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馬光的詩學思想
詩話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特有的形式之一。這種形式創(chuàng)始并流行于宋代，其后又由詩而擴展到其他文類。
清代何文煥在《歷代詩話序》中說：“詩話于何時昉？賡歌紀于虞書，六藝詳于古序，孔孟論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三代尚已。漢魏而降，作者漸多，遂成一家言，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也?！?sup>按照這一說法，詩話的出現(xiàn)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更為久遠的年代，大凡“六經(jīng)”、諸子中有關(guān)詩的言論。如《論語》中有許多孔子關(guān)于詩歌思想的記載，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等?！渡袝虻洹分幸灿浭隽怂吹脑挘骸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些應(yīng)該是最早的有關(guān)詩歌的理論。后世人們也非常注重對詩歌理論的研究和記述。如南北朝鐘嶸的《詩品》、唐代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品》等。到北宋時期，“詩話”一名正式出現(xiàn)。
詩話大盛于兩宋，是一種談詩論詩的雜著，內(nèi)容大多以記錄軼事、品評得失、考證用典出處、摘錄佳句、闡發(fā)詩歌理論為主。歐陽修最早用詩話命名其書，寫下了《六一詩話》。歐氏在卷首自題一行小字“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笑談也”，表明其寫作態(tài)度比較隨便。司馬光的《溫公續(xù)詩話》是繼歐陽修之后的第二部以“詩話”命名的作品，這也是司馬光在詩歌評論方面的重要著述。當前來看，司馬光《續(xù)詩話》相對于歐陽修的《詩話》，在內(nèi)容、理論、體制等方面既有繼承又有所發(fā)展，其詩話中雖未形成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但結(jié)合其詩文創(chuàng)作，我們可以相對完整地復原出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學者于一身的北宋名臣的詩歌理論。
第一節(jié) 司馬光詩學思想的淵源
司馬光生活的早期，歐陽修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同為古文歌詩”，發(fā)起了詩歌復古運動，經(jīng)過不斷努力，結(jié)束了西昆體詩文風靡文壇的局面。他們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真正建立了宋詩的新風格，形成了宋詩的創(chuàng)作理論，“他們?yōu)楦镄滤纬踉婏L作出了很大貢獻，為宋詩的繼續(xù)發(fā)展開辟了道路”。稍后的司馬光正是沿著他們的道路繼續(xù)前進的。
一、欽慕梅堯臣
梅堯臣（1002—1060），字圣俞，世稱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縣雙溪人，以詩聞名于世，存詩兩千八百多首。《宋史·梅堯臣傳》云：“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泵穲虺嫉脑姼枥碚撝饕⒁娫谄湓娂?，他學習杜甫《論詩六絕句》的做法，寫了十余首論詩詩；另外，大量保留在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之中，還有一部分出現(xiàn)在以往不見諸家著錄的《梅氏詩評》一卷和《續(xù)金針詩格》一卷中。從這些論述看，梅堯臣關(guān)于詩歌的創(chuàng)作提出了寫實與興寄的主張；他還注重用詩歌反映社會現(xiàn)實和重大的政治斗爭，主張學習《詩》、《騷》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反對借詩歌“嘲風月”、“弄花草”，倡導“平淡”的詩歌境界。由于他在藝術(shù)上追求“意新語工”，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因此，他的詩歌達到了一種極高的藝術(shù)境界，成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對梅圣俞，司馬光是欽慕的；對梅圣俞的詩歌，司馬光是喜愛有加的。司馬光有九首詩表達了這種感情。
當司馬光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士子時，梅圣俞已經(jīng)在文壇上形成了“以錢數(shù)千求梅詩一篇”的影響。對這樣的文壇高才，司馬光伺機拜見，但自覺才短，苦無機會。直到寶元元年（1038年），二十歲的司馬光高中進士甲科，授華州判官，得以入秦。梅堯臣時知襄城縣，司馬光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求教的好機會，他長途跋涉，歷盡艱難來到梅圣俞處，登門愿交?！锻妒ビ帷芬辉娋捅磉_了司馬光當時求教的心情。
圣俞精為詩，堅重比白玉。至寶識之希，未必諧眾目。應(yīng)辰仰高風，跂從自西蜀。平生未相識，歉歉不自足。薄游困京師，旅食止脫粟。得官當入秦，行李未結(jié)束。先求圣俞門，執(zhí)贄請所欲。九衢季冬月，風沙正慘黷。羸馬憚遠行，毛鬣寒瑟縮。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饑童袖擁口，手足盡皸瘃。論詩久未出，竊罵怨?jié)M腹。歸來面揚揚，氣若飫粱肉。累累數(shù)十字，疏淡不滿幅。自謂獲至珍，呼兒謹藏蓄。長安十五驛，重復間川陸。置詩懷袖間，倦懣輒披讀。高吟桑野闊，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羈愁，行瞻灞陵曲。
司馬光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去拜訪梅圣俞。寒冬臘月，天氣十分寒冷，在室外等待的書童饑餓難忍，手足凍得都皸瘃了，而與之相比，室內(nèi)詩人與圣俞論詩熱火朝天，久久“未出”。在受到圣俞指點后，詩人“面揚揚，氣若飫粱肉”，如獲至珍，如同求得心靈寧靜的良藥般，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勞。于是兩人的來往即由此次拜訪求詩而展開。
此時，司馬光父親司馬池任同州知州，梅堯臣的同年石揚休，字昌言，正在同州任判官，二人雖然相差二十余歲，但志趣相投，暢談甚歡。司馬光邀梅堯臣往同州游玩，順訪石揚休。梅堯臣寫下了《賦石昌言家五題》吟詠石揚休收藏的括蒼石屏、白石寒樹屏、白鵲屏、懷素草書和蜀虎圖。同時司馬光作《和圣俞詠昌言五物》酬之，二人詩歌均體現(xiàn)語質(zhì)樸簡潔，狀物細致、描摹至精的特點。司馬光還經(jīng)常邀請朋友一起拜訪梅堯臣。錢公輔（1021—1072），字君倚，同司馬光是好朋友，兩人經(jīng)常相邀去拜訪梅堯臣，司馬光詩集中有一篇《同錢君倚過梅圣俞》即為拜梅的記錄，“王畿天下樞，薄領(lǐng)日填積。自非奉朝請，九衢未嘗識。今茲到東城，胥靡暫逃役。近指圣俞居，安能不往覿？”年輕的司馬光拜訪梅堯臣，心情極其崇敬與好奇，連梅堯臣的居室擺設(shè)也頗為關(guān)注：“一室靜蕭然，昏碑帖古壁。”梅堯臣對上進好學的司馬光也很熱情，寫新詩贈予他，并給予人生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指點：“叩階讀新詩，迷暗得指擿?！彼抉R光讀詩受教，流連忘返，幾乎忘記了時間：“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將夕。呼馬涉歸途，燈火已歷歷。又知幾何時，更有重來跡？”熱切盼望著還有這樣受教的好機會。
梅堯臣對二人的來訪也有所記錄，其《次韻和司馬君實同錢君倚二學士見過》詩中說：“天京二賢佐，向晚忽來覿?！崎浇荛?，談詩俄至夕?！睂δ贻p的朋友來家里共同探討詩歌創(chuàng)作的問題十分歡迎，家中光線不明則移榻靠近窗戶繼續(xù)品讀詩書，直至夕陽西下方罷。又《次韻和錢君倚同司馬君實二學士見過》道：“何以延君子？唯有滿床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何以留君久？燈燭已照途。……我老焉所羨，送子立躊躇?！?sup>室中雖無更多觀賞之物，但滿床詩書已足以與熱愛詩文的君子共賞。到了燈燭俱明的時候，才依依不舍地送別友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從年齡上看，梅圣俞年長司馬光十八歲，是長輩，是師友；從交往內(nèi)容來看，二人談詩論詩，又是詩友?？疾槎私煌@一段時期，正是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峰時期，這其中恐怕與梅堯臣不無關(guān)聯(lián)，前輩的勉勵、切磋與指導，對司馬光有一個巨大的促進作用。所以說梅堯臣對司馬光在詩歌思想上的影響，不可小覷。
梅圣俞病逝，司馬光長歌當哭，作了《梅都官挽詞二首》：
兵形窮勝負，史法貫興衰。落落雖殊眾，恂恂不忤時。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須奇。世俗那能識，傷嗟止為詩。
漆燈無復曙，柏徑不知春。南紀光華減，中朝俊秀貧。凄清千古韻，寂寞一邱塵。異日昭亭下，方多瀝酒人。
詩人在無盡哀痛的心情下，對梅圣俞的人格魅力給予了高度評價。司馬光又在《和吳沖卿三哀詩》和《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圣俞長逝作詩哭之》中對梅堯臣等人的離去再次表示沉痛哀悼。
天生千萬人，中有一俊杰。奈何喪三賢，前后纏期月。鄰幾任天資，浮飾恥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無涇渭分，內(nèi)有淄澠別。逢時敢危言，慷慨誰能奪。圣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zhì)稟清潔。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鞠躬隨眾后，側(cè)足畏蹉跌。欽圣渥洼駒，初生已汗備。雖有絕塵蹤，不失和鸞節(jié)。宜為清廟器，儼雅應(yīng)鐘律。眾論仍共然，非從友朋出。群材方大來，軮軋扶帝室。誰云指顧間，聊翩化異物。吊缞哭未已，病枕氣已竭。同為地下游，攜手不相失。紳紱頓蕭條，相逢但嗟咄。誦君三哀詩，終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猶仿佛。肅然來悲風，四望氣蕭瑟。（《和吳沖卿三哀詩》）
昨夕郵吏來，叩門致書函。呼奴取以入，就火開其緘。不疑賦長篇，發(fā)自燕這南。痛傷江與梅，繼踵良人殲。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請從北轅后，覼縷為君談。鄰幾雖久病，始不妨朝參。飲歠浸衰少，厥逆生虛痰。逮於易簀辰，皮骨余崆嵌。遺書屬清儉，終始真無慚。圣俞食寒冰，外以風邪兼。愚醫(yī)暴下之，結(jié)
候愈添。惙惙氣上走，不復容
砭。自言從良友，地下心亦甘。欽圣體素強，藥石性所諳。平居察舉措，敢以不壽占。一朝暫歸臥，簿領(lǐng)不廢簽。訃來眾皆愕，未信猶規(guī)覘。興言念三子，舉袂涕已沾。英賢能幾何，逝者跡相銜。君疑天上才，人得帝人貪。我疑人間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際，蓍蔡難窮探。憂來不可忘，終日心厭厭。（《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圣俞長逝作詩哭之》）
詩人進一步表達了對梅堯臣等三人難以割舍的心情。為同一人寫四首悼亡詩在司馬光的詩集中僅梅圣俞一人?？梢娝抉R光對梅圣俞的欽慕程度。
對梅圣俞的詩歌創(chuàng)作，司馬光更是極力稱贊。在《圣俞惠詩復以二章為謝》中說：“我得圣俞詩，于身亦何有。名字讬文編，佗年知不朽?！薄拔业檬ビ嵩?，于家果何如。留為子孫寶，勝有千金珠?！痹凇秷@中書事二絕》中說：“坐嗅白蓮藥，臥看青竹枝。閑齋不成寐，起讀圣俞詩?！痹凇逗蛥菦_卿三哀詩》中云：“圣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zhì)稟清潔。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鞠躬隨眾后，側(cè)足畏蹉跌。”
司馬光把梅圣俞的詩視為至寶，視為千金難求的經(jīng)典，可以流傳不朽的寶貴財富；當自己“不成寐”時，起來誦讀之，作為精神上一種愉悅的享受；同時把梅圣俞的自然天成、平淡閑雅的詩風奉為楷范，并有效仿學習之意，愿孜孜以求。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如此地欽慕梅圣俞和喜愛他的詩歌，一方面是由于梅圣俞當時在文壇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實踐傾向于梅圣俞。
二、學習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歐陽修博學多才，詩文創(chuàng)作和學術(shù)著述都成就卓著，為天下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聲望。他以這雙重身份入主文壇，團結(jié)同道，獎掖后進。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中，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都是他的密友；司馬光、蘇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薦；而蘇軾、蘇轍、曾鞏更是他一手識拔的后起之秀。由歐陽修來肩負革新文風的領(lǐng)導責任，正是眾望所歸。
歐陽修十分賞識司馬光，在《薦司馬光劄子》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shù)通明”，歷述司馬光的學問文章和人品作風。司馬光對歐陽修十分敬佩，并自覺向歐陽修學習，其中“續(xù)詩話”就是學習的一種方式。
