系一面同唐部高級將領(lǐng)談判改編,一面勾引下面的師團長企圖把唐部拆散??墒翘栖妿焾F長團結(jié)得好,無一人動搖,桂系的陰謀不得逞,轉(zhuǎn)而集中精力與唐部高級將領(lǐng)談判。在談判時,李、白認為第36軍軍長劉興是唐生智的心腹,唐的基本隊伍掌握在他的手里,提出要劉興離開部隊,并送兩萬元,作為出洋路費。劉興權(quán)衡利弊后決定自己出洋,同時提升所部第1師師長廖磊升第36軍軍長。劉興則由白崇禧、程潛等授予高等顧問名義資送日本考察。劉興離開部隊時,桂系送路費兩萬元,劉興只拿了400元,其余的都留作軍用。[12]

正在這時,蔣介石派劉文島秘密來到溆浦,要唐軍將領(lǐng)不要接受桂系的改編,暫在湘西和四川邊界拖著,經(jīng)濟方面,由他接濟,等他正式出山之后,再行調(diào)動??墒?,蔣來遲了一步,唐軍將領(lǐng)已同桂系談判好了。[13]

3月4日,李品仙、劉興、周斕發(fā)表通電表示服從程潛、白崇禧的指揮,參加北伐。電報聲稱:“謹率所部集結(jié)湘西,聽候命令,移師北伐,鞏固聯(lián)合戰(zhàn)線,以躋身革命正規(guī),邦人君子,實監(jiān)察之。此后一切措施,謹請程、白兩總指揮就近指示電覆,無任盼禱之至?!?sup>[14]

征得李宗仁同意,白崇禧把收編的唐部編為4個軍:第8軍(軍長李品仙),第12軍(軍長葉琪),第35軍(軍長何鍵),第36軍(軍長廖磊),其中將第8、第12、第36軍編為第12路軍,由李品仙任總指揮,準備參加北伐,第35軍何鍵部則留守湖南。

3月11日,程潛、白崇禧等人聯(lián)銜通電,宣布“兩湖軍事,已告結(jié)束”。

西征及征湘之役結(jié)束后,新桂系的實力得到了膨脹,除了原有的第7軍、第19軍外,攻克武漢時,李宗仁又成立了第18軍,破格提升第7軍旅長陶鈞為軍長;黃紹竑將廣西留守部隊也改為第15軍。這樣,桂系擁有了4個軍的基本部隊,再加上收編唐生智的4個軍以及兩湖地區(qū)的其他附屬部隊,桂系的軍事力量得到了極大的膨脹,不久就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4個集團軍之一,番號是第4集團軍,這個番號原來是屬于唐生智的。桂系還擁有廣西、湖南、湖北連成一片的3省地盤。這一切使桂系頓時成為國民黨內(nèi)各派系中舉足輕重的實力派。在桂系勢力的擴張中,白崇禧臺前臺后積極活動,既當軍師又當前敵總指揮,表現(xiàn)十分出色。

注釋

[1]參見宋斐夫主編:《湖南通史?現(xiàn)代卷》,第202頁;《時事日志》,《東方雜志》第25卷第2號。

[2]程思遠:《白崇禧與蔣介石》,北京《傳記文學》1987年第1期。

[3]《時事日志》,《東方雜志》第25卷第2號。

[4]賈廷詩等訪問并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第83頁。

[5]蘇志榮等編輯:《白崇禧回憶錄》,第66—67,70—71頁。

[6]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7]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8]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9]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10]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3集第6輯,第91頁。

[11]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12]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3集第6輯,第91—92頁。

[13]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修訂合編本第3集第6輯,第92頁。

[14]《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與蔣介石之間的幕后交易

1928年2月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改組了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wù)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重新執(zhí)掌黨政軍大權(quán),成為國民黨各派系角逐中的唯一贏家。會議還決定繼續(xù)北伐,“限兩個月內(nèi)會師北京”。會后,國民黨內(nèi)各派系為了共同完成對奉系的北伐,暫時取得了妥協(xié)。

重新上臺的蔣介石沒有忘記半年前李宗仁、白崇禧與何應(yīng)欽聯(lián)合逼宮的舊怨,他首先拿何應(yīng)欽開刀。2月13日,蔣介石下令把第1路軍改編為第1集團軍,自任總司令,第1路軍總指揮何應(yīng)欽調(diào)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這樣剝奪了何應(yīng)欽的指揮大權(quán)。蔣介石還對何應(yīng)欽的親信李仲公說,他撤銷何職務(wù)的原因有三:一是何曾與白崇禧等聯(lián)合逼蔣下野,蔣憤憤地說:“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說一句話,我何至于下臺”;二是何遲遲不發(fā)擁蔣復職電;三是桂系在外面散布蔣已不能指揮黃埔系軍隊的言論,因而蔣要試試看,究竟自己還能不能掌握黃埔軍?[1]

