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遺緒”與“大夏龍雀”——唐及先唐“文學”研究趨勢之姑妄言

童 嶺

一、復須時熟

甲午年孟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孫少華兄打來電話，希望借《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60周年之際，擬約大江南北學界治周秦漢唐“文學”的數(shù)位青年學者，就周秦漢唐文學、學術之發(fā)展各抒己見，以成筆談。對此我稍稍有些疑惑，關于“文學”研究趨勢，能夠坐而論道者，一般都是名家、大家，歷來鮮有青年學者在公開場合昌言之；若有，則恐不免被嘲于《搜神記》所謂“大龜生毛”也。

慧皎《高僧傳》記載，曇摩耶舍夢見“博叉天王”顯靈對自己說：“道假眾緣，復須時熟。”我想，凡事都離不開“緣”與“時”。

中國古典文學敘述模式的大變革，以至于逐漸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發(fā)導于一個多世紀前的甲午之戰(zhàn)。北洋水師大敗之后，中國知識界普遍從“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認識到“形而上”的治學方法也不如洋人（西洋和東洋）。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約十年，羅振玉在上海重印此書，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國學者的愧嘆之情，至今讀之，尤汗涔涔也！“中國文學史”也正是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換言之，不僅僅中國古代史，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式，也從傳統(tǒng)的注疏、箋釋、札記、評點之學，逐步變遷為時下全球統(tǒng)一的“學術雜志論文”體，亦產(chǎn)生于那一時代大背景下。

兩個甲子后的今天，或許也到了“時熟”——重新探討中古文學研究利弊之時。余英時先生用楚辭體譯過歌德（Goethe）的一首詩：

如有人兮，不知三千祀；渾渾沌沌兮，日復一日。

因私意也不愿“渾渾沌沌兮，日復一日”的從事工匠式研究，故鼓起勇氣寫了這篇《姑妄言》。首先我們來“定名”一下。

研究中古文學史的學者，都繞不開一個話題：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章”（這一話題相對來說，在宋及宋以后文學研究者那里較為約定俗成）。我在碩論《南齊時代的文學與思想》（中華書局，2013）一書中，專有一節(jié)《南齊時代到來之前的“文章”義》，指出“在整個東周時代，文獻中沒有一例可以證明‘文章’有‘文學作品’的含義”。劉若愚（James J.Y.Liu）也明確說過，自公元二世紀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義。大抵而言，誠如劉師培所謂：“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币簿褪前岛艘粋€話語：漢魏之際，各種文體均已產(chǎn)生，其“好處”是：給后世的文學研究者帶來了諸多分析的史料；其“壞處”是：給后世的文學研究者產(chǎn)生“幻覺”，文學“獨立”了。打個極不恰當?shù)谋确?，這個“獨立”跟時下克里米亞（Crimean）獨立差不多，絕不是真正的“獨立”，背后有俄羅斯、西方諸大勢力的角逐。

再看這一眾說紛紜的核心詞——“文學”。晚清民國學術，一如戰(zhàn)國、三國之際，“道術為天下裂”，各種新舊學說激烈碰撞。僅在“文學”的名與實層面，很遺憾，普天下最終選擇了留學美國的胡適之《白話文學史》中對“文學”的定義，而非“上天以國粹付予”的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所采用的“廣義文學說”——這也是今天文學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導因之一。

其次，在“緣”與“時”的框架下，我們再來看看研究者的“認同”與“定位”兩個方面?！罢J同”是歷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則是未來之取向（futureoriented）。在優(yōu)秀的前輩中古文史研究者中，很多人是在深深的“認同”前提下，做出了研究者的個人“定位”。

比如大家耳熟能詳“六朝貴族制”、“豪族共同體”的提出者川勝義雄與谷川道雄二氏。余生也晚，前者沒有機緣親炙；不過倒在關西大學拜謁過谷川先生，當時谷川先生已年過八十。

早年留學京大的張學鋒教授曾經(jīng)“考考”我請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個字形容，望之若“王謝家人”！張教授聽后非常贊同，并回憶了一段親聞的、連日本六朝史研究者都大不知道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貴族”，幼年時看過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賑濟鄉(xiāng)里、焚燒債券，后來自己讀到六朝貴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過同樣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認同”。但同輩以及年輕一輩日本東洋史學者，研究歸研究，信不信卻打問號，他們常常竊竊私語：“有人真會在災年自己有飯不吃，讓給別人吃嗎？肯定是中國古書的溢美之辭吧！”唯獨谷川先生自己對此深信不疑。

所以當谷川先生遇到同樣是出身于京都“貴族”的川勝義雄后，曾半開玩笑地說：“我是熊本縣的貴族，你是京都府的貴族，只有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六朝貴族的真諦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認同”），共同創(chuàng)立了“六朝貴族制”、“豪族共同體”學說，并以此為基礎展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嚴羽《滄浪詩話》則講讀書的功效是“變化氣質(zhì)”。前輩的優(yōu)秀學者中，研究周秦兩漢的往往有高古之氣，研究魏晉六朝的往往有飄逸之氣，研究隋唐的則往往有雄厚之氣——這某種意義上就是與研究對象的深層次“認同”吧！

二、五朝遺緒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學》，盛贊自晉過江至陳后主之三百年間，學問“純美不忒”。這里的學問，如果不用經(jīng)史子集來分，略相當于西方的“古典之學”（classics）。

雖然常言道漢魏之際，文學由經(jīng)義為中心轉(zhuǎn)向詩文為中心，但這也僅是“轉(zhuǎn)向”而已，并非謂“轉(zhuǎn)變”，更非是“改變”。經(jīng)義對于文學內(nèi)容以及形式的影響，從漢魏一直延續(xù)到隋唐。

我們在此舉出“注疏”的例子來談。

中國傳統(tǒng)學問，不重“著”，而重“述”。這一點，不談中國自己歷代的學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學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重澤俊郎、小川環(huán)樹、平岡武夫等，花了70年功力，晚年而成煌煌巨著的《尚書正義定本》（該書被野間文史教授稱為“經(jīng)學研究的金字塔之作”）。發(fā)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說：中國全部學問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