第一部以“詩話”命名之書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據(jù)《四庫總目提要》記載，《溫公續(xù)詩話》為續(xù)歐陽修《六一詩話》而作，司馬光在《續(xù)詩話》前自作小引中也說：“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xù)之?！?sup>從司馬光《續(xù)詩話》小序可以看出，司馬光創(chuàng)作詩話的目的是續(xù)歐陽修《六一詩話》之“尚有遺者”，而其主要承繼的方面集中表現(xiàn)在“記事”一端，在詩話中更多側(cè)重的是摘錄佳句、記錄逸事等內(nèi)容。于是文學史上第二部以詩話命名的專著《續(xù)詩話》就產(chǎn)生了?！稖毓m(xù)詩話》的篇幅比《六一詩話》略短，其所承續(xù)歐公者，首先是以“話”體談詩的形式，閑散隨便，自由靈活，短則數(shù)語，長不過二三百字，每條各自獨立，各條之間無篇章聯(lián)系?！稖毓m(xù)詩話》特以“續(xù)”字標題，在記錄詩事方面，的確是有意接續(xù)《六一詩話》，其中有些條目直接承續(xù)《六一詩話》所錄故事，郭紹虞《宋詩話考》 已一一列出；為“續(xù)”非重復，而是補充，比如關(guān)于九僧詩，《六一詩話》只記得惠崇一人，且云“九僧詩集已亡”，司馬光則據(jù)親眼所見隱士閔交如保存的《九僧詩集》，準確地寫出九僧的名字和修行處，以及陳充收集九僧詩“集而序之”之事。對九僧詩的評價，歐陽修指出其佳句和題材局限，司馬光也認為“其美者止于世人所稱數(shù)聯(lián)耳”。
《溫公續(xù)詩話》中“科場程試詩”一條也是續(xù)《六一詩話》“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于詩”條。歐陽修認為國家科舉的導向作用很大，以賦取人，詩就難得佳作了。司馬光則認為應(yīng)試之詩本來就難得佳作，不過他還是列舉了五條較佳之作，但只是說這幾則詩與作者入仕及成名有關(guān)，并不是說詩的藝術(shù)水平多么高超。另外，“魏野處士”條以較長篇幅評述魏野其人其詩，除評點名句外，還指出“其詩效白樂天體”，繼歐陽修說“仁宗朝有數(shù)達官……常慕白樂天體”之后，又將隱逸詩人列入“白體”行列，后世文學史家接受了他的說法。這一點從詩學思想上看，《溫公續(xù)詩話》又是《六一詩話》的繼承。
綜上所述，司馬光的詩學思想與梅圣俞、歐陽修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張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独m(xù)詩話》在記事中品藻佳作，語簡言精，雖只有三十一則，“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司馬光的詩學思想受歐梅詩文革新的影響很大，《續(xù)詩話》在當時也對歐梅的詩學革新起到了擴大聲勢的作用。司馬光言：“文章之精者盡在于詩。觀人文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sup>在這卷詩話中，司馬光就明確地表現(xiàn)出了他對不同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的好惡，反映出他評價詩人的標準，體現(xiàn)了他的詩學思想。
第二節(jié) 司馬光詩學思想的內(nèi)容
司馬光不僅有論詩的專著《續(xù)詩話》存世，在他的詩文里，也散見許多論詩思想。在《溫公續(xù)詩話》中除序之外共三十一條，從內(nèi)容上看，多數(shù)是談詩之本事，屬“論詩及事”者，少數(shù)也有點評詩句水平者，屬“論詩及辭”者。結(jié)合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其詩學思想十分鮮明，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詩要有內(nèi)容、有益于世，詩貴意在言外，詩要有趣味。后人對司馬光的文論、詩論均有提及，如顧易生、蔣凡、劉明今著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一編“北宋詩文批評”中，第四章《王安石、司馬光的實用文學觀》，第三節(jié)專列一節(jié)討論“司馬光的實用文學觀”；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十六講《北宋政治家的文論》亦稱：“政治家的文論就和道學家的見解不一樣；在當時，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馬光和王安石。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意見盡管不一致，但是文論見解是一樣的。……就反對雕鎪無用的文辭這一點講，政治家和道學家古文家是一致的，不過政治家更強調(diào)在‘用’的方面；就‘文’講要重在用，就‘道’講也一樣重在用。這是政治家文論——也就是政治家學說——最突出的一點?！?sup>司馬光這種詩學思想的形成，除直接受到梅圣俞、歐陽修等人影響外，還和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個性氣質(zhì)以及時代風氣等因素分不開。下面談?wù)勊抉R光主要的詩學思想。
一、詩貴有內(nèi)容，有益于世
宋人論詩之為用，有一句話講得很好，即“為儒道立正理，為國是立公論，為賢士大夫立壯志，為山林立逸氣”。也就是說詩歌應(yīng)當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見性功能。從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階段來看，大致經(jīng)歷了由政治層面漸向道德心理層面的傾斜。北宋詩歌的表現(xiàn)功能，體現(xiàn)為理學家的理學詩對道德規(guī)范和義理的闡發(fā)，江西詩派詩人對人格陶養(yǎng)和美學的追求；到南宋時期四靈、江湖詩派那里，就蛻變?yōu)椤疤鹈馈钡挠鋹偂?sup>北宋中葉，王安石等人也曾大力提倡詩應(yīng)當“明道致用”、“有補于世”。梅堯臣也以教化諷諫為己任。理學家邵雍等更關(guān)心詩的綱紀人倫教化作用。
司馬光一生致力于從政與治史，關(guān)注重心在于經(jīng)邦和治民之術(shù)。從取士擇才的角度出發(fā)，其認為科舉應(yīng)該以德為首，不應(yīng)專主文辭，詩賦于施政治民是無所益用的。其力主科舉改革，主張變試詩賦為試經(jīng)義。在仁宗嘉祐六年的《論選舉狀》中就謂：
臣竊以為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jīng)術(shù)，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shè)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
顯然，以上觀點是承續(xù)孔門四科德首文末以第門人的儒家觀點而來的。同樣，在仁宗嘉祐八年的《送胡完夫序》中亦謂：“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sup>
這種思想被司馬光一生所恪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上奏章，表達自己這一主張。司馬光反對以詩賦取士而主張以經(jīng)義取士，尚德行而末文學，其認為經(jīng)義有利于施政治民，而詩賦則是浮華無用之文，體現(xiàn)了其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詩學思想。這與孔子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揚雄的“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在司馬光的詩文里“有益于世”的思想十分突出。
司馬光一生推崇揚雄，認為揚雄“不專為文”，有道存之，是自己心中的文人典范。司馬光在論文時就堅持“文以明道”的原則，認為那些徒發(fā)聲響之文顛倒黑白、迷失方向，是有害的。他著有《迂書》，自稱“迂叟”、“迂夫”。其《文害》一則云：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庇胤蛟唬骸熬又畬W，為道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营毷戎酰俊被蛟唬骸扒f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庇胤蛟唬骸叭粍t債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這是司馬光對莊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來，莊子之文離道甚遠，雖然文采斐然，然而文勝而道不至，是顛倒黑白之文，不足貴。司馬光對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說法篤信不疑，對于揚雄“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的思想深有感觸，因而排斥辭藻富麗而不以道貫之的作品。像這類觀點在《迂書》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fā)身。夫變白以為黑，轅南以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sup>“使莊為揚言，斯與之矣;揚為莊言，斯拒之矣，孰黨焉?！?sup>
那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什么呢？司馬光認為以“利民”為主。他在《與薛子立秀才書》中這樣說：
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于民而已矣。
這里司馬光有力地突出了儒家學說中民本思想的客觀性、現(xiàn)實性、實踐性，是對儒學傳統(tǒng)的發(fā)展。所以，司馬光的詩歌中有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司馬光不但要求為文“適于用”，而且強調(diào)詩歌也應(yīng)當“致用”。在《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中說：
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悴?！瓫r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于用。光忝與足下以經(jīng)術(shù)相知，誠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于相與講明道義而已?！姾螢樵眨≡姾螢樵?！
這里司馬光特別強調(diào)作詩即使像曹植、劉琨、鮑照、謝靈運那樣“壯麗”，“華而不實”，也是“無益于用”的。在司馬光看來，詩歌的作用可以溝通人際關(guān)系、歌功頌德、諷上化下等。如有一次神宗皇帝設(shè)宴款待群臣，自作詩并命群臣和詩，于是司馬光作了《瞻彼南山詩》七章，并為此作《進瞻彼南山詩表》，聲贊皇帝恩德，其中說：
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管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
“舍此無以相交也”說明君臣宴飲唱和詩歌必不可少，甚至是密切君臣關(guān)系的重要方式。又在《顏太初雜文序》中云：
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下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觀其《后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
在司馬光眼里，詩歌具有和君臣、頌圣德、諷政理、教吏民的作用，這些都是正統(tǒng)儒家的詩學觀。司馬光自己創(chuàng)作也是堅持這種思想的，如《讀書堂》寫道：“邪說遠去耳，圣言飽充腹。發(fā)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北砻髯约翰恍判罢f、獨尊儒術(shù)的立場。
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司馬光的詩歌理論傾向：重內(nèi)容，重有用；反對無病呻吟、形式華麗而空洞無物的作品，辭藻華麗空無一物的詩，可以說在司馬光詩集中幾乎找不到。那些有感而發(fā)之作也正是其重詩歌“有內(nèi)容”、“有用”的具體實踐。這一點后人評價比較恰當，蘇軾在《司馬溫公形狀》中說：“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意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顧棟高在《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序中說：“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饑，參苓之可以已病。”
二、詩貴意在言外
宋人論詩，特別注重一個“意”字，這個“意”不是一般所說意志之意，它是觀念性、精神性的東西，包括主體的感覺、情緒、意志、觀念、認知等精神性內(nèi)容，詩人于其中加入了較多的理性成分，“是經(jīng)過理性澄汰而成為更凝斂堅實的感情”。這是因為宋人注意到“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wù)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為詞體”的弊病，便開始尋求新的方向。如歐陽修在自己詩話里說：
圣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仿佛?！?sup>