由此可知,蔣介石不僅怨恨何應(yīng)欽,對桂系尤其是白崇禧更是懷恨在心。但北伐在即,對于勢力強大的桂系集團還需要利用一下,老謀深算的蔣介石硬是強咽了這口怨氣。

1928年2月,蔣介石先后同馮玉祥及閻錫山的代表會商后,決定將馮玉祥部西北軍改組為第2集團軍,閻錫山部晉軍改組為第3集團軍,計劃以第1集團軍沿津浦線北進,第2、第3集團軍分別擔任京漢線、京綏線作戰(zhàn),3路會師于北京。

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

對于兩湖地區(qū)的軍事力量,由于已具有了1個集團軍勢力,蔣介石于1928年2月中旬召開軍事委員會會議,決定將西征軍及鄂湘兩軍改編為第4集團軍,以老牌政客譚延闿出任第4集團軍總司令,以制約桂系,并“以譚為蔣、白、程3人間緩沖之作用”。[2]蔣的意圖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極力反對。而且譚延闿只有1個軍的實力,無法駕馭擁有強大實力的桂系和程潛。2月25日,蔣介石約譚延闿、李石曾磋商兩湖軍事及黨務(wù)。28日,蔣介石通過譚延闿、李烈鈞之口宣稱,兩湖軍事已結(jié)束,沒有成立第4集團軍的必要,兩湖參加北伐的部隊,由李宗仁任總指揮,隸屬于第1集團軍總司令之下。[3]此舉亦深為桂系不滿,李、白對北伐表示消極。為此,李濟深專程來到南京,調(diào)停蔣桂關(guān)系。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同李宗仁進行了會晤,雙方達成以下妥協(xié)條件:(1)粵省政府擔任北伐軍費一部分;(2)桂派與西山會議派脫離關(guān)系;(3)蔣與汪精衛(wèi)在政治上脫離關(guān)系,蔣為保持汪之體面,雖執(zhí)某種方法,但不予汪以政治的權(quán)力;(4)蔣系軍隊不侵入桂系之勢力范圍。[4]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同意授予李宗仁第4集團軍總司令職務(wù)。這樣,蔣桂達成了暫時的妥協(xié)。

3月28日,李宗仁偕第11軍軍長陳銘樞抵達漢口,29日轉(zhuǎn)長沙,與程潛、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程潛、白崇禧、陳銘樞以及兩湖高級將領(lǐng)等在長沙召開兩湖善后會議,商定兩湖軍隊編成5個縱隊,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漢,程潛坐鎮(zhèn)長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陳銘樞帶了一封親筆信交李濟深,請他轉(zhuǎn)呈蔣介石。信中除敘述兩湖近況外,白崇禧還表示他“服從命令,一致北伐”[5]。

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證后,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4月9日,蔣介石在徐州前線下達總攻擊令。第1、第2、第3集團軍分別在津浦、京漢、正太線等處對張作霖的安國軍發(fā)起攻擊。

在蔣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式發(fā)動前,奉系為擺脫被動局面,先發(fā)制人,在京漢線和正太線首先對馮玉祥、閻錫山部發(fā)起進攻,以圖先打敗馮、閻,再對付蔣介石。但馮玉祥、閻錫山部頑強抵抗,在京漢線上的彰德、正太線上的娘子關(guān)同安國軍形成對峙,這大大便利了蔣介石的第1集團軍在津浦線方面的攻勢。

沿津浦線向北進攻山東的第1集團軍、第2集團軍一部在兵力上遠遠優(yōu)于正面敵人——安國軍的張宗昌部和孫傳芳部,因而在攻勢發(fā)動后,進展順利。至4月20日,先后攻占了臺兒莊、臨城、濟寧、兗州,基本上解決了孫傳芳部。5月1日,張宗昌放棄濟南退往德州,北伐軍進入濟南。

當津浦線北伐準備繼續(xù)向前推進時,日本帝國主義為干涉中國統(tǒng)一,挽救奉系失敗的命運,悍然出兵山東。5月3日,進駐濟南的日軍制造了“濟南慘案”,肆意屠殺中國軍民,還殺害了南京政府外交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及隨員,并炮轟北伐軍。事變發(fā)生后,蔣介石下令“忍辱負重”,撤出濟南,并決定繞道北伐。

由于日軍的阻撓,津浦線的北伐軍行動被迫遲滯,蔣介石把北伐重點轉(zhuǎn)向京漢線。5月中旬,蔣介石在徐州會晤馮玉祥,要馮部在京漢線全力進攻奉軍。馮玉祥表示,京漢線正面是奉軍主力,而第2集團軍在此前同奉軍作戰(zhàn)中損失較大,應(yīng)請第4集團軍加入作戰(zhàn),才能消滅奉軍。蔣介石本來也不能容忍桂系的軍隊全部集中兩湖,正想借此“分而制之”,當即表示同意。蔣還致電白崇禧:“此后津浦線難望進展,北伐全賴京漢一線,望即督軍北伐?!?/p>

