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是誰？我們是誰？

我是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依我的理解，中文就是中國人使用的文字。在更多情況下，這種語言有另一個稱謂：漢語。這個詞定義了這種語言屬于一個特定的民族：漢族。如果這樣定義，像我這樣的非漢族人，就會遇到民族主義者，又或者那種把文化多樣性作極端化理解的人義正詞嚴地責問，為什么不用母語寫作？你不愛自己的民族？

中國地理版圖內(nèi)生活著五十六個民族，如果你要順利完成與所有人的交流，你就必須使用一種公共語言。所以，我更愿意這樣介紹自己，說我是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中文這個稱謂，我想是意味著，這是多民族國家的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國家語言。

當一種語言成為國家語言，有許多其他語言族群的人們加入進來使用這種語言，并用這種語言進行種種不同功能的書寫時，其他族群的感知與思維方式，和捕捉了這些感知，呈現(xiàn)了這些思維的方式的表達也悄無聲息地進入了這種非母語的語言。于是這種語言——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講是英語，在中國就是中文——因為這些異文化元素的加入，而悄然發(fā)生著改變。被豐富，被注入更多的意義。于是，一種語言就從一個單一族屬的語言變成了多族群多文化共同構(gòu)建的國家語言，甚至有可能像英語一樣，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語言。

其實，對中文來說，這種建構(gòu)是一直在進行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帶來了語言的極大變化。這不止是一些新的詞匯與句法的出現(xiàn)，更重要的隨著這些新詞與句法的進入，這種語言所表達的情感與精神價值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常說，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儒釋道三教合一，那么，佛教這種異文化的加入，首先是通過新的語言建構(gòu)來實現(xiàn)的——語言建構(gòu)在先，精神變化在后。不是中國人都成為了佛教徒，但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精神空間中，都有了佛教的精神氣質(zhì)。

這種多文化建構(gòu)與豐富國家語言的事實也廣泛發(fā)生在民間。我經(jīng)常在邊疆地帶游走，其中最吸引我的因素之一，正是這樣一種意味深長的生機勃勃的語言現(xiàn)實：口音混濁的、詞匯雜糅的語言現(xiàn)實。那其實是一種語言的新的生長。

遺憾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依憑一些落后于時代的意識，評判與描述充滿生機的語言現(xiàn)實，這除了使我們自身陷于言說的蒼白與尷尬外，并無益也無礙于語言本身的豐富與成長。

我常問自己是哪個民族的人。在身份證上，我的族別一欄標注是藏族。我生長在一直就是藏族聚居地的地方，我寫作詩歌、小說、電影，都取材于藏族的歷史或現(xiàn)實生活。所以，我就更該是一個藏族作家了。這種身份，也曾給我一種強烈的歸屬感與自豪感。

但現(xiàn)在，這種情形有所變化。

當下的某些時候，我的身份似乎成為了一個問題，成為了很多人的質(zhì)疑對象。是的，我身上有一半的藏族血統(tǒng)。血緣如此駁雜，但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身份識別系統(tǒng)中，卻只能選擇一個族別。選擇了這一種，就意味著放棄甚至是否認了另外的血緣。而我所選擇的這個民族中，有些血統(tǒng)純粹的人，和我并不知道他們血統(tǒng)是否純粹的人就出來發(fā)動攻擊。他們大致的意思是，作為這個民族的作家，首先應(yīng)該有純粹的血統(tǒng)，其次，在用這個民族的母語進行寫作；否則，就意味背叛。

今天的世界，越來越多的人，都在使用非母語進行交流溝通，也有越來越多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使用同一種語言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墒窃谖宜诘奈幕Z境中，屬于哪個民族，以及用什么語言寫作，竟然越來越成為一個寫作者巨大的困擾，不能不說是一個病態(tài)而奇怪的文化景觀。也正因為此，且不說我寫作的作品達到什么樣的水準，就是這種寫作本身，也具有了一種特別的意義，這就是對于保守與狹隘文化觀的一種堅決的對抗。

今天中國的文化現(xiàn)實，如此豐富與復(fù)雜，但很多時候，中國的知識群體，有意無意間，還在基于簡單的民族立場來面對這種現(xiàn)實，還常?；趯笾趁窭碚摰钠胬斫馀c借用，機械地理解與言說諸如“身份”之類的問題，而少有人去追問這種理論的現(xiàn)實根由與意識形態(tài)背景，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巨變的時代，現(xiàn)實復(fù)雜而豐富，卻很少可以依憑的思想資源，所以，我們一邊前行，一邊得不斷向自己提問：我是誰？我們是誰？

其實，也就是在向所有提問者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文學工作，已然超越了文學本身，而具有了更重要更廣泛的意義。

阿來

（在臺灣大學“全球華文作家論壇”上的演講）