這里，歐陽修提出“意新語工”的主張，并進一步要求詩歌要言有盡而意無窮，要求詩歌語言不但新穎具有表現(xiàn)力，而且詩歌要有豐富的內(nèi)涵——“含不盡之意”。司馬光繼承和發(fā)展了歐陽修這一說法，強調(diào)“意”的重要性，如：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一句，出自《詩經(jīng)》中的《小雅》之《苕之華》篇?！盾嬷A》全詩為：“苕之華，蕓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詩序》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朱熹亦云：“陳氏曰：‘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笨梢姶藶樵娙碎h時之作，與司馬光所引杜甫的《春望》一詩有著相似的思想主題。在這首《苕之華》中，司馬光所引的“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可謂該詩寫得最精彩之處，正如王照圓《詩說》云：“然苕華蕓黃尚未寫得十分深痛，至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真極為深痛矣，不忍卒讀矣?！?sup>“牂羊”指母羊；“墳首”指大頭；“三星”即參星，有人說三是虛數(shù)，泛指星光，亦有人說三星指參宿、心宿、河鼓，均可通；罶指魚簍?！盃櫻驂炇住敝改秆蛞蝠囸I而身體瘦小，故顯得頭大；“三星在罶”指魚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星光而已。從表面上看，它們寫的都不過是牂羊、魚簍一類的靜物，但其中卻包蘊了深刻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即揭示了西周末年饑饉的慘況。司馬光所引杜甫《春望》一詩中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與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里特別提示一下，司馬光首列《詩經(jīng)》、次舉杜詩以樹作詩的標準。其認為《詩經(jīng)》體現(xiàn)的正是古人作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的標準，而杜甫之詩正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因此，司馬光對杜甫評價很高，認為近代詩人中杜甫“最得詩人之體”。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司馬光的詩學思想深受儒家《詩經(jīng)》傳統(tǒng)的影響，即政教精神與含蓄精神。《毛詩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sup>以上所引“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正是承續(xù)《毛詩序》而來的。不同的是用“貴于意在言外”替換了“主文譎諫”。其實，“主文譎諫”意指“主于文辭而托之以諫”，即用隱約的言詞諫勸而不直言過失，與“貴于意在言外”的意思倒是相關(guān)的。
這里的“意在言外”還可以指詩歌的語言表達要含蓄，能引發(fā)人去想象和思索，寫詩要能有“味外之旨”，要求內(nèi)容應(yīng)有深度，并使讀者能從中把握住詩人的真實意圖和情感。對于形式上的東西，則未重視?！端膸烊珪偰刻嵋焚澊藯l“猶妙中理解，非他詩話所及”。
司馬光在《續(xù)詩話》里大量舉例證明“言外之意”。在談及陳亞藥名詩時，司馬光稱舉其美者如“風雨前湖夜，軒窗半涼夏”，認為其不失“詩家之體”；同時舉其鄙者如“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yīng)曬作葫蘆巴”及“但看車前牛領(lǐng)上，十家皮沒五家皮”，也可見司馬光貴意在言外，講究含蓄的詩學思想。再如所引鮑當《孤雁詩》：“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sup>便具有言外之意，這首詩以孤雁自比，表達了詩人希進之心。司馬光稱贊魏野詩有“規(guī)戒之風”，還以魏野貽王太尉詩“昔年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以寇準詩句“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啄木鳥》詩“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為證，闡明自己對歐、梅“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理解。司馬光還以其父《行色詩》為例進行形象直觀的解釋：“先公監(jiān)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yīng)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sup>從這首《行色》詩中的意象組合可以看出全詩白描勾勒，不加雕飾，毫無裝繪造作，一派古樸清新的氣息，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表現(xiàn)出一種恬淡安閑的情趣，正所謂“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司馬光這種詩學思想在自己的詩歌里也有體現(xiàn)，在《謝始平公以近詩一卷賜示》說：
皇家駿命承蒼穹，烝民之杰生維嵩。圣賢會合若符契，坐致四海登熙隆。三階清平九鼎重，指麾拱揖安華戎。人情誰不樂將相，往往皓首忘疲癃。北平飲乳尚懷印，千秋乘車猶入宮。唯公致政年甫至，耳目明利志氣充。幡然脫去萬鐘祿，羽儀高遠如翔鴻。靈臺不復
塵務(wù)，至德恬淡含黃中。英華純粹積不發(fā)，事業(yè)轉(zhuǎn)為文字工。大篇短韻間金石，遠追吉甫流清風。刻雕眾物非用意，默與元化參神功。應(yīng)劉鮑謝事奇巧，細瑣豈足夸才雄。裸圭夷玉清廟器，肯與環(huán)玦爭玲瓏。絳賬生徒東閣客，微官拘縶如樊籠。言詩何敢望商賜，幸得誦詠祛童蒙?；杌ú∧坎蛔韵?，服膺盥手書一通。千金之產(chǎn)不可易，子孫寶蓄傳無窮。
這是一首答謝朋友賜詩的詩，詩中難免對朋友功業(yè)有過獎成分。既然人家把詩送給你看，自己當然要對其詩歌作出評價?！按笃添嶉g金石，遠追吉甫流清風”說明詩歌有內(nèi)容，可以像《詩經(jīng)》那樣流芳百世了。但刻雕眾物不要用意，即使是劉琨、鮑照和謝靈運這樣講究詩歌形式的高手，也要讓讀者自己去體味“言外之意”。
司馬光自己作詩也十分注重“意在言外”。如他的一首《居洛初夏作》：“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zhuǎn)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唯有葵花向日傾?！焙笕嗽u價頗多，如王應(yīng)麟《困學紀聞》卷十八云：“‘更無柳絮因風起，唯有葵花向日傾’，可見司馬公之心?！蔽簯c之《詩人玉屑》卷十二也評價說：“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更無柳絮因風起，唯有葵花向日傾?！瘣劬伊x之志，概見于詩。”這些話更準確明白地指出了詩人的作詩意圖及詩中的“味外之旨”。詩中所記，為司馬光在洛陽所見之初夏景色。有雨有晴，有山有樹有花，寫得恬靜、形象。然而作者本意并非在寫景，其真諦乃借景抒懷。借初夏之景色，含蓄、委婉地表達了他退居洛陽時，仍不改初衷，決不折節(jié)與政敵合流，忠貞之志愈堅的心跡。
三、詩貴有趣味
“趣”這一概念在文藝批評中出現(xiàn)甚早，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創(chuàng)造主體的審美情趣，包括其意識指向以及對藝術(shù)美的意識、欣賞、要求等。如《文心雕龍·章句》：“是以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斯固情趣之旨歸，文筆之同致也。”二是指藝術(shù)品的意旨或情味，它是創(chuàng)作主體審美情趣的物化。如《文心雕龍·體性》：“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焙笕苏撛?，多以指第二種含義。而這一層含義上，“趣”與“味”又有相通之處，都指作品包孕的能引起讀者美感愉悅的審美特征。而“味”一詞，本起于飲食，重在感官層面的意義。后逐漸延伸到對藝術(shù)美及自然美的品評上，如孔子在齊聞《韶》而“三月不知肉滋味”，并最終演變?yōu)樵妼W與美學中的特定范圍。大概晉宋之際，以“味”品詩、品文、品藝的風氣就已形成，經(jīng)齊梁間劉勰、鐘嶸等人的發(fā)展，詩味說漸趨成熟，而后至唐末司空圖“韻味”說，之后的宋代，詩味說更是大為流行，并提出了“至味”、“真味”、“道味”等概念，如梅堯臣《依韻和王平甫見寄》詩謂“今又獲嘉辭，至味非咸酸”，歐陽修《再和圣俞見答》詩亦謂“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diào)以齏”，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后》中評價陶淵明、韋應(yīng)物、柳宗元諸人之詩時也說“發(fā)纖秣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古人往往以“趣”與“味”組合成詞，如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稱“右丞（王維）蘇州（韋應(yīng)物）趣味澄夐，若清風之出岫”。不過，在宋以前，以“趣”論詩并不多見，以“趣味”論詩，司馬光應(yīng)該是較早的。在《溫公續(xù)詩話》中對寇準、魏野、林逋等人的詩評價較高。尤其在評價魏野詩句時說：“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贏’，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wù)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為‘藥’，不惟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提出了“野人之趣”和“氣味”兩個頗為重要的詩歌審美理念。那么這趣味指什么呢？如《故樞密直學士薛公詩集序》云：
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甭?、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如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觀其詩，其人之心可見矣。今之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詩之見其中心哉。
又《馮亞詩集序》云：
文章之精者，盡在于詩。觀人文者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
又《趙朝議文藁序》云：
在心為志，發(fā)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
這幾句話表明，司馬光對詩的言志抒情功能和美文品質(zhì)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認為詩是表達人類情志的最美的文字，其主要功能在于怡養(yǎng)性情，以及記錄作者之所歷所感。從這個意義去愛詩的人，他認為是高雅脫俗之人。如在《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后序》中說：
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wù)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yǎng)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于詩。其高深閎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
宋代文人特別崇尚文人意趣。司馬光認為詩就是文人高雅意趣的主要表達方式。詩既然如此高雅，則必須率真任性，絕對不能虛浮夸飾。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詩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他的大部分詩歌作于此時，他的詩歌觀念和詩作都與當時的文士云集的洛下風會有很大關(guān)系。他組織參與了耆英會、真率會。這兩個雅集基本上都有文酒詩會性質(zhì)，雖然從形式上說是“尚齒不尚官”，依年齡排序，但其中潛含著的精神實質(zhì)卻是文人意趣、文化品位，參加者都是“染翰不停詩思健”的“時彥”。官位的高下在這里讓位給文化，詩歌唱和是這里最具標志性的活動內(nèi)容。僅就詩歌而言，這種文酒詩會以詩會友，以酒助興，在寬松自由的氛圍中切磋詩藝，交流心得，對前代詩歌、當代詩歌進行閱讀和品評，并同時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這些活動也是司馬光個人詩歌思想的展現(xiàn)和完善的過程。
可以說，司馬光的詩學思想與當時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文學思想是一脈相通的，他們在強調(diào)詩歌的“經(jīng)世致用”方面，在追求“意在言外”的詩美和詩的意境方面，具有很多共同之處。以上分析表明，正是司馬光的詩學思想決定了其詩歌的內(nèi)容表達及表現(xiàn)手法，同樣，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是其詩學思想的具體實踐。
第三節(jié) 司馬光《續(xù)詩話》的詩學價值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其“退居汝陰”后編撰的，當作于仁宗熙寧四年七月以后。司馬光的《續(xù)詩話》是承續(xù)之作，當作于《六一詩話》之后，即熙寧四年以后，故《續(xù)詩話》當作于司馬光熙寧四年閑居洛陽之時。又據(jù)《續(xù)詩話》中時間最晚的一則為神宗元豐初，司馬光的《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中亦提到前日留贈《續(xù)詩話》給范鎮(zhèn)過目一事，該書信應(yīng)大約作于神宗元豐初?？梢姡抉R光大約在神宗元豐初年已編撰成了《續(xù)詩話》。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論詩之作，續(xù)之而作的司馬光的《續(xù)詩話》則是第二部，他們首開宋代詩話風氣，對后世影響頗大。
司馬光的《續(xù)詩話》除序以外，共有三十一則，其承續(xù)了《六一詩話》以“話”體談詩的模式，自由靈活，長短不拘，每則相對獨立，時間跨度大且不按時間先后排序，是隨筆而記。所記以宋為主，兼及唐代，內(nèi)容涉及詩歌本事與詩作評點。
《續(xù)詩話》是“續(xù)”《六一詩話》而作的，就記載詩歌本事而言，確有不少是承《六一詩話》的條目而來，對其進行了續(xù)補。另外，其還新增了不少《六一詩話》中所沒有記載的詩人、詩作及本事，具體有：鮑當一則、林逋一則、魏野一則、丁謂一則、寇準一則、陳堯佐一則、龐籍一則、韓退一則、劉概一則、王之渙與暢諸（一云暢當）一則、陳亞一則、楊樸一則、劉子儀一又半則、韓琦一又半則、范鎮(zhèn)一又半則、耿仙芝一則、韓惺一則。因此，《續(xù)詩話》于詩壇史料是多有補益的。