兩湖戰(zhàn)事結(jié)束后,李宗仁、白崇禧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頓、鞏固內(nèi)部。他們雖已取得了兩湖地盤,但尚未鞏固;收編的唐生智舊部對桂系也不是一心一意;兩湖地區(qū)歷經(jīng)戰(zhàn)亂,財源已近枯竭;中共在湘贛邊界、湘鄂西等地開始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也威脅著桂系在兩湖地區(qū)的統(tǒng)治。但在桂系同蔣介石達成的協(xié)議中,桂系不僅已經(jīng)同意出兵北伐,而且桂系也希望在北伐中進一步擴大實力。因而李宗仁、白崇禧一面整頓兩湖,一面準備北伐。

1928年4月初,當奉系向馮玉祥、閻錫山發(fā)起猛攻時,馮玉祥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虛,于9日、12日、13日接連致電李宗仁,請求派兵北上支援。李宗仁接到電報后,當即派葉琪率部開赴河南漯河,并命魏益三的第30軍進駐許昌,以鞏固馮的河南后方,使馮留在河南的韓復榘軍得以開赴前線。4月下旬,馮玉祥部同奉軍仍相持于彰德,奉軍不斷調(diào)集后方援軍對馮施加壓力,馮傷亡重大,直隸(今河北省)大名方面的馮軍情況尤為危急。同時,已歸附馮玉祥的豫軍樊鐘秀部突然在洛陽以東地區(qū)反叛,截斷了隴海線,并以一部直趨新鄭,企圖截斷京漢鐵路。馮玉祥急調(diào)兵圍攻樊鐘秀,前線更加捉襟見肘。因而,馮又數(shù)次急電李宗仁迅速調(diào)兵北上,進攻樊鐘秀,并開至河北助戰(zhàn)。馮還致電南京軍委會,請軍委會速飭李、白率部參加北伐。

為了推動桂系北伐,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做了一定讓步。4月8日,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此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李宗仁為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承認了桂系對兩湖的實際控制。但征湘軍事結(jié)束后,桂系同程潛的矛盾迅速激化,5月21日,李宗仁在武漢扣押了應(yīng)邀前來開會的程潛,并要求南京政府免去程潛的本兼各職。

程潛與桂系合作幾個月就突然翻臉,讓外界感到震驚。對于這一事件,當時的報紙有這樣的分析:

程在國民黨中資格甚老,與李烈鈞不相上下,乃以性情驕慢,恃才使氣,與人多不合。以郁郁之故,言動愈偏狹,因有左派之目。與蔣介石夙撼甚深。南京案后,程為外人側(cè)目,蔣無之何。討伐唐生智成功,程任湘鄂臨時政委會主席,目空一切,頤使諸將,于蔣遇事反抗,逢人詆責。其初,白崇禧尚優(yōu)容之,卒亦不能更共事。乃藉武漢政治分會成立機會邀程共來漢口。時李宗仁以擬就第4集團軍總司令,出兵京漢路為聲援。程態(tài)度不妥,而樊鐘秀與程又有勾結(jié)痕跡,故不敢就職。迨程、白到漢,白托稱赴豫訪馮,于19日晚北上,21日程即被監(jiān)視。[6]

白崇禧后來對人說,“那次(扣留程潛)是德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sup>[7]可見主動者是李宗仁。

扣留程潛后,李宗仁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名義致電國民政府,聲稱:“程潛素行暴戾,好亂性成,西征后更跋扈飛揚,把持湘政,本日特別會議議決將程暫行監(jiān)視,請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職?!?sup>[8]

對于桂系這一排除異己、企圖獨霸兩湖的事件,蔣介石為了讓桂系參加北伐,決定犧牲程潛,甚至落井下石,說程潛之行動“實有過分”,國民政府隨即復電李宗仁,謂“可從輕辦理”。2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免去程潛職務(wù),聽候查辦。撤銷湘鄂政務(wù)委員會,委任魯滌平為湖南省主席。[9]完全遷就了桂系的所有主張。南京政府還撥給了桂系一筆北伐開拔經(jīng)費。

5月28日,國民政府再次特派白崇禧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5月30日,白崇禧在漢口宣布就職,并發(fā)表通電,宣稱:“敬即北上督師,追隨諸公之后,會師幽燕,蕩平軍閥,完成國民革命。”[10]

這樣,在經(jīng)過一番幕后討價還價后,桂系同蔣介石就第二次北伐桂系出兵問題達成了交易。一向以管仲、樂毅自詡的白崇禧即將領(lǐng)兵開赴他并不熟悉的北方。等待他的將會是什么呢?