此外，《續(xù)詩話》亦因品詩極有見地而見稱。后諸多名篇佳句相沿傳誦憑借的是《續(xù)詩話》的記載和品評。如《四庫全書總目·〈續(xù)詩話〉提要》謂：
光德行功業(yè)冠絕一代，非斤斤于詞章之末者。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如林逋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魏野之“數(shù)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韓琦之“花去曉叢蝴蝶亂，雨余春圃桔槔閑”，耿仙芝之“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吹暖賣餳天”，寇準之《江南春》 詩，陳堯佐之《吳江》詩，暢當、王之澳之《鸛雀樓》詩，及其父《行色》詩，相沿傳誦，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及說杜甫“國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詩話可及。
其實，對魏野的“數(shù)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詩、韓琦的“花去曉叢蝴蝶亂，雨余春圃桔槔閑”詩、耿仙芝的“淺水短蕪調(diào)馬地，淡云微雨養(yǎng)花天”詩、寇準的《江南春》詩及陳堯佐的《吳江》詩，司馬光止于實錄，最多僅記錄當時其他人的評價，沒有作任何自己的評價。而對暢諸、王之渙《鸛雀樓》詩、其父《行色》詩、魏野的“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詩、杜甫的《春望》詩，司馬光都作了一番精彩評價。
對暢諸詩“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之渙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關(guān)的《鸛雀樓》詩，司馬光認為：“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shù)，如后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盡管沒有對二人詩作進行具體的解析，但由此亦可見司馬光的詩歌趣向，即對唐中葉詩人詩作的喜愛。對林逋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司馬光認為其“曲盡梅之體態(tài)”， 這一評價亦被后來品評者廣泛接受。
然而，正如上引《四庫提要》中所說，《續(xù)詩話》中更加精妙理解而非他詩話可及之處在于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和說杜甫“國破山河在”一首。對于杜甫，司馬光認為其最得“詩人之體”，于此上文已有所論述，不再贅述。而在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司馬光在《續(xù)詩話》中謂：
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為“藥”，不惟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
盡管是一字之異，但于整句詩卻至為重要?！叭~”是自然的廢棄物，“燒葉”為生活中之常態(tài)，用來狀貧寒人家之景況則自然真切，而“藥”是療疾治病之物，“燒藥”乃富貴人家之所為，改“葉”為“藥”，不但與“無宿火”不協(xié)調(diào)，而且破壞了整句詩歌統(tǒng)一的風格與情調(diào)。同時，“燒葉”可更好地突出處士魏野安貧好讀書的品性，而換作“燒藥”則影響這層意義的表達。所以，司馬光認為改一字“不惟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氣味”，于此識微之論中可見其是諳于詩道的。“氣”一詞的含義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其本義是指自然云氣，后逐漸引申為宇宙元氣、人的生命體氣乃至內(nèi)在生命的精氣。“氣”一詞應(yīng)用于文學作品，當始于曹丕的《典論·論文》，其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拔臍狻笔侨说木駳赓|(zhì)在文中的自然流露，是文學作品內(nèi)在的生命活力。之后，劉勰、鐘嶸、殷墦、王昌齡、皎然、杜甫、韓愈、司空圖等人延續(xù)了“文氣說”這一傳統(tǒng)，并將其同作品內(nèi)在層面的情、志、意、神諸要素聯(lián)系起來。如此看來，司馬光對于古人文論也是頗有研究的。
總之，司馬光《續(xù)詩話》中的詩歌理論雖散亂而不成系統(tǒng)，但對于歐陽公詩話內(nèi)容上的補充、續(xù)寫為詩壇史料、詩學資料的保存、整理大有補益，具有較強的史料價值、文獻價值；同時司馬光也不乏關(guān)于詩歌審美、意境、氣味等方面的真知灼見，與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結(jié)合分析，能相對多側(cè)面地探究到其詩歌理論的內(nèi)核?？梢姟独m(xù)詩話》在詩歌史上具有不小的價值。
第三章 司馬光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
研究司馬光詩歌內(nèi)容，首先要探討詩歌的文本，真正做到“以本為本”。目前獨立以司馬光詩集命名的文本沒有，其詩均收錄在他的文集中。從北宋至民國間關(guān)于司馬光文集的版本有很多，書名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司馬溫公集》、《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司馬文正公家傳集》、《司馬光全集》、《司馬溫公傳家集》、《司馬溫公嘉謨前后集》、《司馬文正集》、《（曾廣）司馬溫公全集》、《司馬溫公全集》、《司馬文正公集》、《司馬文正公集略》等諸本。當代有傅璇宗等人編《全宋詩》，其中共編選司馬光詩歌十四卷，存于《全宋詩》卷四九八至卷五一一中。這一版本是以《四部叢書》影宋刊《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即宋紹熙刊本，亦即紹興二年本）為底本，參校清乾隆六年陳宏謀校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簡稱陳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司馬文正公傳家集》（簡稱四庫本）等。由于條件限制，本書研究司馬光的詩歌均以《全宋詩》所收司馬光詩歌為依據(jù)。
另外，關(guān)于司馬光存詩的數(shù)量，目前研究者都認為有一千多首，在北宋時期屬于創(chuàng)作較多的詩人之一。但具體數(shù)字各人表述不一。如東北師范大學宋衍申認為是1029首；上海師范大學范螢認為是1249首；陜西師范大學王守芝認為是737題，共1193首；陜西師范大學張煥玲認為878題，共1251首；目前在“詩詞名句網(wǎng)”網(wǎng)上查找，共計1257首，其中含3首詞。筆者根據(jù)《全宋詩》、《全宋詩補訂》，反復核查，認為共876題，1253首，7句。這是本書研究的依據(jù)與基礎(chǔ)。從這些數(shù)據(jù)上分析，司馬光存詩數(shù)量雖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整體差距不大，這可能和研究者所使用的版本或計算方法有關(guān)，基本可以確定司馬光詩歌確實在1200首之上。從而再次說明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豐富，文學定位不應(yīng)該被輕易忽視。
本書通過考察司馬光生平，進一步研究司馬光的詩歌內(nèi)容。司馬光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十五歲，根據(jù)當時“恩蔭制度”，補太廟齋郎，不久改遷為將作監(jiān)主簿，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舉甲科，授奉禮郎，真正開始仕途生涯，后又經(jīng)神宗、哲宗兩朝，這其中有十五年（1071—1084），司馬光退隱洛陽，修撰《資治通鑒》，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在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任上病逝，可見司馬光是北宋時期罕見的四朝名臣。從司馬光生平來看，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明顯可概括為進、退兩大時期。以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為界，之前為仕宦期，之后為閑退期。這里需說明一點，元豐八年（1885年）三月，神宗病逝，五月，司馬光回京執(zhí)政直至去世，在這當政一年多的時間里，由于忙于政務(wù)和身體有疾，詩歌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非常少，故不做具體時段分析。司馬光仕宦期的詩歌主要題材為交游、詠懷、寫景、祝頌，閑退期的主要題材為交游、隱逸、詠物。進、退兩期取材的重點或區(qū)別十分鮮明，即仕宦期多取社會性較強的題材，而閑退期多取社會性較弱的題材。仕宦期祝頌、詠懷題材作品的增多和閑退期隱逸、詠物題材作品的增多，正好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一貫的處世哲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敝劣趦善诰拥谝坏慕挥晤}材，一方面固然反映出當時文人投身社會人生的恒久熱情與努力，比如在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富弼等許多重臣文人作品中，交游題材作品數(shù)量均處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這也是北宋詩歌文化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則需作具體分析，仕宦期的交游詩多勸勉和祝頌，而閑退期的交游詩則多慰藉和超脫。與此相反，隱逸題材和詠物題材的增長，乃是詩人仕途失意、壯志難酬后自我獨樂、寄興山川風物，是自我逃避、慰藉和消遣的表現(xiàn)。故司馬光詩歌中多有野叟或林野人等意象。
傳統(tǒng)文化的浸潤滲透，當代政治的激蕩震刷，個人修養(yǎng)的組運熔鑄，形成了司馬光詩歌取材宏博、內(nèi)容豐富的特色。其詩歌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節(jié) 批判現(xiàn)實與同情人民
孔子早在兩千年前就提出詩歌的“興、觀、群、怨”理論。興，就是說詩歌有感發(fā)人的精神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聯(lián)想；觀，就是說詩歌可以起到觀察社會現(xiàn)實的作用，能看到世風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說詩歌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jié)人的作用；怨，就是說詩歌可以干預現(xiàn)實，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興觀群怨”說對文學的審美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識學習方面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源頭，對后來的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和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非常積極的影響。司馬光的詩歌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思想，特別是“觀”與“怨”思想。
司馬光“世家相承，習尚儒素”，以此秉承正統(tǒng)儒學，信守不渝，并懷有“立身行道，輔世養(yǎng)民”的抱負。所以司馬光的一生事業(yè)都在“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上。在他的《與薛子立秀才書》、《乞降封事簽帖札子》、《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等文章中均有諸多以民為本思想的論述，他的詩歌中批判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憂恤民生、以民為本的表達數(shù)量也極為可觀，這些詩歌成為司馬光詩歌作品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對社會現(xiàn)實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并且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統(tǒng)治集團自身。如《將軍行》：
赤光滿面唇激朱，虬須虎顙三十余。腰垂金印結(jié)紫綬，諸將不敢過庭除。羽林精卒二十萬，注聽鐘鼓觀麾旟。肥牛百頭酒萬石，爛漫一日供歡娛。自言不喜讀兵法，智略何必求孫吳。賀蘭山前烽火滿，誰令小虜驕慢延須臾。
北宋的軍隊，將驕兵惰，司馬光在這里提供了一個佐證。這個三十余歲的青年將軍根本不會打仗，也根本打不好仗。北宋與西夏打仗，一敗涂地，百姓的生命、國家的財產(chǎn)當然要葬送在這種將軍的手里?！度稀返溃骸昂玛幧?，寒烽遠過蕭關(guān)。將軍貴輕士卒，幾人回首生還?！彼僖淮沃赋霰彼诬婈牭囊粋€主要矛盾——將軍與士卒的對立，他所批判的是將軍，所同情的是士卒。又如《出塞》：“邊草荒無路，星河秋夜明。卷旗遮虜塞，歇馬受降城。霜重征衣薄，風高戰(zhàn)鼓鳴。將軍功未厭，士卒不須生?！边@里詩人不僅把征夫衣薄，環(huán)境惡劣表達出來，而且把士卒的生死歸結(jié)在“將軍功未厭”，這與“一將成名萬骨枯”意思相近。
司馬光有到塞外考察的經(jīng)歷，慶歷三年（1043年），司馬光因守父喪在家賦閑，有空去拜訪正在延州任職的恩師龐籍，并對西北邊境的形勢進行了實地考察。寫下《延安道中作》、《入塞》：
羈旅兼邊思，川原蹀血新。煙云長帶雨，草樹不知春。細水淘沙骨，驚飚轉(zhuǎn)路塵。今朝見烽火，白首太平人。
萬騎入榆關(guān)，皋蘭苦戰(zhàn)還。摧鋒佩刀缺，蹋血馬蹄殷。鐃吹來風外，牛羊出霧間。須知沙塞惡，壯士變衰顏。
詩人把自己眼見的艱難邊疆生活翔實記錄下來，同時對長期困擾宋王朝安全的邊患問題表示擔心。作為一個文人如何為國出力呢？在《塞上》中發(fā)出了感慨。
節(jié)物正防秋，關(guān)山落葉稠。霜風壯金鼓，霧氣濕旌裘。未得西羌滅，終為大漢羞。慚非班定遠，棄筆取封侯。
司馬光嘆息自己沒有漢代定遠侯班超的軍事才干，不能棄筆從戎，效力疆場，為國立功。
在這些邊塞詩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馬光的反戰(zhàn)情緒，其主要一個方面還是出于同情下層人民。司馬光在執(zhí)政期間以“溫和”的態(tài)度對待邊關(guān)戰(zhàn)事，后來有的學者批評司馬光是保守分子。我們從這些詩歌中應(yīng)該能找到司馬光實行溫和政策的初衷吧！
司馬光對勞動人民采取比較同情的態(tài)度。在《宿石堰聞牧馬者歌》里寫道：
大河之曲多寬間，牧田枕倚長堤灣。烏棲鵲散堤樹寂，柝木聲稀宵欲闌。牧兒跨馬乘涼月，歷歷繞群高唱發(fā)。幽情逸氣生自然，往往鳴鞘應(yīng)疏節(jié)。歌辭難辨野風高，似述離憂嗟役勞。徘徊不斷何妨近，仿佛微聞已復遙。長川冷浸秋云白，露草翻光凝碧色。星疏河淡夜初長，展轉(zhuǎn)空亭奈孤客。洞簫音律京君明，可憐骨朽不更生。安得使傳哀怨意，為我寫之羌笛聲。
“歌辭難辨野風高，似述離憂嗟役勞……洞簫音律京君明，可憐骨朽不更生。安得使傳哀怨意，為我寫之羌笛聲。”詩人在路途休息中聽到牧民的歌聲，其歌聲如訴如泣：感傷親人分離的痛苦，感嘆行役的艱辛；歌聲音律哀婉君主自然明白，但被勞役折磨死去的牧民不能更生，無法來傳遞這“哀怨意”，請求過路者為自己寫首“羌笛聲”，傳到京城。詩人好像只是一位聽者，其實他就是牧民的代言人。這首詩也就是一首羌笛聲。在《苦寒行》里，司馬光正在經(jīng)歷“僮饑馬羸石磴滑，戰(zhàn)栗流汗皆成冰。妻愁兒號強相逐，萬險歷盡方到并”的長途跋涉，心里卻擔憂百姓無法抵御寒冬，發(fā)出“傳聞此北更寒極，不知彼民何以生”的嘆息。在《苦雨》中，描寫連續(xù)大雨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災(zāi)難，自己“怯聞饑嬰啼，愁聽寡婦哭”，作為一名閑官，內(nèi)心深感慚愧。在《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中，發(fā)出“野農(nóng)安敢問，環(huán)堵未能完”的呼聲。在《田家》中，指出勞動人民“篷戶焦愁”的處境，更指出“未塞豪人奪，何言公賦收”，老百姓遭受地方豪紳的嚴重剝削。他直接指責統(tǒng)治階級自身，“為吏空多祿，無人能此憂”。又如《又和夜雨宿村舍》：
積雨久未闋，豈徒行客憂。夜聞屋中人，嘆息悲田疇。方春播殖時，種食皆外求。鞭訶犯赤日，酷烈慚羸牛。草穢競禾長，從人借
耰。晨薅載星起，日暗未能休。豈無一時勤，所覬歲有秋。今茲昏墊災(zāi)，大野成洪流。直疑滄海溢，蠶栗浮陵丘。昔時百丈原，泛泛皆挐舟。喬木失端杪，饑鳥下無投。黍稷沈黃泥，圭谷安可收。嗟予乏技能，無以易糠麰。販鬻固所昧，敢詫市井游。欲依盜賊群，丑不閑戈矛。已載任天地，無益徒為愁。一身無死所，況為妻兒謀。之美愛物者，凄然涕沾裘。一夫有不獲，伊尹為深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囷倉稠。惜哉祿秩卑，此志終宜酬。
面對多日的積雨，詩人被困在旅途中，看見比自己更憂愁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層的勞動人民。大水為災(zāi)，他們走投無路，無以為生。要想做買賣，然而并不懂得經(jīng)商之道；要想投靠盜賊，但性情懦怯不會弄刀舞棒。司馬光發(fā)出“一夫有不獲，伊尹為深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囷倉稠”的心聲，這與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思想已經(jīng)很接近了。更難能可貴的是，詩人發(fā)誓一旦有了相當?shù)墓傥?，一定會為民作主，“惜哉祿秩卑，此志終宜酬”，這一思想，司馬光一生可以說確實做到了。還有最著名的那首《道傍田家》：
道傍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翁攜鐮索嫗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靜夜偷舂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足。
這首詩相當深刻而逼真地描寫了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詩中所述田家是一對白發(fā)老夫妻，耕種著薄田，不能正大光明地去舂米，而不得不利用夜間偷著舂米，僅這一點就足以令人心生不平了。更嚴重的是，到天明，門外還是擠滿了討債的人，還沒有加上很快出現(xiàn)的“縣官催稅”的逼迫！這一對白發(fā)人還能有活路嗎？這首詩的典型性和思想性可直追杜甫的“三吏”“三別”。
司馬光還寫過一首《陪同年吳沖卿登宿州北樓望梁楚之郊訪古作是詩》：
大禹息洪潦，畫野經(jīng)九州。波沈露群山，嶷嶷相嬰鉤。漩洄澹茲土，平敞仍寡分。乘高極回望，坦坦無陵丘。先王崇皞濟，建祀邦諸侯。玉帛從會同，赴告書春秋。六雄方逐鹿，為嬴弱姬周。茲為會戰(zhàn)場，蹀血無時休。漢錯削七國，禍生東南陬。亞夫閉高壁，坐折強吳謀。曲竿倒太阿，辟戶延旃裘?；淬袈入?，房心掩旄頭。人移煙火絕，榛茂豺狼游。唐綱日浸衰，盜起如螟蟊。相攜聚萑蒲，袒臂擔耡耰。蟠薄數(shù)千里，焚劫無余留。圣朝定多壨，劍戟包貔貅。蓁蓁荊棘林，朊朊良田疇。耒耜趨時雨，黍稷豐歲秋。昔為車騎利，今睹桑麻收。我來宦東土，莨菪乘春流。行行次符離，固為親交留。樽罍且為樂，攜手登高樓。是時新雨余，風日方和柔。云鮮亂花薄，波綠迷芳洲。羃羃游絲轉(zhuǎn)，哀哀野陽浮。調(diào)簧語雙鸝，翻雪矯群鷗。愛茲登昨美，況復依良儔。聊適笑言樂，盡忘霸旅憂。翔陽向冉冉，漸與西山遒。驛程前有期，戀此當何由。分首下岧峣，賬然登暮舟。
這首詩看似是詠史之作，但詩人還是有勸解之意。他說：“唐綱日浸衰，盜起如螟蟊。相攜聚萑蒲，袒臂提耡耰。蟠薄數(shù)千里，焚劫無余留。”這是對唐末農(nóng)民大起義的一幅生動寫照。司馬光在這里批判唐末的腐敗政治，但實際是在對他自己所依靠的北宋王朝發(fā)出警告，提供歷史教訓。他知道足以毀掉一個王朝的力量，不是別的，只是勞動人民。
從維護宋王朝統(tǒng)治的角度，司馬光曾把自己見到的農(nóng)民難以為繼的情況上奏朝廷：“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zāi)，幸而收成，公私之災(zāi)，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糧馕而不足，所衣者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
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批判現(xiàn)實、同情勞動人民的詩歌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從深度上說，都構(gòu)成了其詩歌內(nèi)容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節(jié) 治國理政與選才育人
司馬光的一生從事政治活動的時間要比他用在治學研究的時間長得多，在發(fā)奮學習和從事政務(wù)期間，司馬光的治國理政的理念逐漸形成并指導著自己從政的方向。在詩文中，司馬光曾多次提到過他的政治抱負和治國方略。這些詩文既可以認為是他對“文以傳道”的文學思想的實踐，也可以被視作其治國理念的一種表達訴求。這種詩文的實用性符合司馬光政治家的身份，也成為司馬光詩歌一項重要內(nèi)容。
司馬光深受傳統(tǒng)儒學影響，并一心維護正統(tǒng)秩序，所以他在詩文中反復地強調(diào)“禮治”，認為禮治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是天子最基本的職責。因此，在《資治通鑒》卷首，司馬光開宗明義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彼€認為：“民生有欲，喜進務(wù)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jié)之，則貪淫侈溢而無窮也。是故先王作為，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nèi)外有別，親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覬覦之心，此先王御民制世之方也?！?sup>他又說：“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這些文字，司馬光反復地強調(diào)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是君臣的使命，特別是臣子們要“各紀其職”，不能違反綱紀。他在《送雷章秘丞知芮城》中說：
西伯昔斷訟，令名存迄今。南臨大河曲，北倚首陽岑。俗被圣賢化，人多禮讓心。夫君老經(jīng)術(shù)，終日想鳴琴。
詩中對“禮治”后國家的理想狀態(tài)作了生動的描繪，還表達出對以“禮”治國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的期待。
“禮”的思想要求人們遵循社會等級，各安其分，這固然束縛了人的思想，禁錮了人們的頭腦，然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治世少，亂世多，在動亂中，許多王朝固然“無不泯滅”，“生民之類”也多“糜滅幾層”。每次大的動亂都給生產(chǎn)力造成了巨大破壞。所以重視“禮治”，在特定時期，對維護社會秩序穩(wěn)定、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也不無裨益?？梢姟岸Y治”思想又有其合理、積極的一面。
作為禮官出身的司馬光更是以“禮治”為己任，他除了撰寫禮教著作外，還時刻給當朝皇帝遞送奏折，講述個人的禮治觀點。如嘉祐七年，他上疏仁宗，勸其“修儒術(shù)，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儀興行，風俗純美”。英宗即位，司馬光又上疏強調(diào)“圣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逾也”。對于朝廷一些違背禮治的行為，他也極力反對?！端问贰氛J為其“居處有法，動作有禮”，這應(yīng)是對司馬光一生最為恰切的評價。
考察司馬光的治國禮政思想，內(nèi)容比較豐富，包含了許多方面的內(nèi)容：有民本思想，和平外交、民族平等思想，有富民的經(jīng)濟構(gòu)想及選用賢才任官的用人制度，這些可以說是司馬光對當時國家的基本構(gòu)想。司馬光對政治理想的設(shè)計，其詩歌中也有較多表達，不論是寫景抒情詩，或寄贈友人的詩，抑或是其他題材的詩中，司馬光都有對美政期許的語句。如在他的《和子淵除夜》中說：“男兒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萊?！毕Ｍㄟ^平生的努力，能獲得一個施展自己才華的機會以報效朝廷?！暗ば慕K夜苦，白發(fā)詰朝生。恩與乾坤大，身如草木輕。何階致明主，垂拱視升平?！?sup>這些詩句都強烈地表達了司馬光的從政決心和有所作為的積極參與意識，這也正是其治國思想如此全面的內(nèi)在原因。
如何治國理政？司馬光認為關(guān)鍵在選人、用人上。他認為人存政舉，為政之要，“在于擇人，不在立法”。既然說選人是為政之關(guān)鍵，那么如何選擇“善吏”呢？
司馬光認為“德”為首。他說：“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茍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sup>而“賢”者，首先要有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即說才是德借以表現(xiàn)的外在形式，德是才的內(nèi)在本質(zhì)，是支配才的“統(tǒng)帥”。德是第一位重要的，而完美的人才應(yīng)當是德才兼?zhèn)涞?。這一觀點，其詩歌中也屢有出現(xiàn)，頗能說明司馬光選拔人才的具體要求。在《和之美二貧詩》之一中，“君子尚仁義，寶用為身資。其人茍不賢，富饒亦胡為”，說明賢德的重要，他認為有才而無德之人沒有什么用處。在《癭盆》中說：“凷桴葦籥薦忠信，坐使風俗還深淳?！庇纱梭w現(xiàn)出“忠信”是詩人認為人賢的一個方面，是好德行的具體表現(xiàn)。在《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屬和勉卒成篇真不知量》中說：“我聞神理明且直，興亡唯觀惡與德?！彼J為“仁義”、“忠信”是德高的具體表現(xiàn)，用人首先要考察他是否具有這種品德。否則便是無德之才，用之會后患無窮。
選擇有德之士是用人第一要點，另外司馬光評價一個人是否是賢才，還看其是否利國、利民。如果不能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yǎng)民，也不能稱為賢才。他在《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之二《題廳壁》中說：“為身不為人，鄙哉陶彭澤?！本蛷膫?cè)面含蓄地表明他的這一觀點，他認為陶潛做官或棄官，都沒有從是否有利于人民的角度來考慮，實在不能算得上是賢才。在《和聶之美二貧詩》中說：“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為小，用之活蒸黎。”同樣把做官宗旨是否為民作為考察才德的一個方面。
在用人方面，司馬光尤其重視恰當?shù)厥褂萌瞬?，即他的量才而用的思想。司馬光說：“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yè)，各有所守。”“雖周、孔之材不能遍為人所用，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用之?！边€曾說：“欲知治經(jīng)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jīng)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zhàn)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备鶕?jù)對這些人才的不同特長的考察，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擔任相應(yīng)的職務(wù)。這樣才是真正地善于使用人才，這種用人觀無疑對當時以吏治國的“人治”社會是有積極促進作用的。