注釋

[1]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應(yīng)欽》,《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

[2]《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3]《國府兩要人之談話》,上?!稌r事新報》1928年2月29日。

[4]《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5]《白崇禧函蔣介石》,上?!稌r事新報》1928年4月7日。

[6]《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7]趙子立:《我從破壞張軫起義到率部起義的經(jīng)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nèi)戰(zhàn)》下冊,第240頁。

[8]《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9]《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國聞周報》第4卷第32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9期,第4卷第49期,第5卷第10期,第5卷第7期,第5卷第12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第5卷第20期。

[10]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華南率部入京第一人

5月16日,白崇禧派參謀長王澤民率參謀團乘車北上,此乃第4集團軍北伐的先聲,其目的是與前方各友軍協(xié)商部隊的輸送、給養(yǎng)及集中戰(zhàn)區(qū)等問題,并了解前方敵情。王澤民一行于18日在河南新鄉(xiāng)會馮玉祥,次日在石家莊會見閻錫山。17日,白崇禧分別致電各方,表示將率部北伐。19日晚,白崇禧從武漢乘專車北上,沿途檢閱了準備北伐的部隊。21日晨,白崇禧到達河南新鄭,在這里同專程北上的蔣介石會商北伐事宜。為了促使桂系盡快加入北伐,蔣介石向白崇禧許諾:兩湖北伐部隊由白崇禧指揮,第4集團軍的糧餉與其他各軍同等待遇。隨后,蔣、白聯(lián)袂北上,當日下午到達新鄉(xiāng),同第2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商談了兵力部署等問題。馮玉祥率領(lǐng)文武官員在車站迎接,執(zhí)禮甚恭。馮氏是軍界前輩,而白氏則是后起之秀,對馮的禮節(jié),白氏覺得很過意不去。會談后,馮玉祥還答應(yīng)撥10列軍車給白輸送部隊。

22日晚,白崇禧抵達石門(今石家莊),會見第3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石家莊已臨近北伐前線,白崇禧從閻錫山處詳細了解到了當時的戰(zhàn)況。自北伐軍攻占濟南后,安國軍在津浦線上受到沉重打擊,張作霖擔心北伐軍會乘勝進攻京津地區(qū),遂下令全線收縮,京漢線上奉軍退守保定,京綏線奉軍退守懷來,以防衛(wèi)京津。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乘機沖出娘子關(guān),于5月9日占領(lǐng)石家莊、正定。馮玉祥一部也北上石家莊,同晉軍會師。隨后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閻率部努力北進,速占北京,并同馮玉祥商定,第1集團軍沿津浦線北進;第2集團軍由京漢線以東、津浦線以西地區(qū)北進;第3集團軍沿京漢線北進至望都一線,同奉軍相持。但馮玉祥部借口傷亡太大,在大名方面遲遲不北上,已北進至安國、博野一線的部隊也被馮撤回。因馮同閻錫山有舊仇,1925年冬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自南口向西退卻時曾遭閻錫山出兵截擊。馮玉祥此舉顯然有報復閻錫山之意。這使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孤軍突出于敵前,受到了奉軍的嚴重威脅,尤其是右側(cè)空虛,奉軍以騎兵日夜出沒于定縣以東。晉軍獨立支撐,傷亡很大,形勢特別危急。閻錫山急得直跳腳,大罵馮玉祥。白崇禧的到來,使閻老西好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緊緊抓住白崇禧的手說:“你來了,勝過十萬雄兵!”閻還說:“如果西北軍不從正定撤退,我是不會著急的?!?sup>[1]可見對馮的怨恨。

白崇禧在獲知上述情況后,也甚為著急。他急電第4集團軍北伐部隊迅速北調(diào),集中石門以北。還致電蔣介石、馮玉祥,指出晉軍已久戰(zhàn)疲憊,傷亡很大,若等兩湖軍隊集中后再進攻,“屆時是否可以維持,至為可慮”。他建議津浦線方面先攻占滄州,馮玉祥部先行進至安國,以免突出之晉軍孤立無援。由于白崇禧出面協(xié)調(diào),馮玉祥遂命所部北進。

在與各方接洽妥當后,白崇禧于5月23日晚乘車南下,由于漳河橋被大水沖毀,停留了半日。25日到鄭州,指揮第4集團軍北伐部隊的運輸北上事宜,并進一步同友軍協(xié)商運輸及給養(yǎng)辦法。第4集團軍參加北伐的部隊有:第十二路軍總指揮李品仙;葉琪的第12軍、周斕的第17軍、魏益三的第30軍、廖磊的第36軍、李粲的第43軍以及獨立第2師(師長羅啟疆)、獨立第8師(師長劉春榮);此外還有由桂系嫡系部隊第7、第19軍兩軍總預(yù)備隊第1縱隊等部隊。當時已有一些部隊開到河南許昌、臨潁、漯河、信陽一帶,維持京漢線交通,圍攻樊鐘秀部。后因河北前線危急,白崇禧急令部隊迅速北調(diào),集中石門、正定、藁城。鑒于晉軍右翼空虛,白崇禧命令漯河第12軍門炳岳師于24日開始輸送至河北定縣,其余兩師全部于3日內(nèi)到達河北新樂。為了節(jié)省運輸時間,白崇禧還規(guī)定補充干糧、茶水的地點為信陽、郾城、新鄉(xiāng)、彰德(今安陽)、順德(今邢臺)、石門等地,除這些地點外,列車不能沿途任意停留。

5月26日,第4集團軍北伐部隊門炳岳師最先到達前線正定,正逢奉軍向晉軍發(fā)起進攻,奉軍戢翼翹的騎兵軍已迂回到正定后方。門師一下火車就同奉軍發(fā)生激戰(zhàn),并擊退了奉軍。奉軍得知第4集團軍已加入戰(zhàn)斗,并通過飛機偵察到北伐軍后方陸續(xù)開來百余列運兵車,士氣為之動搖。再加上閻錫山一部從紫荊關(guān)出奇兵占領(lǐng)了易縣的清西陵,逼近易州。奉軍前線動搖并潰敗。31日,北伐軍占領(lǐng)了保定。津浦、平綏兩路北伐軍也逼近京、津。在北伐軍各路部隊的打擊下,5月30日,張作霖下令奉軍總退卻,放棄京津,撤回關(guān)外。6月4日凌晨,張作霖在乘專車回奉天(今沈陽)的途中,在皇姑屯車站被日本關(guān)東軍安放的炸藥炸成重傷,不久死去,奉軍由少帥張學良率領(lǐng)陸續(xù)撤往關(guān)外。6月8日,北伐軍第3集團軍進占北京,12日進占天津。

6月10日晚,閻錫山約白崇禧聯(lián)袂進入北京。白崇禧在北京南城香廠路東方飯店設(shè)立了他的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

6月11日,白崇禧在東方飯店接見新聞記者,記者見面即問:“廣西軍隊進至北京,乃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白回答:“太平天國時,兩廣軍隊嘗一度進抵天津;至于進至北京,誠哉其為破天荒也?!?sup>[2]話語中充分流露出了“華南領(lǐng)兵入京第一人”的得意之情。此時白氏年方35歲。

6月16日,白崇禧在旅居北京廣西同鄉(xiāng)歡迎會上致辭說:“廣西民族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昔洪、楊僅能破壞,而乏建設(shè)能力,故失敗。此次國民革命,乃非大小地盤主義,完全為救國家救民眾而起,在二年中,能由珠江流域克服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而進至黃河流域,現(xiàn)雖達到北京、天津,固可謂為軍事告一段落,非將來到東三省,亦不能謂為革命完成。蓋革命完成者,謂在青天白日旗下之四萬萬全民眾,團結(jié)努力,向建設(shè)之途徑前進,始得稱為盡力革命之工作耳!我儕武裝同志,自當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但軍事結(jié)束,我儕當回鄉(xiāng)請富有建設(shè)能力之同志工作。今后民眾不論黨員與非黨員、軍人與非軍人,當一致團結(jié)努力,向建設(shè)之路前進、前進、前進?!?sup>[3]

北伐軍攻占京、津后,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發(fā)表宣言,宣布“中國統(tǒng)一告成”。20日,南京政府明令改直隸省為河北省,改北京為北平。據(jù)說,當時的報紙上還登載過這樣一副對聯(lián):“中正繼中山中原底定,北京改北平北伐成功?!?sup>[4]但事實上,北伐雖然結(jié)束了,但結(jié)果是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北洋軍閥。孫中山的理想信念早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革命仍然是尚未成功。

注釋

[1]蘇志榮等編輯:《白崇禧回憶錄》,第66—67,70—71頁。

[2]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3]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4]陽麗天:《新桂系北平一年成敗之見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冊,第50頁。

督師解決直魯軍殘部

張作霖被日寇炸死后,其長子張學良繼承霸業(yè),出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其長子張學良秘密出關(guān),在張作相等支持下,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7月1日,他發(fā)出通電,宣布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統(tǒng)一。在他的指揮下,奉軍全部撤回關(guān)外。張宗昌、諸玉璞率領(lǐng)的直魯聯(lián)軍,因為紀律太壞,張學良借口關(guān)外部隊太多,養(yǎng)不起,而拒絕他們?nèi)腙P(guān)。該部雖經(jīng)北伐軍屢次打擊,仍有7萬人左右,盤踞冀東唐山、開平、豐潤、蘆臺、寧河一帶,對平津地區(qū)構(gòu)成了威脅。而且該部繼續(xù)與國民黨軍為敵,并拒絕了奉方的改編計劃。這樣,直魯軍成為國民黨貫徹政治解決東北問題道路上的絆腳石,國民黨最高當局決心武力解決直魯軍。