除了以上一些較重要的用人選人觀之外，司馬光還反對循資序，重門第的觀念，并稱之為“魏晉之深弊”，建議選拔官員應(yīng)重在懂業(yè)務(wù)，看實效，“度材而授官，量能而施職”，如《閽吏》：“因徇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逼鋵嵕捅磉_了自己對論資排輩用人制度的不滿之情。這些思想對現(xiàn)代選官制度也極有借鑒意義。
如何培養(yǎng)人才呢？司馬光十分重視齊家治國之道，其認為“治國必先齊家”，因為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細胞，這又與他的以“禮”治國的思想是一致的。怎樣齊家呢？首先要有一定的秩序，父子，長幼之間應(yīng)當各守其位，各行其分，“凡諸卑幼，事毋大小，毋得專行，必咨察于家長”。如果長幼無序，那么家里就會亂了套。有了秩序同時還要對家人進行教育，才能使他們真正地把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的觀點落實到實際生活當中。司馬光在《家范》中認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公也……其為父子，兄弟是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p>
這種觀點在詩歌中亦有所見，如《新遷書齋頗為清曠偶書呈全董二秀才并示侄良富》：
長夏暑候濁，云火高
岏。豈徒肌骨煩，木卷川流乾。新居得南齋，楹檻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曉暮清陰寒，汛掃布幾簟，氣體粗可安。圖書雖非多，亦足備覽觀。圣賢述事業(yè)，細大無不完。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于中茍得趣，自可忘寢餐。況今有道世，谷祿正可干。朂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力學致顯位，拖玉簪華冠。毋為玩博弈，趣取一笑歡。壯年不再來，急景如流丸。
這首詩寫司馬光在搬了書齋以后，看到清靜適合讀書的環(huán)境，感到心情舒暢，于是他諄諄教育后輩子孫，要想至“顯位”，必須“力學”，這樣才能“張羽翰”、“簪華冠”，不要貪圖玩樂，浪費了光陰，大好年華轉(zhuǎn)瞬即逝，不復轉(zhuǎn)來。這些教誨對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鞭策和鼓勵。另外在《望日示康廣宏》中說：“清晨三綠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前烈，余光及爾曹。勿矜從仕早，當念起家勞。修立皆由己，何人可佩刀?！薄逗噼较碌谧髟娛局吩唬骸昂畏僚减愕?，末必遂沉淪。莫嘆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將為少年淚，容易輒傷春?！边@些詩句也無不寄托著司馬光對后輩的愛護教育之情。他諄諄告誡他們，將來做了官也好，人生遇到挫折也罷，重要的是要不停地加強自己的修養(yǎng)，這樣才能不虛度年華，才能最終成為國家的棟梁。在后輩人得意之時，司馬光教育他們應(yīng)當想到“起家勞”，而要克己，方能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在失意時，司馬光又鼓勵他們應(yīng)當振作，偶爾的挫折，未必就永遠“沉下僚”，不要擔心功名取不得，而應(yīng)當“憂道誼貧”，要求他們要想成為有用之才，首先要“修己”，嚴于律己，才可能成為真正的可用之才。這樣，也才能夠與“圣賢”相距越近。同時，司馬光還較重視對后輩學識和品行的教育，在家庭生活中，始終以“儉為美德”的思想來教育后代，重視以禮治家，以勤儉持家。在整個社會范圍內(nèi)，司馬光也為人們樹立了榜樣，以明確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定。在《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梯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為之求詩于朝之士大夫以紀之》中就樹立了一個社會典型：“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校檢。陳生世同財，百日共豐檢。遠居嶺海間，天質(zhì)非陶染。邦人慕其行，斗辨日衰減。祥木并殊柯，童童植軒檻，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范……己能孝悌者，默致神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后明褒貶……”這首詩中就體現(xiàn)出了司馬光家庭教育的兩個基本觀點，即以家庭長幼有序、講孝悌為美德，并期望將此在社會中推廣開來，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同時他還贊揚了康陳生家世以儉為貴，“百日共豐儉”的美德。樹立起這種社會風尚，對于全社會的道德建設(shè)都有良好的作用。即使到了今天，這些美德對社會的發(fā)展和穩(wěn)固也仍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司馬光還強調(diào)對萬民的教化和教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成員教化好了，社會也就安定下來了。他在《送人為閩宰》中說：“鄉(xiāng)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正用慈良化，居無碟訴紛。誰云遠享國，佳政日相聞。”就表達了教化萬民的效果是百姓都知書識理，心地慈善，品行美好，那么官府便“無碟訴紛”，這樣也就達到了美政的目的。這種以德教民，以致佳政的思想也應(yīng)是其治國理想的組成部分，他的《送宋郎中知鳳翔府》、《送雷章秘丞知芮城》也表達了這一類思想。當然，司馬光的倫理道德思想中會有不少封建糟粕，有束縛人的思想行為的方面。但筆者認為，其倫理思想總體上應(yīng)當作如下認識和評價：司馬光生活在封建時代，作為封建士大夫的一員，他的倫理道德思想也是建立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chǔ)之上的。所以，其思想中的封建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內(nèi)容對今天也還有一定的存在意義，對這些方面應(yīng)當辯證地加以吸收，以利于我們今天社會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
第三節(jié) 樂天知命與中和適意
司馬光曾說：“天者，萬物之父也?！?sup>即天是萬物的造化者，因此人絕不能違逆天意。他的這一思想和周敦頤所謂“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的立誠思想及邵雍所謂“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等宇宙發(fā)生思想的實質(zhì)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對“天”抱著一種敬畏之情。司馬光的詩歌中也多次提到“天命”，表現(xiàn)出這種感情。在《初見白發(fā)慨然感懷》中說：“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道業(yè)寡，汩沒無它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儆，拔之乃違天……”《云》：“晴空碧于水，那得片云飛。映日成丹凰，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絕跡，隱顯兩忘機。天理誰能測，終然何所歸?！痹谶@兩首詩中，他提到的“天”都是講順命敬天之意，認為天意如此，天理難測，人力不可勉強，所以只能順應(yīng)天意。這種樂天安命等待天意安排與命運判決的宿命論思想，在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成為安閑沉穩(wěn)、優(yōu)游自得閑逸風格的思想根源，也是其哲學思想的自覺追尋和自然流露。再如《次韻謝杜祁公借觀五老圖》：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發(fā)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wù)f優(yōu)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畫圖看。
全詩不僅表現(xiàn)出安閑優(yōu)游之情態(tài)，而且“脫遺軒冕”、“笑傲上園”、“高難慕”、“韻自寒”等神情意境，也無不是安于現(xiàn)狀、企望安閑的心理反應(yīng)。這種悠閑之心是與其對人生的達觀態(tài)度密不可分的。在這一哲學思想基礎(chǔ)之上，司馬光還主張無為而為之的觀點。如《六十寄景仁》：“從來好與天爭力，困竭方慚己力微。見事晚于蘧伯玉，今知五十九年非?！痹娭幸环矫嬲f明，司馬光已認識到萬物生成之前，“天”已經(jīng)是一種客觀存在，所以人的主觀意志不能違背這種客觀規(guī)律；另一方面還說明了司馬光經(jīng)過無數(shù)磨難之后，到了花甲之年才認識到，人是不能“與天爭力”的。在《贈祖擇之》一詩中也同樣表達了人應(yīng)當順天命的觀點：“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云。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彼抉R光在《迂書·士則》中說得更明白：“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必得天刑?！?sup>由客觀規(guī)律不可違背，發(fā)展到聽天由命、消極處世，這是理學家普遍相信的一種哲理，司馬光也未能脫俗。
他在《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中說：“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宜獨坐，暖天佳景即閑游。松篁亦足開青眼，桃李何妨插白頭。我以著書為職業(yè)，為君偷暇上高樓。”邵堯夫，即邵雍，謚康節(jié)，北宋著名理學家，詩人。他長期住在洛陽，把所寢息之處取名為安樂窩，并賦詩十三首，題為《安樂窩中吟》。司馬光這首和作，對邵雍樂天知命、順理無為的思想，安貧樂道、達觀和樂的性格及閑來無事、悠游自得的生活態(tài)度作了形象的描繪，表達了自己對邵雍其人的欣賞與志趣相投。在《花庵詩寄邵堯夫》中說：“自然天物勝人為，萬葉無風綠四垂?！币矎挠^望自然中反映出了其無所作為、任其自然的思想?！跺羞b四章呈欽之堯夫》中說：“閑思宇宙內(nèi)，何物不由天。定分不移易，勞心徒棄捐。鵬飛九萬里，松壽一千年。斥
與朝菌，逍遙亦自然?！表樏鼰o為，任由自然，無所掙扎的順天思想油然而生。
司馬光的順命敬天的觀點使其詩歌呈現(xiàn)出一種安閑優(yōu)游、順從天理、不爭不求、不激不怒的詩歌風格，讀來悠然從容，氣度舒緩。司馬光之所以有這種觀點，是和他的“中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的。
“中和”是司馬光哲學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司馬光在《中和論》里這樣論述：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樂之未發(fā)，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為常也。及其既發(fā)，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jié)。中節(jié)，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yǎng)之為中，發(fā)之為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sup>
概而言之，“中和”就是恰到好處，不過，亦不不及。詩歌中，他也多次談到“中和”，《和秉國招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論樂》說：“要須中和育萬物，始見大樂之功全?！庇袝r用“中庸”來表述，在《同子駿題和樂亭》中說：“至樂和無聲，大禮簡無跡。心專守中庸，身不蹈邪僻。造次常在前，須臾不離側(cè)。窮通雖百變，何往不自得?！痹凇蹲雍裣壬мo》中又寫道：“修內(nèi)勿修外，執(zhí)中勿執(zhí)偏。”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和思想、中庸思想或執(zhí)中思想，是司馬光最堅定的精神支柱。
司馬光的一生并非一帆風順，偶爾現(xiàn)實與自己理想有距離時，便把詩當作化解痛苦、安頓人生的靈丹妙藥，“適意”就是他睿智的選擇。如《晚歸書室呈君倚》：
簿領(lǐng)日沈迷，事役等胥靡。得歸無所為，未免閱書史。一種勞精神，胸中異憂喜。人生無苦樂，適意即為美。乃知抱關(guān)人，不必羨青紫。
詩人面對功業(yè)無成，內(nèi)心無法解脫，只好以借人生本來沒有什么苦與樂之分，只要“適意”就是最美的，這又是一種何等的樂觀與豁達呢？司馬光與王安石變法不和，退居十五年。在這人生最灰暗的時刻，他的精神支柱其實也是這種“中和”、“適意”思想。有許多詩可以為證。下面列舉《光詩首句云飽食復間眠成二章》為例：
錢少何須萬，杯多不過三。龜腸本易足，熊掌詎宜貪。散步竹齋外，高吟柳徑南。此心無所用，脫粟亦深慚。
秋懷一事無，暑盡書涼初。竹戶靜長閉，藜床安有余。逍遙化胡蝶，容易入華胥。天上多官府，神仙恐不如。
詩人清心寡欲，對于人們熱衷的金錢、美酒表現(xiàn)出一種知足常樂的心態(tài)。無論是散步竹林中，高吟柳徑間，還是躺在藜床上，夢化蝴蝶，清悠自在，恐神仙也不如呀！那種內(nèi)心的平靜、安然，讓讀者也如身臨其境，心有所感。
司馬光雖然樂天知命，但不信鬼神，這在詩歌中也有表現(xiàn)。他寫有《游仙曲》五章，堅定表示他對神仙的懷疑、否定，并表示“仙家不似人間歡”的積極樂觀思想。在王安石變法的熙寧時期，禪學特別盛行，朝野幾乎無座不談禪，形成一種時髦風尚。司馬光在《戲呈堯夫》中道：“近來朝野客，無座不談禪。”接著又表示：“顧我何為者，逢人獨僧然?！痹谒^的潮流面前，他對禪學采取遠離摒斥的態(tài)度。