7月上旬,蔣介石在北平召集各集團軍將領(lǐng)開軍事會議,商討如何解決直魯軍的問題,決定任命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代理總司令,督師東征,肅清直魯余孽。此前,蔣介石曾借口平津已定,軍政時期即將結(jié)束,要白崇禧率部回武漢候命。但白以東北問題尚未解決,北伐任務(wù)還未完成為詞,不同意立即南返,蔣氏將計就計,令白氏負責解決直魯軍殘部。

7月15日,蔣介石頒布實施對關(guān)內(nèi)直魯軍殘部討伐令。其作戰(zhàn)方略是:“‘國軍’以肅清榆關(guān)(今山海關(guān))以內(nèi)及熱河境內(nèi)敵人之目的,分兩方面(灤河方面與熱河方面),取外線作戰(zhàn),預(yù)期在灤河左岸及承德、灤平地區(qū),將敵擊破而殲滅之?!?sup>[1]

參加冀東作戰(zhàn)的部隊是以第12軍、第30軍、第36軍和獨立第8師,組成左翼軍,由李品仙任總指揮;第2集團軍第3方面軍及騎兵第1軍組成右翼軍,總指揮韓復榘;第3集團軍的第2軍團組成中央軍,徐永昌任總指揮;由第1縱隊、第2縱隊組成總預(yù)備隊,白崇禧兼任總指揮;根據(jù)白崇禧制定的計劃,部隊以進出灤河左岸,擊破直魯軍于榆關(guān)以內(nèi)為目的。主力首先集中于平安、玉田、洪橋鎮(zhèn)及如莊附近,一部集中于蘆臺、漢沽、寧河附近;然后主力沿榆灤大道進出灤河左岸,以壓迫敵人于渤海灤河左岸前進,威脅敵人左側(cè)背,以援助主力渡過灤河。各部均限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完畢。

7月28日,蔣介石發(fā)來指示,韓復榘指揮的右翼軍另有任務(wù),調(diào)回后方,另調(diào)第37軍及獨立第3師歸右路軍白崇禧指揮。為此,白崇禧不得不調(diào)整部署,中央軍改由中央軍第37軍及獨立第3師擔任;右翼軍改由第3集團軍徐總指揮所部第2軍團及第14軍擔任;鄭大章之騎兵軍及孫長勝之騎兵師暫歸左翼軍總指揮李品仙指揮。[2]

在部隊出征以前,白崇禧聽說直魯軍原參謀長李藻麟已脫離部隊,留在天津家中,于是約李面談。白崇禧對李說:“我素聞張效坤(張宗昌字)慷慨豪爽,是個可交的朋友。直魯軍與我無冤無仇,不愿以兵戎相見。不過,我系奉命解決直魯軍殘部,不能沒有個交代。最好張、褚二人同時通電下野,部隊改編。至于如何改編,由誰統(tǒng)帶,由張效坤自行處理,我決不干預(yù)。這樣解決,張的部隊猶在,而我也完成了任務(wù),兩全其美。希望你辛苦一趟,趕快將我的意見轉(zhuǎn)達張效坤,并勸他從速辦理,勿事拖延。我很不愿意為這點小事糾纏,我還有我們的事呢!”[3]

李藻麟隨即赴開平見張宗昌。但張宗昌只愿意同張學良談改編事宜,對通電下野避而不談,他馬上派代表去奉天見張學良等。李藻麟無功而返。

張宗昌隨即派他的代表林憲祖到沈陽,張學良、楊宇霆等仍堅持直魯軍只能改編為兩個師,張宗昌、褚玉璞先行下野,而且要直魯軍不能過灤河,留在河西接受改編。張學良說:“倘直魯軍開到灤東,白部將跟蹤而來。灤東是東北的門戶,白部若駐在灤東,對東北的威脅太大。你務(wù)須轉(zhuǎn)告效坤,就地改編,千萬不要過河。”[4]可見東北當局對北伐軍,包括對白崇禧懷有很深的戒心。

隨后,張宗昌又親自來到奉天見張學良,仍要求編4個師,他一再力陳自己的難處,現(xiàn)在剩下的這4萬人都是轉(zhuǎn)戰(zhàn)南北、出生入死,歷盡千辛萬苦,為老帥浴血奮戰(zhàn)多年,時至今日,能不要誰,能遣散誰?他懇請張學良考慮他的意見,無論如何給他4個師的編制。張學良堅決不答應(yīng)。因此兩人談判陷入僵局。張宗昌盛怒之下,竟然沖張學良拍起桌子,大罵張學良不講義氣,不夠朋友:“我姓張的為你們父子賣命打天下,到今天山窮水盡,竟然不肯收留我,這是忘恩負義!”[5]遂拂袖返回灤東。

在張宗昌同張學良爭執(zhí)不休之時,白崇禧也先后派何千里、葉琪為代表,赴沈陽同張學良等商討解決直魯軍問題。白認為,要徹底解決張宗昌部,必須同東北方面通力合作不可。雙方會談后,張學良答應(yīng)同白崇禧合作解決直魯軍問題。此前,他已命東北軍第16、第17,第20、第10軍等部隊開赴灤東地區(qū),監(jiān)視直魯軍,并派楊宇霆督師。

8月25日,白崇禧指揮的部隊第一次與直魯軍發(fā)生沖突。張學良有電要求暫緩進攻,白崇禧于8月31日復電表示:“弟奉國府及蔣總司令命令,擔任肅清關(guān)內(nèi)職責,已逾數(shù)月,徒以尊處屢請愿代負責改編,‘國軍’遂未前進。惟一再遷延,張(宗昌)、禇(玉璞)仍無悔禍之意,長此放任,誠恐養(yǎng)癰貽患,弟負咎更深。刻下前進命令,業(yè)已頒布,張、禇如肯就范,望即飭令速退灤東,靜候改編。承囑展期10日一節(jié),萬難遵命。因大軍載途,未便中至?!?sup>[6]

9月1日,白崇禧分別拜訪駐北平的各國公使,告以解決直魯軍軍事行動極有把握,至多不過1個月可以肅清。國民革命軍隊所經(jīng)過的地方,對于中外人民生命財產(chǎn),自當一體竭力保護,望轉(zhuǎn)告各國僑民安心樂業(yè),勿相驚擾。[7]白崇禧同時請求各國駐平津一帶的駐軍保持中立態(tài)度,各國公使均表示了好意。[8]

9月2日下午,白崇禧進駐天津,并電奉方催直魯軍速退,否則將實行總攻擊。9月4日,白崇禧向各軍下達作戰(zhàn)命令,決定于7日以前進占蘆臺、豐臺、豐潤一線,進攻唐山榛子鎮(zhèn)一線敵軍;命右翼軍占領(lǐng)蘆臺、楊家泊,進攻唐山、開平側(cè)側(cè)背;命中央軍占領(lǐng)寧河、豐臺,進攻胥各莊至唐山正面之敵;命左翼軍占領(lǐng)豐潤至大唐河一線,以一部進攻榛子鎮(zhèn),主力進攻唐山、開平之敵的右側(cè)背,直趨灤河西岸。

命令下達后,各部遵令行動。直魯軍雖困獸猶斗,但抵擋不住北伐大軍的銳利攻勢。9月9日,左翼軍經(jīng)激戰(zhàn),占領(lǐng)豐潤城,殲敵一部,接著進攻唐山,占領(lǐng)唐山外圍韓莊子、韓城鎮(zhèn)一帶。右翼軍及中央正面之敵由于受到側(cè)背威脅,稍戰(zhàn)即退。同日,北伐軍左翼軍一部占領(lǐng)唐山。

9月10日,白崇禧進駐唐山,同時接到派往奉天聯(lián)絡(luò)的何千里來電,說張宗昌、褚玉璞無誠意接受改編,奉方請北伐軍積極進攻。而綜合各方情報,白崇禧判斷直魯軍有占據(jù)洼里、雙橋、椅子山一帶陣地固守的企圖,于是決心追擊敵軍,他又對各軍發(fā)出了追擊命令。

11日,各部對直魯軍展開了追擊,先后占領(lǐng)了雙橋、洼里、牛郎山等地,粉碎了直魯軍固守的企圖。13日,北伐軍占領(lǐng)灤州,各部陸續(xù)追擊至灤河西岸。

由于白崇禧大軍步步進逼,張宗昌再次向奉方要求退往灤河以東。張學良擔心直魯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將落入北伐軍之手,便答應(yīng)讓直魯軍過河改編,并迭次致電白崇禧及蔣介石,要求北伐軍不要渡河,直魯軍殘部由他來解決,以免發(fā)生誤會。白崇禧于是令各軍停止于灤河西岸,沿河警戒,已渡過河的部隊仍回西岸,待奉方不能解決時,再渡河進攻敵軍。

張學良雖然讓直魯軍過河,但布置了10萬重兵對直魯軍形成弓形的包圍態(tài)勢。直魯軍被壓縮在方圓不到30華里的狹小地區(qū),進退皆難。張宗昌遂把一腔怒氣全撒在張學良身上,決心孤注一擲,向東突圍回東北。

9月14日,張宗昌除留一小部分部隊防守灤河橋外,全部在石門以東集結(jié),構(gòu)筑陣地。突圍前,張宗昌在石門附近,擇一大片空地(灤州多種高粱,這時尚未收割)置香案,設(shè)“故大元帥張公雨亭靈位”,身著孝服,手持哭喪棒,率大小軍官及部分士兵致祭。祭畢說:“大元帥對咱們恩重如山,若還活著,決不會使我們落到這樣地步。現(xiàn)在大帥撒手歸天了,撇下我們有國難投,有家難奔。愿大元帥在天之靈保佑我們吧!”隨即伏地放聲痛哭不已。左右挽之起,張反身向與祭的官兵大聲說:“兄弟們!你們看看!這樣是叫我們來改編的嗎?這是設(shè)下了天羅地網(wǎng),騙我們來,繳我們的械呀!好一個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你這個不肖之子,逼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居心太狠了!兄弟們經(jīng)過千山萬水,挨饑受凍地跟我來了,你們舍不得離開我,我能舍得離開你們嗎?咱們不能在這里等死,兄弟們再捧我一場,打出關(guān)去,回到東北老家,要官有官,要錢有錢,俺張宗昌忘不了兄弟們的好處。行不行???”這時,官兵一齊振臂高呼:“聽督辦的,打出關(guān)去!”[9]