可以說，司馬光詩歌中體現(xiàn)的樂天知命是由其“中和”、“適意”的思想決定的。
第四節(jié) 仕宦之痛與自我追求
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中國古代文人幾乎毫無例外都懷有大濟蒼生的儒家積極入世的理想，作為封建社會中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司馬光當然也離不開這樣的道路，他出仕是必然的。但在司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封建社會已經(jīng)逐漸轉(zhuǎn)入衰頹的時期。北宋初期所謂的“祖宗大法”的統(tǒng)治政策由于沒有因時變通，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費”，造成了“積貧”、“積弱”的社會現(xiàn)實，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有識之士紛紛探求和實踐救國圖強的措施，這就是當時的士大夫所面臨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另外，從北宋初期統(tǒng)治者就形成的一項基本國策就是抑武揚文，以文治國，與士大夫治天下，這種國策逐步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并積淀成一種下意識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士大夫皆勤于著述，以學術(shù)相尚，出身孤寒的士大夫階層通過科舉取士進入仕途，從內(nèi)心里便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具體表現(xiàn)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上，就是宋代士大夫具有重節(jié)義的道德觀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等，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可見，宋代士大夫精神正是由于宋代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和其構(gòu)成成分的改變而形成的。
在強烈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的感召下，司馬光二十歲高中進士甲科，步入仕途。由于當時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復雜性，司馬光出仕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志趣與社會風尚并不相符，自己同社會走著相反的方向，于是開始反省自己。在給好朋友聶之美詩中表白“愚疏強從仕，趣尚與時乖”。當他自己發(fā)現(xiàn)了謀祿與謀身存在矛盾，發(fā)現(xiàn)了自己天真純潔的心靈逐漸受到外界的侵擾，在《和君倚藤床十二韻》中說：“嗟予仕京府，謀祿非謀身。豈徒勞百骸，消鑠侵天真?！?sup>他在青年時期曾追求過“形骸盡我有，不復為物役”的生活，但理想總是理想，他漸漸感到越來越多的矛盾，甚至痛苦。在《感興寄聶之美》中說：“平生百無可，強為一官縻。世味偏余薄，心期獨子知。林猿愁玉鎖，櫪馬患金羈。年事今華發(fā)，求榮欲為誰？”這里清楚說明，仕宦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束縛。在《贈清行》中對著一個和尚說過這樣的話：“我厭俗緣苦，空為薄宦牽?！苯?jīng)過一番思考，認為“嗟嗟宦游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仕宦生活如同魚入網(wǎng)中，強迫改變自己的興趣，這是自己不能做的。
仕宦生活對自己得失、榮辱有什么影響呢？他在《送丁正臣通判復州》中道：“得失固有命，世人空自勞?！痹凇杜汲伞分姓f：“淵明恥為令，乞食倚人門。賢人樂遂志，榮辱安足言?！庇幸粋€朋友蓋了一所“吏隱堂”，他在《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中說：“人生適意即為樂，安用腰金鼎鼐間?！彼抉R光開始對仕宦生活表示了厭倦與否定。
仕宦生活自然與個人勢位聯(lián)系在一起，但司馬光的看法是：“勢位非其好，紛華久已厭。”司馬光有這樣的思想基礎(chǔ)，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在王安石變法期間，神宗任命他為樞密副使，他由于同王安石政見不同，所以堅決辭退，棄之如敝屣。司馬光厭惡仕宦生活，更不貪戀勢位，是早已形成的思想，所以有那樣堅決的實際行動。司馬光之所以有這種思想，是其性格決定的?！端问贰に抉R光傳》曰：“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碧K軾在《司馬溫公行狀》中亦說：“論公之徳，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彼抉R光自己也多次說過：“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sup>可見，“誠”、“一”是司馬光終生追求的信條，是為人處事的準則。這個“誠”指為人誠懇，忠厚，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這個“一”是指為自己信仰堅持到底的精神。“誠”、“一”應(yīng)該是司馬光做人的一種崇高境界。所以，當自己理想不能實現(xiàn)或他人思想與自己不和時，司馬光堅持不屈撓、不退讓。這在他十八九歲時就在兩篇銘文中表現(xiàn)出來了。
質(zhì)重精剛，端乎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濕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效。（鐵界方銘）
這是以鐵界方自比自勵，表現(xiàn)了司馬光對忠正端方、堅持不渝品格的追求。
何為而正，致誠則正。何為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勇箴）
這里，司馬光把“正”“誠”“勇”“義”等概念聯(lián)系一起，告訴自己，也是告訴他人應(yīng)該努力的方向。
讀這些文字，自然能聯(lián)想到嚴謹、正直、誠一的司馬光，當然也會從中受到啟示，教育自身。
司馬光既已厭倦仕宦，為什么不徹底脫離官場呢？在《和宇文公南途中見寄》中說：“聰明烏紗游洛塵，未能全得自由身。深慚白首戀微祿，不向青山為散人?！彼麑τ谪潙傥⒌?，不做自由的散人，在思想上感到慚愧。復雜的官場生活，有時激起司馬光強烈的思想浪花，在《送白都宮歸長安》中說：“丈夫那肯浪低眉，薄宦空添鬢里絲?！边@話相當沉痛，并且含有難以抑制的痛惜之情。
司馬光厭倦仕宦生活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就是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寄題宇文中允所居》中說：“經(jīng)史乃吾友，云山為知己。世間青紫貴，盡付兩佳兒。”這里最清楚宣告，功名利祿付與兒輩，自己只以經(jīng)史為友，以大自然為知己。在《柏梯寺》中表示：“何當遂棲隱，身世兩相遺?！睘榱藗€人的追求與自由，可以拋去一切，歸隱山林。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司馬光退居洛陽十五年，盡心致力于《資治通鑒》的修撰。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從事《資治通鑒》的編纂絕不是偶然的。在好友邵堯夫面前，司馬光曾以極為堅定的態(tài)度說：“我以著書為職業(yè)，為君偷暇上高樓?！?sup>這使我們可以理解，司馬光在洛陽的十五年，雖然還掛著一個提舉崇福宮的官職，但所過的乃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的著述生涯，他在實現(xiàn)自己生活上“成一家書”的真正追求。
第五節(jié) 以史為鑒與道德評判
“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自《詩經(jīng)》始，詩與史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自此以后，古人以史為鑒，似乎成為一種趨勢。漢、唐兩朝立國之初，都曾有以前代興衰治亂史實為對象，探索治國之道的史論和詠史詩。從班固、曹植、左思直至李白、杜甫，詠史詩不斷地得到發(fā)展和豐富。詩人們借助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打通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界限，使兩者之間建立起內(nèi)在聯(lián)系?？傊?，經(jīng)過不斷發(fā)展，詠史詩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不斷擴大，題材不斷豐富，表現(xiàn)功能趨于多樣，詠史體例基本臻于完善。
到了宋代，文人以史鑒今的意識更為發(fā)達。這同時代政治和社會文化密不可分。宋代變幻莫測的政治局勢，積貧積弱的軍事局面，重文抑武的治國方針，科舉取士名額的大增，再加上最高統(tǒng)治者對讀書的大力提倡，使得宋代文人具有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和較強的歷史責任感。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一部分文人開始了以一種新的審視性、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思維方式來對待繼承一切既往的文化遺產(chǎn)，他們愛評古論今，批判權(quán)威，愛自出樞機作翻案文章，愛獨具慧眼發(fā)人所未發(fā)，從而促進了宋代詠史詩的發(fā)展。這也是宋代的文人往往集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于一身的原因。如歐陽修、王安石、劉敞等大家均寫過不少出色的詠史之作。以歷史人物“王昭君”為例，當時王安石《明妃曲》一出，天下轟動，歐陽修、梅堯臣、司馬光、曾鞏、劉敞等紛紛與之唱和，他們所寫的和詩均有不少新意。這些詩或借明妃之口表達對君臣關(guān)系的認識，或借明妃之口傳達他們對政事、對君主的深深憂慮。這些詠史之作進一步拓展了詠史詩的表現(xiàn)功能，成為宋詩改革的有力見證。
高爾基曾說過：“文學到底是要為認識生活這個事業(yè)服務(wù)的，它是時代生活和情緒的歷史?！?sup>宋代，史學進入發(fā)達和成熟階段，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們以各種形式來表現(xiàn)異乎尋常的“史學自覺”精神，宋代的史學家們的“史學自覺”意識，借用孫建民、凌皞先生的話講，就是“要通過研究歷史來干預政治，關(guān)注國家命運，從而使歷史學解決刻不容緩的現(xiàn)實問題，關(guān)乎國計民生，進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負”。司馬光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這也許是他編撰《資治通鑒》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作為詩人，在自己的詩歌里也會留下對歷史的見解。
司馬光的詠史詩，在其詩集中所占比例不大，共23題，32首。但這些詠史詩往往與《資治通鑒》以及他的史論文章相呼應(yīng)，凡“關(guān)國家之盛衰，系民生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皆為詩人所關(guān)注，所以部分作品關(guān)注的是歷史上的大人物和重要歷史事件，或有關(guān)國家治亂的政治措施等。其中涉及的歷史人物有虞舜、大禹、伯夷、叔齊、孟嘗君、燕昭王、楚懷王、屈原、田橫、李牧、項羽、漢武帝、晁錯、馬援、王昭君、呂祿、斛律光等。通過對這些歷史人物的歌詠或道德評判，不僅表達了作者的歷史觀，也反映了作者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照態(tài)度。
司馬光的《五哀詩》是一組頗有特色的作品。他在“序”中說：“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讒之為害，不可一二數(shù)也。聊觀戰(zhàn)國以來，楚之屈原，趙之李牧，漢之晁錯、馬援，齊之斛律光，皆負不世之才，竭忠于上，然卒困于讒，不能自脫，流亡不得其所而死?；蛘邍S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即其事作《五哀詩》，且以警后世云。”“詠史”的目的是為了“警后世”，在此處明確提了出來，借古諷今的意識非常明顯。
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疏不忘懷王。冤骨消寒諸，忠魂失舊鄉(xiāng)。空余楚辭在，猶與日爭光。（《屈平》）
椎牛饗壯士，拔距養(yǎng)奇材。虜帳方驚避，秦金已闇來。旌旗移幕府，荊棘蔓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李牧》）
人主恩猶盛，讒夫開舌端。旋聞就斧質(zhì)，不得解衣冠。反虜齒纏冷，謀臣心盡寒。晁宗噍類盡，漢室泰山安。（《晁大夫》）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郁林。天涯柱分界，檄外貢輸金。坐失奸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煙深。（《馬伏波》）
君臣日荒宴，歌舞諱言愁。老相猶當國，疆鄰不敢謀。謠言雖未出，奸謗已先流。誰察忠臣意，通宵抱膝憂。（《斛律丞相》）