9月14日傍晚,直魯軍即向奉軍發(fā)動進攻。戰(zhàn)斗極為激烈,奉軍漸感不支,向西撤退。白崇禧密切監(jiān)視著直魯軍動態(tài),命北伐軍出動截擊。奉軍富雙英部也向南進逼。戰(zhàn)斗至19日,直魯軍全部潰敗,一部向奉軍投降,大部被奉軍繳械,其余紛紛西渡,向白崇禧投誠。張宗昌化裝潛逃,褚玉璞被俘。

直魯軍被擊潰后,白崇禧命所部中央軍及左翼第12軍負責收容投誠敵軍,他先稱愿意收編,使陸續(xù)渡河來降者達到1萬余人。9月23日,白崇禧命將降敵用火車分別送至胥各莊、開平、古冶、灤縣、洼里等處,等車到站時,被白崇禧事先埋伏的部隊包圍,命令繳械。直魯軍開始進行抵抗,激戰(zhàn)6小時,直魯軍死傷2000余人,最后被強制繳械,俘虜直魯軍官兵1萬余,繳獲槍械1萬余,繳獲大炮、迫擊炮約200門。[10]在俘虜中有20多名白俄軍官,白崇禧將其收容在總司令部當軍事顧問。[11]至此,直魯軍被完全消滅。

1928年12月29日,東北張學良當局宣布“易幟”,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懸掛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服從于國民政府。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tǒng)一了中國。

注釋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3]此處引自林憲祖等:《直魯軍灤東覆滅》,《新桂系紀實》上集,第180—181頁。但李藻麟本人的回憶略有不同,他這樣記載他與白崇禧談話的經(jīng)過:“我留在天津要辦的第二件事,就是給張宗昌尋找出路。前財政總長張?。ㄗ轴飞剑┙ㄗh我設(shè)法與革命軍首腦人物直接進行接觸,我認為他的意見很好。當前,二、七方面軍處境危在旦夕,尋找出路刻不容緩。只有取得直接聯(lián)系,才能使迫在眉睫的問題得到迅速而妥善的解決。此時,津浦線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其參謀長姓李,廣東人,與我是陸軍大學同班同學。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明意圖,請他代為聯(lián)系。不久,接到復信。我按指定的地點如期赴約,見到了白崇禧,白將當時國民黨和平解決時局問題的方針原則做了坦率說明。他明確指出,大頭目必須下臺,隊伍可以交給任何人帶。隨即又進一步做了具體說明,‘張宗昌必須下臺,你是他的參謀長,他一定信任你,隊伍可由你來帶。’我當即表示,我是為張宗昌來找出路的,我不能自己取而代之。白崇禧緊接著就說:‘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參謀長,他相信誰,就可以把隊伍交給誰?!又謫枺骸袥]有兒子?’我告訴他‘有’,白立刻就直截了當?shù)卣f:‘如果他誰都不相信,他總會相信自己的兒子吧,隊伍就可以交給他兒子!’我說他的兒子還小,剛十七八歲。白說:‘那不要緊吆,他可以派一個參謀長幫助他兒子去管。’我隨即表示,立刻把這些意見轉(zhuǎn)達給張宗昌,讓他自己來決定。告別時,白崇禧還一再叮囑,如果要辦,還必須趕緊辦,不然,總攻擊令馬上就要下達了!總之,這次接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白崇禧的態(tài)度十分明朗,談話也十分坦率而誠懇。我立即由塘沽乘船去秦皇島,轉(zhuǎn)赴灤縣,向張宗昌報告洽談結(jié)果?!崩钤鬻耄骸段业谋毖筌娐蒙摹?,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頁。

[4]林憲祖等:《直魯軍灤東覆滅》,《新桂系紀實》上集,第181頁。

[5]李藻麟:《我的北洋軍旅生涯》,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頁。

[6]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7]參見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175—176,177—178,204—205,230—231,256—257,264,271,274—275,277—278,278,284,309,316,321—322,361,361—362頁。

[8]《時事日志》,上海《東方雜志》第25卷第21期,第139頁。

[9]林憲祖等:《直魯軍灤東覆滅》,《新桂系紀實》上集,第183頁。

[1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第537,566,566,519,522—523,531頁。

[11]陽麗天:《新桂系北平一年成敗之見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冊,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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