《屈原》一詩講屈原蒙羞受辱，被疏遠流放，仍不忘懷王的故事?！独钅痢分v述英勇善戰(zhàn)的趙國戰(zhàn)將李牧，卻被奸人郭開讒言所害?！蛾舜蠓颉氛f的是漢文景兩朝時名臣晁錯，功績卓著，為鞏固中央政權(quán)，進言削藩，卻遭小人讒言被腰斬東市?！恶R伏波》介紹的是漢將馬援的故事，他忠勤國事，馬革裹尸，令人欽佩。生前雖居于高位，也不結(jié)勢樹黨，受到權(quán)貴的排擠壓抑，即使是死后還遭到了嚴重的誣陷迫害?！鄂韶┫唷吩娭幸员饼R丞相著名將領(lǐng)斛律光雖然屢勝周兵，戰(zhàn)功卓著卻被奸佞祖延誣陷為謀反朝廷誘到宮中殺害的故事為背景，以此作為政治諷喻詩，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奸佞小人。這五首詩都是想借古人事來勸諫當朝圣上。司馬光認為奸佞之臣進讒言不但會毀滅忠臣，而且應(yīng)當為政治敗壞或國家衰亡負責，他期望神宗皇帝能夠慧眼識人，不至于偏聽偏信誤國，以達到警告后世的目的。忠直與奸佞一直是歷代士大夫嚴格恪守是非判斷的界標，司馬光在任御史中丞時就始終貫穿著這種判斷標準，去履行御史的職責。在宋神宗準備任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時，司馬光兩次上奏反對，認為張方平“文章之外，更為所長，奸邪貪猥，眾所共知”。為此，司馬光被免去御史中丞，重又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對此，他拒不接受，又上奏《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臣近側(cè)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xié)眾望。臣識淺才下，其言固不足采。向者仁宗時，包拯最為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放平奸邪貪猥事跡甚多，陛下儻欲知放平為賢為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
這種忠于職守、痛恨奸邪之人的思想與他在詩中對奸臣的斥責是一樣的。
在寫作方面，司馬光的詠史詩，更像讀史札記，或者隨想錄。譬如，《詠史》三首，所詠之事毫無關(guān)聯(lián)。
不事王侯者，修然鄭子真。開田谷口美，荷鍤白渠春。德化移鄉(xiāng)曲，聲光動縉紳。一時鐘鼎貴，磨滅彼何人。
延陵腰利劍，上國使初通。待我周游遍，逢群遣奠終。晶熒擊高樹，蕭瑟動寒風。誰敢欺生死，蒼蒼照爾衷。
春風三閣上，珠翠日紛紛。樂飲陶江月，清歌遏海云。醉中失陳國，夢里入隋軍。玉樹庭花曲，凄涼不可聞。
第一首寫西漢鄭子真隱逸高潔之事，贊揚他：“德化移鄉(xiāng)曲，聲光動縉紳。一時鐘鼎貴，磨滅彼何人?！钡诙踪澰佈恿昙驹?，品德高潔，遠見卓識，謙恭禮讓，在中國歷史的長空中，閃耀不絕。第三首詩寫南朝陳后主陳叔寶。不勤國政，窮奢極欲，沉湎聲色，最終留下亡國之音《玉樹庭花曲》。整體上看，這三首詩所詠之事不同，主題也不相似，這可能不是一時之作，大約是平常讀書的隨感雜錄。與《傳家集》中的《史論》、《史評》、《史剡》等史論文章十分相似。司馬光這種詠史詩，非常隨意地對某一歷史事件進行敘述和評價，表現(xiàn)的是士大夫的意趣和價值取向。如其一詠鄭子真的一首，據(jù)《漢書》載：“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卑喙谭Q贊他“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司馬光在詩中所詠的鄭子真顯然是班固所描繪的形象，他們崇尚隱逸之士的觀念亦如出一轍。這類表彰隱士的詩作，其實表現(xiàn)的是古代士大夫共同的一種情結(jié)。以司馬光為例，他很年輕就進入仕途，而且終身并未離開官場，在他的文章中很少讀到期望隱逸的情懷。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對隱逸之士的崇尚，《周易·蠱》中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士成為高潔的象征，在中國古代士人文化中，形成一種共識，雖然真正愿意做隱士的人并不多。在《通鑒》中，不載隱士的事跡，但并不能說明司馬光不敬重隱士，這是由于《通鑒》的體例來決定的。這類詠史詩，它能表現(xiàn)作者的各種思想觀念，包括他對以往文化的認同或者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但沒有很深的寄托。
這三首詠史詩相比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杜詩所詠亦非一時一人一事，在詩中詩人情懷歷歷可見，誠如黃鶴注云：“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己懷，非專詠古跡也?！庇终f：“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為己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妒，與入朝見妒者，千古同感焉?！?sup>詩人將其人生歷程的諸多感慨融于《詠懷古跡》之中。而司馬光的《詠史》詩三首，完全沒有情感聯(lián)系，與其生平閱歷亦無關(guān)聯(lián)，只是他的讀史雜記而已。當然，這類詩還是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位士大夫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評判。
這種詠史詩的特點，是司馬光作為史學家的一種敘述方式，再來看他作于同時期的幾首詠史詩：
項王初破函谷兵，氣壓山河風火明。旌旗金鼓四十萬，夜泊鴻門期曉戰(zhàn)。關(guān)東席卷五諸侯，沛公君臣相視愁。幸因項伯謝前過，進謁不敢須臾留。椎牛高會召諸侯，寶劍泠泠舞席上。成陽灰燼義帝遷，分裂九州如指掌。功高意滿思東歸，韓生受誅不復疑。區(qū)區(qū)蜀漢遷謫地，縱使倒戈何足為？（《戲下歌》）
君不見薛公在齊當路時，三千豪士相追隨。邑封萬戶無自入，椎牛釃酒不為貲。門下紛紛如市人，雞鳴狗盜亦同塵。一朝失勢賓客落，惟有馮
西入秦。（《孟嘗君歌》）
楚王宮中夜未央，清歌秘舞會華堂。木蘭為柱桂為梁，隋珠和璧爛同光。橫吹乍鳴秋竹裂，繁弦初度春雨歇。九微火樹垂垂滅，羅衣紛紛玉纓絕。滿朝冠劍東方明，宮門未啟君朝醒。秦關(guān)日夜出奇兵，武安君火照夷陵。（《楚宮行》）
每詩各詠一事，互不關(guān)聯(lián)，各詩旨趣亦大相徑庭，沒有統(tǒng)一的主題。再相比杜甫《詠懷古跡》五首，杜詩雖然并非吟詠相同的歷史故事，但各詩之間的相互脈絡(luò)仍有關(guān)聯(lián)，借古人酒杯澆詩人內(nèi)心塊壘，所以是名副其實的詠史組詩。而司馬光這幾首詩則似隨興而至的讀書札記，詩中僅僅記載歷史故事的始末，發(fā)一些比較空洞的感慨。如第二首：“門下紛紛如市人，雞鳴狗盜亦同塵。一朝失勢賓客落，惟有馮
西入秦?！敝S刺孟嘗君所養(yǎng)之客皆勢利之徒，說明孟嘗君并不善于養(yǎng)士，與王安石《讀孟嘗君傳》的觀點相似。不似文學家所習慣采用的借古諷今的方式，沒有寄托，也沒有隱喻。我們且將詠項羽的那首《戲下歌》與他人幾首相同題材的作品相比，更能體現(xiàn)這種差別來：
勝敗由來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杜牧《題烏江亭》）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蘇轍《虞姬墓》）
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夏日絕句》）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
這些詩依傳統(tǒng)的標準而言，都是詠史詩的佳作。杜牧重新審視楚漢相爭的歷史，認為項羽倘若不因一時之敗逞匹夫之氣，回到江東并非沒有打敗劉邦的機會，強調(diào)“包羞忍恥是男兒”，也即是“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意。一方面對楚漢相爭史提出新的看法，另一方面亦從中歸納出人生哲理。蘇轍的那首，相比而言，名氣不如其他幾首，但也寫得不錯。作者主要分析項羽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剛愎自用，不能重用季布、范增這樣的賢才。結(jié)果落得孤家寡人的地步，只有虞姬與他共存亡，于是無人助他與劉邦作戰(zhàn)。這首詩沒有什么新見，用人當否從來就是古人評價歷史成敗興亡的重要標準，詩人是借項羽失敗的史實重新說明這一道理。李清照的詩完全是借古諷今的寫法，盛贊項羽寧死也不過江，其實是譏諷南宋小朝廷不思進取，偏安一隅。毛澤東主席的《七律》，徹底批判了項羽的莽夫行為，認為當年不該劃“楚河漢界”，留下遺憾。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司馬光的《戲下歌》詩，此詩只是歷數(shù)楚漢相爭之時的重要史實，有鋪敘本事，無所寄托的特點。這種寫法依照文學標準來衡量，顯然不如借古諷今的詠史詩精致有味。這是一種偏重于客觀敘述的寫法，是近似歷史著作的敘述方式。在敘述過程中，作者當然有其傾向，但是作者的主觀傾向與以抒情見長的詠史詩的一般寫法相比，主觀色彩要淡得多。
司馬光在歷史上以德行著稱于世，詩歌中的道德評判明顯具有那一時代的正統(tǒng)色彩，是一種主流價值觀念的體現(xiàn)。
我們將他的詠史詩《田橫墓》與《資治通鑒》記載比較來考察。
昔時南面并稱孤，今日還為絳灌徒。忍死只能添屈辱，偷生不足愛須臾。一朝從殉傾群客，千古生風激懦夫。直使強顏臣漢帝，韓彭未必免同誅。
作者贊揚田橫及其手下的壯士寧死不屈的精神，而認為他即使投降漢帝，也難免與韓信、彭越諸人一樣，被高祖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戮?！锻ㄨb》記載此事甚詳，言漢高祖即帝位之后，即召田橫入朝，對使者說：“田橫來，大者為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痹谶@樣的威逼之下，田橫走投無路，只好趕赴京城。書中寫田橫自殺十分壯烈：
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xiāng)廄置。橫謝使客曰：“人臣見天了，當洗沐?！币蛑沽簦^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了，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菹滤杂娢艺?，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呼！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fā)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余五白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這段文字基本上摘自《史記》有關(guān)田橫的記載。太史公曰：“田橫之高節(jié)，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sup>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態(tài)度與司馬遷相似。詩中抒寫的敬慕之情，與《資治通鑒》流露的情感亦相通。倘若就田橫拒絕高祖招降這件事來看，顯然與王者大一統(tǒng)的原則不相符。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么，作為原先割據(jù)一方的田橫自然應(yīng)該歸附天下的共主劉邦，他恥于降附的理由，也僅僅因為他原先本與漢高帝平起平坐，二人皆南面稱王，而今劉邦卻成為皇帝，自己變?yōu)槌剂耍蚨械角?。這種理由也不能引起人們的敬意。當然，兩司馬贊賞田氏，也并非因為他對皇帝的不敬，而是他恪守信念、視死如歸的精神。
恩格斯曾表示，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過程中，“個人的意志”在互相沖突的條件下也往往形成“一個總的合力”。在封建社會，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君主的個人意志對于歷史的發(fā)展的確產(chǎn)生了巨大的阻礙或促進作用。正因為此，司馬光亦從道德評判德行的角度去評價歷史上的君王們。他大力贊頌?zāi)切┠軌蛞浴暗隆敝螄拿骶?，贊美那些能夠為百姓除憂的賢臣。如《謁三門禹祠》：“信矣禹功美，獨兼人鬼謀。長山忽中斷，巨浸失橫流。跡與天地久，民無魚鱉憂。誰能報盛德，空爾薦醪羞。”在司馬光的視野里，有所作為的圣主或明君，如堯、舜、禹帝，因為他們有益于民，所以才對他們大加表彰。司馬光對那些被蒙蔽誤國的君主也提出批評與諷刺。如《讀漢武帝紀》一詩：“方士陳仙術(shù)，飄飄意不疑。云浮仲山鼎，風降壽宮祠。上藥行當就，殊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贝嗽娂匆詽h武帝為吟詠對象，對其政績進行了評價，譏諷漢武帝迷信神仙之術(shù)，求長生藥，被五利將軍欒大等一群方士所蒙騙，至死不悟。
司馬光之所以持此觀點，是有其哲學思想為基礎(chǔ)的。司馬光深信并發(fā)展了“性善惡混”的觀點，他認為，作為一國之君，只有不斷修正錯誤，勇于納諫，才能夠最終受到人民的愛戴和歷史的垂青。
司馬光的詠史詩中，還較多地流露出了對世事無常的無奈和感慨，朝代興衰的趨勢如此，歷代的英雄人物又何嘗能逃出這一命運呢？他們活著時如同一座座山峰，奇雄突兀，氣勢非凡，然而他們也只能風流一時，最終將消逝于歷史的潮水之中。如《燕谷歌》中“萬古蒼?？帐⑺?，燕臺賢客姓名誰”，《過故洛陽城二首》中“春風不識興亡意，草色年年滿故城……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虎牢關(guān)》中“徒觀爭戰(zhàn)處，今古索然空”。在這里，詩人還從歷史的盛衰興亡和對現(xiàn)實的切身體驗中，悟出了社會人生的哲理，一切朝代的興亡盛衰，英雄的榮辱得失，都在歷史長河中轉(zhuǎn)瞬即逝，歷史的步伐仍然繼續(xù)向前，誰也阻止不了。
讀司馬光的詠史詩如同讀他的史學著作。其中議論性的文字，也多為就事論事的史評之論，沒有過多的寄托。所以，在司馬光詠史詩中，仍然貫穿著一種史家意識，而并非文學家意識，客觀敘述比主觀議論占有較更重要的位置。
以上是從司馬光詩歌的思想方面來探索司馬光詩歌的內(nèi)容特質(zhì)的，即司馬光作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歷史學家，其詩歌與其思想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其詩歌中反映的內(nèi)容與其思想緊密相連，思想中的很多方面在其詩歌中又可以找到相印證之處。此外，司馬光的有些思想又成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內(nèi)容的淵源和依據(jù)，從而使其詩歌呈現(xiàn)出獨有風格和特點，而詩歌中反映的觀點也更加充實了他的各方面的思想，成為其思想的有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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